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一个新的领域，即工程哲学（Engineering Philosophy）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注意。作为一门新的分析学科，工程哲学涉及到了其研究对象，以及与其相邻的学科的划界问题。归纳起来，目前国内外工程哲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1．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这一观点以国内工程哲学的开拓者李伯聪先生为代表。他强烈主张，虽然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密切相关，但它们是三个彼此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应该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当然，谈到“三元论”，就必然涉及到科学与技术关系之间的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之间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一元论”，另一种观点主张科学与技术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二元论”。显然，李伯聪教授所主张的“三元论”是以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区别为前提的。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应当把科学技术关系的“二元论”发展为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三元论”。这一观点认为，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科学“成果”、技术“成果”和工程“成果”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成果。三种不同的“成果”分别对应的是三类不同的活动主体：即作为“科学活动主角”(社会学意义的“角色”)的科学家、作为“技术活动主角”的发明家和作为“工程活动主角”的企业家、工程师、工人，它们担当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而科学制度、技术制度和工程制度是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总之，“三元论”的观点强调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种不同的对象。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理论和逻辑上来分别进行科学哲学研究、技术哲学研究和工程哲学的研究。在《工程哲学引论》一书中，李伯聪教授还通过对近50个范畴的分析和阐述，以使人们认识到工程哲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哲学学科，其中，有“三组”范畴是最重要的：目的、计划、决策这三个范畴是第一组，运作、制度、微观生产模式是第二组，价值、异化、生活是第三组；大体上它们分别“相应”于工程过程的三个阶段。
2．主张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合二为一。或者说，这一观点并不主张对工程哲学和技术哲学进行明确的划界和区分，而是强调工程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持这一观点以德国柏林理工大学教授H.波塞尔为代表。他认为，“工程与技术、工程科学或技术科学、技术哲学或工程哲学，相互之间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细”。比如，德国有悠久的技术和工程历史和传统，但对二者并没有做出明显的区分。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技术哲学研究的学者，他本人就曾经担任过德国工程师协会“技术与哲学”研究小组成员，以及多个学术协会理事。他认为传统的技术哲学观所主张的技术仅仅是应用科学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完全错误的。而工程科学具有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结构，技术与工程，特别是工程活动，显然具有不同于科学活动的明显的特征。因此，其理论必然不同于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科学哲学。但他并不赞同技术与工程之间存在什么明显的差别。他认为，技术包括了所有的环节、过程和系统，它们都是通过创造性理念或思想的实现，满足个体和社会的需求。而“工程科学”则包括所有传统的（技术）学科，在这些传统学科中，技术的理论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给出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铁路系统。如铁路系统不仅需要蒸汽机和火车，而且涉及到桥梁、隧道、信息系统、准确的时间等；还有为蒸汽机和电力服务的能量供应系统等等。因此，技术与工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二者是不可能进行明显的划分的。其中既包括了技术的成分，也包括了工程的因素。二者并不具有什么相对的独立性特征。波塞尔认为，“科学追求的是自然的规律；科学的对象是自然。技术包括了人造技术制品，以及由人引导的过程（它必然包括诸如‘目的’‘手段’概念，以便更好地来描述上述现象）。工程科学制定出了有效的，如何达到更好目标的规则，它把这些规则连接到有争议性的结构中去；它并不制造技术，但它却开发新技术，并指导人们如何开发新技术。当然，这里有交叉重叠现象。”因此，他认为，工程中使用的是人工技术制品。从理论的意义上，可以说“工程哲学已预设了技术哲学”。所以，我们传统所讲的技术与科学的区分，勿宁说是“工程与科学的区分”，科学家是以逻辑-数学推论的方式而进行思维的，而工程师考虑的则是过程和模型；“意向性”和“前瞻性”在工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在一个技术产品产生之前，在开发研制其先锋模式时，前瞻性的反思就应伴随其整个计划与开发过程。不仅如此，波塞尔还认为，德语对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和技术科学或工程科学（TechnikwissenschaftorIngenieurwissenschaft）已有了明确的区分，因此，所谓技术与工程的区分，并不完全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而仅仅是与术语和语言相关。
