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权王功权，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1984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之后任职于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1988年辞去公职赴海南，先后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老城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海南省海口市秀港工业公司经理；1990年任南德集团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任海南农高投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实业集团前身)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兼美国万通公司董事长。1996年至今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执行董事、万通国际集团董事长，并兼任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主管。
王功权2011年5月16日深夜的一条私奔微博，将网民推上了娱乐的巅峰。“各位亲友，各位同事，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感谢大家多年的关怀和帮助，祝大家幸福！没法面对大家的期盼和信任，也没法和大家解释，也不好意思，故不告而别。叩请宽恕！功权鞠躬。”5月16日23:21，王功权在新浪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的微博。截至发稿前，该微博已经被转发超过 65000次，评论逾32000次。一时间，满屏幕皆是“私奔体”。王功权今年50岁。根据他此前的微博内容，“王琴”疑为34岁的江苏中孚投资创始人王琴，这位“少年成名”的投资人和南京多位地产人士熟稔。据了解，王琴目前为单身，而王功权则有妻子，曾在其海南创业初期管理公司财务。
二王私奔事件传开之后，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尽管王功权的新浪微博上，绝大部分网友留言表示羡慕和祝福，但是仍然有部分网友对私奔一事表示质疑，更有业内人士称二王的私奔只是合伙再开一家公司。记者多方联系王功权和王琴，多次拨打两人手机，但是两人手机一直处于短信呼状态。2012年1月1日从鼎晖创投辞职，黄炎继任。两年前因为“私奔风波”而红极一时的鼎辉投资创始人王功权，在沉默许久后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2013年9月16日，王功权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北京警方带走，已被正式刑事拘留。2014年1月22日王功权承认犯罪被取保候审，以后会断绝与许志永的来往。
履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人生经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功权王功权进入风险投资这个行业是1998年，此前他的身份是万通集团总裁。
1995年，王功权为给万通引入国际管理经验、寻找合作伙伴，到美国去学习考察。后来很多媒体报道说，他出国考察就是为了风险投资而去的。
王功权到了硅谷时，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在中国争得面红耳赤的问题在那里根本就不算什么，尽管硅谷的商业规则缺少了人情味，但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却是一条好出路。
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国，硅谷的发展日新月异。满大街的人讲的都是风险投资，大大小小的聚会也都是在讲这种商业模式。那时候，中国大陆在硅谷没有投资机构，但台湾和香港、新加坡都有。王功权开始琢磨着要做点什么了。
众多的留学生创业的热潮，加上硅谷的投资热潮，让王功权很纳闷：为什么这一些都是发生在美国、硅谷呢？反观中国，有钱似乎就是上帝，有钱人往往能够立马收购企业：控股、掌控董事会、换管理层，直至连被收购企业的理念也会在一段时间内置换，风险投资在充分尊重人、知识、技术的价值的基础上，给创业者的空间和利益是足够大的，也是在创业者和资本市场中比较规范的。
从美国回来，1998年王功权接受了周全、林栋梁的邀请正式加入了IDG，辞去了万通总裁身份，只保留了名誉的董事局主席职务。由此，完成了一个政府公务员、创业者和投资者三个身份的转变。
投资人生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功权1995年10月，北京万通新世界广场，万通“历史性转折”的一天。万通实业集团两任总裁王功权正式辞职，几位创始人“轮流坐庄”的历史结束，职业经理人登场。王功权全身投入以投资业务为主的万通国际集团。游刃地产界数年，王功权淡出。
2000年8月，北京万通新世界广场，风险投资人王功权普通的一天。这间办公室距他5年前做总裁时的办公室仅一层楼之遥。但此时的王功权已和当老板时的生活状态、工作秩序乃至思维方式拉开了距离。
他已经不习惯把日程安排之类的琐事交给秘书操办。就在来办公室的路上，他顺便拐进一家小饭馆，独自点些“可口食物”打发掉一顿午餐。而他那些从前一道“戳摊”拉起个企业的兄弟们，此时或许正在高朋满座觥筹交错中。一桩地产界的交易往往就此谈成了——那已是王功权渐渐生疏的社交氛围。
风投历程 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功权王功权与万通实业集团的历史开始于1991年6月。其时，王功权与万通实业集团现任董事会主席冯伦等四人来到海口市，以3万元资本开始了万通实业的创业历程。由于正好赶上海南的房地产热潮，结果，公司发展超常顺利，到1993年时就赚到了3000万元。
这次成功的战略转移，使得万通实业集团到1995年时所管理的资产达到了48亿元的规模。然而，与所有中国同类型的民营企业一样，随着集团规模的迅速扩张，资金不足、专业化水平不够以及管理不善等问题也出现于集团内部。
1995年，为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集团业务再上新台阶，万通实业集团开始尝试引进职业化管理人员来管理集团业务。尽管这期间有些反复，但王功权终于在1996年11月8日正式辞去了万通实业集团总裁的职务，并被万通集团任命为董事局名誉主席。
硅谷，初识风险投资
在王功权去硅谷之前，万通已经在硅谷成立了美国万通公司, 而王功权是美国万通的董事长，当时的总经理则是后来亚信（Asiainfo）的副总裁刘亚东。亚信是王功权的第一笔风投，媒体后来报道称，“敏锐的观察力让王功权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间内就决定投资亚信创始人田溯宁和丁健，以25万美元占其8%的股份。”
但是，在投资给亚信之后，王功权随即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万通董事会对风险投资概念并不理解。
这样，为使万通董事会对风险投资获得信心，王功权只好忍痛开始考虑套现问题；当时亚信因为已经挣到了钱，而且企业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因此也有回购股份的想法。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在王功权投资8个月之后，亚信就用自己的50万美元回购了股份
“我们只投留学生”
成立于1994年7月的万通国际集团，由于对亚信的成功投资，在硅谷也享有了很高的声誉。继亚信之后，王功权和他的万通国际集团又先后投资了一系列企业，其中包括从事网络安全的诺方公司东方兴业网络教育服务有限公司（投资160万美元，占70％左右的股份）、eachnet.com(投资10万美元)、创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并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了香港统一网络有限公司。
基金的一个定位就是只投留学生，再一个就是仅限于IT行业，第三个就是只做最初始的（Start Up）投资。很多留学生在美国的典型生活方式，就是一对夫妻、两个孩子、两部车、一座房子和一个花园，一般来说自己生活的未来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因此很是缺乏挑战。他们也想创业，但往往因为他们都是在公司里从事研究工作的缘故，缺乏用于启动企业的创业资本；另外他们在中国也没有什么社会资源，而恰恰在这两点上都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中国除了民营企业家的关系我们都非常熟之外，还拥有政府的资源、行业的资源；另外在中国运作的企业，在什么样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会比他们更有经验；因此在硅谷就非常地受欢迎。
脱胎换骨的转变
从中国的房地产业民营企业家到硅谷的风险投资商，王功权的角色转变的跨度之大使得他自己感觉犹如脱胎换骨一般。这种变化包括投资的理念、运作的方式、看问题的视角等许多方面，在做房地产时，假如说你不是满身匪气的话，企业是根本拉不起来的，其结果就是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都变得胆子非常大，什么都敢干，每天都是气吞山河、壮志凌云的模样；而当开始从事风险投资工作之后，与从前相比，人就变得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比较理性，也比以往更注重操作细节、策略联盟和合作，而且更加尊重知识的价值。
风险投资经验谈
有着近五年风险投资履历的王功权，差不多遭遇过风险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在中国做风险投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政策。国家的相关政策不配套，给创始期的风险投资带来很多未来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团队问题。国外进来的风险投资商都在四处寻找CEO、CFO甚至是CKO，尤其是Internet领域非常缺人，但缺的是那种能够适应于干的人。所谓能适应于干的人，至少要具备基本的团队所必须的几个理念。理念之一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当作一个赚钱的行为，而不能当成自己的一个终生的事业。
这种能适应于干的人还必须要拥有海外经历。没有这样经验的人，对国际化理念，国际上的对接，包括在宣传自己企业时，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样去讲这一整套东西，就都不行。这也是万通国际只投留学创业人员而不投中国企业的主要原因。
王功权：亚信往事编辑本段回目录
亚信集团的英文简称是Aisainfo，在美国注册。当时Aisainfo还不是一个集团，严格讲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完备的公司。后来在中国商界名声远播、叱咤风云的田溯宁、丁健，当时在德州的达拉斯市，在知名美籍华人刘耀伦的公司里，辟出的一个角落里办公，规模仅仅是五六个人，五六台电脑。那时的田溯宁不像现在这样沉稳，丁健比现在英俊，两人貌似一武一文，田溯宁能折腾，丁健很技术。
我做的第一笔天使投资是1996年，在美国，“贡献”给了亚信集团。
亚信集团的英文简称是Aisainfo，在美国注册。当时Aisainfo还不是一个集团，严格讲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完备的公司。后来在中国商界名声远播、叱咤风云的田溯宁、丁健，当时在德州的达拉斯市，在知名美籍华人刘耀伦的公司里，辟出的一个角落里办公，规模仅仅是五六个人，五六台电脑。那时的田溯宁不像现在这样沉稳，丁健比现在英俊，两人貌似一武一文，田溯宁能折腾，丁健很技术。
彼时，美国万通公司（万通公司美国公司，编者注）投资24万美元，占美国Aisainfo股份的8%。我记得，协议上写的是投资25万美元，多出的1万美元是美国万通的品牌作价。现在回想起来我还忍俊不已，一个除了美国万通自己，在美国几乎没人听说过的公司，竟然还用品牌作价1万美元顶账。不知道田溯宁、丁健那时内心里是感到好笑还是感到恶心。没办法，创业者为了创业起步，不知要忍受多少艰难和屈辱。田、丁二位顽强不屈、坚忍负重的性格，正是他们后来能成就惊人业绩的重要元素。
