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被称为中国硅谷第一人，1980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带领几名科技人员，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从此开创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去世，两天前，他刚刚过了70岁的生日。就在辞世前，陈春先又提出了“软孵化器”的概念，他的创业之梦仍未熄灭。
基本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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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1958年12月，留学前苏联（5年半）
1952年-1953年 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
1953年10月-1958年12月 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留学，以优秀成绩毕业，代表中方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毕业演讲，并受到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接见。
1958年2月-1986年 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创建合肥等离子物理所（核聚变科研基地）。
1959年-1966年 在中科院物理所从事理论物理、激光新型半导体等新领域的研究开拓工作。
1970年-1986年 发起国内核聚变研究，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6号），后来在合肥建设成功中科院的核聚变基地，该基地直到目前在规模和水平上均为国内之冠。1999年起任该基地客座研究员和高级顾问。
1978年 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教授级），同时提拔的还有陈景润等；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科技大会；第一批经国家学位委员会审定为博士生导师。
1978年-1981年 三次访问美国，受美国"硅谷"现象的启发，在1980年10月提出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的硅谷"，并身体力行成立了"先进技术服务部"。
1980年-1984年 由于"中国硅谷"和"先进技术服务部"事件在中科院引发了争论，中央政治局领导做了明确批复，肯定"陈春先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此举大大推进了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并导致后来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和中关村园区的成立。陈春先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
1986年 调离了中科院，全力从事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1997年10月 被聘请为北京市科委科技创业中心高级顾问。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出席了聘请仪式。
1998年起 与美国硅谷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共同发起成立的了金门桥科技发展中心，集中全力推进新技术产业重大项目的开发。
2002年 发起创立了创业咨询机构：陈春先工作室。
中关村第一人 陈春先编辑本段回目录
因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而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8月9日凌晨因病辞世，享年70岁。有关医疗机构随后摘取了他的角膜，替这位立志“把光明留给后人”的科学家实现了最后心愿。
陈春先是我国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他17岁考入四川大学，19岁远赴莫斯科大学深造，并以优异成绩代表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20多年里，他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6号）和中科院核聚变基地，著作等身，与陈景润等科学家一起成为“文革”后国内第一批被破格晋升的研究员。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纪世瀛曾与陈春先一道创业。他说，陈春先点燃了科技人员“下海”的火种，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由此而起，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由此而生。“中关村第一人”的称誉，陈春先受之无愧。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科技界的代表人物，陈春先的一生一直在奋力创业。这名在1978年与陈景润一同被中科院评聘为第一批中国最重量级的科学家在从商道路上坎坷不易终不成，不过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等7名科技人员率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1983年4月，陈春先开始第二次创业实验，成立了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最后因为官司失败而告终。
此后，陈春先搞过排版系统，在1990年先于方正推出；搞过文字处理系统，比wps也早一些；90年代又做了一些通讯的项目，产品都做出来了，但是一遇到市场竞争便败下马来。
在顶峰时期，陈春先甚至成立了一个华夏硅谷集团，最好的时候资产有几千万元，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但经营状况一直不好，到了1996年，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而华夏硅谷集团也随之烟消云散。这次创业失败，陈春先把它归结为经营管理上的失误。
作为引燃中关村创业激情的第一人，陈春先也用生命演绎了他对这种创业精神的理解。在陈先生辞世前，他又提出了“软孵化器”的概念，指导和帮助中小企业创业。
关于创业，身处其中的人更有话语权。trellix公司的创建人与cto丹。布里克林也是20年来创业四次，并发明了革命性的电子表格软件。布里克林对自己20年的创业生涯做盘点时，提出衷告：“首先你得想明白推动浪潮与随波逐流的区别，其次你应该接受一个事实：每个企业都会面临自己无法掌控的挑战。”
在陈春先第一次创业地的中关村，虽然事隔30多年，但作为it业的一个缩影，这里创业烦恼依然存在。在这里，每天都有许多家企业呱呱坠地，有的在短暂辉煌后就消逝了，有的还没来得及发出亮光就消失了，一个例子是，曾经在中关村创造过辉煌的小品牌，现在有数成百上千家正在淡出中关村。
回顾自己的创业经历，陈春先曾说：“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他也承认，在商场上他一直是不太成功的。他曾分析过自己失败的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个人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8月9日凌晨，北京中关村。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辞世。这一天，他70岁的生日刚刚过去三天。
离开中关村，陈春先的灵魂一定依依不舍。
两年前，68岁的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一年前，他曾微笑着对记者说：“从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可做很多事。”“毕竟我有这么多经验，可以教给后来者。”
去逝前三天，在亲友为他组织的生日聚会上，他还说自己要再活20年，干到90岁。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陈春先是中关村的创业斗士。这个当年中科院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在首先提出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后，就走上了一条与科研完全不同的实践之路。
他创造了很多历史，为后来“两通”“两海”的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以及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铺下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然而，“秀才创业，十年不成”，陈春先的创业经历坎坷重重，连他自己都承认“我办的公司从来都没有搞大过”。
即便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不肯罢手。
体制之缚
陈春先的“创业”始于1980年代，当时，他已在中科院做了20多年的科学研究，是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80年，陈春先有机会三次考察美国硅谷，美中的巨大差距刺激了他，归国后，他提出“科技成果扩散试验”，探索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新路，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等主张。
此后，他率先将设想付诸实施。当年12月，他与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带领十几个中科院的学术骨干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前身。
那是一场体制外的“实验”。虽然“服务部”每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能够给业务骨干每月发10多元的津贴。但是，它的运作与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水火难容”，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几乎被由此而引发的舆论旋涡所吞没。
据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回忆，当时，陈春先经常在家里和一位“所长叔叔”通电话，交谈的内容都是对“服务部”的不同意见，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陈春先的声音都哽咽了。
“我当时很小，还不太懂他们说的话，只是觉得奇怪，平时私交很好的两个大人，怎么也会像小孩子一样闹意见。”陈新宇说。
很快，有人公开批评“服务部”，说他们“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搞乱了科研秩序”。最终，为了澄清自己的“经济问题”，“服务部”被封门查账。业务骨干备受打击，“服务部”面临解体。
但是，陈春先的实践顺应了当时“搞活经济”的总体方针，他的尝试通过新华社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领导先后作出“批示”，认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至此，“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指导思想正式确立，中关村科技创业的政策活水也从此引入。
个性之累
科技创业的大环境似乎在转暖，但是，当时科研体制的小环境依然僵化，陈春先觉得在科学院的体制内不可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决定脱离科学院。
1983年，北京中关村花园路6号，陈春先和他的创业伙伴创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研究所。
当时，一个很有前途的科学家，离开中国最高的科研机构，放弃编置，放弃学术地位，放弃保障，简直是不可思议。
谈到父亲当年的举动，陈新宇说：“当时有机会出国看到中国与西方存在这种差距的人不少，有这个看法(改革现有科研体制，寻找更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人也不少，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去做。但他就去做了。”
从这一点上看，陈春先将他的后半生完全交给了创业，也算是为他的性格所累。
据说，陈春先从小接受的是一种近似美国式的教育。他的父亲陈之长早年留美，回国后曾担任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对他的教育颇有些放任自流，很重视培养他的兴趣。他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引导他对数学、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春先小时候动手能力就很强，1949年，15岁的他自制的收音机甚至听到了开国大典的广播。
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形成了陈春先兴趣广泛、思维活跃、敢想敢做的性格。在后来的学术之路上，这种特征曾成为他的突出优势，也是引导他放弃科学院，投身创业的内在动因。
陈春先曾对媒体说过：“我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思想活跃者，而且是公认的敢打敢拼的人，要不我也不会到美国，看了硅谷，回来就要在中国办硅谷。”
但是，在创业过程中，他这种敢于实践的性格的另一面———急于上手，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也显现了出来。
