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科学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虽然SSK派系分化且观点不尽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张：科学知识的内容不是对自然界的描述，而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因而SSK又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爱丁堡学派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代表性的学派。
70年代初英国 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比系级建制略低的单位“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成员主要包括巴恩斯（Barry Barnes）、布鲁尔(David Bloor)、沙宾(Steven Shapin)和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理论家主要是巴恩斯和布鲁尔，他们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其他人则在此纲领下做大量具体的案例研究，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既引起学界的不断赞赏也引起学界的愤怒声讨。他们的研究总体上属于科学之社会（学）研究，他们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区别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外界称英国这个小组的科学社会学工作为“爱丁堡学派”。此学派的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代表著作主要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建构夸克》、《利维坦与气泵》等，重要论文有“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等。
最能代表爱丁堡学派SSK观点的著作是布鲁尔所著《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初版，1991年再版（增加了一篇很长的答辩“后记”）。整部书除了关于数学和逻辑的一些具体研究外，基本上是自问自答式的方法论性的论战。作者首先对当时社会学家不敢碰科学知识本身的谨慎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91. pp.3）当时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而后者超出了探索范围，社会学家不能碰这个禁区。而布鲁尔认为这种心甘情愿限制自己研究范围的做法本身有违科学本性，是不彻底的社会学研究。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而以前社会学家把本来可以研究的领地让给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知识社会学本来完全可以强有力地深入到哲学家们枣这些人一直堂而皇之地把界定知识的本性作为自己的任务枣现在所占据的领域。实际上，社会学家心悦诚服并急不可耐地把他们对科学的关注局限在对科学的制度框架和外部因素上面。这种做法并未触及被如此创造出来的科学知识的本性。”布鲁尔此处批评的是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过分保守，只从宏观尺度外在地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敢从社会学角度直接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即科学的内容。这种批评对默顿学派应该说是恰当的。时至今日，默顿派的工作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分层、科学的社会影响，科学的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本戴维（算半个默顿派）甚至也曾反对社会学越界，但他马上又承认了SSK的作用。最近一个默顿派弟子声称，默顿派的方法并未排斥SSK工作的可能性，更有甚者，扬言默顿早就做了SSK所做的工作。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作为默顿派正宗传人之一的科尔（Stephen Cole）也反驳了这种胡说。这算后话。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综述 编辑本段回目录
刘华杰
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国内引进这一学科要晚了20年。虽然在90年代国内有过一些零星的介绍，但整体上还属于空白。从新世纪开始，这一学科开始被大规模的引进。下面主要是对这一学科做一个概括性介绍，同时提出几个问题。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发展概述
（一）、SSK的思想渊源。
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德国的图宾根学派有一个“教会编史学”，认为应该把正统的思想与非正统的思想都给予中肯的对待。SSK的倡导者认为这对他们有启发。第二个渊源是旧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属于欧洲哲学跟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但它在19世纪20、30年代发展起来以后就停滞不前了。第三个渊源是1962年科学哲学家Kuhn写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个渊源是Wittgenstein后期的哲学。最后一个渊源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SSK认为这些正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描述都给了人错误的印象，是过分理想化的描述，是有问题的。
（二）、SSK的发展脉络：在欧洲起源及在美国传播。
SSK的发展起源于英国。创始人物是爱丁堡学派的Barnes和Bloor，目前其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是巴斯学派的首领人物Coollins。这三个人的名字首字母可合写为“BBC”。还有一个代表人物是Mulkay，他跟后现代主义也有一定关系。
SSK在英国起源以后，马上影响到法国。法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Latour。他受到SSK的启发，70年代到美国做了一项调查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把科学家当作动物一样进行观察，观察结果写了一本名为《实验室生活》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
SSK真正成气候是在它传播到美国以后。SSK在美国能成为正统，有几个主要的代表性学者：一是西海岸的领军人物UCSD的Shapin，他是从英国来到美国的；二是美国中部UTUC的Pickering，他写了一本非常名著，叫《建构夸克》；第三是美国东部Cornell的Pinch。
（三）、SSK的产生背景
SSK作为一门学科兴起的一个总体背景是，20世纪的科学由小变大，成为一种“大科学”。当科学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时，就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一个发展契机。
二、SSK的学科地位及其与传统学派的关系
