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张庆源
六车道的中关村大街，即使在宽道纵横的北京首都，也算是一条宽敞的马路了。但在北京市地图上，这里仍是堵车地带之一。
从这里集散和发出去的电子产品，不仅挤占了六车道的马路，也成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最繁忙的地带。
这条贯通北京市海淀区的南北大道，串联着包括中科院各院所、北大、清华、人大等多所学府，串联路上的每一个小节点，即是多家名号高科技的公司。
中关村的演进道路，这是北京时间与硅谷时间接轨的地方，亦是最靠近全球价值链上端的地带。
或许数据可以提供想象空间，200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总收入达到了9035.7亿元，税收446.6亿元，出口创汇197.1亿美元。
1. 一条新路子
建国三十年所积蓄的变革力量在1978年开始渐次释放。
1978年3月30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落幕，科学的春天比之改革开放提前了8个月到来。这让有着“地理性先天科技基因”的白颐路附近，开始弥漫出变革的气息。
“当时几乎全体中国人都不知道改革开放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家庭和后代意味着什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向本报记者回忆。
那年夏颖奇还是中关村轴线上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讲师，“那个时候大学就是大学，科学院就是科学院；校园里，教授们做研究、写论文，然后就是发表，之后就是荣誉，然后评副教授，正教授，就是这么个过程”。
1978年，国家开始公派留学生。28岁的夏颖奇被通知参加教育部的考试。他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为了改革开放元年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了加拿大，之后他在渥太华大学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就在夏颖奇飞赴加拿大不久，1980年10月25日，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物理所一室主任陈春先，悄无声息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刚从美国硅谷回来，随后毅然决定走出封闭的实验室。
陈春先的这一想法随后与几十年来业已形成惯性的科研院校体制产生激烈碰撞，一些原本打算一辈子埋头做学问的研究员们，陆陆续续加入其中。
这是硅谷时间第一次在中国启用。但当时很多人还不清楚，硅谷时间指向的中国道路将是何等的风生水起。
不出意外，陈春先的服务部引发了一场争论。1983年1月，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对该服务部做了批示：“陈春先带头开创的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中央的批示，让刚刚从研究院所跳将出来的科技精英们开始彻底放开手脚。
1983年，从小喜欢航空的于军进入了位于学院路的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25年来，他的工作和生活从未离开中关村这个区域，现在他是这个区域的主政者之一：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海淀区副区长、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副主任。
当时于军和他的同学们，很快感觉到了白颐路上的诸多新鲜事物，所以经常愿意骑上五六分钟自行车跨过一条小马路，来到白颐路，而那条小路也就是如今的北四环路。
“那时候这里大部分是一些经销型的企业，但是经常能看到一些新的，没见过的台式电脑，在学校用的都是P处理的小型机，一屋子东西也就顶上一台286的水平。”于军回忆说。
在众多新鲜事物中，备受瞩目的即是“两通两海”——两通为“四通”和“信通”，两海则为是“科海”和“京海”。在这些企业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没有出一分钱“民有民营”；另一类则是原国有单位出资但按照民营方式管理的“国有民营”，“四通”和“京海”属于前者，“信通”和“科海”属于后者。
1984年建立起来的“两通”之一“四通公司”给了于军那批大学生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四通报》——四通成为当时民营企业第一个办小报的企业，这份印刷很好，经常发表一些感慨的的报纸成为当时大学生们中间的抢手之物。
也是在1984年，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支持下凭借20万元启动资金，创办起来了后来的联想，就在2007年，这家公司进入了世界500强。在1984年时，算上柳本人，整个公司也只有11个人。
就联想初创时的情景类似，半懵半懂的企业慢慢多起来，中关村也热闹了起来，一条街，开始向一个区域转变。
2. 硅谷雏形
以硅谷时间运行的中关村，随即在政府和民间上下两大力量的推动下跃进。
中关村的巨变来自上头的再一次关注。1988年初，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开始对“电子一条街”进行全面调查与总结。
于军和他的同学们突然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北京市要在中关村这个地方成立试验区，文章说，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地”的地方，国家将建一个大型的信息产业基地。