“华夏所”的业务模式仍然延续了当年“服务部”的做法。它利用人才优势和机制优势，曾承接过中科院委托的高精度恒流恒压电源项目等重要工程。
但是，它最后还是在市场的风险中倒了下来。因为与中科院器材供应站一个300多万元的合同纠纷，“华夏所”陷入了长达5年的诉讼之中，最终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遗憾。
转变之苦
客观地说，陈春先在中关村的两间木板房里做成第一笔电源生意的时候，市场上可以说没竞争对手。他后来的种种失败虽然与当时的体制和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对市场判断的失误、管理经验的缺乏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陈春先得到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以“金融租凭”的形式引进设备，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这个公司曾经是中国最早做大规模信息加工的企业。
资料显示，当时，华夏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员，每输入1000个字符收入为0.4元，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每年收入可达几十万美元。
陈春先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他把所赚的钱都投入到新式设备购进上。但到了1989年，市场突变，国外订单被取消了，项目萎缩了。他曾对此进行反思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这样的项目抗风险能力必然很弱，但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本身的风险又会很大，这个矛盾现在也在考验着企业。”
1993年，陈新宇开始介入父亲的华夏硅谷公司的业务。在他的印象里，公司当时多元化很盲目。陈新宇说：“父亲的兴趣太广泛了，往往是他觉得这个项目挺好，就投资做了，可是后来从市场的角度看，有很多项目出现决策失误。”
“那时，我进入公司负责开发一个语音寻呼机项目，针对当时汉字寻呼机价格较高的情况，此种语音寻呼机成本降低了60%。”由于亲身参与，陈新宇对这个项目的过程记得非常清楚。
据说，华夏公司为此项目投入了200多万元。但是在市场调查时，他们受到“当时看好语音寻呼机的小寻呼台的误导”，忽视了语音寻呼机的使用率较低，容纳用户数量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的弊端。1995年，随着行业竞争加剧，普通寻呼机价格不断下跌，该项目寿终正寝。
由于对集团化公司管理经验的缺乏，华夏公司内部一度非常混乱，在经济活动中纠纷不断，债务不清。
后来，陈春先曾说：“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他也承认，在商场上他一直是不太成功的。
他曾分析过自己失败的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陈春先创办中国硅谷首家公司传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 齐忠
本文谨献给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中关村园区成立二十周年
创新与梦想
北京的中关村,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硅谷”闻名世界。联想、四通、北大方正、用友、新浪等多家科技公司在这里发出透人的魅力，向人们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最光辉的篇章，在不发达国家创办科技产业的模式。
日月如梭,沧海桑田。回首二十多年前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举起“破冰”之手，在中关村创办首家公司,使中国改革开放最艰难的领域科技体制发生改革巨变。但是对陈春先在中关村创建首家公司的过程，当年的历史氛围、人文环境只有以下寥寥数语的记载。
1980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带领几名科技人员，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从此开创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简单的文字记载，使人们对中关村首家公司创办产生模糊的认识，似乎陈春先早上带领几个人在中关村随手就创办了首家公司，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随之出现。很难理解陈春先创办首家公司的艰难历程，对旧观念、旧传统、旧体制挑战的勇气。还会引发许多疑问，中央领导人为何支持对陈春先?不惜把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管惟炎这个“又红又专”的人物推向对立面？当年美国硅谷并不出名，陈春先如何得知？陈春先在硅谷看到什么，促使他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潘善堂，报道陈春先的内参如何写成？
为还原历史真相解开这些疑问，作者进行大量的调查，获取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历时3年完成本篇文章,以飨读者。
在记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二十周年的今天,用本篇文章作为小小的奇葩，以示庆贺。
齐忠 2008年8月11日 于中关村
核聚变人类的新能源
1976年10月，结束10年“文革”动乱的中国得到平静。为打破中国科技界多年没与国外接触封闭的状态，国家制订多项对外科技与学术交流计划，其中有“中美民用核物理学术交流计划”，该计划规定两国民用核物理科学家互相访问进行学术交流，费用由接待方负责。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教授说:“科学试验的结果往往会出乎人们原来的想象,产生出新的粒子，新的世界。” 这项计划产生的结果正如丁肇中教授所说，给中国带来新的粒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新的世界，中国首家科技园区，科技产业群体。
1978年夏，中国民用核物理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有4人,其中有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他是首次访问美国，目标是参观美国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PPPL)，环形聚变实验反应堆(TFTR)的托卡马克(一种环形磁约束装置)。用美国的实验数据对比北京托卡马克6号装置的实验数据，还要以美国托卡马克为参考蓝本，筹建国家投资4000万元的合肥托卡马克8号装置，从核聚变中探索人类的新能源。
20世纪40年代，人类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后，科学家们设想把核聚变产生的巨大能量，作为新能源运用到民用领域。实现这个设想要解决许多问题，因为核聚变必须在近亿度高温下发生反应，物质在这种高温中全部变成等离子体气体，如何建造存放等离子体的容器是关键问题。科学家提出用磁场实现核聚变的磁约束理论，采用封闭磁场组成的容器来约束等离子体，这种容器又叫磁瓶或磁笼，它由磁力线组成，看不见，摸不着，不怕高温烈火。
1954年，原苏联原子能之父萨哈罗夫，在西伯力亚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研制出存放等离子体的容器，命名为托卡马克。1968年，苏联科学家在托卡马克装置T一3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千万度高温以上获得稳定环形高温等离子体。
1969年,英国卡莱姆实验室的科学家在苏联T一3进行测试,证实苏联获得的重大突破后在全球引起轰动，西方各国纷纷建造托卡马克。在中国也引起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关注,他就是陈春先。
理论物理中的陈春先学派
1953年，陈春先被选派到原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学习，1956年转入乌拉尔大学物理系。1957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他在莫斯科亲闻毛泽东主席的著名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寄托在你们身上!”
1959年初，陈春先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那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参加了毕业典礼，陈春先在毕业典礼上与赫鲁晓夫握手，这也成了陈春先的“罪”,“文革”期间他被狠整。
陈春先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科研系统工作。物理所的孟宪振，听说从苏联回来了一位学习固体理论和统计物理的毕业生，就“闯”到陈赓大将的办公室，把陈春先争取到新成立的物理所理论室。
物理所位于海淀中关村南3街，附近还有计算所、数学所、力学所、声学所、生物所、自动化所、电工所等。知名度最高是计算所，该所创办的联想公司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计算所也随联想公司名闻海内外。另外是数学所，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陈景润就出自数学所，目前还有不少的人在日以继夜的证实最后的一个猜想“1十1”。
物理所在公众中不大出名，在科技界非常有名。我国原子弹、氢弹、卫星、导弹的研制开发都与物理所有关。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所长是物理学泰斗严济慈，著名物理学家施汝为、赵忠尧也出自该所。
陈春先先后在物理研究所7室(固体理论室)，10室(高分子半导体室)工作,任党支部书记。在吃不饱肚皮的1960年冬天，陈春先、陈式刚、霍裕平、郝柏林、于渌，在物理所大楼顶上电梯间旁边的小屋里讨论非平衡统计物理的基本问题。国内物理界曾有人戏称这些人是“陈春先学派”。“文革"前夕，在国内固体理论和统计物理领域发表的文章数量，“陈春先学派”占过“三分天下有其二”。“陈春先学派”的成员中除陈春先外，先后在不同单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春先比较关注苏联的科技动态。20世纪70年代初，他看到有关托卡马克的消息后,研制中国托卡马克的愿望在内心升起。他为确立这个项目开始四处奔走游说。当年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有关部门对立项迟迟不给答复。陈春先的性格执著认定的事就必需干到底，同事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粘豆包”,指陈春先想干的事情,他如同“粘豆包”似的粘上去，不解决誓不罢休。陈春先在有关负责人家中游说立项时,他情绪失控的大声说:“苏联都做出不同型号的托卡马克，中国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着急!”今天物理所的老科学家们说起这件事,仍然敬佩陈春先的执著。
1974年，陈春先带领课题组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6号。陈春先的研制成功不仅是我国当年最好的科技成果，也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核聚变的垄断。今天在中科院网站的《中科院大事记》中是这样写的:“1974年，物理所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CT－6。”
跨越太平洋访问硅谷
陈春先访美期间与美国核聚变试验室负责人，核聚变之父弗斯(H.P.Furth)教授进行多次学术交流并成为好朋友。美国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科研爆发力。托卡马克、人造卫星都是苏联首先研制成功，弗斯教授带领科技人员，只用几个月就研制出托卡马克并超过苏联，成为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建造托卡马克的学习基地。美国的航天事业也很快赶上苏联，把人类送上月球。陈春先在访问中还发现中美两国科研体制的不同，中国只在军事方面研究核聚变民用研究是空白，对核聚变全是投入没有收入。美国核聚变的研究是军事和民用两条腿走路，提高军事实力的同时又推进民用核发电促进经济的发展。
1978年，是陈春先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他和陈景润、何祚庥、郝柏林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陈春先在友谊宾馆会议室宣读学术报告后，著名科学家严济慈、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周培源等全体评委给予高度评价全票通过。当年在中科院主持工作的方毅同志，也对陈春先留下深刻印象。
1996年,作者与陈春先在友谊宾馆开会，他指着一间会议室说:“我就是在这个会议室中被破格提升为正研究员，当年我已经40多岁了还要“破格”,真是个大笑话。”
1978年3月召开的第1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北京托卡马克6号被评为1等奖。
1979年，弗斯教授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对北京托卡马克6号给予高度评价，他还赴合肥参观托卡马克8号的筹建工作。
1980年初，陈春先第2次访问美国，这次的重点是参观美国各民用核聚变实验室的效率、试验周期、实验设备、制造流程等，为建造合肥托卡马克8号获得帮助。随同陈春先访美的还有中科院电工所严陆光教授，他曾为北京托卡马克6号电磁系统做出重大贡献，今天已成为中科院院士。合肥中国科技大学项志麟教授，他是等离子体专家，胡绳之弟。美方陪同人员是刘全生教授。
他们走访美国20多个城市参观核聚变实验室。使他们惊奇的是实验室设备是几十人的小公司制造的，生产周期短，质量优良。在中国几十人的小工厂只能搞小商品加工，拥有上千人的大工厂才有能力制造核实验室设备。
陈春先对新事物非常感兴趣，他问刘导生:“这些小公司怎么能为核实验室制造设备?”
