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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费耶阿本德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实用主义经历了繁荣与萧条后的复兴时期。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他倡导的“怎么都行”、“告别理性”、“反对科学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等观点与实用主义弘扬的“工具主义”、“后现代主义”、“关注人类幸福”如出一辙。

保尔·费耶阿本德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与西方其他科学哲学家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被称为“当代科学哲学中最大的异端”。他属于历史学派,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经验主义、证伪主义、理性主义等,并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韧性原理”和“增殖原理”等科学发展模式理论,他认为他的任务乃是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成为科学哲学的送葬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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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Paul Feyerabend,1924—98)奥裔美籍科学哲学家
  一、生平
  P.K.费耶阿本德1924年1月13日生于维也纳,1994年2月11日在瑞士去世。他的父亲是个公务员,母亲是位裁缝。1940他应召去纳粹军队服役,1945年在俄国撤退时脊骨被俄军射中,留下终生残疾。1947年,回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和社会学,不久转学物理学,并发表了关于物理学解释观念的文章。那时的费耶阿本德还是个狂热的实证主义者。1949年他成为克拉夫特小组的学生负责人,克拉夫特是费耶阿本德的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1951年,费耶阿本德通过论‘基本陈述’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申请英国议会奖学金到维特根斯坦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但维特根斯坦在费耶阿本德到达英国之前去世了,所以费耶阿本德又另选波普作他的导师。1952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在波普指导下从事研究,集中研究量子论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打印稿。

1953年,他拒绝了当波普研究助手的邀请,返回维也纳。1955年,应邀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作哲学讲师,第一次全职从事学术研究。他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所做的摘要,作为该书的书评在《哲学评论》上发表。1959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费耶阿本德接受终身职位,永久移居美国,成为美国籍公民。1965年,费耶阿本德发表《经验主义诸问题》的第一部分以及《对批评的回答》,他试图构造一个“宽容的”、 “消过毒的”经验主义。虽然在他与波普之间已拉开一定距离,费耶阿本德仍然能写文章,热情评论波普的《猜想与反驳》。1967-1968年发表的文章都集中转向“理论的多元论”,这种观点为了最大化各种机会证伪现有的各种理论,主张科学家应该建构尽可能多的可供选择的理论,并为之辩护。费耶阿本德在《论最近对‘补遗’的批评》一文中,为玻尔的观点辩护,反对波普的批评,波普不悦。1969年,在《没有经验的科学》这篇小短文中,费耶阿本德终于放弃了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想法。1970年,发表《对专家的安慰》,费耶阿本德在文章中用库恩的观点抨击波普。论文版《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发表,该文第一次公开使用“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一词。接下来的几年几乎没发表什么东西。1974年,费耶阿本德的朋友拉卡托斯去世,他们二人联手创作一部对话性的著作《赞成方法和反对方法》的计划因此搁浅。
  1975年,费耶阿本德的成名作《反对方法》面世,正式公布“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1978年《自由社会中的科学》面世,他丝毫没有放弃在《反对方法》中宣布的立场,书中也包括对相对主义认可的主要观点,这是让他成名的重要观点之一。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德文版第一卷出版(费耶阿本德从这一观点出发用德文发表的文章)。1981年《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英文版前两卷出版。1984年,发表《作为艺术的科学》,在该文中他立场鲜明地为科学史的相对主义解释辩护,同时继续进行为马赫恢复名誉而活动。1987年《告别理性》出版,该书收录了费耶阿本德1981-1987年间发表的一些文章,相对主义再一次提到最前沿。
  1990年3月费耶阿本德正式辞去伯克利的任职,1991年从苏黎世退休。《关于知识的三篇对话》,以及由他以前的学生姆尼瓦编辑的纪念文集《超越理性》出版。1993年费耶阿本德得了不宜手术的脑瘤,住进医院。1994年2月11日,费耶阿本德在苏黎世的家中去世。
  二、著作
  费耶阿本德主要英文著作有10部:1.《没有基础的知识》(Knowledge without Foundations, Oberlin, Ohio: Oberlin Printing Co., 1962);2.《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1975; Revised edition,London: Verso, 1988;3rd edition,1993.)中译本,199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周昌忠译;3.《自由社会的科学》(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中译本,199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兰征译;4.《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科学方法(哲学文集,第一卷)》(Realism, 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5.《经验主义问题(哲学文集,第二卷)》(Problems of Empiric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6.《告别理性》(Farewell to ReasonLondon:,Verso/New Left Books, 1987)中译本,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健等译;7.《关于知识的三篇对话》(Three Dialogues on Knowledge,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8.《虚度光阴:保罗.费耶阿本德自传》(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Paul Feyerabe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9.《获得丰富性》(The Conquest of Abund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10.《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哲学文集,第三卷)》,J.Preston,编(Knowledge, Science and Relativ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3, ed. J.Pres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主要论著
  《微观物理学问题》(1962)
  《实在论与工具主义》(1964)
  《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讨论性质)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
  《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哲学论文第I卷,1981)
  《经验主义问题》(哲学论文第II卷,1981)
  《告别理性》(1987)

作品一揽编辑本段回目录

Books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1975), ISBN 0-391-00381-X, ISBN 0-86091-222-1, ISBN 0-86091-481-X, ISBN 0-86091-646-4, ISBN 0-86091-934-X, ISBN 0-902308-91-2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1978), ISBN 0-8052-7043-4
Realism, 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 (1981), ISBN 0-521-22897-2, ISBN 0-521-31642-1
Problems of Empiric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 (1981), ISBN 0-521-23964-8, ISBN 0-521-31641-3
Farewell to Reason (1987), ISBN 0-86091-184-5, ISBN 0-86091-896-3
Three Dialogues on Knowledge (1991), ISBN 0-631-17917-8, ISBN 0-631-17918-6
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Paul Feyerabend (1995), ISBN 0-226-24531-4, ISBN 0-226-24532-2
Conquest of Abundance: A Tale of Abstraction versus the Richness of Being (1999), ISBN 0-226-24533-0, ISBN 0-226-24534-9
Knowledge, Science and Relativ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3 (1999), ISBN 0-521-64129-2
For and Against Method: Including Lakatos's Lectures on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Lakatos-Feyerabend Correspondence with Imre Lakatos (1999), ISBN 0-226-46774-0, ISBN 0-226-46775-9