投资了美国的Aisainfo之后不久，田溯宁他们回到中国开拓业务。他们的确很能干，在硅谷的我不时得到他们来自中国的捷报。在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骨干网的系统集成项目中，Aisainfo和斯普林特等几家国际知名的大企业一同竞标，并击败所有竞争对手一举夺标，真是令人兴奋的事。田溯宁去加州见我时说，斯普林特投标失败离开北京时，其投标团队中有人哭了。
那时中国的创投行业还没起步，后来行业里熟知的所谓“新浪架构”还根本没有。亚信在推进中国的业务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政策限制或官方心理顾虑导致的外资被迫用“影子内资+独家服务协议+境外控股”的模式开展国内业务。不得已，田溯宁他们只能在国内重新注册了一个内资公司来承担在中国的业务。
该内资公司在股权关系上和在美国注册的、美国万通投资的Aisainfo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关系。我不干了。我向田溯宁提出抗议，质问为什么他们国内业务和我投资的公司没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股权被甩在境外的空壳公司里。我很固执，任他老兄怎么解释怎么保证，我都不接受。我当时还想，我到美国是来学习规范运作企业的，你们这帮留学生怎么这么不规范。
在这之前还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Aisainfo要再次融资，把公司大幅溢价作价增发股份。我想通过万通再投100多万美元，可万通国内的伙伴觉得一个尚未盈利的公司根本不值这个价。我说值，伙伴们说那就把咱们已经有的股份按这个价卖了，我说没人会买。这下子把国内伙伴们搞糊涂了：为什么我们买股份就很贵，而我们按这个价格卖股份又没人买？我那时对创投业务机理还半懂不懂，纵有一万张嘴也解释不清。
“甩壳”一事发生后，万通董事会做出决定：既然股权增值了，卖。这有点逼田溯宁他们的味道，搞得他们哭笑不得，非常难受。最后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点钱，把美国万通股权按翻一倍的回报条件给回购了。后来亚信在美国上市，和万通已经无关。万通失去了一次赚大钱的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创投行业的成长付出了多少学习的代价。我至今对田溯宁他们还心存歉意，希望他们原谅我，原谅因为当年我对创投行业的无知而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我后来参与了一系列互联网公司的投资，这些公司都先后在美国上市或被境外上市公司以很好的价格收购了。我一直很感激田溯宁、丁健等创业朋友关于互联网和创业投资实务方面，对我的最初教育与合作。
投资理念编辑本段回目录
决绝的投资者不会退场，就没有进场的资格。走到一定程度之后，何时调整自己的道路以结束一段事业历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蓝色衬衫，棒球帽，硕大的电脑包，眼神专注而友好，鼎晖投资的高级合伙人王功权这样评价自己：一个商人加半个文人。作为文人，他对古诗词到了“痴迷”的程度；作为商人，他曾经是潘石屹、冯伦的领导，被周鸿祎尊为老师，在IDG主导投资了易趣、3721、金融界、万网、框架传媒、中华学习网等，在鼎晖主导投资了奇虎网、华道数据和一起发网络广告联盟……王功权身上有着太多的商业神话和传奇色彩。
“一旦作了投资选择，就要坚定支持，不能有任何怀疑，但是只要发现问题，也要决绝关闭，不要妄想有任何投机的可能”。这便是掌管着上亿美元的王功权的投资哲学。
当断则断
1998年，和冯伦、潘石屹、易小迪、刘军、王启富这些后来在商界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并称为“万通六君子”的王功权，主动从万通集团总裁位置上退了下来，只身去了美国。他应IDG投资合伙人、中国区总裁周全的邀请，加入了IDG投资。期间，金融界网站和框架传媒被王功权认为是最得意的投资项目。
在当时资讯信息类网站还主要靠广告盈利的情况下，金融界网站走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向网民收费，网民习惯了免费消费，金融界网站此举面临巨大的挑战。
团队至上
王功权认为，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必须具备五个条件：首先，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具备市场潜力；其次，启动的时间要合适，即对投资时机的把握和判断；再次，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强的团队在面对方向有误的时候，也能够迅速调整过来，而且克服困难和承受压力的能力也更强；第四，项目具备创新的商业模式；第五，一个合适的投资价格。
对于团队，王功权认为初次创业的人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创业需要敢破敢立，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要敢于创造条件，敢于创新和挑战。“投资初次创业的人虽然风险大一点，但只要执行力和其它方面看好，问题不大。纵观国内外，第一次创业成功的人比例相对较高，如果李彦宏再出来创业，不一定能创造另一个百度。
王功权：不当大哥好多年 放弃一切私奔 编辑本段回目录
2011年5月16日，国内PE界大佬、鼎晖创业投资基金高级合伙人王功权的“私奔”微博，再度勾起了人们对那个沸腾时代的回忆。
时间拉回到20年前，6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凑足了3万块钱，在海南，开始了一场冒险的旅行。那个年代，和他们一起冒险的有10万人，多年之后，这6个人却幸运地被记住了他们便是业界赫赫有名的“万通六君子”：王功权、冯仑、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
其中，王功权更被一致看成是“万通六君子”的“精神偶像”和“带头大哥”。
1995年，“六君子”分家。王功权创建万通国际，投身于风险投资。冯仑留守万通集团，后来终于成功借壳先锋股份。易小迪接管广西万通，并由此开创他的阳光100集团。王启富先是在大连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传从事农业高科技。
如果不是“私奔”事件的发生，人们对这位私募投资大腕的记忆显然还会继续淡化。
新开启的门
1988年春天，从那一年开始，27岁的王功权从吉林省委机关宣传部“退休”。一个体制内的小公务员按部就班的人生故事宣告结束，他是吉林省改革开放以来正式辞去职务的第一人。此后，在那个象征着权力、年轻人光鲜仕途的大院里，再也看不到王的身影。
当时的社会环境已在酝酿大的变化，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正在跃跃欲试。“企业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和因东方魔水一夜成名的李经纬，成为当时企业界的明星。在王功权决定正式南下前的几个月，任正非的华为刚刚创办，那时候的华为还是一家民间科技公司。
等王功权南下海南时，已是10万人上岛，满街都是找工作的人。一夜之间，全中国希望依靠个人奋斗改变生活的青年都聚集在岛上。王功权刚刚找好的工作，转眼就被一个清华研究生给抢走了，他急了，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坐失机会。几经周转，他去了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最初的崭露头角，就从一场谈判开始。
当时正值公司征地，海南那时还没有国土局，开发公司要直接和农民谈判，结果他们看中的那块地一夜之间冒出了300多个坟头。王功权半夜敲开了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的门，他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长者，长者带着他去辨认坟头是真是假。公司4个征地工作组，王功权带领的这组突破最快。与此同时，和买方的协议也签下来了：300亩地，一亩能赚1万元。
在海南最初的这段从商经历，为王功权日后成为万通的老大写了注脚。
大哥的时代
在岛上的岁月，他结识了后来一起创业的冯仑和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冯仑定义王功权：“可堪长交，可做大用。”
那是一个充满了财富、机遇、野心、欲望和梦想的年代。
冯仑如此叙述那段岁月：“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的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是脱离机制的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是这样，然后该求人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身份感了。”
厚道、直率、沉稳，有危机处理能力，王功权对万通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冯仑说，“一个组织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死了。”
在万通最初的时候，6个人股份均等，没哪个人有决定权，即使身为老大的王功权也不例外。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分歧不可避免，分手也不可避免。
从万通到IDG VC再到鼎晖投资，王功权在风险投资这个很适合自己性格、“很男人化、很酷的”的行当里游刃有余。他在网上的名字叫“VC 007”。
在王的手上，有一连串闪光的投资项目或企业：其先后参与投资过著名的民生银行、亚信集团、奇虎360、易趣网、3721、金融界、创联万网、框架传媒、弘成教育、展讯、江西赛维等后来在国内或国际资本市场成功自主上市或通过并购上市的企业。
虽早已不做大哥，但王功权身上还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王功权笑谈，如果自己有空，会写一部商侠小说，这部小说不写怎么赚钱，因为赚钱是个辛苦的事。男主人公要英俊，也很容易赚到大钱，同时，又把钱看得很淡，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而王功权的妻子杨雪峰公开资料甚少，据冯仑《野蛮生长》披露，上世纪90年代初，王功权和冯仑等人在海南创业，当时杨雪峰即负责万通财务。
私奔者王功权 ，他曾与上访民众一起夜探“黑监狱”，成为令人惊叹的商界奇闻。多年来，人们在提起他时，仍旧习惯于将他同冯仑、潘石屹等人并称为万通六君子。他更为人熟知的形象是天使投资人，参与投资的360、金融界等陆续上市，业绩亮丽。
以下是王功权访谈内容：
2010年5月28日，北京和乔大厦，王功权说，比起冯伦和潘石屹自己并不算个成功者
时间拉回到19年前，6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凑足了3万块钱，在海南，开始了一场冒险的旅行。那个年代，和他们一起冒险的有10万人，多年之后，这6个人却幸运地被记住了。
王功权之前做过生意，被推举为法人代表，总经理。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3万块钱在两年后就产出了3000万的纯利。伴随万通迅速做大，分歧在所难免。1995年，6兄弟和平分手。
从世俗的资产、社会关注度看，潘石屹和冯仑早已被公众所熟悉，而当年的大哥王功权，似乎只停留在冯仑和潘石屹的诉说中。当我们再去寻找王功权的时候，关于万通那段历史，他已不想再谈，甚至幽默地开了个玩笑，“我是北方人，故不便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
调侃归调侃，但最终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功权，穿着衬衫、头戴一顶有CDH（鼎晖投资）字样的帽子，还带着超大号的电脑包。他如果走在人群中，绝对不会有回头率。这不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
27岁，新开启的门
1988年春天，从那一年开始，27岁的王功权从吉林省委机关宣传部“退休”。一个体制内的小公务员按部就班的人生故事宣告结束，他是吉林省改革开放以来正式辞去职务的第一人。此后，在那个象征着权力、年轻人光鲜仕途的大院里，再也看不到王的身影。
当时的社会环境已在酝酿大的变化，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正在跃跃欲试。“企业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和因东方魔水一夜成名的李经纬，成为当时企业界的明星。在王功权决定正式南下前的几个月，任正非的华为刚刚创办，那时候的华为还是一家民间科技公司。
