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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是个好兆头。可能有些俗气,但如果我们的英文名字用“四通”的谐音“STONE”,就非但不俗,反而别有新意了。至于有人说四通是“上通官、下通匪;外通洋、内通土”,则是后来的歪批和调侃了。

四通故事(01)沈国钧(02)陈三智(03)日本行(04)三门课(05)小万上(06)燕京会(07)刘海平(08)贾春旺(09)四季青(10)陈春先(11)刘英武(12)办执照(13)成立会(14)学习机(15)新目标 ……


四通故事(01)沈国钧

四通是如何办起来的?我转过印甫盛的一篇文章,他说的很详细。老印说话一向严谨,他文章里提及的事情,都相当准确,但只限于四通筹备阶段的情况。而且,四通筹备阶段的情况,他也只说了一部分,因为四通初创是两个方面军的汇合,一是清华团队、二是科学院团队。清华团队是老印在幕后,刘海平在台前;科学院团队则是沈国钧领军,再有王安时加盟。

和这两个团队都有联系的,则是我。而我,只是在中间客串。因为我当时的人生规划,并不是办企业,而是出国深造。我之所以参与四通的创办,是受一个朋友之托,这个朋友是印甫盛;也是为了帮一个朋友的忙,这个朋友就是沈国钧。

要说四通的故事,首先要说沈国钧这个人。

沈国钧比我大一轮,长 12 岁。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黝黑的国字脸,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思路开阔、头脑清晰、谈吐风雅、身材适中。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 46 岁,处在一个成熟男人的巅峰状态。据说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最具魅力,对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有致命吸引力。这也构成后来色彩斑斓的四通故事的一部分。

沈国钧当时在科学院院部负责计划局的一个重点项目,我和他则是因为这个项目而结缘。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计划部门是任何一个单位的最重要部门。中国科学院的计划局也不例外。当时计划局的负责人之一是谷羽,而谷羽是胡乔木的夫人。沈国钧则在谷羽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切都大翻个儿了。谷羽被打翻在地,领头的造反派也是个女人,叫乔林。乔林有两个木,比乔木还多一个木,所以谷羽被其相克,也是应有之义。老沈也是造反派里的重要成员,但他相当善待谷羽。所以当文革结束,一切又重新翻过来的时候,老沈仍留在计划局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沈国钧为人的仁义和聪明之处。

科学院计划局当时要统管全院 103 个研究所的二万多科研人员,每年八亿人民币、数千万美元外汇额度的计划、分配和使用,历年积累起来的天文数字的科研设备以及新设备的采购,一句话,科学院人、财、物的管理,都要通过计划局。

传统的管理靠的是人海战术,分工相当细,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文柜里堆满了档案。其效率,自然十分低下。 1980 年,科学院提出要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并把这项工作列为院重点项目。沈国钧受命代表这个项目的甲方,即委托任务方,提出系统的功能要求并监督该项目的实施。这个项目的乙方,即完成任务方,很自然,被指定为中科院计算中心。

中科院计算中心在科学院是个新单位,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老数学所的三室。所长是冯康,计算数学界泰斗级人物,但一直没有什么大项目。科研单位的发展,要靠项目,有项目,才能带出团队,做出成果,发表论文,提上职称。所以有一个院重点项目下到计算中心,大家好比久旱盼到了甘霖。

当老沈带着一位助手来到计算中心的时候,中心上下都对他们充满期待。这位助手很年轻,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好像是复旦的,叫邬来坤。小邬是上海人,但长得却像穆斯林。他有上海人的聪明,也有上海人的脆弱。干练、说话得体。拱起的眉毛弯弯的,很浓,也很黑,腮帮子发青,笑口常开,见一次面,就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候开始,老沈和我并肩工作了四年。老沈的风采和魅力不仅吸引小姑娘,对年轻小伙子照样有吸引力。我和老沈是惺惺相惜,因为老沈的慧眼识人,我获得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明天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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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2)陈三智

院一级的重点项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是一台大戏。这台戏的主角,也就是这个项目的领头人,必须是高级研究人员。科学院把研究人员分成三个等级:高级、中级和初级。高级研究人员的职称是研究员、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中级研究人员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初级研究人员的职称是实习研究员。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点兔子的、打兔子的和捡兔子的。

这应当是典出《史记》里的《萧相国世家》,刘邦打下江山后分封行赏,认为论功应以萧何为第一。这引起了其他功臣不满,认为萧何没有在第一线打仗,为何封赏反在他们之上?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发踪指示者人也”意谓萧何是人的功劳,而你们不过是狗的功劳。

我当时的职称是最低一等的实习研究员,连功狗的资格都没有,是捡兔子的。

当时计算中心有高级职称的不乏其人,但多是计算数学方面的。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信息管理系统的总设计师,放眼整个科学院,也找不到一个。因为当时计算机的应用,主要用于数据计算,用于信息管理系统,还是破天荒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没有经历过,又哪里来有经验的领头人?但科学院有大手笔:从海外引进。

