伊恩·哈金（Ian Hacking）CC, FRSC, FBA (born February 18, 1936) 1936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1956年在英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数学与物理学学士学位，1958年在剑桥大学获道德科学学士学位，并先后在剑桥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哈金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82年受聘多伦多大学并执教至今。作为一位依然活跃在西方思想界的优秀哲学家，哈金对西方知识界的影响长达三十年之久，其研究领域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统计推理、社会学、学科史、心理学等等。到目前为止，哈金已经出版了十三本专著和两百多篇文章，可谓是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在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中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凭借着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哈金于200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而且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美思想家。此外，他还致力于在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之间架起桥梁，这突出体现在他在英美哲学的背景下对福柯思想的引申。
伊恩·哈金的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编辑本段回目录
伊恩·哈金（Ian Hacking）这个名字在国内学界或许并不陌生，多年前夏基松先生在《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中就已经对他的实验实在论进行了简评，近两年，国内科哲界也偶尔有人所有涉猎，中央编译出版社还出版过他的《驯服偶然》。但是，这些介绍不仅显得有些零散，而且远没有能够勾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哈金教授的学术贡献进行粗略的介绍，对其学术理论进行一番梳理，以供国内学界参考借鉴。
对于这样一位兴趣广泛、研究庞杂的哲学家，本文的介绍和评论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这不仅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而且会流于表面化。因此，本文把目光限制在科学哲学的范围之内，重点对哈金的实验科学哲学、历史本体论以及推理风格（styles of reasoning）等进行讨论。
一、实验科学哲学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哈金赖以成名的实验科学哲学思想，这方面的代表作是1983年的《表象与介入》（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这部经典。20世纪的科学哲学从起源上讲属于广义的语言哲学，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还是库恩之后的历史主义，很大程度上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理论、命题、语句、意义等语言层面上。“语言学转向”的确改变了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从意识哲学走向了语言哲学，克服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难题，并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格。这本不是坏事，但可惜的是，在面对科学技术的时候，语言学转向就暴露了自身的严重不足。科学从培根的时代开始就已经进入了实验科学阶段，实验取代了理论思辨成为科学的重心，没有实验，我们很难想像当代科学会是怎样一副样子。但语言学转向遮蔽了科学哲学家的眼睛，对语言的迷恋成为哲学家的通病，使得实验以及科学的物质性层面无法进入哲学家的视野。所以，哈金呼吁我们应该从表象走向介入，从理论走向实践，以克服理论优位的（theory-dominated）哲学观，这就是哈金这本经典著作的主旨。许多人都把这本书置于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大背景下来加以理解，这没什么不对，但却不足以体现它的真正价值。
《表象与介入》分为表象与介入两个部分。在表象部分，哈金围绕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分别讨论了斯马特（J.J.C.Smart）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的实在论，孔德、马赫以及范·弗拉森的实证主义，从皮尔士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提出的不可通约性问题，普特南的“意义”的意义及其内在实在论，以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哈金看来，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耗尽了哲学家们的精力，但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科学哲学家们如果只停留在理论、表象和语言的层面上，那么这场争论不可能得到最终的解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表象转入物质性介入，从理论转入科学实践，以期在实验的层面上结束这场论辩。[1]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的是介入，哈金在这一部分里通过大量的案例对实验、观察、模型、计算、测量等活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以往的科学哲学在看待理论与实验的关系问题上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内格尔认为“实验规律有自己的生命”，实验数据独立于科学理论，理论的构成要以实验表象为基础，这是一种经验主义态度；第二种态度是汉森的，他提出所有的观察都是理论负载的，这是一种理论整体论的态度。但在哈金看来，这两种态度都不对。实验并非仅仅是得出数据，从而为提出理论做准备，因为实验并非仅仅是观察，它总是涉及到各种技能、能知（know-how）等等。理论整体论的态度也不对，因为许多实验并没有理论的指导，完全是先于理论的，比如赫歇尔对辐射热的观察就是如此。更进一步说，理论与实验的传统二分法也有失公允，因为理论有各个层次，而实验当中又有建模、近似等各种各样的操作活动。哈金在一篇讨论实验室科学的文章中甚至提出实验室科学有十五种不同的成分，可大致分为“思想”、“物”和“记号”（marks）三个大类。[2]无论如何，哈金的意思是清楚的，我们不能依据理论来对实验进行评判，因为“实验有自己的生命”。现象并不是上帝写下来等着人们去发现的，而是科学家积极建构的结果。以霍尔效应为例，如果没有适当的设备，如果没有精心设计的实验条件，那么它就不可能出现。实验室条件、科学家的物质性介入是霍尔效应的前提条件，所以哈金提出了“创造现象 ”（creation of phenomena）的口号。