刘全生说:“这些小公司是美国新技术扩散区的新技术公司，新技术扩散区在波士顿128号公路、旧金山硅谷两地，那里有几千家新技术公司。这种公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教授、工程师、大学生，他们有技术，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另一部分人是风险投资家、企业家、金融界人士，他们有钱，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需要的资金。我们实验室使用的超导磁体，就是128号公路永磁公司制造，公司老板汤姆克还是核物理教授。”
陈春先首次听到新技术扩散区、新技术公司这些名词，教授开公司做买卖更不可思议，在中国绝对不可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九商十丐”的观念在中国是人人皆知，教授是读书人的“领袖”哪能做买卖。
陈春先利用双方互访期间费用由接待方负责的规定,向美方提出参观新技术扩散区。美方答应陈春先的请求，陈春先参观技术扩散区后，使古希腊盗取火种神话再生，从此新技术产业的火光在中关村点燃。
陈春先参观技术扩散区的首站是永磁公司。汤姆克是荷兰裔美国人，波士顿大学教授。他对陈春先说:“目前公司有20多人，买卖多的时候再招些临时工，产品在全球各个核试验室使用。”
陈春先问:“开公司和当教授有什么不同？”
汤姆克教授说:“开公司能够赚到很多钱，使我的夫人和孩子生活快乐。但是，我设计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销售，这种自我价值的体现,自我满足感的快乐，超过了赚钱的快乐。”
陈春先向汤姆克教授表示佩服时，汤姆克教授连连摇头，他说:“华裔科学家王安先生的王安电脑公司，是我们波士顿最好的公司应该去看看!”陈春先没有去王安公司，却记住了王安的名字和当年美国媒体对王安公司的评价，“王安公司要代替IBM (美国商用机械公司)”。
陈春先等三人参观的第2站是位于旧金山南60至70公里处的硅谷，当年是个硅谷小村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
刘全生向他们介绍硅谷公司时,他说:“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校长特纳把校园的土地低价提供给教授，让他们开办公司才有今天的硅谷。惠普公司(HP)就是斯坦福大学电机系两个教授开办的，第一个产品是高频振荡器。还有大学生乔布斯在车库里设计出全球首台个人电脑，他拿设计图纸找到投资商，投资商给乔布斯资金创办苹果公司，苹果公司营业额已达到几千万美元。”
陈春先听完刘全生对科技公司的介绍后，联想到物理所的科研成果。物理所几十年来研制国防产品的过程中，形成大量很多科研成果，有些科研成果还打破“巴统”的封锁，(注:巴黎统筹组织的简称。“巴统”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成立的联合组织，目地是阻止向我国出口高级技术产品)。可是这些科研成果长年躺在实验室、仓库、档案里睡大觉。
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这样一句话形容中关村，“中关村科研院所大墙外，是牛马拉车的田园风光。大墙内是日新月异的现代高科技。”这句话形容的恰到好处。因为中关村的科研院所代表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大墙外是四季青公社，每天是袅袅炊烟，鸡鸣犬吠牛马耕田。陈春先在中关村工作生活几十年，深知大墙内外的差别是由旧科技体制造成的，科技人员只满足实验室的成果和评奖的“象牙之塔”。在研制科技成果时，花多少钱，成本多高，转化为产品后老百姓是否买的起从不关心。
中科院计算所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有近千名科技人员。原计算所工程师联想公司老板柳传志在讥讽计算所时,他说:“计算所在联想公司成立以前，是不下蛋的‘公鸡’，没造出一台老百姓买得起的计算机。”
陈春先在参观硅谷时还发现，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极为相似，他对技术扩散区也做了详细的调查，得知技术扩散区是美国对自身反省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美国投资200亿美元的载人飞船登上月球，又在几十年的美苏“冷战”中投入数千亿美元研发军事装备。虽然在全球军备竞赛中领先，但是这些巨额投入没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美国与日本等国家在经济竞争中处处败阵。日本的汽车、半导体、彩电等产品畅销全球，美国产品处于竞争劣势。美国为扭转被动局面推出128号公路、硅谷技术扩散区，颁布税收、贷款、风险投资、企业上市等优惠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办公司扩散新技术，使新技术产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陈春先掌握这些情况后，也想在中关村搞个试验，开公司进行新技术扩散。
陈春先与院士擦肩而过和托卡马克8号停建
1980年，发生两件对陈春先创办服务部起到促动作用的事。一件事是与院士擦肩而过, 当年中科院进行“文革”后的首次增补学部委员，也就是现在的院士。物理所上报的增补学部委员名单有管惟炎(后任物理所所长)、章综、郝柏林，数学所有陈景润，他们都被增补为学部委员。陈春先榜上无名。塞翁失马，蔫知祸福。如果陈春先在1980年当选为院士，他不会用全部精力创办服务部。
另一件事是合肥托克马克8号下马停建。1980初陈春先、严陆光、项志麟从美国考察归来刚下飞机，中科院前来迎接的同志急冲冲的对陈春先说:“老陈,合肥托克马克8号下马停建了。”
陈春先听完忙问:“因为什么,谁批准停建的?”
中科院的同志说:“国家进行经济紧缩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中科院因此要停建、缓建一大批科研工程, 合肥托克马克8号的下马是由高层会议拍的板,主持会议的是聂荣臻元帅。下马的理由是该工程与某某所在建的装置重复。”
陈春先知道 “文革”10年的动乱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1966年至1976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增长为负数，国家面临经济崩溃的边缘，为扭转局面国家才大规模减少投资项目。
如何处理停建带来的问题也很棘手，合肥托克马克8号是在1976年以钱三强等一大批权威科学家批准立项的,陈春先是该项目的主报告人。当年为解决8号装置急需的科研经费，陈春先和夫人从中关村骑自行车，晚上10点钟赶到东单东总部胡同时任中科院负责人李昌家中。陈春先就合肥所经费的急迫性、重要性逐项汇报。李昌同志最后表示给予支持，尽快落实合肥所的科研经费。出了李昌家陈春先异常高兴，他说：“合肥所有人、有钱了，可以干出成绩了。”陈春先提议夫妻俩返程中绕天安门广场两圈以示庆贺。
1977年该项目获得国家计委批准，拨款4000万元。1978年基建工程开工，工厂和电源部已经基本完成，还成立“等离子体研究所”来管理，已有科研人员近400多人。
陈春先、严陆光、项志麟当即在机场协商，决定向中科院提出建议，对建成的工厂、电源部、研究所进行保留，已到帐的2500万元作为这些机构的运转资金。在中科院郁文等领导的支持下这些建议都得到落实。
托克马克8号的下马，对陈春先打击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怨天怨地，而是思考怎样为国分忧。他向同事们说:“下马事件对我们是清醒剂，我们要重新看待国家给科研的拨款。党和政府当年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对国防、“两弹一星”的拨款不惜代价。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主，自然减少对国防科研项目的拨款，还会要求我们为国民经济服务。我们要主动为国分忧，在中关村进行新的试验，把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技术扩散领域。”
陈春先还直白的告诉大家:“我们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受综合国力的影响，要在核聚变领域中领先世界是不现实的。要探索新路使国家繁荣昌盛，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时隔几十年后的今天，陈春先的话仍然掷地有声。
在中关村点燃星星之火
陈春先开始在物理所反复游说，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开办科技公司给国家带来的好处。他向同事们讲美国技术扩散区、128号公路、硅谷、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乔布斯开办的苹果公司等。陈春先还画张卡通画，画的上半部分是美国硅谷，分A、B、C、D、E4个部分。
他说:“A、B是树木、果实、花草，代表硅谷公司，是风险投资与技术结合的符号。C是金融投资体制、D是管理体系，E是工业、社会文化、法制。”
卡通画下半部是中国的科研体制，画面上有棵大树，树下有众多小草。陈春先说:“大树代表我国的科研体制，小草代表科研项目。小草都要向大树靠拢，只有这棵树上有钱科研项目才能干。我国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固定在这棵树上，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要在这棵树上。僵化的科研体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很不利。我们要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在中关村开公司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打造发挥科技人员才智和创新的平台。”
2003年,陈春先把这幅画鉴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作者。
陈春先的设想得到不少人赞同，物理所最积极的支持者有崔文栋、纪世瀛、刘春城、刘培铭、李兵、耿秀敏等。
开公司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人们对开公司的看法。那年头开公司的人被称为“倒爷”，因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倒卖钢材、玻璃、汽车等，陈春先要是辞职开公司当“倒爷”，人们会认为他是疯子。中关村不是美国硅谷，没有风险投资家，陈春先也不敢辞职开公司，因为辞职会没饭吃没房住。1985年，陈春先和夫人才向中科院正式辞职开办“华夏硅谷公司”。
陈春先想在物理所开公司，向领导请示好几次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当年没有领导的批准是无法开公司。陈春先非常着急，他得知北京市科协开展科技咨询活动的消息后，就向市科协咨询部请求支持，咨询部负责人是个女同志叫赵绮秋，40多岁颇有主见，她对陈春先表示欢迎和支持。
1980年10月初，赵绮秋在北京市科协热情接待陈春先，党组书记田夫亲自出面与陈春先会谈。赵绮秋认真的打量陈春先，他身材不高衣服很普通，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一口浓浓的四川口音，只有头颅圆圆的非常大。陈春先出名后有人说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科学家雕像，是以他的大头颅做模特的，有位名人还写到文章里，其实这不是真的，建造纪念碑时陈春先在苏联留学。