为了这个项目,科学院从海外引进了一位专家,这个人就是陈三智。

这是中科院在文革后第一批从海外引进人才。一共引进了四位,陈三智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待遇相当优厚。初来时安排他们住在友谊宾馆。后来在黄庄盖了一栋非常高级的四层小楼,安排如严济慈这样的老科学家入住,他们四人都分得了一套。

陈三智是从台湾到日本读大学,念的是 日本名校之一的 庆应义塾大学,它与早稻田大学并称为“日本私学双雄”。毕业后在著名的日立公司( HITACHI )任职, EDP (电子数据处理)工程师。

他回国时不仅带了自己的夫人小杨,还带了一套小型计算机系统,用于培训和模拟。他特别声明,这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 OS ),是他们自己开发的,叫 C-Y001 (陈杨一号)。硬件加软件,他开了个价: 40 万人民币,科学院照付不误。

当时科学院计算中心有两台计算机。一台大型机, 013 ,科学院计算所自己研制的,后来在四通崭露头角的李玉琢就是这个机组的。还有一台国产的中型机 TQ-16 ,我当时就在这个机组。平心而论,这两台计算机完全不适合做信息管理系统。不说别的,光说数据输入方式,当时还是穿孔纸带光电输入,数据的存储、修改及其麻烦。陈三智带回来的机器麻雀虽小,却可以用卡式磁带输入、输出,其方便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看来陈三智对当时国内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因此是有备而来。

陈三智到科学院计算中心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兵买马。老沈和计算中心党委全力配合。推荐、面试 …… 几个回合下来,陈三智选定了四名。两名搞硬件的:马青和崔铁男;软件的两名:童粹中和我。

马青和小崔相对年轻,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马青敦厚、小崔机灵;都是帅哥,一个有块,一个有条。小童和我同年,但因为身体不好,比我晚上了两年学,所以是老高三,其父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毕竟家学渊源,小童的治学态度相当严谨。

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学艺生涯,这是我们阳光灿烂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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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3)日本行

加入陈三智领导的团队,我们在业务上有了长足进步,一下子缩短了和世界的差距。所以,引进人才的确是赶超世界的捷径。刚看到一则新闻,说中组部最近要实施引进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应该是这一思路的延续。从当年引进四人,到现在要引进千人。在这一方面, GCD 确实是与时俱进了。

陈三智向我们讲授了软件工程的概念。原来我们搞软件都是个人编程,可以编得及其精巧,就像在一粒大米上可以刻一首唐诗,但别人很难看懂,还必须借助放大镜。软件工程是团队合作,要标准化、模块化。他教我们画流程框图、写流程说明。而使用的计算机语言,是汇编。汇编语言是介于计算机高级语言和机器指令之间的语言。当时流行的高级语言主要有三种: ALGOL 、 FORTRAN 和 COBOL 。我赞叹 ALGOL 语言嵌套结构的逻辑层次分明,欣赏 FORTRAN 语言的模块清晰,喜欢 COBOL 语言处理文档的方便直观。在老陈日本武士道大松博文式的高强度训练下,嘿嘿,当年的小万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武林上也算是一条好汉。

那时候搞一个信息管理软件系统,没有现在的许多软件工具,非常麻烦。举例来说,做加减乘除的运算器,我们都要自己用汇编语言来写。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老陈带回来的小型计算机系统上模拟练兵。

正式的硬件系统,老陈选用了他熟门熟路的日立公司的机器,型号是 L330 。为此,我们去了一趟日本。第一次出国,那种兴奋、那种期待、那种震撼,可想而知。出国前,每人发了300元制装费,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结领带、第一次……

1980 年冬,我们一行八人:师父、师娘、四名弟子,老沈及科学院外事局的一位女士,一起到了日本。下榻在大矶的王子饭店,上课在日立公司的神奈川工厂。早餐在旅馆自理,午餐吃日立公司提供的精致盒饭,晚餐包在一家开在伊藤博文故居的中华料理。坐东京的地铁、看新宿的高楼、感受新干线的速度。特别是秋叶原铺天盖地的电器,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资极大丰富”。

我不打算写游记,只想说两件后来对我办四通影响至深的两件事。

一是什么叫现代化的大企业。四年后我开始办四通,我相信我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理解,一个现代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的视野里,有一幅鲜活的图景:日立神奈川工厂。整齐的生产线、合理的流程、严格的质检。工人从一处到另一处,要按规定的路线,要用标准的姿势:端起胳膊,碎步小跑。墙上贴着八大员的分工、责职和赏罚。今天你们可以从郭台铭在深圳的工厂里看到这一切。而我,在三十年前,在日本看到了。

二是什么叫新型的劳资关系。我们在日本的培训虽然只有一个月,还碰巧赶上了日立公司的一次工人罢工,他们叫“春斗”。罢工四个小时,从中午 12 点到下午 4 点。原因是行业工会和资方关于加薪的比例谈判破裂。 12 点一到,原来灯火通明的车间一片死寂,工人在工会干部的指挥下安静地撤离工厂,秩序井然。我们则继续上课。

让我们讶异的是, 4 点一到,所有的工人重新回到车间,又是一片灯火通明。加班!把罢工的损失补回来!