哈金最后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实验实在论”，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你能发射，那么它们（指电子）就是实在的”。这是哈金从实验和介入的层面对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所作的回应。但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必须把哈金置于当代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广阔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在哈金之前，科学哲学界很少有人对实验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但社会建构论，特别是拉图尔和塞蒂娜等人的实验室研究，以及皮克林提出的实践的绞合（mangle of practice），乃至劳斯进一步推进的实践哲学，无不把哈金对实验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在科学论从理论转向物质性实践，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过程中，哈金的实验哲学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历史本体论
20世纪的哲学出现了一股历史化的潮流，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库恩的科学哲学乃至当代的社会建构论等等无不一反传统哲学的先验倾向，走向经验，走向历史化和情境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哈金也不例外，他从福柯那里积极寻找灵感，试图以历史的角度展开对人的分析，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探讨。在他那里，无论是对统计学史的研究，还是对多重人格、疯狂以及儿童身份的考古学探讨，无不可以纳入到历史本体论的范畴。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到了“历史本体论”（historical ontology）这个概念。在福柯看来，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需要回答不断增加的一连串问题：即我们怎样被建构成我们自己的知识主体？我们怎样被建构成操作或服从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怎样被建构成我们自己的行为的道德主体？[3]换言之，福柯的意图在于把康德的先验哲学历史化，找到我们在特定时代成为人的先天历史条件。也就是说，这些条件一方面是历史的、具体的，正如福柯对疯狂、监狱和性的考察一样，另一方面又是先天的，因为它们规定了我们现在的境况，我们行为的可能性等等。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历史本体论这个词就不会显得那么奇怪了。从传统上说，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研究，因此与历史和时间无关，是非历史的。但经过福柯的转换，它就有了历史的味道，我们作为人本身的存在并非是先验的，而是历史建构的产物，考古学和谱系学的目的正在于发掘出建构的历史条件。这也许就是历史本体论的初衷。
哈金从福柯那里借用了这个词，而且公开把福柯作为自己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但在此过程中，哈金也对福柯进行了改造。福柯关注的主要是“我们”是如何建构我们自己的，而哈金对此作了拓展，试图检验建构的所有形式，而不仅限于作为主体和客体的“我们”。因此，哈金的历史本体论研究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概率以及统计推理是如何出现——《概率的突现》（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1975）；偶然是如何得到驯服的，是如何成为预测和控制的工具的——《驯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1990）；虐待儿童现象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成为判断的工具的，是如何成为干涉和管制家庭的理由的——《重写灵魂》（Rewriting the Soul, 1995）；短暂性精神病是如何突然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消失的，是如何建立新的表达痛苦的方式的——《疯狂的游客》（Mad Travelers, 1998）。这些庞杂的经验研究意在表明，各种各样的概念、实践和制度是如何构成人类选择和行动之可能性空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如何构造人的（making up people）。[4]
以统计学为例，我们可以看看哈金是如何展开对人的构造的探讨的。概率这个概念及其相关思想并非古已有之，在决定论一统天下的时代，偶然和概率不可能占据核心地位。现代概率的思想出现在莱布尼兹那里，虽然他对偶然一无所知，但在概率度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逻辑学。[5]1820年前后，西方社会出现了数字的雪崩，官方文件中到处充斥着有关疾病、自杀、犯罪、疾病等问题的数据。这些分类和点查一方面是决定论遭到侵蚀，偶然得到重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驯服和控制偶然的过程。在决定论之后，世界不是变得更加偶然了，而是借助于统计学变得越来越有规律了，这就是对偶然的驯服。[6]但分类、点查并非仅仅是在对人进行客观的描述，它们同时是一个构造人的过程。统计、点查需要对人群进行分门别类，分类是一种定义的过程，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人，对自己所归属的类的理解同时规定着他的自我理解和行为方式。哈金认为自己是一位动态唯名论者：一类人（比如多重人格）是在发明这个类的同时才存在的。无论是统计学、医学还是心理学，它们的概念以及对人的理解、分类同时是一个构造人的过程，而不是对人的消极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哈金算得上是一个福柯主义者。
三、世界的重构与人的构造