陈春先向田夫讲述美国技术扩散区，128号公路、硅谷科技公司的情况，提出要在中关村搞移植硅谷经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请市科协支持。
赵绮秋说:“你的想法非常新我表示支持。开公司很麻烦，要有大笔的注册资金、门市用房、上级主管单位同意等工商局才批准，这些手续半年都办不完。你是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在等离子体学会搞个服务部，全部工作由你负责和办公司差不多。”
田夫也表示支持，他说:“只要对‘四化’有利我们都支持，对老陈这样的科学家，市科协举双手欢迎，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尽快解决。”
陈春先很高兴，他说:“赵部长的意见非常好就搞个服务部，有独立的银行帐号更好。”
田夫说:“老陈用等离子体学会的名义打个报告，内容为开办服务部和拥有独立账号我来批，市科协给科技咨询活动拨了3000元经费，开账号的钱就由这里面出。”
陈春先回去和大家协商后决定创办服务部，名称叫“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用市科协拨的200元钱在银行开了账号。
1980年10月23日，北京市等离子体学会扩大常务理事会，在海淀区二里沟的北京市科协小会议室召开，陈春先首先向大家宣读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访美报告，向大家介绍美国硅谷经验和技术扩散区。随后他宣布服务部正式成立。
服务部董事长由中科院力学所著名科学家谈镐生出任，陈春先任副董事长。谈镐生在美国留学时期接触过公司，他介绍了公司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架构，使在座的科研人员首次得到公司有关知识。
长城钛金公司总裁王殿儒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他说:“我从谈镐生先生的讲话中，第一次知道公司是怎么回事。”
服务部的管理由管理小组负责，组长为市科协的陈庆国和陈春先，副组长为崔文栋和纪世瀛。
服务部成员有中科院物理所刘春城、潘英、李兵、耿秀敏。电子所的吴德顺，力学所的曹永仙，王殿儒、汪诗金、电工所的陈首燊，清华大学的罗承沫。
服务部的成员为什么还有中科院以外的人?因为陈春先在研制托卡马克6号成立课题组时，中科院各所和大学都派人到该组参加研制工作，服务部成立时他们自然也成为积极的参加者。
当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南方深圳等地兴起的公司热，对中关村科技人员有很大的诱惑，他们也想开公司。陈春先开公司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为这些科技人员提供了科技公司模式和重要的理论基础，知识分子开公司扩散新技术，是为国家富强不是当“倒爷”，所以这些科技人员非常涌跃的参加服务部。
服务部成员后来在中关村独立开办公司有陈春先，他创办“华夏硅谷公司”任董事长。纪世瀛，他创办“北京理化研究所”任所长。王殿儒，他创办“北京长城钛金公司”任董事长。其他人员大多数又回到原单位工作。
王殿儒的长城钛金公司最大，成为全球三大钛金公司之一。1989年王殿儒研制的钛金设备远销美国，是当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惟一给美国人进行技术培训的公司。
服务部成员后来有多少人?2003年，陈春先解释这个问题时,他说:“1个人也对，100多人也对。物理所往死里整服务部时，除了我硬顶不“交枪”其他成员都宣布退出，所以说1个人也对。说100多人也对，因为服务部最兴旺时开办两个培训班，有100多人参加。”
服务部的体制完全按照公司化模式打造，设有财务、对外联系业务、研发产品、销售等专职人员。不少人认为服务部是“民办科技机构”不是公司。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民办”一词来源于1987年5月3日，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为庆祝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成立所写的“贵在民办”题词。从那以后才有“民办科技机构”。后来又演变为“民营科技企业”、“非公企业”等，随着公司开设和生存环境宽松，“民办科技机构”、“民营科技实业”、“非公有制企业”等中国特有的企业称谓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有些人还认为，服务部没有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不能叫公司。其实没有办营业执照是科技人员防范风险的策略，服务部如果经营失败他们可以回中科院工作，如果经营成功就正式开公司。服务部工作地点在两个地方，陈春先的办公室和物理所的仓库。开始的业务是“空手套白狼”，利用中科院的牌子和市科协的关系，到北京乡镇企业搞设计解决技术问题或讲课传授实用技术。
1981年，参加服务部的人越来越多，业务也从教课转到研制产品，当年陈春先第3次访问美国还带回不少芯片，利用这些芯片制造核聚变试验的电源开关，成为服务部的主打产品。也成为服务部与物理所纷争的起源。
物理所领导认为,服务部主要成员来自物理所，他们拿物理所发的工资，做出东西再买给物理所是损公肥私。服务部制造的电源买给别的单位，是吃里扒外，个人干私活捞钱，抢物理所生意。
服务部当年赚到3万多元钱，是不小的资产，陈春先在中科院生活区盖起两座30多平米的木板房作为办公室。木板房挂两块牌子，一块是服务部，一块是“北京等离子体学报编辑部”，负责出版等离子体协会的油印小报，除报道学会的学术活动外，也报道服务部的活动和取得的成绩，陈春先亲自为这张小报刻蜡纸，还写有关美国硅谷的文章，通这张小报对外宣传美国硅谷经验。
开办电子培训班是服务部另一项业务，陈春先和李兵负责培训待业青年人，为他们讲授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电子培训班造就大批人才，被人们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期的“黄埔军校”。培训班的老师从清华、北大、北航等大学聘请，陈春先为请到优秀老师，给老师的授课费为每小时6元，国家规定的兼职教员授课费为每小时1.5元。
这件事也被物理所领导看成“有罪”，陈春先的胆子太大，不服从国家规定。
服务部为从国外引进《科技导报》杂志也做了不少工作，陈春先访美期间，结识美籍华人加州大学物理学家孙良方教授和夫人钱宁，钱宁是《科技导报》的发行人。《科技导报》的宗旨是向中国介绍先进科技发展水平和动态。陈春先为《科技导报》申请下在中国出版发行的许可证，打通《科技导报》在中国的发行渠道，服务部还为《科技导报》支付5000多元的相关费用。
陈春先参预《科技导报》这件事，没有向物理所领导汇报，又是“有罪”，埋下“违反外事纪律”的导火索。
服务部承接海淀锅炉厂的技术设计改造工程，使该厂生产的锅炉降低耗煤又增加热量成为抢手货，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还开展新技术系列讲座，讲授计算机的是美国大学副教授郭保光，他是陈春先首次访美的陪同翻译，孙良方教授、香港企业家郑庆飞、关博文也到服务部讲课。
服务部的工作成员每月可得到7元至15元的津贴，陈春先向领取教课费和津贴的人保证不向外界透露，他在服务部工作中分文没取。
服务部有账号能把支票换成现金，别小看这件事，当年各单位付费是用支票，科技人员到外单位干活拿到支票换成现金非常困难。为科技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后，服务部成为中关村科技人员聚集的地方，就向—块小小“石头”抛入中关村平静的“湖水”，引起阵阵涟漪不断向四面八方扩散。
管惟炎对陈春先的发难
1981年5月，物理所所长施汝为退休，中科院学部委员超导物理学家，52岁的管惟炎出任物理所所长。他上任后对物理所研究方向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重心向超导方面偏移,引起陈春先的不满，俩人多次发生争论，关系逐渐交恶。
陈春先当时任物理所1室主任，他对1室的经费和物资调拨有签字权。管惟炎刚上任时就找陈春先谈话，劝他不要搞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的事。他说:“老陈，你是物理所室主任，再出任服务部的负责人不太好。反过来讲，如果你是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己又办个小公司当负责人，这件事谁都会认为不妥。”
陈春先说:“服务部的事我向领导打报告请求支持，回复全是画的几个圆圈。没办法只好自己办服务部，扩散新技术为国分忧，不存在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关系。”管惟炎碰钉子后更看不惯服务部，物理所内部对服务部的议论，使他发难服务部的决心越来越大。
物理所有人说:“陈春先把核聚变项目中的物资拿到服务部给卖了，还把项目的钱转到别的单位，再从别的单位转到服务部私分。中关村各科研所的人说，想干私活就去找服务部。”
管惟炎听到这些话很生气，陈春先搞什么新技术扩散，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是胡闹。物理所搞改革是所长的事，陈春先小小的室主任懂什么，标新立异。在管惟炎的心里，陈春先那点本事不算什么，要用查帐的办法收拾陈春先。他先对1室财务帐、材料帐进行检查，发现财务帐有疑点，涉及金额十几万。材料帐问题更多，服务部人员经常使用1室的材料。
这时又传来消息,说陈春先在服务部每月拿15元津贴。巧了，陈春先工资级差是7.5元，等于给自己涨两级工资。管惟炎更认为服务部有问题，他要查服务部的帐。
1982年1月，在北京市科协召开的全体科协委员会上，身为科协委员的管惟炎，在发言中突然批评北京市科协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的行为，他说:“陈春先在物理所另搞一套打乱科研秩序，每月还从服务部拿15元津贴，给自己涨两级工资，服务部还有其它经济问题。”管惟炎的发言对参加会的其他人员影响很大，他们也纷纷批评市科协。
赵绮秋对管惟炎的发言很生气想反驳，又考虑和管惟炎争吵起来影响不好。会后，她与市科协党组书记田夫，副主席孙洪和管惟炎交换意见。
赵绮秋对管惟炎说:“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业务是在科技咨询范围内进行的，市科协还派陈庆国同志负责指导工作。服务部工作人员每月拿7—15元的津贴，是按照中国科协文件的规定，没有问题。”
赵绮秋最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她认为陈春先和服务部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她把服务部的活动大包大揽，还用中国科协的文件，把管惟炎说陈春先给自己涨两级工资的话顶回去。
党组书记田夫也表态说:“科技人员业余时间搞技术咨询，是中国科协提倡的没有错，不能上纲上线说是抛开物理所另搞一套，搞乱科研秩序。”
当年的管惟炎正是春风得意，在物理所是一言九鼎没人敢反对。没想到市科协领导和他唱反调，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管惟炎抛出杀手锏，他说:“物理所对陈春先负责的核聚变项目财务和材料帐进行检查，发现十几万元与服务部有关，还发现陈春先把物理所的东西拿到服务部使用和卖掉。”
田夫在中科院工作过，清楚中科院的办事程序。如果发现陈春先有经济问题，没有调查清楚前不能对外人讲，这是组织纪律，讲了等于给陈春先通风报信，管惟炎讲的事情可能是捕风捉影。
田夫打个官腔说:“管所长讲的情况，市科协刚知道需要了解情况，事情搞清楚会找管所长协商解决。”
田夫不软不硬的官腔让管惟炎哭笑不得，他只好说:“眼看快到春节了，过了节咱们再碰。”
