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清华大学1929年4月18日 出生于北京市。
1949-1952年 在清华大学学习。
1952-1979年 任北京工业学院助教、讲师。
1979-1985年 任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1985-1989年 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主任。
1983-1991年 任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物理》杂志副主编。
1989-1995年 任北京理工大学校科协主席、机电工业部所属高等院校技术协会联合会副理事长。
1991-1999年 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物理》杂志主编。
1994年9月 退休。
生平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殖东，1929年4月18日在北京出生。在读小学阶段，正值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领土，目睹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饱受侵略压迫的苦难；读中学阶段，看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和国家工农业的落后，加之家庭生活的艰难，遂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决心放弃保送进入大学的机会，投考清华大学，结果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这里汇集了国内众多知名教授，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使王殖东不仅掌握了具体知识，还学到了终身受益的为人治学之道。如王竹溪授课中的严密逻辑体系，叶企孙言语的精练，孟昭英理论联系实用和温文尔雅的台风，周培源潇洒熟练的演讲，彭桓武讲授时表述的思考方法，葛庭燧、杨立铭在科学前沿的钻研方式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后来从事教育事业提供了养分。尤其是这些学者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归国执教的爱国热情，使他感受尤深，致使他在1958年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瓜菜代（粮）”的环境下，依然承担三个大合班（近600名学生）的授课任务。
1952年秋，王殖东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工作，时逢中国实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落后的工业急需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国家一方面扩大工业院校招生，一方面对当年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的小军工厂的领导干部进行培训。这些厂长、党委书记们有实际工作经验，但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入学后学习上困难重重。王殖东接受委托，承担了为这些工农干部授课的任务。他深入这些“老学生”的宿舍，深入调查他们的经历和学历，谈生活、谈思想、谈学习思路，摸清他们产生困难的原因，采用他们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一些科学概念和理论。由于师生打成一片，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所以这些“老学生”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后，常托人带信向他问好，并在北京工业学院建校50周年之际专门邀请他参加该老干部班的聚会。
王殖东在读大学时期，受的是通才教育，当时的大学没有所谓“专门化”。由于打的基础较广、较深，特别是在一批名师教导下，学会了一套学习方法。他在参加工作后学科多变的环境下开过多门课程，如普通物理、大学物理、电路与磁路、电路分析、电工基础、红外线、半导体、量子力学、分子光谱、激光物理等。从他身上证明，在大学教育阶段，教会学习方法比教会具体科学知识更为重要。
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始终忠诚教育事业，适应祖国发展需要，对不同的教学任务，不同的教学对象，从收集资料到潜心备课，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式，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动性；突出重点，用生动有趣的语言，精辟、条理地进行分析讲解；既讲清经典理论，又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他的教学效果优异，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王殖东思想敏锐，勇于创新，在如何培养人及办学模式上有许多真知灼见，且勇于提出并身体力行。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为了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他力主冲破单科性学院的模式，主张工科院校一定要办理科，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积极宣传、奔走呼吁理工合校的重要性，促成了北京工业学院在80年代中期建起了应用物理系。他出任首任系主任，为北京理工大学物理系的成长发展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王殖东从1983年至1999年长期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先后担任过教学委员会高等工科院校委员会主任、普及委员会主任，兼任《物理》杂志副主编、主编。他还担任过中国青少年辅导员协会副理事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科院校“普通物理”课程的教改和教材建设工作，并为提高工、农、医、林、电大类院校物理教师的业务、知识水平以及科学普及做了大量有益和有效的工作。
