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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考古学》 |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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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遗址 |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似乎是在追寻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这实际上就是对话语进行描述，但不是描述书籍，也不是描述理论，而是研究通过时间表现为医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的日常而神秘的总体。本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书中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以萨伏瓦赫所指的那种包含了“能力”的知识为例，说明如何用考古学进行研究。具体地说，这本书考古的对象是“话语实践”(Languagepractice)。所以，有人说它是“研究话语方法的新话语”。至于为什么把这本书叫“知识考古学”，1969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出版时是这样回答的，“我想找一个不完全是历史的又不完全是认识论的分析形式，那就是一种科学结构的内在分析。我把这另外的东西就叫做考古学。我希望这个词所要说的就是对档案的描述，通过档案我希望得到实际发出声音的话语的总体。这个总体不仅仅被视为在历史的清洗中被悬置的只此一次发生的事件总体，还是延续运转，通过历史改变，提供其它话语显现的可能性的总体。”
理论要点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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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欧洲 |
考古学并不贯穿意识一知识一科学这条轴线（这条轴线不能摆脱主观性的指针），它贯穿话语实践一知识一科学这条轴线。所以当思想史在知识的成分中找到自己分析的平衡点时（因此，尽管违背其意愿，它也避不开先验论的问题），考古学则在知识中找到自己分析的平衡点——就是说，在主体必须置于其中并且独立自主的范围里，永远不能以拥有者的姿态自居（或作为先验活动，或作为经验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懂得应该慎重区分科学范围和考古学领域，因为两者的分割和组织原则根本不同，那些眼从于构成规则的命题只属于科学性的范围，那些可能具有相同意义，可能涉及相同事物，可能同这些事物一样真实，但不属于同样分类的断言却可能被排斥在外：《达朗贝的梦》就物种变化所言可以很好地体现那个时代科学的概念或者假设；它甚至很可能走在未来真理之前，它不隶属博物史的科学性范围，而相反属于博物史的考古学领域，如果说我们至少可以在博物史中发现它使用的形成规则与在林内、布封、多邦东或者约西厄的著作中的形成规律是相同的话。考古学的领域可以像贯穿科学的本文那样，贯穿“文学”的本文或者“哲学”的本文。知识不只是被界限在论证中，它还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叙述、行政制度和政治决策中。博物史的考古学领域包括《哲学的复生》或者《特雷阿米德》（Telliamed），尽管它们绝大部分不符合那个时代公认的科学标准，而且显然与以后提出的科学标准相差更远。普通语法的考古学领域包括法布尔·奥利几的幻想（这些幻想从未获得过科学的地位，而被列入神秘思想之列），不亚于对赋予命题的分析（这种分析得益于事实的阐述而被接受，现在生成语法可以在这种分析中看到它所预示的真理）。
作者介绍编辑本段回目录
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前卫人物,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西部古城——普瓦提埃。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45年，他离开家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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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 |
1972年12月2日，福柯正式就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进入法兰西学院意味着达学术地位的颠峰：这是法国大学机构的“圣殿中的圣殿”。70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这些思考构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题——《规训与惩罚》。
福柯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在1976年12月出版，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和发展。这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后的安排，全书分为四卷，分别为《求知遗志》、《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护》、《肉欲的告赎》。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
解读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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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革命时期 |
福柯把自己的工作确定为“知识考古学”，也就是要揭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各种具体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考古学要“发掘”的东西，就是“话语的构成规则(rulesofdiscursiveformation)”。海登·怀特认为，在福柯那里，“话语”构成了一般的文化实践的基础部分，“在话语这个概念下，福柯囊括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转引自斯特罗克，第84页)因此,对话语的分析就使福柯能够扩展到对任何与知识有关的如制度、规则、程序、决策等方面的分析。但福柯使用“话语”这一概念，另有其用意，那就是要避免把知识作为“思想”来阐释或者作为“真伪”来分析。话语(discours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discursus，而它又是从动词discurrere转变而来。从构词上看，dis-是指“面向不同的方向”，currere则是指“运行”。海登·怀特认为，“话语”这一词源上的构成，提示了我们对话语的分析就是要针对“话语的循环流通与往复运动”。这是与福柯把话语视为一种实践或事件相适应的。这样，福柯话语分析所关注的问题则变成了：话语这种特殊的实践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话语这种特殊的事件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性质各异的话语是如何形成的。由此，福柯导向了对“话语形成规则”的分析。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采取了这样一种分析线路：话语———陈述———话语。