赵绮秋第二天赶到服务部，她要核实服务部是否有经济问题。陈春先见到赵绮秋很高兴，他带领赵绮秋参观服务部新置办的木板房，又介绍服务部近期的工作。赵绮秋看到服务部从出外讲课和技术咨询发展到制造专用电源开关，还同外地科研院所联合开发新项目很高兴。她对陈春先谈了管惟炎对服务部的指责。
陈春先听完气愤的说:“管惟炎是旧科技体制的代表，他们认为农民没工资吃不饱饭，才搞改革开放土地承包。科技人员每月有工资能吃饱饭，还搞什么改革开放扩散新技术，老老实实听领导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几天有个美国大学校长到中国参观访问，他问中国的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是干什么的?他问的这些不请示领导不能说，请示领导时间来不及。我就编个瞎话说，这些部跟美国的波音、IBM、通用汽车公司差不多。在场的人都知道我在说谎，全都哈哈大笑。旧习惯势力和科研体制束缚着科技人员，他们连说话领导都要管。科学探索在自由的学术空间才能成功，如果按老规矩，论资排辈职位大小决定科学探索的正确与否，会一事无成。服务部搞改革开放和科学探索，就是要打破旧的科研体制。”陈春先越说越激动两手紧紧的握成拳头。
赵绮秋也很感动，她说:“老陈，不要生气，搞改革肯定有阻力，服务部的事情没有错，跟管惟炎讲清楚他会理解。”
陈春先说:“国家给核聚变项目的拨款服务部没有动。在服务部工作的同志每个月有津贴7—15元，我1分钱津贴没有拿，怕让人家说拿双工资。物理所的钳子、改锥、检测设备等服务部人员可能借用过，这些事在服务部帐上记的很清楚。”
赵绮秋提醒陈春先说:“今后服务部不要和物理所以及中科院各所争业务，使用单位东西要征得单位同意还要给使用费。你们初次办服务部对财务没经验，有的账目可能不清楚，让市科协会计先看看，别让人家抓小辫。”
陈春先表示同意。不久市科协会计查看服务部所有账本，对全部20多笔收入，350多笔支出进行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服务部没有财务问题，就是“白条”多。这些“白条”是服务部工作人员领津贴签字的纸条，科协领导非常开明，认为知识分子首次开公司没有经验出点错是免不了的。
1982年春节过后，市科协副主席孙洪和赵绮秋到物理所找管惟炎谈服务部问题。孙洪对赵绮秋说:“管惟炎说陈春先和服务部的问题，我考虑很长时间，春节也没过好。”
他们见到管惟炎后，赵绮秋说:“市科协对服务部的账本进行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经济问题。服务部人员每月有7—15元津贴，这不是什么问题，是多劳多得打破“大锅饭”有力的行动。服务部人员使用物理所工具的现象，不是原则问题可以原谅。陈春先办服务部没有经验，大家也知道陈春先对小节不注意，袜子穿错，衣服扣子上下弄错，在物理所是出名的。”
孙洪也说:“陈春先开办服务部市科协是支持的，有问题希望物理所与市科协共同协商解决。”
管惟炎认为市科协是偏袒陈春先，他说:“服务部的帐应由物理所审查，并将查帐结果上报中科院。因为服务部主要人员都来自物理所。我们审查陈春先负责的1室科研账目中，不少重大问题都与服务部有关。” 管惟炎的这种态度使谈话不欢而散。
管惟炎随后向科学院有关部门打报告，说陈春先把科研项目中的国家财产，非法转移到服务部卖掉，还有十几万元国家拨款也被转移到服务部私分，要求立案查处。
管惟炎还在物理所开会，公开点陈春先的名。他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什么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差不多，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服务部每月还发津贴，是鼓励科研人员不务正业、腐蚀科研队伍搞歪门邪道。”
管惟炎的话在物理所引起轰动。不少人后悔到服务部干活，今后涨工资、评职称、分房子等着领导穿小鞋吧。当天晚上就有人到陈春先家，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津贴不说话就走，那个场面让陈春先真难受。
过了几天，管惟炎又找陈春先谈话，他说:“老陈，你是所里的业务骨干，服务部的事写份材料跟所里说清楚做个检查，以后别干也就算了，特别想干就离开物理所做买卖怎么样?”
陈春先冷笑着对管惟炎说:“物理所每天打开大门要花掉国家多少钱，你知道吗?计算过吗?告许你是3万元人民币。物理所过去以国防科研为主，只花钱没收入是没有办法的事。改革开放的今天则不同，要认真想想国家的难处，怎样为国分忧为四化做贡献，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刚刚办起服务部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所里不支持也罢，还逼我离开物理所，彻底弄垮服务部，这办不到，办不到!”陈春先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同事们也闻声赶来看热闹。
管惟炎大怒，告诉陈春先要查服务部的帐，服务部不让查也要查。陈春先也召集服务部骨干成员开会，把物理所要查服务部帐的事告诉大家。服务部的骨干成员都反对物理所查帐。
一位骨干成员说:“老陈，我太了解这些查帐的人，服务部的帐哪怕是清如水，也肯定能找出毛病来，从账目中找不出毛病来，那不等于查帐的人没水平，搞我们搞错了，只要从账上查出1分钱的错，会让我们粉身碎骨家破人亡。”
另一位骨干说:“管惟炎只要把每月领津贴的人记下来，再到这个人的单位说该人私下捞钱，证据是服务部给的，服务部就会臭名远扬，谁也不会跟服务部打交道。”
陈春先也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他说:“我参加工作多年，单位查帐的事也见过，被查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一名骨干成员说“老陈，咱们找找市科协怎么样?”
陈春先问:“找市科协有用吗?”
这位骨干成员知道陈春先是个书呆子，他耐心的说:“老陈，咱们中国的事有些特别，办事要讲管理系统。中科院虽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单位，它的权力只能管本系统的事。没有权力管非系统的事。就是小小的街道居委会，中科院也没有权力管。服务部是市科协批准成立的，中科院也没有权力管，物理所就更没有权力查帐。”陈春先和服务部其他成员听完，认为说的有道理。就用市科协这块“盾牌”挡物理所查帐的“暗箭”。
陈春先找到赵绮秋把查帐这件事告诉她，赵绮秋非常生气，报告给党组书记田夫、副主席孙洪。两人听后表示不同意物理所查帐，让赵绮秋与管惟炎协商。
管惟炎还是那个态度，他说:“陈春先放着物理所的科研工作不干，办服务部捞钱肯定有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让老老实实搞科研的人吃亏，科研工作今后没人干，服务部的帐一定要查。”
赵绮秋说:“陈春先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搞科技咨询，我们应该支持。再说服务部是市科协批准成立的下属机构，只接受市科协的财务检查，物理所没有权力查帐!”
管惟炎听完后说:“陈春先是服务部负责人也是所里的人，物理所查帐是正常的。”
赵绮秋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她说:“物理所为什么要查服务部的帐，是要整垮陈春先和服务部，所以市科协不同意物理所检查服务部的帐。”赵绮秋说完甩袖而去。
管惟炎不查服务部的帐，就无法鸡蛋里挑骨头弄倒服务部。他多次打电话给市科协领导，要求检查服务部的帐，又向中科院有关部门汇报该事，让有关部门与市科协协商，联合检查服务部的账目，市科协领导为避免管惟炎的纠缠同意联合查帐。
5月，物理所一位副所长带队和市科协人员组成工作组进驻服务部，对所有的账目进行审查。服务部平时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没有了，那天谁都不敢露面。只有陈春先站在大门口胸怀坦荡的迎接工作组，他说:“账本放在桌子上有事叫我。”说完搬把椅子坐在门外。
服务部的那几笔帐一会儿就检完了，物理所副所长拿着几张“白条”问陈春先:“发放这些津贴有什么根据?”
陈春先回答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规定，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技咨询工作，每月可以获得15元左右的津贴。”
副所长听完把手伸向陈春先说:“老陈，把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的文件拿出来我看看。”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故意刁难陈春先，当年部级文件都属于保密文件，陈春先肯定不会有。只见陈春先不慌不忙的拿出方毅副总理讲话稿的复印件递给副所长，他说:“在方毅副总理的讲话中有这条规定”。
原来陈春先对物理所查帐早有准备，因为他太清楚管惟炎整人的手段有多狠，也知道津贴会成为主要问题，他在国家科委办公厅存档处找到方毅的一份讲话稿，其中有“科研人员可以领取津贴”的内容，决定拿这个抵制查帐的人。
副所长看完后说:“这是领导人讲话不是正式文件。再说，科技人员是脑力工作者，怎么分清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怎么分清本职工作和业余工作?谁也管不住大脑。”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旧科技体制条条框框的本质，不仅要束缚科技人员的手脚，还包括他们的大脑。
物理所查帐人员不顾陈春先和市科协人员的反对，复印全部账目。
管惟炎利用账目记载的情况，派人到北京和外地与服务部有合作关系的单位进行调查，理由是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凡是物理所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他个个面谈。外单位的人通知该人的单位变相打击服务部。
管惟炎又在物理所开会，他说:“今年国家开展的重要活动是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物理所已经把陈春先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谁在服务部工作过，要主动向组织讲清楚。今后物理所人员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业余时间到服务部工作，都要经过领导批准。”
散会后没有一个人敢跟陈春先一块走都怕沾上，当时压力很大，陈春先想向所里“交枪”投降不干服务部，但是又想自己是研究员，服务部就数自己名气大，又不想投降了。
破屋逢大雨，这期间陈春先让美藉华人物理学家孙良方在家中住几天，按照有关规定违反外事纪律。管惟炎两事并举要求中科院有关部立案审查陈春先。物理所内部天天都流传着有关服务部的各种小道消息。什么“陈春先被定为经济犯罪团伙首要分子”。什么“服务部的账写的象天书，是本花账谁也看不懂，服务部帐上全是白条，陈春先明着给自己长两级工资，暗着不知道长多少级”。
物理所领导对服务部人员开始不客气，外面来找服务部的人，门卫如临大敌严格盘查。服务部的人在长级、评职称、分房子等方面受到刁难。他们问管惟炎:“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管惟炎冷言冷语的回答说:“服务部的人不用长级，想长几级就长几级，房子更不用所里分，做个花账就买好几间。”
在物里所工作的人这辈子就是长级、评职称、分房子，没有这几样还干什么劲。服务部的成员在物理所如同狡兔脱巷，众人争擒。一些成员也不甘心“人为刀俎，吾为鱼肉”。
某日，一位服务部的骨干成员走进陈春先的家，他说:“老陈，管惟炎把我们上报中科院立案，这是往死里整我们，他不仁我们也就不能手软，我们也要让管惟炎知道点利害。”
陈春先说:“管惟炎是所长，我们能把他怎么样?”
