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对我国来说，它是一个外生型的学科，不像它对西方国家而言是一个内生型的、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学科。虽然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开始对一些STS性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作为一个学科引进我国，则是90年代初以来的事。显然，要使这门学科真正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必须首先了解它的起源、内容和发展趋势，并把它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
STS的起源? 编辑本段回目录
STS是英文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缩写词，译成中文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意思。STS就是研究这三者之间关系的新兴学科，更具体地说，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并涉及多学科与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实际上，从古以来就存在着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为什么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产生STS呢？其原因就在于STS有一个孕育、发展的过程，它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人类利用科学技术与自然作斗争，从自然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料，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可是在古代，由于生产实践水平低下，科学技术处于经验阶段，很不发达；它们与社会的关系，对社会的作用不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人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自从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伽利略把实验科学与数学相结合，产生了精密的自然科学以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几百年间，社会经过两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人们实际地体验到了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的巨大威力。这时，虽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已经相当明显，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力量是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不知不觉之中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人们误以为只要依靠科学技术，就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个幸福美满的社会，毋需研究科学技术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于是，人们就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科学技术上，以便获得更多的新发现新发明。从20世纪初以来，尽管对于科学技术，不仅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角度，即从知识和技能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且进一步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陆续产生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史、技术史、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等新学科，但其目的仅仅在于更深入、全面地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使科学技术更快地发展，而并没有同时去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内在关系作专门的研究。
到20世纪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由于信息科技、生物科技和空间科技等高科技的发展，人类开始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急剧提高。的确，从20世纪初开始，人们一直在预言一个紧随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之后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但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往往是很难预料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发现了原子核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认为这种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必将像以往的蒸汽能、电能那样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所以一些人满怀激情地预言20世纪是原子时代，但是最终没有实现。因为核电站不是很安全的，它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原子能并没有使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它不能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50年代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有些人也曾信心百倍地认为，20世纪将进入一个生物时代，其实也没有达到。虽然生物工程对农业、医学等许多方面有很大作用，但也没有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进行全面的变革。相反，直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已经有了预示着信息社会到来的半导体的发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但那时人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可是信息技术从7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特别是由于个人电子计算机的产生并迅速进入办公室和家庭，它不仅深刻影响到社会生产的一切领域，而且彻底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整个世界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说，我们正在进入数字信息时代。这跟以前预言原子时代、生物时代是不是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原子时代、生物时代的预言是一种超前的、失败的预言，而对信息时代的预言却是一种滞后的、成功的预言。对于一种科学技术能否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关键就在于这种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否已经具备了彻底改造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条件。实际上，原子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重大发现并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信息科学技术却已经具备了。信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它与其他高科技结合成为一个高科技群，使整个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空前密切。其重要标志是，科技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和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越来越激烈、残酷。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乃至一个企业要在这样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不能离开社会单纯研究科学技术自身，而必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不能任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任其自然而然发挥社会作用，而必须在这种规律指导下，自觉地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社会的需要。?
其次，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空前突出。20世纪60年代以前，往往只看到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大到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生的一些全球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了，就是说，科学技术在有积极方面之外，同时还有负面影响。其中有两件事情对人们的震动特别大。一个是原子弹。原子弹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制造原子弹。但是原子弹在广岛、长崎投了以后，每次都死伤了10万人左右，以后又有了氢弹，而且爆炸力越来越大，这就有可能毁灭人类自己。科学技术本来是要为人类谋福利的，结果可能反过来使人类灭亡。第二件事就是环境污染。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很严重，由局部性的环境污染扩大到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使人类生活在一种不洁净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由此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何自觉地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和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即如何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已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学科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一是必须有独立的对象，没有对象，到一定时候，其他学科会把它慢慢吃掉。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科技史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科学技术，只有STS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对象来加以研究，不光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还研究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这是其它学科所不能替代的，这是它独立的地方。另一个条件是它所研究的东西要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了社会的需要，人们才会去研究它并给它提供研究条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在历史上早就存在了，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还没有作为一个学科来加以研究呢？这就是说，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还没有这种社会需要。而在20世纪中叶以后这样的社会需要出现了。现在如果不能主动、充分地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社会就不能快速发展，如果不积极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人类就有可能被毁灭掉。正是因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了社会的需要，人们才把STS作为一个学科来加以研究。实际上，STS的先驱、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家J．D．贝尔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预言：“科学和社会的繁荣昌盛都有赖于科学和社会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
再顺便说一下，STS是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在西方科学技术为什么会首先产生上述这些负面作用？它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物质经济，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和能源掠夺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是不可能持续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种经济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崩溃。这种矛盾提出来后，一些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都对它进行反思，寻找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未来社会到底怎么样，产生的问题怎么来解决，都要考虑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STS研究的问题非常现实，它是一种后现代哲学，后现代科学，要解决后现代问题，它的意义不论是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都非常大。它从产生到现在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作为一个学科来说是很短的历史，但它是一个对人类未来有重大影响的新兴学科。?
二、STS的学科内容?
对于这个问题在西方STS界有热烈的讨论，例如：STS是否包括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TPP）或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SEPP）；STS是学术领域还是社会运动；是否要把环境问题汇入STS计划等等。目前西方国家一般认为STS包括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科学技术研究和STS教育三大部分。我认为把STS的内容概括为这三部分，基本上反映了西方STS研究的现状。日本学者提出了STS包括STS研究和STS教育的“双元模式”，以及在STS研究和STS教育之外再加上STS管理的“三元模式”。这与西方国家的模式大同小异，同属经验模式，但从STS的学科建设来说就不够了。例如：这里就没有包括STS史，但对学科的历史研究是任何一门学科的重要内容；这里也没有独立列出一些构成STS诞生社会背景的全球问题。基于这种情况，我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几十年来的STS实践经验和当前STS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并依据STS学科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一个关于STS内容结构的“复合三元模式”。它包括哲学、历史和社会学三个理论来源，STS史、理论STS和应用STS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每个部分又包括三个小部分：STS史包括STS通史、STS断代史和STS国别史；理论STS包括STS总论、STS静力学和STS动力学；应用STS包括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环境、生态、能源、人口等全球问题和STS教育（见下图）。 ??
有些日本学者还对我的模式提出了一些问题与我讨论。一是在理论STS中的STS总论部分，讲的是STS对象、内容、概念、方法、意义等，它们涉及到STS整体，能否独立出来放到整个模式的前面。我的回答是，STS总论实际上是元STS(meta-STS),它应该放在模式中的什么位置，这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它的作用。如果着重在它能涵盖整个模式，当然可以考虑放在模式的最前面。但如果侧重在它的理论性，则放在理论STS部分比较合适。因为STS的理论部分同样涉及到模式的各个部分，把STS总论放在理论STS部分也是可以的。二是STS静力学和STS动力学指的是什么？我回答说，它们分别指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静态关系和动态关系。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这两个从物理学中借用来的词呢？这是有意识地使这两个词保持一点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便将来能更多地纳入随着研究的深入所带来的各种新含义、新内容和新思想。三是STS教育能否包括环境教育？有的学者说，环境教育与STS教育虽然互相交叉，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我认为，环境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有独立性；而环境问题和环境教育实际上是STS问题。环境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后产生的社会问题，它是应用STS中需要解决的全球问题之一。环境教育是STS克服科技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因而是STS教育的重要内容。
关于理论STS，还要说明一点。它既可以像上述那样从元STS和STS的时空关系来论述，也可以从分析和综合、部分和整体的角度来说明。就后者而言，理论STS包括社会的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和不同层次、部分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研究。
STS方法是一种具有价值导向的交叉学科方法，它要应用系统方法，但不能归结为系统方法。
三、STS的关系模式?