在场的日本朋友解释了原因:罢工,是行业工会决定的。日立神奈川工厂参加了行业工会,所以要和大家一起行动,罢工是必须的。这次工人的加薪虽没有达到要求的幅度,但日立的工薪要比同业高出许多,大家已经满意了。

所以,要付较高的薪水,善待自己的员工,他们会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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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4)三门课

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们又招了十余人,其中有程序员,也有数据录入员。一个个年轻、精干、阳光灿烂。先入山门为大,我们这些先入室的弟子,就成了他们的老师。我当时负责讲三门课:COBOL语言、磁盘文件设计、第三门,先卖个关子,后面再说,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从小就会给小朋友讲课(见《童年记忆》)。初到中科院计算中心,就蝎了虎子掀门帘儿,露了一小手。当时有一门时髦的课程,格里斯的《编译程序构造》。那个年代搞计算机的都要学。大家请了北大一位老师,在计算所开讲,我也跟着去听。这是一门很经典、也很抽象的课。编译程序是把用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编译成机器语言,格里斯用波兰表达式来描述这一编译过程,理解它需要一定的数理逻辑基础。一般人都听得一头雾水。听课回来,室里的前辈们在七嘴八舌地争论,我静静地听,从中又学了不少东西。大家都静下来了,我小声地请教他们: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把老师的讲课、大家不同的解读、我的理解,组合起来,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地表述了一番,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我们的头儿,一位叫夏阳的大姐,说: “还不如让小万来给我们讲呢!”后来她真的把我介绍给几个上门求师的单位,让我去给他们讲这门课。当时我的月工资是五十六元,而我讲课的额外收人就有七十元。

COBOL语言是我们将要开发的系统的主打语言,安排了较多的课时。学得最好的是杨立中和小宋。杨是军队干部子弟,平时不大瞧得起谁,黑而胖,腆着小将军肚,拿着打印结果,摇摆着向我走来:“小万,照你说的改了,为什么每次打印结果不一样?”我正在给其他同学看程序,当时我头都没有抬,回了他一句; “缓冲区你没有清零。”他啊了一声,叹了一句:“真厉害!”因为老沈叫我小万,所以身边的人,没大没小,都叫我小万。其流毒一直延续到四通。

日立的L-330到了,随机有三十多本资料,使用手册、调试程序信息表……,全是日文。可以做翻译的只有小杨,她绝对忙不过来。调试程序步步离不开这些手册。老陈发现我连猜带朦能看懂一点,问我怎么看的。我说,跟一位奇人学过一星半点。

这位奇人来自天津,姓孙。他发明了一种速成的科技日语阅读办法,曾在科学院的怀柔学校开过班,我也赶上了一期。按孙老师的说法,科技日语的文字,三分天下:三分之一汉字;三分之一片假名;三分之一平假名。汉字不用学,片假名用来拼外来语,一般是英文的专业词汇,能读出来,就知道是什么。学了五十音图,你就可以把这两部分猜个八九不离十。而余下的三分之一平假名,大部分是语法词。例如主格是は,宾格是を,所有格是の。肯定是です,否定是ない。状语复杂些,记住七个主要的:と、つ、て、から、まで、に、より,他们的读音很好记:“偷海带,扛了麻袋你有理。”

讲到日语动词的五段变位,孙老师平时上课都戴着一顶帽子,这时候突然摘了下来,拍着自己硕大的光头,按照啪-啪-啪的节奏,大声说:“秃-秃-原-来-秃”。大家哄堂大笑,在笑声中记住了五段变位:秃是去词尾,原是用原型,来是加れ。

这些说法,懂日语的行家里手肯定要气歪鼻子。但它确实管用,当时解决了我们的实际问题。时隔三十年了,这些细节我还历历在目。孙老师,确实不是凡人。

所以我开讲的第三门课,就是速成科技日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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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5)小万上

在那个年代搞行政管理系统的计算机信息化,有两大难点:一是没有搞大型软件工程的领军人物;二是行政管理机关面对信息化的要求完全不适应。前者可以通过引进陈三智来解决,后者的适应则需要一个过程。问题是,老陈对这个过程缺乏思想准备。

我们这边厉兵秣马、练兵练得热火朝天,那边却迟迟提不出系统要求。文山会海、长官意志、朝令夕改,相关部门无法提供规范的数据信息。老陈觉得陷入了一片泥潭,心情郁闷,脸色也多晴转阴。

老陈很得意自己带出来的这批子弟兵。论年龄、论武艺,我是大师兄。老陈对我非常信任,说话总是很客气。只要他提出要求,我都会立马去做,出活又快又好,甚至比他预想的还好。但项目迟迟不能正式启动,老陈脸色阴了、脾气大了、和我们的话也少了。

有一次,杨立中上前问老陈一个程序方面的问题。老陈呵斥道:“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要问?!”在另外一个场合,杨正在问我问题,老陈看到了,又责备他:“有问题为什么不来问我?!”

老陈背影消失以后,杨立中显出军人子弟本色,张口就是国骂:“TMD,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莫名其妙!”

