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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
雍和宫全景

雍和宫(The Lama Temple)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北街路东,有藏传佛教博物馆之称。是北京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喇嘛教黄教寺院。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雍和宫南北长400米左右,东西宽近120米。占地面积66400平方米,中轴布局,左右对称,拥有殿宇上千间。

雍和宫由牌坊天王殿、雍和宫大殿(大雄宝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等五进宏伟大殿组成,另外还有东西配殿、“四学殿”(讲经殿、密宗殿、数学殿、药师殿)。整个建筑布局院落从南向北渐次缩小,而殿宇则依次升高。形成“正殿高大而重院深藏”的格局,巍峨壮观,具有汉族满族蒙族藏族等民族特色。

明代时雍和宫叫太保街,是明末太监们的官房。清康熙帝在此建雍亲王府赐予四子雍亲王。后雍正帝将其改为行宫,称雍和宫。雍正皇帝驾崩曾于此停放灵枢,故雍和宫主要殿堂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因清乾隆皇帝诞生于此,雍和宫成了“龙潜福地”,所以殿宇为黄瓦红墙。与故宫(紫禁城)一样规格。雍和宫是中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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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
雍和宫

雍和宫(The Lama Temple)位于北京市区东北角,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赐予四子雍亲王,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驾崩,曾于此停放灵枢,因此,雍和宫主要殿堂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因乾隆皇帝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所以殿宇为黄瓦红墙,与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本宫事务,无定员。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雍和宫由牌坊和天王殿、雍和宫大殿(大雄宝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等五进宏伟大殿组成,另外还有东西配殿、“四学殿”(讲经殿、密宗殿、数学殿、药师殿)。整个建筑布局院落从南向北渐次缩小,而殿宇则依次升高。形成“正殿高大而重院深藏”的格局,巍峨壮观,具有汉、满、蒙、藏民族的特色。

伫立雍和宫南院,可见一座巨大影壁、三座高大碑楼和一对石狮。过牌楼,有方砖砌成的绿荫甬道,俗名辇道。往北便是雍和宫大门昭泰门,内两侧是钟鼓楼,外部回廊,富丽庄严,别处罕见。鼓楼旁,有1口重8吨的昔日熬腊八粥的大铜锅,十分引人注目。往北,有八角碑亭。

在八角碑亭旁,便见悬挂着乾隆帝题匾“雍和门”的天王殿。殿前的青铜狮子,造型生动。殿内正中金漆雕龙宝座上,坐着笑容可掬、坦胸露腹的弥勒佛。大殿两侧,东西相对而立的是泥金彩塑四大天王。天王脚踏鬼怪,表明天王镇压邪魔,慈护天下的职责和功德。大肚弥勒后面,是脚踩浮云,戴盔披甲的护法神将韦驮。

出天王殿,院中依次有铜鼎、御碑亭、铜须弥山、嘛呢杆和主殿雍和宫。主殿原名银安殿,是当初雍亲王接见文武官员的场所,改建喇嘛庙后,相当于一般寺院的大雄宝殿。殿内正北供3尊高近2米的铜质三世佛像。三世佛像有两组:一组是中为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左为东方世界药师佛。右为西方世界阿弥陀佛。这是空间世界的三世佛,表示到处皆有佛。空间为横向,所以又叫横三世佛。各地大雄宝殿供三世佛的,多为横三世佛。雍和宫大殿的三世佛则表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流程,说明无时不有佛,即中为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左为过去佛燃灯佛,右为未来佛弥勒佛。空间为宇,时间为宙,意为宇宙是佛的世界。正殿东北角供铜观世音立像,西北角供铜弥勒立像。两面山墙前的宝座上端坐着十八罗汉。大殿前院中两庑是“四学殿”。

雍和宫
雍和宫
出大雄宝殿,便是永佑殿,建筑结构同天王殿,为单檐歇山式,“明五暗十”构造,即外面看是5间房子,实际上是两个5间合并在一起改建而成的。永佑殿在王府时代,是雍亲王的书房和寝殿。后成为清朝供先帝的影堂。永佑是永远保佑先帝亡灵之急。殿内正中莲花宝座上,是3尊高2.35米的佛像,系檀木雕制,中为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左为药师佛,右为狮吼佛。出永佑殿,便到法轮殿。左右两侧为班禅楼和戒台楼。法轮殿平面呈十字形,殿顶上建有5座天窗式的暗楼,有5座铜质馏金宝塔,为藏族传统建筑形式。法轮殿是汉藏文化交融的结晶。殿内正中巨大的莲花台上端坐1尊高6.1米的铜制佛像,面带微笑,是藏传佛教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这尊铜像塑于1924年,耗资20万银元,历时2年才成。宗喀巴像背后,是被誉为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的五百罗汉山,高近5米,长3.5米,厚30厘米,全部由紫檀木细雕镂而成。五百罗汉山前有一金丝楠木雕成的木盆,据说当年乾隆帝呱呱坠地后3天,曾用此盆洗澡,俗名“洗三盆”。

出法轮殿,便是高25米,飞檐三重的万福阁。其两旁是永康阁和延绥阁。两座楼阁有飞廊连接,峥嵘崔嵬,宛如仙宫楼阙,具有辽金时代的建筑风格。万福阁内巍然矗立一尊迈达拉佛(弥勒佛),高18米,地下埋入8米。佛身宽8米,是由六世达赖喇嘛进贡的、用一整棵名贵的白檀香木雕刻成的。据说乾隆帝为雕刻大佛,用银达8万余两。这尊大佛也是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还有一个木雕三绝在万佛阁前东配殿照佛楼内,名金丝楠木佛龛,采用透雕手法,共有99条云龙,条条栩栩如生。

明代时雍和宫叫太保街,是明末太监们的官房,规模不大,只比老百姓的民房稍高一些,灰瓦屋顶,无甚特殊之处。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赐予四子雍亲王,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驾崩,曾于此停放灵枢,因此雍和宫主要殿堂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因乾隆皇帝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所以殿宇为黄瓦红墙。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历史发展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胤祯于公元1723年采取了不太光明正大的手段当上了皇帝,即清世宗雍正皇帝。他的家庭照例搬进了皇宫内院 。在他大肆铲除异己的政治活动中,其御用工具"粘竿处"(特务机关)就设在原雍王府。胤祯当上皇帝之后,其王府即为"潜龙邸"。在他继位后的第三年(1725),把王府的一半改为行宫,另一半赐给喇嘛章嘉呼图克图,作为黄教的上院。后来行宫部分失火,仅剩庙宇部分。
从明内宫监房到康熙皇四子府邸(皇四子与雍和宫)
寻着历史的足迹,雍和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十五世纪。 《清宗人府事例》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谕宗人府:皇二子允礽、皇四子允祯、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十子允锇……等,俱已分别册封分府,唯允祯、允祐二人是贝勒,而所封府邸是亲王府邸,规模违制,着由官房租库,将前明内宫监房拨给允祯……”。文中提到的皇四子允祯(胤禛)即:清朝雍正皇帝。这时是贝勒身份,按照贝勒府府邸的规制,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将明朝时期太监们居住过的官房(清朝定鼎北京后将这里划为内务府官用房)分给了他。康熙三十三年(1694)胤禛搬进府邸,取名“贝勒府”。

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升为“和硕雍亲王”,“禛贝勒府”也随之升为“雍亲王府”。这时的雍和宫从规模、建制到人员配备都与从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座昔日的“贝勒府”真正发生历史性改变则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结束了他为期六十年也是清朝历史上最为长久的统治历史。同年,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继承皇位,改年号雍正,是为雍正皇帝。皇帝随即迁入宫中,但对曾经居住过三十余年的府邸已有了很深的感情,于是,将这里改为自己的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和宫作为帝王行宫和“龙潜禁地”的历史便由此开始。

从皇四子府邸到行宫(行宫时期的雍和宫)
雍和宫改为行宫后,雍正皇帝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改建,而只是对东花园(又称东书院)进行了彻底修缮。

雍和宫
雍和宫
早在“禛贝勒府”时期,当时宅院东侧就辟有一小院,内有亭、台、廊、室,栽种着各种树木花草,供作为贝勒王胤禛读书阅典、贝勒王福晋赏花观月。往后,随着胤禛爵位的升迁,这里得以不断扩建和修缮。雍和宫改为行宫后,东书院又在原来基础上增添了许多亭、台、楼、阁。《国朝宫史续编》中对东书院的一门一匾,每幅楹联、每幅匾额甚至一草一木都有详尽记载。重建后的东书院被装点的古朴典雅,清幽明净。乾隆以后的各位皇帝,必须按“定制”每年最少来雍和宫礼佛三次,即:每年八月二十五乾隆的诞辰和正月初三的忌辰,必须“盛装隆从,威严如仪”地先到雍和宫各佛殿拈香礼佛,然后到东书院向乾隆遗像致祭;每年五月的夏至节,皇帝到地坛祭拜后,也必须“原班原仪”先到雍和宫拈香拜佛,然后至东书院尝新麦——吃新麦面粉做的麻酱面,即每年夏至“芳泽事毕,临此园少歇、进膳”。东书院则成为清朝自乾隆以后各位皇帝在雍和宫礼佛之后休息的重要场所。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东书院当时的规模几乎与现在的雍和宫相当,当时,两种风格不同、格调迥异的建筑群相辅相成构成了雍和宫的全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雍和官规格的不一般,使得东书院各殿房陈设,如桌案、围屏、宝座、古玩等都和故宫一样。这里也曾设有“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等文、武官员。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即:看管东书院所陈大量珍宝古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东书院被日本人所烧,大量物品也都被日本人抢走。东书院连同这里所发生过的故事都已成为历史。

1995年,为改善僧人住宿条件,雍和宫管理处在东书院遗址上盖起了两幢极具古典建筑风格、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僧舍,雍和宫的大多数僧人常年居住生活在这里。

从行宫到藏传佛教寺庙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驾崩圆明园,爱新觉罗·弘历即位。乾隆皇帝一改清朝旧制,于同年

雍和宫
雍和宫
九月将父亲梓棺安放雍和官(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玄机,众说纷纭),雍和宫也因此结束了它整整十年的帝王行宫历史。

期间,为迎棺椁,雍和宫主要建筑在十五天内改覆黄瓦,雍正灵柩就安放在他当年的寝宫(今永佑殿)。乾隆元年(1736)十月十一日,移棺易州西陵,此后,永佑殿则常年供奉雍正影象,这就是现在常说的“影堂时期的雍和宫”。实际上,在雍和宫没有真正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宫内大部分殿堂已成为藏传佛教黄教喇嘛颂经的地方。

从“贝勒府”到“雍亲王府”、“行宫”直至影堂时期的雍和宫,雍和宫的每一阶段都演义着不同的宫廷斗争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至今无法解开的历史疑团。

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从此,雍和宫开始了它既为皇家第一寺庙又为连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作用的辉煌历史。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庙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俸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

雍和宫位于北京安定门内雍和宫大街。
辛亥之后,民国四年(1915),雍和宫开始售票开放。日伪统治时期,不但庙宇失修,连庙里的喇嘛们吃饭都成了问题

雍和宫
雍和宫

。喇嘛们不得不做点小生意,赖以糊口。到解放前夕,该庙已相当败落。北京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两次拨专款(1950年和1952年),修缮雍和宫。喇嘛们的生活也有了保障。十年浩动期间,雍和宫殿宇虽得以幸存(据说周总理曾下令保护),但喇嘛们却未能幸免。主持喇嘛伯云乌尔吉被批斗后,送往茶淀农场劳改了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喇嘛们又回到雍和宫,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1979年,政府又拨巨款对雍和宫进行了全面修缮,使这座庄严的庙宇重新放出了异彩。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飞速发展,雍和宫成为市内的一处观光热点,尤其是对日本、东南亚一带的佛教信徒们颇具吸引力。他们来此布施、随喜、捐资,为维修庙宇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此80年代屡加修缮,至今该庙以全新的面貌出现。雍和宫于1961年3月4日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雍和宫初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曾是雍正继位前的府邸。雍正继承皇位后,将其中一半改为黄教上院,一半作为皇帝行宫,后行宫遭火焚毁。雍正三年(1725年),把上院改为"行宫",赐名"雍和"。 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正式改为喇嘛庙,成为清政府管理全国喇嘛教事务的中心。

教学与管理 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清代,雍和宫上设“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主要负责人为正、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即直接行使政教两权的

雍和宫
雍和宫
上层喇嘛。管理京城及附近藏传佛教寺院,并接待来京僧人。而雍和宫总堪布,即寺院主持人,全盘主管雍和宫教务,又称“坐床堪布”。其下设“管理雍和宫事务扎萨克喇嘛”,即辅佐扎萨克喇嘛办理事务的上层喇嘛,负责管理庙内的一切事务。如总堪布不在京城,他可代理职权。在扎萨克喇嘛之下,又分为管理寺院宗教、财务等事务的“苏拉喇嘛”四名,其下为“德木奇”和“格斯贵”各二名。而管理教务的名叫:“教习苏拉喇嘛”,主要负责教授经典等。

雍和宫僧人的佛事活动很多,并根据宗教节日的大小来决定举办佛事活动的规模。而平日的诵经活动,在佛教中是一种常见的求学佛法的方式。通过诵经,增长信心,参究真谛,显发智慧,以期彻见法性。还有由经师在课堂上讲授佛法经论,又名“讲经”,以使学僧通过学习启发思想,增长智慧,使法乳流传,慧灯永照,担当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如来家业。
《天咫偶闻》卷四云:雍和宫“寺僧分四学,曰天文学,曰祈祷学,曰讲经学,曰医学。各有经论……”这“四学”即指乾隆自改庙始,雍和宫四个扎仓的教育。
在清代,由于雍和宫的地位,这座寺院又是一所藏传佛教的学校,各扎仓的教师严格依照宗喀巴大师所创立的教学体制进行教学。严谨的学制,固定的教材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使这里的学僧静心修证,深入义理,成就慧学,形成了很好的学风。

清代雍和宫僧人的诵经活动

在清代,雍和宫僧人诵经活动频繁,他们除在本庙举行宗教活动外,还要到皇室内的指定地点去诵经。在中正殿喇嘛念经处的具体安排下,根据诵经的地点可分为“内课”,“随营”、“本课”三种。
“内课”即在皇宫内念经的功课,多数是在皇宫和西郊的各御园内诵经。这其中还包括为皇宫各佛殿做各种供品。
“随营”即僧人在军营内的经差,多数是在围场的“御营”内和八旗军营在安营扎寨的时候所做的佛事。
“本课”即在雍和宫本庙诵经。
一、“内课”
关于雍和宫僧人在清宫和各御园内诵经的“内课”活动,在《清会典》《会典事例》中的“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定例四十一条”记载得十分清楚。由于清帝十分崇信佛教,特别是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笃信有加,故雍和宫僧人每年“内课”的任务繁多。每次诵经,少则十余人,多则四五百人,人数不够时,还要从各地藏传佛教寺院抽调。
二、“随营”
清代雍和宫僧人的“随营”诵经,即是在清帝亲征,行围打猎、阅兵及亲郡王出征安营之前,由雍和宫僧人进行的诵经活动,意在驱逐浊祟,祈愿吉祥。
三、“本课”
雍和宫僧人的“本课”诵经分别在本庙的讲经、密宗、时轮、药师四个扎仓内诵经,各扎仓依仪轨诵经,所诵经文不同。