3．介于上述两种立论之间。工程哲学研究中的第三种立场当以美国哲学家C.米切姆等欧美学者为代表。它一方面承认技术与工程的区分，强调工程在当今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对技术与工程进行十分严格的划界。米切姆曾任美国技术哲学学会主席和《哲学与技术研究》丛书的主编。在他的技术哲学的理论中，他特别注重科学与技术的分野，并提出了“技术的思想”这一独特的论断，认为“技术是客体，技术是知识，技术是活动，技术是意志”。不仅如此，米切姆还是较早对工程与哲学的密切联系给予充分重视的一位学者。他的思想中包含了浓重的工程哲学的维度。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他将技术哲学的发展概括为工程学的技术传统与人文主义的技术传统两部分，这一概括本身既是对工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肯定，是对工程哲学的重视，但又没有将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来。
有一点必须承认，即在“技术的思想”这一概念之下，米切姆承认技术与工程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与波塞尔所主张的“工程哲学已预设了技术哲学”的论点不同。遍览米切姆的有关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的论述，我们看到的是，尽管他也承认工程哲学这一学科，但他还是将工程置于技术哲学这一大框架之下。就此而言，他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地位及其划分，显然不及国内学者李伯聪先生那样坚定而执着。在1994年发表的《通向技术的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一文中，米切姆对技术类型进行了划分，它对于理解工程与技术之间的差别，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差别具有重要意义。1995年，在《朝向一种元技术的哲学》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了“工程哲学”的概念，并对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关系做了规定。在1998年发表的《哲学对于工程的重要性》一文中，米切姆呼唤一门新学科“工程哲学”的出现。他认为，虽然哲学没有充分关注工程，但工程却不应该因此而忽视哲学。他指出，哲学与工程之间不仅仅通过“什么是好的设计”相互建立起了联系，而且哲学与工程已相互重叠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即“工程哲学”。而在哲学与工程的关系中，伦理问题，特别是工程中的“伦理责任”问题，构成了工程哲学研究和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此点而论，我们倒是非常赞同米切姆的观点。的确，在现代社会，每一项工程，无论其大小，对于该项目的工程师和有关责任人而言，责任已经被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他不仅关乎工程师本人，而且关乎其周围的环境，甚至整个社会。因此，米切姆对工程哲学的现状给予了急切的关注：“技术哲学的力量还体现在工程哲学和应用伦理学之中，而工程哲学和应用伦理学还只是处在现代技术项目的边缘和外围。”
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对工程哲学给予了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工程哲学目前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是哲学这个大家庭中一门新兴学科，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继续探讨和研究。上述三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虽有明显的差异和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承认科学与技术，或科学与工程的明显不同，而这一点恰好构成了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否则，如果不对科学与技术，或科学与工程之间差异进行明确的划界，那么，就无法甚至根本就不可能继续深入地探讨工程哲学的问题。这一点是今后从事工程哲学研究所必须予以注意的。
工程哲学：工程师知道什么编辑本段回目录
说工程知道的东西构成工程知识,正像说科学家知道的东西构成科学知识一样,这种对一个不言而喻的东西应该是什么的表达方式，很容易令人误解。毫无疑问，构成科学知识的东西，不仅超过了一个科学家所知道的东西，甚至也超过了所有科学家所知道的东西的全部总和——因为在任一给定时刻都存在一些可能没有被科学家记住的科学真理。例如，孟德尔（Mendel）定律被人遗忘一直到它被人“重新发现”时为止。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全部科学知识要比所有科学家知道的东西的总和要少，因为，科学家们所知道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差别相互一致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某些科学家知道的东西同其他科学知道的东西是不相容的——或许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样一来总的知识减少了。
有趣的是，工程知识的总和似乎并不会由于这个问题而受到损害。在工程认识论的领域内矛盾似乎没有出现。在工程师之间在什么是解决某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方面可能存在着争论，但是——在给出特定的围绕有关接触点的设想的条件下——情况并不是两个所受的教育和经验阅历相类似的工程师可能各持完全不同见解、相互对抗，即他们竭尽全力地相互反驳。
在本文中我要考察工程知识的某些方面，目的是要确定工程师知道的是什么东西。许多方面都依赖于我们如何解释“知识”。我将为知识的实用说明进行论证，这一知识是奠基于真实基础之上的，在这种知识当中，相对于科学知识来说更广更高的要求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工程知识被证明是比科学知识更加可靠得多——从而揭穿了在传统观点中认为科学是我们的最好的最成功的生产知识的手段这一谎言。我将首先将对一种实用知识理论作简略的勾画，接着在转到工程知识之前先考察一下科学知识。最后将考察一下某些传统哲学问题的命运以此结束本文。
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