骨干成员听完笑笑说:“‘文革’后期管惟炎当过物理所革委会副主任，毛主席去世后革委会的几个头给江青写了一封效忠信，我那时在政工组看过这封信，就用这封效忠信警告管惟炎别往死里整我们。”
1976年9月6日，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不少政治投机分子认为江青要掌握中央大权，他们为日后升官，就纷纷给江青写信表示效忠，被称为效忠信。由于人们对江青等“四人帮”的痛恨，凡是向江青写过效忠信的人，都会认为是江青及“四人帮”的同伙，从心目中痛恨他们，效忠信这件事要在物理所公开，对管惟炎很有杀伤力。
陈春先认为不妥，他说:“这件事即使有证据，对效忠信的事还要具体分析，不能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
这位服务部骨干没有同意陈春先的意见,几天后他找到管惟炎拿出效忠信复印件,并提出条件要求管惟炎在服务部的问题上放他一马，管惟炎点头表示同意。
陈春先被管惟炎多次点名以后心情十分沉重。每日回家后总是闭目沉思，他感到旧体制是厚厚高高的墙。自己想做硅谷试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的想法多么可笑。被立案的结果可能是受处分、劳动教养、判刑入大牢，失败和死亡降临的幻觉不时出现在大脑里。
陈春先为宣泄心中的苦闷，每天晚上都到服务部的办公室独自坐到深夜。一天晚上他又来到服务部时，突然看到赵绮秋在门前来回踱步，他迎上前去俩个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好长时间才控制住激动的情绪。
赵绮秋说:“听到你要被立案审查的消息，我很难过。本想到单位看你，物理所的人肯定不欢迎。只好到服务部来等，事情发展到这步打算怎么办?”赵绮秋说完眼含热泪。
陈春先说:“不要难过，这件事没有什么。要是向管惟炎屈服，就证明服务部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走错了，我认为移植硅谷经验没有错，所有的事情我承担不连累别人。”
他安慰赵绮秋说:“我们搞科研的人都有执著精神，不怕失败和冷落。陈景润研究歌德巴赫猜想用了10年的时间，在6平米小屋足不出户不停的在稿纸上演算。陈景润成功后大家会认为没有什么，反过来想想，如果陈景润不成功，就要在6平米的小屋与废纸堆度过悲惨的一生，这种执著精神平常人是不会理解的，还会认为是精神病。我现在的处境比陈景润当年好多了，我是正研究员，还有市科协领导的支持，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赵绮秋见陈春先心态坦然很高兴。她说:“搞改革开放是党中央的号召，服务部没有错，我不仅支持到底，还要到中科院纪委反映情况。”那天的月亮非常明亮，赵绮秋和陈春先谈话的身影印在窗户上，透过月光看的非常清楚。(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与新华社内参
(续上期)清晨，赵绮秋赶到中科院纪委，纪委的同志早就听说过市科协有个女干部叫赵绮秋，最支持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没想到还会到中科院为陈春先喊冤叫屈。
赵绮秋首先向纪委的同志介绍服务部，她说:“市科协对服务部账目进行过审查没有问题。服务部白条多、用物理所的工具、陈春先违反外事纪律在家接待外宾等问题如何处理?我认为要从改革开放探索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开办服务部经验不足有失误是难免的，应该帮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在家接待外宾是小小的马虎。不能用“科技二道贩子”、不务正业捞大钱，违反外事纪律偏激的态度处理。”赵绮秋把陈春先和服务部说的有理有节。
她又说:“陈春先是搞基础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搞技术咨询，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为国民经济为四化服务，是对国家有利的好事。我们应为四化设想，放弃旧观念大胆支持。”
赵绮秋说到这里突然感到头昏，感觉对面的人在眼前晃动，屋顶上的灯往脚底下转，知道自己甲亢综合症犯了，她用手使劲支撑着上身说:“对不起，我头昏要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说完两眼发黑晕到在地。
赵绮秋到中科院纪委为陈春先和服务部申冤喊屈，状告管惟炎打击刁难改革开放新生事物晕倒在地这件事，传遍物理所、市科协和下属各个学会系统。大家都说:“赵绮秋这个女同志官不大，敢到中科院纪委论理不简单。”
管惟炎不公布对服务部的查帐结果，想拖垮服务部。这招真灵，服务部如同停摆的钟没有声响，只有陈春先每天晚上7点半准时出现，11点锁门回到804楼自己的家，用简单的行动撞击着管惟炎为代表的旧科技体制。
在这期间，陈春先还担任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班导师，亲自执教讲述核聚变。他语重心肠的对年轻人说:“托卡马克8号虽然停建，我们追踪国际先进技术的脚步分分秒秒不能停，国家要富强就要掌握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你们今天是学子，明天就是国家的栋梁，希望大家努力学习。”
常宜金针度与人，陈春先身处逆境还拥有如此胸怀。
中关村不少知识分子暗中关注陈春先，如果服务部这棵“树”不倒，他们会走出科研院所办公司。如果服务部这棵“树”被管惟炎砍倒，陈春先和参加服务部的人没有好下场，他们在今后数年内不会再有开公司的想法。
管惟炎对赵绮秋非常恼火，小小的市科协干部懂得什么是科学技术，懂得什么是新技术扩散。敢状告自己打击改革新生事物!还说陈春先和服务部是为四化大业做贡献，真是胆大妄为。“懂得什么”是管惟炎的口头语，也是他高高在上惟我独尊的说话习惯。在管惟炎来看。科研活动要有领导、有计划、有请示报告，有批准、有规矩的来，这种体制不允许挑战。有人挑战这种体制时，他会不顾一切的捍卫并置对方于死地。管惟炎把赵绮秋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编造对赵绮秋不利的“故事”，说她支持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搞乱了科研大方向，陈春先和服务部有重大经济问题。管惟炎向各方面汇报状告赵绮秋，还告到北京市委组织部，组织部非常重视这件事，部长佘涤清亲自约见赵绮秋谈话。
赵绮秋对佘涤清说:“市科协遵照中国科协的指示，在北京有关单位、各部委开展科技咨询活动为国民经济服务。在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勘探院开展科技咨询，受到石油部领导好评。在通县开展小电机的制造和推广，使通县小电机在全国销售十分红火。陈春先创办服务部也是科技咨询活动中的一部分。服务部搞扩散新技术是探索新思路，跟我国科技成果推广有本质的不同。成果推广是以单位为主体的转移，是领导批准和现行体制允许的。新技术扩散是以科技人员为主体、不加任何条条框框的，由科研人员自发性质的技术产品扩散，能够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单纯的成果推广是无法比拟的。”
赵绮秋说到这里停顿一下，看看佘部长，发现佘部长不仅认真的听还记。她又说:“物理所有些人思想僵化，把科技人员视为本部门私有财产，死死地限制在小圈子内，谁越过这个圈子，就会扣帽子在小事上纠缠不休。现在农民种什么庄稼都可以自主决定，知识分子利用8小时以外的时间推广新技术，为什么不可以?我作为党培养的普通干部，就要支持党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支持服务部这个新生事物。”
佘部长听完赵绮秋的话微笑的说:“我亲自听汇报就是支持你，今后在开展科技咨询工作，要放手大胆的推动还要掌握策略。”
赵绮秋向组织部汇报工作后心情很沉重，为改革为四化拼命工作，最后还让人家告到市委组织部，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述心中的苦恼，周鸿书听完爽朗的笑笑说：“咱们把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写篇‘内部动态清样’，让中央领导看，听领导怎么说。”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条轰动全国的消息，就是周鸿书参加北京市委有关方面会议，从文件堆中挑出来的好新闻。
1982年底，周鸿书派记者潘善堂两次采访陈春先，他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和修改，使文章更加有说服力。最后把文章的题目定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发往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也称内参，是新华社记者对各种事件通过采访写成的稿件，这些稿件简明快捷专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阅读。
这篇文章有1500多字，讲述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意义和取得的成绩，还介绍了中关村地区拥有的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指出这些科学成果大多数停留在论文、样品、展品阶段,处于“潜在财富”状态,不能迅速生产,取得经济效益。对物理所所长管惟炎刁难打击陈春先的事，文章在结尾用110多字进行叙述，“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1982年的冬天很冷，11月底下起入冬的头场大雪，陈春先站望着窗外飞舞的雪片沉思，他的夫人问“你在想什么?”陈春先才从沉思中惊醒，只是苦笑并不说话。
明天早上，陈春先的夫人就要随中科院计算中心代表团，赴美参加IBM公司的计算机技术培训。这种短时间分别之前夫妻之间应是欢乐的交谈，他们却在“立案审查”的阴影下进行分别前的晚餐。
夫人说：“咱们在“文革”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就领教过管惟炎整人的利害，这次的立案审查恐怕是凶多吉少，我走之后你千万小心!”。
陈春先拍拍夫人的肩头，安慰她说:“对我和服务部审查也好，立案也好都不怕。因为扩散新技术没有错，把我抓起来也会平反恢复名誉。就是服务部的夭折会使扩散新技术中断太可惜!”