前面两个部分其实分别谈的是哈金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态度。哈金对实验科学的研究虽然从表象走向了介入，并且谈到了“现象的创造”，但就自然科学而言，哈金并非是一位唯名论者，而是一位实验实在论者。另一方面，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哈金自称是动态唯名论者。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哈金看来，自然科学也在创造现象，比如前面谈到的霍尔效应。自然科学家当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运用特定的设备和技能去创造现象的。然而，自然科学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是历史性构成的。“我依然坚持认为，物理科学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创造的，并且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就没有理由问它们为什么不应持续存在下去，除非人类发生了退步。”[7]也就是说，关于现象的理论、思维框架可以改变，但现象依然是现象，这一点不容置疑。所以，就自然科学的对象而言，哈金所持的立场是实验实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哈金不仅对库恩的历史化企图进行了批评，也与当代的社会建构论者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很不相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与研究所采用的范畴（比如前面提到的精神病）之间有明显的互动作用。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所归属的类别进行自我理解，而且这样的类别规定了行动的可能性范围。因此，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构成的，并且随着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迁。总之，“自然科学的对象是静止的，而社会科学的对象因为有循环效应所以是变动的”。[8]这样，哈金在解释学传统的“理解”与“说明”之外给出了自己的新的划分依据。自然科学重构世界（remake the world），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构造人（make up people）。
从上面简短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哈金从本体论上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分开来了。自然科学的对象不在历史本体论的范围之内，因为它们的实验设备和实验现象一旦由科学家制造出来之后就变得永恒了，与历史情境无关。这含蓄地批判了七十年代之后的社会建构论思潮，因为建构论者试图把自然科学的实体历史化、社会化，从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差异。但哈金的做法也并非没有问题，劳斯在《知识与权力》中就对哈金提出了两点批评。第一，实验科学的现象要比哈金认为的更具历史可变性。如果人们没有获得特定的技能、设备等等，现象是无法创造出来的，这些要素并非是简单积累起来的，因为技能会缺失，设备会改变，研究兴趣会转移。因此，自然科学的对象并非是去情境化的（decontextualized）。第二，人文科学也存在类似于哈金的实验实在论这样的东西。比如就人的身体而言，哈金可能也是个实在论者，因为你无法构造它，而就电子的描述而言，哈金也持反实在论的立场。所以在劳斯看来，哈金混淆了实体层面与对实体的描述层面，动态唯名论在自然科学中也是适用的。[9]但也许哈金的做法不无道理，社会建构论那种把自然科学彻底历史化和社会化的做法确实有问题，为了避免太过激进，哈金选择了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别对待的做法，虽然区分的方式不见得完美。
四、推理风格
众所周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科学哲学制造了合理性危机，相对主义由此成为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乃至于当代的“科学大战”，很大程度上都是有关相对主义的争论。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确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对此应该如何作出解释呢？一方面，辉格式的历史编纂学的确有问题；另一方面，库恩等人对科学史的解读又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为此，哈金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推理风格”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就是明证。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对此进行简要的探讨。
“ 推理风格”这个词是对科学史家克龙比（A.C.Crombie）提出的“科学思维风格”（style of scientific thinking）的借用和改造。克龙比在《欧洲传统中的科学思维风格》中认为，在欧洲科学的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六种科学思维风格，分别是希腊数学所代表的简单假设方法；实验的运用；类推模型的构造；比较和分类法；统计分析和概率演算；遗传发展的历史起源。但在哈金看来，思维这个词主观的味道太浓，所以用“推理”取而代之。在科学的发展史上，推理风格各有不同。古希腊推崇欧几里德的推理方式，17世纪的思想家们推崇实验方法，而现代社会科学则广泛使用统计方法。那么，推理风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无论是库恩的范式还是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关心的都是命题的真。但推理风格与此不同，它关注的是命题的真假性（truth or falsehood）。“命题p的意义——它指向真或假的方式——取决于与p相适应的推理风格。”[10]也就是说，一个推理风格代表着一个真假可能性的空间，一个命题在风格a中也许有真假，但在风格b中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无法确定其真值，我们既不能说它真，也不能说它假。比如，统计方法这种推理风格在古希腊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古希腊的推理风格中，统计学命题不是真假的候选项。那么，成为一种推理风格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在哈金看来，引入新鲜之物是风格之为风格的必要条件，这些东西包括：对象，证据，语句或成为真假候选项的新方式，规律，以及可能性。[11]因此，只有当一个风格开创了一个本体论、认识论的新空间时，只有当它给出了一种新的推理范式时，才能称之为风格。推理风格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自我确证”（self-authenticating）。自我确证意味着，我们只有运用某种推理风格才能确定一个语句为真，但这类语句只有在此风格中才能成为真假的候选项，因此风格是免于反驳的，这显然有循环的味道。风格本身成为客观性的标准，我们无法在风格之外寻找客观推理的方式，或者寻找一个语句之为真假的条件，因为语句的真假性取决于推理风格本身。