认识论是一个古老的论题并且至今依然墨守成规地存在着。至少自柏拉图以来，知识论就一直集中到一个关键性因素——-单个个体的内在心理状态上面。在休谟（David Hume）著作之前，这一心理状态是确实无疑的东西（certainty）。在休谟之后，经验主义者为了对被证明的真正信仰的形式作某些修改而抛弃了确实无疑的东西。可是仍然是把重点集中到单个个人知道的是什么东西上面。我现在极力主张的观点最初是在作某些修改的Charles Saunders Peirce.的著作中提出来的。Peirce.所发现的传统经由William James, John Dewey, C. I. Lewis, Nelson Goodman, W. V. O. Quine, Nicholas Rescher ，当然还有很少人知道的 Wilfrid Sellars等人延伸下来。由这些人以这一形式或另一形式认可的一个简单的思想就是，一个命题或命题集要有资格成为知识必须经由一个合适的共同体认可。我在《关于技术的思考》（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1999）中，将上述思想大致以这样方式作了表述：单个个人生产的知识候选者，只有得到一个合适共同体按照统一标准使用协商一致方法认可的时候，才有权要求成为知识，并且才能变成为知识。这对于强纲领的社会学家（Strong Programme sociologists）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对相对主义者来说也是如此——Peirce毕竟是一个实在论者（realist）。但是，这一思想却解除了我们设计命定的标准使我们能够用它来确定述说一个具有X,Y,和Z性质的命题是否能够被说成是知道了某些东西所带来的毫无效果的烦闷。这一标准之所以是命定的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历史上的和其它方面的偶然性事件。在另一方面，例如实用主义的说明，把重点转移到由科学共同体己经设计出来的标准上。不过，即使是在这里，这一标准必然会碰到底线条件。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这一底线就是成功的行动（successful action）。根据C.I. Lewis的说法，“知识的效用就在于，它给我们一种控制力，通过合适行动，控制整个我们未来经验的质量。”(Lewis 1962, p. 4)
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的性质、结构和证实问题对于20世纪的许多人来说一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心议题。虽然这一问题现在仍然未弄清楚，就是说关于科学知识的标谁没有一致的意见，由于科学是一个进化着的活动将来也可能不会有一致意见，但是，若干个关键性的特征已经从讨论中涌现出来了。这些特征是从对在科学革命过程中原先提出来的科学知识标准进行重新评价当中产生出来的，在科学革命进程中，被提交出来的新科学被声称为在类型上根本不同于以前作为知识被接受的那种类型的知识——像亚里士多德学派那样的从基础概念的深奥定义出发产生出来的知识。
根据新科学的传统，存在几个值得重视的科学知识的特征，最近的讨论却迫使我放弃它或作重大的修改。已知新科学强调数学的作用，科学知识被描写为“普遍的”，“真的”，和“确定性的”。可是，由于不同的科学有独特的特征——最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这己经变得更加明显，普遍性的要求不得不被修改或被谨慎地打破了。在社会科学中社会相对主义的发展使得这成为不可避免。科学对“真实性”和“确定性”的要求也遭受到相类似的命运。但是在这一情况当中, 问题并不是涉到各门科学的特殊特征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很难以毫无疑问的方式证明科学主张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普遍认为根本无法确定任一科学主张同它的证据之间关系的性质。
为回答这些最新重构的问题，引起了对原有科学知识标准的批评，依据这一批评对该标准作出了修正。在系统阐述了对科学知识标准所作的修正的前提下，传统的说明也还提供了某些继续可行的特征。例如，传统观点认为科学知识是由探索某一理论领域的研究者所创造的，这些研究者的目标是提供对在该领域的客体和过程当中的关系的一种说明，即能够为通常所观察到的现象或在其它领域中所发现的现象提供某种解释基础的那样一种说明。假如我把科学知识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孤立出来，这就是：科学主张从其中它们被联系在一起的理论中得到它们涵义，因此，科学知识是受制于理论的（scientific knowledge is theory-bound）。[1]
科学知识受制于理论的性质提出了除了另外一些问题，它超越了那些上面提及的有关科学知识的某些传统假定特别是这样的观点：科学知识假如是真的，它永远就是真的。如果科学知识是受制于理论的，并且假如（如我们从科学史上知道的）理论是变化的，那末科学知识就是变化的。因而，被当作科学知识来接受的东西，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真的，至少并非的全部都是真的。[2]然而这也许不是一个惊人的主张。人类知识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在取得新发现的进程中所知道的东西，并且抛弃那些不再继续同最新的一批信息相一致的东西。
我们要进一步注意的是，科学知识的试探性的性质并不意味着知识仅仅是相对的——特别是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要给反对科学主张在认识上的优先权的那些人以安慰，这一认识上优先权是传统上我们赋予科学主张的。科学家不断地修正他们志愿认可的东西——并且检查他们的假设和方法——这一动态过程正是科学生命力的真正中心。因此，尽管科学知识具有受制于理论的性质，科学质询的自我批判的过程，确保所主张的知识，在它被共同体按照标准判定为“最好的”的那一时间范围内，是最有用的。
科学探索的最终目的是解释。因此，在实用主义说明的悟境中科学知识应用的最终的成功就是解释。我们运用一种理论去探索某一对象领域，简化它们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借助于该领域客体的活动去解释那些用别的方式不能够加以解释的东西。为什么一个桌面是硬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求助于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提出，存在一个比较小的客体的领域，这些微小客体由一系列的力结合在一起，正是由于在这一微观领域之中的力和客体，使得我们有可能对某一坚硬的桌子作现象学上的描述。科学的目的应该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并且它通过求助于并不是直接显而易见的世界的面貌特征来构建和检验理论去实现这一目的。[3]
