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同性恋者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享受着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自由和更被接受的生活。然而，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男女同性恋成为纳粹政党的目标之一，并最终被列于大屠杀的名单内。1933年开始，同性恋组织被禁止，关于同性恋、性学的学术作品被禁止，而纳粹内部的同性恋者被杀害。据估计，1928年德国有大约120万公开的男同性恋者，在1933年-45年之间，大约10万男性被警方注册为同性恋者，而当中的大约5万人被定罪。当中大部分人被囚禁在普通监狱，而估计有5000到15000人被关押在集中营。目前没有清晰的数据表明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死亡，但是著名学者Ruediger Lautman估计关押在集中营的同性恋者的死亡率高达60%。监狱中的同性恋者受到逮捕者的残酷对待，也受到其他囚犯的迫害。这是同性恋者比较其他“反社会团体”更高死亡率的因素之一。
战后，很多国家没有承认同性恋者在集中营的所遭受的待遇。甚至一些已经逃脱的人被再次逮捕，并根据纳粹年间得到的证据再次被判刑。直到1980年代，政府才开始承认这段历史，并一直到2002年，德国政府才为此对同性恋社区作出道歉。虽然这段历史仍具争议，但是欧洲议会于2005年采纳了关于对同性恋屠杀的解决方案。
纳粹的崛起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第三帝国以前，柏林是一个自由的城市，这里有很多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和酒店。甚至有很多为同性恋提供男扮女装表演的易装酒吧。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之交的时候，这里也有相当多的同性恋权利运动。
在某种程度上说，纳粹对待同性恋的态度看起来很矛盾。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同性恋[1]，但是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同性恋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同性恋不能繁殖后代，使得优等民族不朽。虽然他们一方面宣传同性恋与他们理想的雅利安人不相容，但是当时纳粹德国冲锋队的参谋长恩斯特·罗姆（Ernst R?hm）却是同性恋。
大清洗编辑本段回目录
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德国柏林焚烧犹太人作者的书籍，性科学学院的图书馆藏书，以及其他被认为“非德国”的著作。当希特勒决定集散冲锋队的时候，他处死了罗姆和其他几个冲锋队的长官，以及其他几百个人。这次清洗运动就是著名的长刀之夜。处死罗姆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由于它的性取向，但是性取向被作为处死他的理由。
同年，在清洗运动后不久，一个盖世太保的特殊机构建立，它用来编译著名同性恋者的名单。1936年，海因里希·希姆莱，纳粹党卫队的首领，创立了“打击同性恋和堕胎帝国中心办公室”。
希姆莱曾经是罗姆的支持者，他争论道对罗姆的反对是犹太人人为制造的。但是在清洗运动后，希姆莱成为镇压同性恋的活跃分子。他声称：“我们必须彻底的消灭这些人，……，同性恋必须被清除。”
集中营编辑本段回目录
黑色三角形
倒转的黑色三角形是女同性恋或女权主义者自豪和团结的标志。它来源于纳粹德国，当时使用它在集中营中区分被认为是“反社会”的女性（例如对纳粹家庭价值观构成威胁的人），如女同性恋和妓女。如果有女人反对生育，或反对传统家庭价值观，则会被冠上黑色倒三角形。作为女同性恋自豪的标志，它被认为是代表男同性恋标志的粉红三角形的副本。
粉红三角形
倒转的粉红三角形是纳粹在大屠杀时期用于鉴别同性恋囚犯的标志。它通常比其它的鉴别用的三角形要大以方便单独把同性恋者区分出来。最初，同性恋者的惩罚是去势（切去男性性器官），后来成为了死刑。大约10,000到600,000男女同性恋者在集中营里被杀害。这个标志后来被同性恋自豪日和同性恋权利运动收回用作标志，它也是除彩虹旗以外最流行的标志。有些团体把本来倒转的三角形转回为尖角向上，象征斗争，和提醒人们不要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
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Carl Vaernet。他在同性恋囚犯身上进行医学实验。死于大屠杀的同性恋者的人数有很多差异很大的估计数据，从最低的10000到最高的600000。统计数据差异如此大的一个原因是，研究人员是否把同性恋犹太人统计进去。
当研究在集中营中同性恋者地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集中营在纳粹德国中所起的作用：他是把社会与法西斯国家一致化的工具。对同性恋者来说，集中营是为偏离了国家社会规范的雅利安人提供再教育的中心。这种观点认为，把同性恋者拘留到集中营对于“纠正”同性恋倾向来说是必须的，并且也可以，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释放和从新融合到社会中。
另一方面，希特勒也相信同性恋取向对个人来说是不可消灭的，所以再教育被镇压所取代。也就是说，同性恋被囚禁在集中营中，并受到极端形式的“厌恶疗法”（aversion therapy）。纳粹理论进一步把“顽固”同性恋和那些只是偶尔从是同性性行为的人区分开来。虽然阉割可能是对“顽固”同性恋者得到预期结果的方法。
然而这个理论不能说明在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者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甚至超过对待耶和华见证人、罪犯和政治犯的残忍行为。这可能由于纳粹党卫军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同性恋在纳粹社会中的低下地位。忽略同性恋的德国社会反映在集中营中：他们受到其他囚犯的蔑视，因此，同性恋者都竭力掩饰自己的身份。我们可以说明在集中营中，同性恋甚至连说话都要小心，因为这可能引起警卫和其他囚犯的怀疑和反感。
这可以解释集中营中的同性恋者比其他例如“反社会团体”都要高的死亡率。一个由Ruedigger Lautmann进行的研究表明，集中营里同性恋者的死亡率为60%，相比较的时政治犯为41%，耶和华见证人为35%。这个研究也表明，对中产和上层人群中的同性恋者，以及结了婚的和有孩子的同性恋者的生存率比战俘要稍微高一些。
妇女并没有正式被包含在纳粹的反同性恋法律中。然而，女同性恋则被认为是对家庭观念的威胁，并被标志为“反社会”。
战后编辑本段回目录
集中营中的同性恋囚犯被没有获得政府的承认。对其他群体的赔偿和国家退休金被拒绝发给同性恋者，因为他们仍然被认为是罪犯。纳粹的反同性恋法直到1994年才被废除。
大屠杀的同性恋幸存者可能会因为“重犯”而在此被囚禁，并被列入“性侵犯者”的名单中。在德国同盟军政府时期，一些同性恋者被要求重新服刑，不管其在集中营已经被关押了多久。
纳粹的反同性恋政策和他们对早期同性恋运动的迫害在当时的历史学家和教育者之间被认为是不合适的研究课题。直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才开始有主流媒体因为幸存者的回忆录开始探究这个主题。
2005年，欧洲议会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解决方案，并包括以下的内容：
“ ……2005年1月27日，是纳粹德国设立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灭绝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日。这里是共计有150万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俄罗斯人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和同性恋者被杀害的地方。但是这不仅仅是欧洲公民应该记住并谴责这段极其恐怖的时期和大屠杀惨剧的重要时刻，也是为了特别提出欧洲令人不安的反犹太主义的兴起，以及为了重新学习一个更加广阔的教训——根据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分类、政治或性取向等而迫害他人的危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