雍和宫
雍和宫
清代藏传佛教在雍和宫的学术中心——四学殿
雍和宫正殿的东西两侧设置有讲经、密宗药师、数学四殿,通称“四学殿”。在清代,这里是藏传佛教在雍和宫的学术中心,依藏传佛教正规寺院建置,藏语称“扎仓”,意为“僧院”,即藏传佛教僧侣修习经典的学校。
藏传佛教正规的寺院教育,是从公元8世纪开始的,自11世纪,即公元1074年阿底峡弟子鄂·洛丹希饶在桑布寺开创修习《释量》、《般若》、《中观》、《戒律》、《俱舍》五部大论的讲经院后,这五部大论,便逐渐成为一般正规寺院的必修科目之一。至15世纪,格鲁派产生以后,由于宗教组织制度上的需要,一寺之中分若干“扎仓”的格局基本定形,成为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院主体建筑的基本形制。僧人在寺院内首先学习显教教理,学习后可以考取“格西”学位(意思是“善知识”),得此学位,对于僧人来讲是很荣誉的,同时有资格任寺院的各级“执事”职务。16世纪初,塔尔寺、拉卜楞寺等寺院在原有显宗院的基础上,先后开没了法相院医学院时轮学院等。自此,在藏传佛教寺院中,有了修习声明(语言学)、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因明(逻辑学)、内明(佛学)等“五明”的传统。当时,西藏寺院的“扎仓”数量有两个、四个或六个不等,其中以显宗、密宗、医学、天文历算四大“扎仓”为主。雍和宫的“四学殿”也由此而来。
公元1744年,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成藏传佛教寺院时,就明确向三世章嘉活佛表明,要在此处培养精通藏传佛教经典、教理传承的僧侣,以使寺院僧人能恒持真谛而不衰泯。之后,乾隆帝即颁渝旨:充任各个扎仓上师的格西,一定要由西藏直接派遣。并指示由七世达赖喇嘛具体办理。七世达赖遂由三大寺和上下密院派出第一批卓有学识的18位高僧前来就职。
与此同时,还集中了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以及藏汉地区的年轻僧人,分别于四大扎仓学习。从此,雍和宫有了十分完备的学经组织,使在这里学习的僧众有了很好的学风。

一、显宗扎仓

雍和宫讲经殿即是清代的显宗扎仓,又称闻思学院,藏语称参尼特扎仓,意为主要学习以因明学为主的五部大论的学校。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注重显密双修,先显后密,显宗经典是释迦牟尼佛的公开学说,故显宗学院在格鲁派寺院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该院设教习堪布喇嘛一名(相当于校长),教习苏拉喇嘛三名(相当于教员),格斯贵一名,负责教务管理,戒律检查。在清中期,每扎仓学生的数额不止20名,全庙僧人中几乎近100人参加学习。其考试的方法主要是辩证佛教教义,以使学员思想清晰,增强对教义的理解。其方式有两种,一为“立宗辩”,二为“对辩”。“立宗辩”是由立宗人(即出题目的人)树立一宗进行辩论。特点是立宗人只能对对方提出的问题进行辩答,不得反问。往往是问难的人击掌高声提问,挥舞着手中的念珠,两腿成蹲裆式,不断移动重心,围着立宗人转,不断提问和请大家评定。“对辩”,顾名思义就是两个人相互提问,答辩。辩论对僧人是一种多方面的修炼,答辩人需精神集中,思维敏锐,举一反三。如此,每个学员由一至十三班修业需39年方可学完所规定的课程。之后,每隔三年可以在“圆满六度”讲论会上,作讲解二部大论的竞赛,成绩优秀者,可获得“格西”学位

二、密宗扎仓

雍和宫
雍和宫
雍和宫的密宗殿即为清代的密宗扎仓,又称续部学院,藏语称巨特巴扎仓,系密宗瑜伽传承之意。为教化善根弟子入密宗金刚乘法门的学校。

密宗又称“真言宗”,藏语称“桑俄”,是佛教和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某些教义相结合的产物,其主要经典有《大日经》、《金刚顶经》、《时轮金刚根本经》等。在这里,每个学员由一至五班修业需15年的时间。学业期满,考试合格后,可获得“阿林巴”名号,此名号与“格西”名号相近。

三、医学扎仓

雍和宫的药师殿为清代的医药学院,臧语称曼巴扎仓,即学习医药学的扎仓。藏传佛教对医药学十分重视,在医药学院里要学习医道和药物之学,经典主要有《四部医典》、《药王月珍》、《晶珠本草》、《药师经》等,医药扎仓的学制共分四班,每班3年。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上,还要学习藏药的采集、配制,药物的生长知识等。每个学员由一至四班修业需12年,期满后,通过考试获得“麻林巴”名号,取得此名号后,可任庙内“执事”,或回到内蒙、西藏各地当医生。现在殿内还陈列着乾隆年间根据《四部医典》和《本草纲目》绘制的《本草纲目》草药图。

四、时轮扎仓

雍和宫的数学殿为清代的时轮学院,藏语称扎尼阿克扎仓。“扎”系藏文化“大五明”中“声明”的音译,“尼阿克”系“小五明”中“诗学”的音译,而雍和宫时轮学院主要学习天文和历算,同时还要修习时轮密乘。其学制共分为四个班,一至三班均为3年毕业,第四班为6年毕业。主习天文、历法。雍和宫的时轮学院曾对藏传历法“时轮历”起过转播站的作用,也是藏传“时宪历”的发源地。著书的《马杨寺汉历心要》就是在“时宪历”的基础上,将《汉历大全》加以简化,创造出的一套新的运算方法。此书的作者系雍和宫一位蒙古族僧人,成为具有蒙藏特色的“时宪历”,为蒙藏族的天文、历算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僧人终身在这里研究天文学,编写历书,并预测日、月食现象。1939年,雍和宫僧人拉森乌力吉,根据多年流传下来的观天测候经验,预测到1940午10月1日 (农历九月初一日),将发生日全食,比当时天文台公布的时间还要精确。此院学业期满,僧人可获得“资林巴”名号。现殿内陈列着藏历名著《白琉璃》和乾隆年间制造的铜质浑天仪、天体仪,均为清代该学院教学所用。

清代雍和宫的“四学殿”,由于学经组织严密,加之高僧大德任教,曾经形成了很好的学风。由此毕业的高才生要被派到其它寺院担任住持等职务。同时,一批又一批学有成就的僧才毕业后返回蒙占地区或进入其它寺院,为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开拓做出了贡献。
雍和宫教务的管理及平日诵经活动

雍和宫自1981年开放以来,由雍和宫庙务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庙内的宗教事务,看护殿堂,接待工作及全体僧人的学

雍和宫
雍和宫
习、工作、生活事宜。庙管会内设住持一名、副住持一名、管家一名、副管家两名,正副格斯贵两名、文赞两名,另外还有数名庙管会委员,共同管理庙内的宗教事务。其中住持、副住持总管庙内宗教的一切事务,并主持宗教活动。管家、副管家负责管理庙内的行政事务,他们具体各有侧重,有的负责僧众的学习、生活,有的负责法会的安排和财务,有的负责日常接待工作和庙内修缮等。格斯贵负责管理经堂事务及僧众的纪律。文赞则负责在法会诵经时,安排所诵经典及带领诵经。另外还有经师数名。庙管会全体成员团结一心,兢兢业业,在各级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支持下,为开展宗教活动,为迎接国内外游人、信众,为保护、开发、利用雍和宫的文物,为雍和宫的发展而不懈努力着。

现在,雍和宫的诵经活动主要分两部分,一是每日晨起的早课和农历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以及农历每月的最后一日的法会,二是每年数次的佛教节庆日。

每日早课为5:30分至7:00整,僧人要到法轮殿诵经,每月初一日、十五日和每月的最后一日,僧人在法轮殿涌经。

僧人服饰编辑本段回目录

清代以来雍和宫僧人的服装

雍和宫
雍和宫
清代,清政府依据藏传佛教的传统制定了藏传佛教寺院僧众的着装。 《理藩院则例》载:“顺治十二年题准,喇嘛格隆服用黄红色,非奉上赐,不准用五爪团龙。班第用黄帽、红衣。康熙六年题准,喇嘛等许服金黄、明黄、大红等色,班第等许服大红色,其余不得擅服”。由于清代雍和宫的僧人是奉清帝敕旨出家,并常进宫诵经,故僧人的服装均按季节发

放,诵完经后,法衣存入库中,每人均有固定的法衣。如今,雍和宫还藏有清代服装数件,其中有当时喇嘛所穿的缎绣、黄缎、缂丝、官纱、蟒袍和衣料,还有偏衫衣料、鸡冠形僧帽及四季所戴的各式帽子。清代雍和宫僧人到皇宫诵经的法衣是依一年中二十四个节气更换的,其法衣的样式,借鉴了当时皇宫官员的袍褂制度,只是颜色不同,僧人的法衣均为黄色。服装颜色是根据藏传佛教的传统制定的。

其中,戴黄帽、穿黄衣系宗喀巴大师在创建格鲁派时所定的规制。自古以来,黄色也是代表皇家尊贵、吉祥的色彩。五行中,黄色居中,即土为黄色。雍和宫改成藏传佛教寺院时,将原正殿均覆以黄色琉璃瓦,标志着皇家寺院的地位。当时雍和宫僧人去皇宫做佛事所穿的服装有皮、棉、单、夹、纱等十四套。雍和宫僧人平时诵经、做佛事所穿的服装为五种:第一种为明黄色袍褂,此为僧人诵经时必穿之服。第二种为戴黄帽、披黄色斗篷的藏传佛教礼服。第三种为带有满服装饰样式的黄袍黄褂,头戴黄帽,足着缎靴,此为僧人的常礼服。第四种为绣有五彩海水和金龙的黄缎袍,其上缀饰驼骨璎珞。这种服装,自雍和宫改成藏传佛教寺院后,只有乾隆帝和章嘉活佛穿戴,僧众是不准穿戴的。第五种为平时不做佛事时所穿的便服。有职衔的大喇嘛可用紫色缎做便服衣料,缎上准许织带有团龙的暗花纹;一般僧人可以紫色布做衣料,腰带则为红绸布。而穿便服时所戴的帽子为紫缎或黄缎所制。

二百多年过去了。如今,雍和官僧人在做佛事时依宗教仪轨着三衣,即上身内穿镶有红边的黄色坎肩,下身着围裙,再全身外披一粗布袈裟。这三件服装,颜色均为深紫红色。冬季上殿诵经,还要披一件呢料紫红色斗篷。重要佛事活动巾,住持要戴黄色桃形帽,身披黄色偏衫主持佛事。带领诵经的文赞及助理文赞等在向佛献曼札、献幡、献洗浴等活动时要披黄色斗篷。

平时,僧人看护殿堂和接待客人,迎来送往中均身穿红褐色袍子,按四季分单袍、夹袍、棉袍等。而系袍子的丝绸腰带分大红和金黄两种颜色。刚出家的年轻僧人均系红腰带,在庙里十年以上的僧人可系金黄色腰带。这些服装均为庙内供给。

唐卡概貌编辑本段回目录

藏传佛教注重像教,除供奉崇拜塑像唐卡是不可缺少的形式。雍和宫保存的唐卡多种多样,总计一千五百余幅,

雍和宫半托迦尊者
半托迦尊者
可分为供奉与库藏两大部分。供奉唐卡主要分布在各大宝殿及专学佛堂中,按殿堂主尊序列、殿堂规模以及修习法门的不同,配挂不同内容的唐卡。这些唐卡在殿堂中与佛尊共司一职,同时它又装饰美化了佛堂,它以平面色彩的张力扩展了立体佛尊的想象空间,让佛的世界更具光彩。
雍和宫殿作为寺院的大雄宝殿,主尊供奉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为时间概念的竖三世,殿两侧供有十八罗汉脱纱像,在十八罗汉脱纱像后的两面大墙上就挂有西藏贡呈的十八罗汉唐卡,带有青绿山水画景的十八罗汉唐卡与汉像装束的脱纱彩像形成对比,又为宽阔的殿堂填补了空白,增加了层次,加重了大雄宝殿的威仪。现在这十八幅罗汉唐卡镶框后挂入延绥阁。
唐卡的产生 
唐卡又名唐喀,是藏语的译音。其本意是指写在布面上的政府诏令,后衍变为平面卷轴画——即唐卡。这门独特艺术表现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是随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并最终形成的藏传佛教的历史紧密相连。公元七世纪,在中国版图西南方,这块领誉世界陆地之巅的雪域高原上,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建立了吐蕃王朝。在其统治时期,吐蕃的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尤其是松赞干布所娶的两位妻子,尼泊尔的墀尊公主和唐王朝的文成公主不仅美丽且笃信佛教,他们带去了佛像、法器、经典,还有僧人以及能工巧匠,间接或最直接地影响了佛教在吐蕃地区的传播。佛教艺术随即兴起,建立寺庙、建造佛塔、雕凿佛像、建筑的彩绘装饰、以及寺庙壁画等等------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初,佛教在吐蕃地区被尊为“国教”。几代赞普的崇佛政策使佛教在吐蕃社会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西藏的绘画艺术渐趋成熟,此时人们对佛教艺术品的需求日益增加,除对佛像及壁画的崇奉,一种能随意做画、便于携带、收藏、易于悬挂、更利于佛教宣传的新型艺术——唐卡诞生了。从此唐卡成为西藏主要的绘画形式。
 