夫人说:“事情虽有公论，我们也不能座守待毙，除内参向中央领导反应情况外，这次去美国向我父亲的战友，联合国副秘长毕季龙求助，请他向上反映情况。”
陈春先点点头说:“说的很对，我要想办法直接向方毅(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昌(注:当时的中科院负责人之一)申诉，这两位领导了解我，可以支持和帮助我。”
陈春先的夫人到达美国后，向毕季龙讲述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扩散新技术的事。1983年1月，毕季龙把陈春先的夫人叫到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给她看信使带来的《经济日报》，当她看到有关报道陈春先和服务部的内参事件时激动万分。毕季龙让她用领事馆电话往家打长途，电话接通后陈春先也是异常激动，他说:“这回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不怕立案审查了。”陈春先的夫人听后泪如雨下。
毕季龙说:“《经济日报》率先报导中央领导的批示，从来也没有过，说明陈春先创办服务部的事还有争论、有风险，你们今后要谨慎行事。”
陈春先对这篇内参没抱什么希望，赵绮秋与周鸿书夫妇也只是想让中央领导人知道有这件事。没有想到中央领导人会有批示，旗帜鲜明的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为开创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83年1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内部动态清样”有关陈春先报道上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方毅还打电话给中科院,要求停止对陈春先的立案审查,还邀请陈春先到办公室长谈两个多小时。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在该报道上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可委托科协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示。”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来。”
1983年1月13日，国家科委(现为科技部)副主任赵东宛批示:“请明瑜同志阅，在我们制定制度和政策时可按胡耀邦同志和胡启立同志指示精神把陈春先同志的意见考虑进去。”(注:明喻是指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喻)
1983年1月29日，《经济日报》以“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为主题，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情，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公开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经济日报》还推出系列报道来支持陈春先，以下是系列报道的目录:
1月31日，“陈春先从事新技术扩散未取分文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账目没有问题”。
2月2日，“给“科学上的二道贩子”摘帽子”。
3日，“科技人员能量远远没有发挥”。
7日，“不做改革的旁观者”。
16日，“奋斗不息的人”。
《经济日报》在报道中指出:“我们要大力支持科技界的改革工作。阻挠、抵制改革的“马蜂窝”一定要捅，而且要一捅到底，影响新生事物发展壮大的阻力一定要坚决排除。”
党中央领导人对陈春先的批示和《经济日报》系列报道，在中关村各大研究所引起很大震动，科技人员争相传阅，科技人员称:“这些报道搅动了科技界一些部门的一潭死水。”
管惟炎面对惊天大逆转不知所措，他读完《经济日报》有关陈春先和服务部的报道后，用颤抖的手拨通经济日报社有关负责人的电话，他说:“陈春先确实有经济问题，物理所正在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
对方反问:“陈春先有什么经济问题?”
管惟炎说:“陈春先以权谋私，通过物理所财务科在1981年l2月给合肥7万元，给四机部10万元。”
1983年1月31日，《经济日报》再次发表文章对管惟炎进行公开点名,反驳他说陈春先有经济问题的事，用事实澄清，表明陈春先的清白。管惟炎失去最后的救命“稻草”。
管惟炎是个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又红又专”奇特人物，解放前中学生时代入党，解放后保送上清华、留学原苏联，1957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他主要从事低温与超导的研究，在我国超导域中颇有建树。20世纪50年代，他对反向卡皮查热阻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解释了当时文献上存在的理论与实验间的严重分歧。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首先倡导并进行强磁场超导材料与超导磁体的研制，合作研制出多种性能达国际先进水平的超导材料，解决了第二类超导体临界场与临界电流的起源问题。
管惟炎在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81年出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1984年3月，中科院批准物理所为首批试行所长负责制的两单位之一，管惟炎再次出任所长。9月他出任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任代理校长，不久任校长、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因支持副校长方励之搞“自由化”运动被撤职。1989年，管惟炎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再次支持方励之并滞留美国，1991年去台湾“清华”任教，不久加入“中华民国”国籍。2000年回大陆到合肥科技大参观后又回台湾。2003年在台湾新竹因车祸去世。管惟炎人生轨迹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令人目眩。
陈春先的夫人谈起管惟炎时，她说:“陈春先认为管惟炎的不当之举主要与社会、政策、体制有关,不宜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特别是在服务部的问题上, 管惟炎的反对、打击、伤害更多源于旧的科技体制,从这个角度上看管惟炎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
党中央领导人支持陈春先揭秘
党中央领导人为何做出批示，旗帜鲜明的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通过《经济日报》公开报道把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管惟炎推向中央的对立面，这件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笔者通过大量的采访,核实相关资料,终于解开这个谜团。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拉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党中央希望中科院在改革开放中带头对旧的科研体制进行改革，鼓励科技人员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让科研人员通过创办公司、管理公司激发他们的活力和智慧，不断创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处于困境中的国民经济得到解脱。
从当时中科院自身状况来看，科技体制改革也是必行之路。当年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是前苏联科技体制,科研人员打报告、立项目、国家拨款、出成果、开大会评奖，科研人员再用奖项评职称、分房子、涨工资。对于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事没有人关心,科研成果最后进入仓库变成废品。
1978年，国家给中科院的年度科学事业费为3.67亿元，核定的基建投资为1.09亿元，批准的外汇额是6500万美元(实际成交2100万美元)。由于我国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处于停顿状态,陷入即将崩溃的边缘，这些经费也无法落实。
1979年，国家实施经济调整，对中科院的事业经费也进行削减。中科院也只好对大中型实验装置的研制计划做出调整，1/3的项目分别视情况予以改建、缓建或停建。
1978年，中科院共有人员7.7万多名，专业人员仅有3.3万人左右，高级职称人员仅有1000多名。
一位物理所科研人员回忆当年的情况时，他说:“国家为保证国防科研任务的完成，把物理所列入物资特供单位编号为04，当时的物资供应太贫乏连二极管、三极管都很难买到，我负责能量方面的研究，需要一根直径5公分的电缆，跑到昆明的军工企业才买到。有些物资买不到只好自己造，物理所为此还专门成立加工厂, 工厂就有100多职工,设备精良人员技术素质也非常好，都能够制造出机关枪。再有就是为基础研究服务的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是能工巧匠,研究人员只要讲出基本原理,他们就会设计出相关设备，但是这样做造成非科研人员特别多。”
中科院这种非科研人员的庞大队伍，造成科研经费紧张，严重困扰基础科学的研究，中科院其研究所曾经发生过负债几百万搞科研的状况，不搞科技体制改革,中科院是没有出路的。
可是，改革开放之路不是平坦的,中科院科技体制改革遭到一些想走回头路的科研人员人反对。党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遭到不少科研人员的强烈抵触，他们认为在“文革”的10年中，科研人员今天到干校劳动改造，明天到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没有一天平静的时候，浪费很多大好时光，“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们应该大搞基础研究，把“文化大革命”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别再搞什么科技体制改革新花样。
科研人员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是在这种大搞基础研究模式的背后仍然是立项、拨款、出成果、评奖、成果进仓库，一条永无休止循环的回头路。
当年中科院的奖励机制，也成为科学技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阻力。因为中科院各种奖励机制都倾向基础研究，评定职称、工资、分配住房，都是以基础研究的学术报告、科研成果为准,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工作耗时间又辛苦,干的再好也与评职称无关。
一位科研人员说:“到工厂做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干得多好也不能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出差1天才补助3毛钱饭费，个人还要赔钱受损失，家里的孩子也照顾不了,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谁也不想干。”长久以来，轻视科技成果转化这种观念，在科研人员头脑中扎根,他们往往会说:“我只管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不是我的事。”
当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中科院的评价是:“一年给中科院几个亿,他们连个泡也不冒。”直到今天,中科院不少退休的研究所负责人对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胡耀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任中科院负责人，他对中科院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出任总书记后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寄与厚望，曾经两次亲临中科院，组织老科学家座谈会推动中科院科技体制改革，但遭到不少老科学家反对。
1981年5月20日，胡耀邦邀请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到中南海参观并进行座谈。他针对科学家们的发言，提出了两点要求。
第一，要深入到生产实际中找理论和应用研究课题，解决国家的实际困难，促进生产发展，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二，要用主人翁的态度工作。科学家是国家的主人，要自己找工作干，要积极出主意，提建议，要敢于批评坏现象和不正确的东西，要敢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
不久，他给中科院数学所华罗庚所长的回信中指出：“科学的门路非常广阔，但科研功夫必须非常坚实。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作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类认识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
可惜, 胡耀邦总书记的这些举措收效甚微,在中科院有些科学家自视甚高，考虑国家大局不够，总是想在自己所从事的基础研究领域进行赶超，把这种赶超作为中科院的主要目标，使中科院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受到很大阻力。
1983年1月7日，当新华社的“内部动态清样”有关陈春先报道，呈现在中央领导人的面前后，陈春先和服务部自然引发中科院以及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导火索”，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也促使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快。
回顾中关村的发展历史，会发现这个印证是正确的。
1980年，陈春先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服务部。
1983年，党中央表示支持后，中关村科技人员深受鼓舞。他们纷纷前往陈春先的家和服务部上门取经。四通公司创始人之一的万润南，在创办四通公司前曾经与陈春先长谈三次,他对陈春先说:“从党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来看，中央已经为知识分子办公司打开“绿灯”。”
1983年3月，中科院正式成立推广应用技术和转化科研成果的机构“中国科学院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
1983年5月4日，中科院与海淀区政府合作，成立中科院首家科技公司“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简称科海，物理所科研人员陈庆振出任总经理。
1987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科技人员在中关村地区创办的公司有500多家，经营额达到9亿多元。
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调研室、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科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7单位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调研室科技组负责人于维栋为组长，对中关村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调查，最后形成调查报告《希望的火光》。该报告肯定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发展方向，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在中关村设立我国首家科技园区。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很快就表示同意。
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我国首家国家级科技园，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试验区的基础。
通过以上数据向人们展示出,正是陈春先和服务部的星星之火，点燃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希望之火。
对陈春先的评价及相关问题解释
如何评价陈春先，是在他去世后议论纷纷的话题。有人评价陈春先，是中关村第一个科学家“下海”吃“螃蟹”的人。这种评价多出现在研究中关村的学者之笔。吃“螃蟹”的人只要胆大就行，这些人把陈春先划归到改革开放初期敢于“下海”创办公司的人群中，丢掉了陈春先向旧体制挑战这个重大现象，是颇偏的评价。
有人说陈春先创办中关村第一家公司，揭开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最光辉的一页，创建举世闻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和中关村科技园区，还创建民办科技企业(注:今天称民营科技企业)的“两不”、“四自”优秀的运行机制。(注:“两不”、“四自”为“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由结合、自筹资金、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这种评价多出于中关村企业人士，虽然前进一大步。但是，把陈春先开创中关村首家公司局限于科技体制改革范围中。
对陈春先正确的评价应为:陈春先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科学的新观念，这种新科学观念能够科学的认识和改造世界，使科研成果走商品化的道路，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使科技产业成为我国的新兴产业，也为不发达国家创办高科技产业集群,创造出理论与实践的模式。资产有价，观念无价!