教育事业编辑本段回目录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中、小学基本上处于停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考制度恢复，但正规大学招生有限。由于10余年的政治冲击，使数以百万计的适龄青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有着强烈的求学愿望。形势的需要使全国出现了许多所“基础大学”，无院墙的电视大学应运而生，年招生10余万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考虑到学生规模宏大，为保证教育质量，亟需一批有经验和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承担讲课任务，同时对新成立的基础大学师资予以培训，因此向全国一些正规大学的教师发出了聘请。王殖东也被邀为电大上课。由于同时肩负工科学生教学和理科师资培训的双重任务，需要另定课程大纲，重新编写教材。为此，他编著了《光学及近代物理》，较大胆地突破了使用了近20年之久的教学大纲体系，不限于介绍量子论，而延伸到了量子力学初步。当时虽引起了一些议论，但从后来多年的发展变化来看，说明了这种超前行动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的需要。由“基础大学”、电视大学毕业的部分得以出国深造的学生后来在来信中，对自己能在基础课学习中接触到近代物理思想表达了肯定和感激之情。
由于上述两类大学初办，师资力量薄弱，王殖东在江苏常州电视大学为各地电视大学教师主办了近代物理讲座；在湖南邵阳为各地基础大学物理教师主讲了原子光谱及量子力学发展史；在北京为两类学校物理教师主讲了整门“原子物理”课程。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日制大学20世纪60年代毕业的大学教师也没有登过讲台，缺乏教学实践，迫切要求有经验的老教师传授教学经验，尤其是对教材分析和教学内容背景材料的掌握。王殖东应国家教育委员会工科普通物理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邀请，在哈尔滨的讲习班上主讲了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发展史，为全日制大学恢复高考后基础课质量的提高作出了努力。
全日制工科大学走向正规化后，师资教学经验交流和学术水平提高提上了日程。王殖东在主持中国物理学会工科物理教学委员会工作后，主张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活动。由于20世纪50年代教育体制理工分家，大学基础课教师只有授课任务，没有科研机会，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极为不利，所以在活动中隔年召开一次物理教师开展科研的经验交流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有几所重点大学取得了成果，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第三次会议后，又有几所大学取得了专利发明权。第四次会议召开时，不少工科类学院物理教师中已涌现出一批从事应用研究的队伍，争取到了科研经费，研制出了探测火警的传感器和检测静电的设备等产品。再后来几次会议甚至出现了专业性很强的论文，只好建议到学报上去发表。
教育研讨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殖东主持的另一类大型活动是物理教育研讨及经验交流会，每次会议参加者在200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期，会议旨在传授教学经验，涉及教法内容较多，有自制演示实验设备的展示等。考虑到受教学体制制约，多数物理教师没有条件从事前沿课题研究，故有意识地鼓励从事教材研究，逐步提出了固定性方向的深入探索，以利于长时间取得高水平成果。历次学术研讨会征文涉及以下内容：（1）国内外大学物理教学情况研究；（2）国内外大学物理教材的研究与评论；（3）教学法研究（包括讲课、习题课、讨论课等）；（4）实验内容与教法研究；（5）演示实验设计与使用；（6）CAI与电化教育手段的使用（包括电影、录像带等）；（7）微机在大学物理与实验中的应用；（8）物理学史（包括物理与生产的关系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9）大学物理教学现代化与实践；（10）大学物理教学与学生科学素质关系的研究与实践；（11）大学物理与工科专业结合的研究。每次都组织审稿会对应征论文逐篇打分比较，录用论文约多于1/3。被录用论文的作者在会上作20分钟报告，会后出论文集。教师们反映会议质量较高，学术团体举办的会议比行政系统召集的会议更讲严格和民主。委员会坚持每次经验交流会的主持人要作风正派、铁面无私，保证了会议取得良好的口碑。王殖东在每次论文集中都撰写序言，总结本次会议的成果，说明比上次会议的提高之处。会议在工科物理界反响很好，为中国物理学会争得了很好的信誉。
通过九届全国物理教育学术研讨会，还宣传了教学也是一种艺术的思想。同样的内容，不同的教法，收效往往不同。王殖东强调讲课中语言要精练，用语不宜前后不一，以致学生做不了笔记；声调宜起伏跌宕，使学生精神不致困乏；板书布局宜有全局观点，既不能随写随擦，又要前后呼应，便于勾画联结；课上教师不仅用手写字，还要使身体有闪身、有偏身、有蹲身，不致挡住书、画，以致学生精神涣散；对概念、原理、定律用语严密，不能原则说明，以利于学生准确理解；讲课不能照本宣科，要全神贯注，随时注意学生面部表情，看其是否听得懂，是否有兴趣听，是否思路随着内容走，还是人在心不在，尤其注重知识的起源、思路。通过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团结了一批对教学有兴趣、热爱教师岗位的人。尤其是通过教改实践，发现了一批热心写教材的青年教师，王殖东为他们审稿、改稿，或为之写序，予以推荐出版，先后为成都、湖南、大连、北京等地5人的普通物理学、基础物理、大学物理教材的出版做了幕后工作。通过这些会议，还发现了一批热心学会工作的教师，陆续吸收到教学委员会参加工作，尤其是为西北、西南、中南地区分别物色到一位在该地区热心为大家服务，善于做组织工作，可以在该地区牵头开展小型活动的骨干，有力地促进了物理教学委员会的工作。
主要论著编辑本段回目录
1 王殖东.激光基础知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1982
2 王殖东.集成光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
3 王殖东，李椿，闫金铎.普通物理学讲义.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