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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传播媒介的时间想象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媒介时间的来临:电子传播媒介的时间想象

卞冬磊、张红军

《摘要》


本文认为,人类时间观念在经历了自然时间、钟表时间两阶段后正向「媒介时间」过渡。在信息社会来临的背景下,钟表时间已处于危机,而塑造新型时间观念之任务正落在电子传播媒介身上。透过对人类日常生活时间的重组,电子媒介不但转移了人们的时间参照标准,并也透过科技及传播内容塑造了以瞬时、零散与无序为特征的「媒介时间」,从而改变了人类的时间知觉,这种新型时间观显将对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媒介时间、无序、零散、瞬时

--------------------------------------------------------------------------------

《全文》

壹、引言:时间观念研究的纵向切入
作为日常生活之背景,我们倾向于视时间为理所当然,并赋予它普通的意义与自证的属性;然而在学术研究上,时间却总是复杂而迷人。奥古斯丁(Augustinus, 395-401∕周士良译,1963: 242)《忏悔录》之困惑即称:「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充分说明了时间概念之玄奥至深。

但探索脚步从未停止,人们常从时间出发寻找其绚烂多彩之意义。有关时间之论述实可谓「汗牛充栋」而散布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如自然科学之时间研究曾历经霍金(Stephen Hawking)、威格罗(Gerald J. Whitrow)、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等人之发扬,探索时间之属性、方向、前进与存在方式;汪天文(2004: 17)即曾谓,「时间研究实具有自然科学路线之倾向」。

社会学之时间研究则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起始,经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默顿(Robert K. Merton)深入探析而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时间观念,并将时间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Urry, 1996∕李康译,2003: 506)。又经多方引伸、演变、发展至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之「时间与在场」及后现代思潮之「时间压缩」概念,而Urry(1996∕李康译,2003: 505)亦曾对20世纪时间社会学之不景气发展颇有微辞,认为「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就是时间观念缺失的历史」。

总体而言,西方哲学之时间研究多沿两条路径崎岖而上:一条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开创的「时间与运动」客观方向,现代自然科学的时间意义就此继承而来。另条路径则沿袭奥古斯丁「时间是心灵的特性」而来,到现象学胡塞尔发展的「内在时间」,探索的是人对时间的主观体验,如时间之存在、瞬间与永恒(Husserl, 1928/1980∕杨富斌译,2000: 7)。

然而上述时间研究或显零散或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犹未能将时间概念引入生动的人类社会。文化学的时间研究则将其与人类社会紧密连结起来,Tylor(1929∕连树声译,1992: 1)即曾表示:「文化,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换言之,时间乃人为建构,是在社会再生产实践中所产生的观念,既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表达,也成为彰显群体差别的象征;时间可谓是文化显著要素。

Hall(1973∕刘建荣译,1991: 1)曾说,「时间会说话」,并将时间视为不同文化间之第一种「无声的语言」,认为其「比有声语言更坦率,表达的信息响亮而清晰」。整体而言,文化与时间之研究在于考察不同地域、种群、宗教等时间观念之差异,以反映不同文化之状况,解释文化冲突之根源,促进文化之理解与交融。

时间观念研究的横向切入结成了丰硕果实,而时间观念研究的纵向切入则系以整个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反映不同时代社会风貌之差别与生活方式之变迁。或许,历史画卷本是徐徐展开,描述历史理应娓娓道来,纵向切入将不可避免地、武断地割裂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呈现出严重的历史主义主张。但将社会人为划分阶段的手法却可能更为清晰地呈现人类的过去、此在、愿景,并明晰变迁的痕迹;换言之,社会变迁就部分地体现在人类创造的时间观念之中。

「不同的社会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Harvey, 1990∕阎嘉译,2003: 242)。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时间这个影响社会的纵向尺度也发生了转变。农业社会培养的「自然时间」(nature time)、工业社会培养的「钟表时间」(clock time),正不约而同地让位于新的时间观念。

一些预言已在西方社会学家的文章里零星出现。如Levine(1997∕范东生、许俊农译,2000: 112)即曾表达疑惑:「时钟时间的下一步演化,可能会导致我们对『滴答人』的怀念吗?我们还会回到时针和分针所代表的真实时间吗?」此语多少暗示了新时间到来的信号。Urry(1996∕李康译,2003: 522-523)则以不太确信的口吻提出「实时性时间」(instantaneous time):「据称钟点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正被所谓『实时性时间』所取代,这种实时性时间可以概括为『录像时间』(video time)」,这基本上接近了时间转变之本质。

此外,Bauman(1999∕欧阳景根译,2002: 185)亦曾提出「软件时间」(software time)一词:「一旦人们能够以电子信号的速度跨越空间距离,时间再也不是『获得某种东西的迂回曲折』,『软件时间』的『接近瞬时』预兆着『空间的贬值』」。休闲学家Googale与Godbey(1995∕成素梅、马惠娣、季斌、冯世梅译,2000: 148)则提及「计算器时间」(computer time):「计算器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间定向,计算器的速度是十亿每秒,远远超出人的感知极限,在此之前,速度从未超出人的意识范围」。

在浩瀚如烟海的社会论述中,新时间的到来因而拥有充分证据显示其的确随着社会转型而悄然改变。上述「实时性时间」、「录像时间」、「软件时间」、「计算器时间」因而可视为是媒介时间研究的起点,分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新科技对钟表时间的深刻冲击。

但时间观念的变化是否纯然受到科技影响?本文认为并不尽然。「媒介时间」之命名即是在承认科技对时间塑形的决定性前提下,一方面将塑造时间之科技(计算器、因特网、手机、广播电视等)归结为媒介范畴,另方面则从这些媒介内容着手,研究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时间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换言之,新的时间观念正是电子媒介科技与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媒介时间」之「媒介」也包含着两层因素,既可看作是科技,又可视为是一般性的文化机构。

尝试去追寻时间足迹且在纵向历史坐标上梳理时间流变,应当足以反映生活之进化与社会之变迁。时间观念影响了我们如何认知、解释甚至对社会采取行动,而不同时代所遭遇的时间观念之变化,其改变的是生而为人的经验。只有清楚了解时间的转型事实以及当下社会的时间特性,人们才能更认知社会运转的方式,并进而对社会采取适于自身的解释和行动。