那时候的王功权，读了很多的书，包括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以及影响了一代青年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丛书。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吸纳和思考的人，性格直率，但这一点并不适合他在仕途上发展。
有着非常强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王功权，26岁那年就动笔写出了他自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提出中国的权力阶层将分化成官僚权力阶层和富民阶层。但在那个年代，在他的职场，他写的东西被视为不合适的东西。
1987年，深圳到长春来招聘工作人员，那时的王功权都不知道深圳在哪儿，但他还是偷偷去应试了，结果被一家开发区的服务公司录取为团总支书记。当对方录取的调令（那家公司当时有人事编制）到了单位，领导开始找他谈话，劝他别走。
小学校长的父亲坚决反对他离开，从深圳回来的朋友也说深圳不好，王功权放弃了去深圳。接下来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让王功权后悔了。当海南建省的消息传来时，王功权再也坐不住了，他借小孩出生、需要护理爱人为由，请了一个月的假。
1987年4月，兜里揣着没有座号的硬座火车票，王功权躺在座位下面一路南下。几番周折之后，王功权找到了工作：一家电视机分厂的办公室主任。请假出来的王功权回到长春，等待正式上班的通知。
等王功权再度南下海南时，已是10万人上岛，满街都是找工作的人。一夜之间，全中国希望依靠个人奋斗改变生活的青年都聚集在岛上。王功权刚刚找好的工作，转眼就被一个清华研究生给抢走了，他急了，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坐失机会。
几经周转，他去了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最初的崭露头角，就从一场谈判开始。
当时正值公司征地，海南那时还没有国土局，开发公司要直接和农民谈判，结果他们看中的那块地一夜之间冒出了300多个坟头。王功权半夜敲开了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的门，他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长者，长者带着他去辨认坟头是真是假。公司4个征地工作组，王功权带领的这组突破最快。与此同时，和买方的协议也签下来了：300亩地，一亩能赚1万元。
在海南最初的这段从商经历，为王功权日后成为万通的老大写了注脚。
大哥的时代
在岛上的岁月，他结识了后来一起创业的冯仑和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冯仑定义王功权：“可堪长交，可做大用。”
那是一个充满了财富、机遇、野心、欲望和梦想的年代。
冯仑如此叙述那段岁月：“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的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是脱离机制的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是这样，然后该求人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身份感了。”
在万通最初起家的那段历史中，王功权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是在一次谈判中显现的。故事的讲述者还是冯仑。
1991年，万通六君子刚成立的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王功权负责把钱拿回来。谈判高手王功权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的故事。也是1991年创立万通后的第一笔资金运作。万通六君子之一、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讲述自己的起家史，那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
万通成立之初的王功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1994至1996年，万通公司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不认账。对方最后在夜总会包厢里，用枪指着这边人的脑袋，逼迫撕毁合同，退钱不说，还要给26%的利息。王功权判断这个事很危险，有可能会出人命，于是掐了电话，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
为这个项目，万通公司损失了1个亿。其他人对这个处理方式表示不满，但王功权认为他这样做是挽救了大家。有次开会，又提这事，王功权很痛苦，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哭，众人不得不散会，四处去找。
厚道、直率、沉稳，有危机处理能力，王功权对万通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冯仑说，“一个组织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死了。”
在万通最初的时候，6个人股份均等，没哪个人有决定权，即使身为老大的王功权也不例外。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分歧不可避免，分手也不可避免。
在中国的商业社会里，能和平分手的例子不多。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每个人看到的只是六棱镜中的一面或两面，永远不是事实的全部。诉说者有他的意图，闭口不提的人也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出局者。
现如今，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能听到的只有两个声音：冯仑的《野蛮生长》，怎么看都是在佐证其大智慧，他出生于大知识分子家庭；而潘石屹讲述的万通故事，其商人的狡黠一面一再被佐证。
但毫无疑问，在那段炽热的岁月中，他们之间除了“利”字，还有“情”字。
2006年11月，王功权的博客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冯仑发来短信：“横穿胶州，过临沂，下莒县，忆起万通举事之初，铭刻‘毋忘在莒’，庄敬以求自强，不禁胸中再点兵，万里江山一日收……”
王功权回复：“你的短信，令我感慨万分。我们已年近半百，请多保重！”“ 除此，我不知说什么好。万通，对于我来说，已成如烟往事。随之飘逝的，是我火热的青春。我记得：毋忘在莒。”
在万通六君子15年再聚首的会议上，王功权即兴写词一首——《临江仙·万通六合伙人重聚步罗公韵》。
携手扬浪商海里，风流几度争雄？华光艳朝染长空。纶巾飞卷处，猎猎万旗红。十五春秋似弹指，戏笑雨雪霜风。东方君悦庆重逢，中年情正好，苦乐一杯中。
同样是此番江湖重聚，潘石屹在博客上写道：“谈到很晚，大家也吵得精疲力竭了，就各自回家，洗洗睡了。”
再见，大哥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20年间，海南由一个边陲省份，变成冒险家的乐园。而在北京，潘石屹赖以起家的SOHO现代城——当年弥漫着酒味的红星二锅头厂，白领进进出出，这个区域已经变成北京最堵车地段。
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王功权，尽管在风投界的名气不可小觑，先后投资过亚信、易趣、3721、金融街、万网、框架媒体和俏江南等，却有意无意地和过去拉开了距离。他不想再谈那段历史，“六君子”也各奔前程。
1995年，“六君子”分家。王功权创建万通国际，投身于风险投资。冯仑留守万通集团，后来终于成功借壳先锋股份。易小迪接管广西万通，并由此开创他的阳光100集团。王启富先是在大连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传从事农业高科技。
现在王功权每天与投资界人士和创业的年轻人呆在一起，从前的朋友偶尔才聚一聚，一是由于大家都忙，二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也不一样了。
除了投资人的身份，他还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副会长。2008年，北京中华诗词（青年）峰会召开，“整个会议花费约80万，潘石屹、易小迪、冯仑3位企业家承诺以个人身份资助本会共50万，中华诗词学会承担30万左右”。
虽早已不做大哥，但王功权身上还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王功权笑谈，如果自己有空，会写一部商侠小说，这部小说不写怎么赚钱，因为赚钱是个辛苦的事。男主人公要英俊，也很容易赚到大钱，同时，又把钱看得很淡，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他曾在飞机上看报道，说一些中年农村妇女因为贫穷出去卖淫，看到这些文字，王功权痛哭流涕；他曾经在人迹罕至的任长霞墓前长跪；在最烦闷时，他就会去妈妈的坟头，点上一颗烟，坐上小半天。
王功权在房地产圈和风投圈已够有影响力了，但有时还是会感受到无奈，比如，在天涯、新浪上，当他的文字被删除时，他同样破口大骂，这个时候的王功权，只是一个话语权被剥夺的网民。
王功权在博客上的4年文字，除了自己的诗词外，大部分都是关注弱势群体和三农问题；帮助一些朋友在农村进行调查，如为非北京户籍家庭的孩子争取在北京高考的权利；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韩寒的欣赏。
王功权关注的事情，使得他在企业家圈子里面是个异类。一些朋友劝他移民，也有人觉得他危险，甚至有朋友劝他，“有时间做点什么都可以，唱歌、打高尔夫球，都可以。”但在王功权看来，自己只是做了点公益，实在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
访谈 没有英雄梦
投身“只对事不对人”的风险投资行业，几乎像是王功权溺水时抓住的稻草。他先去IDG，后进了鼎晖，作为最早的从“土鳖”到投资业的跨界者，王功权却并没摆脱他的文人式烦恼。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成功？
王功权：我不觉得自己成功，这样说你会觉得矫情，因为很难定义，是大家都说你做得不错算成功？还是你自己感觉很满意算成功？还是赚多少钱是成功？
我都到这样一把年龄了，还在天天出差、投资，这叫打工吧，能叫成功吗？我们给不缺钱的人挣钱，我更希望能给穷人挣钱。但问题是：我们恰恰就给一些不缺钱的人挣钱，所以有时我不觉得自己这个职业是一个很满意的安排。
人物周刊：你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王功权：我是B型血，我内心深处是蛮浪漫的一个人，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假如说完全不考虑社会职责，就考虑自己怎么快乐的话，我想可能是有三四个朋友，坐一辆越野车，想到哪就玩到哪，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一直行走。
最好是同时能有一个媒体，我们沿途的感触、随笔、散文，每天都可以定期发表，这是我觉得最好的。
而我现在一年只有15天的带薪休假期，就这么一点时间，有时还要处理自己的事。我觉得冯仑他们挺好，把企业交给经理去管，自己满天下跑，可以有很多的见识，形成自己的思想。我们不一样，我们管资金的，相当于场上篮球队长，要在场地上打球，不能退场。退场，投资人就不干了。所以有点辛苦。
用王功权自己的话说，经商多年，时常会感到知识分子的感性和商业人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很痛苦。于是，他皈依了宗教。
“你信佛，还说有上帝，太迷信了，你把他叫来，我看看。”王功权年过80的老父亲用斥责口气质问。
面对这位曾做过一校之长的老父亲，王功权并不想过多解释，但也不想就此妥协，他想了想说：“您过去常说‘老天爷啊！’那您把老天爷叫来，让我看看。”那以后，王老先生再没过问此事。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你皈依的宗教？
王功权：任何宗教都是入世，而不是出世的，一个出世的宗教是不可能在世俗社会中传播下去的。那么所谓的入世，就是说面对的红尘诸事，你以一种什么样心态和智慧来面对？汉地的佛教所传达的是，红尘令人烦恼，所以希望能摆脱红尘，甚至把出家作为修行方式，等等。我觉得这种观点不正确。