在雍和宫后殿门的左右两侧北墙壁上,挂着两幅巨大的唐卡画框高2.8米,宽1.9米,一为大白伞盖佛母,一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两幅女相佛高大而富丽。撑持的大伞,伸张的上千支手臂与层层遍观之目,代表了佛法超人的无边法力。
雍和宫那迦犀那
那迦犀那
两幅巨型唐卡分侍殿门两边,与主供三世佛尊同向错位而立,这样的殿堂布置,不仅加强了主殿堂供奉的庄严与肃穆,而且延展了佛堂有限空间,以佛法无边,三世轮回,拔苦解难的佛理开启僧众心智。
在雍和宫的万福阁,一尊木雕曼达喇大佛即弥勒,屹立于殿中央。围绕主尊的西、北、东三面墙上,悬挂着四十一幅释迦源流故事唐卡,这套珍贵的唐卡是七世达赖喇嘛于1745年雍和宫改庙庆典时,进献给乾隆皇帝供挂于雍和宫的。这样的殿堂布置让人感到规矩井然,在仰望伟岸的未来世界之主宰弥勒时,脑中油然生出向往,环顾四周现世佛祖释迦在过去本生中的种种功德事迹,让佛陀的弟子们信心百增。因此唐卡作为独特的艺术门类,在雍和宫供奉中有着其它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雍和宫西北角的配殿,雅玛达嘎楼是现今喇嘛们做佛事的小经堂。是超度亡灵的道场,在殿堂二楼的北面正壁上,供挂着十几幅小幅唐卡,有金刚、护法、及坛城图,一幅最为精美的《西方极乐世界》经变图成为演示西方乐土的美妙图画。作为一种象征,阿弥陀佛会接引逝者的往生,演示人生轮回并得到佛的最大护佑。这里几幅唐卡营造出一个企往的再生世界。
雍和宫药师殿,有七幅据四部医典而画出的藏医草药及施治药理唐卡。唐卡绘制的极为详备,有植物的、有动物的、也有人物病情、病状的深浅表现和施治方法。每一图示下方都有经文说明。这不仅是为此部修学藏医藏药的喇嘛们提供观想,也详细集录了藏药的标本图样,是藏医药成就的集成体现,更是培养藏医喇嘛的最实用的教具。
雍和宫的供奉唐卡与佛像的功用是一样的,它们的供奉特点也几近一致。主殿供奉显宗佛尊,唐卡也多为正尊佛、菩萨的慈悲庄严像。而那些凶愤怒目、多头多臂的密宗佛像,则多在东西两路的配殿中,以密宗殿,数学殿为众。这些怪异多变的护法神并非鬼魂的代表,他们是释迦牟尼佛或高僧大德所收服的立誓顺从佛法、护卫佛法的力士神灵。他们带着佛的智慧与业力也同时护卫着修习奉行佛法的人。

唐卡的种类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唐卡的质地与工艺
广义的唐卡是指能悬挂的卷轴画。因此除彩绘在布上的唐卡,还有绘于纸、绢上的,或刺绣缂丝织锦堆绫绣、纳纱、墨拓等不同质地与工艺的唐卡。这些不同材质与工艺制作出的唐卡构成了唐卡种类的繁多,雍和宫唐卡几乎囊括了所有种类。

(一)刺绣唐卡
雍和宫数学殿南墙上挂有一幅《释迦牟尼佛》 ,即是刺绣唐卡的代表作,竖长95厘米,横宽66厘米,整幅画面规整雅

雍和宫布袋和尚尊者
布袋和尚尊者
洁,色彩浓艳深邃。释尊肌肤平滑的肉质感,袈裟锻衲的丰厚感,背光的芒芒射线,山川层叠深远,绿色系与红色系在不足平米的尺幅中得到充分排比演变,细密的针线不露丝毫边缝,绒线的夺目光彩一展释迦牟尼佛祖华贵的气质。刺绣唐卡较之绘画唐卡更有立体效果和丽质丰腴的特质。

(二)缂丝唐卡
雍和宫收藏中,有一幅《药师佛》缂丝唐卡。其丝织质感强,工艺味浓,纬丝压在经丝上的纹理破坏了画面线条的婉转与流畅。主尊药师佛端坐在方台之上的莲花宝座上,佛身为金色,着满饰花纹的佛衣。佛尊周围,天界云团托起的莲座中五佛庄严,地界五尊佛、菩萨和金刚像,十尊佛像均不足8厘高,却都刻画得十分细致,佛指纤纤,仪容各异。只是主尊药师佛的双足及托钵之手为兰色,而另一下伸的手臂却与身相同为金色,或许这是织作中的纰漏吧。

(三)织锦唐卡
雍和宫原保存一幅长6.83米、宽3.2米的巨幅织锦《无量寿尊佛》唐卡。这幅织厚有3毫米的重锦唐卡,曾是雍和宫法轮殿的压殿之宝。
唐卡最上部织有“无量寿尊佛”五字,三团云气左拥日右托月,最下部是五彩升腾的祥云。画面人物从上至下分为四层,第一层为四对飞天奉宝展翅云间;横向的细线条代表流动的云气;第二层是画面主尊,弥勒、释迦、燃灯三世佛陀结跏趺于高座莲台是汉传排列样式,及莲台两侧恃立佛的两大弟子;第三层在祥瑞宝盆两侧有十八罗汉行走于彩云之上,他们各持法物,神态飞扬。第四层是身着战袍铠甲,气宇轩昂的四大天王像。人物线条酐畅飘动,极富感染力。
青黑色的底背以金线贯织,深沉中透出古雅恢宏之美。这幅可称稀世珍宝的唐卡,由于损坏严重已不能展观。颐和园尚存一幅与此幅几近一样的织锦唐卡,保存完好。均为乾隆时期的织锦佳作。

(四)堆绫绣唐卡
雍和宫永佑殿西墙上一幅堆绣《绿度母》唐卡,长175厘米、横宽115厘米。全幅分天、地、海三层表现。天界的伎乐飞天与长寿佛;地界主尊绿度母,海下是聚宝供养与护法佛母,是一幅赞颂佛母慈悲净德的尊像画。唐卡用了上千块形色各异即柔又薄的锦缎绸绢,把层叠变化的裙衣飘带、璎珞珠钏表现得姿彩美丽。传说这幅唐卡是乾隆母亲孝圣宪皇太后带领宫中绣女共同绣制的,使这幅唐卡有了百倍身价,成为宫中传世孤品。

(五)纳纱绣唐卡
雍和宫密宗殿东墙南面,挂有一小幅不足尺方的纳纱唐卡《金刚瑜伽母》 。此尊又称空行母,是密乘中代表智慧与力量

雍和宫羯摩札拉尊者
羯摩札拉尊者
的在空中飞行的女神,是密修中必供的佛像。其左手举持嘎布拉碗,右手伸握钺刀,弓步立姿,赤体仰面,颈挂骷髅串,身饰璎珞,足踏二魔立于单瓣仰莲之上。褐红色的佛母,金黄色的火焰,莲座与莲瓣的多层色彩交替,背光、山峦与天空的深浅色度的搭比变化构成此幅沉稳厚朴的特质。整体棕红色调给人深邃莫测的感觉,这正是佛母法力伸张的引喻。

(六)墨拓唐卡
雍和宫保存有一套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0年)的墨拓《班禅源流》唐卡,计十三幅,每幅长92厘米,宽67厘米。画幅表现自第六辈班禅之前辈的各辈师承大师,第十三幅即是第六辈班禅大师,法名罗布藏巴勒垫伊喜。其面廓宽圆,坐态端稳,左手平托经册,右手胸前结说法印。周围林木山川中绘有佛、护法、及其应身说法像,画面下用藏文标出所绘班禅大师的名号;画幅四周装饰边框及八宝七珍龙戏珠等纹样,并书满、汉、藏、蒙四种文字的年款:“乾隆庚子钦定”。画面构图严谨,虚实相应,线条细润连绵,清雅别致,是清宫造品。

唐卡的绘画内容与题材 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雍和宫不同质地与不同工艺的唐卡种类中显示出唐卡艺术的多姿多彩。在绘画内容与题材方面,唐卡更是多种多样,如:尊像图、本生故事、佛教故事、经变画、曼陀罗等等-----在雍和宫开放的十六座殿堂内,那一世界的展现更是五光十色,灿烂无比。

(一)尊像图

尊像图是佛,菩萨的端正像。类似肖像画。这类唐卡描画颂赞的是佛、佛母菩萨上师等。突出表现佛尊的宽忍垂悯与智慧之容。
永佑殿东墙上,一幅《白度母》唐卡,长110厘米,宽78厘米,是尊像唐卡中富有性情的一幅。白度母被藏族人民深深爱戴,是人们度苦克难所祈助的仙女。这幅白度母不仅慈悲貌美,着装华丽,身姿优雅,最为动人之处是佛母脂玉般肌肤所衬托的那张圆润面相,黛眉垂目,润口朱唇间透出一种脉脉含情的笑意,静穆中带着一丝柔媚。这种带有世俗情感寄托的尊像,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让信徒们对于这位生有七眼的佛母能带给众生安乐吉祥更是深信不疑。

(二)本生故事

本生故事是依据佛经所载,释迦牟尼佛生前即过去本生中,作为菩萨修行时的种种事迹所传写的故

雍和宫骑犼观音
骑犼观音
事。
雍和宫永康阁内挂有一套二十一幅《释迦源流》唐卡,也称《如意宝树本生记》。唐卡长176厘米,宽130厘米,均去轴镶挂在楠木框中。这套唐卡是西藏贡呈的古物之一。似长卷铺开的二十一幅唐卡,释迦牟尼端端正正地画在每幅画面的中央,以说法印、禅定印、施愿印、触地印四种手印各做表现。释迦牟尼肌肤金红色,手、足心为珊瑚红色,着朱砂红色绘满亮金图案的袈裟。突出了佛的庄严。其头光和背光为深绿色,莲座以墨绿和翠绿套染,以金线勾勒,透出莲座的安稳与坚固。殿宇楼阁隐现在浮游的云团之间,人物身着彩袍绣裙仪态万千。生动描绘了《神猴救人》、《九色鹿》、《水牛王忍猕猴辱》、《猴王》、《舍身饲虎》-------等三十四段佛本生故事。表达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三)佛传故事

佛传故事是描述释迦牟尼一生教化生涯的事迹图画。雍和宫唐卡中表现佛传故事内容的并不多,永康阁北墙面南正中的一幅,即《如意宝树本生记》唐卡中的第11幅,描绘的就是佛传故事。称为八相成道或十二相成道:即从兜率天降、入胎、诞生、学书习定、婚配赛艺、离俗出家、苦行、誓得大菩提、降魔成佛、转法轮、度化其母从天降临、示涅槃。主尊释迦佛造型坚实优雅,细眉广目,启目垂神,鼻端唇锁,密意从容,充满智慧与慈悲的美感,佛传故事围绕着这尊瑞相佛陀从画幅左侧上方向下徐徐展开。

(四)经变图

经变图是依据佛经所载各种故事及佛国净土的形象绘制成的图画。如:“阿弥陀佛净土变”即阿弥陀佛所居西方佛国,是佛教徒理想中的极乐世界。
雅玛达嘎楼上供奉的《极乐世界》唐卡却另有画风。画幅长89厘米、宽64厘米。其构图繁复严满、色彩艳丽辉煌、场面开远豪华、人物鲜活众多、笔法工细、造物生动令人刮目赞叹。在不足平米的画幅中,除去主尊阿弥陀佛所占全图的三分之一外,在那有限的空间内共安排下天地两界,亭台楼阁五处,宝池三座,奇花异树数十种,行乐其间的各种人物有一百九十人之多,且每一细小局部都做精心描画,这是一幅妙笔生花的绝佳作品,是雍和宫唐卡收藏中宫廷唐卡的代表作之一。

(五)曼陀罗

曼陀罗是梵语的音译,也译作坛城,又有“圆轮”“发生”“坚固”“聚集”等多种释义,代表聚集十方三世诸圣于一处,象征大彻大悟之境地,唯藏传佛教修行密法时所供奉。曼陀罗起源于印度,最初是指作法时所修的圆形或方型土坛,后演变发展又以图代之,因此绘制的曼陀罗中央都呈圆形和方型。
宫藏《上乐金刚曼陀罗》唐卡长120厘米、宽80厘米。主尊上乐金刚也称胜乐金刚是密修本尊之一。为双身三面九目十二臂,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余臂各持法器,双足踏魔居于内坛城中心,有五圈八瓣轮辐框中绘出多尊上乐金刚的从神。圆圈外,四方型金刚城即上乐金刚的宫殿,殿内以对角线划出红、黄、白、绿四色,表东、南、西、北四方,殿墙上饰吉祥幡幢。方城之外是多层图案化的大圆圈,表示坚固不摧的莲花墙、金刚墙、火焰墙、及八大寒林。坛城外,天界聚满诸佛、菩萨和祖师。地界绘出骑坐宝乘的众护法神。整幅画面气势开阔,给人清透飞动的感觉。

(六)供养图及其它
宫藏唐卡中还有许多以上师供养为内容的唐卡,其绘画形式在构图上多有变化,这类唐卡在设色上表现出格外的清纯

雍和宫四臂观音
四臂观音
沉静,描画也更显简约柔和。
上师供养唐卡,又名《上师供养资粮田》或直称《上师供》。长63.5厘米,宽50厘米。构图样式独特,一棵大树从碧水中长出,右有虚弥圣境,左有八宝圣物,水中仙圣奉宝,岸边僧众唪经。开满花朵的大树间,分十二层就座了佛门所有神祗,他们代表着显密两宗的修行次弟。树冠顶处即是主尊宗喀巴大师的瑞容宝像。其身后蓝色空际中有阿弥陀佛净土和弥勒圣境示现。向心聚坐的众僧师代表了大乘佛教各教派的传承祖师。左侧是以龙树菩萨为始祖的甚深派传承。右侧是以弥勒为初祖的广大行派的传承。,顶上为尊持大乖戒法的开许传承。画幅以丰碑的形式圣赞了这位藏传佛教改革者的功绩。
另外,以表达佛教人生观为主题的唐卡种类中,还有象《六道轮回图》《轮回图》等样式。这类唐卡的构图极为奇特怪异,即有恐怖地狱世界的展示又有引发人们对虚幻极乐世界的向往。
雍和宫东配殿,一幅《轮回图》。画幅长64厘米,宽44厘米。画面上方绘智慧三尊(文殊菩萨四臂观音、金刚手菩萨)代表智慧,取救度苦难和护持平安吉祥之意。中央绘各种供奉宝物,下方绘明王怀抱带有火焰的大轮。大轮外圈画十二生肖,内圈画九宫八卦图。画幅两侧绘“十相自在图”和“九宫图”,两长方条框中画出的象形图案代表了压邪的各种手印。这种《轮回图》被僧人视为避邪的压胜之物,成为能给信徒们带来吉祥的圣物而受到的奉护。
尽管雍和宫唐卡仅有二百多年的绘画收藏历史,比起浩瀚的藏传佛教艺术的渊源,只是沧海一粟,但是雍和宫唐卡在表现形式与艺术种类等方面都较好地体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一斑形貌。

仪轨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出家必须受戒,佛教的传戒,是指设立戒坛并为出家的僧众或在家的居士传授戒法,藏传佛教的受戒仪式与汉传