新视野下的费耶阿本德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要 费耶阿本德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他的很多观点迎合了作为“美国精神”象征的实用主义。因而,他受到罗蒂等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赞赏和肯定。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后现代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实用主义经历了繁荣与萧条后的复兴时期。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他倡导的“怎么都行”、“告别理性”、“反对科学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等观点与实用主义弘扬的“工具主义”、“后现代主义”、“关注人类幸福”如出一辙。
  
  一、实用主义及费耶阿本德的哲学   
  自从皮尔士以来,实用主义就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工具主义一派的主要方法。经过詹姆士、杜威推广以后,对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尤其是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皮尔士认为,要弄清楚概念或者观念的意义,就要看它的实际效果。概念的意义就在于与之相关的可以设想的全部实际效果。“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概念的客体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是可以设想为具有实际意义的。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种客体的全部概念。”也就是说,一个观念的全部意义在于该观念在人生行为上产生的效果。承认某种观念时有什么效果,不承认它时又有什么效果,这就是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不过是一种“图画”而已。我们愿意怎么画就怎么画,想怎么描述就怎么描述。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实践的、行动的哲学。他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一种方法论,并自称工具主义。
  进入后现代社会,一切都以是否“有用”为准,有用就是价值,这一认识被推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哲学一思辨”的知识模式,逐渐变为“技术一实用”的工具。罗蒂的“小写的哲学”就是新实用主义,他扭转了哲学的根本任务,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摹写实在”,而在于“应付环境”。新实用主义坚持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原则,以实际的效果之有用为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不再具有一种本质的东西,其意义在于“有用性”。因此,新实用主义也就具有了反本质的特征。同时,新实用主义者则主张把人类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以政治的民主的多样性来替代以往的哲学问题。罗蒂说:“作为实用主义者,我们所认同的团体由宽容论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构成。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以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实用主义则认为。人类(或至少是进入欧洲启蒙运动的疆界并发表了一部分思想和政治自由的那部分人类)只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而也是越来越多的幸福。在新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开阔、自由、政治的民主宽容、心胸开放,乃是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必要途径。
  费耶阿本德提出的“怎么都行”原则、与理性告别、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以及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的哲学思想。与实用主义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费耶阿本德在他的《反对方法》中提出,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不顾具体条件而硬性规定一些规则不仅不会给科学带来什么帮助,而且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正是因为方法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和创造性,方法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要反对传统方法论中存在的唯一的、普适的教条式方法,要遵循“怎么都行”原则。也就是使用多元方法。正是由于思想家在决定摆脱某些“显而易见”的方法论规则的束缚,或者因为他们不自觉地打破了这些规则,才使得哥白尼革命、现代原子论的兴起以及光的波动说的出现成为可能。
  费耶阿本德说:“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普适的,非理性也不能加以排除。科学的这个特点要求一种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和提倡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正是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的主要思想所在。理性的这种独断和程序化以及单调和齐一必将排斥科学的东西,抹杀丰富多彩的人性,这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从强调科学的心理性和主观因素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最具特色的。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好处,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阻止科学前进的步伐。当然,在科学和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中,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东西使它们在本质上具有解放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突破了思维的某种综合体系的束缚,就会对人类的解放有所贡献。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使人们对传统的信仰产生疑问,它就有助于启蒙。一个真理如果不经检验和比较而占据统治地位就必须被推翻,而任何有助于我们推翻这种粗暴统治的谬误要受到欢迎。”而科学沙文主义把科学独断化,抹杀了丰富多彩的人性,是违背人本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也不能对科学理论作出全面、公正、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评价的。所以,他强烈地反对科学沙文主义。
   File:PKF 2.jpg
  二、费耶阿本德的实用主义思想   
  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是以实用主义为主要指南的,其非理性的科学进步模式,同样是实用主义催化的产物。形如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一样,他在《告别理性》一书的序言中说道:“这一章将表明我关心的既不是理性,也不是科学,更不是自由——诸如此类的抽象性已经表明弊大于利——而是个人的生活质量。”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不在乎使用什么样手段、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只要能达到预期设想的目的,就是合理的、正确的,这是一种表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他的多元方法论,与实用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相统一,认为世界是多种方法描述的“一”,反对一元论把世界描述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他并不看重某一种思想传统的重要性,只要对他的思想论证有用,他就拿过来。他用这种非常“实用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事物的哲学思想是在博采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之后锻造、精练出来的批判哲学。“什么都行”表达了他的哲学最彻底的实用主义精神,他本人更喜欢用“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来表达他的实用主义思想。
  费耶阿本德的主张,旨在最大可能地促进科学的进步,从而为人类带来更大的好处,这是一种典型的效用哲学。在这里,实效性原则是人们的最大有效性原则,是人类行动的意义。人的行动绝非无效果的行动,人的行动目的在于获得对人生有意义的最好效果和实利。它反对教条和脱离实际的空谈,强调对现实的改造。认为哲学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主张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作为主要手段,把获得效用作为最高目的。他反对科学的目的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科学”的弊端,科学的不民主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自由选择,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我以我高度的特质和个性的方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部分因为我的兴趣每周每天都在变化,部分因为我的人类和科学将会从每一个从事自己事业的人那里受益。”他非常强调“实践主义”,认为一切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而使科学获益。“罗马天主教可以通过学习佛教获益,内科医生可以通过学习《圣经》或者与非洲的女巫医生交朋友获益。……科学家可以从非科学的方法和观点中获得好处。”这种强调实践活动、注重实际结果、讲求实际效用的观点是实用主义最本质的体现。

费耶阿本德不看重某一种传统思想的重要性、反对唯一普适的观念的主张,与实用主义不承认世界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也不承认知识和真理的普遍有效性,不谋而合。费耶阿本德反对唯一普适的观念目的是想说明在实际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都很实用的,只要能促进科学进步,他们什么方法都用,科学家个个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自由地使用任何方法,他们并不使用哲学家推荐的“唯一普适的”证实方法或证伪方法。只要能推动社会进步,只要能达到个人目的,就是真理,就是好的方法。当然,费耶阿本德的这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用认识的价值性替代了认识的客观性、正确性。其认识论的贡献在于,在人类完整的对象性活动中,它不仅看到而且突出了事物不同的属性对同一主体、同一属性对不同主体的不同的价值关系的存在,突出了价值认识对于事实认识的目的性和归属性,强调对事物(包括认识论)的认识不在于把握它的属性,而在于把握它与主体之间的价值功利关系。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实用性,它实际上是强调真理的价值检验,实用主义真理观为我们理解现存的事物提供了一把钥匙。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实用主义的人本主义和约定论的倾向,他不仅认为理论评价标准是由公众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意见一致经常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共同偏见的结果……意见一致还表现了批判意识的降低”等等。
  
