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马尔库塞(July 19, 1898 – July 29, 1979) 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曾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海德格尔的学生。
他一生在美国从事社会研究与教学工作，代表作《理性与革命》（1941）、《单向度的人》（1964）、《文化与社会》（1965）和《反革命与造反》（1972）等。
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989-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本书是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旨在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型的极权主义特征。此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出德文版和法文版，其后又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被称为西方60年代末大学造反运动的教科书。
全书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本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但暴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本书对研究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著有《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单向度的人》、 《理性与革命》、《批判哲学研究》等。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编辑本段回目录
1898年 7月19日生于柏林。就学于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1922年在M.海德格尔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A.希特勒上台后，于1934年避居美国，1940年加入美国籍，并在美国参加迁美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美国外交部官员，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1979年 7月29日在施塔恩贝克去世。
主要著作有:
《理性与革命》(1949)
《爱欲与文明》(1955)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分析》(1958)
《单向度的人》(1964)
《心理分析和政治》(1968)
《论解放》(1969)
《反革命和造反》(1973)
《艺术和永恒性》(1976)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1934)
Reason and Revolution (1941)
Eros and Civilization (1955)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1958)
One-Dimensional Man (1964)
Repressive Tolerance (1965)
Negations (1968)
An Essay on Liberation (1969)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1972)
“On the Problem of the Dialectic”. Telos 27 (Spring 1976). New York: Telos Press.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1978)
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认为，理性是黑格尔哲学的中心，而黑格尔的理性是与革命联系起来的，理性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就是革命。工人阶级在革命前与革命成功后都按理性行动。该书强调了否定的力量。
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强调，自我在现实原则之外，还有一种行动的原则；在S.弗洛伊德所说的创造文化所必需的压抑之外，还有一种超出这种必需的压抑，即多余的压抑；由于文化的发展已到了不一定要有压抑的时候，可以让性的本能发展而不需要文化的约束。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之前，物质享受水平不高，人们有精神上的反抗与进取，是双向度的人；到了发达的工业社会，物质享受丰富，但精神受到支配，没有了精神上的反抗与进取，成了单向度的人。他指责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他还认为在现在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已失去了反抗性，需要在黑人、学生、街头人等没有受到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侵蚀的人们中去寻找反抗力量。
在《审美之维》中他认为，艺术（主要指先锋艺术）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促成完整人的再生。
在《反革命和造反》里，他强调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与渗透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统一。他认为艺术具有对现实的肯定性和保守性以及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两重性，艺术的肯定性力量同时也是否定这一肯定性的力
马尔库塞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是思想的批判，认为理论先于实践，先有思想的批判才有社会的改造。这种理论在揭露资本主义的严重缺陷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曾在1968年的西方各国的学生运动中产生过影响。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马尔库塞编辑本段回目录
二十世纪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陶醉于现代社会表面的物质繁荣，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及人的解放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似乎已被遗忘.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却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审视现代社会人的真实面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美籍德裔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柏林一个资产阶级犹太人家庭。1917年—1919年间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后完全退出政治活动。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40年加入美国籍，起先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处，后到哥伦比亚、哈佛、加利福尼亚等大学任教。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依德的影响，同时也受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很大影响。早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并以此猛烈抨击实证主义倾向。从50年代开始，主要从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揭露，主张把弗洛依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他试图在弗洛依德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性的文明和非理性的爱欲协调一致的新的乌托邦，实现“非压抑升华”。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责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在《审美之维》中则认为，艺术（主要指先锋艺术）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促成完整人的再生。在《反革命和造反》里，他强调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与渗透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统一。他认为艺术具有对现实的肯定性和保守性以及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两重性，艺术的肯定性力量同时也是否定这一肯定性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和革命可统一于改造世界和人性解放的活动中，它用新的美学形式来表现人性，以唤来一个解放的世界。美学是摆脱压抑社会的唯一学科，是单向度社会中双向度的批判形式。其主要著作有《理性和革命》（1949）；《爱欲与文明》（1955）《单向度的人》（1964）；《论解放》（1969）；《艺术和永恒性》（1976）；《审美之维》（1978）等。 他以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的关注为出发点，建构了他的人本主义批判理论。他充分吸收海德格尔、弗洛伊德、马克思等先哲们关于人的存在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解释和补充。其人本主义批判以丧失了否定性、批判性的“单向度的人”的命运作为 重点和核心，别出心裁地从人的消费异化、人的本质被压抑、人的自由缺失、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等方面细致地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 的人“物质富裕，精神痛苦”状况，主张从总体上进行革命，尤其是进行心理本能革命，以一种大拒绝的方式把人从受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其批判的归宿是实现人的本质的解放即”爱”.