怎么能知晓事情的本质，又抱着随缘的态度去做事情？这非常重要。而不是说知道了事情的本质，然后认为四大皆空，就脱离这些事情，这不符合佛法。
人物周刊：你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
王功权：我自己的做法是，读读书，打打坐，多一点时间独处，有时会找一些谈得来的朋友，聊一些话题。即便是这样，还是觉得让心静下来是很难的事。
采访中我们谈到了李敖。两人都是东北人，在很年轻时都经历过牢狱之灾，都对公民社会、对自由有强烈的追求。
王功权：我挺奇怪，你会把李敖这样的知名人物跟我联系起来。我谈不上什么牢狱之灾，当年曾经因为政治问题被关押审查过，但我并没把这事想太多。
在一个社会艰难前进的过程中，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阳光的，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正确的，甚至有很多方面都会不尽如人意，或令人失望。对一个有些热情、又关心社会的青年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被误解，被牵连，或是被风潮卷进去，承受一些压力，蒙受一些屈辱，这对他个人来说，可能是灾难，但对整个民族社会来说，这太正常了。
确切讲，社会向前迈进的过程中，总需要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是精英人物付出值得和不值得的代价，这是必然的事，所以我没有想太多。
人物周刊：你有英雄梦吗？
王功权：英雄梦这个说法我不接受。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中，太多的英雄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灾难，我觉得最好能少一点英雄，多一点平常心。特别是在中国当今，大家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都没有做成，还谈英雄，我觉得有点不合适。
我不觉得自己是英雄。我没有什么英雄梦。我内心渴望的社会，是一个公民的社会，没有英雄、没有伟大人物，但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自由，同时也有自己的尊严，尊重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权利，等等。
商人公民王功权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利益诉求至上的商圈，王功权无疑是一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
2011年1月1日晚上10时多，北京市丰台区某偏僻角落的一幢三层小楼门口，王功权混迹于一群素不相识的访民中间。这里是关押了几十名上访民众的“黑监狱”。
没有人辨识出这位50岁的成功商人。他和戴着风雪帽、抱着上访材料的访民一起，敲击“黑监狱”的大铁门，高喊：“开门，快放人！”小楼的一层没有窗户，三层的窗口则全部蒙上了坚硬的铁丝网。楼里，隐约传出几声妇女的尖叫声和保安的训斥声。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随着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参与截访的黑幕被揭开，越来越多的上访民众选择主动维权，来对抗像“黑监狱”这样的“维稳”机器。
不过，以王功权之身份，夜探“黑监狱”，依然成为令人惊叹的商界奇闻。多年来，人们在提起他时，仍旧习惯于将他同冯仑、潘石屹、易小迪、刘军、王启富等人并称为“万通六君子”。他更为人熟知的形象是天使投资人。2005年，王功权创办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参与投资的一连串企业后来在国内或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业绩亮丽。
外界似乎只知道王功权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本人则更看重“公民”的身份。他在个人网站上标示的座右铭是：“以一个公民的努力，推动和见证中国社会的进步。”
“做一个公民”
王功权将自己的种种行为，比喻成一块小石子，试图在杂乱的声音里，掷出一个清澈的响声。在博客或者微博上，他这样介绍自己：“一个商人、半个文人”；但很多人注意到，无论在现实还是网络上，王功权最常提到的，不是投资基金，也不是诗词歌赋，而是“公民社会”。
2011年1月2日，在一场名为“公民行动与社会进步”的民间组织2010年会上，王功权将“公民责任奖”颁给参加“上海花祭”行动的全体上海公民。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教师公寓发生火灾，58人遇难。事故发生后的数十天里，上海市民手执鲜花，自发前往大楼残骸旁拜祭。
王功权在名为“我们不能放弃”的演讲中说：“上海花祭”是一场公民社会典型的公民行动，这场行动是和平的，“没有领袖，没有英雄人物，是自发的，由有担当的普通公民组成的”。他几欲落泪，讲话数次被掌声打断。
这样的行动，契合王功权所看重的公民精神。在2005年之前，除了自己的商务活动和诗词创作，王功权只是习惯性地关注时事热点，偶尔发表评论。
2005年，王功权成为“公盟”法律咨询中心研究员。每周日下午，他都会赶往北京市西直门附近参加“公盟”的例会；双休日的另外一些时间，他去参加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聚会或者文化沙龙。“我们不是动物，我们除了活着，还要生活，我们需要一些尊严和社会参与的权利。” 王功权说。
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圻镇寨桥村前村委会主任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继而发酵成为一桩重大公共事件。第二天，王功权在微博上首倡成立公民观察团，他建议一批具有公信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观察调查事件、处理真相，监督和推动政府解决寨桥村相关问题”。
网友回复很快达到140多条。有网友称，在政府公信力低下的时候，“公民围观”有助于“恢复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之后，数个公民观察团介入，在钱云会事件中发挥重大影响。
在此之前，针对拆迁过程中屡发恶性事件，王功权曾与一些人组织“拆迁现场公民围观团”，通过非暴力“围观”行为，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拆迁过程。“公民围观团”成员里，有打工人员、教师、律师、记者、学者等。“外力的介入，可以避免现场冲突，减缓事态的恶化。”王功权说。
王功权明白，宣传公民意识仅做到“提议、建议、呼吁”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有策略、有胆量影响他人。有网友评价，在这个争夺物质利益趋近白热化的国度里，王功权依然坚持“做一个公民”。
从2008年底开始，王功权在各个场合提出，解决在京外地籍学生的教育平等权问题。长年来，大量在京外地籍学生不仅遭遇借读费、奖学金等不公待遇，在高考前往往还要回到原籍参加考试。他抨击这项不合理的制度，是户籍制度在就业、医疗保障之外带来的严重问题之一。
这样一些小故事触动了他。一名外地籍女生十分优秀，但因为是外地人，从未当过“三好学生”。班主任每次都拉着流泪的女孩做思想工作：“你把三好生让给别人，北京籍的孩子得了三好生，还可以在中考里加分。”
从2009年底开始，他和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与来自全北京各个学校的外地籍学生、家长和专家举行座谈会。一份最新出台的调查报告里，王功权和他的朋友对外地籍学生的教育状况、现状描述和存在问题进行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这或许是王功权近年来参与的最为重大的一个“项目”。2010年3月，5000多名外地籍家长签署《联合呼吁书》，提呈北京市市政府，要求解决外地籍学生的教育平等权问题。2010年底，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颁布取消北京市小升初考试外地籍学生的电脑排位相关规定。“这意味着我们的公民行动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王功权说。
人们常常看到王功权单薄而匆忙的身影。作为一个商人，他有时甚至荒废本业，参加公民行动。在很多人看来，王功权“什么都不缺”，“为别人争权益，自己捞不着什么”。很多时候，甚至会遭遇一些麻烦。
2009年，王功权曾资助出版《公民社会评论》，其第一辑的主题是“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相关部门找到王功权，要求“立刻回收出版物”。“你们不能查我的书，这是我的出版自由！”一向温和的王功权拍了桌子。
但是，刚出版的书籍最后还是被“强行买回”。有人通过朋友劝告王功权：“你不要命了吗？做这些事情！”还有税务部门隔三差五跑到王功权公司，查询账目和税务记录。
有感于“举步维艰”，王功权宣称，“说”本身就是一个“存在”。2011年1月15日，他在新浪微博里写道：“在当今中国，使民众形成敢说真话敢说心里话习惯，是很重要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多数人都活在恐惧里。实际上，中国在进步，政府的包容度也在增加。去恐惧化，便成了必行之事。”
公民养成史
和大多数成功商人一样，王功权有着光鲜的头衔、丰厚的收入，以及一间知名公司。从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偏僻的山村到北京市最豪华的CBD中心，王功权50年的人生像一辆过山车，忽上忽下，惊起尖叫、呵斥或者掌声。
王功权1961年出生于公主岭市响水镇湾龙村。17岁时，一幕场景触动他“求变”的念头。烈日下，他在地头劳作，对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忽然感到“人生看不到未来”。
在这个不足千人的小村落里，王父是当地的小学校长，王家兄妹六人，王功权排行第四。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荒废多年的高考制度刚刚恢复，一切看起来都是“百废待兴”。对很多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提干、考大学是三大出路。王功权1980年考上了大学。
1984年，他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毕业。经历省委组织部、院系党支部的层层考核，作为吉林省22名破格录取的大学生之一，王功权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干事。
当时，王功权并没有想到，这份外表光鲜的工作，在后来的他看起来，却“单调而不具备创造性”，主要任务是写报告、宣传典型事迹以及准备领导讲话稿。
26岁上，王功权熟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以及《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丛书。他写下心得：“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存在问题，君王、臣民的二元对立性，权力问鼎、更迭中的暴力手段，都是值得商榷的。”
他将一些思考融入一篇名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论文，作为吉林省委宣传部青年干部理论学习班的结业作业。在论文中，青年王功权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在中国的劳动阶层中将形成富民阶层；二是国家管理阶层中将出现官僚腐败阶层。
这样的看法，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领导呵斥：“收起来！不要乱写！”
尽管如此，王功权在业余时间总是去拜访一些书的作者，和他们讨论新的观点。和上个世纪80年代所有穿着蓝运动衫的年轻人一样，王功权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未来的社会发展，充满着“气球一样的决心”。
一本厚实的《资本论》被翻破了。这个戴着厚眼镜片的年轻人熬夜写就《论分配与马克思先生商榷》。在这篇自娱自乐的小文里，王功权提出《资本论》存在问题：如果把“资”理解为“劳”的高度凝结物，“劳”是不是应该包括“资”，作为一种延展的方式？按劳分配、计件劳动真的具备可实施性吗？如果国家领导人和普通公务员同样工作八个小时，他们的薪水就会一样吗？