贰、从自然时间到钟表时间:人类时间观念的历史透视
起源问题向来模糊,何况「时间是人类几种最初经验方面最难以捉摸和最为神秘的一种」(Boorstin, 1983∕严撷芸、吕佩英、李成仪、吴亦南译,1992: 1)。在农业文明到来之前,由于时间和人的初始生存关系不够密切,且因它先天抽象,时间观念始终处于缓慢发展的酝酿状态。Whitrow(1972∕文荆江译,1982: 4)曾说:「对目前尚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相信,人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摆脱像动物一样生活在绵延不断的现实中的自然倾向」。

漫长的原始社会毕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时间经验,先民通过劳动、天文观察以及神秘的思维活动,为时间文明的初次到来奠定了基础。在原始劳动中,采集、渔猎对象的季节性活动加强了先民对循环时间的感觉。如易洛魁人(Iroquois,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的采集活动早已展示了一种相对成熟的时间意识:「采集在易洛魁人的经济生活中有重大意义,每年从夏季到深秋,妇女们带领儿童采集草莓、野樱果等各种浆果,制成食物,其中一部分储藏起来过冬」(林耀华,1984: 223)。

此外,原始朴素的天文观察也推动了时间向科学方向发展。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73-1883/192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972: 523)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埃及人找到天空中最明亮的天狼星作为标志年份的迹象,其每年仅一次在早上升起时与太阳成一直线。Boorstin(1983∕严撷芸等译,1992: 5)则通过语言学考察了「月亮」在很多语言中与「测量」一词的词根相同,因而认为:「月亮是人类通用的第一种定时器」。

当农业文明降临,它在物质和精神上对人的改造使人有足够智力去思考时间。相对稳定的农业活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培养了较为规律性的时间感觉,加之对天文现象渐悉,标志着时间观念成熟的计时工具历法诞生。郑天杰(1971: 3)对历法诞生的概括说明非常凝练:

太古时代,人们所有的照明工具,仅日、月、星三光而已。日、月、星与人们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此等自然现象,人类历经长时间观察,记录其与昼夜明暗,潮水涨落,草木枯荣的关联,并循着各种不同的时节,从事于渔牧、狩猎、耕种诸活动,遂演进成了历法。

正是自然界透露的规律性信息(如昼夜明暗、潮水涨落、草木枯荣)作为传播介质进入了人类的观念世界,时间才建构了它的初次文明。自然时间是以天文规律、季节流转、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为参照标准的时间体系,它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带有农业社会缓慢变迁、稳定平衡的若干特征。

随着社会发展,历法规定之时间单位(年、月、日)愈发不能满足人类活动的要求,对具体事务精确计时的需要促使人们一直为创造时间单位更小的计时工具而努力。日晷、水钟和沙漏满足了这种需求,在钟表诞生前,它们一直是主要的临时性计时工具。

但上述计时工具缺陷太多,如日晷需要阳光,水钟和沙漏需要人工服侍,因而造成了它们的过渡性角色。从中世纪修道院里「以槌击钟」到发明钟表内的「控制摆」;从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io Galilei)发现「摆」的等时性规律,到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57年取得了钟摆发明专利(Wolf, 1935∕周昌忠、苗以顺、王荣远译,1991: 127),钟表在机械技术上获得了突破。接着,从钟表最初作为奢侈品到批量生产走进普罗大众,从时间标准的混乱不堪到十九世纪末期确立标准时区(Whitrow, 1972∕文荆江译,1982: 54),钟表时间终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

钟表时间与自然时间截然不同,作为人造时间,它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在自然时间时期,人们的行动按照事件的需要安排,这种安排服从于身体发出的信号;但钟表时间改变了这一切。McLuhan(1964∕何道宽译,2004a: 188)指出:

钟表作为一项技术,是一种机器,它按照装配线模式生产统一的秒、分、时等单位。经过这样统一的加工,时间就从人的经验节律中分离出来了……。不靠个人独特的经验计量时间,而是用抽象的统一单位来计量时间,【以】这种方式计算的时间则慢慢渗透进了一切感知生活,不仅工作,而且像吃饭睡觉都逐渐顺应了钟表的需要而不是生物体的需要(添加语句出自本文作者)。

由于钟表时间划分的时、分、秒具备可计算特征,很快成为工业生产的组织者。钟表是工业社会有条不紊的关键:安排工人工作、吃饭、休息的时间,要求工人服从于固定的时刻表;这种方式迅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解释,甚至所采取的行动。Harvey(1990∕阎嘉译,2003: 289)曾有精确说明:

工厂工人们的第一代通过自己的雇主懂得了时间的重要性;第二代人则形成了自己的10小时运动的短时间工作委员会;第三代工人为了超时或加班工资而罢工。他们接受了自己雇主的各种范围,学会了在哪些范围内进行抵抗,他们曾经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即时间就是金钱。

虽然钟表时间仍在社会机构运转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却正迎来危机:首先,替代性的定时器正以超过钟表多倍的普及速度扩散,其次是人们对钟表时间的态度也由欢迎变成排斥,开始抱怨其对生活的控制。2005年4月发生的一系列全球列车脱轨事故中已有人反思钟表时间的危害,如一篇名为〈恪守时间也有错—日本列车出轨的反思〉文章就将事故发生的文化原因归结为「对精确时间的过分恪守」。2

参、从钟表到电子媒介:时间原型之转移及其影响
时间原型即计时所依托之工具,当是一目了然之事,如从自然时间到钟表时间,我们历经日月星辰、植物动物、日历、日晷、沙漏、钟摆、机械钟表、数字手表等时间原型;而时间观念之改变常外化为时间原型之转移。当自然时间向钟表时间摆度,人们从不甚精确的自然物体中解放出来,向精确客观的机械钟表转移,同样在媒介时间来临之际,钟表时间也正悄然经历着时间原型从钟表向电子媒介的转移。

Castells(2000∕夏铸九、王志弘译,2001: 530)曾说:「在网络社会里,这种线性、不可逆转、可以度量、可以预测的时间正在遭遇挫折」。他所称之「挫折」已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亦即手表的销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替代性的计时工具已经普及。笔者对100名大学生进行随机调查后发现,同时拥有手机和手表的有68人,但常佩戴手表的只有34人。

换言之,钟表时间的原型正在式微,而电子媒介充当了替代手表的角色。细数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替代性计时工具几乎都可归结至电子媒介的范畴,最大的转移显然流向了手机,因为其在现代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作为计时工具的辅助功能也获得了超过手表的普及性,因而成为影响手表佩戴的最大原因。