其实不是莫名其妙,老陈已萌生退意,已三次向计算中心领导提出辞呈了。院一级的重点项目,海外请回来的专家,要半途而废了,那是何等的大事!前两次所领导尽力挽留下来了,这一次态度坚决,看来是留不住了。

老沈是这个项目的总召。所领导首先和老沈紧急商量对策。老沈一言九鼎:“实在留不住,就让小万上。”

所领导立即把这个项目组的所有人,除了老陈夫妇和我,召集到会议室,作民意调查。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小万能行!”

所领导又紧急召见我,我刚到门口,大家正从会议室出来。杨立中给我肚子上来了一拳,嘿嘿了一声。这时候,我还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现在我面对两个人:计算中心的书记老刘、中科院计划局的老沈。老沈简述了发生的情况和大家的意见。老刘只问了一个问题:“小万,你行吗?”

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思考,我说:“我行。”

以前听别人讲故事,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名角,唱一场大戏,临场却出了意外,或者是因为生病,或者是因为拿搪,眼看要砸场了。这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厮,不,一个捡兔子的,说自己可以救场,不,是一个伯乐,说可以让这小子上场。这样的幸运,落到我头上了。

这个伯乐,就是老沈。

至今我都怀着感恩的心,对老沈、也对老陈。老陈是我在计算机软件工程方面的启蒙老师,我这一身本事,都是老陈手把手教的。很遗憾,老陈因为水土不服,提前退了场。更遗憾的是,我在这个领域只完成了这一次辉煌,因为不得已的原因,实在是不得已,两年后我也转了场。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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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6)燕京会

一个本来由海归高级研究人员领头的院重点项目,改由一个本来只配“捡兔子”的初级研究人员来领衔,这实在有点离谱。科学院这样的单位,很严谨,是半点不能离谱的。怎么办?于是他们 “破格” 把我提为工程师,有了中级职称,还找了一位有高级职称的崔大姐,共同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但特别口头说明,崔是挂名,具体工作由我来做。

崔大姐是搞计算数学的,对软件工程没有任何兴趣。在同意挂名之前,要求和我谈一次。我去见了她,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她问我打算怎么干?我滔滔不绝、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她笑眯眯地听,然后就同意了,还鼓励我:“你就放手大胆去干!”。什么叫“君子有成人之美”,崔大姐就是这样的君子。

于是一切都名正言顺了。我们一帮年轻人在老沈的调度下,干得热火朝天、风生火起、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和当时号称9034部队的其它单位,完全是两个世界。什么是9034部队?说的是9点上班,点一下卯,看份报纸、喝杯茶,10点回家;午休以后,3点再去一下,聊几句天下大事、四海风云、家长里短, 4点就下班。

所长冯康先生对我们非常满意。说我们是“有任务、有手段(指有L-330)、有团队,是最有希望、状况最好的一支队伍。”为了老先生的这句夸奖,若干年后,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了他,这也是后话了。

管理系统初步调通以后,便是大量的数据录入。L-330也搬到了院计划局。这个项目算初战告捷,被评为科学院1983年度的科技成果三等奖。算是对我的额外奖励,院里指名给了一个公费出国进修的名额。我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就学了两年基础课,专业课一门不门。到中科院计算中心以后,零零星星自学了几门,但不成系统。现在有出国深造机会,对我来说,十分难得。

因为是公费,英语要通过教育部的EPT考试。工科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一般还行,听、写能力几乎为零。匆忙参加了一次考试,很惭愧,才得了57分。于是,所里让我脱产集中补习英语。

在我补习英语期间,听到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为了我们研发的这个系统,计划局新设了一个电子信息处。在大家心目中,这个处的处长非沈国钧莫属。但十分意外,他的助手、那个年轻的小邬,被任命为处长,老沈将要在他领导下工作。这对老沈来说,情何以堪!

如果那时候有现在的所谓以年龄划线,或许对老沈是个安慰,毕竟有个说法。不,那时候是严格论资排辈的年代,不管是论年龄、论资格、论能力,都应该是老沈。也许是小邬有背景?也许是因为老沈在文革期间当过造反派的案底?无论什么原因,对老沈的打击是明显的,这意味着,老沈在仕途上走到了末路。

处级,在仕途上是一个重要位阶。在官本位的中国,这相当于县团级。戴晴曾写过一篇文章,调侃官场中这个级别的芸芸众生:说这些人“孜孜矻矻、抖尽招术往上爬”,“ 想升处长的叫「升处」(牲畜),已经当上了处长还想爬的叫「处升」(畜牲),正在作着的叫「处类」(畜类)。”

看来,老沈这一辈子和“畜类”无缘了。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老沈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老沈的嗓音有点嘶哑,十分落寞。我约他出来散散心,请他到燕京饭店大堂喝咖啡。燕京在长安街上(准确地说,那一段叫复外大街)、汽车局对面。科学院院部在三里河,离那里很近。

老沈是智商极高、说话一点就透的那种人。我没有,也不需要,说任何不着边际的安慰话。我只是提了个建议:“老沈,找机会出来自己干吧。”

他眼睛一亮,诚恳地说:“只要你小万领头,我一定跟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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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7)刘海平

那时候,科技人员出来办企业的已有先例,物理所的陈春先,已经干上了。他是中关村办企业的第一人。这是一位传奇人物,我后面会专门讲到他。所以,我劝老沈出来自己干,并非空穴来风。

但我本人,当时并没有出来自己干的打算。我正处在人生、事业的得意处:一场本来由海归名角主唱的大戏,我在关键时刻顶了上去,把这场大戏唱了下来,不仅救了场,还赢得了满堂彩,还得了奖,还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我的前程,仿佛一片锦绣。但我知道,我所有的得意,都离不开老沈在最初关键时刻的力挺。他把我送上了得意的顶峰,自己却滑到了失意的谷底。

做人不能不仗义,老沈的忙,我一定要帮!