马尔库塞新技术观新自然主义理论确有乌托邦的一面，但它阐述了一些不同于一般工具理性批判的观念：（１）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化的根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２）技术本身蕴藏着社会解放的潜能；（３）通过“美学还原”，这种潜能有可能转变成现实。这些思想显然不属于悲观派技术决定论。我们认为其技术观含有一种生态学指向，这对生态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受这种影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它的不足，肯定了它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今以后，红的（社会主义的）必须同时成为绿的（生态主义的）。
马尔库塞是谁？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三十周年，当天上午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栏目举办了一个题为<解释毛泽东生命密码>的节目，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肖延中教授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谈论毛泽东。这个节目播出后，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观众的评论，从这位观众的评论中，我体会到他的愤怒。他认为：肖延中教授的演讲,一是没有新奇的见解，二是未见惊世史料，三是没有严谨论证；在这个节目中演讲者表现莫明的激动，无端的攻击。因此这位观众说，应该给这位教授做一下心理分析，看看他到底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歇斯底里。
我也收看了这个节目，从演讲的内容看，确实没有新意，许多资料都是过去各种书籍、传媒透露过的。这位教授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领袖人物的心理，我感觉他准备不足。但这位教授在演讲中还提到在六、七十年代，欧美许多先进国家的大学生举着“三M”的标语牌在大城市游行。所谓“三M”就是：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因为这三人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都是M。讲演者在介绍马尔库塞时，说他是法国的大思想家。我倒没听说过马尔库塞这个人，于是在互联网上查找有关资料，发现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出生的一个犹太人，后加入美国籍。就从这一点来看，这位人民大学的教授治学态度尚欠严谨。
前面提到的那位愤怒观众还认为，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不是一个凡夫俗子能去评价的。我也是凡夫俗子，不打算在这里谈论伟人的功过是非。但我却把在网上查到的关于马尔库塞的资料认真看了几遍，以下摘录的有关的内容，是经我进行初步整理的，与大家共同分享。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是德裔美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为法兰克褔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一员。所发展的有关批判马克思主义 (critical Marxism) 的自我见解，尝试使马克思理论切合时代发展以响应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不断变迁的历史条件。1960年代马尔库塞在美国和欧洲，被视为所谓新左派 (New Left) 的有力人士与其辩护者，此时其“新左派之父”的名号乃不胫而走。
马尔库塞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建树颇丰，他是较早致力于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１９６４年马尔库塞出版了《单向度的人》一书，该书的副标题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在这部著作中，马尔库塞详细剖析了工艺合理性在现代如何演变成发达工业社会新意识形态之内核的，并叙说了新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以及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用希望的笔调刻画出一幅用历史的合理性取代工艺合理性从而实现社会批判理论对新意识形态超越的美好蓝图。
在名为张清所写的《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一篇文章中有这么几个基本观点：
一、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中性的概念，对社会起保守作用或进步作用。但马克思揭露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质，他还详细分析了意识形态从真实走向虚假的原因。他指出，每一个新的革命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共同利益的幻想”来说，起初还是真实的，只有当社会交往形式以及阶级统治的条件同生产力的矛盾愈来愈大时，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而且，它们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因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必然面对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的观念系统，它要揭示出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宣传这种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具有某种真实性和合理的普遍形式；另一方面，它又要竭尽全力掩蔽这种根本利益，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别处，掩蔽真相，以维护自己阶级的根本利益。
二、马尔库塞理论最为突出的几个观点：
1、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马尔库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观念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象或欺骗；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与流行于西方理论界对意识形态的传统态度不同，马尔库塞一方面继续发挥西方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意识形态进行猛烈抨击，指责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所起的操纵作用，揭露它对大众的欺骗，批判它所具有的维护现存秩序、遏制社会革命的社会辩护功能；另一方面，又修正了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不相容的传统观点，明确宣布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一种更具有欺骗性、更具有维护或辩护功能、更难以消除的新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新意识形态正逐渐取代资产阶级旧的意识形态成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2、关于“一体化”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享受，而各种管理和教育方式又使人的思想自觉受制于既有社会的理性之下，于是个体的人在现实生存中所感到的就只能是幸福，他们关闭了自己思考的神经。这样，原本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却成了维护这个社会的有力基础，最初的暴力征服很快就变成了“甘受奴役”，变成了通力合作，以蕃衍一个使受奴役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有意义的社会。
3、关于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今天，在富裕社会里，当局几乎无需证明其统治之合理，它的合理性就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社会没有了对立面，没有了矛盾，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一方面是人的感受力的萎缩和思考能力的几近丧失，发达工业社会的正常功能即呈现出一种“综合病症”。