科学知识还有其它方面对其生命力来说是基本的特征，但是在这里无需涉及。为了有一个富有成效的考查工程知识性质的出发点，我们只需要集中到这两个特征上来：（1）科学知识是受理论制约的，以及（2）科学知识是被发展来解释世界运转方式的。不幸的是，当科学活动的试错和重新评价过程这一特征似乎是展现出它的活力的同时，这一过程也毁坏了科学知识在认识上优于工程知识这一主张的基础，同样地——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科学知识的受制于理论的性质引发了若于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使工程知识陷入烦恼。
工程知识
在《工程知道什么和他们是如何知道的》（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1988）一书中，Walter Vincenti确定并且发展了一个最初是由Edwin Layton在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作为知识的技术》（"Technology as Knowledge."）中引入的主题。Vincenti从一个实践的和深入思考的工程师的观点对工程知识提供了一个说明。Layton和Vincenti两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工程知识——和一般说的技术知识——构成一种离散的不同于科学知识的知识形式。Layton在比较后的一篇文献，他著名的1987年技术史协会的主席致辞，“通过照镜子或者从湖面镜像来的消息”（ 1987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Presidential Addres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r News from Lake Mirror Image,"）当中，他支持A.R.Hall的发现,并且声称“技术知识是关于如何做或制造东西的知识，反之基础科学具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知识形式。”（Layton1987，p.603）Vincenti支持这种观点，援引Gilbert Ryle著名的关于知道如何（knowing how）（技术）和知道那（knowing that）（科学）两者之间的区别的论述。
Layton和Vincenti两人都参与为这样的观点辩护——虽然科学和技术可以以各种方式相互借用和相互依靠——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目标从而构成两种不同的知识形式。科学的目的是解释，技术/工程的目的是创造人工制品。Vincenti以如下方式来表述：“技术，虽然它可以运用（apply）科学，但是它不是如同或完全等同于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 Vincenti1990，p.4）。他用有几分迷人的和高度启发性的陈述来为这种观点辩护。由于他看到这一点，假如我们以技术是应用科学的命题出发，那末就没有可能去考虑这样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技术可能包含有能够对独立于科学而取得的技术成就——例如埃及金字塔和古罗马的大道作出解释的一种知识的自治形式。己知的、非常明显是不依赖于科学的那些技术的存在，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不能把技术仅仅刻画成为应用科学。没有事实根据说科学和技术每一个都必需依靠另一个，同样也没有事实根据说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子集。假定是半自治的知识形式，关于作为技术知识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工程知识的与众不同的性质，我们能够说什么呢？
从一个由G.F.C. Rogers给出的极为简明的“工程”定义出发——这一定义使人非常想起Emmanuel Mesthene的“技术”定义（Mesthene 1970，pg.25）——Vincenti确定了工程的三个主要组成，然后集中到设计的观念上。根据Rogers的说法（如Vincenti所引用的并且由我作稍微的扩展），
工程指把任何人工制品的设计和建造（以及，我（Vincenti）拟加上去的，运转）组织起来的实践活动，这种人工制品对围绕我们的物理的（以及，我（Pitt）拟加上的，社会的）世界进行转换以适合于公认的需要（Vincenti 1990，p.6）。
Rogers定义最值得赞扬的一个方面就是把工程描述成一种实践活动。就是说，工程——好像科学一样——是一种带有特定目的的活动。己知Rogers的见解以及Mesthene把“技术”看作是“为达到实践目的的的知识组织活动”的定义——通过一系列的替代我们完全充分地看到这一点，工程知识是同目的在于对付人类的环境的人工制品的设计，建造和运行相关联的。Vincenti通过集中到设计上面把工程知识的中心进一步聚焦在“设计知识”这一论题上。详细地引用Vincenti对设计过程的描述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它直接地导出了作为一系列计划的设计同设计过程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设计”当然表示一批设计图和生产这些设计图的过程这两个方面内容。在后者的含义中，它典型地包括提出关于人工制品布局和尺寸的试探性的设计图案（或若干设计图案），通过数学分析和实验测试检查候选的设计方案看它是否能做所要求的工作，以及当它不能按要求工作时（通常在开头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进行修改。这样的程序通常需要多次重复直到最后确定的设计图能够被发送去进行生产时为止。正在做的事情也比这样一个简单粗略的设想要复杂一些。可能需要进行多次艰难的交替使用，同时要求在不完全和不确定的知识的基咄上来作决定。假如可利用的知识不适用时，也许不得不要进行专门的研究（Vincenti 1990, p. 7 - emphasis added）。
Vincenti所描述的这一设计过程是“任务特殊的”并且本质上是用试错来刻画其特征的，但是这并没有揭示出设计知识内容的一般性质。这是因为Vincenti要获得为任何一类任务所需要的设计知识的一般性质，必需提出一个把设计过程分解为垂直的和水平的两个组成部分的详细样式，从而可用来在总设计过程中精确确定什么东西何时何地是需要的。Vincenti把为此目的提出的设计叫做常规设计（normal design），以此同根本设计（radical design）相对立。[4]常规设计以解决问题过程的最关键方面即问题的辩认开始，分为五个部分。Vincenti虽然只是从他自己的学科来提取合适的例证，但是他提出的这一设计模式一般地说足够涵盖大量的设计过程。例如，包括建筑物外观的建筑工程的设计，电子系统的设计，卫生管道工程的设计等等，或者如置于太空的绕着轨道旋转的望远镜的设计。
1．工程定义——把一些通常不太清楚明确的军事上或商货上的需求转变成具体的技术
问题以便提供给第二级设计用。
2．总体设计——作出适合于工程定义的飞机的布局和比例的设计图案。
3．主体设计——将工程划分为机翼设计，机身设计，着陵传动装置的设计，电子系统设计等，
4．根据工程学科要求在第三级设计基础上对各组成部分的细部进行设计（，例如机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机翼的结构设计，机翼的机械制造设计）。