和老沈在燕京见面的时候,我正在准备参加第二次EPT考试。经过在科学院研究生院的GESLC(成人英语中心)一个学期的强化训练,我的听、写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第二次EPT考了104分(满分120,其中写作20分)。高空过关了。我除了联系海外的学校,相对空闲了许多。

就在这当口,老印介绍我认识了刘海平。

初见刘海平,是在印甫盛家里,时间是1984年3月7日。

老印给我介绍了几位新面孔,其中有一位叫刘海平,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弟,当时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一看就知道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大一号的杨立中,只是更壮、更黑、更高。黑铁塔似的一条好汉。另外两位是吴本寻和王晓霞夫妇,他们和印甫盛、刘菊芬夫妇是旧识,刘海平和老印好像也是第一次见面。当时已经下决心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办公司的,主要是刘海平。其他的人,基本上是帮忙或玩票。

老印对初次见面的人也不客气:“办公司?凭你们?不行!”

“这种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缓和了语气。“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我让老印吹捧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说明了自己的当时的处境,预计大约在9月份左右要去美国,在这之前,会比较有空余。我说可以在这段时间里为大家跑跑腿。

我说,有一位极能干的朋友,叫沈国钧,会有兴趣和大家一起干。

五天以后,在东总布胡同李玉父母家,我就安排沈国钧和老印、海平等人见了面。

老沈和海平第一次见面,就擦出了思想的火花。在公司所有权问题上,海平的想法很超前,认为要明确创办人的份额。老沈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不现实,还是要打集体的旗号,这样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老印和我都倾向支持老沈的看法。

也许,真理从来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听了海平的意见,公司发展的难度也许会大些,但就不会有后来给四通人带来无穷烦恼的产权问题。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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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8)贾春旺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公司法。办公司从哪里着手?这是个问题。当时,无非是两种模式:一是从天上掉下来;二是从地里长出来。去找一个有名气的大单位挂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老沈比较倾向这种模式。记得老沈后来给我介绍过一个科协的干部,叫王登山。这家伙很神,腰带上挂着一串橡皮图章,琳琅满目,什么名称的公司都有,冠名“中国”、“环球”的,应有尽有。我觉得不靠谱,婉拒了。

老印主张从地里长出来,建议找当时在海淀区当区委书记的校友贾春旺,找一块地盘,从头靠自己干起来。我赞成老印,觉得这样踏实。

说干就干。3月9日,在老印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贾春旺。

那时候的贾春旺,还没有后来当大官的富态,细细的瘦条个儿,一脸的旧社会,为人非常低调。刘菊芬一个电话,就把他召来了。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赶到魏公村老印家里,和我们促膝而谈。首先,他对我们办公司的想法表示支持。但那时候办事情,什么都强调组织对组织,这样才名正言顺。例如当时的科海公司,就是科学院和海淀联合办的,所以叫科海。后来倪振伟办的海华,就是海淀和清华联合办的,所以叫海华。而我们只是几个个人,如何和组织挂上钩,颇费思量。他恳切地说,这事他要再想想办法。

3月14日,五天以后,贾春旺想到办法了。他专程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到东总布李玉父母家来找我和李玉,和我面商方案。虽然贾春旺和我是初识,但他和李玉的姐姐楼叙真、姐夫陈清泰,可是多年的铁杆老朋友。贾和陈曾同时在校团委工作,两人同住一个宿舍。

贾的方案是他出面找四季青乡或东升乡,让我们和乡里合作。我一听就理解了他的苦心。实际上是他以自己作为区领导的名义担保了我们这些个人,让我们和区管辖的乡来合作,避开了我们不是一级组织的难题。

我立即表示赞成。后来我把贾的建议转告了老印和老沈,他们也没有异议。

又过了五天,3月19日,贾春旺来电话,通知我们,明天,3月20日晚上七点,和四季青乡方面的人士会谈。

这件事从启动到尘埃落定,总共十天时间。在那个年代,绝对的高效率。贾春旺的朴实、勤政、诚恳和聪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仕途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离不开他始终如一的低调。

那时候,他拼命地工作。记得有一次他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最想做的,是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找一个地方,喝一杯酸奶。”

若干年后,有人画了一幅关系图,编派他是贾庭三的儿子,编派我是万里的儿子,都纯属无稽之谈。就说春旺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北京郊区农村的孩子。大家还记得文革年代,北京大兴县大白楼出了个“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王国福吧?我们的春旺同学就出生在那旮瘩附近。

贾同学也是从一辆破自行车开始,“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最高检察长,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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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9)四季青