STS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一些学者至少提出了下列三种STS关系模式：?
1、线性模式：
科学 → 技术 → 社会
社会 → 技术 → 科学
2、三角模式：
科学
技术 社会
3，内置模式
社会
科学 技术
我在拙著《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中，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层次网络模式。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有层次的。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依次有下列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第二个层次是科学与社会，技术与社会，科学与技术；第三个层次是物理学与经济，信息技术与经济，物理学与信息技术等；第四层次……。各个层次之间又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种层次网络结构（见下图）。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科学（S） 社会（S）
物理学 经济
技术（T） 信息技术
有的日本学者问我，在我的模式中，各层次内部和第二层次以下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好理解，但第一层次与其它层次的相互关系如何来理解。我回答说，第一层次与其它层次的区别在于，第一层次是由科学、技术与社会三个元素组成的一体化的关系整体，已区分不出其中单个的元素；在其它层次内部虽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相互关系，但仍能区分出单个的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各层次之间又可以形成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第一层次与其它层次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的有机关系，其它层次中的任何元素与第一层次发生关系时，都表明这些元素只有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一个有机部分，才能得到理解。
STS的关系模式有二个显著特点：1、以双元关系为基础、元关系为指导的多元关系。STS关系丰富多彩，但最基本的是双元关系，STS的关系研究是从最简单的双元关系开始走向复杂的多元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是STS学科中的元关系，在一切STS关系的研究中起指导的作用。2、立体式的层次网络结构。不同层次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并形成立体结构。同一层次内部和不同层次之间多种多样的关系，形成网络结构。
四、STS学科的建制化?
早在20世纪60年代，STS就进入大学，开始了建制化过程。其重要标志是，在1969年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首先建立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计划。现在仅在美国，就已经有10多所大学建立了STS系，在100多个大学里建立了STS中心和计划，在1000多所大学里开设了2000多门STS课程，它有自己的刊物、学会，还培养自己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这表明STS在美国的确已经建制化了。除美国外，STS在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印度、韩国和我国，都在蓬勃地发展着，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建制化。这也就是STS之所以能称之为一个新兴学科而获得世界公认的重要原因。STS在诞生之后，已经表现出了强大的活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下面是列举的一些理论成果：?
1、 科学技术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而且也不是中性的。这就是说，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常引起对环境、社会和人类的负效应，它们超越了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实际运用的目的，而同样的科学技术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采用，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2、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系统，没有任何一个要素可以从它内部长久地孤立出来，所有的分析和计划必须考虑他们的相互作用。?
3、每个系统和亚系统都有内在的时间常数，在整个系统起作用时必须考虑这种时间常数。?
4、权衡（Trade-off）是每个社会技术系统所固有的，没有任何像免费的午餐之类的东西，科学技术也像任何事情一样，有得必有失。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们的直接结果和长期结果，空想的希望和发现的现实，未来的可能与实际存在的事物，从“得”与“失”的角度进行比较和权衡。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了解科学技术与不同的价值、制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方式的相互作用才有可能。此外，在任何社会权衡中，代价和利益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5、 未来的知识，即未来的科学是不可预见的，对于特定的技术有时是可以预见的，但技术的含义是无法预见的，差不多可以肯定，新技术将会有尚未被预见的及无法预见的后果，将总会有想不到的副作用。?
6、没有思考和行动，存在和做，知识是不完全的。?
7、教育要求了解对象、效果、事件、威胁、机会的相对大小和规模。?
8、由于生命和社会系统中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所以单个因素都会导致多重后果。?
9、 科学是会失败的，事实是有理论含义的，像个人的心理、社会压力、历史影响这些偶然因素也会对科学进步的速度和方向起作用。?
10、科学技术的进步观念并不绝对地表现为力量和效率的“积累”这样一种线性图式，而是在进步的同时，总是以失去一些东西为代价；在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往往带来人文心理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失落。?
11、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不能认为任何科学发现都必然导致重大的技术发明。?
12、科学技术是渗透着价值的社会过程，它既不是有生命的、自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也不是可以任意改变与使用的中性工具，而是出现于特殊社会情景中的复杂事业。?
13、文艺复兴以来的征服自然，不过是用人工的束缚替代了自然的束缚，因此必须建立自然—人—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和谐和统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
14、 STS是一种新的交叉学科的范式，它与传统的学科化的范式不同，强调综合、系统，是一种整体论的科学观和教育观，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15、 “情景”研究法。技术离开其社会—文化情景，就无法得到理解和恰当的分析。? 16、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具有社会建构的性质。?
17、 在技术政策决定中，非技术因素即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人的因素占优先地位。变革的最强大的动力是人的目的。?
18、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发展：古代倾向于把科学和技术两者分开，并把它们置于政治的指导之下；现代倾向于把科学和技术统一起来，并承认它们在社会中的自主地位；后现代则倾向于科学和技术应在一定程度上分离，社会和政治应在一定程度上管理科学和技术。?
五、 STS的学术争论?
首先，关于STS的对象问题。有些学者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些误解，当然这与中国的国情有些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所以首先把一些相对来说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比较密切也比较成熟的学科引进来了，比如科学社会学，技术哲学等。人们都知道，“文革”以前这些学科在国际上已经存在了，而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引进后的确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它们也研究，但这是一种延伸，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在STS被引进之前，这些学科也已根据自己学科发展的需要，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了。当20世纪90年代当初，STS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引进来时，立即就受到了这些学科的欢迎，但不论哪个学科都想把STS纳入自己的范围来。搞技术哲学的，说STS属于技术哲学领域；搞科学学的说STS就是科学学；搞科学社会学的说STS是属于科学社会学。这样一来，只有把STS的学科性质，即对象问题从根本上搞清楚，才能谈得上STS在我国的生存和发展。其实，STS的独立对象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他所有的学科主要是研究科学技术，但也要把它置于社会情景之中，也要把研究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可是他们都仅仅是从某一个侧面来研究，即从哲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这跟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研究不一样。这样一个对象，大家都来研究它，发展它。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对象，却只有STS在这样研究它，把各个学科对它的研究成果包容进来，整合起来。只有这样来看待STS的对象问题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澄清思想上的模糊点。
其次，关于STS的译名问题。STS翻译成什么呢？直译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但有人说STS就是科学技术社会学，只有用科学技术社会学才能准确地加以表达。1991年，我在美国的一个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有关STS学（STS-ology）的文章。但STS学进一步翻译成中文也有可能被译成科学技术社会学。因为STS学译成中文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学或“科学·技术·社会”学，如果把“与”，“、”，“·”这些连接词和连接符号省略掉，就立即变成科学技术社会学。但这样一来就麻烦了，因为在美国有两个独立的学问，一个是科学社会学，一个是技术社会学，连在一起就可以叫科学技术社会学，是属于社会学的领域。这样就把STS与社会学混淆起来；而且把STS放在社会学里面，其他学科又不同意。这些都缘于对象搞不清楚。一个学科的名称是历史形成的，像自然辩证法那样，并没有因它后面没有带一个“学”或“论”字而影响其学科地位。因此把STS直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是合适的，而且其中的“与”字能鲜明形象地显示出STS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性质。其实，STS-ology在译成中文时，不仅可以译为STS学，而且也可以译为STS论。因为STS学的中文涵义如上所述，有可能与“科学技术社会学”相混淆，所以作为译名不太合适。但是STS论就没有这个麻烦。它的中文译名是“科学技术社会论”，因而一般说来不存在与“科学技术社会学”相混淆的问题。我认为，把STS直接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或者译成“科学技术社会论”，各有所长。日本学者在把STS译成日文时，也与我国有些类似。一般直接译成“科学、技术与社会”，但也有混译为“STS学”和“STS论”的。“STS论”的日文译名也是“科学技术社会论”。?