SSK是包含在科学社会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科学社会学中包含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也叫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派，它在70、80年代处于正统地位。但目前SSK已取而代之，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在90年代这种现象非常明显。最近7、8年贝尔纳奖（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大奖）几乎全都给了SSK。
简单的讲，SSK与默顿学派双方是一种相互轻蔑的关系。前者认为后者的科学社会学完全是为科学家服务的，属于一种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不是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学，因而错过了所有有趣的和重要的方面。而后者则批评前者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至少是“发疯”的，并且可能是“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从而会导致一种反科学。
三、SSK的认识论特征
SSK在认识论上具有相对主义的倾向，因为它把科学与宗教、迷信、巫术等其他的文化都看成一种信念系统，认为它们都差不多，没有哪个正确之分。
SSK的相对主义有一定新意，这体现在它主要反对的是绝对主义，即反对绝对的划界。如果这样来理解，SSK的相对主义除了具有认识论意义以外，还有超出认识论的一些人文、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平权，认为科学与其他文化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不是说科学高高在上，科学对一切事物都有绝对的解释权威。SSK特别强调，它反对的只是科学至上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非科学知识和科学结论本身。
四、SSK的方法论特征。
SSK在方法论上具有很浓的经验论的色彩。实际上社会学研究主要就是经验研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主义是SSK的题中应有之义。SSK考察科学不是从规范出发，而是看科学界实际在做什么、在怎么做，科学家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它关心的就是这种实际中的科学。
五、几个问题和启示
（一）、SSK经过30年的发展，它的观点到底有多激进？
尽管SSK自己声称很激进，但从目前科学界对它的反应来看，SSK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观点，已经被西方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订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换句话说，科学界已经把它很好的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了，它在科学界内部并没有引起什么冲突性的反应。但是，为什么SSK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却遭到了科学家的激烈批判？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SSK在经过近30年的奋斗以后，是否达到自己的目标了？
从实际情况看，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现在SSK几乎没有新的逻辑空间了，其各种观点的逻辑可能性已经穷尽。如果要再发展的话，可能就需要寻找一些新的突破口了。
（三）、SSK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1、中国的科学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的世界观已经成为了国内的主流文化，“科教兴国”也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在这种情况下，SSK对我们今天如何理性的看待科学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它有助于我们认识科学的本性是什么。SSK在看待科学时采取了一个外在的、中立的、客观的视角，以一种平常心来看一种世俗化的科学。同时它揭示了科学在神圣表面背后具有的非理性的一面，甚至认为科学中没有一件东西达到了逻辑上完全正确的程度。这对于国内正确认识科学、正确对待科学与其他学科甚至伪科学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对SSK案例研究的借鉴。SSK虽然有大量的哲学观点，但那些都是为了其自身生存做论证的，它真正做的工作是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具有深化对事情的认识、超越理论的持久性及把各学科进行综合等作用，需要我们认真借鉴。
科学知识社会学（ＳＳＫ） 与科学的祛魅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霍桂桓
科学究竟是什么；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科学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何判定某物是否科学；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如何；等等，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问题。SSK对于当今哲学和社会学都极富启示意义。自从SSK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诞生，有关争论就此起彼伏，如关于其经验主义方法论和相对主义立场，甚至其反科学倾向。此外，还关涉到科学传播、科技报道和科技政策等问题。东方出版社这次出版的“知识与社会译丛”，在国内首次全面引入有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内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继后现代理论之后，目前国内引进的最有趣的一种学说。本刊选登三篇介绍兼评论性的文章，从各自的角度，以点带面讨论与SSK相关的问题?希望引起读者关注。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西方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了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观点，一个是“上帝死了”，另一个则是“理性化最终会导致扼制人性进一步发展的‘铁笼’”。初看起来，这两者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其实不然——它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提出了下列问题，即人怎样才能祛除他（她）所直接面对的对象的神秘魅力，从而真正使对象处于其适当的位置上，能够“为人所用”。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代表着开明和进步，而宗教则意味着愚昧和落后，因而“科学前进一步，上帝就后退一步”，用科学驱逐和取代宗教是理所当然的。简单说来这并不错，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否则，立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就不会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严重问题了。作为研究者，我们所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于，人们在用科学驱逐和取代宗教的同时，是不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以往针对宗教的信仰和感情转移到科学技术上来了？近现代科学史已经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存在——尽管人们对科学家及其研究结果的态度没有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虔诚和盲目，但这种态度仍然具有比较强烈的信仰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与西方现代化和理性化过程同时存在的“世界祛魅过程”，实际上是与人们把这种“魅”赋予科学技术的过程同步进行的。这种“魅”就科学技术而言有存在的合理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它直接与理性所倡导的客观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既然如此，出路何在？