此外,由于电子传播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运用,电视屏幕上的整点与半点时间显示、个人计算机时间的连续性显示、广播每隔一刻钟的报时,也逐步成为人们获得时间的方式。Morley(1992∕史安斌译,2005: 314)将这个现象描述为「全国标准时间的家庭化」: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许多广播电台在整点、半点或一刻钟的时候,都要提醒听众校对时间,整点一到就会播报整点新闻,而在诸如此类的仪式所建构的语境下,许多收音机听众也习惯整天开着收音机。我们还逐渐意识到,对许多听众来说,收音机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便是充当了全国性的「会说话的时钟」。

虽然电子媒介显示之时间仍属钟表时间的延续,但其显示方式与传统机械钟表存在着显著差异:传统机械钟表「12个数字接邻排列在一起,再加上两根不停走动的指针显示时间的流逝」(Levine, 1997∕范东生、许俊农译,2000: 112);电子媒介显示时间的方式却类同数字定时器,只能显示某个瞬间。Levine认为这影响了我们对时间形态的感知:

【对机械钟表】,一眼就可以知道12小时的全过程,获悉自己现在正在通过哪个时段,这样的手表是由重新安排事物在空间中的位置来测量时间。……数字钟表却无法提供这种讯息。它们是一种有缺憾的工具,一次只能表现那个瞬间的事情,我们无法感受到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情,还包括着过去和未来(添加语句出自本文作者)。

时间原型从钟表流向电子媒介之事实标志着钟表时间的衰落,颇有「借尸还魂」之意味,其表达的时间形态已是钟表时间发展的极致。这种从「时段」向「瞬间」转变之感受,恰好承接着由电子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带给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感知。

肆、媒介时间的来临:电子传播媒介的时间想象
如上节所述,时间观念之转变常外化为时间原型之转移。任何一种时间观念除须有相应的时间原型外,还须具备确定时间即定时(to time)之功能,如此方能稳定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媒介时间乃系以电子传播媒介透过对日常生活的定时功能并进而带给人类全新的时间感知,改变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解释、甚至所采取的行动。

一、以电视为核心的电子传播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定时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受之时间就是一种定位方式,无论自然时间或钟表时间皆提供了相应的定时方式:如在自然时间阶段,先民透过天体运转(日月星辰之位置)、植物状态(播种或成熟)等定时;在钟表时间阶段,人们则透过抽象的时间单位(时、分、秒)来定时。由于社会运转仍需井然有序、精确同步、平稳运行的时间为参照系统,具备精确定时功能的钟表时间仍将占据社会系统的重要位置。

「毫无疑问,没有哪种智慧胜过为事情的告终与起始确定时间」(Elias, 1998∕刘佳林译,2005: 238),如此它就须在漫长的世代学习透过经验加以发展:「在自然时间阶段初期,定时是被动的,人们多少会根据自己动物冲动的压迫来进行定时:饿了就吃,吃了就睡」;当这种被动定时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就会变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着人造定时器的发展,定时逐渐由被动的生理冲动、自然规律逐渐成为主动的智力活动,悄然无息间也被精确的数字所控制;而当电子传播媒介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运用后,其内容、形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定时工具。

在电子传播媒介系统中,电视内容较广播、因特网、手机等更可提供典型的定时功能。以电视为核心的电子传播媒介是透过从单个节目、节目编排表、媒介事件直至塑造观众的仪式化消费等逐渐深入的过程从而完成对日常生活的定时,并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产生结构性影响作用。

首先是单个电视节目的时间定位作用。Bryce(1987;转引自Morley, 1992∕史安斌译,2005)曾说明这一现象而将家庭分为「单向定时」(monochronic orientation)与「多向定时」(polychronic orientation)两类:3如多向定时家庭系以电视为时间原型,电视是形成时间框架的主体,其它活动则围绕着电视节目来确定时间。例如,洗澡时间被安排在「这个电视节目结束时」,孩子们上床时间就常被确定为某个节目(如英国之【草原小屋】)播出后。在这样的家庭中,电视时间表取代了时钟时间成为家庭内其它活动的时间标准。

事实上,一类节目的长期开设必然会培养观众的收视习惯,即定时与节目「约会」之行为,如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晨间6:30的【新闻与报纸摘要】、中央电视台中午12时的【新闻30分】、晚间19时的【新闻联播】、夜间22时的【晚间新闻报导】皆已成为许多观众起床、锻炼、吃饭、午休、睡觉的时间参照标准。

藤竹晓(1985∕蔡林海译,1987: 15)亦曾提及日本的相似现象:「在日本,所谓『正时』,是指时钟长针指向12的时候就进行新闻广播,这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新闻习惯』。这表明,从正时开始的某个时刻具有『新闻时间』的意义」。

相较于孤立、零散地将目光置于某个特殊节目,电视节目编排对日常生活时间安排产生的影响更大也更为隐蔽。Silverstone(1994∕陶庆梅译,2004: 109)具体而微地分析了家庭主妇收看肥皂剧的情况:「节目和时间表是一个片断,电视节目表与肥皂剧的连贯性是破碎的,但它们自身的叙述性结构,共同为每一天的时间结构提供了坐标」。

Silverstone(1994∕陶庆梅译,2004: 22)还以穿透实质的眼光评价起电视构建时间的能力:「电视就是通过它的节目表、节目的体裁和叙述方式来实现某种程度的依赖、安全与依附的能力。电视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它的节目安排遵循一定的消费规则。肥皂剧、天气预报、新闻,可能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把一年以小时、天数和星期结构起来了」。

然而,电视节目编排表对日常生活时间的建构是长期作用的结果,实质上隐含了对日常事务与观众口味的迎合。在早晨时间,电视新闻网常有一些以「叫醒早晨」、「今日」等为名称的新闻信息节目占据着人们上班前的那点可怜的时光;在午饭时间,新闻和娱乐消遣类节目可以令人消磨时光;而到了下班以后,各种节目类型都粉墨登场(包括动画片、新闻、电视剧、综艺节目等),直至深夜。

简单来说,电视节目就是透过串联起生活中的有闲时间为基本框架而搭建了节目时间表。电视为何将人变为「沙发马铃薯」(couch potato),就在于它是按照生活规律安排好每日时间进程并辅以不同口味。

