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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文学 |
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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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三十年代繁华的上海 |
上世纪30年代达到极盛。上海成为文化中心是多层次的。它既是进步文化中心，如《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和创作……与此同时，上海的一般文化也相应地活跃起来；而反动文化也相当猖獗。还有像《嫖界指南》这样的妓院文学、色情文化也泛滥成灾。五花八门的小报，是上海的又一道“风景”。可以说，当年的上海文化是多方面、多层次、综合性的复杂的共同体。这也许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吧。
海派文化肇始于中国画，亦起源于京剧，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便形成了海派文化这个概念，可见这是客观历史的必然产物。
海派文学就是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诞生的，可以看到，在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吴越文化的和其它地域文化，受到了世界文化主要西方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富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海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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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文学：鸳鸯蝴蝶派 |
海派发展三阶段：
1.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
代表人物：包天笑、周瘦鹃
特色：上承《红楼梦》、《花月痕》的传统，外受《茶花女》的哀怨与世纪末的感伤的影响，展现出一种落魄者的孤独感。
2.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流派
代表人物：张资平、章衣萍；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上海现代派）。
特色：直接取法外国现代主义思潮，如日本新感觉派、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等，剖析洋场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意识结构。
描写‘大都会的破体’，呈现出梦魇似的压迫感。
3.四十年代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
代表人物：徐訏、无名氏、苏青、张爱玲
海派两个主要发展面向：
1.男女两性间曲折离奇的浪漫故事，与言情小说有密切联系。
2.师法外国现代主义新颖活跃而又光怪陆离的表现手段。如新感觉主义。
新感觉主义的听、闻、视、触、味各种感觉器官，似乎都有某种特异功能，可以直
接输导到被感觉的物体上，赋予它们‘生命感’，从而使来去匆匆的印象组成了感
觉流。刘、穆等人把都市风景分解得七零八落、五光十色，在探戈乐的交错节奏中
摇落出浓艳的菸酒味和脂粉气；他们对都市的感觉带有光色错综感、倏忽感和魔幻
感。
特征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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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文学描述的场景 |
繁华与靡烂
“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靡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靡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当海派文学的渊源时，似乎很难摆脱这样两种文化的同体现象，也可以说是“恶之花”的现象。但上海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一样，巴黎从来就是世界文明的发射地，它的罪恶与灿烂之花产生在自己体腔内部，具有资本主义文化与生俱来的强势特性，它既主动又单一，构成对他者侵犯的发射性行为，而在上海这块东方的土地上，它的“恶之花”是发酵于本土与外来异质文化掺杂在一起的文化场上，接受与迎合、屈辱与欢悦、灿烂与靡烂同时发生在同体的文化模式中。本土文化突然冲破传统的压抑爆发出追求生命享受的欲望，外来文化也同样在异质环境的强刺激下爆发了放纵自我的欲望，所谓的海派都市文学就是在这样两种欲望的结合下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雅俗善恶二元混杂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
意识编辑本段回目录
海派文学主要有以下三个的意识：
一、都市文化意识
1.书写与都市对话中的焦虑的情绪体验、忧郁感。
上海都市生活方式相对于传统生活方式来说，是座精神孤岛；同时都市机械文明使人有被生活抛入急驶的轨道，随时要倒下来的感觉。
2.漂泊感
切断了旧有联系的新型都市人物，没有找到新的可供插足的根基，于是成了无根的不安宁的游魂，漂荡在十里洋场。‘海派小品里传达的漂泊情绪反应出他们与革命主潮、传统文明脱节，找不到自己生存位置，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境况’。
二、市民文化意识
1.题材主旨的反崇高性和非重大性。
2.价值取向：享乐式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市民意识相契合。
3.思维方式上强调实用理性。
三、文人文化意识
1.两个主要特点为非纯粹性、差异性大。
2.差异性可分为三种：闲适型、批判型、哲理型。
结语：海派文人在大时代的变革中发现自己是小人物并且认同这一身分，同时又不能找到人生的理想支点，重获文化英雄身份，所以他们在商业社会面前呈现话语失落。
历程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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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文学：郁达夫 |
五四新文学发动以来，海派小说的传统一度受到打击，新文学发起者对上海作家竭尽嘲讽之能事。如郭沫若等创造社发迹于上海，刘半农教授就嘲笑他为“上海滩的诗人”；到了鲁迅来概括上海文人时就干脆用“才子加流氓”一锤而定音。其实在北京的文人中，刘半农和鲁迅都是来自南方，更像是“海派”一些。
就在阵阵讨伐声中，一种新的海派小说出现了，那就是创作社的主将郁达夫的小说。郁在日本留学时期开始创作，他的忧郁、孤独、自戕都染上世纪末的国际症侯，与本土文化没有直接的影响。郁达夫对上海没有好感，对上海的文化基本持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精神使他写出一篇与上海有密切关系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部作品依然未脱旧传统才子佳人模式，但身份又有了变化，男的成为一个流浪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女的则是一个上海香烟厂的女工，也许是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外来妹。