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或者更广义地说在人类知识的发展历史当中，出现过无数的推理风格，克龙比列举的风格仅限于欧洲科学发展史。有些推理风格失落了，被新的风格取而代之。这样，哈金就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解释推理风格的兴起和衰落；第二，如何看待不同推理风格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哈金认为，每种风格的形成都是微观社会互动的结果，我们无法给出连贯的、因果性的解释，这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同样，风格的衰落也是如此。风格之间的此起彼伏完全是偶然的，无论是内部解释还是外部解释都不可信。所以，与福柯拒绝解释知识型的衰落一样，哈金也拒绝解释推理风格的兴衰。第二个问题更棘手，既然推理风格是自我确证的，那么相对主义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推理风格之间没有比较的标准，一个语句在风格a中为真，当在风格b中却没有真假性。在哈金看来，这里不会出现相对主义，因为推理风格的意思不是说语句的真假相对于推理风格，不是说一个语句在一个风格中为真，但在另一个风格中为假，而是说语句只有在特定的风格中才有为真或为假的可能性。这样，知识论的相对主义就是可以避免的，“推理风格的存在不会直接导致相对主义”。[12]从另一个角度说，推理风格并非是不可通约的，相互之间也不是不可翻译的。你能够完整地学到炼金术的经验知识，但这不是一个翻译的过程，而是掌握其他推理方式的过程，掌握在其他推理风格中有真假性的东西。因此，推理风格与不可通约性、翻译的不确定性等论题无关，前者关注的是真假的可能性空间，而后者关注的是真。
哈金对推理风格的阐释，以及对科学发展史的阐释，表面上似乎规避了相对主义。但细想起来，这依然是弱化的相对主义。他的策略是把客观性、真假性等置于推理风格的内部，从而避开了任何外部的比较，因为任何外部的比较如果不处于特定的推理风格内部，就是没有意义的。卢克斯（Lukes）和霍里斯（Hollis）在编辑《合理性与相对主义》这本文集的时候是按照相对主义的程度大小排序的，哈金的文章“语言、真理与理性”被放在第二位，紧随巴恩斯和布鲁尔之后，这样做也许不无道理。
五、简短的结语
本文对哈金的实验科学哲学、历史本体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以及推理风格等重要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挂一漏万的介绍和评论，并指出了其实验哲学对于当代科学论有着重要意义，它的历史本体论是如何借鉴并发展福柯的思想的，以及推理风格是如何规避相对主义的。当然，这些简要的讨论远没有勾画出一幅完整的肖像，仅突出了哈金思想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部分，本文只希望能够给国内学界提供一些参考，以便从中发掘出有价值的养分。
注 释
[1]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1.
[2] Ian Hacking, The Self-Vindication of the Laboratory Sciences, in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Andrew Pickering (ed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29-65.
[3]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载于《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三联书店， 1998年，第440页。
[4]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
[5] Ian Hacking,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5.
[6] 伊恩·哈金：《驯服偶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7]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4.
[8] 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8.
[9]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4－217页。
[10] I. 哈金：“语言、真值和理由”，《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第1页。译文略有改动。
[11]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9-90.
[12]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2.
主要著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Hacking'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languages.
The Logic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 (1965)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1975)
Why Does Language Matter to Philosophy? (1975)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1983)
The Taming of Chance (1990)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90)
Rewriting the Soul: Multiple Personality and the Sciences of Memory (1995)
Mad Travellers: Reflections on the Reality of Transient Mental Illness (1998)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and Inductive Logic (2001)
Historical Ontology (2002)
试论哈金的实体实在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On Entity Realism of Ian Hacking）
作者：成素梅
摘要:
哈金是实验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有两种形式：理论与实验。与此相对应，科学实在论也有两种形式，一是关于理论的实在论；二是关于实体的实在论。前者是为了说出世界的真相，与科学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因而是负载有价值的，很容易受到各种反实在论的批判；而后者是为了改造世界，是对世界的干预。当科学家种用理论实体制造出仪器，并测量到新的现象时，这个实体就成为一种工具，因而是存在的。本文考察了哈金的这种解构理论实在论和建构实体实在论的思维脉络，并剖析了他的实体实在论所带来的启迪与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哈金，理论实在论，实体实在论
正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实在论立场的有影响的论证策略有三：一是 “奇迹”论证与“逼真”论证。这条进路是借助科学成功的事实来论证科学理论是对客观实在的真理性描述的观点；二是“操作”论证或“实验”论证。这条进路是把对科学的实在论解释，限定为只是对理论实体的实在性作出恰当的说明，而不承诺提出这些实体的理论的真理性。或者说，只相信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实际“操作”过的理论实体的本体性，但是，不一定确信描述理论实体的理论是正确的；三是“语境论”的论证。这条进路是试图根据当代科学提供的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科学进行实在论的解释，这条进路目前仍处于探索之中。后面的论证策略依次是在克服前面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且实在论立场越来越弱化。其中，第二种论证是由加拿大科学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在1983年首次出版并被多次再版的《表征与干预》一书中提出的。[1] 这种实在论通常被称之为“实体实在论”。这种实在论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它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启迪？自身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这是每一位科学实在论者所关注的焦点，也是本文的意旨所在。
一、解构关于理论的实在论
不管科学哲学家理解科学的立场有多么的复杂而多元，对科学进行实在论的解释是每一位科学家必然要坚持的本能立场。在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这种立场通过强本体论的假设体现出来，即，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科学理论所描述的东西是对自然界的真理性认识。但是，随着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的产生，当科学家的研究视野推进到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时，他们开始比其前辈更加关注哲学问题。当他们基于科学实践批判以强本体论立场为基础的经典实在论的狭隘性时，关于科学理论的实在性问题，特别是由科学理论假定的电子和光子等理论实体的本体性问题的讨论，变得重要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尽管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反实在论者，但是，却成为认识论意义上的非实在论者，甚至是反实在论者。他们的言论与观点直接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生。科学实在论是科学哲学家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非实在论立场和非理性主义的反实在论立场时诞生的。
哈金把科学实在论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关于理论的实在论；二是关于实体的实在论。理论实在论认为，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是真的，或近似于真的，或比前面的理论更接近于真理；关于理论的反实在论否认这一点，认为科学理论充其量是有根据的、适当的、好用的、可接受的，但却是难以置信的。实体实在论认为，一个好的理论实体确实是存在的；关于实体的反实在论否认这一点，认为理论实体是虚构的、是逻辑的建构，或者，是关于世界推理的某种智力工具。哈金认为，在这两类实在论当中，还能区分出其它不同的立场，比如，有些科学哲学家可能既是关于理论的实在论者，也是关于实体的实在者；有些则只是关于理论的实在论者；他自己则只是关于实体的实在论者。哈金为了论证“实体实在论”的基本立场，首先必须解构“理论实在论”。
哈金把哲学史上现存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战争，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其一，殖民战争（colonial war）。科学实在论者说，电子、介子和µ介子像“我们的”猴子和肉丸子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知道关于每一类事物的某些真理，也能发现更多的真理。反实在论不同意这一点。在从孔德（A.Comte）到范·弗拉森（B.van Fraassen）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中，猴子和肉丸子的现象学的行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当谈到的µ介子时，认为它至多是用来预言和控制的智力建构。关于µ介子的反实在论者，可能是关于肉丸子的实在论者。哈金之所以把这场战争称之为殖民战争，是因为一方是试图开拓新的领域，并把这些领域称之为是实在，而另一方则反对这样的富于幻想的领土扩张主义。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战争，通常是指传统实在论的扩张主义与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之间的战争。
其二，内部战争（civil war）。这主要是指近代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比如说，在洛克（J.Locke）和贝克莱（G. Berkeley）之间的争论，就属于内战的形式。唯物主义者洛克认为，许多熟悉的实体是独立于心理变化而存在的：即使没有人类思想，猴子也是存在的。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认为，任何物质者是依赖于心灵而存在的。这种争论主要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从人类认识的来源方面讨论问题的。
其三，全面战争（total war）。这场战争主要是当代的产物。可能开始于康德（I.Kant）。康德不承认有内部战争的假设。他从二元论的立场了出发认为，物质事件与精神事件虽然是有区别的，但是，都是同样是确定的，只是发生的形式不同。物质事件是在时空中发生的，是“外在的”；精神事件的发生只有时间但不占有空间，是“内在的”。波义德认为，在当代科学哲学中，普特南（H.Putnam）改变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战争形式。他开始是以殖民战争的形式论证科学实在论，主要关注指称的问题。后来，他改变了论证的立场，像康德那样进入了全面战争，转向关注真理问题，并像许多近代哲学家一样，围绕真理观阐述自己的哲学。