4、效率主导下的教育对人的控制：在既有社会中，生存的理性使人鄙视快乐，快乐因而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罪恶，这种意识的获得还得益于教育。既有社会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利用大众媒介实现了对人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使人在物质的享受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教育形式是极为隐蔽的控制形式，它不易为人所觉察。
三、作者对马尔库塞理论的评价：
1、马尔库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第一，它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理论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起着维护本阶级统治并同化被统治阶级思想的功能和作用。第二，从实践角度来说，意识形态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征。意识形态都有见之于实际的趋向，它不仅仅是描述现实，而且还会指出达到现实的方向和路径。第三，从作用上看，意识形态具有掩蔽作用，歪曲性地反映现实，表现为一种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总会经由社会化过程以及其他政治强制手段，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去。
2、马尔库塞强调意识形态的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是从否定性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它以在现存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系统、价值体系、信念规范为批判目标，意在揭露主流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即揭露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的欺骗，以及其巩固、强化现存技术的消极功能，从而将大众从意识形态的奴役和现存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而，意识形态批判本质上是解放的、革命性的。
3、马尔库塞的真正失误在于，他希图通过单纯的精神批判来扬弃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尔库塞基本上沿袭了西方思想界误解了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坚持认为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即在“虚假意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才是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精华。由于马尔库塞只是对意识形态概念做出了“单向度”的理解，在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就显得片面和肤浅。由于他们放弃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醉心于从事文化与观念领域里的批判活动，所以他既不可能深入到思想与观念的背后去分析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发现导致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社会的及历史的原因，也不可能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意识形态现象做出恰当的剖析，不能正确地把握和处理意识形态悖论问题；更不可能离开文化批判而诉诸现实的批判，真正实现对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超越。所剩下的就只有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控制与操纵的愤懑，所能采取的反抗手段就只能是慷慨激昂的控诉，而愤懑与控诉所走向的必然归宿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大拒绝”。
以上是我在介绍马尔库塞的文章中摘录的一些资料，仅供农友参考。我想，可能没有人再有兴趣去读显得枯燥无味的哲学著作，但希望这些资料多多少少能扩展我们的视野。
马尔库塞：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堂吉诃德 编辑本段回目录
１
在风云变幻、神秘莫测的20世纪，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比马克思主义更能遭遇到令人难以想像的一会被捧上云端一会被打入地狱的戏剧性，有时候，这样的滑稽甚至令人惊诧莫名。当远离人道主义内涵、经过第二、第三国际以及列宁、斯大林的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已在苏联确立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以“正统”自居并且垄断了对卡尔.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解释权的时候，一切与之不同甚至对立的解释马上便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它们的命运便是静静地等待着被清洗。在这种思想独裁下，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信仰与怀疑中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他要么只能像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柯尔施因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被共产党抛弃，要么便只有重蹈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卢卡奇的覆辙，为留在共产党内部而公开承认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不管这些人的政治命运如何，他们却因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见解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真正代表着人类理性与良知的思想流派的创始人，并且吸引了一大批超党派的真正的思想者加入这个队伍。可以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实践上的困境与理论上的异化引起了虽不普遍但却有力的批判与反思，并由此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朝普世的批判工具泛化成为可能。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挽救了马克思主义。
２
如今，全世界官方形式的所谓社会主义体制差不多已彻底分崩离析，剩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质上其实已不具备一贯所理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涵义。已经没有“权威”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进行垄断的能力了。不仅如此，那些口口声声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曾经从制度中获取过巨大好处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失势后早就公开发誓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在原极权主义国家及现极权主义国家受到了空前的冷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从未失去过它的支持者。对于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其支持者来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虽然是一个悲剧，但同时也是一个胜利，因为它并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相反恰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生态具有历史性意义上的不可超越性。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这种看法大抵上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他们的思想最接近卡尔.马克思本人的想法，而苏联模式的解释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描述相比，如果说不是全部不同，但少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３
