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甫盛，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创办四通公司第一人
印甫盛先生，清华大学本科毕业。1968年12月至1973年10月在辽宁省朝阳柴油机厂任技术员，1973年10月至1980年2月在北方交大计算机系任教，1980年2月至1990年4月任北方交大计算所副所长，1990年4月至1991年10月任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总经理助理，1991年10月至2000年5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主任，2000年5月起任北京泰通公司名誉董事长，2006年起任开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润南《四通故事》章节编辑本段回目录
如果我说一不小心创办了四通，你们该“瞠目结舌”了吧？基本上还就那么回事。八四年初，我一心在准备出国，办企业并非我当时的人生规划。印甫盛来电话约我去一次。我到了老印家，他给我介绍了几位新面孔，领头的叫刘海平，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弟。当时老印在计算机一行里已经是“大腕”级，那几个年轻人准备自己出来办公司，想请老印出山。
“办公司？凭你们几个？”老印一脸的瞧不起人，然后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不行！”
“这种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缓和了语气。
“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
老印如此高抬，我有点不知所措。想起我在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在为办公司蠢蠢欲动，于是说：“我的几位朋友也有此打算，大家可以合起来商量一下。我在出国前正好有点空余时间，可以先跑跑腿。”
这就是创办四通的缘起。如果没有老印的慧眼识人，大概也就不会有四通。
......
中关村是“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中关村一条街只剩下了“贸”。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
首先，我们从事的“贸”，或者说“倒”，不是普通的“倒”，而是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倒”。如果没有八天突破性的技术开发，没有资金、没有外汇额度、没有进口批文的四通，我们有什么资格在市场上“倒”M-2024？
所以，“贸”也罢、“工”也罢，其前提都是要有自己的“技”。问题是先“贸”还是先“工”？公司初创，是贸易起步，还是实业起步？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四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王安时和沈国钧是贸易派，印甫盛和刘海平是实业派。我暂时中立，决定给两派同样的机会。
四通公司创始人印甫盛：四通究竟是怎么成立的？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四通公司创始人 印甫盛 （齐忠编辑修改后稿）
1984年5月16日下午，在海淀区四季青乡会议室举行四通公司成立大会，当时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时任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时任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万润南、沈国钧、刘海平、石政民、王晓霞、龚克和我等十几个人。为什么选5月16日这样的敏感日期？有人常常问起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日期是万润南同我商定的，万润南的儿子是5月16日出生的，我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住的宿舍是5号楼16号房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人戏称我们是"5.16"分子。
印甫盛
"文革"过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涌动，深圳特区的创办，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第一批科技人员下海办公司，使我周围的朋友们也开始动心。
同年3月，刘海平（他当时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吴本寻（他当时在中科院院部工作）和王晓霞（她当时在北方交大工作）来找我和我的夫人刘菊芬(她当时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工作)，聊起机关的一些工作，觉得非常压抑，有劲使不出，想离开这种环境下海办公司。我们聊得很投机，但是，真正离开机关丢掉"铁饭碗 "还是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怎样办公司。