  三、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与后现代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受到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如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的赞扬,因为其基本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
  费耶阿本德从实用主义出发,贬低了科学,致使科学在文化领域中权威与自主性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把神话、宗教特别是巫术等迷信的东西也放到与科学同等的地位,他旨在把人们从意识形态上僵化了的科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像从一种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样。他也因此走向了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造成了科学哲学相对主义化、非理性化的“新潮流”,同时认为科学哲学是多余的。由此可见,费耶阿本德要做的事情与随后美国哲学家罗蒂要做的事情一样。如果说罗蒂声称要解构西方传统哲学,主张一种“后哲学文化”,那么费耶阿本德就是要解构传统的科学哲学所理解的“科学”概念,即拥有特权的、唯我独尊的“科学”概念,主张一种“后科学文化”,或者说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
  从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来看,其结果是多元论的,所坚持的原则是对一切理论的宽容与放纵。凡坚持科学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们都是一个“反表象主义者”,也就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费耶阿本德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导致了相对主义的结论。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提倡一切传统的平等生存,他相信这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在自由社会中,应该允许一切传统存在,允许他们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他对自由社会的定义是:“自由社会是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的权利、平等地接受教育和接近其他权利位置的机会的社会。”我认为绝对的自由是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的抽象观念,但是有条件的自由是可能的、需要的、应该追求的”后来的新实用主义者继承了他的这种“自由”的思想,使得“自由”、“平等”成为实用主义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罗蒂对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科学作了高度评价,并从他的思想中援引了工具主义,赋予实用主义以新的内容:生活着的人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充满了主观色彩的活动过程,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理始终是作为工具而成为人们追寻的对象的。这就使得“后分析哲学”得以诞生。奎因等接受了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观点,把科学归结为应付环境的工具,从而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促使逻辑实证主义向逻辑实用主义的转化。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大陆的后现代哲学家着重于否定传统形而上学坚持为王的合法性的话,那么费耶阿本德这位从科学哲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后现代思想家则以追查科学这位自封的女王并非金枝玉叶为己任。”总之,费耶阿本德通过对方法、理性主义、科学沙文主义等的批判,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限制了理性作用的范域,消解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凸现了不同传统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立场。

费耶阿本德与20世纪的科学哲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王书明 洪晓楠 李春泰 朱凤青  

    [编者按]P.K.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是西方科学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他与波普、拉卡托斯、库恩一起被欧美哲学界称为“科学哲学四大巨头”。他的哲学受到罗蒂等著名哲学家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拉卡托斯、劳丹等人的激烈的批评。你可以批评他,但不能绕过他,他的哲学在我国哲学界的影响也很大,今年是他诞辰80周年、逝世10周年,下面发表的一组文章既是对他的纪念,也是国内哲学界研究费耶阿本德的成果。
 
    一、生平 
    P.K.费耶阿本德1924年1月13日生于维也纳,1994年2月11日在瑞士去世。他的父亲是个公务员,母亲是位裁缝。1940他应召去纳粹军队服役,1945年在俄国撤退时脊骨被俄军射中,留下终生残疾。1947年,回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和社会学,不久转学物理学,并发表了关于物理学解释观念的文章。那时的费耶阿本德还是个狂热的实证主义者。1949年他成为克拉夫特小组的学生负责人,克拉夫特是费耶阿本德的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1951年,费耶阿本德通过论‘基本陈述’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申请英国议会奖学金到维特根斯坦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但维特根斯坦在费耶阿本德到达英国之前去世了,所以费耶阿本德又另选波普作他的导师。1952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在波普指导下从事研究,集中研究量子论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打印稿。1953年,他拒绝了当波普研究助手的邀请,返回维也纳。1955年,应邀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作哲学讲师,第一次全职从事学术研究。他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所做的摘要,作为该书的书评在《哲学评论》上发表。1959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费耶阿本德接受终身职位,永久移居美国,成为美国籍公民。1965年,费耶阿本德发表《经验主义诸问题》的第一部分以及《对批评的回答》,他试图构造一个“宽容的”、 “消过毒的”经验主义。虽然在他与波普之间已拉开一定距离,费耶阿本德仍然能写文章,热情评论波普的《猜想与反驳》。1967-1968年发表的文章都集中转向“理论的多元论”,这种观点为了最大化各种机会证伪现有的各种理论,主张科学家应该建构尽可能多的可供选择的理论,并为之辩护。费耶阿本德在《论最近对‘补遗’的批评》一文中,为玻尔的观点辩护,反对波普的批评,波普不悦。1969年,在《没有经验的科学》这篇小短文中,费耶阿本德终于放弃了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想法。1970年,发表《对专家的安慰》,费耶阿本德在文章中用库恩的观点抨击波普。论文版《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发表,该文第一次公开使用“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一词。接下来的几年几乎没发表什么东西。1974年,费耶阿本德的朋友拉卡托斯去世,他们二人联手创作一部对话性的著作《赞成方法和反对方法》的计划因此搁浅。
 
    1975年,费耶阿本德的成名作《反对方法》面世,正式公布“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1978年《自由社会中的科学》面世,他丝毫没有放弃在《反对方法》中宣布的立场,书中也包括对相对主义认可的主要观点,这是让他成名的重要观点之一。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德文版第一卷出版(费耶阿本德从这一观点出发用德文发表的文章)。1981年《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英文版前两卷出版。1984年,发表《作为艺术的科学》,在该文中他立场鲜明地为科学史的相对主义解释辩护,同时继续进行为马赫恢复名誉而活动。1987年《告别理性》出版,该书收录了费耶阿本德1981-1987年间发表的一些文章,相对主义再一次提到最前沿。
 