再次，STS这个缩写词的英文全名问题。有的学者说，在20世纪60-70年代，STS是指“科学、技术与社会”，但很快就过时了。到80年代以后出现了STS研究的新方向，即“科学技术研究”。这是一种误解，而且也不符合事实。的确，STS这个缩写词有两个英文全名，一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另一个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学技术研究）。但STS的这两个英文全名，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或新旧关系，而是一种包含关系或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前美国STS协会主席S．卡特克利夫和著名STS学者C．米切姆两位教授1992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科学、技术与社会讲习会”上明确指出：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STS包括三个方面，即：①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一般教育与技术素养，解释性分析）；②科学技术研究（科学与技术的文化条件，作为社会过程的科学与技术）；③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技术的管理、政策分析）。显然，“科学技术研究”不是什么80年代以来STS研究的新方向，而是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STS的一个部分，确切地说是其理论部分。因此，我们一般说到STS时，实际上就是指“科学、技术与社会”，而不是“科学技术研究”。正如S·卡特克利夫早在1989年在其《STS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出现》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现在已通过缩写词STS得到广泛认可”。同年C·米切姆教授在其《寻求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新关系》一文中也说：“60年代，美国兴起了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之间的关系为对象的交叉学科研究运动。这个运动目前已获得了显著的社会认可。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案和研究计划。这项研究运动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英国、荷兰和德国，也都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开展着。”两位学者都非常清楚地指出，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STS非但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过时，反而在80年代末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公认。90年代以后，它又获得了蓬勃发展。其重要标志是1998年3月在日本东京、京都和广岛三地举行的题为“科学与社会——技术转向”的国际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学术盛会，该会的宗旨就是“给那些对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和教育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个广泛的国际论坛”。?
实际上，作为“科学技术研究”的STS，并没有像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STS那样获得国际认可。欧洲的STS性质的协会是“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协会”，其英文名称是：“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可缩写为EASST。可见，在这里科学技术研究的英文缩写词不是STS，而是SST。另外，科学技术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角度，即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多维合作研究，即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但这只是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一个方面，同时还有另一个方面，从科学技术角度对社会的研究，即社会的科学技术研究。因此，作为“科学技术研究”的STS或SST仅仅是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STS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整个STS的理论研究，确切地说，叫做“理论STS”，它包括科学技术研究，又不局限于科学技术研究。按照我上述的STS内容结构模式来说，理论STS包括STS总论、STS静力学和STS动力学，或者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社会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不同层次、部分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研究。?
六、中国特色的STS研究?
STS研究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要为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服务，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迫切问题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这两大战略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来对待。我国要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关键在于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当前尤其要发展高科技，促进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既为现代化奠定基础，又为后现代化创造条件。但科学技术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体系，而且又是社会过程、社会事业，必须研究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机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应该整合起来，了解其整体上的规律和特点，避免科技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使科技与社会携手并进，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是一种中性的力量，不是任由目的决定的中性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和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体化的加速，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负载，不仅有正价值，还有负价值。人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有选择权，因而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应该积极使科技实现其正价值，并尽量避免其负价值的作用。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而且是需要群众理解和积极参与的社会事业。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人，其积极作用可以为人类造福，其负面影响则可以毁灭人类。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及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群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科学技术也只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积极参与，才能快速、健康地发展。虽然在历史上已经有一些学者如居里、爱因斯坦、维纳等，早就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和双刃剑特点，但毕竟这是少数杰出人物的超前意识。特别是在当前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很明显的情况下，如果认为对这种负面影响的普及宣传已没有多大必要，而主要应当研究其产生原因和克服办法的话，则是不妥当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并不能以此否定对群众的普及宣传。事实上只有广大群众理解了这种负面影响，才能转变成克服这种负面影响的强大物质力量。科学技术的双刃剑观点是STS的基本内容，不能片面地强调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科技乐观主义和科技悲观主义可以说是对这种现象的理论概括。它们虽然分别正确地看到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但作了不适当的夸大。不能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种概括已不再合适了。同样，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片面性的一面。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联系较多，人文与精神文明关系较密切，但这不是绝对的，它们又有相互包含的一面。STS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叉和融合。我国由于与西方的国情不同，我们的侧重点是要在STS意识的指导下树立科技意识，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西方国家的着重点则是，在普遍树立科技意识的基础上树立STS意识，克服科技的负面影响。总之，深入研究STS的理论和实践，将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次，要培养跨世纪的复合型STS新人才。当前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科技之间的竞争，而高科技竞争的背后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高素质人才就是交叉学科模式的复合型STS人才。传统的人才是专业化、系科化模式的单一人才，其主要特点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割裂，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一种片面发展的缺乏开拓创新能力的人才。新的STS人才则截然相反，其显著特征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密切结合，这是一种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和高度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复合型人才。所谓科学技术素养，不仅指能理解基本科学技术的术语和概念，能理解科学技术研究的过程和方法，更主要的是指能真正地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技术素养实质上是STS素养。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具备了STS素养就不仅具有高度创新能力，而且了解社会并为社会服务；作为领导者具备了STS素养就能提高科技决策的质量和科技管理的水平；作为普通公民具备STS素养就能参与科技决策，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培养STS人才就要对全民实施STS教育，特别是在大学内大力开展STS教育，使学生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文理交叉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STS意识和STS能力，也就是说学生逐步树立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关系论的科学观和交叉学科模式的教育观。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STS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国外和实践需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需要提高STS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STS的理论研究，以丰硕的理论成果来充实STS的教育内容。以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STS研究中心为例，近几年，在STS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著作已有30本左右。其中最重要的是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组织编写的一套9卷本的STS丛书。