在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党派的色彩依然是相当浓厚的。从某种意义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然不具超然于党派、阶级利益之外而以单纯的理性良知参预思想政治斗争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但是，二战后崛起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则基本上脱离了现实政治斗争，而以单纯的知识分子身份从事破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这些知识分子要么以独立的身份单枪匹马作战，要么形成组织或流派主动朝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方位出击。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法兰克福学派。
如果说在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中我最钦佩显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见解并且第一个试图使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有所结合的埃里希.弗洛姆的话，那么赫伯特.马尔库塞则以他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全方位批判而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样的一位明显具有乌托邦情结的思想家的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还曾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对资本主义的“武器的批判”，即西方的青年造反者运动。尽管这些运动最后不可避免地失败，但它毕竟显示出了马尔库塞令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理论批判力。更难得的是，在马尔库塞的垂暮之年，当那些当年的反叛者（关于反叛的结局必定是对反叛进行反叛，可参看拙文《从反叛到诛杀反叛》）早已熄灭了“革命冲动”，早已不再反叛那个造成了普遍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他仍未停止自己的思考和批判。事实上，他从未停止自己的思考和批判。马尔库塞在生前和生后的名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惊世之作《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精神分析”，其深刻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文本。
４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年近八旬的马尔库塞接受了一次著名的采访。其采访者便是主编《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年版）的布莱恩.麦基。他在这次采访中对60年代那场失败的西方左派群众与学生“反叛”卑劣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运动进行了反思，特别是，他对他为之信奉、宣传、改造、发展了一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最后一次全面的理论审视。他的信念没有改变，他的思考没有中断，他的批判没有停止。
在谈到60年代末的左派学生、群众运动时，马尔库塞指出，当时的青年学生并不是在哪个精神领袖的直接感召下采取行动的，他们亲身体验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灾难性后果：种族主义、环境污染、人的全面物化、安全感的丧失等。但是为什么这场造成了极大社会震荡的运动最终归于失败呢？他认为，原因之一是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反知识主义倾向：对知识的蔑视和反对使学生脱离了工人阶级而无法形而强大的政治联盟。另一个失败的原因是青年造反者使用了不切实际的语言和行不通的战略。当时的新左派幼稚地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出现了革命形势，就像20世纪初所曾经出现过的那样。但实际上，正如他与其他法兰克福学者所反复分析的，资本主义已成功地将它的反对者甚至潜在的反对者融入了它的内在机制之中，因此在二战后不要说革命形势，就是前革命形势也从未出现过。在这里，马尔库塞实际上承认了他原来在革命战略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如何他的“大拒绝”战略是新左派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依据。但他强调，重要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偶像，而是把它当作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必须根据社会本身的变化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进行重新检验。这一点，也是在他一直思索的问题，只不过是在晚年思索得越发清晰罢了。
马尔库塞再一次陈述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他指出，马克思本人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被曲解了成了某种唯经济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解说中，社会主义的这个概念内涵越来越集中于如何更加合理，更大程度地发展生产力。但实际上，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设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一个在质上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的社会。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本身已经不再具有以往的社会都具有的那些现象，即人们将同心协力地决定自己的存在，因而是一种不再有恐惧的存在；劳动将不再是衡量财富和价值的尺度；人将不再在被迫劳动的状况下消耗生命，等等。可是，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却违背了马克思本人的这些根本思想，以致于它“越来越像它的敌人了”。
在我看来，马尔库塞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无疑应该是像它所描述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但是，关于可以在现当代甚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过“革命”而达致社会主义的想法，我认为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显出一定的天真。马克思本人的只可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其实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只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才可能消除剥削。另外一个马克思没有提到的前提条件是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极大提高，只有具备这个条件才能消除剥削的心理根源。在这两个必要――而非充要――条件具备前，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怎样，要想通过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即使革命成功建立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可以打着它的旗号。事实上，社会主义已是个无政府社会，而无政府社会对人的素质与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与一切形式的官僚统治或具有压迫特征的权力架构绝缘的。这一点事实上也已被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法兰克福学者频频论及。这就必然出现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社会主义必须在消灭了国家后才可能存在。但这样一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由它领导，也即仍由它取代资产阶级得使统治权。更可怕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害怕无政府主义，而如果一开始就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扯上关系，岂不是让社会主义的希望还未看到半点星光就已湮灭。而且既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在质上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社会，那么它必定是出现在异常遥远的将来，而且含有自然而然演进的色彩，这就必然等于否定现阶段马克思主义者的抗争价值。所有这些，确实是令人无法正视的悖论，使人深感棘手。马尔库塞的一些前后冲突的观点与思想，我想离不开对社会主义的清醒认识与肯定当下的抗争价值之间的矛盾。当然这也仅仅是思想上的矛盾，他与其他法兰克福的学者已经用行动对此进行了回避：将革命的意识形态消隐，淡化阶级斗争，远离党派纷争，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一种全方面的社会批判理论，其核心是维护人的尊严与权利。