英国爱丁堡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推出，最近由北京的东方出版社以“知识与社会译丛”的名义系统译介的一系列科学知识社会学（SSK）重要著作，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在这个方面进行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新探索。当然，和任何一个新崛起的理论流派一样，SSK也具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缺陷，比如其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倾向未必能够解决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它的研究和论述所具有的相对主义倾向等等，但只要我们不以把“魅”赋予科学的“求全责备”态度对待它，而是客观地集中注意它所探讨的问题、它探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以及它所运用的方法、研究程序和得出的结论，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SSK所力求做到的，正是通过运用各种各样的经验性研究方法，祛除科学技术迄今为止所具有的“魅”，亦即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行尽可能彻底的研究，使科学研究过程和科学知识本身同样接受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审查和检验，从而打破人们有可能对科学抱有的种种不合乎实际和带有迷信色彩的幻想。显然，对于进一步推动我们自己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全面地认识科学知识乃至一般的人类知识的产生过程的方方面面来说，这种倾向和做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具体说来，SSK的基本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和其他一切人类知识一样，都是作为信念（belief）而被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人建构而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并没有什么超凡脱俗之处；因此，作为人类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存在的、对科学知识及其产生过程的学术研究，必须着眼于科学家在一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之中进行的这种建构过程，通过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各种经验性研究方法进行具体研究，打破人们以往认为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绝对正确”和“普遍有效”的神圣光环，使科学理论及其生产过程和人类其他知识及其形成过程一样，接受同样客观和严格的学术考察和研究。而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使科学本身“祛魅”，使人们真正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研究和讨论科学的各个方面。因此，尽管SSK不是“知识社会建构论”的全部，当代西方学者仍然认为它是这种“建构论”最重要和最突出的组成部分之一。
SSK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所提出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不仅是这个理论流派的理论核心，也把上述这种基本观点集中表现了出来。它的基本内容是四个“信条”：第一、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的条件；第二、应当同样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第三、在说明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的过程中，应当用同样的原因类型；第四、任何一种学说的说明模式，都应当同样能够运用于它自身。可见，这种“强纲领”最基本的特点和倾向，是把科学家的研究态度、研究范围和研究过程进一步全面化、彻底化——这不仅体现在它要求科学研究应当一视同仁地对待各个有关方面，而且体现在它还要求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必须同样能够运用于研究科学本身。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并不具有什么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它的理论前提却是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换句话说，它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之中的社会个体建构的”。这样一来，特别是在现代西方学者看来，SSK的相对主义色彩就昭然若揭了。
因此，无论人们怎样看待“以往的所有科学知识确实都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之中的个体创立的（用SSK的话来说即“建构的”）”这个事实，我们都会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我们使科学祛魅、强调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都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现实背景之中的个体创立的，并且因此而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如何对待和处理知识的客观性与知识生产者所具有的相对性的关系？或者说，是不是对科学进行这里所说的“祛魅”，就一定会导致彻底摧毁人类知识体系的相对主义？这是SSK向我们今天的研究提出的问题——虽然它自己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我们当前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研究所不可能回避的。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重视、引介和研究扬弃SSK的意义之所在。