该丛书共包括4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从整体上系统论述了STS的学术内容；第二部分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与教育》，探讨科教兴国的规律；第三部分是《高科技与美国社会》、《欧洲的梦想与现实》、《科学技术与日本社会》、《科学技术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和《科技西进与均衡发展》，论述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利用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我国东西部协调发展的机制；第四部分是《科技美学》，探索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该丛书获1998年第11届中国图书奖。STS研究中心承担的社科院重点项目《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已在1997年9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四部分，即STS总论；中国STS发展的规律；STS与传统文化；科技革命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该书于1998年获中南五省人民出版社系统优秀著作奖。STS中心组织翻译出版了当代技术哲学权威、美国著名STS学者卡尔·米切姆教授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技出版社1999年3月版）。该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对技术哲学的两种传统作了概括的历史分析，工程学的技术哲学是由德国恩斯特·卡普和弗里德里奇·拉普这样的工程师——哲学家发展的；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则是由奥特加（西班牙）、芒福德（美国）、海德格尔（德国）和埃吕尔（法国）发展的。第二部分对技术哲学中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到伦理和政治问题，作了简要的概述。第三部分，集中在伦理责任和技术问题上。它考察了生命伦理学、工程伦理学、核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领域中已展开的关于责任问题的争论。我们还组织编写了《高科技与人文》丛书（天津科技出版社2000年1月版）。该丛书包括《高科技挑战道德》、《高科技时代与思维方式》、《高科技时代的符号世界》、《现代科技与人的心理》、《高科技与宗教》、《高科技管理与人文》等6部著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成果的《高科技与人文因素》也在2002年出版。于2000年12月出版的《生态文化》丛书也包括6本书，即：《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获得了2002年第13届中国图书奖。上述三套丛书基本上反映了STS包括“一体两翼”的理论框架。“一体”是指作为STS对象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个主体；“两翼”是指“科技与人文”和“人与自然”。因为科学技术的主体是社会的人，研究STS离不开对“科技与人文”的研究；而科学技术又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中介，STS研究同样离不开对“人与自然”的研究。STS研究只有紧紧依托“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这个主体，并借助“科技与人文”和“人与自然”这两翼，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快速的发展。
七、STS的发展趋势
由于在上世纪促使STS产生和发展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世纪STS将具有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首先，全球性。上世纪STS主要在欧美、澳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在积极研究STS。日本和韩国尽力想在东西方的STS研究中起桥梁作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和全球性的STS国际会议越来越多。这预示着新世纪STS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其次，多元性。随着STS研究的全球化，必然导致STS研究的多元化。欧洲学者强调STS理论研究和欧洲特色（爱丁堡学派的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协会）；美国STS的理论导向（学科派，高教会派）和实践导向（交叉学科派，低教会派）各自发展，侧重点不断变化；日本强调吸收世界各国的STS成果以及STS研究浓厚的技术色彩（日本STS网络，日本STS学会）；中国强调实践导向，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以加速实现现代化，同时注意理论研究（中国STS研究会[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则更重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第三，整合性。STS研究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必然伴随着对STS的系统整合研究。STS从诞生以来的３０多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和理论成果，已经有可能和必要，在新世纪对STS的丰富多彩的关系和科学技术的正、负面价值进行系统的整合研究，得出规律性的认识。STS研究将日益整合化。
第四，人文性。20世纪中叶以后新的科技革命导致全球经济大发展，大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要。在新世纪继续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在STS领域内，对科学技术与人文（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感、心理活动、语言符号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将占有一个新的重要地位，STS研究将日益人文化。
第五，“绿色”性。在新世纪生态环境、能源、资源、人口、气候等关系到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和突出。于是，对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将成为愈来愈重要的课题，STS研究将日益“绿色化”和“可持续化”。
第六，技术地位的提高。在科学和技术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中，科学比较间接，技术比较直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科技革命实质上是技术革命。高技术与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高技术在克隆人、转基因食品和计算机安全、隐私等问题上的负面影响，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忧虑。因此，在新世纪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研究中，技术特别是工程技术，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参 考 文献
殷登祥，《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陈筠泉、殷登祥主编，《新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筠泉、殷登祥主编，《新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殷登祥等，《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殷登祥主编，《科学家谈21世纪高科技》，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殷登祥主编，《高科技与人文因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殷登祥、[英]R.威廉姆斯、[英]沈小白主编，《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前沿——技术的社会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新进展编辑本段回目录
艾理
1
STS研究概述
科学、技术与社会是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的中译名，STS是其英文缩写词。这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其宗旨是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克服科技的负面影响，使科技真正成为人类的福祉。它代表了一种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适应了当代世界克服传统工业文明的深层次矛盾，促进全球科技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开创人类新文明的需要，受到各国学术界和社会的强烈关注，在美、英、加、日、德、荷、澳、韩、印等国，获得了蓬勃发展。
STS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条件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首先，客观上，在20世纪前半叶，科技与社会之间出现了强大的对流运动，即一系列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和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的强大趋势，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之网。其次，在认识上，对科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研究，既对科学技术展开人文、社会和生态批判，同时又从哲学、社会学、历史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外在主义导向的研究。再者，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和平运动、环境运动、公民权利运动和消费者权益运动等，公众开始积极捍卫自身在科技社会中生存发展和公平公正的权利。
在STS四十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明显看出两条不同的走向：一条是实践导向，称为交叉学科派或低教会派；另一条是理论导向，称为学科派或高教会派。前者较多的是向善论者，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起主要作用，着重关注科技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例如环境退化、文化多样性和乡土知识的消失，以及权力的集中化和个人自主的丧失等，主张对全体公民进行STS教育，培养有科技素养并能参与科技决策的公民。后者主要强调学术目标，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起主导作用，侧重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了解知识的增长，“解构”科学技术及其在大学和知识消费者中的特权地位，认为科学技术都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其教育计划是专业性质的，集中在大学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身上，培养从事STS研究和教育的专家。前者的主要学术机构是哈佛大学的“技术与社会计划”（1964），美国康奈尔大学（1969）、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1969）和理海大学（1972）的STS计划；学术团体是国际STS协会；会刊是《科学、技术与社会通报》。后者的学术机构主要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研究中心（1967）、美国伦塞勒尔工学院（1982）和康奈尔大学（1991）的科学技术研究系；学术团体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4S学会）；会刊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
上述两种传统在STS领域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20世纪60~70年代，交叉学科派领先；80年代以来，学科派的影响越来越大。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两派交叉、融合的趋势，有些学者从整体上研究STS的内容结构、规律、概念和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果。我国学者也提出了独到的STS学科体系。STS在学术建制和研究上，从美、英开始，向欧洲、北美、澳洲发达国家发展，然后又进一步扩展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出现了STS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因为当代和平与发展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最突出，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STS研究最活跃，成为STS发展的新的热点和希望所在。从STS的发展趋势来说，人文、绿色、创新、和谐理念的价值导向，将越来越成为STS追求的目标和主旋律。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等学科就已经着手研究STS方面的问题，为我国的科技政策、科技管理和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90年代初，STS作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独立的学科开展研究，掀起了STS发展的高潮。目前全国已有50多个STS教学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开设了数十门STS性质的课程，培养了一批STS方向的研究生，成立了中国STS研究会（筹），在国内外开展了积极、活跃的学术活动；同时还在STS指导下开展了中小幼科技教育和公众科技素养的宣传教育，取得了不少应用STS和理论STS的成果，在国际STS界也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STS对我国提前实现现代化和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作用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