熟悉王功权的人说，他的思考总是和时代联系在一起，大多是时代进程里的一些“常识性”思考，但他痛苦的根源就是，即便是一些“常识”也是这样难以实现。
1988年，王功权成为吉林省省委、省政府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公务员。他辞去宣传部干事工作，领导表示“非常震惊”，安分了一辈子的王父则骂他为“逆子”。为了下定决心，王功权写了一式五份辞职信，分送给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党委书记和部长。
那时，最时髦的词语是“下海”，新闻里讲述最多的是“停薪留职”或者“下海”办公司。随着人潮，王功权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跑到刚建制的海南省寻找出路。
1988年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矛盾的年份。所有海南岛上的人们都在关心、讨论“中国应该怎么改”。第一轮征地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起初，王功权担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老城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负责征地工作。一群村民为获得高额补偿，在一个被征的山坡上建起假坟。没有冲突、更没有强拆，王功权在一个深夜独自找到村里威望最高的老头。他的诚恳态度和对未来的描述，让老头子看到了希望。他打着手电筒，带着王功权爬到山坡，指明哪个坟是假的，哪个坟是真的。
在那一年，王功权的人生就像芝麻开门，打开后“别有洞天”。他以总经理的身份，开始筹备海南省海口市秀港工业开发公司。而作为后来的“万通六君子”成员冯仑、潘石屹等人，也是王功权在海南岛结识的。
转折在1989年出现，王功权因牵涉三年前的旧事，被关押审查将近一年。此后几年，他一度处于低迷状态，全部身家只剩下600多块钱，直到1991年参与创办海南农高投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实业集团前身）。
忙碌的生活一度让渐渐步入中年的王功权丧失思考的自由，王功权决定找回自己。1995年，王功权赴美创办美国万通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在将近三年时间里，他拥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他看美国的历史以及制度形成，美国人历史上对于国家收税权力的抵制、对公权力侵害的防范，都让王功权感慨不已。在他看来，在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个人有权表达合理诉求，国家权力不能对人的自由进行干涉，要使用分权思路限制国家权力。
在经历一系列风波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关注，开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应该怎么改”，而变为90年代“知道怎么改，但如何投身其中”的思考中去。王功权在笔记里自问：未来的中国社会需要什么？
王功权自认，1995年前，他尚是一名传统的热血青年，桎梏于传统的思维模式之中，而其后，特别是2005年之后，由于经历的逐步丰富，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运行模式、以及公民理念开始形成系统性的思考，并试图努力影响别人。
彼时，王功权已经从万通实业集团功成身退，并离开从1999年起为之奋斗六年的IDG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2005年，他创办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并将更多的经历投向公共知识分子活动领域。
2006年4月的一天，他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小制作店里，定制了100枚“公民证章”。圆形，绿底黄字，和一元钱硬币一样直径大小，上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形，一本标有“宪法”二字的打开的书样，和“中国公民”四个字。
小店的女孩问，“是不是出国旅行团用的标签啊？”“是标明中国人身份用的。”王功权说。
在结识“公盟”的成员后，王功权以普通公民身份，更积极地参与公民行动。商人身份像一层薄膜，随时可从他的身上褪去。“对我来说，只要满足基本的正常需求，其他消费已经毫无意义，对一个商人来说，更多的只能是参与创造、分配过程，从个人角度来看，毫无增益。”王功权说。
理性的商人，感性的公民
王功权将自己的身份一分为二：理性的商人、感性的公民。他习惯于多重角色切换，就像从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宴会厅进入一间田园风格的小客房，在一个圈子里，不谈另外一个圈子的事情。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虚幻的成功涉及快乐和幸福吗？”他反问。当中国商界的成功人士纷纷关注慈善、公益、环保事业的时候，王功权将目光投向公民、公民社会。他逐步认识到：怎么参与公民社会，怎么进行公民教育、公民培训，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王功权绝少出现在香车宝马的名流宴会上，从一个会议地点赶往另一个会议地点的路途上，他选择看书、睡觉或者上微博。他在商务车上，最新阅读的书籍是《民主的细节》和《权力之道》。
这个和蔼的中年男人看起来不善交际，言语亲切却不失犀利。他作息规律，近乎苦行僧，每日早晨7点半起床，晚上12点半睡觉，工作时间持续12个小时。他有高尔夫球杆，却几乎没怎么玩过，一个卤肉套餐就是简单的午餐。
有人评价，成功商人的身份，带来更多的资源，相比一般公民，王功权能完成更多的事情。尽管如此，当亲友要求其托关系、走后门时，却总是受到严正拒绝，“我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硬壳背后，他有自己不可战胜的柔软。
1月20日凌晨6时，他在微博写道，“夜起如厕，顺看微博，得知一被拐卖儿童之母，在厦门寻子。有人见其子已被人为致残，曾在厦门某处表演钻铁桶行乞。”他立刻从网上找到这位母亲的电话，“告诉她乞丐部落的黑社会运行管理方式，希望为这个心碎母亲能做点什么”。
王功权常常落泪。一次是在长途火车上，他看到一张照片，照片关于“扫黄打非”成果展示。照片里，十几名中年妇女衣衫不整，捂着脸、蹲在墙角。图释说明，这些妇女卖淫一次在5至15元不等。他哭了，是怎样的窘境让一些应该安享家庭生活的中年女人，从事这样不堪的生计？
他拒绝将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无论是遇到端盘子的女服务生、穿制服的保安、戴安全帽的民工，还是地下通道里跪求的乞丐，王功权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寒暄几句。这个穿着高档大衣的中年男人，会不厌其烦地问：你家有几口人？收入怎么样？都种什么作物？家里有孩子上学吗？今年的税费要交多少？偶尔，他还会把露宿桥洞的访民，带到家里过夜。
当然，还有一些和其他商人一样的举动。王功权每年都会资助一些失学的学生，包括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和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资金，他还会用在穷困的文化学者，潦倒的诗人、画家身上。
“普通公民只有获得平等的生存权，才能真正成为公民，拥有民主、自由，才能和有权有势的人平起平坐。”王功权说。
他呼吁民众珍惜手中“仅有”的民主权利。“如果我们的民众，非常认真对待，那个从来都没认真对待过的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的投票权利，媒体认真监督选举过程中的合法性和透明度，结果会怎么样呢？”
2009年3月初的一天，王功权参加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备组的一次内部会议。长方形会议桌子的周围，有官员和一些著名股权基金的合伙人在座。一个负责人在向官员汇报协会筹备情况，谈到协会的职能时他说到，“说白了，我们协会就是政府的喉舌，就是政府在前台的……”
王功权“听不下去了”，起身退会。两个人追出来询问，他这样回答：“我认为成立协会应是为了维护成员权益，为会员服务，督导行业自律，推动政府有关这个行业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我接受不了协会做政府喉舌和替政府在前台做什么什么的观点。”
有人曾称王功权为老“愤青”，他微笑着拒绝这一称呼。在他看来，“愤青”是不够理性，情绪激动的。而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他也许更适合“愤老”这一称呼，这一词语中包含的情绪是“理性、建设性”的。
北京的冬天依然未曾下雪，2011年初的寒风刮面。在王功权的小办公室里，他屡次提起“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此时，这个中年商人的眼中忽然泛起一丝泪光。
王功权：资本玩家的去资本化 不太敢讨论爱情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功权 (新浪科技配图)丁晨洁
纽约，美国---追溯名人效应的根源总是不外乎两个词，财富和情感。如果不是被冠以了国内风投界开拓者的盛名，加上2011年5月那条私奔微博尽显柔情缱绻，王功权在大众眼中的形象远不会有今天那么具体。
有人称他掀起了一场关于“权势和性话语”的想象，也有人认为他的离开标志了中国创投泡沫的破灭。但如果真的坐下来和他喝一杯茶聊一会天，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泰然自若的人就是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舆论风暴的核心。
这周末，在纽约新泽西靠近哈德逊河的一栋公寓楼楼下，我见到了刚刚在外办完事赶回的王功权，并在咖啡馆对他进行了专访，听他畅谈了这一年多远离纷扰后的生活体会，以及对明年回国后的打算。
文化之旅
王功权和太太及子女就住在37层的一套两室两厅的公寓里。这栋大楼拥有极好的视野，从宽敞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对面曼哈顿岛高耸的楼群和脚下缓缓流淌的哈德逊河。
目前的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平时会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或者去图书馆看各种类型的书。虽然没有必须去上的课，但他常常会去旁听有关中国政治的课。
一年半前，他的一句“总是春心对风语，最恨人间累功名。谁见金银成山传万代？千古只贵一片情！”一夜间引来目光无数，毁誉参半。
“我发现，了解自己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企图用单一的色彩或者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解释自己的性格是不能成功的。许多人不喜欢我，认为我自命清高，恣意矫情，伪善骄傲，但也有许多人喜欢我，认为我感性浪漫，诚恳厚道，重情重义”，他曾这样解读自己。
2011年6月2日---王功权高调的“私奔”事件发生半个月后，鼎晖创投在北京某酒店紧急召开了VC人民币基金之全体LP合伙人会议。鼎晖投资董事长吴尚志在会上宣读了一封给鼎晖创投全体LP的一封信，指出公司管理层和鼎晖创投合伙人均同意王功权因个人原因辞去鼎晖创投管理合伙人的职务。同年9月20日，奇虎360宣布王功权已从董事会离职，不再担任其独立董事，其职位由鼎晖投资另一名合伙人陈文江接任。从那以后王功权一直生活在美国。
“来哥大快一年了，我很喜欢这个大学，学术气氛很活跃，加上有很多大陆来的朋友常来常往，一点也不寂寞”，王说。他每天日程的三分之一时间是被各种会谈预定的，还有三分之一会就他感兴趣的话题去找专家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些人一般是美国大学里关心中国社会的华人或美籍教授，“最后三分之一我是留给自己机动的，可以去玩、睡个懒觉或加一个临时的约会”。
他把自己在美国的目的形容为纯粹的“放松和感受”。今年夏天，他和家人花了38天自驾走了15个州，从新奥尔良开车往西到加州旧金山，再飞西雅图，开车往东到盐湖城、黄石公园，再经堪萨斯和伊利诺伊，最后回到纽约。这些城市诞生了不少美国著名的大型跨国企业，比如波音和微软，但王功权一家公司都没有去看。
“原来天天在看企业，现在旅游时再看企业就是灾难”，他笑说，“而我把几个大的公园都去遍了，优胜美地、大峡谷、奥林匹克公园、黄石、大湾区公园。最奇异的是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公园，在广漠的平原上有那么一大片一望无际的雪白的沙，特别漂亮！”