此外,媒介事件是传播媒介吸引观众的惯用技俩。所谓「媒介事件」即指大众传播所播送的盛大节日,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Dayan & Katz, 1992∕麻争旗译,2000: 1)。传播媒介实质上透过媒介事件完成了长时段时间参照标准的转移,使其(媒介事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日历、周历、甚至年历。虽然它「具有非常规性的特征,是对惯常的干扰」,但大众传播媒介由于每日都需吸引阅听人注意力,常常透过刻意关注、扩大报导、夸大其词、媒介公关等手段创造出周期短、日常化的引人瞩目事件;持续不断的媒介事件因而完成了对日常生活时间的建构。

这种建构在生活里存有广泛证据,如体育比赛、节日庆典、科技突破、自然灾害等都因媒介过度参与而会掀起收视热潮,而时间就将这些接连不断发生且看似散乱但实质上却富有规律的事件串联起来。着重社会现象解释的Toffler(1970∕任小明译,1985: 440)即曾感受到传播媒介此一隐蔽功能:

在美国,对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春天的到来不是以草木突然萌发的嫩芽为标志—在曼哈顿很少见到绿色—而是以棒球赛季节的开始为标志。第一球由总统或者其它知名人士扔出,然后数百万居民便群起效尤。这场大规模的仪式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同样,夏季的结束不以自然景象为标志,而仍然是以一年一度的棒球决赛的实况传到每一个家庭。体育新闻充斥着各家报纸,球场的情景在我们的意识中构成了一幅背景,一种不可缺少的音乐伴奏,无论证券交易所、世界政局和家庭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全国棒联和美国棒联都要在这场他们期待已久的运动中锋芒毕露。各场比赛的结果不同,各队声望此起彼伏。但是这场闹剧仍然按明确的严格的长期稳定的规则进行下去。

因而我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参照标准之转变,可谓就是以电视为核心的传播媒介透过单个节目、节目编排表、媒介事件对生活时间的改造结果;有的明显,但大部分隐蔽地让我们浑然不觉。

而在时间被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消费媒介的方式也变得仪式化。Silverstone(1994∕陶庆梅译,2004: 250)曾以宏观视野与文学笔法总括了日常生活的时间构成。此时,电视时间取代日历时间成为安排日常时间的标准:

日常生活由连续性的、可预言的和不可预言的一系列转换为标志,这些转换发生在有标志的和无标志的、神圣的和世俗的生活之间。仪式性的时刻和空间镶嵌在日常生活之中。而日常周而复始的轮回坚持不懈地在其间见缝插针。在电视机前,时间飞逝。以前由日历上安排好的计划,现在由电视(广播)节目预告代劳。

二、媒介时间的形成:科技和内容的作用
如前述,时间参照标准的转移是时间观念转变的外在表达,而媒介时间之所以区别于钟表时间,乃是其所创造的时间特征实与线性、可计算、不可逆的钟表时间具有本质差别,且这些差别系由在人类生活中普遍运用的电子媒介科技与影响巨大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所共同作用形塑而成。

(一)瞬时性:电子媒介科技对时间的压缩
简单来说,每种科技都代表了某种时间立场,以压缩时间、简化过程为天性的现代科技实也迎合了人类节约时间的需求。电子媒介科技乃现代科学技术中压缩时间、简化过程之典范,自电报诞生后,电子传播媒介就在压缩时间上处于领先位置。

电报在电子媒介家族中昙花一现却具备重要转折意义,连接了文字与电子两个时代,开创了瞬时通讯的「闪电式传播线路」。Czitrom(1982∕曹静生、黄艾禾译,1991: 14)曾谓:

所有报纸都必须利用电报新闻并依赖于它,否则就会被淘汰,新闻业注定比以往更有影响,及时报导的新闻将给大众的意识带来更多的活力。重大事件的迅速传播将在小区的群众中引起对公众事务的强烈关注—整个国家在同一时间内关注同一事物,从国家的中心到边陲将保持着同一种感情和同一个搏动。

1873年诞生的电话使通讯速度与性质发生了变化,使用电话免除了发电报时的种种填写、拍发、投递时间,且可以直接对话并立即得到回音,缩短了信息准备与等待回复的时间,较电报对时间的超越更进一步。简言之,虽然电话是「一切媒介中离新闻体系形式最远的媒介」,但「它恢复了口语在电子通讯中的绝对时代」(McLuhan, 1964∕何道宽译,2004a: 332)。

历史之河流淌到我们熟悉的脚下,首先是无线电广播时代的来临—1920年11月2日,KDKA广播电台的播出宣告了广播时代的开始。广播将信息传递的时间进一步压缩以至于达到瞬间可即,不仅是像电报那样的瞬间传递,更在于使信息能够瞬间到达受众面前。口语符号免去了文字符号写作、印刷、运输、发行、购买的过程,只需轻轻旋开按钮,新闻事件便实时传输至眼前。

新闻报导、接收与事件的同步化因而带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心理感受,McLuhan(1964∕何道宽译,2004a: 377)即谓:「广播使信息传播加快,信息加速的同时又加快了其它媒介。它确实把世界变成小小的村落,造成了村民陷入难以填平的闲语、传言和人身攻击的欲壑」。

广播已将信息传递的速度推向极限,新闻事件与新闻报导间已近乎零时间差,所以电视及广播以后诞生的因特网、手机在时间超越上很难有所作为,只能改进信息传输的质量,提供不同符号或是对瞬时传递有所平衡。

与广播相较,电视的影响力更大,加剧了人们对信息流动加速的心理感受,特别是在现场直播成为常态性报导手段以后,「真实图景」的瞬时传播对观众的心理冲击已不可收拾。

因特网的出现对信息高速传递进行了一些平衡。虽然因特网新闻较电视或广播对新闻事件的反应更快,却提供了一种延迟模式,使得新闻网页可以较长时间地保存;且电子邮件与网络聊天的形式排除了电话交流实时响应的焦虑。Castells(2000∕夏铸九、王志弘译,2001: 561)对此曾有下列描述:

计算机中介的通信使得实时对话成为可能,根据各人的兴趣将人们聚在一起,从事交互式的多边闲谈。回复的时间差可以轻易克服,新通信技术提供了克服时间障碍的立即感,就像电话一样,但是弹性更大,让通信的各方可以延搁几秒钟或几分钟,以便接收其它信息,扩张通信的范围,却没有电话不适于长久沉默的压力。