5．把第四级设计中的各类设计进一步划分为一些非常专门的问题（例如，机翼空气动力学的设计细分为平面图形，机翼截面和高寿命装置问题）（Vincenti 1990, p. 9）。
Vincenti概略描述的过程似乎十分简单。首先定义问题，将问题分解为它的各组成部分，并且如果需要的话，按照问题和专门的要求再细分为更小的区域。最初扫视一下不明显的方面就是各层级相互作用的方式。进一步反思基础上，能够看到的在第三层级上会发生对总体设计的一些分岔并且互相对立着，但是承认这一点就要求做一些工作，简言之在整个过程中任何一个设计工程都要允许有大量的得失取舍协调工作。在这一方面，如果一个设计过程仅仅是集中到协调工作上，设计过程听起来就好像是科学过程的回响。不过，在科学研究过程同工程设计过程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或者说明显表现出有重大的差别。正如Vincenti说的，“这样的连续的划分把飞机问题分解为比较小的易干管理的子问题，其中的每一个子问题都能够用半孤立的方法来处理。这时完整的设计过程，上上下下和水平方向地跨越各个层级反反复复地继续着。”（Vincenti 1990，p. 9，重点号是加上去的）假如——通过举例的方式——我们这用这一方式来思考一个建筑学问题，我们就很容易确定要设计的建筑物是什么类型（第一层级设计），例如，是专门用途还是多种用途的建筑，这同应该有的浴室的固定设备那种类型（第四级设计）是相对立的，虽然其中一个最终将对另一个有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暂时停下来并且仔细检查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的这种比较。首先诸如受理论制约以及目的在于解释这样一些科学知识的特征似乎是同Vincenti所寻求的那种类型的知识尖锐对立的。工程知识是有专门任务的，并且其目标是生产人工制品用于预定的目的。
由Vincenti对工程知识的说明中揭示的两种类型知识之间还存在着第二方面的重大区别。由于工程体现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这不是它自身具有的、使它与其它的诸如生物学活动或者甚至是哲学活动区别开来的特征），工程师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就有其独特的方面。对这些特殊类型问题的解答结果以参考手册的形式被编入目录和记载下来，这些参考手册能够被跨越各个工程领域使用。例如，测量材料的应力已经很大程度上被系统化整理出来，依靠这一材料，如何做这种测量在一个应用手册中就能够找到。这种情况导致这样的观念即认为许多工程是“食谱工程”（cookbook engineering），但是在这个讽刺当中忘记了这一点，还有另外一部分知识是必需的，那就是要知道找什么书。这是引导工程师解决问题的一种独特形式的知识。可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读“食谱工程”这一词组通常是以一种贬义的方式来用的。但是在这方面什么是错的？假如这种在手册中的知识表达了这祥的信息，我们不仅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而且在无论有那一种特定的意外事件发生的环境中都能够使用这些信息，那末这种知识不是那种接近于是普遍的、确定的以及（我们必需说的）真实的知识吗？能否说那些认为存储在手册中的工程知识如同是食谱知识一样的人使用一些夸张词藻是为了掩盖科学知识的不充分性呢？
我们将这种食谱知识同受理论制约的知识加以比较。当该理论以这些方式或另外一些方式被证明是根本上有缺陷时，这种受制于理论的知识就会被更换。这意味着，我们知道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应该是或不是这种情况——这对我来说很难说像是知识。可是，一个好的能够提供应力计算的食谱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被使用，一直到在适当条件下你替换时止。正好用一句基本的隐喻来表达——一本好的食谱可以为任何一个人准备一顿美餐。
让我们再深入一步地将Vincenti说明的工程设计过程同科学活动进行比较。我认为，许多人用许多地方的充分详细的资料已经证明根本不存在像科学方法那样的东西，就是说不存在这样一种方法，它能够保证客观性并且确保生产出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和真实性的知识。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是科学工作的受制于理论的性质将驱散任何残存的幻想。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在一种理论内部工作的一位科学家正在进行探索的领域是由该理论所圈定的，他或她的研究方向，即他或她要进行那一类研究，都是由理论确定的。另一方面，当该理论领域需要时，研究就会被引向该领域，由理论提供的能告诉你要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这样的响导是根本不存在的。再者，也没有一种对所有科学都起作用的方法。考虑一下天文学，己知的我们在天文学中查到的只是某一时间的观察资料，重复再现这一观察结果，传统上这是科学方法的基础，至少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很难说天文学不是一门科学。另一方面，Vincenti对工程设计过程的说明却为整个设计过程进行的程序提供了一个详细而确定的结构。
我们再越过Vincenti来看一下Larry Bucciarelli 的工作（《设计工程师》（Designing Engineers）, Cambridge: MIT Press），他否认在工程中存在一种唯一的设计过程。Bucciarelli观察到，按照被设计的对象或被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作出独一无二的设计是不可能有的。但是他的异议不是基于对工程设计的否定，而宁可说是基干对相关的各种可能发生的偶然事故的性质的精密细致的了解。就是说，在Bucciarelli看来，我们能够凭着观念的产生和流动来发现设计的程序，而且相关的偶然事件也伴随着Vincenti提出的那种模式进来，当你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的交互作用时，只能采用更为复杂的方式。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工程设计中至少有一个起点，对于Vincenti来说，这个起点就是问题，对于Bucciarelli来说，这个起点就是对象。两个人都看到，无论如何正在工作的过程是动态的和相互作用的，而且它们都有一个由任务定向的起点，可是，对科学研究来说却没有给出这样的起点。
哲学问题
工程知识的食谱性质的两个推论就是：（1）这样的知识能够跨越各个领域传播以及（2）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被使用——水闸通筑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化——特定环境的意外情况可能要求一方穿越到另一方，但是其基础依然是坚固的。与此相反，科学知识明显地不能像工程知识那样以同样方式跨越领域“传播”。一个关键的障碍是它自己提出来的：不可通约性问题（The problem of incommensurability）。