    1990年3月费耶阿本德正式辞去伯克利的任职,1991年从苏黎世退休。《关于知识的三篇对话》,以及由他以前的学生姆尼瓦编辑的纪念文集《超越理性》出版。1993年费耶阿本德得了不宜手术的脑瘤,住进医院。1994年2月11日,费耶阿本德在苏黎世的家中去世。
 
    二、著作 
    费耶阿本德主要英文著作有10部:1.《没有基础的知识》(Knowledge without Foundations, Oberlin, Ohio: Oberlin Printing Co., 1962);2.《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1975; Revised edition,London: Verso, 1988;3rd edition,1993.)中译本,199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周昌忠译;3.《自由社会的科学》(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中译本,199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兰征译;4.《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科学方法(哲学文集,第一卷)》(Realism, 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5.《经验主义问题(哲学文集,第二卷)》(Problems of Empiric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6.《告别理性》(Farewell to ReasonLondon:,Verso/New Left Books, 1987)中译本,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健等译;7.《关于知识的三篇对话》(Three Dialogues on Knowledge,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8.《虚度光阴:保罗.费耶阿本德自传》(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Paul Feyerabe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9.《获得丰富性》(The Conquest of Abund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10.《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哲学文集,第三卷)》,J.Preston,编(Knowledge, Science and Relativ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3, ed. J.Pres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三、国内外的研究概况 
    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受到了世界范围内哲学界的重视。然而,对于如何理解和评价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中外哲学界分歧极大。费耶阿本德研究在欧美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在欧美,人们经常用一些极端的词汇来称呼他的极端哲学,有人称它是“‘什么都行’的哲学家”[1],“反科学的哲学家”[2],甚至有人说他是“科学最坏的敌人”[3]。总之,“费耶阿本德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是当代哲学最有争议的人物”[4]。在欧美,从1964年开始就有学者注意费耶阿本德的哲学观点[5],截止2003年底,可查到研究费耶阿本德的论文和著作167篇、部[6]。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关注他的思想动向,例如罗蒂、普特南、阿加西等人都有研究费耶阿本德的文章,拉卡托斯更是他的头号论敌。而劳丹、夏皮尔等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思想都与费耶阿本德哲学直接相关S.G.Couvalis、J.M Preston、G.Munévar等人在欧美哲学界成为费耶阿本德研究专家。S.G.Couvalis撰写的《费耶阿本德对基础主义的批判》是欧美哲学界第一部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的专著,该书研究了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哲学思想。J.M Preston在1992-1999年8年内写了8篇论文和一部全面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的专著《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与社会》,他还编辑了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第三卷;又与Munévar, G. & Lamb, D,共同编辑了一部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纪念文集《科学最坏的敌人?:费耶阿本德纪念文集》。G.Munévar 编辑的<<超越理性:保罗.费耶阿本德哲学研究文集>>一书被收入世界著名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成为研究费耶阿本德的重要参考文献。网上研究与交流还可以查阅费耶阿本德网上论坛。可以看出,欧美哲学界对费耶阿本德的研究,研究人员很多,问题涉及面很广,研究得也很深入。与此相比,国内的研究差距还相当大。
 
    费耶阿本德研究在中国也很受重视。研究费耶阿本德可以说起步较早,1979查汝强、江枫、邱仁宗三位先生翻译的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中就有《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状态》,是由邱仁宗先生翻译的。1980年一年内发表了4篇有关费耶阿本德的文章,一篇研究论文、三篇译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第16期发表了邱仁宗先生《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观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第3期摘译发表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在《世界科学译丛》第6期发表译文《科学发展的模式:“韧性原理”和“增生原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0年第3期发表伯路德著《保罗.费耶阿本德: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中译文,该文被中国学者广泛引用,截至2004年2月,中国大陆哲学界研究费耶阿本德的专题论文共查到46篇(含两篇博士论文),含有关于“费耶阿本德”章节的中文著作、教材查到38部(1980.1-2004.1),2004年国内第一部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的专著《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出版。费耶阿本德本人的论著以及国外研究费耶阿本德的论著被译为中文的有25篇。费耶阿本德的主要著作中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的科学》、《告别理性》的中译本也先后出版。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界很重视研究费耶阿本德,老一辈的专家邱仁宗教授、江天骥教授、舒炜光教授都曾专门撰文研究介绍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夏基松教授、刘放桐教授、赵敦华教授等在他们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著作、教材中都有专门章节评述费耶阿本德的哲学。张之沧博士、张来举博士、黄瑞雄博士发表多篇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的论文,成为国内研究费耶阿本德的中青年专家[7]。
 
    当然,中国学者对于费耶阿本德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刘大椿教授、王治河教授把费耶阿本德作为后现代哲学的一员看待[8],王守昌教授把他与尼采、萨特等哲学家并称为非理性主义哲学家[9]。吴忠教授认为,“费耶阿本德按他的论说风格像一位古希腊的智者(Sophist),而按他的思想内容则象一位辩证法者。但他所喜用的辩证法常常是否定型辩证法。他认为自己在方法论上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如果轻信了他的表面词藻,而把当作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者,那就大谬不然了。在他的以极端的形式用极端的言词对极端的批判中,往往闪现着辩证法思想,隐含着某种真理。不论从哪一种方面说,费耶阿本德都是一位值得我国科学哲学工作者加以研究的人物”[10]。邱仁宗教授说“他是西方科学哲学界的一位怪杰”,“他维护实在论,强调批判的作用,主张扩散和理论多元论或方法论多元论,都是对科学动力学的贡献。但是他的观点走向极端,维护和论证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他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最大异端,属于历史学派,反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是科学哲学的送葬人”[11]。江天骥教授认为“费耶阿本德在英美哲学界可说是独树一帜,他对多年来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和近年来有较大影响的批判理性主义不遗余力地进行批评,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他从一个波普学派的成员戏剧性地转变为波普的无情的批评者。他比库恩更彻底、走得更远。他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尤其值得注意”[12]。兰征博士说:“费耶阿本德的立场是十分独特的。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的观点对理性主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的学说给实在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提倡一切传统的平等生存,他相信这是符合民主原则的。他把这三种似乎很难调和的立场奇妙地结合起来了。”[13]黄瑞雄博士认为:“费氏的主张并不是非理性的,更不是反理性的。相反的,他却是用理性来反思理性。多元方法论的合理性可从多方面得到确证”[14]。王书明提出的看法是,费耶阿本德哲学既不是典型的非理性主义也不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而是一种有限理性论[15]。以上的介绍表明,国内外哲学界十分重视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但目前仍然处于研究的初期,研究的空间十分广阔,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如何面对西方现代化后的尴尬境地,如何避免西方科学的负面影响,如何更好地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发展自己的独特文化等等,都是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会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M.Weber:‘The anything goes’philosopher,  The times hereducation supplement,December,10th,1993.