2
STS研究对象
目前，在世界STS界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STS的研究对象。这一认识有其深厚的历史和逻辑基础。近代以来相继发生的几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社会产业革命的历史，以及当代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和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体化的强大趋势，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已经作为一个认识客体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促使认识主体去认识、把握其本质和规律。STS研究对象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人们对该对象的认识也有内在的逻辑。最初人们往往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独立自主的东西”，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是智力过程，而且是社会过程，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社会因素对科学技术起建构和促进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人们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在整体上是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即从渗透着唯科学主义价值观的“自主科学技术”，到开始对这一旧价值观进行反叛的“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再到确立新的价值观（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转变。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崭新的STS研究对象，如何从旧的视野中，通过局部质变而生长出来的活生生的辨证的逻辑图景。
著名STS学者J.T.克莱茵和S.H.卡特克利夫认为，STS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多学科阶段。STS是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科技史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总称。第二阶段是交叉学科阶段。STS成为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第三阶段是超学科阶段。超越了多学科和交叉学科阶段，建立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概念框架。虽然不存在任何从“多学科”经过“交叉学科”到“超学科”的必然的进步，但目前STS肯定处于“交叉学科阶段”，并正努力达到“超学科”。
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STS被引进我国时，对于STS的研究对象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例如，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科技史、科学学、自然辩证法等早就从国外引进的学科，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热烈欢迎STS，但又认为STS是本学科的构成部分，否认STS的独立学科的地位。同时，在STS译名、STS学科名称、STS缩写词的英文全名及其翻译等问题上，也发生争论。其原因在于对STS的对象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并未弄清STS与上述这些相关学科的区别和联系。通过争论和研究，随着逐步澄清思想上的模糊点，一些观点分歧正在得到弥合。
3
STS内容结构
1992年，美国学者S.卡特克利夫和C.米切姆应邀来华讲学期间，提出了STS内容结构的三元模式，也可称之为卡特克利夫-米切姆模式。他们认为，“STS作为学术领域的几个方面：其一，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教育：（1）一般教育与技术素养；（2）解释性分析。其二，科学技术研究（STS）：（1）科学与技术的文化条件；（2）作为社会过程的科学与技术。其三，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1）技术的管理；（2）政策分析。”
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结合自己的国情，强调STS内容包括STS研究和STS教育，可称之为研究-教育模式。这种“双元模式”，是日本STS内容的主流模式。它与西方国家的模式大同小异，是源于西方国家的经验性的理论-应用模式。
我国的STS与日本一样，是外生性STS。因此，在从国外引进STS时，一方面要了解国外STS的实际情况，同时要侧重在从理论上弄清STS的内容结构，以便更好地把握STS。理论性的STS模式与美、日的经验性模式不同，它更要求逻辑上的严密性和完整性。基于这一思想，我国学者以美国卡特克利夫-米切姆模式为基础，参照了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STS教材，既考虑当前STS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又依据STS学科的内在逻辑，建构了一个关于STS内容结构的“复合三元模式”。它包括哲学、历史和社会学三个理论来源，STS史、理论STS和应用STS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每个部分又包括三个小部分：STS史包括STS通史、STS断代史和STS国别史；理论STS包括STS总论、STS静力学和STS动力学；应用STS包括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环境、生态、能源、人口等全球问题和STS教育。后来，“复合三元模式”的理论STS部分，又进一步发展为“三维综合集成”模式，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社会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三部分在整体上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4
STS规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些学者开始研究STS规律问题。1985年，美国佐治亚工学院教授M.克兰兹伯格从技术史角度，提出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6条规律，称为“克兰兹伯格规律”。其中，规律Ⅰ从总体上论述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并表明技术的正负价值蕴涵；规律Ⅱ、Ⅲ、Ⅴ以技术史为基础来论述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规律Ⅳ、Ⅵ表明在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人的因素具有优先地位。
198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前主任C.米切姆，通过对科学-技术-社会关系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说明STS观历史演变的“米切姆规律”。他认为，STS古代观的基本特点是：科学与技术应该保持各不相干的状态，不应相互影响；科学和技术最终都要受国家的管理和控制。STS现代观的基本特点是：科学和技术要向一起靠拢，而且它们相互发生促进性影响，科学和技术的自主权要得到尊重；它们要独立于政治和宗教的控制。STS后现代观的基本特点是：科学和技术应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不应让它们完全地决定对方；社会或政治应在一定程度上管理或控制科学和技术。
1995年，全美STS协会会刊《STS通报》主编R.罗伊，提出了关于STS教育的7条“罗伊规律”。第一条规律从系统的角度论述了科学-技术-社会关系，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们与社会以及社会的其他部分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第2、3、4条规律说明了时间常数、权衡和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对认识科学-技术-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第5、6条规律表明了理论与实践、半定量的比较在STS教育中的作用。第7条规律说明人的因素对处理科学-技术-社会关系的关键性。
显然，上述规律主要侧重于科学-技术-社会关系的某个侧面，如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或某个领域，如科学-技术-社会关系思想史领域和STS教育领域。因此，这些规律主要属于特殊规律。要想获得STS的一般规律，就要从这些特殊规律进一步概括和提升，使之成为适合于一切STS关系的一般规律。
我国学者殷登祥在吸收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提出了三条STS的一般规律。
1．关系律。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整体性，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从中分离出来。任何部分的性质主要由整体关系及该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定；整体关系的性质由各部分之间及其与整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定。
2．价值律。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具有价值关系。每一部分对其他部分都有价值，如科学对社会有价值，技术对社会有价值，社会对科学和技术有价值，科学对技术有价值，技术对科学有价值。价值具有两重性，即正价值和负价值；而且总有不可预见的负价值。
3.．和谐律。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具有和谐关系。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评价、调节、选择和处理要依据和谐原则。和谐包含差别、对立和斗争，是在实践和观念上不断变革、发展的过程。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
这三条一般规律，是从包括上述规律在内的各种特殊规律中抽取出来，并使之适用于这些特殊规律。关系律是最根本的STS规律，而反映价值关系的价值律和反映和谐关系的和谐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关系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因为和谐律把和谐作为价值取向，也可以说和谐律是价值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和谐律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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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方法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STS方法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因此STS方法是系统方法。美国学者G.V.贝克威思则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需要应用“辩证法来克服科学技术持续革命使其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因而主张STS方法是辩证法。
有些学者基于STS的多学科性和交叉学科性，认为STS具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即多学科方法和交叉学科方法。美国著名STS学者R.罗伊对这两种方法下了一个操作性定义。他说，多学科方法适合于任务导向的工作。它把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管理上分成具有不同学科性质的组成部分，由不同地方的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技能，共同去解决。但对各种成果的综合，不是由原来的研究者，而是由一个更高的管理层来进行的。交叉学科方法则是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或学习模式。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或学习，研究者或学习者需要应用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学科的思想、概念、资料或手段。这样的研究或学习通常是为了实现一个特定的目的或任务。