不可通约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在库恩对科学变革的性质的描述中以大量篇幅居于前面。对于库恩来说，科学中的基本原理的变革是通过范式更替（paradigm replacement）实现的，以他的不可通约的观点，起初使用跨越范式（across paradigms）。库恩看来，一个范式包含了许多东西。可是为了进行这个讨论，让我们把范式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方法论规则，形而上学预设，实践，以及语言约定。两个范式被断定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处于不同范式中的主张是不能比较的只要确定来自那个范式的那个主张是真的就行了。
对于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必须假定一种特殊的意义理论，并且必须激活一种非常可疑的元语言假设。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意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意义理论，在不可通约性的假定之后，假定：语句是按照处于受到统一的规则集支配的体系即范式内部的语境来接受其意义的。这方面本身并不是这样麻烦。困难的部分是来自于元语言的假定，即对于两个范式来说不存在共同观点由此不可能比较来自不同范式的主张。要论证的是，必须这样一种共同的中性的观点，因为语句的是受到范式的规则的。由于语句的意义是会根据不同规则来确定的，如果我们将一个语句从一个范式转换到另一个范式，它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
在其他困难问题中间此处挑楝出来的难题明显是一个不可辩明的二难假定：认为存在着一个能够应用到所有范式基本的意义理论，即处于任一特定范式之中的语句的意义都由这一范式的规则来决定，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存在允许对跨越范式语句进行比较的单一的意义理论。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断言，所有的范式通过详细说明规则将意义赋予出现在该范式中的词句，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用以发表这一声明的同样的元语言，来创立可以实现让语句进行比较这种目的的另一个范式呢？例如，完全不清楚的是，使词句获得意义的方式是通过详细说明规则来实现。可是，这正是我们正在考虑的理由，而且也是库恩的不可通约性问题的根源。那些更多的方面己经通过库恩对范式的解释而作了规定。但是除某些东西进一步禁止我们这样做，我们肯定能够说这样一些话：对于比较两个语句（每一个都是来自于不同范式）这个目的来说，假如根据元语言的规则用元语言表达的语句，其运用的结果是相同的，那末无论如何事实上这两个语句都意指同一东西。简言之，假如出自于两个不同科学理论的两个语句，当它们转换到第三种理论中时，产生了同样的结果，那末我们能够说这两个语句表达了相同的主张。
这种解决办法是建立在我们对工程知识的说明之上的。假如处于某一范式的语境中的被系统阐述的某种东西能够被成功地运用到另一领域，那末有关含糊难懂的意义理论的深奥的哲学问题就被撤消了。对于处理不可通约性问题来说，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会比不理会这一问题更好一些。这也可能不是一件坏事。有许多哲学问题依然围绕着我们，由于它们似乎离题我们不再对其给予关注，例如，考虑一个许多天使在针尖上如何能够跳舞这类伪问题。不清楚的是，这个问题好像从未得到解决，可是谁关心过它呢？不可通约性的问题情况也是如此。假如这样陈述的问题从来也未被解决，那末它似乎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这种失去的关注起的作用就是使我们的立场从要为只是哲学家所担心的东西提供一种抽象的哲学上的辩护的烦恼中转移到一种实用主义的成功的条件上来：考虑处于这个语境中的来自于这个理论的主张的使用后果。[5]采取这种态度就要拒绝原先的在20世纪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对科学的哲学分析的方法即逻辑实证主义，并且要接受实用主义。特别是当我们关注这个具有真正的世界影响的技术的时候，这是一件应该做的好事。
最后，我们注意到，工程知识是可以传播的，不仅可以跨越领域，而且可以传遍全世界（或许还可以超越出这个世界之外）。预计会有一个来自于我的同事的有关各种文化帝国主义言行的异议——让我尝试地先发制人地作这样的声明。我不是说要去传播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活动的拨款是一个政策考虑的事情。这不是在这里我要谈的东西。
现在回到我开头提出的结论上来——与那种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被断定为是我们的最好的知识形式的科学知识相比较而言，工程知识是一种更加可靠的知识形式。可是，简略地说，我们已经注意到科学知识是短暂的——即当理论变化时它是变化的。我们也注意到科学方法同样地不只是短暂的，而且是不稳定的，依赖于被讨论的科学领域，不仅没有跨越科学领域起作用的方法而且在一门科学内部被研究的对象领域的性质可以提出不同的方法；可以比较一下生物化学和植物学。最后，假如科学知识要通过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来评价，并且己知它的任务就是解释，那末当理论变革时，解释就会失败。这样科学史就成为失败理论和不成功的解释的历史。
与之相反，我们具有工程知识，它是任务定向的。假如由书中的信息和专用于特定任务的方法和技艺组成的工程知识应用的结果，导致了客体的生产和问题的解决，符合那些完成这一任务的人的标准，这时它就是成功的。因为它是任务定向的，并且因为真实世界的任务都会碰到各种各样可能的意外——例如，材料，时间构架，预算等等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一项工程任务是成功或者是不成功。进一步说，那些食谱表达了什么工作积累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普遍的，确定的并且（如果它起作用的话），在“真” 的某种意义上说必定是真的。因此，按照我们提出的科学标准，工程知识似乎更加可靠，更加可信，具有更强的活力。因此，工程师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知道如何去完成任务——首要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
参考文献
Bucciarelli, Larry. Designing Engineers. Cambrdge, MIT Press, 1996.