    [2]W.Saxon: Paul K.Feyerabend,70,anti-science philosopher,New York Times,8th,March,1994. 
    [3]J.Horgan:Profile: Paul Karl Feyerabend:The Worst Enemy of Science,Scientific American,May,1993. 
    [4][德]P.H.洪纳.保罗.K.费耶阿本德[J].王彤译,哲学译丛,1998(1). 
    [5]P.Achinstein: `On the Meaning of Scientific Terms', Journal of Philosophy, 61,1964. 
    [6][7] [15]王书明.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94-239,7,40. 
    [8]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9]王守昌.新思潮——西方非理性主义述评[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0]吴忠.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增生原则”述评[J].哲学研究,1986(1). 
    [11]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江天骥.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J].现代外国哲学(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3]兰征.译者的话[J].[美]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5. 
    [14]黄瑞雄.化学家如何看待多元方法论[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 
    (王书明:1.大连大学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 100732)  

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编辑本段回目录

洪晓楠
      在中国学术界,作为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的形象一直是被当作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来予以接受的,而较少有人提及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佟立所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1]一书中把自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全部当作后现代科学哲学来处理,在我看来这一标尺虽然放得太宽了一点,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认为波普尔不仅开创了科学文化哲学的先河,而且也是西方20世纪少有的体系性哲学家。从波普尔对绝对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展开不遗余力的毁灭性的批判来看,他的哲学又具有后现代因素,从而为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库恩的科学哲学具有开创科学历史主义先河的作用,与此同时,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后期哲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倾向;我在《论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2]一文中,曾经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在该文中,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把费耶阿本德作为一个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来予以介绍,但是就我在文中刻意所列的几个副标题——传统科学哲学的终结、解构标准——分界问题的消逝、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拒斥标准——理论多元主义评价观、颠覆模式——无政府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来看,当时我是有意按照后现代哲学的标准来塑造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的形象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说费耶阿本德是一个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我们就从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他的三部著作来谈起。科学哲学曾被归结为甚或等同于科学方法论。这是因为,现代科学哲学的中心是科学方法论问题。科学哲学运动殚精竭虑几十年,它的目标盖言之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永恒中立的方法论构架。这种构架和规则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建立一个理想的情境,一切分歧在此情况中或者是非认识论性的,或仅是一时的、可以通过继续讨论而被解决的,因而说话者总可以最终满足彼此的合理性要求。这种规范方法论的传统立场受到了费耶阿本德的无情批判和激烈挑战。因此,在《反对方法》中,费耶阿本德的中心论点就是: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科学并不按某种固定的模式发展,因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未知实体,科学家必须对选择保持开放,不能预先对自己作任何限制,“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他主张,应该把一切“普遍性规则”和“僵化的传统”都当作“中国妇女的缠脚布”彻底抛弃。费耶阿本德认为,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是克服一切理性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对科学束缚的对症良药,“无碍于科学进步的唯一原则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始终拒绝一些抽象的原则和信念,他反复强调:“‘怎么都行’没有表达我的任何信念,它是我对理性主义者的尴尬处境所进行的诙谐概括。”退一步说,“如果你需要普遍的标准,如果没有独立于情况、独立于世界的形式、独立于研究的转折点而成立的原则你就不能生活,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个这样的原则,它将是空洞的、无用的、相当可笑的——但它是一个‘原则’。它就是‘怎么都行’的‘原则’”。[3]由此可见,费耶阿本德是极不情愿地承认“怎么都行”是他提倡的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他告诫人们永远不要指望有更加聪明的适用于一切情况的诀窍或“原则”。在《告别理性》中,费耶阿本德再次重申,“怎么都行”并不是一个我为之辩护的“原则”,而是迫不得已针对那些爱好原理及那些看重历史的理性主义者的一条原则。
 
    费耶阿本德不仅在理论上推广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而且还把这种认识论推广和应用到对科学、教育和社会的分析中去,从而得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结论。费耶阿本德大量使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科学,他指出:“科学仅仅是人发明来应付其环境的众多工具之一种。它不是唯一的工具,它不是不会出错的,它已经变得太强大、太进攻而又太危险了,不能听凭它自作主张。”因此,他建议把科学规定为一种有意义的但决不是排他的知识,它有许多优点,也有不少弊端。费耶阿本德从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出发,推崇一种理想的自由社会。在思想文化上,自由社会就是一个反规则主义、反理性主义的社会,它没有任何普遍的规则或原则作为信条。他写道:“自由社会不能以任何特殊的信条为基础;例如,它不能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或以人道主义的考虑为基础。”因此,自由社会是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我把自由社会规定为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权利和接近权力中心的平等机会的社会。”这就是说,不论是科学的、道德的,还是宗教的、迷信的,都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力。说到这里,必须指出,那种认为费耶阿本德不仅反对“科学主义”,而且也反对“科学”的看法是欠妥的。费耶阿本德反对科学主义、科学沙文主义和科学专制主义是事实,然而他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科学,而是反对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自由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保护性结构,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像铁栏杆那样起作用,而不像信念那样起作用。”
费耶阿本德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个最高标准,即:在何种程度上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增加了?按照这个最高的价值标准来检查今天的科学,就需要把人们从意识形态上僵化了的科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象我们的先辈把我们从一种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样。就此而言,费耶阿本德要做的事情与随后美国哲学家罗蒂要做的事情一样。如果说罗蒂声称要解构西方传统哲学,主张一种“后哲学文化”,那么费耶阿本德就是要解构传统的科学哲学所理解的“科学”概念,即拥有特权的、唯我独尊的“科学”概念,主张一种“后科学文化”,或者说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
 