美国学者G.鲍登认为，相对于资料的搜集和分析策略，STS的解释方法颇有创新性。对应于不同的STS学科视角，有着不同的解释方法。与STS的多学科视角相对应的是着重于论题的方法；与交叉学科视角相对应的是着重于综合的方法；与超学科视角相对应的是着重于问题的方法。他指出，论题的方法是最有希望的。
我国学者对STS一般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辩证法是哲学方法，系统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带有哲学性质的方法。它们对STS方法无疑具有指导作用，但并非STS方法本身。至于多学科方法、交叉学科方法和解释方法，基本上都属于STS特殊方法，适用于STS研究的某个方面。STS一般方法则介于哲学方法和STS特殊方法之间，在整体上适合于解决各种各样的STS问题，有利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协调发展。
STS一般方法的大致程序是：
首先，在STS关系律的指导下，确定需要解决或研究的STS问题；
其次，利用各种资料搜集方法，如社会调查方法、科学计量方法、文献研究和内容分析法、人类学方法等，广泛获取与该STS问题有关的信息，进行经验水平上的研究；
第三，应用STS价值律，对获取的各种经验信息加以价值分析、逻辑分析和情景、建构分析等，进行理论水平上的研究；
第四，运用STS和谐律，对已经获取的信息和认识，进行评估、权衡，得出研究结论，或做出决策，并加以实施。
上述步骤并非绝对严格的，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交叉。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
6
科技是双刃剑
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建立在主客对立、利用科技征服自然的基础上，认为科技是造福于人类的绝对的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日益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恶。尽管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就依据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的辩证法，指出了科技对社会影响的两面性，但科技乐观主义仍长期占统治地位。20世纪以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环境生态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对科技进行批判反思，逐步认识到科技对社会、人和自然的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并忧虑其有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这时，科技悲观主义也开始流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诞生的STS，其巨大贡献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指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一方面为创造人类的幸福提供了空前无限的能力，同时又为破坏自己的生存基础、造成自我毁灭提供了条件。科技的双刃性已经变成STS的一条规律，正在指导人们在当代的科技社会中趋利避害，使科技真正成为人类的福祉。
20世纪90年代初，STS作为一个学科传入我国后，对于其利用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点，在学术界受到一致的欢迎，但对于其认为科技有负面作用，是一把双刃剑的观点，却有意见分歧。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观点是反科学的。其原因很多，主要有：（1）科技中性论。认为科技本身没有善恶问题，是人可以随意使用的中性工具。它源于笛卡尔和休谟以来“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观点。许多学者指出，科技是人的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们不是纯粹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而是渗透着价值的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业。（2）目的决定论。认为科技的或善或恶的后果，都是由应用科技的人的目的决定的；如果承认科技的负面作用，就会把人类社会诸多弊端归罪于科技。许多学者指出，一般地说，善、恶的目的会相应地产生善、恶的后果。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况，科技总有不可预见的副效应，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科技的双刃性，只是表明科技的客观社会属性，不但不会成为恶人干恶事的替罪羊，相反却能使我们趋利避害、未雨绸缪，把事情办得更好。（3）损害科学形象，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利。许多学者指出，按照科学的本来面目认识科学决不会损害科学的形象，相反仅凭美好的愿望去想象科学，倒会歪曲科学的形象。我国按照科技的双刃性特点，既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又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又从整体上把两个战略统一起来，制定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从理论和实践上给我们正确应用科技的双刃剑思想，又快又好地实现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7
科技社会建构论
STS学科派的一种理论，认为科学和技术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技社会建构论，是科学社会建构论和技术社会建构论的总称。
科学社会建构论有三个特点：反对把科学仅仅看作理性活动的传统科学观；采取相对主义立场；认为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是社会过程的结果。它可以区分为“弱的”和“强的”科学社会建构论。前者在强调科学知识社会性质的同时，并未完全否认其认识论特征；后者则主张，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并不是来自于自然的内在规定，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和建构的。
科学社会建构论的最重要的表现，是20世纪70年代中叶创立的英国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在科学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实在论科学哲学坚持对科学知识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的理性主义路线，否定社会因素的作用。以曼海姆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传统的知识社会学，虽然研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却把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认为科学知识是理性的而不是因果决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知识没有影响。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尽管主张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但局限于科学家群体和科学体制方面，科学知识或科学的内容仍然处于社会学分析之外。以D.埃奇、B.巴恩斯、D.布鲁尔和D.麦肯齐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则认为，科学知识既不是处于社会学分析之外，也不是局限于科学家群体和科学体制方面，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其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巴斯大学形成了以R.科林斯为首并提出经验相对主义纲领的巴斯学派；约克大学形成了以M.马尔凯为首并提出话语分析纲领的约克学派；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形成了以B.拉图尔为首并提出行动者网络纲领的巴黎学派；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形成了以K.D.诺尔-塞蒂纳为首的研究小组及其科学人类学纲领等。
技术社会建构论，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下，于“技术研究”领域内兴起的建构论导向的研究。广义上它包括技术的社会建构框架、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系统方法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主要批判片面的技术决定论，通过大量的案例经验研究对技术物的社会建构过程进行深描，强调社会因素对技术塑造或形成的作用。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通过在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话语风格和分析框架、考察视角、价值问题等方面的争论，研究范围从微观扩大到中观和宏观层面；从单一人造物扩展到更广的和异质的社会技术集合；从考察社会对技术的影响发展到纳入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分析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趋势是，在案例和理论研究中，做出不同的概念组合，并通过对各种分析框架的整合对技术变迁构建出更完全、详细的说明模式；技术的社会建构论领域将涉及一些更一般性的问题，如社会现代化、技术政治化、创新管理和STS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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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战
这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一些自然科学家与STS学科派学者之间发生的一场范围广泛的争论，其核心是正统科学观与后现代科学观、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反映了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上的不同观点。
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STS学科派学者对科学的社会建构论观点，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便发动了一场“科学大战”。其第一次猛烈抨击就是格罗斯和莱维特1994年出版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他们把人文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看作是像后现代的“学术左翼”那样，“错误解释”和“厌恶”科学，并控诉他们的“智力缺陷”。任何对科学的质疑，都被认为是“反科学”。因此他们严厉地看待“激进的”、女性主义的、种族的、环境的和相对主义的批评，尽管它们的确承认一种“弱的”建构主义。他们不加区别地不仅给那些实际上可能是挑战科学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者，而且也给那些提出科学的社会效应的学者抹黑。1995年，格罗斯和莱维特又在由纽约科学院发起的一次会议上，集合了约有40名演讲者的一个小组，进一步警告放弃科学客观性思想的危险性。会后出版了一卷会议文集《逃离科学和理性》。
与此同时，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的联合编者A.罗斯和共同创办者S.阿罗诺威兹编辑了一组大多是学科派学者的文章，作为对《高级迷信》一书“愤怒进攻”的直接回答。这些文章认为，STS关注的问题非常广泛，而且多种多样，并不是格罗斯和莱维特所描绘的那种“反科学”形象。
从科学大战中发展出来的事件之一，就是众所周知的“索卡尔骗局”。纽约大学物理学家A.D.索卡尔向《社会文本》，提交了一篇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稿件。该文是一篇完全模仿的滑稽作品，充满了讽刺的、后现代主义的“莫名其妙的话”，但却最终发表在作为对《高级迷信》回答的这期特刊上。索卡尔又和另一位物理学家J.布里芒特(JeanBricmont)，以法文出版了一本名为《招摇撞骗的知识分子》的书（1997)，扩大了批判的范围，专注于纠正STS学科派学者对科学的误解和滥用。
通过这场“科学大战”，虽然仍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但经过反思和对话，开始形成了一些共识：（1）不同观点的争论决不是纯粹偶然的个人意见分歧，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和重大的社会文化意义。（2）持极端观点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承认科学既有客观的内容，同时又有必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社会分析。（3）争论的焦点和实质是科学与人文、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争论的结果没有绝对的赢家或输家。双方应该相互尊重，真正弄清对方和己方的论点，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具体问题和具体的人要具体分析。（4）双方应该超越各自的立场，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和视角，不断进行沟通和融合，在保持一定的合理张力的同时建立一种合作与双赢的关系，努力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上构筑和形成一种新文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74期第8版，2007年9月27日)