雍和宫
雍和宫
佛教有所不同,就是在皈一佛、法、僧三宝之上,还需皈一上师,藏传佛教僧人常说:“无喇嘛上师何以近佛”,说明皈一上师的重要。

藏传佛教受戒是非常严肃隆重的法事,在寺院内要举行受戒仪式。受戒之目的为了个人开悟、僧团一心、号召众信、佛法久住,使信众悟道积善、深入修行而制定的。佛灭度前曾经告诫弟子要“以戒为师”。从戒和律的内容来看,“戒”是止持,禁止恶业;“律”是作持,修善利他;受戒是人佛门必须进行的事项。皈一上师以“三宝”的慈悲和智慧,引导修行者达到开悟的境界。如今,雍和宫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开始,要为受戒僧人举行为期三天的受戒仪式,分为沙弥戒和比丘戒(即:俱足戒)沙弥戒藏语称“格崖”,是求寂、行善之意,包括十种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歌舞、不恋念、不坐高床华榻、不非时食、不收取金银。每个僧人都将从这里开始经受戒律的考验。而比丘戒有253条。在受戒仪式上,僧人要向受戒经师行礼、敬献哈达和曼达。 《大乘义章》日:“防禁故名为戒,洁净故名为斋。”即要求受戒的僧人,按照佛教的戒律行事,去除心中的杂念,一心皈依佛门。在受戒的日子里,雍和宫受戒僧人要持“过午不食戒”。即不用晚膳,受过沙弥戒的僧人,到一定的年龄方能受比丘戒。传授戒律不仅在于对律条的认识与遵守,而且通过受戒仪式成为身份的取得。受戒时,如入海采宝,无数方便乃得。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受戒后的僧人就必须遵守戒律,并且要深入学习教理,进入更高的阶段,即要由上师进行灌顶仪式。“灌顶”即是授权。修行者接受灌顶之后,即可获得听、闻、读、诵、学修一切密法的权利,因为这是密乘佛法之灌顶。这就为一切修学佛法者得到正法打开方便之门。藏传佛教初级灌顶称“瓶灌”,包括宝瓶、宝冠、金刚杵、铃、名灌顶。意为通过灌顶,分别使五方佛现起,使弟子的五毒受到调伏。雍和宫在1998年和2001年金秋时节,举行了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灌顶法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面供制做编辑本段回目录

面供,即以面捏成的各种形状的供品。

在清代,雍和宫僧人的“内课”职务,除诵经等活动外,还兼任为皇宫内各佛殿制做供品,即以莜面做成供器

雍和宫
雍和宫
或鲜果的模型。供器模型以做成灵芝、茯苓,或高山状为多。供器模型制成后,一供奉佛、菩萨以面本色为主,供奉护法等则要染成枣红色。鲜果模型以做成苹果石榴佛手香蕉等为多。外形做好后,还要着以各种颜色,以追求逼真的鲜果效果。因为鲜果、糕点放的时间一长就会腐烂或长虫,故以面供制作成各种果品形状,置于佛前,是必不可少的。

为学会制做各种面供,雍和宫专门派僧人学习此项技术,然后才能到皇宫去制做。在各种面制供品中,做成茯苓形状的叫巴苓供,此为清代皇宫佛堂的主要供器。在农历每年正月初一日,皇宫中正殿前殿供大巴苓一座。每月初一和十五日,供巴苓15盘。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慈宁宫狮象佛母前供大巴苓一座。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则在一些斋室供插箭大巴苓三盘。

清代雍和宫僧人在为皇宫各佛殿做面供的同时,也要为雍和宫各殿堂制做各种面供,这种规制一直沿袭至今。如今,雍和宫僧人做的面供以山形、塔形为多,和面的同时还要加上白糖红糖蜂蜜黄油糌粑等。做好面供后,要一一置于铜盘内供于佛像前。雍和宫在每年的佛教节庆日前,都要由僧人做许多面供。这种属于藏传佛教“五明”学科之内的面供制做,在雍和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改庙机缘 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天王殿前矗立着一块碑文,即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碑中写道:“念斯地为皇考藩潜所御,攸跻攸宁几三十年,神爽凭依,倘眷顾是……规制略备……深惟龙池肇迹之区,既非我子孙析圭列邸者所当亵处,若旷而置之,日久萧寞,更不足以宏衍庆泽,垂焘于无疆。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临御燕

雍和宫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
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这是乾隆皇帝写下来留给后人看的,它部分告诉我们,像这样一座由雍正居住近三十年的“龙池肇迹之区”,子孙后代是无人能住,也不该住、不敢住的。但是,如若长久闲置,必然显得荒凉,更不足以“宏衍庆泽”。作为后生,必然要用一种最完美、最恰当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最终选择了将它改为一座皇家寺院,而且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这样,“香幢宝纲,夕呗晨钟”可以萦绕其中,“予小子瞻仰之余,间一留止,缅忆过庭,怵惕兴慕”。这可以算作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原因之一。

从雍和宫改庙后乾隆皇帝在雍和宫的良苦用心来看,这段文字显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乾隆时期,仅仅是一座喇嘛庙,它却发挥着即使是千军万马也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一座寺院何以能如此?

其实,早在康熙、甚至更早的时期,清朝的创始人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就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关系。康熙时期,为防止蒙古准噶尔部东犯,当时清朝派驻长城古北口总兵蔡元曾上奏康熙皇帝请求修理倒塌了的万里长城,以抵挡大漠以北的强大的蒙古族入侵,康熙大帝曾做过这样一首诗:“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重要性认识的最精辟、最典范的概括。只是乾隆皇帝将这一切进行得有声有色、将这一切做得人情入理。

三世章嘉·若比多吉——乾隆皇帝相伴相读十余载的好友、乾隆皇帝佛学造诣方面的导师、乾隆皇帝治理蒙、藏事务中的得力助手。关于雍和宫改庙,乾隆皇帝曾经和他有过如下交谈:“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经院,若修建闻修显密教言等一切学科之经院,对佛教之弘传大有利益……皇祖及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康熙皇帝与前辈章嘉活佛虽然在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建立了讲修显密的扎仓,但在京并未建立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京城宫中创建寺院,内设闻思显密学识的若干扎仓,定会使佛教兴盛。”

乾隆皇帝真的是为了在此弘扬佛法?也有说法,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同窗好友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其实,不管是怀念先祖,抑或是为弘扬佛法,这都是乾隆皇帝的一家之说,哪种说法也都合情合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以及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作为一代帝王的乾隆皇帝,面对复杂的蒙古、西藏问题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一定还有着他更为直接和重要的目的。我们不妨走进清朝建国以来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之间漫长而密切的交往历史。

西藏,古称唐古忒,又称土伯特,隋唐时称吐蕃。强大的吐蕃王朝有盛有衰并最终纳入中国版图。而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宗教自传人起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教派林立、各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局面,直至西藏被纳人中央政权之下,中央政权更迭的每一时期都和藏传佛教其中一个教派有着密切的往来。

清朝人主中原之时,正值藏传佛教五大派之一的格鲁派崛起。

17世纪中叶,格鲁派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为了取得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支持朝见清顺治皇帝,成为清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雍和宫
雍和宫
顺治十年(1653),第五世达赖喇嘛经青海、甘肃、宁夏到北京,顺治皇帝设宴迎接。此行,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开创了历辈达赖喇嘛必须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先河。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在清代崇尚喇嘛教的做法从此便辈辈相传。事实上,扶持喇嘛教便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管理广大的蒙古和西藏地方的基本国策。

藏传佛教格鲁派之所以能在关键时期崛起,四世班禅大师罗桑却吉坚赞起了很大作用。他是四、五两辈达赖喇嘛的师傅,在广大信教的蒙古和西藏群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存在犹如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在世。格鲁派之崛起与他的长远计议密不可分。四世班禅大师于康熙元年圆寂,1713年,康熙皇帝封第五世班禅大师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开创了历代班禅大师亦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历史。

康熙朝前期,遇到的最大心患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个“藩王”重新扯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即“三藩之乱”),使刚刚强盛起来的清王朝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吴三桂的势力一度扩大到与清朝分庭抗礼,清朝军队与其相持数年之久。当时,康熙叮嘱第五世达赖喇嘛:“大兵分路进讨,若吴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虽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达赖喇嘛并没有直接发挥过作用,但达赖喇嘛所属的一方土地康熙皇帝是放心的,这对处在长达数年之久的平叛紧张关头的康熙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由此可见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已相当密切和牢固。

康熙时期遇到的另一重大边疆问题是蒙古准噶尔部屡屡进犯。

准噶尔是新疆厄鲁特蒙古中一支强大的蒙古族势力,康熙朝初期,噶尔丹夺取准噶尔部汗权,势力不断扩大,他一方面向清朝中央政府臣服请安,一方面又暗中与沙俄及西藏某些僧俗上层勾结,四处抢掠。

康熙五十五年(1716),准噶尔部发动叛乱,出兵六千由新疆发兵西藏,兵临拉萨城下。1717年,西藏地方行政首领拉藏汗被杀。准噶尔军队进入拉萨之后,抢劫财物、杀戮僧俗、摧毁寺庙、无恶不作,造成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为了安定西藏地方,康熙皇帝先后两次派军剿除准噶尔军,第一次清军全军覆没。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任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三军,坐阵西宁;派大将延信率军与西藏各部积极配合进剿准噶尔军队。在西藏地方广大僧俗积极配合、支持下,清朝军队收复了已被准噶尔占领的拉萨,准噶尔军溃败,其首领策旺阿拉布坦仓皇逃回新疆伊犁旧地。康熙皇帝随即派大军护送从青海选定的十三岁灵童格桑嘉措至西藏,1720年,灵童在拉萨坐床,这就是在西藏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第七世达赖喇嘛。

为了稳定西藏地方局势,清朝政府废除了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来在西藏实行了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第司(执政首领)总揽西藏地方政权的制度,建立噶伦制,任命配合清军在剿除准噶尔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康济鼐·索南杰布为首席噶伦。

其他三名噶伦分别是贝子阿尔布巴·多吉杰布、辅国公隆布鼐·扎西杰布、僧官扎尔鼐-罗追杰布,命四人联合执政。

18世纪初期,西藏噶伦内乱。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为首的三噶伦杀害了首席噶伦康济鼐。西藏政局又一次陷入危机。实际上,噶伦之间的矛盾早在噶伦制度建立初期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三人中,康济鼐及其支持者颇罗鼐来自阿里和后藏地区;阿尔布巴和隆布鼐来自工布和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两派在维护地区集团利益上存在着很深的矛盾。1727年,矛盾终于爆发。阿尔布巴联合隆布鼐和扎尔鼐,设计杀害了康济鼐。此时,远在阿里的颇罗鼐闻讯后,义愤填膺,他向清朝雍正皇帝禀报西藏局势,同时起兵阿里,在清朝大军赶到拉萨之前平息了这场内乱,稳住了西藏局势。噶伦内乱被平息后,清朝任命颇罗鼐为总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噶伦,封为贝子。后被清朝政府封为郡王。此后,郡王制度在西藏延续了近二十年。

乾隆朝初期,西藏正处在颇罗鼐时期,这一阶段,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政通人和的繁荣景象。西藏这一阶段的稳定,给刚刚走上政坛的乾隆皇帝以足够的审视西藏局势的时间,同时,他也在寻找着治理蒙藏地区的最切合实际的政策。

颇罗鼐死后,其子朱尔默特·那木扎勒继承郡王职位。

此人飞扬跋扈、倒行逆施,一直暗中与觊觎西藏地方的准噶尔军勾结,图谋叛乱。清朝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见机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杀死,二人同时被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手下所杀。驻藏大臣被杀激怒了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也为他进一步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乾隆十五年(1750),清军三千人人藏,平定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之后,清朝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授命驻藏大臣协助第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建立噶厦政府,设四名噶伦(三俗一僧)联合执政,尤其强

调,噶伦等重要官员的人选必须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直到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处在噶厦政府管理之下,这就是在西藏历史上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噶伦制度的起源。

纵观18世纪西藏历史,可谓风云变幻。从准噶尔进犯到噶伦内乱,再到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的被平息,西藏地方

雍和宫
雍和宫
一直处在风雨激荡之中。也正是在这一漫长的平息战乱的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一步步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使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尤其是康熙皇帝两次用兵西藏、雍正时期西藏地方政权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被平息,西藏社会内部渐渐趋于稳定,但是,真正从各个方面最终对西藏实现完备管理的,则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即清朝乾隆皇帝时期。

雍和宫正是顺应了这一大的历史趋势实现了它从帝王行宫到皇家第一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性转机。雍和宫改庙之时(1745年),西藏正处在颇罗鼐管理时期,也是此前西藏历史上最为安定的时期。熟读先辈统治历史的乾隆皇帝时刻牢记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训,利用藏传佛教是他坐阵京师统领蒙藏地区最有效的方法。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更成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范例。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奉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乾隆皇帝之所以将先父的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为了巩固大一统江山的重要决策。

历史作用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在“金瓶掣签”制度中的历史作用 

雍和宫西藏班禅
西藏班禅

将金瓶置于雍和宫并在此掣定内地各大转世活佛的人选,足以证明雍和宫在维护民族团结,加强蒙藏地区与清中央政府关系中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下列档案材料详细记录了蒙古三音诺彦部活佛转世在雍和宫的掣签情况:

“三音诺彦部落署盟长扎萨克多罗郡王库鲁固木札布呈报:查光绪三十年二月间,本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棍布扎布圆寂时,呈报大部并饬该商卓特巴,访寻该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在案。今据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车伯克多尔济呈称:访得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系本徒黑人索诺木多尔济之子,津巴车林,现年三岁。黑人塔尔济雅之子,巴札尔,现年三岁。此二子均异常颖悟,笃嗜黄教,气象尤属清洁,识认前辈呼图克图旧用金铃等物。该徒众等心悦诚服,均愿将津巴车林巴札尔等人于金本巴瓶内签掣。该商卓特巴车伯克多尔济出具印结等因,呈报大部照案转奏,为此呈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签掣三音诺彦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