    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费耶阿本德极力发展的思想就是证明理性只是许多传统中的一种,而不是所有传统必须遵守的标准。跟《反对方法》一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的“目的只有一个:消除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对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所造成的障碍,以便做好准备,将专家(科学家)本人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4]在自由社会中,“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传统,他们没有特殊的权利,他们的观点没有特殊的重要性(当然对他们自己来说除外)。问题不是被专家们解决的(虽然他们的建议不会被忽视),而是被有关的人们按照他们所重视的思想、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当的程序来解决的”。[5]“在我所指望的那种社会中,科学家当然不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的地位也许比和尚,算命先生和卖狗皮膏药的都不如”。费耶阿本德甚至尖锐地指出:“我认为科学哲学、基本粒子物理学、日常语言哲学或康德主义这样的领域不应该改革,而应该让它们自然死亡。”[6]这是因为,实证主义(证实主义、证伪主义)既没有给予科学家启迪,也没有给予科学家帮助。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科学和科学史事实,将妨碍科学的发展,“批判理性主义的原则……更不必说逻辑经验主义的那些原则……对过去的科学发展作了不恰当的说明,并且有可能阻碍未来科学的发展。它们所以对科学作了不恰当的说明,是因为科学远比其方法论图象来得‘邋遢’和‘非理性’。它们所以有可能阻碍它,是因为如我们已看到的,使科学变得比较‘理性’和比较精密的尝试必定会消灭科学。”[7]在《告别理性》中,费耶阿本德发展了他在《反对方法》和《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的有关论点,特别是他进一步发挥了“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普适的,非理性也不能加以消除”的论点。费耶阿本德通过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从而指出:“排斥了文化多样性,科学本性一无所有”。文化多样性与被视为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探索的科学并不矛盾,它与“理性主义”、“科学的人类主义”等诸如此类的哲学相冲突。这样,费耶阿本德就把科学从理性主义、科学的人类主义之中放逐出来,使科学获得了自由。“科学的大部分已越过了狭窄的理性主义或‘科学的人文主义’划定的界线而成为不再排斥‘不文明’和‘不科学’文化的思想和方
法的探询:在科学实践和文化多元主义之间不存在冲突”。[8]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大陆的后现代哲学家着重于否定传统形而上学坚持为王的合法性的话,那么费耶阿本德这位从科学哲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后现代思想家则以追查科学这位自封的女王并非金枝玉叶为己任。”[9]总之,费耶阿本德通过对理性主义、科学沙文主义、一致性(齐一性)等的批判,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限制了理性作用的范域,消解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凸现了不同传统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立场。与其说他在发展传统的科学哲学,不如说他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终结传统的科学哲学,开创了一种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新统”。虽然他在《反对方法》中表达的观点有点极端,但他并不是拒斥方法或反对一切方法,而是强调方法的多样性或多元性;虽然他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表达的观点有点极端,但他对自由社会的渴望——给各种传统以平等的自由,他的呼喊:科学成了宗教的替代品,或者说,科学成了一种最新的宗教,这些对于批判西方科学沙文主义、科学霸权主义、科学文化帝国主义等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不仅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思维和视域,而且提出了许多被传统的科学哲学所遮蔽的问题,引发人们深思;虽然他在《告别理性》中表达的某些观点有点极端,但他并不是拒斥理性,他要拒斥的是理性主义,他要告别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各种形式的理性,实际上理性是无法告别的。理性和非理性一样,都是人类活动(当然包括科学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 洪晓楠.论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J].哲学杂志,1999(2). 
    [3][4][5] [6]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14-215, 1,4,133. 
    [7]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46. 
    [8] 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36. 
    [9]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249. 
   (洪晓楠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哲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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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费耶阿本德与卡尔·波普之比较
 
李春泰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的西方科学哲学资料,才第一次接触到保尔·费耶阿本德的哲学。他的“怎么办都行”的主张与我已有的观念大异其趣,因此留下印象极为深刻。说到这里,还要感谢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孙慕天教授,感谢他把这本资料送给了我,使我在国内能较早地接触西方科学哲学的新进展。
 
    时间如流,哲学大师保尔·费耶阿本德已逝世十年,他的工作丰富了科学哲学、开拓了我们的眼界,这是一笔永久性的精神财富,现写此论文纪念他。
 
    保尔·费耶阿本德与卡尔·波普一样都出生于奥地利,又后去英国,并且他们都熟悉维特根茨坦,而且他们两人有师生关系,加之前不久作了波普研究[1],故选此题以作比较,望学界同仁指教。
 
1  作为工具的历史与逻辑
 
    作为认识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我们早已熟悉,但是在费耶阿本德所谓的历史与波普的逻辑之间寻求一致性却相当困难。
 
    我们知道,早熟的卡尔·波普在1919年目睹了反动统治者对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和工人群众示威游行队伍的血腥镇压之后,兴趣急速从社会科学转向了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他在维也纳大学更偏向于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甚至稍后,他除了数学与物理学之外什么课都不听[2]。据他自己解释“之所以要学习数学,是想从数学中知道有关真理的标准,同样的理由,我对理论物理也有了兴趣。”他对数学家塔尔斯基和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推崇极至,在数学与精密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他选取了使用逻辑去探索其可能世界。而晚于波普二十岁的保尔·费耶阿本德的学养或知识结构很不同,他虽然也学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也学历史和哲学,但是似乎更喜欢戏剧,特别是然科学,也学历史和哲学,但是似乎更喜欢戏剧,特别在二战之后还专门在魏玛学院学习戏剧并且与东德戏剧界人士打得火热。也许就是在这种重形象、重描述的戏剧和历史的影响下,他深刻地发现,原始巫术、神话、宗教和形而上学中就含有丰富的知识;发现神话和科学在理论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两者关系密切[3]。例如,很多人包括波普在内都深信这样一个原则:理论必须由观察陈述或基本陈述来判决,如果它同已被接受的观察陈述完全一致,它就是被确认的或被接受的;如果它违反了给定的观察陈述或基本陈述,它就被证伪了,因此必须加以拒绝。这个原则,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还是证伪主义者们都遵循的。而费耶阿本德却认为,实际上没有任何科学家遵守这样的规则和要求;并且他通过科学的历史考察说明几乎没有任何理论是同所谓观察陈述或基本陈述这种事实相一致的。由此可见,他只有对历史更有兴趣,他试图通过历史去认识科学发展的可能世界。
 