手机融合了所有有利于加速信息传递的优点:如在空间位置上,它的无线轻巧可以伴随躯体和交通工具流动,而在信息传输上,电子科技助它一臂之力。手机结合了以前所有媒介对载体的运用方法,在超越时间、加快信息流动上几乎达到极致,在细微之间缩小了发送信息到接收信息之间的时间沟壑。

Levinson(2003∕何道宽译,2004b: 57)曾赞扬说:

在一个文字是城乡唯一远程通讯游戏的世界里,迟滞是无处不在、难以避免的。电话发明以后,到达目的地—房子、办公室、门厅、街角—迟滞的时间就是打电话要花的时间。同样的迟滞现象适用于收音机,也适用于电视和台式计算机。然而到了今天,手机正在迅速加热,飞快地烘干过去那些延迟传播的水坑,手机,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社会,直接性和媒介的关系已成为今天的事实。二者之间的矛盾即将荡然无存,到了那个时候,媒介与直接性就是同样又同一的东西了。

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因特网到手机,对瞬时传递的不断追逐正映证了Virilio(1995∕陆元昶译,2004: 7)所创造的速度学(dromology)之「速度的决定性的重要性」:「实时通讯的传播革命取消了所有的时间延续、取消了消息、图像传输的所有延迟,速度,尤其是知识和信息沟通的速度已经制造了一个令人迷乱的、肤浅的图像世界」。这种瞬时性影响了整个媒介环境对时效和快速的追求,也根本改变着人类遭遇的时间经验。

(二)零散化:电子传播媒介内容分割对时间的塑造
随着科技对时间的压缩,人类时间分配日益呈现零碎的趋向。电子传播媒介想象并放大了受众对时间的零散分配,媒介内容也逐渐呈现出零散面貌,迫使受众在消费媒介时将完整时间切割分配至诸多不同领域。

电视内容的零散化主要表现出两个特征。首先是电视节目倾向在固定时间塞进更多信息,造成电视主题的变幻不定;其次是广告插播对完整电视节目惯例性的打断。

自电视诞生以来,单则电视新闻的长度变化从未引起重视,以致对其节奏加快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表面描述。笔者对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新闻30分】随机调查发现,每则平均仅长一分多钟的电视新闻实无法承载复杂事件,每几分钟就可成为独立单元而无法进行宏大叙事说明,观众很少需要将上一时间段里的思想或情绪带到下个时间段,人们的注意力被不断变化的主题所分散。

当然,广告是电视新闻节目断断续续的重要原因。对电视媒介而言,广告一直是个矛盾,既需靠其盈利却又常因其流失很多观众,电视因此必须根据观众注意力持续之特征处理好两者平衡,精心编制广告在节目中的适当位置。

在中国大陆的电视屏幕上,除了【新闻联播】、中央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重要大型赛事等极少数节目外,广告几是无孔不入。一个每回合仅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的拳击争霸赛,在每个回合间都有见缝插针地安排广告。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间那一点点可怜的时间更被切分为5秒钟一个单位出售给不同广告商。广告在电视上每隔几分钟就出现,每次持续几分钟,这种状况造成了人们频繁地更换频道,对节目的感知更没有整体可言。

电视节目本身变幻不定的主题与广告不间断且无规律地干扰,使得我们在消费这个最强大媒介时充满了不安定感觉,注意力很难停留在一个画面、一件完整事件,整个收视过程显得支离破碎。Bagdikian(1983∕林珊、王泰玄、范东生、王志兴、于华译,1986: 318)就此给电视贴了个「卷标」:

电视是典型的短期传播媒介。像魔术师一样,电视的生命全在一瞬间。它与观众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断……,【对收视率的】关心近乎疯狂,结果便是制作那种炫目于一时的节目,而不是令观众经久不忘的、合乎人道的内容(增添语句出自本文作者)。

因特网本身是一种游击战争模式,即各则新闻间相互链接,整体上虽犹能保持联系,但分类与链接也不可避免地使各条新闻陷入隔绝状态。因特网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是标题化、图片化、实时化的报纸,在其首页上端出现的常是详尽的目录式标题,每个标题后面都隐藏着极其细致、毫无整体感而言的内容。通过点击目录式标题即可进入某个新闻「通道」(channel),那也意味着与其它无数信道的隔绝,即使链接无处不再。

以电视为核心的电子传播媒介在现阶段的巨大影响已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并也决定了人们如何针对新闻报导内容做出反应;电视在将新闻变成杂耍之际,也引诱其它媒介这样做才能满足受众的接收心理。电视定义新闻的方式已经向报纸渗透,于是在报刊市场上,新闻内容的零散已经成为报纸成功的法宝之一。历史仅20余年的《今日美国》(The USA Today)能够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报纸,就在于它对新闻进行的切割处理方式成功地起了榜样作用。

Ritzer(1996∕顾建光译,1999: 14)曾经指出:

《今日美国》的成功导致全国很多报纸都采用了短小精悍的报导和彩色天气形势图的形式。《今日美国》的影响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博卡拉顿新闻报》(Boca Raton News)中,这是一份骑侠小报,被描述为「一种开胃小吃」,它把新闻切割成为比《今日美国》的新闻更小的小块,点缀以彩色图片和趣事。就像《今日美国》一样,《博卡拉顿新闻报》的报导通常不会从一页持续到另一页,它们开头和结尾都在同一页上。为满足这样的要求,长而复杂的文章报导通常被分割为几个片断。因此,这些报导的背景性内容乃至有些必须要说明的主要内容,也被大大地削砍,甚至是完全省略掉了。

由上述讨论观之,大众传播媒介内容的零散化特征必然影响到人类思维方式并造成整体知觉的退化,亦即我们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关注持续性的事件,而是习惯于消化短小的、琐碎的、简单的文字与图像,也习惯于从一件事情突然转移到另件事情;这就是时间利用零散化的表现。

(三)无序性:电子传播媒介内容结构对时序的消灭
无序性和零散化是对孪生兄弟:零散化意味着将完整事件切分为一系列薄片,无序性则悄然将这些薄片的位置调换,使事件失去原本生活中的线性时间轨迹。包括电子媒介在内的大众传媒经过长期摸索后,发现了重新安排时序结构是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或可将无序性视为普遍认同的手段,施加在人类思维上并产生影响。