布鲁尔分析，“人们之所以对从社会学角度彻底审查科学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缺乏魄力和意志。他们认定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为什么如此呢？当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科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事业，完全不同于文学、哲学与宗教等一般文化现象，科学更具有自然本性而不是社会本性。如果社会学家无视科学的特殊性，就会面临各种矛盾和谬误。当时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等正希望社会学家保持这种克制。布鲁尔坚决反对这种克制。他专门提到深入禁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做好了准备，他特别赞赏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迪氏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经典研究为SSK提供了启示和灵感。“更重要的是，迪尔凯姆还作了一些暗示枣怎样才能把他的发现与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联系起来。”他说，可惜的是，凯尔凯姆的思想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些暗示仿佛落入了聋子的耳朵。”（D.Bloor, ibid.）
爱丁堡学派在实际中真的突破了禁区，开始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并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实实在在创立了SSK，在世界范围内引来一大批追随者。近30年SSK日益壮大，大有盖过默顿派正统科学社会学之势。爱丁堡的SSK早已跨过大洋在美洲扎根，牢牢把握了学术阵地，如今SSK反而变成了正统，近乎成了新的“学术霸权”。真是应了一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爱丁堡大学那个“科学元勘小组”（已划归社会学系）虽然已不复存在，除布鲁尔还坚守阵地外，余者都奔走他乡“布道”去了。巴恩斯虽仍在英伦，但已转到别的大学，沙宾和皮克林都到了美国，前者在西海岸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社会学系，后者在中部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也就是说，现在作为定域性实体的爱丁堡SSK学派已不存在，但其思想却早已扩散并渗透到一批从事科学之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脑之中，特别是其方法与后现代科学批判等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学术界影响巨大，争论不断，可从《科学大战》、《飞离科学与理性》等书窥见一般。爱丁堡学派思想的传播经历令人回想起之前的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
但是，不能据此否定SSK探索的伟大意义，近30年的SSK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科学研究细节的认识。特别是SSK的大量案例研究展示了科学是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在科学探索过程中，事实与赝象的社会建构成份是大量存在的，科学实践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要敢于想象、努力建构，又要慎重、不能任意建构，当建构与经验明显不符时就要推翻自己的建构。社会建构论的方法大概适合于中国特异现象的历史研究，从1979年唐雨小学生耳朵认字到1999年李洪志“大师”超自然法术，20年来大量神功异能人及其奇迹都是社会建构的，建构者既有科学家也有政界人物，当然还有柯云路之类作家。
SSK的实践给我们许多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把科学活动进行细分，不能笼统说科学是什么，这包括对客观说和意识形态说的提示。此外，SSK被外界认为是反科学的，但他们本人基本上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反科学也要细致区分，某种学院性的反科学可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加人道化，即走向“第二种科学”。SSK学者深入科学研究的第一现场，如扎根于某个实验室中，对中国从事科学元勘的学者不但有参考意义，而且应当认真学习。
从知识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知识社会学发端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当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形成了三大学派，即“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曼海姆提出了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解释学和现象学方法的有效应用，成为知识社会学成熟的标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实质上是对传统“知识二分法”，即科学技术知识和非纯粹知识的诘难和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转变。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着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着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着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的着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1 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 ofReality. 1sted.London:landonInc，196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 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5 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6 T·Parsons.StructureandProcessinModernsocieties.1sted.NewYork:TheFreePress，19657 R·Pawson.AMeasureforMeasures. 1st ed. Londres:Routledge，1989
劳丹的“不合理性假定”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要：迪昂—奎因论题的提出暴露了传统科学哲学的重大缺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是传统科学哲学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劳丹理论虽然顺应了科学哲学的发展，但仍有保守性的一面，他用“不合理性假定”试图来规范科学知识社会学，但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本没有顾及到这条戒令，并显示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迪昂—奎因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合理假定；2＋2＝4
Abstract: Duhem-Quine’s argument exposed the defects lying 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birth of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 is necessar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audan’s theory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his theory is conservative. He tried to bind SSK by his irrationality assumption, but he was defeated. On the contrary, SSK shows a good future little by little.