刘菊芬说:"先摸摸情况，再找贾春旺商量商量。"当时京海公司已成立，我们以为是北京和上海共同办的公司，就骑车前去拜访，一打听才知道是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人员同海淀区合办的。我们觉得有希望，刘菊芬就给贾春旺打电话，贾春旺在电话里说:"这是好事啊。"晚上他就骑辆破自行车来到我们家，当时我们住在魏公村小区。贾春旺说:"你们要搞公司我支持，但你们跟我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我们得想想这事怎么办？"
在我们家谈的时候，我还把万润南叫来。万润南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给排水专业的，毕业后分到承德铁路局，后来当老师，曾任承德铁路中学教导主任，他同李玉结婚后，因照顾两地分居调到中科院计算中心工作。我建议他改学软件，鼓励他说:"你逻辑思维能力强，没问题。"
当时计算机还用机器指令编程，万润南很聪明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中科院从台湾请来的专家陈三智非常欣赏万润南，介绍他去日本学习一个多月，很快万润南在计算机软件编程方面已经很有一套，并当上课题组长，课题是为中科院机关搞的项目管理系统。
1983年下半年，中科院要正规化，规定课题组长必须具有副研以上高级职称的专家才能当，万润南当时只有中级职称，自然要从课题组长这个位置上下来。中科院让他在1984年下半年，到美国去当访问学者。这时他正在学外语等待出国。万润南知道贾春旺，贾春旺不认识万润南，这次他们互相认识了。
过了几天，贾春旺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到区委会议室开个会，我和刘菊芬、万润南去的，我们是第一次到他办公室。老式的办公楼，楼道里黑乎乎的，办公室在朝阳的房间，进门右手边是张单人床挂顶蚊帐，再往里走靠窗户有张小办公桌，贾春旺面朝西坐在办公桌前，旁边有几把折叠椅，我们每人抓把折叠椅刚准备坐下，秘书来说李乡长到了，大家到会议室去吧，这里太小。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四季青李文元乡长，还有他弟弟李文俊。贾春旺把我们几个人介绍给李乡长，他说:"你们可以合作，由李乡长给区里写报告。"
李文元介绍乡里的一些工业，供我们选择。第一次会议很短，商定星期天我们几个人到四季青乡参观。星期天我和刘菊芬、万润南、吴本寻、王晓霞、刘海平等人骑着车到四季青乡政府，李乡长在那等着我们，他找辆面包车把我们一起拉上，在海淀昆玉河西边参观锅炉厂和几个乡办厂。
李文元饶有兴致地带我们参观，中午在乡政府食堂请我们吃饭，这顿饭有五六个菜，饭随便吃，这是我们办公司以来第一次在外面吃招待饭。
我问李文元:"这顿饭多少钱?"
李文元说:"不用交钱。"我坚持要交钱，李文元没有办法，他说:"你们实在要交就每人交两角钱吧。"吃过饭后又接着参观。参观结束以后，万润南天天晚上都到我们家来。贾春旺也骑着车来过好几次。晚上商量，白天万润南去跑海淀区政府、四季青乡、工商、税务办公司注册手续，因为我们都在上班，万润南脱产补英语，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我们先商量公司叫什么名字，想了好些都不理想，有天晚上万润南在我们家，我说:"名字得有个"四"字，取四季青的一个"四"字。"
"四"字后面是什么呢?想了好多字都不好，到后半夜3点多，从已选的诸多字里筛选出"通"字来，取四通八达之意，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英文名是后来万润南根据"四通"发音从英文中找的词，英文叫"Stone"，中文是石头的意思。
万润南得意的解释说:"石头很好，干不好当个铺路石，干好了就是金光四射的钻石。"
四通的徽也是万润南在深圳看到一家公司徽后，受到的启示，回来画给大家看，我们都说好就这么定了。
办公司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注册资金，当时李文元愿意借给我们10万元，我不同意借这么多，只借两万元。公司办不好赔钱，就得个人掏腰包还，当时大家工资都很低，怕还不起。
其次是商量谁来做，当时贾春旺、万润南和我们夫妻俩人在我们家商量，我当时提出一个方案，请贾春旺当名誉董事长，李文元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
贾春旺不同意，他说："我帮你们把公司办起来，但不能出面，印甫盛也不能当总经理，部队惹不起（当时我在部队工作），李文元可以当董事长。"
我说："那就万润南当总经理，刘菊芬当副董事长，我当高级顾问。"
万润南说："我9月份要去美国，现在没有事，帮你们跑跑腿，干几个月不好弄，把两万元搞丢我赔不起。"
我说："只有你干了，我在后边帮你，先干吧！"
贾春旺拍板说："就这样定吧。"
为增加公司的名气，万润南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为此我和万润南到他的岳父,时任科学院党委书记李昌家吃饭见于光远，他很健谈同李昌的夫人冯兰瑞谈了很多宏观经济方面的话题，万润南提出请他当四通的名誉董事长，于光运很痛快答应了。
讨论公司人选时万润南推荐沈国钧，沈国钧在中科院计划局主管万润南承担的课题。刘菊芬推荐石政民，当时他在气象局工作。四通成立时，刘海平和石政民都当过副总经理。
四通公司刚成立时李文元借给两万元，还借给一间房，-部电话，这间房位于紫竹院路，在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西边。我每天晚上都去，主要是商量做什么，万润南主张先到深圳弄点新东西到北京卖。这方面主要靠罗征启，他当时是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他们跟香港联系很方便，弄了几台娃娃机，也没有卖出去。我偏重于技术，想搞项目，石政民把中学同学段永基介绍过来，段永基是清华大学工化系的，在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他们有个项目叫爆炸喷涂，用爆炸方式在钻头上喷涂上一层金属，钻头就会坚硬耐磨，当时这种喷涂钻头主要靠进口，我们觉得这项技术很有商业价值，我去该所，段永基很热情介绍，并提出愿意"下海"到四通公司来，文革时期，我和万润南在清华大学里都是"老四"，段永基是"老团"，（注:这是"文革"时期清华大学两个著名的造反派"四一四派"和"团派"的戏称）为办公司就不讲派性欢迎段永基加入。