倒金字塔结构就是传播媒介寻得的手段,在各类媒介的新闻报导中都有所体现,让记者力求使用简洁文字与图像来解释事件,这种处理手法与倒金字塔结构相结合成为今天大部分新闻报导的写照,其过程可以数字式【图一】显示。

正常生活的时序: { 1,2,3,4,5,6,7,8,9 }

新闻报导的选择:       { 1,3,5,7,9 }

倒金字塔式的新闻报导:      { 7,5,1,3,5,9 }

图一:新闻报导的生产流程形象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

上图展示了日常生活的有序事件如何经过选择性生产变成无序的新闻作品。在日常生活中,完整事件—包括序幕、起因、发展、高潮、结局与尾声—到了记者手中时,往往先将高潮部分提前以造成轰动效果,由此必然带来事件时序的调整。随后就是「删繁就简」,去掉那些毫无必要的背景介绍与不影响事件进程的情节,以适应有限而宝贵的的时段或版面。这种处理手法颠覆了我们日常生活经历事件时的线性、顺序时间感。

Metz(1979∕苏金琥、阮宁、洪天国译,1983: 64)曾从新闻结构与受众心理关系等角度讨论此特性: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有许多方面的价值,也受到了许多人的非难,认为它过于标准化和缺乏多样性。贬低它的人说,这不是一种自然的叙述方式,因为一开始就出现高潮;他们进一步说,这种形式使人可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且是老一套的。

除了电视戏剧化、倒叙式的新闻处理方式外,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也不可能考虑时间的线性原则,往往从最重要的开始以遵循新闻价值从高至低的原则排列。这种方式忽视了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而是以空间的、地理的、新闻价值高低顺序组成的方式加以拼贴,因而造成了时间序列的消失。

Bauman(2002∕郇建立译,2005: 179)曾针对电子传播媒介如何消灭时序进行了超越一般性内容结构的研究,着眼在媒体组织内容的方式。在《被围困的社会》(Society under siege)一书中写到:「媒体的方式就是把世界改造为一系列事件,每一个事件都足以引起注意,但又迅速的消失,这些事件被处理为适合最大的冲击和瞬间的遗忘」。这些事件的排列组合是偶然的联系,而非必然的内在逻辑:

事件的发生的次序并不重要,世界杯之后就是黛安娜王妃的死,黛安娜王妃死后就是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性丑闻之后就是塞尔维亚客机爆炸,爆炸之后就是莫桑比克的洪水。顺序很容易被颠倒或改组:顺序并非真正重要,因为偶然的联系或逻辑并不是必然的,相反,次序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预示了世界的变幻莫测。

Castells(2000∕夏铸九、王志弘译,2001: 561)与前述Bauman不谋而合地将多媒体超文本的无时间性看成是当代文化的关键特色,并分析了书面媒介与电子媒介文本在时间序列上的本质差异:

如果百科全书是依照字母顺序将人类知识组织起来,电视则依据消费者的冲动或生产者的决策提供了接近信息、表现与感知的通路。这么一来,有意义事件的整个秩序失去了内在的、依照时序的节奏,而成为依其功用的社会脉络而安排的时间序列。

总之,倒金字塔结构式的新闻报导方式以及媒体组织内容的生产方式在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内部长期、普遍、合理地使用,导致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微妙改变,使人们对事物的关注不再是深入的、有序的、连贯的,而是跟随着电视图像的转换而不断地穿梭于时间上毫无联系的场景之间。

三、媒介时间的社会特征
相较于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媒介时间的社会特征是模糊的,因为它是尚未成熟的体系,具备了瞬时、零散、无序等特点。但如将它引入生动的人类社会并将其放置在与社会、人的关系层面,它又呈现一些更宏观且更着重社会影响的特征:时间知觉的无序性、时间分配的零散化、时间使用的实时性。

(一)时间知觉的无序性
「时间的知觉方式揭示了社会及组成社会的阶级、群体和个人的许多根本趋向」(Gurevich, 1976∕郑乐平、胡建平译,1988: 313),不同时间观念拥有不同对时间的感知方式,循环的、神秘的、诗性的观念与线性知觉的交错,构成了时间知觉的整个历史。

自然时间的结构是循环的,在一些民族中是螺旋上升的,并且影响人类的时间最为久远。Whitrow(1972∕文荆江译,1982: 1)说:「不仅原始部落对时钟和日历只有一些极其模糊的见解,就连大多数文明社会,直到两三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也总把时间看作自然的循环」。

钟表时间的结构则是线性的,在某些时候与循环时间观交错起来,就变成了类似三角函数正余弦(sinα/cosα)曲线的结构。线性结构与钟表发明的可计算时间有关,Googale与Godbey(1995∕成素梅等译,2000: 395)曾说:「从循环到线性,也许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变化」,亦属此意。

而媒介时间另又创造了新的时间结构,乃系建立在循环时间、线性时间的基础上,类似分子运动式的图景,是点状的、散乱的、没有持续性的,所以一般性的描述词汇纯属徒劳,最好的办法是先展示一幅一目了然的图画(见【图二】)。


 

图二:时间结构演变图式

资料来源:本研究

由【图二】观之,时间结构的演变是个漫长时段,受到文化、宗教、信仰等复杂因素影响。媒介时间「分子云」的形成非朝夕之事,要经过几段曲折斗争。

媒介科技的进步首先将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的「线」压缩、切割与瓦解,目的是要将「线」拆散为零散的「点」。Gurevich(1976∕郑乐平、胡建平译,1988: 335)即言:「现在的时间不断被压缩,直至其成为一个仅沿着过去通向未来的直线不断滑行,使未来变成过去的点」。

随后,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将其内容细分至支离破碎,人们也将这些同时使用的点状时间分配到众多的、不同的、散乱的领域。人们消费媒介时在各个领域间随时穿梭,造成了时间运动的无秩序性。又因为媒介内容的安排并非按照正常时序进行(见前节所述),所以各个点间的连续性被变本加厉地打乱,没有任何规律可以遵循;这就形成了媒介时间的「分子云」式结构。

Castells(2000∕夏铸九、王志弘译,2001: 561)注意到了「分子云」式的时间结构在媒介消费行为上的体现:「在同一个通信频道里,依据观看者-互动者的选择,媒体中各种时间的混合体创造了一种时间拼贴;不仅各种类型混合在一起,它们的时间也在同一水平面上同时并存,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没有序列」。