2  现象之多与本质之一
 
    费耶阿本德自己选择了以历史描述性方式去认识科学发展的可能世界,也许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所以他把自己的主张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他的大作《反对方法》就是一部“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领”。他在《反对方法》中为选择无政府主义作为探讨可能世界的方法提出了两种理由[4],
 
    第一,我们所要探索的世界主要是一个未知的实体,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选择是开放的,不能预先把我们束缚起来。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保证某种认识论药方不仅是发现孤立的“事实”,而且保证它是发现自然界奥秘的最好方法。第二,目前那种一个模子的科学教育与人道主义态度不相容,它使人的个性会象中国女人的小脚那样因此而受到束缚。要获取更多的自由以及发现更多的自然界和人的秘密,就必须抛弃一切普遍的标准和一切刻板的传统。这两种理由表面似乎不一样,前者是说方法的选择不可以是封闭的,后者则强调其违犯人道主义原则。但是,这两种理由确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探索可能世界之方法是多元的,甚至是“怎么办都行”;然而我们应注意,多元主义并不十分宽容,因为它已否定了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普遍标准”的传统,而热衷于辩证发展观。
 
    费耶阿本德的辩证发展观所对应的可能世界主要体现在所谓科学史中。费耶阿本德在这类科学史中特别衷爱的案例就是哥白尼革命。我们知道,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当时物理学的观念中比之托勒玫的地心说理由更不充分,甚至连哥白尼自己都说他的日心说只是一个数学方案,而这个方案的好处,特别是与托勒玫地心说相比的好处就在于其简单性。因为哥白尼理论与有些明显的事实相冲突,例如人们的经验不是地球在动而是“太阳东升西落”——它已牢固地融入了日常观察语言之中;又例如,如果地球在动,应有一股持久的风,但是事实上又没有,所以它是缺乏知觉证据的。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哥白尼理论与事实相冲突,不足以说明其理论不正确,而是说另有原因——诸如证据所含有的只是部分地与外界过程相符合的未经分析的感觉、或者所用证据是依照陈旧观念提出的、或者证据是借助于落后的辅助学科来评价的[5]。哥白尼理论就因这些陈旧观念而遭到反驳,我们知道费耶阿本德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就是串借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来说明的,因此,如果按照历史唯物论有关新事物成长的困难可以说出更多的理由来。
 
    费耶阿本德继续从科学发展史中寻求其证据,或者说他以他的理解方式创造其证据。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后来的伽利略认识到哥白尼所处的困境,就去寻求可以支持哥白尼的证据或支持哥白尼的新事实。说到这里,我必须指出,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哥白尼与伽利略所走的是根本不同的两条路,前者力图恢复一个比托勒玫更古老的理论,而后者则使现代科学有了一个新的基础[6]。据费耶阿本德,伽利略有两方面的工作支持了哥白尼,其一是他的望远镜,其二是他的相对性原理和动力学;望远镜改变了日常经验的感觉中心,用令人迷惑的和未经解释的现象代替之,而其力学改变了日常经验的概念成分。经过伽利略对这些现象的另类解释,它变成了支持哥白尼的新经验。
 
    以上经过中外专家精选的引证,坦率地说是令人迷惑的,也许多元主义在繁乱复杂的现象中因为过于锁粹而不系统又缺乏一致性的解说,反倒使本来较为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费耶阿本德所要求的解放目的可能是已经达到了,但是所探讨的可能世界是什么却变得无意义了,因为怎么办都行已使可能世界失去了约束。于是怎么办都行对于可能世界是怎么说都行,所以费耶阿本德的辩证的发展现所展示的科学历史只能是越来越走向混沌的状态。
 
    卡尔·波普与费耶阿本德相比其论证方式则简单得多。他与费耶阿本德不同,很强调必然性,而费耶阿本德则对历史的零星偶然事件有兴趣。波普抓住归纳逻辑所得结论没有必然性,得到科学这个可能世界之本质无论如何都不可为真而只可能为假的结论。因而可证伪性成了科学最本质的特征,科学于错误的苦海中在劫难逃,整个科学的可能世界是靠猜测而支撑的。卡尔·波普最喜欢的例子就是相对论即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特别是爱因斯坦本人对自己理论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他。
3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
 
    由于保尔·费耶阿本德与卡尔·波普所热衷的工具不同,导致其加工的对象不同。喜欢历史描述的费耶阿本德选择了繁乱复杂的哥白尼革命作为研究对象,而喜欢数学——逻辑的波普选择了逻辑结构严谨的相对论作为案例。一个借助历史,一个应用逻辑对科学的可能世界进行探索,从表面看来相差悬殊,似乎十分对立,但是认真地分析可见到其殊途同归,费耶阿本德的“怎么办都行”和波普的“猜测”说的都是同一个科学的可能世界的混乱无定,所表现或所意味的都是思想的自由。
 
    参考文献 
    [1]李春泰.  从必然性退却——波普的无逻辑可能世界[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0):33-35,40. 
    [2][英]卡尔·波普尔.  波普尔思想自述[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7-54. 
    [3]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o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M].  London:Redwood Burn Ltd,1975.296-298. 
    [4]邱仁宗.  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176-177.本译文与该书略有差别. 
    [5]江天骥.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98.   

    [6]李春泰.  貌合神离的哥白尼与伽利略[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6):31-39.