李文元借的两万元快花光了，正愁搞什么挣钱呢，万润南了解到科学院计算中心从日本进口一批打印机，不能打中文卖不出去。万润南请了一名技术人员，给400元加班费让他编个软件，安在打印机上就能打中文，计算中心的这些打印机每台加价几百元很快就卖掉了，四通获利20多万元，第一次尝到技、贸结合公司机制的优越性。
为了面向市场，我又找李文元在中关村要个门市，经多次争取，李文元将四季青在海淀乡菜市场的一间门市房和电话借给四通公司，位置就在中关村黄庄邮局那里。从此四通公司在中关村有了自己的门市。龚克（她原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当了首任门市经理，经营计算机、打印机等各种零部件和元器件。万润南提出要让顾客来这里，就能把想买的东西一次买齐，所以门市东西要全。当时四通公司每月有人去深圳，有资金、有渠道、有机制、有思路，尤其是有服务意识，发展很快。龚克带领销售人员，坚持树立顾客第一的思想，一位顾客在门市看货不小心刮破衣角，龚克立即上前道歉主动掏钱赔偿，她说："欢迎光顾四通门市，是我们的商品摆放不当，非常对不起。"令顾客十分感动。
印甫盛
1984年8月，四通公司的经营势头很好，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讲了支持民营企业的一些思路，传到四通后大家很受鼓舞。
9月份，万润南还是如期去美国当访问学者去了，他到美国仍然放心不下四通，每天打长途，对要学的东西已经没有兴趣，在美国呆了一个多月，终于下决心告别了访问学者生涯，回到国内回到四通。
1984年底，四通公司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万润南提出"泥饭碗"的机制、先做人后做事、顾客第一的服务理念，得到四通同仁的广泛认同，每天都有不少人到四通来求职。公司在贸易上采取一些促销手段，也引起社会上的反应。对四通怎么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营企业怎么看，也引起高层的关注。
1985年3月，北京市委办公厅的调查组来到四通。其原因是中科院有人联名向中央写举报信,说四通、京海、科海、中科四家公司是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组织，要求中央查处。邓小平同志还在这封信上做了批示。不久，李文元被通报，被迫辞去四通董事长的职务，在四季青乡做了几次检查。时任北京市委常委陈元打电话给刘菊芬，他说:"你也被通报，要主动找领导汇报。"
我们当时听到这消息，有点惊讶，为什么通报之前不找本人谈话呢？经过几天的思考，做好两种准备，如果领导找谈话，又是批评，又是处分什么的，就背水一战"下海"算了。如果领导表示理解，要挽留就辞去四通的职务。
刘菊芬正在犹豫的时候，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副局长刘美生找
她谈话，询问办四通公司的情况，并无批评之意，指出刘菊芬正在负责软件工程中心的项目筹备工作，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不要分心，并安慰说:"只要辞去公司职务就没有事。"
当时刘菊芬也舍不得丢下软件工程中心项目，就听刘局长的劝告，辞去四通公司的职务。
万润南听到这些消息后，3月份决定从科学院计算中心辞职，一心一意下海办公司。我们同万润南在这期间见面时都很忧虑，不晓得公司还能不能办下去。
6月份的一天，万润南晚上来到我家，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们说:"检查组找他谈话了，高度评价四通，账目很清楚，四通开创了民营企业的方向，他们要向社会宣传四通。"
从此四通迎来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王辑志：四通公司成立的经过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关村，对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名。我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而我下海创业和获得成功也是在这里。
在开始的时候，中关村地区只是局限于一个英文字母“F”的区域，F的一竖，是从北大东门一直向南到达白石桥，两横，一横是中关村路，那里马路两侧有很多科学院的研究所，另一横是现在的三环路，路南有农业科学院、理工大学等，路北有人民大学和双榆树小区以及科学院的宿舍等。圆明园北边的上地开发区，现在也归到中关村地区了，但是在八十年代，那里还是农田。
1954年夏天，由于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我父亲王力从广州中山大学调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我们家从此就搬进了北大校园里，这时候我就到了位于人民大学西边的北京十九中读高中，毕业后进了北大数学系，1963年大学毕业。就是说，这九年是在中关村这一带度过的。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工程心理学，1969年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1971年回到北京，1973年底调到冶金部自动化所开始搞计算机。直到八十年代初，由于我自己的家从城里搬到了双榆树小区，我才又回到中关村地区。但是我由于经常回北大去看望父母，我夫人又是科学院计算所的，我自己又参加了科学院的乐队，所以说，和中关村一带的大学以及科学院的院所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