Key Words：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uhem-Quine’s argument; irrationality assumption, 2+2=4
20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给社会学家提供了新的任务——研究科学中的社会问题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就了一个新的学科——科学社会学。20世纪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认识论的发展，旧的心理发生学的认识论模式被抛弃，认识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并被冠以一个新的称呼：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想要说明的是诸如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有哪些？科学的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情况等问题。后来科学社会学进了一步，它试图根据社会（特别是某些特殊的社会结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接收或被拒绝。这样，它研究的主旨和科学哲学一样：“说明科学家对于自然界的信念”。[1]而科学社会学的这种认知转向主要得益于库恩思想的推动。
1.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哲学背景
库恩之前的科学哲学家走的均是经验主义的路线。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对自然信念的取舍完全受经验证据的决定。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理论的优劣取决于哪一个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证据支持。后来波普指出有限的证据相对于无限的证据总量是零概率，决定理论取舍的是看这个理论是否经受了高证伪度预言的检验。两者虽然意见不一，不过都认为科学家对理论的取舍由经验来决定。但是后来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指出，理论的评价单元应该是整个科学，科学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科学家取舍理论时，经验证据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能够被决定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
整的话。”［2］由于物理学家迪昂早于奎因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因此上述观点后来被科学哲学界称为“迪昂—奎因论题”。［3］
既然经验证据在理论评价中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影响科学家取舍自然信念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科学哲学家库恩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取舍是两个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更替，决定于理论更替的因素可能来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价值标准、科学家的个性，还有美学原则（如逻辑简单性）和实用主义原则等；多元标准并存的局面导致在理论选择中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不同标准决定不同的选择，其二是不同的科学家在使用同一个标准时由于给于不同的权衡从而造成不同的选择。这样，我们找不到中立的标准来决定理论的选择，同样也找不到评价科学理论进步与否的标准，如果科学在某一个阶段有什么进步的话，那也只是胜利者的自我辩护，因此科学进步的解释“必定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4]库恩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其他科学哲学家的惊呼：科学革命和宗教的皈依有什么区别？
库恩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社会学引进到认识论中。但他的理论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这样的共同信念相抵触：社会，包括其子结构——人类知识，从总体上是进步的、不断前进的。库恩理论引起的争议导致了思想界的如下分歧：是沿着库恩已开辟的社会学思路，把科学纳入到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认识论问题？还是退回去，通过对科学哲学的调整来纠正库恩的错误？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等人走的是前一条路线，他们因此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使其发展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或称为“科学的认识社会学”［5］的新阶段。劳丹则是持后一条思路的代表。
2.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个渊源是19世纪末出现的知识社会学。这门由哲学及社会学家大师舍勒开创的学科，其宗旨是为人类知识寻找社会学根据。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有别于其它知识，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的研究是慎微的。进入20世纪中叶后，库恩等人的开拓工作，使人们看到这一观念只是个神话，知识社会学开始对科学家的信念是如何来的这个认识论问题进行独到的探索，从而和发展着的科学社会学汇合在一起。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去证明，科学知识，甚至是最深奥的数学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建构物。为了全面贯彻这一社会学的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言人布鲁尔在其著名的《知识及其社会意象》一书中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了一个“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它包括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为因果性（causality）。它的具体内容是：“关于产生信念和知识壮态的条件是因果性的，当然，还有非社会类型的原因和社会性的原因共同对信念的产生发挥作用。”［6］（其他三条原则分别为公正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