不当院士 聚集财富 公司不大 中关村
不当院士，“陈春先是优秀的科学家，不是优秀的企业家，创办服务部成功以后，应该回到物理所搞科研当院士。”这是物理所的同事们对陈春先的看法。陈春先的老朋友,著名科学家严陆光院士也认为:“陈春先如果继续在中科院工作肯定是院士，这是不容置疑的。”
陈春先生前对自己不当院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解释，在公开场合时，他说:“不当院士创办公司我不后悔，在社会学到的知识比院士更多。”
在私下场合时，他说:“1986年，我们公司出售一台计算机的利润在1万至2万元左右。”
1990年，中科院院士的月工资为1500元左右，从出售计算机的利润到院士的月工资，可以看到巨大差距，给陈春先为什么不留在中科院当院士留下正确的解释。
聚集财富，陈春先去世后，不少新闻媒体刊登纪念文章，这些文章都重点谈到“陈春先经历磨难未能聚集财富”，陈春先开公司是否赚到钱只能从实际中求证。
1983年4月，海淀工业公司出资10万元，帮助陈春先开办“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当年10万元是不小的资金，当年拥有1万元，当万元户是人们的财富梦想。
1984年6月，华夏所与中科院器材站签订技术开发合同，为器材站研发100台专用计算机。华夏所收取定金40万元，又向银行贷款近300万元。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所在这时期拥有使用资金340万，相当于现在近亿元。
1985年，陈春先曾向中信公司借款40万美元用于经营，在当年也是一笔巨款，这笔款项陈春先至去世也没归还。
陈春先从1980年开办“服务部”，到2003年开办生前最后的企业“陈春先工作室”，23年的时间内，他创办的公司很多规模都是不大。陈春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为:“我虽然在中关村创办了首家公司，但是当年根本没有做买卖的意识，全部精力放在扩散新技术方面，不知道做买卖要赚钱、有风险、会倒闭。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时别的公司已经长大。四通公司创办前，万润南等创办人到我家谈过多次，他们开公司的目标很准确就是赚钱。”陈春先的这个解释非常清晰。
中关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关村只是海淀北街普通的公共汽车站名，远不如魏公村、农科院、四季青公社知名度大，1986年，在中关村附近聚集了四通、科海、信通、联想(注:联想当时叫中科院计算所公司)等公司，随着这些公司知名度的不断扩大，中关村的名气不断攀升，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的叫“电子一条街”。
1987年1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电子一条街，调查组对电子街一条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做出报告，该报告主题为《希望的火光》，副标题为《电子一条街调查》。这个报告对中关村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报告公开发表后，《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转载刊登，标题“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从此中关村牢牢的加冕在电子一条街之前。
陈春先简历
陈春先，男，四川人。生于1934年8月6日，2004年8月9日去世。
他在四川成都知识分子的家庭长大，父亲陈之长、母亲黄绍湘均为清华大学学生和留美学生。1951年，陈春先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
1952年加入共产党，1953年赴前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学习，1956年转入乌拉尔大学物理系。1957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
1959年初毕业回国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历任室主任、合肥等离子体研究所副所长。1978年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
1980年10月23日创办中关村第一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任管理小组组长。
1981年任中国科技大学等离子体研究生班指导导师。
1984年4月创办“北京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任所长，
1985年正式从中科院物理所辞职。创办“北京华夏硅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任总裁。
1998年创办“中国民营网”任CEO。
2003年创办“陈春先工作室”任负责人。
2004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0岁。
写作札记
为陈春先开创中关村首家公司的事写篇传记，这个念头在陈春先在世的时候就有过，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动力。再有，我和陈春先认识有十几年非常熟悉无事不谈，我还为陈春先办过不少事，有些还是非常重要的事，任何想给陈春先写传记的人都没有这种经历，也是写这篇文章的第二个动力。动力又变为责任重重的压在身上，直到完成这篇文章后，才感到全身心的解脱。
我和陈春先教授结识在1990年，当时我在北京民协负责《科技之光报》的工作，十几年来在他的家、他的公司和各种会议中对陈春先进行过多次采访和交谈。陈春先在不同时期向我进述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的经历。
例如:陈春先向我讲述当年管惟炎在物理所大会点名指责他的情况时说:“散会后没有一个人敢跟我一块走都怕沾上，当时压力很大我想向所里“交枪”不干服务部，但是又想我是研究员，服务部就数我名气大，我又不想投降了。”
陈春先还送给我一些资料，还把当年给物理所同事们讲述硅谷的卡通画签上名送给我。
2004年5月16日，在四通集团庆祝成立20周年大会上我见到陈春先，他的身体已经很弱手里拿着拐杖，见到我后他扔下拐杖和我握手。我拣起拐杖递到他的手，我说:“陈老师不要这样，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自嘲的说:“人老了不中用了，看看在座的各位老板，我是最不行的。”
这次庆祝会聚集不少著名企业家，使陈春先的心情有些低落。我安慰他说:“陈老师你说错了，在座的各位能够在中关村科技企业中留名青史的人，你是第一个。”陈春先听后很开心，对我说:“那就拜托你写个传记，不要失信。”不久，我们又接触了几回，他又给我讲了许多创业时的故事。陈春先去世后，我以他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为基点，写下本篇文章。
为弄清服务部当年的事情，我采访过他的物理所同事、留苏的同学、公司的员工，获得不少珍贵的材料。我还多次拜访原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负责人、科协副主席赵绮秋和她的丈夫原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原科海总裁陈庆振(注:陈春先在物理所同事)等人，聆听他们的讲述，得到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问赵绮秋，当年为什么不计个人得失，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她只是淡淡的说:“只想为“四化”干点事。”赵绮秋的回答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平平淡淡，我在本文中也就采用平淡的语言，尽全力恢复历史原来的面目。
我从2005年4月开始收集资料5月动笔，文章最初以报告文学形势为框架，完成以后发现文学色彩太浓失去历史的真实性，5万字原稿只好作废重写。同年7月再次完成2万字的第二稿，向中关村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发出电子稿征求意见，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帮助和热情鼓励。中关村科技园区驻美国硅谷办事处主任谈锋先生还发来电子信件，指出文章的两处错误。我国著名科技园区的理论家、《希望的火光》调查报告负责人、原中央中央调研究室于维栋，亲自打电话指导如何修改该文章。
2005年9月初，偶然机会获得有关陈春先在1978年首次访美的珍贵资料，资料中有3篇文章记载陈春先在1978年去美国的事情。有两篇文章是陈春先亲笔所写。一篇是陈春先在2004年3月受中关村园区委托，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关村发展史所写文章《陈春先和硅谷创业精神在中关村发展的故事》，该文章还译成英文。
另一篇是陈春先在2002年为《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一书所写的文章《纪念H.P.Furth教授》。
陈春先在这两篇文章中对首次访美的记载，有很大差异。他给斯坦福大学的文章里写道:“1978年夏天，我访问美国参观硅谷和128号公路，并把硅谷精神带回中国。”
可是陈春先在纪念《纪念H.P.Furth教授》一文中，记载1978年去美国的行程和所做的事情中没有提到去硅谷。为了考证陈春先何时去的硅谷，我又查阅大量资料，弄清是在1980年他第二次访美期间。还发现陈春先首次访美与参观硅谷有很大关系。合肥托卡马克8号的停建，对陈春先创办服务部也有很大的推动。为了使文章能够清晰的再现历史，显示出当年的历史氛围，我又重新写了第三稿。第三稿给在美国居住的陈春先夫人过目，她在百忙之中逐字推敲，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又给我许多资料，我又根据资料重新修改完成第四稿。
第四稿在互联网上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社会各界研究陈春先的首选资料,《中关村园区志》描写陈春先创办服务部的相关情节,基本是抄录了本篇文章。
2007年4月15日,我出任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中关村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委、编辑部副主任,因工作关系，我又获得当年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资料。
2008年1月16日,我采访了陪同陈春先访美的严陆光院士，获得大量宝贵的资料。根据所获资料和信息又用3个月的时间从新修订本篇文章，使本文完整的再现当年历史。
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是忠于历史，紧紧围绕着陈春先开创中关村首家公司这件事，全力还原当年相关的社会氛围、人文语言、经济状况、科技动态、思维观念、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等，让读者能够清晰的看到陈春先开创中关村首家公司的历史本色。
本篇文章因是第一次大规模调查和描写陈春先与服务部,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我尽量的写的详细一些，望读者理解。
最后，我向为本篇文章提供帮助的陈春先夫人、陈春先幼子陈新宇先生、严陆光院士、郝柏林院士、倪光南院士、赵绮秋女士、周鸿书先生、王殿儒先生、陈庆振先生、于维栋先生、谈锋先生、王永民先生、王江民先生、王缉志先生、王缉慈教授、张玲生女士、王平先生等人表示感谢!
齐忠: 2008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