哈金重点对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进行了评析并与康德的观点作了对比之后总结说，一方面，他不同意普特南把“客体”理解为是依赖于概念框架而存在的观点；另一方面，按照这种科学实在论的观点，根本没有关于世界的正确的终极的表征（representation）概念，这种观点有可能把科学实在论的论证推向其反面。哈金认为，无论如何，不论是科学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就像17世纪的认识论一样，只关注作为表征自然界的知识。如果理论与观察之间有明显的区分，我们也许还能把观察到的东西看成是真的，把用来表征的理论看成是观念。但是，当科学哲学家教导我们说“观察负载理论”时，我们还完全把目光锁定在表征方面，就会导致各种版本的反实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的科学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知识论的专家。但是，问题不是由作为表征世界的知识观引起的，而是源于以牺牲干预（intervention）、行动和实验为代价，专注于表征、思考和理论，或者说，当前关于理论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来源于只重视对理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这些哲学家喜欢的不是无趣的观察和认知科学中的数学建模，而是对真理的先验幻想，对表征与实在关系的单纯追问。
哈金认为，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表征与实在”这两个概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在只是人类学事实的副产品，更谨慎地说，实在概念是关于人类的事实的副产品”。[2]“表征”是外在的和公共的，它们是最简单的墙上的一个草图，或者，延伸到关于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和万有引力的精致理论。科学哲学中的“表征”概念，是指一个理论，而不是指单个语句，表征是与图像联系在一起的。图像论最早是由物理学家赫兹（E.Mach）于1894年出版的《力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通常认为，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1918在《逻辑哲学导论》中阐述的意义的图像理论来源于赫兹。实际上是对赫兹图像论的误解。塞拉斯（W.S. Sellars）和范·弗拉森也都提到了图像论。赫兹阐述了关于力学的三种图像：即，对运动物体的知识的三种不同表征方式或三种不同表征系统。当有了不同的方式或理论表征同样的事实或实在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当我们需要在不同表征理论之间作出选择时，选择标准的确定成为关键性因素。科学本身不得不产生出判断什么是好的表征的选择标准。这些价值起码包括有可预言性、说明性、简单性、富有成效性，等等。尽管物理学家从不怀疑关于实在的正确表征。问题在于，什么是对世界的正确表征呢？根据已有的价值标准很难作出唯一的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哈金引用一句格言说，当事情有一个终极真理时，那么，我们所说的是简明扼要的，它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这不是一个表征的问题。像物理学那样，当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的表征时，事情就没有一个终极真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急于通过努力理解表征的本性来击败对方。实际上，双方没有任何差别。按照哈金的观点，近代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有两个目标：理论与实验。理论是试图说出世界的真相；实验和技术则是改变世界。这样，我们既在表征又在干预。我们进行表征的目的是为了干预，并且，我们是根据表征来干预的。当前，关于科学实在论的大多数争论都只是集中在理论、表征和真理方面。这些讨论是有启发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难以处理的形而上学纠缠在一起。因此，关于赞成或反对实在论的论证，在表征的层次上，是不会有结果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这些论证是建立在追踪人类文明进程，即，“表征”实在的知识图像的基础之上的。
哈金强调说，当我们从理论、表征和真理的层面转向介入、实验和实体时，就会很少给反实在论留下把柄。哲学中的仲裁者不是我们如何思考，而是我们做了什么。这正是哈金为什么从表征转向介入的原因所在。经过这样的分析，哈金最终解构了关于理论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转而立足于实验过程来论证关于实体的实在论立场。他认为，关于“实在”的观念也许有两种相当不同的神秘起源。一种是表征的实在；另一种是与我们产生相互影响的那些东西的观念。哈金把能够用来介入到世界产生了影响的东西算作是真的。哈金认为，直到近代科学的兴起，作为表征的实在与作为干预的实在才开始融合在一起的。自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一直是把表征与干预结合起来的一项事业。然而，科学哲学却总是讨论实在的理论与表征，很少关注实验、技术或用来改变世界的知识。现在到了哲学追溯我们自己过去的三个世纪的时候了。
三、建构关于实体的实在论
哈金认为，在当代科学哲学中，自然科学史几乎总是被写成了理论史，科学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理论哲学家，摒弃了理论诞生前后存在的观察和实验。这是不正常的。为此，哈金提出的名言是“实验有自己的生命力”。从已有的物理学实验与化学实验来看，关于实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强弱不同的两种版本：弱的观点只认为，在你实施一个实验之前，你一定拥有关于自然界和仪器的某些想法，完全无意识地干预自然界是一无所获的，或者说，没有想法的实验根本不是实验；强的观点是认为，只有当你检验关于所关注的现象的理论时，你的实验才有意义。哈金怀疑前一种观点，强烈反对后一种观点。在他看来，不仅在理论与实验之间有许多不同层次与不同类型的关系，很难用一种陈述做出概括，而且，用理论与实验的术语提出的问题是一种误导，因为这种提法把理论看成是相当统一的一类问题，实验是另一类问题。实际上，理论与实验都是多样的，还有一个与它们相关的重要范畴是发明。热力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由实践发明导向理论分析的历史。