除了享受风光和城市，他预先给这趟旅程设了三个主题，包括美国南部在领土扩张中与墨西哥的博弈和南北战争中著名的“哭泣之路”。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了解犹他州一带的摩门教。“它长期被妖魔化，没有很多人花时间去研究它。”那时候王功权还不知道罗姆尼，直到旅行回来关注了总统竞选才开始了解他的的个人故事。
“一百多年前摩门教的很多东西就在发生变化了，比如一夫多妻。因为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打压和法律的限制，现在只有在非常偏僻的地区才有很少人在坚持，但人们还拿这个说事儿。”为了搞清楚这门小众宗教流派的真相，他不仅集中精力读了魔门经的全部经书，还请了传教士一起讨论教理，观看他们的仪式。
“我在心底里挺希望罗姆尼成功的，这并不代表我有多么认同摩门教。从利益立场上我希望奥巴马成功，因为罗姆尼对中国的态度很强烈。但假如不考虑那个，我认为罗姆尼胜选会有利于全世界对他所信仰的宗教多一份理解。四年对美国来说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但如果人们能通过新的总统摒除成见、了解世界上另外一群人是怎样建立信仰的，那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拒绝自我定位
大众习惯给人定位，同时会对每个类别下人的言行有特定的期待。在王功权“出走”美国之前，人们将他的职业路径浓缩为简单的九个字：公务员、实业家、投资客。这三次转型之所以被很多人津津乐道，既是因为他不安现状、敢闯敢拼的个性，也是因为这三个身份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特征。王功权自己对这样的定位向来是不置可否，但他更喜欢用含蓄模糊的词形容自己，比如“一个商人+半个文人”。
离开投资界后，王功权出现在维权和公益活动的频率比以前更高了。在11月上旬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展望论坛上，他也和数百名师生分享了自己参与维权活动的体会和对中国社会改革的看法。这个数次成功抓住社会转型节点的人又一次踩在了风口浪尖上，只不过，今天想要再给他一个清晰的定位却没那么容易了。
“定位本身没有意义”，他这么说。
有人称他为“公知”。这个词经由几次重要的大范围网络论战后已经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称呼，有人想努力挣得这个封号，有人却视之为粪土。与王功权一样被划为这个群体的评论员笑蜀(陈敏)曾说，如果非要叫“公知”，那它的正确诠释也应该是“公民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
“我就一个大学本科，而且我的学校还被人家并了，我都能成公知，那成千上万人都是了”，王功权拿自己开起了玩笑。
“笑蜀的定义是对的，公知首先得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本科不算知识分子，起码得是研究生以上。另外你得在院校或者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王功权说这两个是成为公知的前提。
但是他认为现在大家对公知的认识有三大明显的错误，“第一，你不能要求他神圣和完美。第二，你不能指望公知一定代表真理和正义。第三，你不能指望公知变成社会变革和转型中的实际操作者。”
“他们实际上应该是，第一，在有大量知识的基础上独立思考；第二，敢于说出自己真心的观点，虽然不一定就是对的，但是不屈于某种压力或为了迎合某些势力的。”
“为什么有些公知挨了骂？就是因为大家希望他们神圣和完美，希望他们代表真理和正义，希望他们谈的东西能治国。如果公知可以治国，还要领导人干嘛？只要独立思考，敢于说真心话，并且是在研究、挖掘和传播知识，有影响很大的就可以是公知了。”
“言以人贵”的社会倾向让他非常看不惯。“按理说哪怕是一只狗，只要它一声狂叫喊出了一个真理，大家也应该听。但中国不是这样的，大家要先看身份，你有没有资格说。有的政府部门就利用这种文化，先把一个人说话的资格打掉，然后哪怕你说的都是正确的，大家也忽视，这是一种特别恶劣的不尊重思想的文化和习惯。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不停地去争夺地位和权力。”
谁知君往何方
早在2010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功权就透露过自己的退休打算，有意将鼎晖投资作为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
2011年8月，也就是人民币基金成立后不久，鼎晖创投另一创始合伙人黄炎开始主持日常工作，当时王功权就曾对媒体笑称：“我和王树都已经年龄大了，让位年轻人，也就是说更年轻更有冲劲的一代”。正因为有这些前提，现在再回首，王认为自己的离开并不算突然，也没有给公司带来巨大的震荡。
还有两个月哥大的学习项目即将结束，王功权已经做好了明年一月回国的决定。
“所有人都问我回去做什么，我为什么非要做什么呢。”
2011年7月，理财周报曾基于对奇虎360、学大教育等的上市估算王功权的账面财富数额为17.49亿元人民币。虽然这一数据的准确性没有人能够证实，但有些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当年王功权南下海南岛时正值炒地皮热，万通六君子叱咤风云，两年内将三万块幻化做了3000万的利润。此后王功权还和冯仑一起决策投资了中国民生银行，收购了长春华联上市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IDG主导投资了易趣、3721、金融界、万网、框架传媒、中华学习网等，在鼎晖主导投资了奇虎网、华道数据、江西赛维等。
现在距离他与鼎晖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期满还有半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在明年5月后重拾投资旧业，但他很明确地表示“不想赚钱了”，因为这些辉煌的战绩在他自己看来，“并不算成功。”
再加上“如果民营经济继续恶化，我就不可能再去经商。如果腐败越来越严重，公权力对经济介入越来越多，要经商就要不断向他们妥协，我这性格就不适合”，他说。
“我很有可能会介入公共基金和事业中去，平时会和各行各业的人们进行没有目的的聊天和调查。” 2011年9月王功权就回到过家乡吉林公主岭市响水镇湾龙村，欲提供无息贷款给老乡们发展温室大棚。除此之外，他还和国内公民维权领军人物许志永等人保持着密切的“战友”关系，多次到现场声援公民维权活动。相比做风投，这些将是他未来生活的核心追求。
他说自己还在努力去践行随缘、从容的态度，所以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兴趣点之前，他决定先看看形势，听听风声。
福布斯：怎么看待王石的绯闻？
王：“但我不太敢讨论爱情，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我没有看到王石和她在一起，也没有得出直接的结论是他们要结婚。我前不久去波士顿的时候想找他，但他去欧洲了。
我可以理解一个企业家有绯闻大家会很感兴趣。但首先，如果他已经离婚了，这就确实完全是他自己的事。第二，我也没有看到他们说要结婚。即便真的有，他们也都是成年人了。
现在人们好像认为有钱人既不懂爱情也没有品德，就靠一点钱去混年轻姑娘。在中国的特殊时期里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往往具备超常的性格和气质，比如敢作敢当，坚韧，突破的能力，宏观上把握大局微观上有操控力……要说在这样的大浪中博弈的人光知道挣钱不知道爱是不公平的。
同样，说这些女性仅仅是为了钱，也是不对的。在经济发展大潮中，(谁能)克服各种困难把钱挣到，大家(就会对他们)会多一份敬重。能挣钱的能力可能会是主要的，钱本身反而不是重要的，虽然它也含在里面。
如果一有富人和女孩子在一起，大家就往那个方向去定义，就有点低估了中国女性的审美，也低估了中国企业家的智商。这一代企业家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拉开了中国市场经济大潮的帷幕，很多人身上都具有非常好的品质和能力。人们容易符号化地把人分类。
但我不太敢讨论爱情，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们这个社会给爱情赋予了太多的责任和道德，这爱情到底纯美不纯美就不清楚了，但我清楚地知道社会需要这样，这也是人类的悲哀之一——为了生存环境而付出情感的代价，很多美好的东西被迫去屈从于社会一般价值标准。
福布斯：和投资界来往还多吗？
王：“多数是他们诚挚地邀请，我礼仪地应付。”
不多，偶尔会有人来找我，让我出出主意，以国内的过来居多。
我在IDG五年主要是投TMT，在鼎辉六年有四个领域——新能源，清洁技术，医药和医疗器械等。现在来问我的也是什么项目都有。
这里也会有一些大的华尔街的投资机构(来找我)，(他们)做中国企业概念，希望了解中国企业的情况，但是我一般出于专业的考虑不做过多的评价，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情况我去评价也不好。于是多数变成了他们诚挚地邀请，我礼仪地应付。
我觉得现在企业变化特别快，整个创新行业变化也特别快，我已经从投资界退出一年半了，有些行业的情况我确实不了解。我过去经商的体会是不在一线把脉就没有发言权。(现在)虽然也有很多信息传递过来，自己也会去看一看，但煞有介事地去评论是不负责任的，特别是大家对我的专业水准抱很大的期望和很高的重视，我就更不能自以为是的乱说了。
福布斯：和鼎晖以及原同事的联系多吗？
王：“情缘尽处莫徘徊，万里天涯何处不花开？”
很少，几乎没有，偶尔在私信上问个好而已。这是我的习惯，一旦离开某个地方，尽可能和它切裂开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
我的离开也许给鼎晖造成了一定损失，毕竟我原来担任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半年多，我就对接替我工作的人做了安排，所以真的离开时(公司)才没有太大震荡。
我没觉得我有那么重要。我离开万通后，(与那里的联系)也都切断了，虽然关系还挺好。既然结束了一段历史，为什么要纠缠呢？就像我写过的词，“情缘尽处莫徘徊，万里天涯何处不花开？”我个人的经历上会愿意回顾，但工作上很少回顾的，过了就过了。
福布斯：怎样看国内的投资乱象？
王：“青年不要轻易介入这个领域。”
中国整个商业中自主创新的东西很少，多数人在思路上人云亦云，行业也是这样。
自从07年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退出从国外转到国内，这种混乱就开始了，这和我当初的预计是一样的。
这和我国资本市场本身的混乱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是用权力来操控的。这种权利是容易腐败和被交换，只要权力介入市场竞争中，竞争就一定是不规范和不公平的。
同时，媒体总体比较肤浅，也在广告的利益驱动下人云亦云，不能够让人们深入思考和了解事物本身。一大堆人认为做私募股权好赚钱，急于介入，最后变成了很多人都可以去赌一下的东西。不过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我希望青年不要轻易介入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是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做的，再加上竞争不规范，另外这个行业会把人做的眼高手低，最后他们自己要创业就变得很难。唯一的好处就是工资高，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工资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能学到东西。
很可能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最后算下绝大部分是不赚钱的。一个基金清盘了全部关闭之后大家分到钱了才算赚钱，但现在大多数私募股权基金连第一个基金的关闭期还没到，我估计要真结账了能有三分之一的基金挣到钱就不错了。
福布斯：根据你在两国生活的体会和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和这个国家没有主流宗教信仰有多大关系？
王：“你称老百姓有宗教自由，但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认同信仰宗教的人为社会主力。”