从STS视角看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和特点编辑本段回目录
殷登祥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新兴学科。从STS的新视角深入揭示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和特点，将对我国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提供一些新思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是技术革命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科技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场科技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革命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生产的技术方式在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基础上的进一步信息化，属于第四次技术革命，并正在向第五次技术革命——智能化迈进。之所以提出“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是技术革命”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逻辑上，当代的“科技革命”和“技术革命”这样两个概念的内涵之间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点，有可能产生模糊不清的情况。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当代新的“技术革命”说成是当代“科技革命”？为什么又要强调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是“技术革命”？这种疑问进而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科技决策和科技实践。从STS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当代的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而已。把当代“技术革命”说成“科技革命”是着重当代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和一体化趋势；说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是“技术革命”，是侧重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和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当代西方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一种“内生性”的革命。从这场革命的实践层面来看，人们实际地参与了这场革命，对于这场革命中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和联系有切身的感受和理解，很少出现误解的现象。从理论层面来看，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创造了“高技术（High-Tech）”这个新概念，用来指称当代技术革命中所产生的那种在质上有别于传统技术的新技术。这个新概念鲜明、形象地表明这种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是“科学和技术一体化的技术”；同时又在一体化的科学和技术中保持和凸显了技术的个性和相对独立性。西方各国正是站在“高技术”这个制高点上，制订自己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战略，竭力保持和夺取高技术领域的优势，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以便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竞争中获胜。
对于我国来说，当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外生性”的革命。我们不可能在自己国内孤立地重演这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在当代科学和技术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当代科技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在吸收、消化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创新。特别要认清当代科技革命的实质是技术革命，一定要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加速实现我国在新世纪科技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上述这种“外生性”的特点，加强了对当代科技革命的认识和应对。80年代开展了“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的大讨论（1983），举办了“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讲座”（1984），制订并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87），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90年代，原“国家科委”改名为“国家科技部”，并在中国科学院之外又成立了“中国工程院”。这表明我国对“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是技术革命”这一点，是有清醒认识的。但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阐述和宣传，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下面我们再从STS的视角论述当代科技革命的特点：主导技术群落化，科学和技术一体化，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化。
主导技术群体化
既然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是技术革命，因此当代科技革命的特点，首先就表现在这场革命中技术自身的特点上。当代科技革命中所产生的高技术，并不象在前几次技术革命中所产生的技术那样只有一项主导技术。例如，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主导技术是蒸汽动力技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主导技术是电力技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主导技术是电子技术。当代科技革命即第四次技术革命所产生的高技术，则具有群落化的特点。其主导技术不是一项技术，而是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新制造（加工）技术、激光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技术组成的一个技术群。
这个高技术群还具有内部相关的结构。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分别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三大支柱——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整个高技术群的基础；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和生物技术代表了人类向宇宙空间、海洋和复杂系统三个方向的发展；新制造（加工）技术和激光技术则是一种可以在各项技术和实践活动中应用的技术手段。
从STS的关系观来看，依靠社会的大背景，弄清在这个高技术群的内部关系中，信息技术与其它高技术的关系，将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当代科技革命中高技术群体化这一特点。在当代科技革命中，虽然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个高技术群，但其中各种高技术的性质和地位并不完全相同，信息技术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回顾一下社会发展史，就可以看到这点。人类对物质、能量、信息的认识和利用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初主要是对物质的认识和利用，后来发展到主要是对能量的认识和利用，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对工作速度、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微型计算机的出现，信息技术才开始在当代科技革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来说，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发展到了信息化，信息技术也处于突出的地位。另外，从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特殊作用，同样可见其在高技术群中的特殊地位。从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原子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人们曾认为人类社会即将进入“原子能时代”、“生物时代”。但实际上这样的时代并没有到来。因为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是看这种技术是不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原子能技术和生物技术尽管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仅仅局限于社会的某些领域和方面，并未对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全面的、根本性的影响。信息技术则不同，它已应用和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方面，使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致人们很自然地说，我们正在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社会”。但是，信息技术并不是孤立地发挥其这种特殊作用的，它离不开其它高技术和整个社会的支撑。如果没有像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等这些高技术的支撑和社会对信息技术的迫切需求，就不可能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特殊地位。把信息技术放到社会大背景中，从高技术群之内和之外的关系中来认识其特殊作用，在当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当代科技革命中的主导技术群体化特点，还可以从高技术群与基础自然科学的关系来说明。第一次技术革命，科学原理的作用是辅助性的，生产经验起主导作用。第二次技术革命，主要以宏观电磁理论为基础，还没有深入到微观领域。第三次技术革命，已深入到对电子运动规律性认识的微观领域，但还没有扩展到微观领域的不同层次。只有当代第四次技术革命，才有可能在对微观世界的层次结构及不同层次微观粒子运动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来理解物质宏观运动的现象及其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各项高技术，建立根深叶茂的高技术体系。作为当代横断科学的系统科学，也已成为高技术群体的另一科学基础。主导高技术的群体化特点就是与这种统一的深厚科学基础密切相关的。
科学和技术一体化
当代科技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是在科学和技术各向对方渗透和融合的基础上出现的。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就是蕴含在这种一体化中的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科学技术化主要是指科学越来越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并且向技术转化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科学化是指20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一群高技术都是以最深厚的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具有极高的科学含量或知识含量。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则是指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现象。
为了正确把握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这个特点，有必要澄清一些模糊的或片面的认识。