媒介时间「分子云」式的时间结构,给人们的时间知觉带来了全新体验,也影响了人们对时间的分配与使用方式。人们在电子媒介环境中所培养出的时间知觉影响着认知、解释和对社会进一步采取的行动,而这些认知、解释、行动也都逐渐呈现出与「分子云」结构的相类似的无序和零散。「分子云」式结构的时间既是人们感受到的时间运动轨迹,也是人类分配与使用时间的方式。

(二)时间分配的零散化
追溯时间的发展历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从时间过剩到时间匮乏的转变,整个世界现皆处于「时间的饥饿」状态。社会交往的扩大、日常事务的繁杂都使人们试图将有限时间分配至更多领域,使得时间变得急若流星。甚者,人类第一次发现即使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时间也不会停止其流动,所以必须努力节省时间、合理分配时间,并以有利于人类的行为来丰富和充塞时间。

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媒迎合了人类分配时间的特征,力图提供与之匹配的碎片式内容。大众传媒作为事件的制造者,在人们消费媒介时以制造更多主题的手段来分散时间。屏幕上的事件往往缺少真实事件具备的持续性,而屏幕事件又不断消失,在每位观众身后都留下了呼吁再次被填充的空间。因此,生活需要大量、种类繁多、引人注目的事件,以便掩饰逻辑和持续性的缺乏。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使得事件消费者在有限时间内不断寻求被媒体加工后的事件。

在消费电子传播媒介时尤其如此。Urry(1996∕李康译,2003: 523)曾在文章不起眼的地方提到「计算机青年」一词。这项针对日本的研究,表明了传播媒介带来之时间结构变化正在重构年轻人的认知官能:

计算机青年能够同时在录像屏幕上看好几个节目,还能把握其叙事结构;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游戏,其规则允许把按钮不停地切来换去,以融合速度和同时性的时间知觉模式。蒂勒尔推断,在未来,基于时间的同时性的此类「多媒体时间」,可能会比基于线性时间观的传统技能更为重要。

一种模拟电子媒介逻辑的生活已在兴起,人们开始试图以有限时间做更多的事。Googale与Godbey(1995∕成素梅等译,2000: 140)将其命名为「时间的深度利用」:一个人的交往方式愈复杂、所受教育水平愈高、所处社会的工业化程度愈高,就愈有可能同时做许多事情,即在同一段时间里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或在更少时间内做某项特定活动。这种使用时间的模式其实是将有限时间分配至更多不同领域,失去的则是对一件事情持续性的关注;长此以往,我们对时间不再有持续的、整体的感觉。

正如Bauman(1999∕欧阳景根译,2002: 1)开篇引用Paul Valery预言所述:

突然中断、前后矛盾和出其不意,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遍情况。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东西甚至已经成为他们的现实需求,除了突然变卦和接连更换自己的刺激物以外,他们的想法不再得到满足……,我们再也不能够承受任何具有持续性的事物。

(三)时间使用的实时性
Naisbitt(1982∕梅艳译,1984: 17)关于「信息社会人们的时间取向是未来」的判断,在解释当代社会时遇到了困难。不可否认,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期,人们关心未来并充满了不安定的感觉。但人们的行动却给了时间取向的另外解释:较之钟表时期的工业社会,媒介时间对当下的关注变本加厉。

媒介时间带来的「瞬时时间感」加剧了人们对事物「实时满足」的需求,引发了普遍而深刻的心理期待:既然电子传播媒介能以最快速度提供产品,那么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我们同样也应享受相同待遇。

当新的文化与科技联合展示了高效率且实时的服务时,人类永不满足的禀性又在其它方面催生更多需要实时满足的愿望。心理与社会学者Urry(1996∕李康译,2003: 524)敏锐地捕捉了这种不耐烦等待电梯、红绿灯、微波炉并对未来感到不安等现代心理细节,并将这种现象总结为「等候型文化的消失」,开出了一份「实时性」清单,包括:

-- 在一个「扔弃」社会里,各种产品、场所和形象愈来愈可单次使用;

-- 各种时尚、产品、劳动过程、观念和形象愈来愈反复不定,转瞬即逝;

-- 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愈来愈具有「短暂性」;

-- 短期劳动合同—即所谓「召之即来」的劳动力—愈益普及;

-- 24小时的交易逐渐推广,如此可使投资者和交易商不必为证券和外汇买卖焦急等待;

-- 对于信任、忠诚和隔代间家庭义务的意识日趋崩溃;

-- 愈来愈感到「生活节奏」变得太快,与人的经验的其它方面形成对抗。

当然,这份清单远远无法列完,上述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或多或少都曾感觉到过。媒介时间关注当下的实时性,与自然时间、钟表时间施加给人类的影响构成了人们心理状态的历史形态。

这是一个从缓慢到急促的过程:在自然时间社会,人们通过长期劳作和等待获得收获;这是一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在钟表时间社会,人们以小时、天、月来结算收入;这是要求适时回报的心理。基于信息社会的媒介时间,则是对工人按照钟表节奏获得报偿的心理发展。在当代社会,实行「周薪制」或者工资一日一结是个很高的诱惑;分期付款的盛行也凸显了人们早点实现愿望的迫切性。如果人们想念某人,再也用不着等待,只需挂个电话或去视频(讯)聊天,就可消除空间阻隔的重重障碍。

总之,媒介时间是消灭等待、提早实现愿望的时间,像「相见恨晚」、「厚积薄发」这样的词语可能将在媒介时间的社会词典里删除或直接进入博物馆陈列,因为在这个关注当下的实时性时代,这种感觉几乎不可能再发生。

伍、结语:触觉与时间的不可压缩性
当源远流长的时间之河流淌至当代,我们的时间观念已经历了两次变迁。从上游孤独而来的自然时间以缓慢步伐走完人类历史最为漫长的孤旅,直到遇上钟表的发明才急转而下,进入现代文明的旅程。

现在从上中游而来的两股时间之流正积蓄力量迈向第三个转折,进入开阔的媒介时间水域。这三种时间观念交织融合,共存于社会与人们的思维,社会变迁史就部分地展现在时间转变中(见【表一】)。