美国在几百年的国家化逐渐强大的过程中，无数次面临和当今中国一样严峻的挑战：贫和富的问题，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但是能使这个民族一直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最根本因素就是宗教信仰，它没有起到百分百的作用，但非常重要。
当殖民者施加压力的时候，美国人能继续往前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信仰。他们觉得自己是上帝召唤的一批新的子民，有这样的使命来这里建立(一个国家)，并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直是主线，每当面临困难时，这个(信仰)就会凸显出来。忽视这一点肯定是不符合美国历史的。
中国的社会问题肯定和没有信仰有关系。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泛神论的一个民族，很实用。但近百年来之所以这样无疑是因为共产党，它把所有宗教当做唯心主义的东西，使宗教不能发展起来。它宣称宗教自由，也给老百姓修寺庙，但实际上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认同信仰宗教的人为社会主力。
王功权告别商业江湖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私奔”回归家庭后，王功权决定放弃他的商人身份
本刊记者 谢梦遥 摄影 时会理
赫赫有名的投资人王功权，决定退出商界。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不再经商。”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其实，过去的一年半，他已经停止了所有工作。整个2012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是个人与社会团体的关系。这听起来已经不像是一个在商界浸泡了多年的人的兴趣所在--尽管在访问开始前，对方给他设定的方向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在此之前，他用了20余年的时光取得了他在商界的地位。他是万通六君子之一，1991年与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在海南创立万通。万通分家后，他先后进入IDG和鼎晖投资，主导投资了奇虎360、学大教育、框架传媒、易趣网、3721、弘成科技、金融界、创联万网、汉庭连锁、展讯、亚信等项目。在风险极高的创投领域，这些项目大多取得了资本意义上的成功，也为王功权带来了盛誉与财富。
“投资来说，你一般会希望是投资性格很稳健的人。但周鸿祎是个特例，因为他创新能力太强了，非常敏锐，我认为他是一个个案。另外，坚韧是很重要的品质，你回过头看，不管周鸿祎情绪怎么波动，但他在创业的路上是够坚韧的，对不对？”他轻描淡写地谈起他曾经投资过的周鸿祎。
过去的痕迹总在不经意间流露。他是从海南全身而退的淘金者，是如今很多地产大亨们的老大哥，是运筹帷幄的风险投资大鳄。以至于他谈到让媒体兴奋不已的名字时，多少有些俯视的味道。
今年年初，他结束了美国的访问。回国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他和阳光壹佰置业集团董事长易小迪吃饭，提到了不再回商界。“挺可惜的。”易小迪表示。但随后，易小迪又不停地聊起了他的地产业务。“大概他内心里还是觉得我是个商人。”王功权说。
这种尴尬一直存在着，每当王功权跟周边的商人朋友说起他的打算，别人的第一反应是，“你真的要退出吗？不可能。”
商业之外
其实一切早有预兆。在他还在鼎晖投资的日子里，就曾多次向董事长吴尚志表达希望退出。“功权你别吓我。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吴尚志每次反应是一样的，都会笑着避开这个话题。王功权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是这个管理着超过70亿美元基金的公司的三位高级合伙人之一、鼎晖创投的创始人。
“周而复始的生活，让我觉得有点单调，我希望换一种方式活着。”尽管王功权已经安排了另一位合伙人黄炎全面主持工作，但他没有办法安排自己退出的时间表，直至一个突发事件启动了加速按钮。
2011年5月16日夜，王功权在微博上发出那条后来搅起轩然大波的“私奔”宣言，“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然后，他消失了。这条微博被转发了7万余次，也正是这个事件，王功权的名字被八卦式的流言包裹，为更多人知道。
如你所知，这件事像场闹剧般收场，一个多月后，王功权回家了，他与妻子的婚姻并没有结束。而在此前，鼎晖已经宣布了他的辞职，这是王功权的决定。在他“私奔”归来之前，吴尚志和他在上海的一个宾馆房间里有过一次秘密讨论，即便在那时，吴尚志仍然表达了挽留的意愿，但王功权还是辞职。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冲动还债，安抚妻子，带着全家去旅游，再往后，他去了美国，妻子与孩子随行，住在新泽西的公寓。但他与中国企业界大腕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上次俞敏洪、冯仑、王石、郭广昌他们好多人过来，坐在一起漫谈，我也礼貌性参与了。”人们以为他不过是进入一段蛰伏期，但他已经决定不再回来。
另一个面目的王功权，在过往的岁月中浮现，并逐渐清晰：公民行动的参与者。
他是民间组织“公盟”的理事；他热衷参与公共知识分子聚会或者文化沙龙；他经常在网上讨论公共事件，言论尺度颇大。
但这些未必为人所知，在商言商，他懂得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转换。“我小时候看电影特别佩服间谍，在这个屋子跳舞，出门之后卸妆以另外一个形象出现了，准备激烈打斗。”他很少和商界的朋友谈他以“公民”身份做的事情，“省得解释半天，他们还担心我。”
2004年，他的老朋友冯仑、刘晓光等人筹备组建阿拉善SEE基金会，也邀请了王功权，但他没有加入。“我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到环保上。”他更关心的是与环境权并行的另一种权利--公民权。在冯仑等人为解决西部荒漠化问题，开会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与另一个群体走得很近--公盟。
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曾是孙志刚事件中上书人大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公盟的运营资金部分来自于民间捐赠，王功权是重要的捐助者之一。在许志永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人朋友中，王功权是自始至终不忌惮公开身份的。
两人的友谊始于10年前。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王功权想结交这几位推动者，就请法律界的朋友牵头约见。地点约在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当其他人去打球时，他与许志永在一旁喝茶聊天。认识之后，他们的接触很快就多起来，“我认同他们所倡导的。”
公盟于2005年成立，许志永、滕彪、黎雄兵等几位律师是创始人。这是个松散的组织，核心人员不过十几人，但与公益界、法律界、知识界有广泛交集。王功权在那时加入公盟，成为理事。与一般的慈善或者维权机构不同，公盟的目标是针对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尝试做出改变。不同的人对公盟有着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观感，但无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这是一群有公益心和批判精神的人。显然，王功权并不缺少这些特质。
总体说来，王功权是个脾气极度温和的人，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内心的抗拒会爆发出来。他曾在一个有官员参加的会议当场离席而去，只因为对某个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说的一些“官话”听不下去。
对于王功权告别商界，许志永认为不是意外。“他以前一直在说不想干了。商业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无法直接推动制度变革，角色还是有差异的。”
懦弱与勇敢
王功权对公盟工作的投入时间越来越多，从2009年开始，公盟每周日的例会他几乎都参加了，到了饭点，则跟着大家一起吃盒饭。回头看起来，很难说清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许，与公盟日渐频繁的互动影响了王功权，激发了他内心中的热忱；抑或，那团火本就燃烧在他心中，驱动他更主动以许志永等人为友。
许志永认为，王功权对于公盟团队的帮助，不仅仅体现在出钱出力上，还有独到的判断力，他的意见往往能跳脱公益人固有的窠臼。比如对于拆迁维权，王功权不支持介入，他觉得涉及金钱利益太大，很难团结。这个项目最终还是推行了，但果不其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2012年12月25日，乐清村民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因为他又是一名土地维权者，死因很快引发了网上诸多猜想。3天之后，许志永接到了王功权的电话，俩人都怀疑是谋杀，但王功权提议公盟介入做独立调查，第二天，许志永就带队抵达现场。随后，王功权保持着密切关注，他还在12月31日的中午与许志永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王功权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论证，提了很多疑点，我根据我的调查，给他一一做解释。”许志永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当晚即发布了报告，在结论上，与其他若干独立调查团队后来发布的报告是一致的。
这份报告遭受了许多细节上的诟病。许志永承认，操作有不周密之处。事实上，不论乐清事件，还是公盟税案，许志永的言行都不缺少批评者。“志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性情中人。他始终是在一线的。我不一样，我对苦难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当问及对许志永的过度悲情化的看法时，王功权为他辩解道。
王功权长期关注社会转型问题，采访中当谈起制度积弊和解决之道时，他侃侃而谈，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曾经的商人身份。商业逻辑与社会关怀，似乎是他脑子里并行不悖的两辆火车。
但撞车也曾发生。几年前，当王功权还是鼎晖投资人的时候，曾拒绝投资一个其他合伙人都很看好的项目。那个项目占用20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解决400人的就业，风险评估很低，但会令2万多农民失去耕地。
王功权要求项目方给农民提供再就业培训，但对方拒绝支持这笔每年需几千万元的支出。鼎晖的团队开会时，大家也觉得这个条件并非必要，认为王功权把“自己的社会责任强加到项目中，来影响决策”。但在他的坚持之下，投资最终没谈拢。“我认为征用农民的土地，存在隐性的利益剥夺，而给他们提供培训是一种补偿。”他认为涉及的不是商业道德问题，而是公平问题。
在2005年进入鼎晖时，王功权即告诉其他合伙人：“我可以不介意利益和待遇，但推动制度前进的事情我会做，你们要想好。”
这种开诚布公，让王功权此后的一些行为有了被容忍的空间，尽管发生在鼎晖的这种容忍，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是难以理解的。
鼎晖董事长吴尚志是海归派，他未曾对王功权的这类行为做出过直接评价。有些合伙人提及这些事时，吴尚志会说：“既然他进来时都把丑话说前面了，所以还是算了吧。”但吴尚志也会告诉王功权，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吴尚志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一些蹊跷的事情总会发生。王功权注册了一家小公司，没有业务，全部用来做公益。2011年上半年被抽样审计，追溯到2005年的账目，下半年又被审计了，这次则从2008年审起。“像这个小公司都被审计多少次了？每年常规年审，我都是通过的，有什么好审的？”
主持人曹启泰回顾他采访过的企业家时，曾说过：“大陆现在的成功企业家，基本都是企业创始人。这一代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他们的成功经历中，会有一段经历是很难说明白的。”许志永认为王功权是商业界里极其罕见的干净人。这个评价或许有些拔高，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没有把柄。”他把这个结论归因为多种偶然促成的。