掣出 沙毕索诺木多尔济之子津巴车林 现年四岁 沙毕塔尔济雅之子巴札尔 现年四岁

“员外郎存瑞、笔贴式桂樟谨奏为掣定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之呼弼勒罕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窃据三音诺彦部落署盟长扎萨克多罗郡王库噜固木札布呈报:本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棍布扎布圆寂。后经伊徒众寻访得沙毕索诺木多尔济之子津巴车林、沙毕塔尔济雅之子巴札尔均现年四岁,此二子于该呼图克图旧用金铃等件,均能识认,似本师之呼弼勒罕,恳乞由部入瓶签掣等因。呈报前来。臣等查转世呼图克图诺们汗及各项喇嘛等圆寂后,经伊等徒众访出幼子,应为呼弼勒罕者照例呈报理藩部。理藩部堂官会同掌管京城喇嘛印务之呼图克图喇嘛等,缮写名签人于雍和宫供奉之金本巴瓶内公同掣定,作为各呼弼勒罕等因,奏经办理在案。今据三音诺彦部落署盟长扎萨克多罗郡王库噜固木札布呈报:该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棍布扎布圆寂后,经伊徒众寻访得沙毕索诺木多尔济之子津巴车林、沙毕塔尔济雅之子巴札尔,均现年四岁,恳乞人瓶掣定等情。臣等核舆例案相答,谨将该二子缮写名签,臣思前期会同护印札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封人于雍和宫所供之金本巴瓶内。札饬该札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等讽经三日,臣堃于第三日会同护印札萨克喇嘛乌尔吉巴雅尔将索诺木多尔济之子津巴车林掣出,即请作为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棍布扎布之呼弼勒罕。理全恭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雍和宫设置金奔巴瓶之后,据不完全统计,掣签认定了蒙古、青海等地十几位著名活佛的转世灵童。

青海地区佑宁寺、塔尔寺等著名寺院经雍和宫金瓶掣签确认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有:

1.五世章嘉·洛桑图丹达吉(1847—1874)

雍和宫西藏
西藏

道光三十年(1850),由西宁办事大臣哈勒吉那呈报幼童,经雍和宫金瓶掣签,从三名中确定一名,同治元年(1862)来京,安禅嵩祝寺。

2.六世章嘉·洛桑丹增坚赞(1875—1888)

光绪七年(1881),由西宁钦差大臣及三世章嘉的弟子选出幼童,呈报清廷,经雍和宫金瓶掣签认定。

3.五世阿嘉·耶喜格桑克珠嘉措(1817—1869)

道光元年(1821)掣出。1827年进京供职,1833年奉旨人藏考察经典,受赐“阿嘉呼图克图禅师”银印一方,1836年回京复命,任扎萨克达喇嘛。

4.六世阿嘉·洛桑丹白旺秋索南嘉措(1869—1909)

光绪五年(1879)掣定。1888年进京供职,任副扎萨克达喇嘛,1894年为慈禧太后祝寿诵经,钦赐黄蟒袍、黑底绣花蟒袍等,接扎萨克达喇嘛。

5.七世阿嘉·洛桑隆多久迈丹贝坚赞(1910一1948)

民国五年(1916),由民国政府蒙藏院副总裁到雍和宫拈礼,会同京师喇嘛印务处副扎萨克达喇嘛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925年到北京供职,曾任北平喇嘛寺庙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海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等职。

6.七世敏珠尔·多杰扎布(1905—1937)

1909雍和宫掣签认定,1913年民国政府加封“广慈弘教净照禅师”名号。1925年到京供职,1932年作为青海各大活佛代表到南京筹建青海七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担任处长。

7.十世东科尔呼图克图·噶居嘉措,1893年在雍和宫掣定。

由此可见,雍和宫在清代,为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清王朝同西藏、蒙古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过重大贡献。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传佛教各大活佛的转世,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历经二百多年的雍和宫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现今状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南北长近400米,占地约6.6万平方米,具有将汉、满、蒙、藏等多种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整个寺庙可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牌楼院昭泰门天王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等建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法轮殿内的五百罗汉山,五百罗汉由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制成,布满了山间的每一个地方,整个雕塑犹如仙境一般,是雍和宫的"三绝"之一。万佛阁供奉的木雕巨佛"迈达拉佛"高18米,加上埋在地下的8米,共有26米高。也是雍和宫"三绝"之一。雍和宫还保存有其它大量的佛教文物和资料、图片。

雍和宫
雍和宫
雍和宫有藏传佛教博物馆之称,达赖班禅都曾来这里讲经传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是座历史悠久的世界闻名的古城,以故宫为中心分布着构成古都风貌的大量历代古迹。雍和宫就是这众多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重要文物古迹之一。不幸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些古迹屡遭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的掠夺与破坏。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雍和宫已是殿堂残破、蒿草丛生、垃圾堆积、满目荒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法规和政策。1957年10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包括雍和宫在内的北京市第一批39个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国务院颁发了《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以及198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有力地推动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展开。1961年3月,雍和宫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和平解放,百废待兴。在国家财政极为有限的情况下,1950年7月,由国家财政拨款4亿元(旧币)全面整修雍和宫。北京市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这项修缮,专门成立了由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市民政局、市房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工作组,对修缮工程实施监理。两年后修缮工程告竣,1954年春节免费对社会开放三天。这次维修使雍和宫金碧辉煌的面貌迎接了党和国家第一代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以及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西藏活佛莅临。

国家关怀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有史以来最大一次修缮工程始于1979年3月,历史16年,投资上千万。其间本着“边修缮,边开放”的原则,于1981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对外正式开放。

雍和宫
雍和宫
二十世纪50年代,围绕着解决西藏问题,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视察雍和宫。1952年5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到雍和宫视察工作并进行调研。周总理认真参观了每一座殿堂,并与陪同参观的德木奇(僧职,即管家),进行交谈,详细了解僧侣的教习、生活情况。在御碑亭中周总理特别认真地阅读了乾隆御文《喇嘛说》,逐字逐句,从头到尾全部看完。阅后总理对德木奇说:“乾隆皇帝的文章写得很好,对于喇嘛教很有研究,他很聪明。”离开寺院时,周总理对德木奇指示道:“雍和宫建筑相当规格,布局完整,气魄很大,佛像造形也很美观,喇嘛们一定要特别保护好雍和宫。最近国家也考虑要拨款重修雍和宫。”周总理视察后的第4个月,国家即拨款开始了修缮工程。

1954年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于9月在北京召开。为了使会议成为圆满的、民族团结的盛会,各种接待筹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接待好从西藏远道而来的活佛,4、5两个月中,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相继来到雍和宫进行视察。

1954年4月17日1l时45分,毛泽东主席在10余位工作人员的陪伴下,乘车来到雍和宫。主席的车队从牌楼院往北沿辇道缓缓行进,停在昭泰门前。毛主席下车后,顺着雍和宫中路依次仔细参观子雍和门(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在法轮殿院和雍和宫殿院,毛主席还参观了东、西配殿和密宗殿二层殿堂。在法轮殿内,当主席看到殿内喇嘛正为筹备“时轮金刚法会”而制做“坛城”时,饶有兴致地认真观看并与格斯贵(僧职)索那木扎木苏亲切交谈起来。毛主席询问了寺院内僧侣的数量及生活情况,赞扬喇嘛制做“坛城”的高超技术,称赞格斯贵“汉语讲得很好”,并勉励年轻的格斯贵喇嘛“要更多地、更好地学习”。

一周后,4月25日10时整,刘少奇副主席来到雍和宫进行视察。寺院喇嘛那音台带领刘副主席参观了寺院中所有的殿堂。一个半小时的参观过程中,刘副主席仔细了解了佛教的历史及发展过程;雍和宫的历史沿革;佛像、佛画的艺术特点及寺院僧侣的生活、学习、修行的情况。

5月8日,朱德总司令来到雍和宫进行了视察。喇嘛韩瑞泉介绍了雍和宫情况后,朱总司令认真参观了每座殿堂,边看边了解僧侣们的生活状况。视察中,朱老总两次问及寺院的经济来源和喇嘛依靠什么维持生活?离寺时,朱总司令对韩喇嘛讲:解放前,我曾在五台山住过,对于喇嘛教的情况比较熟悉。五台山的寺院不如雍和宫气派大,雍和宫建筑宏伟大方,布局规格,佛像造形很好。你们一定要管理好、保护好雍和宫。

4个月后,雍和宫被中央人民政府定为西藏活佛在京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北京首当其冲,“造反”风暴席卷全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1966年5月29日,某校附中的几十名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至7月下旬,北京市许多中学相继建立起“红卫兵”组

雍和宫万福阁
万福阁
织。8月20日,北京某中“红卫兵”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宣言书”,倡议破除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内容的“四旧”,树立“四新”。全市各学校“红卫兵”纷纷起来响应,一时间,各“红卫兵”组织的“通令”、“勒令”满天飞,北京即刻陷入“打”、“砸”之中。22日,北京某中学等部分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在雍和宫大门外贴出对联,主要意思是让和尚、喇嘛都“滚蛋”。23日,这群“红卫兵”闯入雍和宫内,要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要对雍和宫采取“革命行动”将其砸烂。留守的喇嘛出来劝阻,双方由对峙发展成僵持。危急之下,此情况迅速报告到国务院。周总理得知后,立即作出指示:一定要教育、说服“红卫兵”,要求学生们做到不仅不能破坏雍和宫,还要严加保护雍和宫。同时,派副外长韩念龙同志到雍和宫作劝解工作。

韩念龙同志到雍和宫后,与学生们交谈,面对面地进行劝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韩副外长首先“肯定”了“红卫兵”的“造反精神”,随后话锋一转:雍和宫虽是宗教寺院,但更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必须将它保护好。由于某中学地处国子监附近,学生们平时也受到些保护文物古迹的教育,因而接受了劝说。他们对雍和宫未采取砸烂行动,只是为防“封建流毒”继续传播,将雍和宫殿堂中的佛像都贴上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字条,并把殿堂门窗贴上封条。此后大约一个月时间里,学生们轮流待在雍和宫,对“封建流毒”、“封建宗教”进行批判的同时,劝说别的“红卫兵”组织不要“打”、“砸”雍和宫。9月以后,“大串联”开始,破“四旧”、“砸烂”之势减弱,这批“红卫兵”才逐渐撤离雍和宫。

正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雍和宫这座富丽堂皇、绚丽多姿的藏传佛教艺术宫殿才幸免于难。

宗教政治作用编辑本段回目录

宗教信仰、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的窗口 
雍和宫在其2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反映出它具有宗教政治的两种作用。自乾隆九年雍和宫改为

雍和宫
雍和宫
寺院时起,雍和宫实质成为联系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权的纽带和桥梁。由于除西藏之外的活佛转世时的“金瓶掣签”仪式均在雍和宫举行,雍和宫实质又成为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中枢。新中国成立后,雍和宫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配合中央政府做好西藏各项工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历史上雍和宫兼具宗教与政治双重作用的成功经验,使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宗教政策落实时,首都的宗教场所对外开放首选为雍和宫。1979年北京市政府办公会决定:雍和宫作为宗教场所对外开放。经过两年的修缮与筹备,1981年2月5日雍和宫正式对外开放。

首先,雍和宫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传播宗教文化,净化人们心灵,美化环境和对外进行友好交流等综合性社会功能,是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窗口。

开放以来,雍和宫僧众按照藏传佛教仪轨晨钟暮鼓,诵经唪佛,恢复了每年全部法会活动。为满足法事活动人手的需要,20多年中雍和宫共招收学僧十多批,他们先进入佛学院学习三年佛教课程后,分配到各殿值守,接待四方信众。雍和宫恢复宗教活动的同时,遵照第十世班掸大师的生前教诲,把爱国爱教,施乐行善,作为佛教真谛发扬光大,把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积功德,慈悲救世的人间佛教精神,贯彻在日常的行动中。因此,20多年中,僧众们积极支援抗洪救灾,个人捐款捐物达到数十万元。寺院支援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捐办了数所希望学校。

其次,雍和宫是一座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具有宣传教育、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管理服务等多项功能。宗教是藏民族文化的核心,它将藏民族的历史、建筑、民族、艺术等融为一体,而且博大精深。开放以来,雍和宫利用馆藏文物先后举办了“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藏传佛教与雍和宫”、“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清代西藏贡品礼品展”、“清帝御用珍品展”等展览。这些展览通过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等展示出藏传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风格。目前长期展示的“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展览,是为纪念雍和宫改作寺院250周年而举办的。整个展览分为5个单元,着重介绍了藏传佛教各派系创立的历史及其宗教领袖,展示了藏传佛教的主要特色,并在显赫位置突出了雍和宫珍藏的掣签金瓶。通过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与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说明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展,则展示了从弘历(乾隆皇帝)诞生于雍和宫东书院开始,从小就受到藏传佛教熏陶。少年时与三世章嘉活佛一起就读。即位后,学习密法并接受灌顶,并在章嘉活佛策划下,拨国库巨资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同时组织大量人力翻译藏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晚年乾隆亲撰《喇嘛说》一文,刻于碑上,立于雍和宫中,表现了他对藏传佛教独特的见解和务实的管理政策及把宗教引导到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的意图。《喇嘛说》的成因 
公元1788年至1792年,清帝乾隆两次命清军进藏打击入侵后藏、抢掠札什伦布寺的廓尔喀(今尼泊尔)军,表达了清廷

雍和宫
雍和宫
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这场战争艰难曲折,最后在大将军福康安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也调查清楚,招致廓尔喀军入侵的原因,即活佛转世、私相指认、率出一族的利益冲突和驻藏大臣职责尚不完善,因种种原因,驻藏大臣不能依法行使对西藏宗教、外事、军队、边贸、经济管理所致。经过战争,藏地稍安。乾隆决心抓住这一转关错节的时机,加强清廷对西藏事务的管理,亲下御旨,嘱大将军福康安和驻藏大臣和琳,妥立藏内善后章程,计二十九条,并亲撰《喇嘛说》,刻石立碑于皇家寺庙——雍和宫,宣诏天下:活佛转世,金瓶掣签,永为定制。 《喇嘛说》是清代加强藏传佛教事务管理,“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重要文献,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雍和宫是北京著名十大旅游景点之一,目前北京及国外的多数旅行社已把雍和宫列为“必观景点”。正式对外开放20多年来,从1981年全年观众仅40万人次左右,增到2002。年的180万人次,增长约4.5倍。境外游客总数从1981年只占年游客总量的5%左右,增至2002年超过国内游客总数,达到占全年总人数的60%。

雍和宫游客不断
游客不断
和宫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直作为国际交流和国际宗教交流的窗口。20世纪50年代以来,雍和宫配合国家的外交工作,接待了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首脑、军界人士和宗教界友人等。1981年正式开放以后,外国游客更是与日俱增,2001年外国游客达到百万人次,突破了接待外国游客人次的历史记录。

1949年到1981年对外正式开放前,雍和宫接待的国际友人主要是亚、非、拉各国的共产党代表团、政府代表团和驻华使馆官员。1981年开放以后,据不完全统计,接待了66个国家的贵宾,他们中亚洲有21个国家,欧洲有22个国家,南北美洲有11个国家,非洲有10个国家,大洋洲有2个国家。另外还有一些国际组织,联合国及其部分机构,欧洲共同体,国际奥委会等。

20多年中所接待的国家元首主要有: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伊郎总统阿里·哈梅内伊、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塞浦路斯总统乔治·瓦西利乌、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匈牙利总统根茨、智利副总统艾尔文、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布什、韩国前总统全斗焕等。