这突出表现在关于“科学技术”这个词的争论上。有一些人认为，使用科学技术这个词，模糊了科学和技术的界限，把科学和技术弄得混淆不分。实际上，这不是“科学技术”这个词的罪过，关键是如何去理解这个词。我认为，“科学技术”这个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指在外延上包括科学和技术两者，是“科学”和“技术”的连用，或“科学和技术”的简略用法。例如，英语中的“sociology(社会学) of science（科学） and（和） technology（技术）”，我们可以译为“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或 “科学和技术社会学”。但往往简略地译为“科学技术社会学”。另一个含义是指“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系和一体化趋势。如在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等领域中，所使用的“科学技术”一词，就有这层含义。当然，这两层含义有时往往难以截然区分。
在英语中原来好象并没有把科学和技术连在一起用的词。在汉语中把“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缩略为“科学技术”，甚至“科技”这样一个词，从构词的角度看来，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当然见仁见智，可以讨论。但我认为，至少用“科学技术”或“科技”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词来表明，在当代科技革命中“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和一体化趋势，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日语中，同样广泛地使用这样的词。在现在的英语文献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science-technology（科学技术）”,“scitech（科技）”这样的复合词。这究竟是从汉语转译过去的词，还是自然产生的词，尚待考证。但起码许多西方学者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久以前，法国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创造了“technoscience”这个词，用来表示科学与技术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科学技术”。美国前STS协会主席斯蒂芬.卡特克利夫（Stephen H.Cutcliffe）教授在其《思想、机器和价值——科学、技术与社会概论》一书中说：“由于对这种相互联系（指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作者）的认可，在本书的许多地方，当涉及到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时，我也已采用了‘technoscience’这个词。我还发现，他作为一种速记用于替代那个不方便的、经常重复的短语‘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学和技术)’，是有用的。”在2000年由欧洲STS协会和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联合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也广泛地使用了“technoscience”这个词。当然，在现在普遍使用“科学技术”一词的情况下，特别是对那些不太了解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背景的青年学生来说，适当强调一下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也有其现实意义。最近德国著名科技哲学家汉斯.波塞尔（Hans Poser）在中国出版了他的著作《科学：什么是科学》的中文版后说，他还想写一本《技术：什么是技术》，并译成中文。但这与使用“科学技术”一词是不矛盾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技术”一词突出了技术，弱化了科学。有一位学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科学与技术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于在汉语中合并成了一个词：科技（scitech）。遗憾的是，科技一词主要指技术，很少指科学。”在有些学者看来，技术不过是应用科学而已，技术从属于科学，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一旦把技术置于与科学同等的地位，就觉得是贬低了科学，这种观念和心态似乎有反思和改变的必要。事实上，有时使用“科技”一词，好象是要突出“科学”，而不是要突出“技术”。例如，[美]约翰.奈比斯特在1999年写的一本著作《High Tech High Touch: Technology and Our Search for Meaning》，其中的“High Tech（高技术）”，在中文版中就被译为“高科技”。[美]David B.Resnik著<<the ethics of Science---an introduction>>一书， 在台湾地区出的中文版第P122中，“computing technology”译为“电脑科技”。这种把“高技术”译为“高科技”，把“技术”译为“科技”的现象还比较多。
另外，有的学者认为，现在我国所欠缺的主要是科学和科学精神，而不是技术。实际上两者都缺。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那种重理论轻实践，重文轻工，把技术视为“雕虫小技”的影响，至今仍然不能轻视。因此，在强调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精神的同时，重视技术和技术精神，以及技术的独立品格，尤其显得必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求实、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非常重要，但重视实践、效用、创新，强调责任、效率、质量，并有风险、安全意识的技术精神，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自然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我们对当代科技革命中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特点，要有全面的、辨证的认识，科学技术化并不是科学完全化为技术，技术科学化也不是技术完全化为科学，科学和技术一体化更不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我们既要看到以“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同时又要看到科学和技术本身的区别和相对独立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利用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去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在新世纪实现跨越式发展。
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化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化是当代科技革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我之所以用“关系化”，而没有用“一体化”或“整体化”等，一是因为应用STS关系观的需要；二是因为“关系”这个词更基本，它既可以表现为“一体关系”、“整体关系”，又可以表示为“综合关系”、“系统关系”等等。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科学、技术、社会这三个基元，形成了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技术-社会这些双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技术-社会的三元关系。因为科学、技术、社会三者都是一个母系统，各有其自身的子系统，在子系统和母系统之间，又会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因此，整个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既是一个以双元为基础的多元关系，又是一个具有层次网络结构的复杂关系。在历史上，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往往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彼此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也往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周期。在当代科技革命中，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彼此发生转化的时间周期也越来越短。于是，正确认识当代科技革命中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化特点，并善于具体把握和应用它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即STS关系，将对当前和未来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科学是基础，技术是核心，社会是方向。说技术是核心，就是说要以它为中心来展现各种各样的STS关系。在技术-科学关系中，技术的发展要以科学为基础，离开了当代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性系统科学，就谈不上高技术的发展。但技术又是这一关系中的核心。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将仍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世界图景，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科学研究将主要适应和满足技术发展的需要。科学的突破也将有待和依赖于技术的突破。例如对干细胞全能性认识的科学发现，是克隆技术这一高技术的突破性成就的结果。在技术-社会关系中，社会价值决定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在技术-人和技术-自然的关系中，也要适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导向。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离开了以科学作为基础的高技术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以科学作为基础的高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科学-社会关系也要依赖于技术这个中介，特别是科学的生产力功能的发挥，只有依靠技术的中介，才能从间接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当代世界学术界十分重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体现了技术在STS关系中的核心作用。今年9月15-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STS研究中心和英国爱丁堡大学联合召开了中-欧STS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和研讨爱丁堡学派关于SST（技术的社会形成）的学术成果。技术的社会形成恰恰就是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个学派包括了英国、荷兰、丹麦、挪威、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他们做了许多SST的案例研究，如信息技术的社会形成、生物技术的社会形成等。他们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一系列专著。最新的一本是《形成技术，指导政策：概念、空间和工具》。他们把SST理论研究与科技政策、科技管理结合起来。他们的成果已经引起了STS界和有关科技、经济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在日本的STS研究中，以技术史为依托，积极开展技术与社会关系研究，为日本的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服务。1998年3月16-22日，日本在东京、京都和广岛三地举行了题为“科学与社会——技术化”的国际STS学术研讨会。会议征文通知说：“世界由于技术变革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不仅我们的生产体制和经济结构受到这种基本变革的影响，而且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系统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还说：“现在是对实际情况以及由于技术变化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考察的时候了。”
参 考 文 献
殷登祥，《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陈筠泉、殷登祥主编，《新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筠泉、殷登祥主编，《新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殷登祥等，《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殷登祥主编，《科学家谈21世纪高科技》，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殷登祥主编，《高科技与人文因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殷登祥、[英]R.威廉姆斯、[英]沈小白主编，《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前沿——技术的社会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