四季青乡,天子脚下、京西明珠。辖区包括香山、玉泉山、颐和园、八大处等中国顶级的风水宝地。1984年3月20日晚上7点,由贾春旺做媒,我们和四季青乡的合作对象初次见面,地点在海淀区委228会议室。

四季青方面领军的是乡长李文元,他们的阵容相当整齐:有工业公司的刘子明、农工商公司的任树德、乡秘书张彦忠,还有一位四季青印刷电路板厂的厂长李文俊,他是乡长李文元的弟弟。

相比之下,我们这方面的阵容相对单薄些:只有老印、老沈、我和我父亲万老。不记得那天为什么海平没有来。我父亲是退休的会计师,那天是请他去做我们的财务顾问。

贾春旺给双方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是李乡长介绍了四季青的情况。外宾来中国参观农村,四季青乡是一个窗口。经常接待外宾的李乡长,气度不凡,口才十分了得,既自然流畅、又生动朴实。说起自己的乡办企业,历历如数家珍,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安排时间到乡里去实地参观。

这次会面,定下了合作的大框架:四季青方面负责提供房、地和资金,我们负责技术和管理。贾春旺说:你们具体谈好以后,请李乡长写个报告上来,区里来批。

第二天晚上,立刻在吴本寻家聚会,向海平等人传达了我们和四季青乡见面的情况。记得那个晚上,海平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他手下的两员大将:龚克和王燕成。龚克是你见一面就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短发、带一付眼镜、利索干练。王燕成则显得老成,老成得过了点,显得有些木讷。

那个周末,老印、老沈、刘菊芬、、吴本寻、王晓霞、刘海平、龚克、王燕成和我,一大群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来到四季青。事先,老沈特别强调要准时,结果,我们大约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三分钟。站在门口接待我们的刘子明,看了一下手表,赞了一句:“你们这些人,确实不一样!”他后来跟我聊天,说:第一次见你们如此守时,就让我对你们有了信心。

我们换乘了他们准备的面包车,参观了四季青的服装厂、元件厂、包装厂、玻璃钢厂、涂料厂、锅炉厂。李乡长亲自给我们介绍情况,中午在乡政府招待了我们一顿丰盛的午餐。老印还有点抹不开。其实,他们只是例行公事:按照接待外宾规格接待了一次内宾,不,接待了一次未来的合作者。

因为其他人白天都要上班,只有我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把“脱产学外语”改成了“脱产办公司”。白天我泡在四季青,晚上则常去老印家。许多具体合作的细节,四季青方面指派刘子明和我们谈。所以,我白天和老刘讨论,晚上再找大家商量。公司的名称、结构、章程,都慢慢地明晰起来了。

老刘相当精明强干,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那时候,我还到处拜师学艺,从IBM,到海归的MBA;从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到一条街上的科海、京海,我都请教过他们。那时候我还年轻,学习能力超强。努力想让自己做到:干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像什么。在下文里,我会讲到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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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0)陈春先

(1934年8月6日——2004年8月9日)

大家都公认:陈春先是中关村科技人员办企业的第一人。硕大的头颅,蓬乱的稀发,矮胖的身材,斜背着书包,卷起的裤脚管一边高、一边低,浓重的四川口音,这就是陈春先。

在中关村的大院里,见过一对夫妇,女的在替丈夫整理脖领,一边整理一边抱怨:“看你,都快成陈春先了。”

不修边幅的陈春先,却有大聪明,他五十年代留苏,是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的高材生。1974年,他的课题组研制出我国首台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托卡马克6号。1978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年。他和陈景润、何祚庥、郝柏林四人,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托卡马克6号被评为当年科学大会的一等奖。后来他两次访美,参观了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感受到新技术的扩散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和意义,对科技人员办企业有了全新的概念。

1980年,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是他和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的增补擦肩而过;二是他在合肥筹建的托卡马克8号被叫停。

同年年底,他开始创办“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开中关村科技人员办企业的先河。

我和李玉跟他们一家都很熟。他夫人毕慰萱,和我是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同事,他们的孩子克克和小猫,和万方差不多岁数,小时候他们常玩在一起。毕慰萱的妹妹毕克茜,当时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学习,正在帮我联系在美国的学校和导师。毕家姐妹的母亲黄紹湘,和李玉的父亲是清华同学,研究美国史的专家。我着手办企业的时候,首先就想到,要向陈春先请教。

约了时间,我去登门拜访。他们原来住物理所的简易宿舍,雅号“鸡窝”,家里乱,情有可原。现在搬了新楼了,家里还是同样的乱,仿佛把“鸡窝”整个搬了过来。他们都知道我即将要去美国进修,以为我要请教这方面的事情。我也没有说自己正在跑腿办公司,只是关心地问了问他的近况,然后,提了一个问题:

“你办了这么多年的公司,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他沉吟了一下,说:“最困难的是原来的约束条件没有了,而新的约束条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很难凝聚人才”。他还说:物资刺激能有一些效果,但也有相当的负面作用。

我前些天刚请教过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更准确地说,是李玉姐姐楼叙真的朋友,叫檀中维。他在UCLA学的是MBA,那时候他刚学成回国。听说我在筹办公司,他和大姐专程到东总布来,帮我出主意。他提出了十条忠告,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条:

1, 要有一个宗旨,否则便会是一群乌合之众;

2, 慎选你的Partner(合伙人);

3, 要利用经济杠杠,但要注意“钱”这个东西有两面性,不要让它腐蚀了你的事业。

陈春先的经验之谈,和老檀的说法几乎不谋而合。我陷入了沉思:如何确立公司的宗旨?如何建立新的约束条件?如何善用经济杠杆?如何使公司有凝聚力?