所接待的政府首脑、议会议长、各部部长以及联合国官员、各驻华大使、各通讯社驻京记者等达近千人。

这样众多的贵宾参观雍和宫,在全国各宗教活动场所是首屈一指的。同时,通过雍和宫这个开放窗口,客人们看到的是我国真实的宗教信仰状况和人权状况。

雍和宫改寺院的250年后,1995年被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批正式登记注册为“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

连战携夫人参观北京雍和宫
连战携夫人参观北京雍和宫
一一家此专业博物馆,雍和宫从此又多了“保存和传播人类进步文明”的职能与作用。

博物馆注册后,除保持各殿堂原有陈列形式外,着重举办了两个长期展览,即: “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和“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展于宫内班禅楼。1984年将其一层开辟为专题展室,面积约330平方米,专题展名为“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展品有佛像、法物法器、服装、宗教用乐器及民族生活用品等,约490余件。1994年经过对“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再创作和修改,成为“藏传佛教与雍和宫”。1996年此展在北京市举办的“我喜爱的博物馆”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二等奖。

“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展于宫内戒台楼,是在“清帝御用珍品展”的基础上,重新装饰布展而成。1998年,用馆藏与乾隆皇帝有关的文物,展示乾隆皇帝在位60年,把“兴黄教”作为“安众蒙古”、“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事。同时,把其先父雍正帝行宫改成皇家喇嘛庙,以利于培养“尊国政、谙例律、知举止”、在京听命朝廷、赴藏妥善办事的喇嘛教人才。展览以图片、唐卡、佛像、法物法器、泥塑、朝服、火枪宝剑、金丝马鞍和掣定活佛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等组成,共陈列展品45件(套)。

2000年仲夏,正值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举国迎接第27届奥运会的大喜日子,阳光灿烂的澳国昆士兰州首府、美丽的旅游城市布里斯班也迎来了中国佛教文化展览的隆重开幕。

澳大利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文化上的宽容性,使得东西方文化在这块广垠的土地上发展延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昆州国立博物馆举办了澳洲历史上首次中国佛教文化展览。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展览中进行了展陈。雍和宫作为内地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和唯一以“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贯名的藏传佛教文化博物单位,以“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为陈列专题,应邀参加展览,并用其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特色及艺术魅力,赢得了澳洲观众的赞赏。

8月

雍和宫
雍和宫
9日阳光明媚,下午2:00中国佛教艺术展在中国传统的南派舞狮和鞭炮声中隆重开幕。由于举行佛教展在澳洲是首次,因此,展览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昆士兰州总督彼得·阿龙生伉俪为展览舞狮“点晴”,澳大利亚文化部长麦特?弗利先生、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文化参赞孙耕新女士等为展览揭幕。原定一个月的展出,应观众、博物馆的要求延长至两个月。展览始终吸引着华人、华侨及当地各界、各裔人士。布里斯班许多学校、幼儿园还把展览作为了解中国以及了解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课堂,专门组织学生前来观看。有位老华裔看过展览后非常激动,找到雍和宫的工作人员讲:我非常想念祖国,非常想念北京。这个展览太让人激动了,办得太好了。很为我们当地华人争光。两个月间,老人三次观展。并介绍不少澳洲朋友前往看展。

展览同样引起了澳大利亚新闻媒体的注意,当地几家电台、电视台,中、英文报纸都有多版面的报道,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介。当地最大的中文报纸《自立周报》发表署名文章,称赞展览“对促进中国和澳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提倡多元文化,鼓励少数族裔团体参与主流社会,都会有很大贡献。”

雍和宫的馆藏文物主要分为各种质地的佛像、唐卡字画、法物法器、棉丝织品服装、明清瓷器、木器家俱、民族生活用品、珠宝宝器等几大类,藏品总数达数万套(件)。

由于清时雍和宫有朝廷家庙性质,雍和宫藏品主要源于清宫廷赐予、蒙藏地区进京进贡以及清官造办处铸造的佛像、法器等。

对外开放的20年中,雍和宫对其所藏文物进行了较好的保护和管理。先后对明代青铜器“须弥山”,清代乾隆皇帝生母所绣唐卡“绿度母”,清乾隆皇帝的“洗三盆”以及活佛转世掣签所用的金奔巴瓶进行复制,换下真品进行妥善保护。1994年在雍和宫宫改寺250周年时,与中国藏学中心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同时出版了学术论文集。2000年,雍和宫与当代中国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藏传佛教著名古寺——雍和宫(一)》VCD光盘,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民族团结》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的盛赞。

之后,又合作出版了该光盘的续集。2001年雍和宫与北京华信中元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三维图像处理技术、多媒体技术、Intemet技术、虚拟现实等技术将雍和宫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在世人面前。VCD光盘的完成,标志着雍和宫经过古代、近代、现代进入了光盘时代,而随着“数字雍和宫”工程的完成,标志着这座古老的祖国文化遗产进入数字时代。

主要建筑编辑本段回目录

牌楼:位于雍和宫中路南端入口处,有牌楼三座,中央的牌楼为三间四柱九楼,题额为“寰海尊亲”和“群生仁寿”,雍和宫牌楼南为影壁。两侧牌楼为三间四柱七楼。楼柱原为金丝楠木修建,日本占领时期改为水泥柱。牌楼北为辇道,直通雍和宫正门昭泰门

昭泰门:为琉璃随墙门,面阔三间。门内有碑亭两座,以及钟鼓楼。东西为阿斯门,是清朝王府遗留的规制。鼓楼旁有熬制腊八粥的大铜锅,每年农历腊月均在此举行施粥仪式

天王殿:在昭泰门内,单檐歇山顶建筑。原为雍王府正门,后改为佛殿,内供弥勒佛、四大天王和韦陀。殿后院中有铜鼎、御碑亭、铜须弥山、嘛呢杆。

正殿:又称雍和宫,原为雍王府银安殿。为七间五进重檐歇山顶建筑,殿前有月台,殿内供奉三世佛:药师佛、如来佛和阿弥陀佛。东北角为观世音立像,西北角为弥勒佛立像,两侧为十八罗汉。殿外院落有东西配殿四座,又称“四学殿”,即讲经殿、密宗殿、数学殿、药师殿。

永佑殿:原为雍王府内门,规制同天王殿。殿内供奉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药师佛和狮吼佛。

法轮殿:原为雍王府寝殿,殿内布局同紫禁城坤宁宫和沈阳故宫清宁宫类似,即东半部为居住空间,西半部为萨满教佛堂。乾隆时期加以大幅改动,平面布局改为十字形,面阔七间,前后各出五间抱厦。殿顶按照藏传佛教传统设有五座小阁,象征须弥山的五峰。殿内正中莲花台上为藏传佛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铜像。宗喀巴像背后为木雕五百罗汉山,高近5米,长3.5米,厚30厘米,全部由紫檀木雕镂而成。五百罗汉山前有一金丝楠木雕成的木盆,传为乾隆帝的“洗三盆”。

万福阁:位于法轮殿之后,原为雍王府后罩楼。楼高三层,七间五进,重檐歇山顶,两旁是永康阁和延绥阁。三座楼阁之间有飞阁复道凌空连接,宛如仙宫楼阙,是唐朝至辽金时代佛教建筑的典型风格,也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飞阁复道的仅存实例。万福阁内有一尊高18米的弥勒佛站像,地下埋入8米,用整根白檀木雕成。

阿嘉仓:位于昭泰门外,辇道两侧,是历代活佛的佛仓(即住所)。西侧有佛仓三座,自南向北为洞阔尔呼图克图佛仓、萨木萨呼图克图佛仓和诺门罕呼图克图佛仓。东侧有佛仓一座,即阿嘉呼图克图佛仓。此外,在中路东侧还有佛仓三座,即土观呼图克图佛仓、济隆呼图克图佛和果蟒呼图克图佛仓。

佛教音乐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的佛教音乐 
佛教音乐,泛指在佛事活动中的宗教唱诵和器乐演奏,亦称法曲法乐等,因主要流行于佛教寺院中,又称

雍和宫法乐
法乐
寺院音乐。

佛曲随佛教传人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音乐,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

最早的佛教音乐,来自西域胡僧或天竺梵僧传授的梵呗。佛教音乐的宫廷化,当推南北朝梁武帝,他将佛曲定为“正乐”。隋朝视梁朝雅乐为华夏之声,使佛教音乐流行于朝廷及上层官吏之中。至唐朝,佛教音乐与宫廷音乐一决高低。以后,佛教音乐在各地寺院出现众多流派,在乐调曲牌、乐器形制、音乐风格等方面各具特色。而藏传佛教音乐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在汲取各民族文化养分的同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在藏传佛教“五明” (即五大类学问)之一的声明,即专门辟有经文唱诵音韵方面的学问。藏传佛教的许多经文是以赞体撰写的,读起来抑扬顿挫,厚重低沉。寺院是保留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历史的延续,文化的往来,使藏传佛教音乐更加充实完善。

雍和宫的佛教音乐分为诵经音乐和仪礼音乐(臧语称“道得尔”,俗称细乐)。诵经音乐,即为唱诵,为臧传佛教音乐;仪礼音乐则为纯器乐演奏,融合了汉传佛教音乐的艺术特色。

在清代,雍和宫主要是诵经音乐,体现于佛事活动中。所持乐器亦称法器,主要有:大铜号罡洞海螺柄鼓嘎巴拉鼓金刚铃等,这些多为藏传佛教持有的乐器,必须严格依循宗教规范进行。僧人集体诵经时,根据经义,在每念出一个小段落的时候,和着经声要有节奏地敲击鼓、铙、钹等乐器, 与大铜号那浑圆、深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令众生警悟,令觉者欢喜,令邪恶惊怖。雍和宫久负盛名的“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美喻的金刚驱魔神舞,即以这些乐器为主进行伴奏,具有浓郁的宗教气息和民族特色。自清以来,雍和宫中的乐器,主要是上述数种。至民国年间,若有人请僧人演奏笙、管、唢呐仪礼音乐的,则雍和宫内负责人必须向其它藏传佛教寺院代约,邀请精通此术的僧人演奏。后来,雍和宫中的少数僧人因生活所迫,也有学习仪礼音乐并应邀去演奏的。

如今,雍和宫的佛教音乐在政府及各方面的关怀支持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特色,使古老的佛教音乐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诵经所持乐器基本与过去相同,在跳金刚驱魔舞和重大佛事活动时,还要加上唢呐等乐器。

近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佛事活动的频繁,雍和宫又成立了仪礼乐队,专为重要佛事活动和迎来送往礼尚之需。仪礼

雍和宫
雍和宫
乐队由16位年轻僧人组成,其中,管2人,笛4人,笙4人,钹2人,云锣2人,鼓2人。每次奏乐,僧人依序分两排站立,乐谱为古老的工尺谱。在排练演奏时一般口授曲谱,读出字音,其旋律优美舒缓,形成悠、和、淡、静的气氛,带给人们的是平和与安详的心境。在乐队中,以管子作为乐队的骨干乐器,因为它最适合担任主旋律的演奏,笛子吹出的音色,使乐曲显得活泼明快,而笙吹出含有和声因素的音符,使乐曲更加丰满,云锣则强调骨干音,钹、鼓一拍一音配合全曲。每件乐器尽情发挥其音色的长处,演奏起来板眼分明,协调和谐,且有“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之感,带来的是一丝清凉,化解的是心中的热恼。从所持乐器、演奏的乐曲来看,雍和宫、拉卜楞寺、塔尔寺音乐及五台山黄庙音乐同属一个文化圈,充分体现了长期以来各民族在音乐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

两类音乐在一些重要佛事和迎送活动中要共同演奏。

自开放以来,雍和宫佛乐队在重大佛事活动和其它大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之增添了喜庆气氛,如近年恭迎第十一世班禅大师来雍和宫,北京云居寺佛祖舍利到雍和宫供奉,还有每年的正月初一清晨迎接第一批游客的到来,均由雍和宫佛乐队演奏。

近年来,雍和宫佛乐队还应邀参加佛教协会、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等地举行的重大佛事活动和迎送活动。2004年还随团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加拿大访问、演出。每次他们依法演奏,以乐结缘,吉祥妙音,回响四方,博得了各界一致的赞扬。 

建筑施工 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的建筑与陈设艺术,是清代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雍和宫的楼台殿阁,以及陈列于其中数以万计的珍贵艺术品,是我国劳动人民的辛勤血汗和聪明才智的结晶。

据大量的汉、藏史料载述,雍和宫改建庙宇工程的规划和施工,是由当时的驻京喇嘛印务处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三世章嘉·若毕多吉国师督办,清皇家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承建施工。

兴建庙宇工程施工实属“钦工”,故而工程的各项要求极为严格,庙宇内部的造像、挂画、陈设细部纹饰都需要按比

雍和宫典型建筑
典型建筑
例放大图纸,经主管大臣奏明朝廷后方可施工。例如,各殿的外檐、窗棂、门窗的装修式样,楼、台、殿、阁内部的空间划分、利用,及佛龛、石座的位置、造样,桌、案的尺度,供器的安放和选材,挂画的装裱、尺幅,匾额、联对的镌书,碑幢的石质、文体、雕凿、矗立、铜狮、铜鼎、的造型、铸冶,每种图纸均先画草图,逐步修改。

雍和宫兴建工程的砖石用料及内部陈设的各类材质,也系各地精选而来。

以赫赫有名的楠木用料而言,庙宇的施工选料,除所有的楼、殿、群房、堂门等建筑物的大部件中的梁柱、椽、斗拱、飞廊、转轮藏、藻井采用此料;花园行宫太和斋内的厅、室、轩、亭、舍、斋、舫内部的门、窗、屏、棂、隔扇、落地罩宫灯炕沿挂灯、家具、陈设也选楠木下料制作。

如质地细密坚固、不易风化的汉白玉和艾叶青石,来自房山的大石窝;各色金碧辉煌、鎏金溢彩的琉璃瓦件,来自北京琉璃河之皇家琉璃窑;每块长一尺五寸,宽七十五分,厚五寸的工程用尺七长方形条砖,来自临清的皇家砖窑;玉石料来自新疆天山南陆之密尔代山;冬珠出自关外黑龙江省松花江上;南珠产自南海之合浦;氆氇来自西藏;毡子产自内蒙古;而庙内各殿所使用的各式呢、羽、缎、纱、绸、绫、绢、锦、缂,则产自江南的扬州、苏州、杭州。在改建庙宇的施工期间,对于雍和宫喇嘛们兴办佛事的设施、器具、服饰、经卷等宗教用品,也是如期造办的。比如,久负盛名,“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美喻的“大愿祈祷法会”上跳布扎(今又称“金刚驱魔神舞”)仪轨,所穿戴使用面具头套、刺绣舞服、法器幡幢的制办,即为其中一项;且所用面料也为丝织物之上品,系选青海西宁府所产明黄缎下料。而这种明黄缎系清宫廷的御用品,每尺面料“值银三钱九分七厘”之高。