他通过把话语拆分为陈述，就是要进一步说明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话语本身并不是统一的，陈述因其隶属于不同的话语形成规则而构成不同的话语。一定时期的不同的“话语形成规则”则构成了“档案”。档案并不是一种把过去的陈述保存下来以供人们回忆的东西，而首先是指支配着作为独特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档案”这一术语实际上就是他在《词与物》中所提出的“知识型”的概念。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更倾向于“档案”这一术语，这实际上体现了他对《词与物》之中的一些思想的修正。在《词与物》中，他对知识型作了这样的界说：“在任一既定的文化和时刻中,永远存在着一个惟一的知识型，它界定了所有知识可能的条件”知识型的转换往往是突然的、任意的，形成了话语的“断裂”使得“事物不再以同样方式被感知、描述、刻划、表达、分类和认识”。他把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型”划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古典时期的知识型、现代的知识型以及后现代的知识型(福柯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新的知识型，但他的分析已说明了存在着一种现代之后的知识型。
福柯对知识型的界说使它变成了一种知识总体的潜在的构成规则，这种界说似乎还具有“总体分析”的余味。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由于没有在方法论上作明确的规定，致使人们认为我们是在进行文化整体性的分析”。而档案虽然与知识型一样，是一种决定了在既定时期哪些是可被说及、哪些是不可说及的历史条件，但是不能作为知识总体构成规则来描述的、它本身却是由不同的“话语形成规则”所构成的一个散布的系统。这种整体性的问题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他在划分知识型时诉诸“时代”这一概念所引起的。这引起了一些曲解，认为“福柯抽断了川流不息的思想编年史，把它分割为自成一体的‘时代’,每个时代都由一个截然不同的潜在‘知识型’所决定。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考古学分割断裂的共时性，如同分离变化和事件的抽象统一性，如果说考古学言及时代,它总是涉及特定的话语实践”。不同知识话语的转换并不是同步的，并不是“总体性的”，知识型本身是包含着差异和区分的。福柯强调，他的考古学分析总是有局限性的、有区域性的，是要揭示特殊的“话语形成”所构成的关系系统，因而,对古典时期的财产分析、自然史和普通语法的分析所得出的规则系统，并不能推而广之到其他学科。他并不是要“描绘某一文化整体的面貌”。福柯在这里是要人们认识到他的“知识型”(现在则是被称之为“档案”)并不是一种共时性上的连续性的概念，所以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又修正说，这种知识型只是把一定时期的不同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
考古学的方法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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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活动 |
其实，在福柯之前就有人用过“考古学”这一词，梅洛·庞蒂在他的《现象学和心理分析》一书中就指出过现象就是一种考古学。福柯或许受了他的启发，但更直接的启发可能来自于法国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传统。福柯在一开始并没有树立自己的方法论原则，并据之展开对思想的研究，相反，考古学是他对早期研究进行总结的产物。
福柯对考古学研究的历程是这样的：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心理疾病与人格》中，他第一次使用了“考古学”一词，认为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病理学是力比多的自发的考古学，这时他对该词尚无明确的意识。在《疯癫与文明》中他第一次不自觉地把考古学确立为一种思想史的方法。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古典时代与疯癫的对话已经终止,疯癫被迫沉默了，他工作就是对这一沉默寻求本源。在写作《临床医学的诞生》时，福柯已完全有意识地使用该词，因为他把该书的副标题定为“关于医学知觉的考古学”。在此书中，福柯明确地批判了关于医学话语的两种观念史的方法：一种是美学方法，另一种是心理学的方法，转向了话语分析方法。众所周知，福柯早期最重要的作品是《词与物》，该书副标题是“人文科学考古学”，在此福柯明确地、自觉地运用了他所谓的考古学方法，在序言中，福柯明确表示，他进行的不是历史研究，而是考古学的探讨。由此可以看出，福柯是先有了“田野作业”，然后才有了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
启示与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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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墙的两边（历史的真实？） |
雏形:旧的历史观念总认为历史有其开端、发展和目的,沿着一定的运动轨迹发展,一切的现象都被置于历史运动之中。福柯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在时间之外对历史所作的考察,在思想方法上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通过对话语进行考古学分析的方法奠定了福柯历史观的雏形。“知识考古学”是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在后期系谱学的考察中,福柯引入“权力”概念,引入社会机制概念,在非话语实践中,继续将传统历史观加以解构。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目的不是教给我们复现历史的方法，因为历史的真实是无法企及的。在福柯的心目中，对现实权力状况的思考激励他从知识档案中去追踪。福柯重视话语，显示了20世纪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语言学的转向”的特点。读完《知识考古学》，人们将会发现思想意识中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发生了动摇，比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思想，即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人，除了使用话语权力(有没有话语权力还在其次)构建历史之外，根本没有能力胜任推敲出所谓“真实的历史”这个使命。福柯之后，没有人再敢说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真实。
“时代”、“世纪”这些标志历史进程的关键词失去了往常的意义。这些词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起了重大的分段和总结的作用。但是人们在概括历史的同时叶抹杀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福柯在对历史的“片断性”研究中，发
现了那个宏大叙事背后的预设的意义，并予以消解。历史，不应仅仅看作是历时的连续性发展，还有许多断裂容易被忽视，考察历史,必须引入共时性方法，对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细致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