于是，哈金讨论了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哲学史上，关于观察、观察陈述和可观察性的讨论是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在此之前，观察并不是核心问题。“观察”这个术语是由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的，培根所讲的观察通常与仪器的使用联系在一起。逻辑经验主义与现象学使“看”这个概念发生了转变。在科学哲学中，关于一般的观察事实在哲学界有两种误解：一是奎因所说的语义上升（semantic ascent）；二是理论支配实验。前者并不是谈论事物或不是讨论观察，而是讨论我们谈论事物的方式或讨论观察陈述——用来报告观察的语言表达；后者是说，任何一个观察陈述都是负载有理论的——根本没有任何观察是先于理论的。然而，哈金认为，观察作为证据的第一来源，总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一个精致的实验来说，观察更加重要。但是，观察是一种技巧，能够通过训练与实践得以改进。在科学史上，存在着没有理论假设的观察。观察是“看”，不是“说”。有经验的实验者知道实验数据的意义所在。把实验理解为事实性陈述、观察报告和实验结果，会忽略实验科学中发生的事情，实验并不是观察陈述或报告，而是动手操作。实验科学哲学不可能允许理论统治的哲学使得观察概念成为不可信的。
哈金认为，实验工作为科学实在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不是因为我们检验了关于实体的假设，而是因为实验者经常操作原则上不可能被“观察到”的实体来产生新的现象和研究自然界的其它方面。在这里，这些实体是操作的工具，而不是思考的工具。哈金以电子为例阐明了理论实体如何会成为实验的实体，或者说，实验者的实体。哈金指出，当我们刚发现一个实体时，通常觉得我们可能首先是检验这个实体存在的假设，这并不是固定的程序。当汤姆逊（J.J.Tomson）于1897年意识到他认为的“粒子”是从热阴极放射出来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测量这些带负电的粒子的质量。他对电子的电荷进行了大概的估计，并测量了荷质比。他也获得了大约正确的质量。密立根（R. A.Millikan）根据他的某些思路于1908年确定了电子的电荷。从一开始，物理学家就没有检验电子的存在性，而是与电子进行相互作用。我们对电子的因果效力越理解，就越能制造出很好地理解自然界的其它效应的仪器。当我们能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用电子来操作自然界的其它方面时，电子不再是某种假设的实体，或者说，不再是被推断出来的实体，而是从理论实体变成了实验的实体。
绝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关于他们使用的理论实体的实在论者，然而，他们不是必须如此。当密立根测量电子的电荷时，很少怀疑电子的实在性，但是，在他发现电子之前，他对自己将要发现的电子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甚至他一直不相信电荷有最小单元。关于一个实体的实验不会使你相信它是存在的。只有当你为了做其它方面的实验来操作一个实体时，你才需要相信它是存在的。这不是说，因为你用电子做实验，使你不可能怀疑电子的存在，而是说，你通过理解电子的某些因果性关系，努力建造一个更精致的仪器，能够使你把电子与你想要的方式联系起来看到将会发生的其它现象。一旦你有了一个正确的实验观念，你就会进一步大概知道，如何努力建造一个仪器，因为你知道，所获得的电子能表现出如此的行为。这样，电子不再是组织我们的思想或拯救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一种方式，而是在自然界的另外一个领域创造了现象。电子成为了工具。
因此，哈金认为，在关于实体的实在论与关于理论的实在论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实验上的对比。假设我们说，理论实在论相信，科学的目的在于获得真的理论。很少有实验者会否认这一点，只有哲学家会对此产生怀疑。然后，获得真理性的理论指向具有不确定的未来。获得一束电子是运用当前的电子。如果关于理论的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目标的学说，那么，这种学说是负载有某种价值的。如果关于实体的实在论是瞄准了下一周的电子，那么，这种学说在价值之间更加中立。对于实验者来说，关于实体的科学实在论者与关于理论的实在论者是完全不同的。这表明，当我们从理想的理论转向当前的理论时，可以确定属于电子的各种特性，但是，实验者可能会不知道表达这些特性的不同理论或模型。甚至是同一个研究小组的成员，当他们分别从事同一个庞大实验的不同部分的工作时，他们可能对电子给出不同的和相互不一致的说明。这是因为不同部分的实验使电子具有了不同的用途。一个模型有利于电子的计算，却不利于其它方面。有时，一个实验小组会选择一位拥有相当不同理论视角的成员加入进来，仅仅是为了有一位成员能解决实验问题。
所以，哈金再一次强调说，存在着包括了电子的许多理论、模型、近似值、图像、形式、方法等，但是，没有理由假设，它们之间的交叉部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也没有理由认为，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是包含了小组成员所相信的所有理论的重叠部分。即使有许多共享的信念，也没有理由假设，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东西值得称之为一个理论。在同一个研究所，具有相似目标的人组成一个研究梯队，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确实有某些共同的理论基础，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是一种社会学的事实，不是科学实在论的基础。许多关于理论的科学实在论的学说是关于我们可能达到的理想目标的学说。这样的实在论需要接受某些信念和希望。关于实体的实在论不需要有这样的前提，它来自我们当前所做的事情。所以，对实在论的这种实验论证，不是从我们的科学成功推断出电子的实在性，也不是因为我们制造仪器，然后，检验了电子存在的假设，这种时间顺序是错误的，而是因为我们利用电子设计出新的仪器，产生了我们希望研究的其它现象。
哈金进一步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相信电子，是因为我们预言了仪器是如何运行的，这也是一种误导。 比如说，我们有许多关于如何制备极化电子的一般想法。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建造了一个模型，却不能运行。我们排除了无数的程序缺陷。通常，我们不得不尝试其它方法。调试不是从理论上说明或预言错在哪里的问题，它是在某种程度上从仪器中排除“噪音”的问题。尽管这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噪音”通常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事件都能用理论来理解。仪器必须能够从物理上分离出我们希望使用的实体的特性，然后，以这种方式获得其它效应。当我们充分地理解了电子的因果特性，并根据这种理解经常能够设置和建造出新的仪器时，我们完全相信电子的实在性。