印甫盛（中）
八十年代初，我在单位里的澳大利亚产的计算机上开发成功了汉字系统，但是该系统能输入汉字，能打印汉字，能做一些应用，遗憾的是不能显示汉字，所以在1983年我就跑到位于中关村的计算所，找到六室研究计算机终端设备的贾沛长和刘岁杪，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研究汉字终端设备。
就在这个时候，中关村地区已经冒出来了一些民营企业。最早的是在1980年，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员陈春先和一些技术人员一起组成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关村地区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它的出现，引起了一场争论，在1983年1月，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该服务部做了批示：“陈春先带头开创的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在中央领导同志这样明确的表态之后，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成立，最先的是1983年4月，在上述服务部基础上成立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到了5月，科学院技术计划局的钟琪和力学所的副研究员范良藻提出：“科技人员可以走出来办民办科技实业，为什么官方就不能搞好？”于是，在科学院秘书长顾以健和海淀区区长史定潮的支持下，出现了民营官办的“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在这之后，一批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在中关村地区，在1985年底以前，这些企业中经营得比较好的有4家，称为“两通两海”，两通是四通和信通，两海是科海和京海。这类企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没有出一分钱的所谓“民有民营”的企业，另一类是原来国有单位出资但是按照民营方式管理的所谓“国有民营”企业，四通和京海属于前者，信通和科海属于后者。
我属于四通的创始人之一，对四通创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当时在科海成立之后，在科学院技术计划局工作的沈国均和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另一位科技人员万润南在一起商量，也要成立一家民营的公司，但是他们苦于没有资金，于是他们找到了当时担任中共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贾春旺很支持他们的想法，于是给海淀四季青乡的乡长李文元打电话说，科学院有几位科技人员想出来办企业，希望得到四季青人民公社的支持。李文元则希望在科技人员的介入之下，使四季青的经营多样化，并提高自己企业的科技含量。在贾春旺的安排下，在1984年5月的一天在海淀区委办公楼的228房间，双方的代表坐到了一起，科技人员这边去了万润南、沈国均、万达邦3人，四季青乡去了乡长李文元和负责财务的刘子明。双方谈得很融洽。后来双方又进行了一次接触，就决定并成立了四通。当时公司的名字叫“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董事长是李文元，总经理是万润南，沈国均是副总经理，开办费两万元是由四季青的乡办企业出的，当时四季青乡在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的西面有一家印刷线路板厂，厂长是李文元的弟弟李文俊。四通最早的办公室就设在线路板厂内，李文俊很自然也成了四通的副总经理。
来自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王安时在这个时候正准备接受聘请到华远公司去当总经理，但是在和万润南谈了之后，决定加入四通的行列，于是也当了四通的副总。我还在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就认识了王安时，那时我在干校的乐队当指挥，他在干校排练的交响乐沙家浜里演指导员郭建光。这时他把我推荐给了四通，我进去之后就当了总工程师。
在1984年的9月，中关村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地方在经过装修之后，四通的门市部正式对外营业。刚开始的时候，门市部卖一些微机和打印机。当时由于在中关村的公司大都在卖微机，竞争比较激烈，四通和科海达成了市场分工协议，四通不以销售微机为主，而把自己的销售重点放在为科海配套打印机，由于正确地选择了能打印汉字的日本Brother牌24针打印机，四通第一年就有了赢利，从而成为中关村当年的亮点之一。我后来也在这个公司新的机制下，成功地开发了四通打字机，从此，我和中关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写于01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