自乾隆八年(1743)雍和宫行宫改建庙宇工程施工的筹备策划开始,至乾隆十五年(1750)雍和宫万福阁工程的竣工,前后历时六年雍和宫改庙主体工程施工告以实成。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大批的工匠与夫役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艰苦的劳动;论及辛勤所得,一名技艺娴熟的专职工匠,每月的施工酬劳,只不过给“银一两、米八斗八升”,而工程吃紧时,临时外雇之民匠、夫役、仅“日给制钱一百四十文”。

陈设艺术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是座以殿宇为主体的古建筑群。从乾隆十五年(1750)官府绘制的《乾隆京师全图》中,可以看到这座历史久远格鲁派寺院鼎盛时期的全貌。

雍和宫建筑群的整体局势为长方形。内有楼阁殿宇、房屋、僧舍、亭台轩榭千余间。从布局和形式上看,可分为殿宇雍和宫、禅房佛仓、园林庭院三种类别。殿宇部,是礼佛弘法的道场,又是清代皇家岁时展礼、进香祭祀之处,可谓“金碧辉煌、规模宏丽”;园林部,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如同皇家御苑一般,可谓“清都之境,不老之庭”;禅房佛仓部,为格鲁派领袖及大德高僧的修持精舍,厅、堂、舍、屋,供藏有各类古佛舍利、商鼎珍玩,庭中舍前植栽翠柏、修竹、佛域菩提、藏地灵霄。

雍和宫中还陈设有大量的匾额、楹联与碑文石刻,是设计者将诗词、书法、镌刻、艺术成就融入建筑工程的杰作。其中大部分匾额,是对佛学般若哲理的宣扬和建筑、佛尊、绘画美的高度概括,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雍和门殿内的弘历亲书“现妙明心”额,所对应的联语为“法镜交光,大根成慧日;牟尼真净,十地起祥云”。这联语,音调铿锵,节奏优美,佛语叠出,禅意深远,对于殿宇的题额,内供的佛尊与陈设而言,起着烘云托月的作用。当然,有些匾额、联语、碑文,则是言志叙述怀的。如勒石立碑,采蒙古四种文体载述,乾隆御笔《喇嘛说》一文,全篇文章大小字体二千一百有余(大字为正文,小字为注解)均为楷体写就,给人以书法美的享受;同时,也反映了一代封建帝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雄才大略。

佛教文物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拥有众多极具特色的佛教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文物有∶

1.木雕「三绝」

指五百罗汉山、檀木大佛和楠木佛龛。「五百罗汉山」在法轮殿,整个山体由紫檀木雕刻而成,层峦叠嶂、阁塔错

雍和宫
雍和宫
落;五百个用金、银、铜、铁、锡铸制的罗汉置身其间;讲演佛法的、降龙伏虎的、乘鹤飞升的,或坐或卧,或醉或思,或笑或痴,造型逼真,神态各异,姿势生动,雕技精湛。可惜历经战乱,山上罗汉仅存四百四十九尊。

 檀木大佛就是万福阁的迈达拉佛。这尊巨佛是用一棵白檀树的主干雕成的,高二十六米,地上十八米(地下埋有八米),直径八米,全重约一百吨,是中国最大的独木雕像。其缘起是由于雍和宫坐落在柏林寺右,乾隆帝恐其影响「龙潜禁地」风水,准备在雍和宫北部空旷之地建高阁供一大佛,以作靠障,借助佛力保佑平安。一七五○年乾隆帝将治藏大权交七世达赖喇嘛。达赖为报答「浩荡皇恩」,用大量珠宝从尼泊尔换来这棵巨大的白檀树。由西藏经四川,历时三年之久运至雍和宫。之後,先搭盖一座「芦殿」雕刻大佛,然后再建万福阁。「迈达拉佛」是蒙古语,梵文音译「弥勒」,汉语意思是「当来下生佛」。《弥勒下生经》说他是释迦牟尼弟子,被释迦指定做接班人,先于释迦涅磐,升入兜率天,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即「未来佛」。这尊大佛体态雄伟,全身贴金,镶有各种珠宝。他身上披的大袍,连里带面就用去了五千四百黄缎

 楠木佛龛在万福阁东厢的照佛楼内,上下两层共十间楼房,楼里有一尊照佛(旃檀佛)。佛经说,释迦牟尼到兜率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讲《涅盘经》,佛弟子请求佛留下影像,画师画像时不便直视佛,只好请佛站在水边,照水中佛影画,所以叫「照佛」。佛像画好后,用旃檀木按佛的形象制作∶右手屈臂上伸,称「施无畏印」,表示佛能除众生苦;左手下垂,名「与愿印」,表示佛能满众生愿。后来,仿照此形象制作的佛像也叫「旃檀佛像」。照佛楼的照佛是仿木刻旃檀佛,用铜浇铸而成,很名贵,但供奉这尊照佛的楠木佛龛更为名贵;佛龛从地面直达楼顶,高约十几米。照佛背后有一火焰背光是楠木雕刻并涂以黄色,黄铜镜镶嵌在背光中,夕照时,佛像生辉,蔚为奇观。同时,利用透雕手法突出的九十九条立体金龙翻腾于云海之中,形态逼真。

2.铜铸须弥山

雍和宫大殿前的庭院里,椭圆形汉白玉石座上的石池中,有座高达一点五米的青铜「须弥山」。须弥山是梵文Sumeru的音译,意译为「妙高」。它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据说是世界的中心。佛经认为,世界的最底层是风轮,其上是水轮,再上是地轮。地轮之上有九山八海,须弥山就在这山海之间。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由旬」是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日月环绕须弥山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须弥山层层建立。须弥山腰有「犍陀罗山」,山外有铁围山所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还有四大部洲即∶东胜身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和北俱卢洲。这四大部洲就由四位天王护持。须弥山顶部为「帝释天」。帝释天下面有一圈星象图,是按古代天文观测的结果依次排列的。据说这些星座的分布和标记大体上符合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在佛教中,须弥山是世界最高的山,山顶的帝释天自然也就是世界最高的天,是天堂极乐之处。因为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佛祖释迦牟尼经常在此讲经说法。不少寺院石窟佛都坐在叫做「须弥座」的座位上,成为一种象征。

3.竖三世佛

雍和宫大殿原是雍亲王胤禛在府里升殿受贺的地方,叫「银安殿」。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后,银安殿成为正殿,便供奉三尊高两米的铜佛,两侧汉白玉石座上排列蒙麻披金的十八罗汉。这三尊铜佛都结跏趺坐。佛像背后是蛟龙背光。背光象征像的身光,成叶形屏风状,上雕刻蛟龙象征释迦牟尼诞生时九龙灌浴。这三尊铜像的中间为释迦牟尼佛,他是现在世的佛,结跏趺坐,右手放在右腿膝盖上,称「成道印」,表示他在大地上艰苦卓绝的修行唯有大地能够证明;左手向上放在左腿上是「禅定印」,表示他静坐思虑人生的无尽苦难。东边上首是燃灯佛,他是代表过去世的佛,佛经说他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释迦牟尼前世曾买五茎莲花供献燃灯佛,燃灯佛预言释迦牟尼九十一劫後之「此贤劫」(现在世)时成佛。燃灯佛结跏趺坐,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扣在一起,合成一个圆圈,表示修成正果。西边弥勒是代表未来的佛。他结跏趺坐。双手成「说法印」,表示他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三会龙华」,对天、人、地、众生说法。大殿供这三尊佛,表明从无限久远的过去,到无限遥远的未来,都是佛的世界;这是从时间上说佛教历史悠久、生命久长。由于时间从上古到今世到未来呈坚向,所以称「竖三世佛」。

4.六道轮回图

 

雍和宫
雍和宫
雍和宫万福阁东厢的照佛楼,原是乾隆生母供佛之处。那里陈列着两幅画像∶旃檀佛画像和「六道轮回图」。佛教是主张众生平等的,认为世世代代的人处于不停的车轮般的回旋之中,机会均等。人死了以后,来世有六种「出路」∶或为天神,或为人,或为阿修罗,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下地狱。《长阿含经》说,人在来世的归宿,主要看现世的表现,如积善德,下等种姓下世可成为上等种姓;如劣迹不堪,上等种姓下世也会成为下等种姓,甚至沦入地狱,这一切就是佛教所说的「轮回」。「六道轮回图」绘一个长爪三眼、形如黑熊的巨大怪物坐在地上,抱着一个大车轮形的圆圈。圆圈四周彩绘各种人物和奸、杀、抢劫、欺诈、偷、盗、吃、喝、嫖、赌等恶行劣迹。几股气流将圆轮分成六道。第一道内五色云端中宫阙巍峨,宛若仙境,第二道内市井社会,平民百姓,称「人道」;第三道内硝烟四起,有水、火、旱、涝,称「阿修罗道」;第四道内男女鬼怪,口内生烟,骨瘦如柴,正受严刑拷打,称「饿鬼道」;第五道内猪狗牛马、鱼介昆虫,称「畜生道」;第六道内刀山冰谷,火海炼狱,鬼怪在受煎熬,称「地狱道」。此图形象地儆戒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达到劝恶从善的目的。

雍和官是汉藏文化的瑰宝,1961年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雍和宫的佛仓

  
走进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过九顶牌楼,便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在甬道东侧红墙外,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寺内最大的佛仓。今年,在政府的关怀下,雍和宫这一佛仓经过一年多的修复圆满竣工。此佛仓现占地面积1755平方米,建筑面积827平方米。分为三排,共有住房19套,39间。我知道,在修复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记忆,原有的建筑材料能用的都用上了。来到这里,映入眼帘的是青砖灰瓦的外墙、枣红色的木窗、青砖地面,房屋垛子上的方形砖雕,外檐下的苏式彩画,其中,还保留了一段原有的彩画,虽然那接板、额枋上的纹饰已经模糊,但尚能感觉到历史的印痕。
佛仓,意为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的住所、行馆或府邸。在清代,蒙藏地区的大活佛来到北京,都有一处驻京的行馆。这行馆分为三种,一为“城内本寺佛仓”,即在京城内有其本人一座寺院。像地安门内的松祝寺,是章嘉活佛的本寺院佛仓。二为“城外本寺佛仓”,如德胜门外的后黑寺,是察汗达尔汗活佛的本寺院佛仓。三是“赐居佛仓”,即是其本人在京没有寺院,又因职务关系需长久居住,并且其职务还与雍和宫有关,则会在雍和宫院内或附近赏赐一所院落,雍和宫的佛仓当属这种。
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时任雍和宫住持的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向乾隆皇帝推荐了数位藏地的格鲁派活佛,参与雍和宫的宗教事务。于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及周边的一些院落赐给他们,从而形成了雍和宫的各个佛仓,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载:“寺内有阿嘉呼图克图仓,洞阔尔呼图克图仓。宫之东墙外东花园,有土观呼图克图仓。东板子门内,有诺门罕呼图克图仓。门前藏经馆,原名北大门,初为那木喀呼图克图仓,光绪三十四年改变喇嘛印务处。东有济隆呼图克图仓,为西藏喇嘛来京住锡之所,民国十八年设西藏驻平办事处,其后有果蟒呼图克图

雍和宫石狮子
石狮子
仓。”呼图克图系藏语“朱必古”的蒙古语音译,意为“化身”、“长寿者”,《大清会典》云:“喇嘛之最高者曰呼图克图”,清朝廷以此封号称呼蒙藏地区的大活佛。
在清代,雍和宫辇道西边红墙外为三个紧凑的院落;青砖、青瓦、木窗,第一个院落原是洞阔尔呼图克图仓,前后五排,计瓦房38间,内分为佛堂、卧室、客厅、厨房等。第二个院落原是萨木萨呼图克图仓,计瓦房10间。第三个院落原是诺门罕呼图克图仓,计瓦房25间。现多为民居,但还能看出当年的布局。而在辇道东原是阿嘉佛仓,由连房改建,原有瓦房66间,内有游廊,并以走廊相连,阿嘉佛仓是雍和宫各佛仓中规模最大的。以上四座佛仓均在雍和宫甬道两侧,俗称“内围子佛仓”。而在雍和宫原东书院及附近的四座佛仓俗称“外围子佛仓”。
说到阿嘉佛仓还要提到二世阿嘉喜饶桑布(1642—1707)他生于青海湟中李家山阿氏家族,是从西藏到塔尔寺传法的高僧楚臣回乃的转世,曾是塔尔寺第十六任法台,由此形成阿家活佛,后改称阿嘉活佛。1689年,他主持扩建塔尔寺大经堂。三世阿嘉洛桑丹贝坚赞(1708—1768),在乾隆十一年(1746)奉旨进京朝见,受封“述道伯勒格图诺门罕”称号。并留京供职,驻锡雍和宫,任副扎萨克达喇嘛。雍和宫阿嘉佛仓即在此时兴建。
在清代,这些佛仓的建立表明以上活佛与雍和宫的密切关系,也表明雍和宫的地位与影响。雍和宫的佛仓曾经成为清中央与藏、蒙地区大活佛联系的纽带。斗转星移,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常往来于阿嘉佛仓这幽静的院落。那时后面两排房居住着多位老僧人,有乌达木却、根敦、彭措阁等,像大巴、恩和白音等一直在此居住。乌达木却老人的僧舍不大,一进门是老人在花盆中种植的各种花草,长势茂盛。他曾在这里念诵了五遍法轮殿内的大藏经甘珠尔部,老人的心愿就是祈祷国泰民安。他及其他数位老年僧人曾多次将积攒下的钱进行施舍,乌达木却与根敦世寿都近百岁。
现在,阿嘉佛仓作为雍和宫内老年僧人的居所,整体配备上了中央空调、暖气、厨房、上下水、卫生间,房间内还配备了衣柜等家具。在这里他们将修习、生活、颐养天年。
雍和宫的佛仓以和谐、厚重的形式庄严着寺院。老年僧人的入住,既很好地保护了文物,又使雍和宫的历史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利用与续写。

匾额楹联碑刻的布阵 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的匾额楹联碑刻大多是清帝乾隆的御笔,既展现了这一代帝王政治家的气魄,又展现了他的文学才

雍和宫
雍和宫
华和佛学造诣,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瑰宝、佛学瑰宝、书法瑰宝。

现将雍和宫匾额、楹联、碑刻的布阵介绍如下:

雍和宫最南端有成品字形的三座牌楼。东牌楼之前匾为“慈隆宝叶”,后匾为“四衢净辟”;西牌楼之前匾为“福衍金沙”,后匾为“十地圆通”;宫之正中牌楼南向匾为“寰海尊亲”,北向匾为“群生仁寿”。这六块匾额均钤“乾隆御笔之宝”印。