我想到了IBM的企业文化。一个月前,我刚参加了一次大型讲座。这次讲座对我后来办四通影响至深。其来龙去脉,明天接着说。

毕慰萱、陈春先、小猫和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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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1)刘英武

刘英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IBM美国本土任职最高的华人。他1969年进入IBM沃森研究中心,后来受命掌管IBM多个IT系统的整合。在上世纪 80年代,在办公系统领域,刘英武领导的IT部门,和王安电脑形成了尖峰对决。当时有一种说法:“全球IT办公系统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里”。

我曾有幸目睹刘英武的风采,当面聆听他的演讲。

1984年2月22日到24日,刘英武带领一大批IBM各部门的精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华裔,来到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三天讲座:《中国高级行政领导人员计算机应用研讨会》。讲课对象是国务院三十三个部的部长、北京和上海两市的市长,同时邀请了薄一波、李昌等五位特别代表。岳父大人需要一名技术助理,于是我就去滥竽充数。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豪华的一次研讨会。与会人员住在钓鱼台宾馆,讲课在人民大会堂,演习在机电部计算中心,几乎是人手一台IBM5550。他们从全世界往那里调集了价值三百万美元的IBM设备。

研讨会上,他们系统介绍了IBM的产品和技术,这部分也就是做广告。让我耳目一新的,是刘英武介绍IBM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文化。

刘英武说:在他担任IBM最高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期间,深刻体会到IBM 对人才的重视。最高管理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谈人或和人相关的事。“人是最重要的”,这是IBM最重要的管理理念。

他还讲了IBM决策进入PC领域时的一个花絮:做不做PC?第一批造多少台?大家争论不休。这时候,总裁沃森去上了一趟厕所。上完厕所回来,沃森宣布:IBM进入PC领域,第一批造20万台。大家质疑为什么是20万台。他说:“我们全球有40万员工,如果一台也卖不出去,每两个员工发一台,所以需要 20万台。”

如果你要作什么重大决定,却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就去上厕所。放空以后,你就会找到答案。不信?你可以找机会试试。反正我试过,而且屡试不爽。据说林彪在作重大决定时,先是蒙头大睡,一觉醒来,便决心已定。我想这差不多是同样的道理。

刘英武推荐了一本介绍IBM公司文化的小书,这本书为这次研讨会专门译成了中文,与会者人手一册。作者是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这本小书,后来成为我创办四通的《葵花宝典》。老沃森规定的三条“行为准则”,我至今都铭记在心:

1、必须尊重个人。

2、必须向顾客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

3、必须追求卓越的工作表现。

1980年的日本之行,让我目睹了现代企业的硬件;这次IBM的研讨会,让我认识了现代企业的软件。所以,当我在1984年开始筹办公司的时候,特别是听了陈春先和老檀的经验之谈,我已经意识到,构建和倡导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对一个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平时,我和老印、老沈聊天的时候,少不了谈到这些道听途说来的点点滴滴。也许,正是这点点滴滴,才让他们对我有信心。我当时的心态是,虽说是“客串”,也要串得有模有样;虽说是“玩票”,也要玩出点心跳。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朋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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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2)办执照

紧锣密鼓,我为筹办公司忙碌起来了。名不正则言不顺,首先是公司名称。那时候公司取名字,一般是合作的两个单位一边取一个字,例如科海、例如海华。

老印说,我们和四季青合作,所以要有一个“四”字。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但四什么呢?我说:叫“四通”吧!俗话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四通”是个好兆头。可能有些俗气,但如果我们的英文名字用“四通”的谐音“STONE”,就非但不俗,反而别有新意了。STONE可以是普通的石头,也可以是宝石。小平同志不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吗?我们就是让他可以摸到的石头。科技人员办公司,我们是投石问路。我们不成功,就是铺路石、奠基石;如果成功了,就是里程碑。里程碑是Milestone,也是Stone。大家都说好。

至于有人说四通是“上通官、下通匪;外通洋、内通土”,则是后来的歪批和调侃了。

再就是资金。四季青说他们可以提供十万元人民币,是投资还是借款,并没有说清楚。后来他们看到我们赚到钱以后,就把这笔钱收回去了。从这样的结果推论,这是借款。当时我们商量了一下,没敢借十万元,说先拿两万元吧,哈哈,我们也就是两万元的胆。当时我们想的是,如果两万元干不起来,十万元也是白搭。如果干起来了,十万元就没有必要。反正,我们当时心理上可承受的风险,也就是两万元。

四季青方面对我们又一次刮目相看,第一次见到多给钱还不要的。我想,我们向对方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是认真的、谨慎的、负责任的。起码,不会乱来。