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揭示出自休谟以来的哲学家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是一个形而上学教条，结果导致了这样的认识，全部句子某种程度上都被看作是综合的。打着这种标记的“整体论”迫使我们放弃“思辨形而上学”的希望。思辨形而上学是这样的体系，它是可以独立证明的，并且可以裁决具体科学的判断或者更普通的感觉—知觉判断。这样，根据奎因的认识，形而上学认识论就是一种来自科学内部的科学研究了，这预示了认识论的新的转向：自然化（naturalized）。逻辑经验主义在证据和理论之间寻找一种使理论得到证明的关系的企图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不能从“资料发展”转向“信念的形成”呢？我们可以撇开了证明问题，仅仅考虑发生和因果问题。这样，我们不再担心证据和理论的差距，而是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布鲁尔等人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确定他们的强纲领的。其实，库恩已经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但由于他使用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的含混性使科学发生认识论很容易滑向神秘主义的泥潭，或重新走向默顿学派把认识的发生过程“黑箱化”的旧路。这对认识论无疑是个灾难。因为思辨认识论向心灵寻找因果关系的努力遭遇到了休谟的“因果问题”的困扰而被证明是条绝路；逻辑主义依据经验证据进行逻辑辩护的努力遇到了 “迪昂－奎因论题”的挑战也失败了，这样认识论只能“终结”了。布鲁尔明确表示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依赖超感觉的知觉形式或直接的理性的无起因的鉴别力 ”[7]这样的心理发生学方法。他提出因果性原则的目的显然是要向社会而不是向心灵寻求知识和信念发生的原因。因此其思想是对库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劳丹的不合理假定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早期的坚定的社会知识学家认为，任何思想家群体的每一次信念转变都可以用社会基础来说明，如舍勒就曾断定：“一切知识、一切形式的思想、直觉和认识都毫无疑问地带有社会性。”[8]劳丹承认,类似“19世纪白人奴隶主支持黑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的信念“纯然处于社会的原因”，但像 “2＋2=4”或“多数重物一放手会向下掉落”之类的思想“与社会环境并无直接的关系。”并且，坚定的社会学者还会遇到这样的逻辑悖论：“既然一切信念均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理性牢固确定起来的，那么认识社会学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没有理性可言，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求被接收。”[9]如果这一悖论成立，整个知识社会学的合法性会受到挑战。
对此，舍勒之后的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也早有同感。他将人的思想分为“内在的”和“非内在的”，内在的思想就是那些能表明与信仰者的其他思想自然而合理地相连的思想。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定理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非内在的思想并不具有理性凭证，人们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与可供选择的其它思想相比，并不在本质上更合理。曼海姆认为，只有非内在的思想，才是社会学所要说明的合适对象。这条信念几乎相当于主张，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劳丹对曼海姆的观点称赞有加：“我建议把这种分界标准称为不合理性假定。 ”[10]
在劳丹看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思想的理性编史学在说明历史事例方面远远胜过历史社会学（即知识社会学—引者注），”[11]而近期之所以会出现库恩等人否定理性的思想史的极端看法，是由于长期流行的“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 [12]崩溃的结果造成的。按照这一模型，一个理论在经验上的成功，是其被合理接受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一旦“迪昂—奎因论题”揭示了经验在理论评价中的局限性，旧的合理性模式便失去了根基，非理性必然乘虚而入。
劳丹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的改造来拯救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劳丹认为，一个理论的成功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经验上的成功外，还有概念上的成功。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往往重视经验方面的成功而忽略了概念方面的成功，并且还把经验上的成功仅仅理解为反常的解除。劳丹指出，实际上反常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除非反常被某个相竞争的理论解决了才对现有的理论构成威胁，否则便只能成为一个待解决的谜。劳丹又进一步指出，科学家所接收的理论总表现出两种进步，解决了更多的经验问题，又解决了更多的概念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中，作出合理的选择指的是我们接受了有充足理由为“真”的陈述，“而进步通常被看成是通过逼近或自我修正不断达到真理”，我们为何不能将这种观点颠倒过来这样来理解合理性，“作出合理的选择就是作出进步的选择（即作出提高我们所接受的理论的解题有效性的选择）。”[13]这样在劳丹看来，库恩放弃“求真”式的合理性模式虽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但他同时放弃“合理性”就如同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泼了出去