自正中宝坊而内,经高树参天、绿草茵茵之绵长辇道,抵琉璃饰顶、红墙朱漆宫门,宫门楣上悬满、汉、藏、蒙四体字、九龙饰边的“昭泰门”匾。

过昭泰门,进宽敞的天王殿院,院内除钟鼓二楼外,有两八角碑亭,亭内各立一高三米巨碑,东侧亭内碑刻满、汉文,西侧亭内碑刻藏、蒙文字之乾隆御笔《雍和宫碑文》。雍和宫之天王殿名为雍和门,乾隆题写的“雍和门”匾高悬门,匾刻满、汉、藏、蒙四体文字,匾边镂空雕刻九条盘龙,十分壮观。雍和门殿内额曰:“现妙明心”,联为“法镜交光,六根成慧日;牟尼真净,十地起祥云。”皆系乾隆御笔,“现妙明心”匾上钤有“乾隆御笔之宝”印。

雍和门殿后,有一重檐碑亭,亭内立一高6.2米,每面宽1.45米方碑,碑刻满、汉、藏、蒙四体文字之碑文《喇嘛

雍和宫
雍和宫
说》。该碑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是清帝乾隆八十二岁高龄的力作,是确立“活佛转世,金瓶掣签”历史定制的重要文献。碑文后钤少见的“八徵耄念之宝”印和“自强不息”印。

雍和宫的大雄宝殿,名为“雍和宫”殿,门楣正中悬九龙镶边,书满、汉、藏、蒙四体文字之乾隆御笔之宝“雍和宫”匾。殿内悬挂两副御笔对联。一为,“接引群生,扬三千大化;圆通自在,住不二法门。”另一为,“法界示能仁,福资万有;净因臻广慧,妙证三摩。”另有一幅是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的补璧,联为“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

雍和宫殿后的永佑殿,是雍正皇帝在肇封贝勒时居住的地方,也是曾停放雍正梓宫之殿,故名永佑殿。殿外门楣上悬乾隆御笔“永佑殿”匾,亦为满、汉、藏、蒙四体文字写成。殿内联为,“般若慈源,觉海原无异抓水;菩提元路,德山相见别峰云”。

法轮殿是僧人诵经说法之所在。殿外门楣上悬乾隆御笔,满、汉、藏、蒙四体文字之“法轮殿”匾。殿内北门楣悬乾隆御笔匾“恒河筏喻”,南门楣悬清咸丰帝御笔“妙尽无为”匾在宗喀巴大师前廊柱横楣上悬“无量寿轮”匾,字迹与咸丰帝之笔体相同,而钤印章模糊不清,难以确认书者。法轮殿内挂:乾隆御笔对联,为“是色是空,莲海慈航游六度;不生不灭,香台慧镜启三明”。

《日下旧闻考》载,法轮殿内还有一副对联,为鬘云采护祥轮,锦轴光明辉万象;龙沼庆贻宝地,玉毫圆足聚三

雍和宫
雍和宫
花”。此联现已无存。

法轮殿左右山殿西为戒坛,东为班禅楼。据《日下旧闻考》载,戒台楼与班禅楼内均有匾额、楹联。戒台内额日:“律持定慧”,联日:“法会启无边,共守真如愿力;律宗超最上,总持实相因缘”。班禅楼内,楼上额日:“能仁普度”,联日:“宝地徧沾功德润;香台恒拥吉祥花”。楼下额日:“慈云应念”,联日:“广一切善缘,现庄严相;普如是功德,发欢喜心”。现戒坛、班禅二楼内的匾额、楹联均已无存。

万福阁、延绥阁、永康阁并峙,三阁之殿名匾额之形制与前几重大殿相同,亦为乾隆御笔满、汉、藏、蒙四体文字之殿名匾。

万福阁为三层重楼,上层檐下匾额“圆观并应”,中层檐下匾额“净域慧因”,下层廊柱联日:“慧日丽璇霄,光明万象;法云垂玉宇,安隐诸方”,均系乾隆御笔之宝。阁内三层北向联日:“说法万恒沙金轮妙转,观一心止水华海常涵”;南向联日:“以不可思议说微妙法,具无量由旬作清净身。”此二联皆乾隆御笔。阁内二层东向联日:“示第一义谛,开不二法门”,是大臣介福敬书;西向联日:“日月临初地,人天仰化城”,敬书人因柱联损坏已无从查考;南向联日:“定光澄月相,慧海涌潮音”,是大臣钱陈群敬书;北向联日:“雨华庄宝相,湛月朗心珠”,是大臣汪由敦敬书。

据《日下旧闻考》载,万福阁内尚有两块匾额。一为“缘觉妙谛”,一为“放大光明”,现已无存,其悬挂的位置亦无从考证。另万福阁内三层西向联:“丈六显金身,非色非空;大千归宝所,即境即心”;东向联“合大地成形,非有为法;与众生同体,作如是观”,现已无存。另,永康阁内对联“慧日朗诸天圆辉宝相,吉云垂大地净扫尘根”,延绥阁内对联“狮座宝花拈来参妙谛,檀林法乳触处领真香”,也已无存。

万福阁后是绥成殿。殿名匾为四体文字之乾隆手书“绥成殿”匾。

自然环境编辑本段回目录

雍和宫的古槐  
 

雍和宫
雍和宫

曾为六朝古都的北京,有大量古树,其中槐树是京城的特色,自元代起,即为北京行道树中的当家树。此乡土树种具有耐寒、抗旱的特点,适应北京地区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加上树形壮美,生长快,故栽植广泛。现京城常能看到的树龄在数百年至千年的国槐,如北海公园画舫斋院的唐代古槐,故宫武英殿东侧断虹桥畔的古槐,虽历经沧桑,仍枝叶繁茂,而京都古刹雍和宫内的古槐,也是一大景观。
走进雍和宫第三进院落雍和门院内,即可看到十余棵老槐树。庭院深深,古槐参天。花开时节,清风徐来,这古槐散发出阵阵淡雅的香气,弥漫在空中,使人陶醉。浅绿色的槐花层层叠叠布满树冠,带来阵阵清香。层层绿叶,遮挡着阳光,形成片片绿阴,游人在树阴下歇息,谈天说地,读书看报,令之流连忘返。七八月份,槐花渐渐落了,那点点淡绿又不断点染着庭院的地面,麻雀、喜鹊欢悦其间,又是一片生机。临近九月,秋风乍起,槐枝欢舞着,树下的小松鼠跳跃着,游人来来往往,成了一道温馨的风景,迎着散落的槐花我漫步其间,体会着“满地槐花秋”之境。偶有僧人在树阴下对弈,“一树槐花几幽香,棋盘素茗曲悠扬”,那又是一番境界。丁亥年夏月,京城槐树花期正逢大年,花势旺盛,雍和宫也不例外,每日花飘满院,引人驻足。而槐树的叶则落得晚,12月初才纷纷落下。大雪过后,古铜色的树干托着银絮,厚重而剔透,更显其沧桑本色。别致的景色,忙坏了爱好摄影的人们,怪不得当年曹植曾留下“羡良木之华丽,爱获贵于至尊”这赞扬国槐的诗句。
古树名木与古建并存,是京城的特色,也是雍和宫的特色。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建设国子监辟雍的过程中,有51株槐柏准备伐除,乾隆皇帝知道后,当即下谕:“凡能移栽的幼树,不准砍伐。就近移植于太学门外、雍和宫,余下不能移植的大树,要利用到辟雍工程上去。”雍和宫的古槐即是在这时从国子监移植过来的。
这古槐与雍和门院的建筑相呼应,布局基本呈对称形栽植。细观之,最粗的一棵在雍和门西侧,已有300多年,属一级

雍和宫
雍和宫

古树。此树苍老遒劲,树叶浓绿,生机盎然。主干上高低不平、斑驳的树鳞,似乎诉说着那一段段不寻常的历史,诉说着这座古寺的变迁。而另外数棵200至300年间的古槐则各具身姿,有的做招手状,有的做鞠躬状,有的静静侍立似护卫着古寺,正是“一枝一叶总关情”。清代乾隆及以后各帝是经这槐树间到各殿礼佛的;自清代以来,雍和宫的金刚驱魔神舞(俗称“打鬼”)仪式,是在这槐树旁举行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也是经这棵棵槐树来雍和宫视察的;1997年,歌唱家胡松华及画家王定理官布马海方王尧民等是在这槐树阴下挥毫泼墨,喜迎香港回归的;这些年,第十一世班禅是经过这槐树间至法轮殿讲经说法的。
“名园易得,古树难求”。我在雍和宫的这些年,眼瞅着这古槐的成长,那树枝叶茂盛犹如伞盖,树皮皴褶更为粗壮,裸露的树根也更加突出了。棵棵巨槐映衬在这黄瓦朱壁、飞檐峰脊的殿宇间,正因雍和的名称,显得那样宏大、厚重与和谐。近年来,雍和宫僧、俗二众对于如何保护这些活文物花了不少心血,并请专家对古槐精心修枝、除虫,对数棵有洞的古槐进行了复壮,将树干的腐朽部分除菌后填充了养料封严,使古槐充满了生机。

春节活动编辑本段回目录


农历正月初一日,标志着新一年的开始。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内的僧人们很早就起来了,有的还通宵不睡。初一日的凌晨众僧身披袈裟手持经书,穿过一道道院落至大经堂法轮殿。在荧荧的灯光映照下,大家齐诵《大威德金刚》 、《吉祥天母回供》、 《永保护法》等经文,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一年风调雨顺。这经文是僧人们日课必习的内容,因为改寺初始,乾隆即颁旨,寺院内设显、密、时轮、医学四大札仓(学校)。当时,雍和宫成为藏传佛教在京城的活动中心,是高僧大德向往之地,也是沟通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区关系的纽带与桥

北京雍和宫迎来春节和藏历新年
北京雍和宫迎来春节和藏历新年
梁。众僧学经习律,代代相传。如今,尤以陈列在法轮殿两侧的藏文大藏经最为著名,其中《丹珠尔》经为清康熙年版,朱砂印制,而藏于经楼的一万余块木制经版,数十块佛画原版,多为清代乾隆年制。再说日课,乃指信众每日定时持诵、学习经文顶礼佛、法、僧三宝和梵呗唱赞的法事,简称“功课”。“功”是要有收获成效,“课”是要有计划定量。是佛教日常修持的重要法门。在我国古代,有经咒、梵呗等较为简单的念诵,晋代之后念诵渐趋复杂,唐代马祖建丛林,百丈制清规,形成寺院的规制。至明清,佛教丛林中形成朝暮课诵制。自此,早晚二课与日常的诵经法事,成为僧人的修持系统。而藏传佛教的朝暮课诵以使僧人“期思惟以还净,冀觉昏而除昧”,成为规范自己身心的必修课程。僧人在日课礼诵时要虔诚恭敬,身心清净,身体端正,口出清音,意随文观,依教奉行。雍和宫众僧认为,吃饭是维持生命,做功课是养活慧命。在做功课时,要达到经典的真正领悟,必须背诵。因为义由文显,文如不牢记心中,义则无从谈起。
雍和宫住持嘉木扬·图布丹是一位广识博学的学者型高僧,他熟识经律,熟练掌握藏、梵语文,虽已83岁高龄,但春节期间和节庆日的每日早课仍和大家一起上殿诵经,他总是说:当今是雍和宫发展的最好的时期,我们应该精进不懈才是。老僧人们不会忘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两次拨款对雍和宫进行了全面修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临雍和宫视察,对僧人的生活、寺院的管理,给予极大的关怀。在十年动乱期间,承蒙周总理的关怀,使雍和宫得以保护。1981年,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1995年,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的新僧舍落成。2000年,雍和宫佛学院工程峻工。2007年,雍和宫甬道东侧的佛仓经过一年多的修复圆满竣工。现为老年僧人的居所。近年来,雍和宫还自筹资金,对建筑、佛像、唐卡、法物等文物进行了全面的维护,按照佛教仪轨逐渐恢复了各项佛事活动,出版了多种书籍,举办了多个展览,开通了雍和宫网站,并积极支援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助建了多所希望小学。
到初一的早晨,众僧下殿后,僧人们穿梭于各院落相互祝贺新年,“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新吉林赛”(蒙古语“新年好”)、“洛萨尔桑”(藏语“新年好”)的问候声不绝于耳。这日,僧人和寺院内的管理人员纷纷到住持、经师处敬献哈达,但见人们双手捧着哈达,口中吟诵吉祥的祝词献上哈达,气氛祥和。住持为众人摸顶祝福,祈愿新年吉祥。
雍和宫
雍和宫
初一日清晨,礼佛的人特别多。讲到礼佛,有人认为大年初一礼佛最好,其实并不尽然,古人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应该说日日是好日,关键在于我们的心,何况礼佛需要的是清静与感悟。春节期间,人们穿戴一新,来到雍和宫,迎接新年。在人们所购的门票背面还印有雍和宫住持寄语:欢迎您来雍和宫礼佛,祝您全家新年六时吉祥等内容。信士手持点燃的三支香,虔诚礼佛,并轻轻插于香炉内。说到佛像前燃香,其实只燃一支足矣,一般燃三支,代表礼敬佛、法、僧,或寓意去除贪、嗔、痴。需知敬三宝、戒三毒,均在心上,在平时的修行中。而不是燃大把香就可以敬可以戒的。应该说法无定法,法无执著,广行善举,才是根本。从人们静静的祈愿和充满幸福的笑脸上,可以看到对于生活的满足和对于未来的信心与希望。进入雍和宫后,人们可看到旗杆上和各殿院悬挂着以丝绸印制的经幡,每面经幡中心绘有象征兴旺的驮宝骏马,图案之间印有经文。此旗称“风马旗”是藏文化的重要内容,有着深邃的历史渊源,片片小旗随风舞动,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其实,雍和宫在每年数次佛教节庆日期间均要在殿院内悬挂一排排五彩小旗,无言的风马旗,就这样岁岁年年,在蓝天白云间飘动着,如同为国为民祈愿祝福。
信众进入寺院后以顺时针方向行进,礼敬佛、菩萨像。礼敬也有寓意,双手合十称“合掌”,表示和平、友好、一心、圆成佛果。合十时手掌背微躬,掌心略弯,从合掌的手心到手指间有着空隙,表示悟入空性。双手合十置于胸前的位置距离心脏近,寓意对于觉者的恭敬。
春节期间,雍和宫这座藏传佛教古寺,以其宏伟的建筑、优美的环境、肃穆的宗教氛围、丰富的文物收藏展现于中外游人面前,传播着和睦、吉祥、友善与幸福的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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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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