Layton, Edward. Technology as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15 1974._____.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r News from Lake Mirror Imag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Presidential Address, 1987.
Lewis, C.I. 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and Valuation. La Salle: Open Court Press, 1962.
Mesthene, Emmanuel. Technological Change: 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Vincenti, Walter. 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90.
[1] 这里不是探讨科学理论和其技术基础之间关系这一有趣问题的地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科学家的使用与这一基础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有的时候对于处于某一给定领域中的某类客体的考察由于新的仪器而成为可能，伽利略的望远镜揭示了木星的卫星的存在，这就是一个例子。同样地，一定的理论用支持它们的仪器可以增强其辩护力。再来谈一下天文学的历史，一旦通过望远镜可以观看天体的时候，有关宇宙大小的问题就推动人们为做这种测量去改进望远镜来显现微米尺度，这就要求发展一种测量和距离的理论，等等（见Pitt 1994）。
[2] 我这里所指的是理论接受的历史，而不是指理论的真理性问题。
[3] 这一科学解释的说明看来像是支持一种形态的科学实在论。这一观点所依据的解释理论是由Wilfrid Sellars发展起来的，他是一位科学实在论者——他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世界的终极实在要素是由我们的最好的被确证的理论所断定的理论实体。我接受Sellars 解释理论的结构并且用Sicilian的实在论（Sicilian Realism ）来取代 Sellars的科学实在论（Sellarsian scientific realism）。Sicilian的实在论有两个基本观点：（1）接受这一见解即由当前公共接受的理论集所假定的实体是完全真实的，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地方，（2）否认归化原理（the principle of reduction），按照这一原理某一领域的实体被唤成不外是这个或那个理论领域实体的归并，例如，桌子只不过分子的集合体。Sicilian的实在论是彻底的实在论。
[4] 跟随E. Constant之后，在他的《涡轮喷气机革命的起因》（The Origins of the Turbojet Revolution, Johns Hopkins Press 1980)中。
[5] c.f. Richard Rorty.《语言的转向》（The Linquistic Turn）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67, p. 39.