“那时候对信息产业的概念就是计算机，中国自己能生产自己的计算机了，这真是想象不到的事。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骑车去看，但费老大劲也找不着，一去看就是一片荒地。”于军说。
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农村景象，只通一趟从平安里到中关村的331路公交车，就在这个稻田满地的地方，国家开始布局建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引时代之先的高科技园区。
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终于成为一个正式“区域”。
不经意间，在这个从逐渐纵横交错的“创新网络”布局上，联想倪光南的汉卡、王选的激光照排、四通的打印机、王永民的五笔字型星星点点地布满了这个区域，开始大放光芒。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政策方面，甚至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放在了同一高度，成为了引全国侧目的“高科技特区”。
关于中关村也是从这年开始有了官方的数据。1988年底，实现收入14亿元，上缴了5000万税收和1000万出口创汇。
时至1999年，又进一步成立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划为“一区五园”，后来逐渐扩展至“七园”，如今已成“十一园”。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在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基础上成立“中关村科技园区”。
夏颖奇在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49岁的他决定加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
他当时在财政部工作，想要干一番事业的冲动把他推到了这里，经过北京市政府批准，他出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也成了中关村的第一位海归管理者。
如果说中关村园区的前10年主要是由本土人士写就，其最近10年里，海归们的贡献则居功至伟。
引进海外人才正是夏颖奇的主要工作。“幸亏这个时候海外储备那么多人，这些人回来后，与中关村下一步的发展对接上了。”夏颖奇说，“那一阶段回来的人，是在国外憋着，干到‘玻璃屋顶’极其优秀的那批人，中关村正是十分需要他们，他们有工作经验和国际化视野。”
3. 体制外到体制内
2002年，从大学校园里走出到海淀区政府任职5年后的于军，开始具体负责中关村海淀园的管理工作，这个内容也成为了他的工作重头。
这几年前后的中关村，正好处于一个特殊的时点上。全国兴起了多家高科技园区，高科技园区的政策优势开始渐渐趋同，IT创业浪潮开始席卷全国，而中关村不再是高科技创业的唯一之选。
就在那个时期，马云离开了一直生活的北京，去杭州创办了后来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而就在网上经济风起云涌之时，网上信用安全成为了新的发展瓶颈，也是在阿里巴巴，2003年10月，一个购买二手富士相机的客户通过银行柜台将购机款汇给了“支付宝”，并通过电话传真的方式将汇款单传真给支付宝进行确认，这笔七百多元的交易后来成就了如今日交易额5.5亿元的“支付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担保交易模式正是对信任缺失的网购市场最好的药方之一。
这些事实还可以列出不少，总之引领中国新经济浪潮的不再只发生于中关村。
2002年到2003年的时间里，中关村海淀园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于军说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北京市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力度非常之大，但是恰逢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总体上世界上信息产业在下滑，整个园区面临着发展方向的抉择，再一个就是资深的管理体制也还在不断地探索。
中关村出现了发展速度趋缓的局面，“到底是规模的原因，还是由于知识经济本身规律原因？还是我们政府行政效能的原因？都说不清楚。”于军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没有参考。”
中关村就此展开了自己的研究，摸规律，做模型，进行科技园区经济增长拐点分析，摸索园区的总体发展态势。“我们应该看到中关村又继续赶上国家很好的支持机遇，这让中关村得以坚定不移的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道路。”于军说。
全国都在改革开放，怎么其他地方没有出中关村呢？“那地方可能会出小商品之城，可能会产生加工区、保税区，大家各有所长，中关村永远是一个高科技研究开发的一个发源地，这是以知识经济、以大学、以科研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园区。”夏颖奇问。
从过去最早一批企业初创时，政府部门只是在摸索中给予企业零星的支持，到现阶段给企业全方位的支持，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变化。对于中关村的纵多明星企业来说，“从体制外走到体制内”，这是最大的变化。
但这样的变化，也随之对中关村的创业模型进行了根本变革。这是一条新路，但是还需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