郁达夫笔下的流浪知识分子还不具备自觉的革命意识，他与女工对社会的仇恨都是停留在朴素的正义与反抗的立场上。但是随着20年代大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意识越来越成为市民们所关心的主题，不但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被卷进去，而且还成为民众意识中的英雄。尤其在上海那样一座有着庞大工人队伍的城市里，革命风云不可避免地从此而起。在新文学发展到“革命文学”阶段里，上海的作家们沿着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创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学，主人公是清一色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浪漫成性，不断吸引着摩登热情的都市女郎，不倦地演出一幕幕“革命加爱情”的活报剧。依然是纠缠不清的多角恋爱的幻想，依然是才子佳人现代版的情欲尖叫，丁玲、蒋光慈、巴金、潘汉年、叶灵凤等时髦的作家无不以上海为题材，创造了新的革命的海派文学。
30年代的文学史是两种海派文学传统同时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但需要强调的是，两者虽然代表了海派文学的不同倾向，但在许多方面都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关于现代性的刻画也是《子夜》的艺术特色之一，现代性使小说充满动感，封建僵尸似的吴老太爷刚到上海就被“现代性”刺激而死，本身就是极具象征性的细节。同样，在新感觉派作品里，阶级意识有时与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恶之花”结合为一体，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许多小说里关于贫富对照的细节描写就是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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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文学：张爱玲 |
《子夜》描写的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与外国财团利益的斗争细节及其场所（如丧事与跳舞、交际花的间谍战、太太客厅的隐私、交易所里的战争、宾馆的豪华包房、丽娃河上的狂欢以及种种情色描写）体现的是典型的繁华与靡烂同体模式结构。茅盾以留学德国的资本家来代替流浪知识分子，以周旋于阔人之间的交际花代替旧式妓女，其间展开的情色故事从心理到场面都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海派小说。只是作家为了突出左翼的批判立场，才不顾自己对工人生活的不熟悉，特意安排了工人罢工斗争和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章节，但这方面他写得并不成功。所以，从本质上说《子夜》只是一部站在左翼立场上揭示现代都市文化的海派小说。
刘呐鸥创作《都市风景线》的生活观照态度归结为单纯和全然，又将这种单纯和全然的风格与现代都市的人为造作文化联系起来，构成半殖民地上海的独特的风景线，可以说是对刘呐鸥为代表的海派文学最传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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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
30年代是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推向顶峰的年代，那么，40年代的海派小说在忍辱负重中达到了成熟与完美。
由于上海是一个中西文化不断冲撞的开放型的城市，也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欧化的传统，所以海派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与“西方”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消费圈子，而普通市民在海派小说里只是作为消极的市侩形象而出现。在40年代大紫大红的张爱玲，是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学教育长大的女作家，但她一开始创作就有意识地摆脱新文学的西化腔，自觉在传统民间文学里寻找自己的发展可能。
上海这样一种移民城市，它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的，它本身没有现成的文化传统，只能是综合了各种破碎的本土的民间文化。与农村民间文化相比，它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的，只是深藏于各类都市居民的记忆当中，形成一种虚拟性的文化记忆，因而都市民间必然是个人性的、破碎不全的。张爱玲头一个捡拾起这种破碎的个人家族记忆，写出了〈金锁记〉〈倾城之恋〉这样的海派风格的作品。由于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来临一直怀着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与古老家族衰败的隐喻贯穿了她的全部的个人记忆，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又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正是沦陷区都市居民沉醉于“好花不常开”的肺腑之痛，被张爱玲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给以深刻的表现。张爱玲对都市现代性的靡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了两种海派的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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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长恨歌》 |
在当代海派文学中，王安忆无疑是最具代表的一个人。在王安忆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流徙四方的知青，原来是无数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儿女。这座老旧阴湿的城市，包含——也包容——太多各等各色的故事。九十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到上海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是辗转于上海无限的虚荣与骚动间，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协现实的艰难。
由于历史变动使然，王安忆有关上海的小说，初读并不“像”当年的海派作品。半世纪已过，不论是张爱玲加苏青式的世故讥诮、鸳鸯蝴蝶派式的罗愁绮恨，或新感觉派式的艳异摩登，早已烟消瓦灭，落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这寻常百姓家中，王安忆重启了大家对海派的记忆。在如此新旧夹缠、混乱迫仄的世界里，上海的小市民以他们自己的风格恋爱吵架、起居行走。他们所思所做的一切，看来再平庸琐屑不过，但合拢一块，就是显得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这里或许有“奇异的智慧”。套句张爱玲的名言：“到底是上海人！”
王安忆这一海派的、市民的寄托，可以附会到她的修辞风格上。大抵而言，王安忆并不是出色的文体家。她的句法冗长杂沓，不够精谨；她的意象视野流于浮露平板；她的人物造型也太易显出感伤的倾向。这些问题，在中短篇小说里，尤易显现。但越看王安忆近期的作品，越令人想到她的“风格”，也许正是她被所居住的城市所赋与的风格：夸张枝蔓、躁动不安，却也充满了固执的生命力。王安忆的叙事方式绵密饱满，兼容并蓄，其极致处，可以形成重重叠叠的文字障——但也可以形成不可错过文字的奇观。长篇小说以其庞大的空间架构及历史流程，丰富的人物活动诉求，真是最适合王安忆的口味。张爱玲也擅写庸俗的、市民的上海，但她其实是抱着反讽的心情来精雕细琢。王安忆失去了张爱玲那种有贵族气息的反讽笔锋，却有意无意的借小说实践了一种更实在的海派生活“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