成为王功权
回到20年前，海南兴起炒房大潮的那个时代，他与他的万通兄弟们赚到第一桶金。那时的海南，楼花生意是暴利，一夜发达的故事并不鲜见，让人难免感觉一些不可言说的交易会掺杂其中。王功权却说，他并没有留下污点。
“当年在海南我们干的不是开发，是炒房。”彼时的万通，像个空手套白狼的倒卖者，向开发者买下期房，再转手找人卖出。但是两次交易并非先后进行，而是在两个协议同时签订后，再促成上下家见面，重新签约，造成实质上只发生一个交易，省下一笔交易税，万通的盈利则来自于中介费。“这种事情在海南，大家都知道。”
万通的这种位置，决定了它不用买地盖房子，不需要拿任何政府批文。“说我做过房地产，实际上我没有开发过一次房地产。但如果我们当时是开发商，可能就会有问题，或者我坚持不住，或者我做不起来了。”他认为那是非常时期的特殊经历。
等几千万元的原始积累到手之后，当万通开始走出海南，拓展多元化版图，王功权已经是集团总裁。“再开会，我已经跟公司讲，任何违法事情，不管给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他的这种要求，让一些事情变得很难办，“公司经理们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打转”，让他很为难。另外，集团发展很快，分公司与总部在分权与管理上出现摩擦。他决定不做总裁，去美国负责万通的投资业务，“也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原来的财务主任潘石屹坐上了总裁的位置，名义上，王功权需要向他汇报工作（一年后潘石屹离开，王功权回国接任了8个月的总裁）。离开时，他做了全面的离任审计，为了避免出现问题，还请了公证处公证。
在美国时，王功权掌管国际基金，这为他日后进入IDG和鼎晖这些投资公司埋下了伏笔。自此，他与那些潜规则愈行愈远，“投资一个公司，要求法务税务讲清楚，因为要上市嘛。”
王功权爱好格律诗词，他的诗中偶然会流露出悔商恨商的情绪，“商场涉及利益的较量，我在心里不愿做。”为此，潘石屹等人也说过他，不像个老板，“心肠软、窝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万通根据考评表现，一次性裁掉二十几个人，作为总裁的王功权流着眼泪签下了字，“因为我平时接触过他们。”
但从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他又并非优柔寡断。他曾驱车用了一个月，在全国各省环游，行至四川，在当地投资的台湾朋友因为公司有了麻烦，向他求助。王功权让朋友给他全权委托，停下来用一周时间介入这个陌生的公司，召开董事会解决危机，然后继续旅行。冯仑评价他，“擅于危机处理。”
在IDG的时期里，有一年半他只领取半薪，这样他工作时间也可以减半（事实上多半时间还是在工作），以便有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对金钱的态度是：“够花就行了。我不研究穿什么名牌，生活要求不高。”
财富不能抵达之处
王功权不缺钱花。过早实现财务自由让他可以实现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大女儿曾在美国留学，打越洋电话过来时，听起来情绪不好。王功权放下电话，就直奔机场，“边走边订票，你知道这种临时订的票都是很贵的。”一天之后，他出现在女儿面前。女儿很惊讶：“爸爸你怎么来了？”“不学习了，跟爸爸出去玩两天。”
因为他喜欢诗词，他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累计花了1000多万元，组织了30多位诗人编辑出版格律诗词。
但作为一个有钱人，也会有问题是他难以解决的。比如，那些他请到来北京工作的诗人，很多拖家带口，很快就面临外地户籍的孩子上学难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导致了权利不平等。当他开始审视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这不是个案。“我是个企业家，好像有些资源，总会遇到同学亲友，遇上这些事情托我帮忙。随便数，我都能想起二三十个人。”但他也没有办法，连他妹妹的孩子都是由于户口解决不了，只能去燕郊上河北户口。
事实上，他最小的孩子因为是三亚户口，也面临着中小学学籍上的差别待遇和异地高考的问题。“我可以送出国，因为我有钱，但这不具有典型意义。”
基于这些感同身受的遭遇，在2009年底公盟的一次例会上，王功权提出了教育平权的议题。这个议题当场就通过了，后来被制定为长期的倡导项目，招了专职工作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召集签名、撰写调查报告、投递请愿书等方式运作下去。
2010年5月，北京废止了旧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等5项规章，这意味着在免费和就近入学方面，京籍和非京籍中小学生的差别待遇在制度层面不复存在。“但回到那个起点，教育平权并没有什么新闻由头，在公共领域也没人注意。”许志永认为是公盟推进导致了政策的转向。
但王功权在谈及他与公盟所做出的努力时，用了另外的一种表述方式：“我知道我说这些事情，政府有些人会不高兴，朋友们会替我担心，甚至我知道，效果可能会很小。我是做投资的，对投入和产出这些东西都清楚。但这是一种坚守，我宁愿相信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真的。”
新浪微博曾是王功权重要的演讲场。他很喜欢在上面谈论对时事的看法，但是去年9月，他发现，他有着156万粉丝的微博被销号了。
在此之前，他也曾经被新浪禁言过，都会有专门和他联络的客户经理提前告诉他，因为他是名人，享受新浪微博的“贵宾服务”。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告知。
王功权不甘心，又注册了几次，但不论他是实名还是非实名，他的微博都活不了太久，最新一次注销是在月份。他明白了，他决定放弃微博。“感到解脱了，好像是从一个舞台上转到另一个舞台上。”
当然，悲情时刻只是偶然出现，王功权目前的生活，总体说来还是充满着明亮的色彩。从年初回国到目前的几个月里，除了公盟的工作，他全国到处游走，结识志同道合的公民志愿者，参与一些慈善与扶贫。最近几天，他在读《民主的细节》和《甘地自传》。想找他谈生意的人络绎不绝，但他兴趣已经不在了。
当他还在投资界时，面对着眼花缭乱的项目，取舍决断之间，王功权向来看重创业人的性格：“要敢于斩断过去，迅速结束手头没有希望的事情。没有这个劲头，瞻前顾后很难创业。”以这个标准来看，他所描述的，也是镜中的自己。
他从不缺少和过去告别的勇气。1988年，时任宣传干部的王功权，成了整个省委机关的第一名辞职者（之前的人是停薪留职），原因是，“当时正干着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前途，或者说那个前途不是我所需要的。”而这个职位，是17岁时顶着烈日劳作的农村少年王功权无法想象的，“望着一望无际的农田，你感觉到世世代代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的绝望。”
那时的他，不会知道日后遇上潘石屹、冯仑等人，更不会知道自己竟一发不可收拾，在商业江湖里翻滚20年。他只是想去海南，买了火车票就走。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像块能量渐增的磁石，财富和名望慢慢向他聚拢。
多年之后，在新的转折发生之前，王功权的故事，已经符合一部优秀传记作品的叙事逻辑：一个农村少年，挤入仕途又逃离，几番沉浮后，成为了一线投资人。但他终于还是选择了把书的尾页撕掉，再次将结局开放。无论旁人把这个过程看成自然而然地发生，抑或一个急倏的转折，他留给商界的，都已是背影。
王功权谈爱情
私奔事件近两年之后，曾饱受争议的王功权，坐下来与《财经天下》周刊谈论爱情。
Q这个事件对你有影响吗？
A“私奔”这个事情过去了，对我的家庭肯定有影响。我们现在过着很正常的生活。
我一直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因为我觉得，社会对爱情的定义也是模糊的，一个是社会学层面对爱情的定义，有忠贞和责任，另一个是不受这些影响，完全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能回答的是，我认为我对爱情的理解可能会挑战这个社会的常规理念，我没有勇气挑战这些。在事实上，爱情和道德有关。
那个事件是突发的，我没有太多的回想，如果有的话，我会对我伤害的所有人深深地歉疚，包括前妻、现妻和王琴。
Q许志永说公益人应该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A我觉得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应该的。我希望我自己是高标准要求的，但我没有做到，我也觉得很遗憾，有时候也挺惭愧。但是，民主不是塑造道德标杆，它是一种规则、一种程序正义，它不应更多介入道德问题。我的意思不是民主不讲道德，个人的道德是另外一回事。想在道德上把人打垮，然后回过头来进一步剥夺你追求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开脱我自己，但这和我追求自由民主无关。即便是犯人，只要在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仍有追求民主的权利。
Q大家对王石的爱情的评价是不是不公平的？
A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大家希望你有更多的社会担当，或者道德更加完善，这是很正常的心理。至于社会对于富人的成见，也不奇怪，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发生。
可能涉及情感问题，就不是简单用道德来衡量的，我不认为道德有权利来衡量感情，我也不是说感情可以不考虑社会道德。
这个社会往往认为有钱人好像没什么爱情，好多就是用钱忽悠别人，我不认为这样。有的是有爱情的。
我觉得世上最难谈的就是情感问题。正因为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从社会规则的角度予以谴责是应该的。但是从对情感的理解角度来说，应该更多体谅和包容，因为人生不易，而且感情不是完全能用理性定义的。王石的事情我不多讲了，因为他也是我的朋友。
王功权事件：他是怎么变软的？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功权事件：他是怎么变软的？
2014年1月22日晚，北京市一中院微博称，王功权承认与许志永一起策划、煽动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法院对王功权取保候审。
2014年1月22日18点52分，市一中院官方微博发布称，“王功权承认与许志永一起策划、煽动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王功权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
2013年9月13日，曾因“私奔风波”而红极一时的鼎辉创投合伙人和投资人之一王功权，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以传唤名义带走，后被警方正式刑事拘留。此后，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2013年10月20日，王功权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正式逮捕，目前被拘于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据北京电视台报道，王功权表示，他曾资助许志永并在自己的微博上推出了相关事件。他承认，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法律是最底线的规则，自己资助和帮助传播的行为，使得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参与者。他表示，自己非常后悔，对不起孩子和家庭，以后会断绝与许志永的来往。同时，王功权表示，自己想不明白许志永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为何不肯认罪。
根据刑法第291条之规定，王功权所涉嫌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记者孙思娅
参考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1-28/100222080_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