劳丹在为科学拾回合理性之后，自然就毫不犹豫地把“不合理性假定”横旦在知识社会学家面前，他尖锐的批评道，“知识社会学家恰恰是在对思想的接收或拒斥的合理分析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地方插足进来。”[14]
4.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反驳
针对劳丹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巴恩斯(Bany Barnes)和亨瑞(Jogn Heny)在其合著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书中，以2＋2=4作为典型案例作出了反驳。首先，在布鲁尔等人看来，“2+2=4的意义是可变的并且是由情境决定的。”例如，在一个仅有0、1、2、3、4的有限算术（finite arithmetic）中，会出现3+3=1,3+4=2,2＋2=4，2×2=4，3×3=4的情形。因此2+2=4这条原则，“可以处在依循不同的规则的各式各样的符号中”。［15］其次，布鲁尔等人对劳丹的这个观点——2+2=4和社会环境并没有直接联系——并不持异议，但他们指出，“社会学解释并不需要某个数学信念（例如毕达哥拉斯定律）和某个社会境况（例如希腊城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揭示出一个数学信念和一个在不同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境况之间有关联，或者一个原理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对不同的环境里的人来说都有用，这样的揭示一点都不缺乏社会性。”［16］再次，劳丹从2+2=4产生（generate）和确定（establish）的方式（way）的角度指出，只有极端的无知者才会让人信奉数学知识是由社会决定和制约的；对此，布鲁尔等人也给予了反驳。布鲁尔等人讥讽道：“听一听批评者自己对2+2=4如何产生和确立的解释是有益的，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并未提供出来。”到底劳丹对信念“产生”作何解释？显然，如果“产生”意味着心理或社会的根源以及个人信念的产生过程，“这将涉及到对参与信念形成的所有教育过程的研究。 ”因为教育过程并不会与社会决定形成尖锐对比，故布鲁尔等人推断说这不是劳丹的本意。看来劳丹使用“产生”一词时他的意思有比“社会活动”更丰富的内涵，他相伴使用的“确立”一词给布鲁尔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 “确立”除了心理和社会的意义外，还意指“证明”：确立2＋2=4意指证明2＋2=4，同样，2＋2=4的产生也就是指2＋2=4被证明的方式。这样，对劳丹来说，“由证明产生的理性的信念是2＋2=4的可信性的根源。”但布鲁尔等人辩解说：“我们将认为2＋2=4不是在证明的基础上获得可信性的 ”。［17］
接下来的争论就归结到2＋2=4的证明上了。布鲁尔等人认为，2＋2=4的证明是建立在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无论在“低阶 ”（low-status）证明中还是在“高阶”（high-status）证明中，都可以发现社会因素的存在。低阶证明是普通人对这个公式的认识过程。这时人们往往借助实物进行证明，如：拿出2对苹果， “然后把这二对苹果摆放在显眼之处，然后他们数到1、2、3、4。”［18］这就是2＋2=4的原因。高阶证明则是由职业逻辑学家完成的。如逻辑学家L• 迈克(L.Mackie)1966年对2＋2=4的作了12步的逻辑证明。他证明的第1步实际上是用符号化的语言表达了进行低阶证明的计数者（quantifiers）的行为。第2步和第3步是对第1步信息的重复。但消解掉了计数者存在的信息，以后的几步都是对前面步骤的归约，到了第11步，出现了一个预设，结果“把一开始消解掉的计数者拾了回来”。第12步宣布了这样的结论：“（K）（L）（M）［（I）－（11）］－from1-11 byC.P. and U.G.”它等于说：“对于K、L和M集合，如果K有2个元素，L有2个元素，并且他们都没有其他组份，当M把两个集合拢合到一块后，那么M是一个四元素的集合。”布鲁尔等人发现：“当我们回顾符号（迈克的）逻辑列式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来自小学生课堂学习加法的方法。 ”［19］显然迈克的证明恰恰说明2+2=4奠基于源始的社会性活动中。布鲁尔等人对此深刻地指出,“没有孩童的训练，我们无法建构证明并从中学到些什么 ”［20］对于2＋2=4来说，我们接受它，是因为它来自传统，来自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所谓的证明或自明，“数学是人类学现象”，［21］而不是心理学现象。
5. 评价
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持怀疑态度。事实的情况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随后的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群有独到见解和反传统精神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深入实验室高墙之内，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取得了许多新颖的和富有创见性的结论，一时间科学知识社会学呈现出“活跃”、“激进”和“反传统”新气象，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途。就连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B.巴伯也称赞“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带进最紧密、最有成效的互动。”[22]