然后是人事安排。当时,真正豁出来上阵干的,是刘海平和沈国钧,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公职完全投入,包括我自己。海平是始作俑者,老沈是逼上梁山。但他们谁领头都会摆不平。结果,老印建议我当总经理,刘和沈并列副总经理。老印对我非常信任,认为我当就等于他当。老印说由我当,海平不会有异议;至于老沈,则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我出任总经理,也算是“众望所归”。四季青是出资方,请李文元当董事长,也是应有之义。我方则由刘菊芬当副董事长。会计请我父亲万老当,出纳由四季青派,刘子明推荐了李建莉,一个相当敬业、稳重的女青年。

请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则是临成立大会前的一个偶然事件,下文我会再说。

1984年3月26日,这是个星期天。我在家里忙了一整天,整理和四季青的谈判纪要,起草公司的章程,填写申报营业执照的申请书。当时既没有四通打字机,也没有复印机,要一笔一画,用印兰纸,一式复写三份。从3月7日在老印家首议办公司,到3月27日星期一递出办公司的申请,整整20天,也算是高效率了。

但当时的政府部门,绝对的低效率。申请递出以后,一直没有对口的部门接手。好比一个孩子要出生,到底算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两边争论不休。就这样拖了一个月,还没有定论。

后来凡是同政府部门打交道,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搞不清我们这样的怪胎该由谁来管,不对口,就没人肯负责任。

催问四季青,四季青也说不清楚。他们就让我自己去直接面对。于是我就上门找海淀区的工商、税务、交警、环保、卫生……,反正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又安排了一次三堂会审,才算归口到社队企业科,受理了我们的申请。

又等了半个月,1984年5月12日,我拿到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当我把营业执照拿给大家看时,老印说:“嚯,还真办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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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3)成立会

1984年5月16日晚上七点,在四季青乡政府贵宾室,召开了四通的成立大会。

为什么是5月16日?这一天恰好是我儿子万方的生日。选这一天,在潜意识里,我把四通当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另外,老印原来在北方交大的宿舍是5 号楼16号房间。那时候,我常去“5.16”看老印,选这一天,也隐喻了我和老印的交情源远流长。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老毛发动文革的 5.16通知,文革中清查的5.16分子,都同这个日子有关。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就不避忌讳,选了这一天。后来有高人指点,说这个日子选得不好。5.16 的谐音是“吾要溜”,而且是“五年后要溜”,注定了创办人要亡命天涯。哈哈,既然冥冥中已有定数,那就一切都处之泰然,不必怨天尤人了。

到会的一共是二十七人。贵宾有两位:贾春旺,海淀区区委书记;李润斋,国家科委信息所所长。当时刘菊芬在科委工作,老李可能是菊芬请来的客人。

四季青方面出席的,是李文元、刘子明、任树德、张彦忠、李文俊五位老面孔。

我们这边出席的,有老印、老沈、海平、龚克,我、我父亲万达邦、李玉,另外还有三个新面孔:石政民、李雪坎和李龙坎兄弟。石政民是菊芬介绍来的,当时在气象局工作,只记得他的一大贡献就是后来把段永基引荐给四通。李雪坎是我在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同事,李龙坎是哥哥,在科学院109厂上班,是76年悼周运动中的天安门英雄,他们的妹妹叫李雪林,是李玉在工厂时候的同事,父亲在国防科工委,母亲在四机部管电子器件,他们一家都和我们很熟。后来四通的第一桶金,雪坎立下了首功,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上,首先有领导和贵宾讲话,然后讨论了公司的章程,宣布了干部的任命。李乡长还透露,已经决定为我们盖一座小楼,还拿出设计图纸让大家传阅。会场上一片喜气洋洋、欢声笑语。

当时与会的,还有一位《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叫康晓敏,是李玉的中学同学。她们多年没有联系了,就在成立大会前一天,在一个饭店偶然遇到了。李玉热情邀请她第二天来助阵。那天晚上,消耗了她不少胶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可惜现在不在手头,有机会找出来,再给大家补上。

那天下午五点,我们就从东总布出发了。临出门时,见到岳母冯兰瑞。李玉要她母亲支持我们办公司,希望她给我们当顾问。没想到老太太一口答应,还说可以把于光远拉进来,请他给我们当名誉董事长。随即拨通了给于光远的电话,那边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这实在让我有点意外,因为岳父母一直希望我专心搞技术,不赞成我心有旁骛。我以前说过一件往事:还在我跟陈三智学艺的时候,由罗征启引荐,我差点去给蒋校长当秘书。那是八十年代初,蒋南翔校长复出后到国家科委工作。老罗本来是蒋校长的第一笔杆,他介绍我时竟说我的文章写得比他还好。蒋校长听了眼睛一亮,几乎是当场就封官许愿。但那时候岳父母坚决反对,理由是秘书这样的工作是搞不了技术的人才去做的,希望我专心搞业务。

如果我那时候去当了秘书,就会是当今政坛上秘书帮的一员。但按我的个性,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岳母如此支持我们办企业,可能同她对经济改革的许多看法有关。她和于光远都一直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深感国企的没有活力,希望看到新生的民营经济的崛起。

在那个年代,难得他们有如此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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