５
关于马克思主义，20世纪有两件大事开始让我感到困惑，但旋即释疑。第一件是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成功，我惊叹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人民对革命家的号召一呼百应，其意识形态宣传竟然有那么大的魔力。无论如何，人民起来革命的前提肯定是已被逼得无法生存下去，但历史上的历次起义同样如此，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为何没有一种口号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我想在于历史上的无论是用天意、鬼神来哄骗都已经发生过了并且失灵了，而马克思主义是个新鲜的东西。这是一种允诺过天堂并且从没有实践过尚无法以事实证明其欺骗性的宗教，因此值得信赖并给人以无限希望。于是在这种宗教的指令遥控下，在人的希望的驱使下，革命发生了。
另一件是苏联的解体，几千万苏共党员一夜之间顿作鸟兽散，反过来神勇地对曾经给过他们巨大好处的马克思主义舞动屠刀，这其中包括叶利钦、普京诸辈。须知，在政权稳固存在的时候，他们个个都自称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转变也太让人措手不及了，戏剧性的变化使人眼花缭乱。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也太好回答了：什么信奉或反对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他们信奉的才是利益；当马克思主义代表利益时，他们自然趋之若骛，而当马克思主义失势时，他们更是不能不赶快和勇猛地揍杀马克思主义以取悦新政权，从而保住利益。我甚至怀疑这些人是否知道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正如我敢保证绝大多数中共党员都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样。在这些“变色龙”面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玩弄的对象，他们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可怜的只是马克思主义，被别人利用作恶也使得自己臭名远扬。
由此不能不让我想到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弗洛姆、马尔库塞等20世纪真正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马尔库塞。这些人比那些盗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捞取利益与作恶的人崇高千万倍，因为他们真正是为了信仰，为了思想，为了那个“尊重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抽象的东西。马尔库塞为此批判了一生，这构成了他最后的依托与生存的价值依据。写到这里，我直接援引马尔库塞与其采方者布莱恩.麦基的一段富有火药味的对话，来表达我对这位法兰克福学派最激进的代表人物、这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尊敬。这段对话，也完全可能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一个得意洋洋的资本主义辩护者与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它对于新左派的坚定立场，应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布莱恩.麦基：假如你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缺陷都不足以使你抛弃它，那还有什么能使你抛弃它呢？
马尔库塞：如果有那么一天，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与其破坏性使用之间的冲突能够在资本主义的体制内得到解决；如果能够消灭生活环境遭到毒化的现象；如果资本能够在和平的方式中扩展，贫富差距能够不断缩小；如果技术能够被用来增强人类的自由；如果，——我再强调一遍——如果所有这一切都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得到解决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证明错了。
论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 要: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宏观上来看,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卡尔·米切姆和e.舒尔曼。米切姆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他把马尔库塞作为与他们不同的一种类别,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舒尔曼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马尔库塞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微观上看,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是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马尔库塞技术本质的定性对当今的技术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 键 词:马尔库塞;技术概念;本质;社会批判传统
abstract:hebert marcuse’s idea or theory about technology is mainly a social criticism. on the whole, the conclusion was drawn from two technological philosophers: carl mitcham and egbert schuurman. for example, carl mitcham divided the technology philosophy into two kinds, i.e., the 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e didn’t attribute marcuse’s idea to either of the two kinds but to the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ritique of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egbert schuurman divided the technological r&d into transcendentalism and positivism, and he didn’t think that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elongs to either of them but to a technological type of social critique. actually, what the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mbodies is the core of humanism. the nature of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key words:hebert marcuse; theory of technology; essence; tradition of social 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爱欲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 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 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 “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 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祥,曹南燕,译.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舒尔曼 e. 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 李小兵,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3］张和平. 《手稿》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手稿》地位观点之批判［j］. 晋阳学刊, 1997(1):53－58.