文章来源: 美国《技术》杂志5卷3期，2001年春季刊
作者：Joseph C. Pitt（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彭纪南 译
工程哲学:十个基本观点综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以来，仅从纯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的观点来看待工程问题，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工程哲学随之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和中国自然辩证法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工程与工程哲学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与工程哲学有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新近出版的《工程哲学》一书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报特地撷取了此次会议上的一些精彩观点和案例在此刊发，以飨读者。
为了比较全面地概括我国工程哲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推进工程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把工程哲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工程院于2004年正式立项研究工程哲学问题(项目负责人殷瑞钰)，其宗旨是希望能集中我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学者、专家的智慧，合作撰写一部对工程界、工程管理界和哲学界都有帮助、有启发的专门理论著作。《工程哲学》(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结题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工程哲学的发展，大力支持《工程哲学》的写作，并亲自撰写《工程师要有哲学思维》一文作为《工程哲学》的“代序”。他提倡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携手共同研究工程哲学的方向和进程，希望《工程哲学》能对工程界以及理工科院校的师生有所助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支持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设立工程哲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立为在我国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工程哲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总括全书，作者们提出和论述了如下基本观点。
第一，哲学与工程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两项基本活动，工程哲学就是沟通工程和哲学的一个桥梁。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工程就具体体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文明。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哲学研究要着重在工程活动中反思并贯彻“人的全面发展”和终极关怀的精神；工程需要思考在哲学层面实现从“征服自然观”到“和谐工程观”的理念变迁。建立哲学界和工程界的联盟关系，共同研究工程哲学，将有利于工程哲学学科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哲学界和工程界应该携手合作，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第二，科学、技术与工程“三元论”是工程哲学得以成立的基础。“三元论”认为，科学、技术和工程是3类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是以探索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集成建构为核心的活动。人们既不应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也不应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工程并不是单纯的科学应用或者技术应用，也不是相关技术的简单堆砌和剪贴拼凑，而是科学要素、技术要素、经济要素、管理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等多要素的集成、选择和优化。“三元论”明确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突出强调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强调“工程化”环节对于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关键作用、价值和意义，强调应该努力实现工程科学、工程技术和工程实践的有机互动与统一。
第三，从知识层面看，工程位于“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的知识链和知识网络的中心位置，工程是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对于科学和技术来说，工程发挥集成的作用，而这种集成还有赖于工程科学的指导和支撑。对产业和经济来说，工程是构成单元，各类相关工程的关联、集聚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产业。因此，现代工程活动需要在相关知识网络链接的大背景中，研究和总结工程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类事物和现象，揭示其中隐藏的带有普遍性的工程规律，发展工程科学。
第四，工程是直接生产力，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工程架起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是促进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各种类型的创新成果、知识成果的转化，归根结底都需要在工程活动中实现，并据此检验其有效性与可靠性。工程创新的目标就是通过工程理念、工程决策、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和生产运行、控制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努力寻求和实现在一定边界条件下的集成和优化。可以说，工程创新具有广泛的关联度和综合显示度，工程创新的状况往往直接决定着国家、地区、产业、企业和有关单位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进程。
第五，在工程实践中，既要重视突破性的工程创新，也要重视渐进性的工程创新。突破性的工程创新往往立足于基础科学层面的原创发现，体现出高超的才智和重大的突破，因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然而，多数工程创新却并不依赖于基础科学层面的原始创新，而是通过知识、技能的渐进性积累、综合集成、逐步改进和加以完善来实现；这类创新通过积累效应和集成效应同样可以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效果和历史性影响。
第六，要高度重视工程思维与工程方法的研究。与注重理论理性的理论思维相比，工程思维是构建性思维、设计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体现的主要是实践理性。与注重想象和虚构的艺术思维相比，工程思维也具有想象性，但强调的是目标想象性和可实践的过程。工程思维也追求美，弘扬美，但这种美是通过工程活动变成现实后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美。与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一样，工程思维中也渗透着价值追求，但工程思维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更加具有综合性，往往是知识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人文价值等的融合。工程思维渗透到工程理念、工程系统分析、工程决策、工程设计、工程构建、工程运行以及工程价值评价等工程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程的成败和效率。
第七，工程理念和工程观是人们关于工程活动所形成的总体观念和基本观点，它渗透到工程活动的全过程，并深刻影响着工程战略、工程决策、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建构、工程运行以及工程管理的各个阶段和环节。只有从工程理念和工程观的高度重新审视各类工程，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工程和世界。近代以来，工程往往被不恰当地视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对工程活动可能产生的长期的、多方面的生态效应和各种风险估计不足，这种“征服自然”的工程理念已经对工程实践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新的工程理念和工程观要求工程活动要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遵循社会道德、社会伦理以及社会公正、公平的准则，坚持以人为本，环境友好，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八，工程应该以为公众服务为目的，因而，公众应该理解和参与工程。工程直接关系到大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福祉，工程决不是、也决不能成为一个被专家垄断的领域，工程活动必须得到公众的理解，也必须有公众的参与。公众作为重大工程创新的利益相关者，有权以适当方式参与有关工程创新的决策和实施过程。社会应鼓励公众真正作为有资质的行动者，介入重大工程的决策、设计和价值评价过程，从而促成重大工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根本上将未来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尽量解决在工程实施之前，并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尽量消灭在萌芽之中。
第九，需要将工程哲学的新观念落实到工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工程人才和科学人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各有其特点和教育规律，绝不能简单地按照培养以自然科学研究为目标的科学人才的思路和方法去培养工程人才，应该认识和掌握工程人才成长的特点与规律。与此相关，应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工程师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工程师的社会声望和待遇，使工程师成为对青少年有吸引力的职业。
第十，理论联系实际是研究工程哲学的灵魂。案例研究在工程哲学研究领域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案例研究可以成为直接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不但可以成为抽象理论的“落实”过程，同时又可以成为实现理论“起飞”的基地。
在《工程哲学》一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们逐步厘清了中国学者们研究工程哲学的基本思路，那就是：从工程活动的实践出发，建立工程师、哲学家、工程管理学家等相关专业人士的“联盟”，针对工程活动中的哲学问题进行对话，碰撞出思想火花，寻找到工程与哲学的“交集”，推动工程哲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进而扩展成工程与哲学的“并集”。这样，一方面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并促进哲学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深化了对工程的认识，并促进工程实践的健康发展。本书的写作过程表明，只有充分发展工程师、工程管理家和哲学家之间的联盟关系，才能使我国工程哲学研究走向深入，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