为此，哈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从哲学史上得到教训是思考实践，而不是思考理论。这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在进行实验室的跟踪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确实存在着人类未知的无数实体和过程。也许，有许多实体和过程我们原则上根本不可能认识。实在大于我们。对假定的实在或推断出的实在来说，最好的证据类型是我们能够开始测量它，或相反，理解它的因果效力。依次，我们有这种理解的最好证据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够利用各种因果关系建造相当可靠的仪器。因此，关于实体的科学实在论的最好证明是工程，而不是理论化。哈金明确地指出，他对科学的反实在论的攻击，类似于马克思对同时代的唯心主义的攻击。他们俩人都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选世界。哈金强调说，他正是因为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亲眼看到了电子和正电子的发射实验之后，才产生了前面提出的两种实在论的想法。
三、启迪与问题
哈金从实验的视角为科学实在论提供的辩护，无疑，开阔了我们的理论视野，有助于把科学哲学的研究从过分集中于理论，转向对实验过程的关注。现在，这种“实体实在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哲学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与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越来越超越理论的作用，更多地强调实验和科学实践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我们可以把哈金的论证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1）操作能产生带给我们新感知的认知改变；（2）我们能够像使用可观察的宏观实体那样，运用微观实体进行实验；（3）各种仪器对相同观察结果的趋同现象，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观察结果是真实的，而不是任何特殊仪器的人工制品；（4）只有当我们在实际操作一个实体时，才能真正证明它是存在的；（5）实体的存在是现时的，而不是未来的假设，所以，实体的“现存性”使得科学实在论成为正确的选择；（6）对实体的理解和定义是可变的，但是，科学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是相同的。正如普特南所认为的那样，理论实体的意义是所有概念的矢量，每个概念只指称实体定义的一个部分，尽管我们对实体的理解可能是可变的，甚至是可以被加以修改的，但是，实体本身却是不变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从整体上理解了它。
哈金的论证思路是，（1）当且仅当我们能够运用作用于世界的某种实体时，我们才有资格相信，这个理论实体是真实的；（2）我们能够运用某些理论实体（例如，电子）作用于世界；（3）因此，我们有资格相信，这些理论实体是真正存在的。或者说，假设存在着实体U，如果我们运用U 做实验E，然后，产生现象P 。我们就拥有了U 存在的强有力的证据。所以，对P 的最佳说明是，我们确实操作了U ，并且U 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哈金的这种操作论证对于巩固与加强科学实在论有地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自身的困难。
首先，哈金对实在论的论证是建立在具体案例的基础之上的。他所辩护的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实在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在论。因为这种论证方式需要对每一种实验方法、工具和假设进行考察。如果哪一种理论实体能使科学家运用它的假设作为工具进行实验，那么，这个假设就是真的，否则，这个理论实体就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已。这种观点意味着，人们可能是关于电子的实在论者，但不是关于夸克的实在论者；可能是关于DNA的实在论者，但不是关于物种的实在论者。哈金自己也承认，当把他的论证运用到天体物理学的客体时，他是关于黑洞的反实在论者。[3]
其次，哈金的“运用”一词的意义是不清楚的或含糊的，可能被解释为是一种积极的“操作或控制”， 也可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被动的“使用或利用” 。 事实上，如何运用一个理论实体作为一种工具，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辩护。而这种辩护是相当复杂的。此外，哈金的观点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他不允许实验实在论者拥有关于实体的任何知识。“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为实验者所提供的关于理论实体的信念，并没有得到辩护。”[4]
第三，在许多成熟的科学中，实验操作要借助于复杂的仪器来进行。可是，一方面，技术装置的设计和实验程序的安排离不可实验者的理论信念。另一方面，仪器的结构已经包含了其它理论所假定的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正如普特南所说的，哈金的论证并没有说明，在实验中，理论实体的存在陈述意味着什么。他不过是随便借用了存在陈述，好象这种陈述不受任何观念的影响。在当代物理学中，理论实体很难从物理学理论中分离出来。
此外，哈金把科学实在论辩护一种实体实在论，只是基于实用的基础，但是，他怀疑科学定律。这也是哈金在1990年之后的作品中把焦点从物理学转向心理学的原因所在。“实体实在论”也被称之为“工具实在论”或“实验实在论”。当许多哲学家承认实体实在论的在直觉意义上的吸引力时，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一方面，哈金所论证的“实体实在论”约束太多，它忽略了那些还不能用来操作的可观察的实体；另一方面，它又太不受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表面上成功的操作案例，可能证明是一种假象。
然而，尽管如此，哈金阐述的实体实在论的观点，奠定了实验哲学和测量哲学兴起的基础，推进了科学哲学家关于理论实体的本体性地位的思考以及对科学实践的重视。
原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第1期
[1]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1987.
[2]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1987, p.131.
[3]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1987, p.275.
[4] David B. Resnik, Hacking’s Experimental Re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 edited by Martin Curd, J.A.Cover, W.W.Norton & Company, Inc., 1998,p.1169-1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