表一: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媒介时间:人类时间观念变迁总图

时间类型
 自然时间
 钟表时间
 媒介时间
 
参照标准
 自然信息、日历
 钟表
 电子传播媒介
 
形成基础
 农业劳动,天文观察,神秘思维
 钟表的普及,时区的统一
 电子传播媒介在日常生活的普遍运用
 
时间结构
 循环
 线性
 点状
 
心理感受
 缓慢
 按部就班
 急促
 
社会基础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内部特征
 循环、缓慢、神秘
 均匀、独立、可测量
 瞬时、零散、无序
 
社会特征
 时间知觉的轮回,以事件为参照的生物性,过去的时间取向
 时间知觉的线性流逝,时间分配的计划性,可预测的计算性
 时间知觉的无序,时间分配的零散化,时间使用的实时性
 
心理特征
 延迟的满足
 适时的回报
 提早的享受
 
结构图式
 
  
 
 

资料来源:本研究。

伴随时间观念变化而来的是人类日常生活之变化。正如本文「引言」一节所述,改变了时间观念便不啻改变了生而为人的经验。媒介时间所呈现的瞬时、零散和无序特征,已经逐渐嵌入日常行为,人们开始习惯于追赶媒介时间的节奏:使用微波炉或吸尘器以节约时间、用手机简讯代替身体的交往、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麻烦、发明读书机器以加快知识的消化;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在适应新社会时如鱼得水。

但用30秒弹奏一首华尔兹舞曲,可能使我们丢失其中重要部分,或者尝试在晚上快速读完马克‧吐温的小说,我们可能根本不能体会那些诙谐幽默的精华。尽管我们发明许多节约时间的装置,但时间稀缺仍是社会的突出特征。在忙碌中,我们常有伴随疲惫而来的焦虑感,有着对人际关系短暂化的感叹,更有对乡野生活无所事事感的怀念。我们努力适应着社会,但电子时代对时间的轻易超越又使我们内心迷失方向。

在Castells(2000∕夏铸九、王志弘译,2001: 568)论著里提及了人类抵抗瞬间时间的滑稽协会:1998年,美国旧金山湾区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与企业家成立了「长远现在基金会」(The Long Now Foundation),其目的在于设法促进长期思考成为自动且常态而非困难罕见的习惯。基金会还致力于制作每年、每个世纪和每千年鸣响一次的新型时钟:「这座钟刻意要作为一种人造物抗拒瞬间时间的观念,让我们的时间经验慢下来,达到与我们的宇宙存在和历史流变同步的步调」。

「长远现在基金会」的做法用心良苦却易走向极端,因为媒介时间的来临是历史必然,无论社群、国家或是个体皆须适应媒介时间带来的时间节奏,否则只能被时代节奏淘汰。

但在媒介时间时代,我们必须对媒介时间带来的变化有些平衡,以期拥有长期、完整、有序的生活体验。我们无法乞求电子媒介科技减缓压缩时间的步伐,也很难呼吁大众传媒放弃零散、无序的制作手法以追求完整、有序的作品,但须删繁就简,从人的自身出发寻求最本质的答案。媒介时间的本质即在于媒介科技对时间的压缩,亦即对人的视觉、听觉的瞬时超越。

在此问题上,Peters(1997∕何道宽译,2003: 253)给了我们最接近本质的回答。他认为时间在电子时代可被轻易地压缩与超越,我们因而可以异地通话、视频、传输文字。但远程通讯始终镶嵌着隔阂的花边,唯有触觉在时间上才具有不可压缩性:

如果没有人的接触,真正的社会不能够存在。在所有的感官之中,触觉的抗拒力最强,它不会被转换成记录和传输的工具。它顽强地和近距离结合在一起。实际上,触觉是唯一没有远距离感知能力的器官,触觉是不能记录下来的。在这一点上,它的抗拒力超过视觉和听觉,甚至超过味觉或嗅觉。触摸和时间,这两个我们可以共享但不能够再生的东西,是我们真诚的唯一保证。

触觉是唯一不能远距离感知的器官,味觉、嗅觉排列其次:它们与视觉、听觉不同,都是近距离才能拥有的感官体验。媒介时间施于人类生活的最大影响之一,可能就在于造成了人与人的疏远。虽然我们的交往较过去更为广泛,但那种深入的程度、真实的感觉却下降至历史最低点。要想在媒介时间的环境中寻找时间缓慢流动的安宁与温情,就须在适应社会节奏的同时学会延伸自己的触觉并留下适当空间。

或许在电子传播媒介日益将个体变成「孤独人」的当下现实,纯然期待普罗大众自我觉醒、自发接触似乎带有严重的想象成份,但只要群体充分认识媒介时间到来之事实及其消极后果并清晰其作用机理,就能够克服对时间的顺从,并作出适用于自身的行动,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着「接近的冲动」(Giddens, 1982∕赵旭东、齐心、王兵、马戎、阎书昌译,2003: 127):个体有种在大家共同在场或面对面情境下与别人相见的需要,特别是在缺乏任何共同在场形式的间接人际交往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注释
1     本文作者感谢《新闻学研究》编委会及两位匿名评审的指正,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生肖文初、张稀颖对本文亦有不可忽略之贡献。

2     2005年4月28日《扬子晚报》之〈恪守时间也有错——日本列车出轨的反思〉大意为:发生在4月25日上午日本兵库县列车出轨事件,警方将列车超速列为首要疑点。有人说,该列车驾驶员超速就是因为到站时超过停车线而倒车造成晚点90秒。为了弥补延误的时间,列车司机加速要把时间赶回来。《国际先驱论坛报》4月27日发表的题为〈日本准时是致命的〉的评论认为,在世界其它国家,火车晚点90秒可能还被认为是准时,但在日本,这90秒对于精准的火车时刻而言是不可原谅的。

3     Bryce在这里使用「单向定时」和「多向定时」主要在于区分不同家庭的收视模式:单向定时的家庭以其它家庭活动设定的框架为基础,将收视行为作为这个框架的特定填充物,其特征为:有高度计划性与严格时间表、在其它活动之间隙收看电视、收看电视是单一活动、收视时注意力集中。多向定时家庭之其它活动则非形成框架的主体,电视也非填充物,电视就是框架(电视是一直开的),其它活动则围绕着电视来确定时间,其收视特征为:无计划性、没有固定时间表、收视行为变成其它活动的时钟、收看电视时同时从事其它许多活动、对电视的关注是零散且时断时续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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