布鲁尔等人通过对2+2=4的认识论基础的阐释，从一个角度揭示出科学恰恰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自然，由于这个基础是由文化、传统、集体协议等建构的，它是不牢固的、可松动的。而与之相对照的是自中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直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意见有别，知识有一个牢固基础，知识的确定性即来源于它。在中世纪，上帝是知识的基础，因为知识的确定性由“上帝”来保证。后来，由于解放的逼促，上帝开始隐退，神学受到质疑，近现代哲学家们开始为新的知识寻求确定性，自我解放中的欧洲人要“自己为自己保证知识的确定性”。［23］
近现代哲学家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辩护不过是对中世纪的确定性秩序的再重组。那么这一重组是如何进行的？这要从伽利略的工作开始谈起。数学化是近现代科学区别于中世纪自然科学（亚里士多得物理学）的根本所在。伽利略在把科学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解释转向描述性解释的同时，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可定量并可实验控制的第一性的质的范围内，把不能完全数学化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性质称为第二性的质放置于科学研究的边缘，并且认为只有满足数学必然性的第一性的质才是事物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质。伽利略在从数学和实验的角度考虑世界的时候，“禁止了来自其它范围的任何规定”，［24］抽象掉了一切精神中的东西和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些被抽取掉的东西被同样崇尚数学和追求确定性的笛卡尔重新组装到另一个世界——心灵世界——里， “因为通过假设在人的心灵之外不存在不可以还原到数学方程的东西，这样把自然还原到一个数学方程系统就更容易取得进展。”［25］科学对日常经验（以直觉、感性、质来审视世界）的不信任导致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转向就立即成为需要，这种认识论的主导思想是要说明理性之“心灵”能够保证知识的确定性。这个心灵除了作为盒子贮藏“科学切削下来的碎片”［26］外，另一项功能就是作为一面镜子为科学的“求真”过程给出一个解释。心灵自此代替上帝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心理主义成了哲学的主导范式。但这项由笛卡尔开创的“外科手术”［27］式的认识论事业经20世纪众多哲学家的批判被认为是误入歧途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揭示出科学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海德格尔也指出，存在者不是通过理性的瞠目凝视和人照面的，科学在对存在者研究之时，“已经活动在某中存在之领会之中”。［28］但是逐渐弥漫在科学周围的“尊贵”和“创造奇迹”的“神学气质”使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科学里的世界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显然，一个由数学方法构造的理念世界就不知不觉地遮盖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的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世界”。［29］因此对科学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挖掘就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想家们的紧迫和艰巨的任务。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是这一队伍中的成员。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在这一运动中，科学获得了最迅速的发展和最辉煌的成就，并成为理性的代言者。认识论和方法论反过来又对理性注入了特定的内涵。当理性的内涵凸现出来以后，认识论家又利用理性作标准评价和划分知识，合理性问题就常见于认识论了。但我们从前面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略分析中应该看出，理性这一概念本身也有局限性，故合理性问题本身也就成为问题。劳丹显然仍站在启蒙运动以来思想界所塑造的“理性”立场上来理解科学，并且它的思想中仍由心理主义的残余，故他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评价自然有失公平。
劳丹试图用进步观念来挽救理性观念在库恩学说中的窘境的作法，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观念本身就有劳丹意义上的进步的内涵。劳丹的“进步”说并没有对理性观念注入任何新颖的内涵，他的挽救工作的意义也就大大折扣。他对合理性的诠释必然回到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算法”的路子上，但库恩已经指出，“算法”之路是走不通的。当然，思想家对科学本质的探索没有因为他设置的“不合理”的樊篱而止步。奎因从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二元划分的批判着手揭示了数学的经验蕴含，库恩对 “科学革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科学特定时期的社会化特征，这一切都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向科学作全面的、全方位的社会学分析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的来临是必然的。但我们得承认思想家们为此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存在有缺陷，它还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式的表象主义，同时也还没能很好解决个体（科学家）与社会、当下（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这方面问题的分析，有待另文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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