    (李春泰,嘉应大学 政治法律,广东 梅州 514015) 

费耶阿本德对理论依赖观察观点的批判 编辑本段回目录

朱凤青
 
    1“没有经验的科学”是可以想象的 
    在发表于1958年的论文《对经验进行实在论解释的尝试》中,费耶阿本德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理论依赖观察的彻底批判,提出他作为理论核心的“没有经验的科学”观点。
 
    费耶阿本德认为,实证主义的理论解释观的基本观点在于要求为描述事件既要求语言的句子是(1)可观察的,以及(2)经过解释的,但是,它又断言拒绝承认理论拥有任何描述性的意义,也就是说,理论并不接受就真与假进行的认识论判断,而仅仅以是否已成为描述事件的有效工具为成功的标准。根据这种观点,“观察语言不管拥有什么样的解释,都不依赖理论的‘上层建筑’”[1] 。费氏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可以称为实证主义的理论解释观,根据这种观点“(科学理论的)解释不依赖理论知识的状况”[2]。也就是说,观察语言的解释被独立地引进科学,而和理论“上层建筑”的状态无涉。这就是经验主义者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者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基础认识论观点。这种观点在费耶阿本德的早期哲学探索中始终被列为批判的重点对象,在费氏看来,有两个意义原理支持这种理论解释观:一是实用论意义原理,一是现象论意义原理。根据前者,“一个表达式的解释由它的‘用法’来决定”[3];根据后者,“一个观察术语的解释由含该术语的任何观察语句被接受或被拒斥之前直接‘所与’的东西(或‘直接所与’)来决定”[4]。
 
    在深入分析批判以致最后抛弃实证主义的理论解释观的基础上,费氏提出自己观点:“一种观察语言的解释由我们用来说明所观察物的理论来决定,并且随着理论的改变而立即改变”[5]。这样一来,原来在经验主义者那里由观察占据的主导地位,此时就让位于理论,是理论决定观察,而不是观察决定理论。于是,从对科学的静态反思到对科学的动态研究的转折,就以观察与理论之关系的倒转而迈出最为关键的一步。
 
    依照费氏的观点,“观察(观察语句)不仅仅是渗透着理论(汉森、赫斯和其他人的立场),而且是完全理论化的(观察陈述不具有任何‘观察核’”)[6]。他赞成汉森的“渗透”观点,而且向前又迈出一大步,理论就不仅仅在观察活动活动之中或观察结束之后发挥作用,而是从一开始就决定着观察活动的程序设计并在观察过程中左右一切有关因素。所谓的“观察完全理论化”(fully theoretical),所谓的“观察陈述不具有任何的‘观察核’”,也就是从根本上否认经验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费氏认为:“没有经验的自然科学是可以想象的。想象一种没有经验的自然科学,不仅可以有效地检验大部分科学以之为基础的假说,而且还是经验主义的必要条件”[7] 。在这貌似激进的断言背后,隐藏的是关于理论与经验孰先孰后的信念。在费氏看来,经验与理论相伴而生,而不是经验超前而行;别人强调的是理论离开经验的不可理解,费氏着重的是经验没有理论就难以被人认识。一个感觉的主体,若去除全部的理论知识,就会在认识的征程中迷失方向而不知如何是好。所以,仅仅就其本身而论,经验毫无用处,感觉毫无用处,于思无所助,于行无所涉;所以,人们就必须“冲破经验主义的桎梏而大踏步前行,去寻找一种更为阔大、更令人满意的哲学”[8]。
 
    2作为一种参与活动的科学
 
    在费氏看来,理论的观察根基已经不符存在;换言之,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作为理论之意义源泉的观察在费氏这里已经失去其昔日的重要地位。若如此,科学理论的意义的源泉从何处去寻找?这就只能诉诸于人类生活本身的参与活动。即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参与的活动。作为一种参与活动的科学。欲要弄清理论的意义来源于何处,先需搞清理论的本质如何。费氏心目中的“理论”,决非是指一种静态的逻辑结构。恰恰相反,费氏的“理论”,非常类似于库恩的“范氏”、奎因的“本体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以及沃尔夫的“形而上学”。这样一来,费氏其实也就在他所谓的“理论”中包括进神话传说、宗教体系和政治观点,即包括进属于抽象观念的几乎一切方面,从而导出科学理论中的开放性和历史性。这就触及了科学哲学的要义:科学究竟是什么?逻辑经验主义者想当然地把科学当作一种静止的逻辑结构看待,重点研究的是科学活动的成果;波普尔提出猜想与反驳的科学发展模式,似乎已经抓住科学的历史特征,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基础仍然是陈述与陈述之间的逻辑比照,却未能触及科学的能动性。费氏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把眼光放在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所具有的参与特征。
 
    所谓“参与”(Particitation),“就是把科学当作一种流动的、可变的、受人类生活实践制约的东西”[9] ,既然把科学当作一种参与活动,既然把它当作只有参与进去才可以理解的世界,那么出现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实在的标准或者量度?科学理性主义中把全部的科学实践仅仅等同于简单的定律和粗陋的标准,等同于简单的口号和这些口号之间的逻辑联系,理解科学,只需理解这些定律、标准、口号与关系,而无需参与进去。在费氏眼里,依这样一种方式得到的科学图象,仅仅象制造一个儿童玩具汽车那样,而与真实的汽车截然不同:真实汽车的操作无法根据玩具汽车得到解释说明[10] 。
 
    在费氏看来,让论证始于生活本身实在的尺度不再是某种独立于人类历史生活的东西,而是成了生活方式本身。“在实践中表现为实在的一切,在理论上也应该显得客观地真实”,[11]费氏伦理学的主旨:始于生活(伦理学规范),终于实在。这样一来,观察与理论关系的反转,我们最终进到哲学总向度的转向,即价值、事实孰先孰后的转向。现在,活生生的人类生活实践成为哲学论辩的终极参照,一切抽象的理论均服从这种生活实践。由于实践的历史复杂性,僵化而绝对的标准不会永远有效;由于实践的历史流变性,连贯而一致的发展也不时呈现出质变与跃迁。
总而言之,没有经验的自然科学是可以想象的。设想没有经验的自然科学,是检验经验假说的一种有效方法,这种方法构成科学的重要基础,并是经验主义的绝对必要条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比平淡、简单的观察更为有效的方法(正如伽俐略发现某些令人迷惑的现象,比起平淡、直接、单纯的观察作为天文学知识的来源更为有效一样)。从这一方向出发,意味远离经验主义的限制,并走向一种更综合、更令人满意的哲学。
 
    参考文献: 
    [1][2][3][4][5][6][7][8]Pau.Feyerabend.Realism,Ration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21,20,21, 22.,31,10,135,135。 
    [9][11]Paul 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M].Verso Press,1987.295, 124. 
    [10]Paul Feyerabend.Problem of Empiricism[M].Cambridge Univeasity Press,1981.129.
Feyerabend and the 20th Century’s Scientific Philosophy 
    [ 朱凤青,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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