?［4］让-伊夫·戈菲. 技术哲学［m］. 董茂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5］贝尔纳 j. 科学的社会功能［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6］衣俊卿. 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赫伯特·马尔库塞：性与民主编辑本段回目录
马尔库塞也识别出趋向激进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隐蔽倾向”。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1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马尔库塞对埃里克·弗罗姆和其他“修正主义者”持批评态度，他像赖希一样试图揭示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解放潜力。里比多得到了拯救，但是，死亡本能却始终在提醒人们纯粹的快感是有限度的。一切文明都假定是对生死冲动的“基本压抑”，但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制度提出的各种要求引入了一种历史的、可有可无的压抑负担。在适应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的过程中，个人事实上是在响应一种剥削性统治形态的迫切需要。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解释与拉康的解释有相似之处，尽管其结果相当不同。与拉康一样，马尔库塞批评自我心理学，十分强调无意识。然而，与拉康相反，马尔库塞认为，无意识的恢复为激进的社会批评提供了有力的中介；对马尔库塞来说，这是因为自我心理学接受现实的世界。通过转向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各种本能，我们可以揭示社会压抑的各种机制，也可以赋予现代性的解放前景以内容。
马尔库塞对解放的可能性的判断是由几个重要的概念步骤组成的，如把压抑分成基本的和剩余的压抑，并给现实原则加上行为原则。换言之，有些压抑形式产生于现代制度的“内在禁欲”，一旦超越了这些制度，这些压抑就烟消云散了。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说，这些压抑“按要求是多余的”。行为原则是在面对特殊社会秩序的(非永久性)历史现实而非心理现实时暗示的一种原则。比如，马尔库塞描写为“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就是一种社会形态，那里存在着剩余的压抑。然而，他迄今一直注重劳动语境中的剩余压抑。
对马尔库塞来说，解放与首要的快感相关，他把快感与享乐主义严格区别开来。现代工作纪律只有在身体被解除性欲时才是可能的。如果允许里比多从剩余压抑中逃脱出来，它就会威胁或完全破坏那个工作纪律。马尔库塞在一部早期著作中证明，享乐主义“体现了关于社会的一个正确判断”。对肉欲的追求恰好击中剩余压抑的核心，因此固有一种批判棱角。而享乐主义却是无政府的，只有与真理相关时才具解放性质。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与福柯所说的性的“真实”大相径庭：它是与幸福和审美欣赏准则相一致的快感。在幸福的问题上，马尔库塞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幸福是“服从真理标准”的快感。赫伯特·马尔库塞：“论享乐主义”，载《否定》，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68。
马尔库塞指出，在《文明及其不满》的一段有趣的文字中，弗洛伊德把文明的压抑性，不是与各种本能本身的升华联系起来，而是与性关系的排外性联系起来。弗洛伊德说，“性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第三个人只能是多余的或令人不安的。”转引自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48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一对儿恋人不会对任何其他人感兴趣；文明不能容忍这样，因为文明依赖于更大的团体间的关系。在此，弗洛伊德仿佛再造了传统上对性爱激情的抵制。然而，如马尔库塞所正确地看到的，性爱可在双重意义上具有解放力：当视对方为平等之人而尊重时，爱便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的框架，但也在肯定的意义上与更广大的社会公民相容。“自由性爱”不仅与“永久的文明的社会关系”相一致，而且本身就是这种关系的条件。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49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马尔库塞常常用弗洛伊德反驳弗洛伊德，以表明弗洛伊德对现代性的心理需要的阐释既是革命的又是保守的。于是我们看到，弗洛伊德认为原始自恋在现代文明中的残存不仅是神经官能症，而且是一种“可选择的现实”。尤其是，尽管不完全是在与性的关系上，自恋可以产生“与宇宙合一”的博大感觉。自恋主义通常被解作通过从更大的世界中隐退而对其进行的防御性适应(这里，我们还可以说，不仅弗洛伊德，而且像克里斯托佛·拉什和福柯等当代文化批评家都是这样解释自恋的，如福柯描写的“自我的加利福利亚海湾”)，这揭示了一种超越潜能。自恋“可能成为客观世界新的里比多发泄的来源和储存库——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一个新的存在模式”。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38页。
马尔库塞对生殖器性欲的性质的评价截然不同于赖希的评价。马尔库塞说，弗洛伊德提出，儿童的性兴奋采取普遍化了的身体性亢奋的形式，后来集中在生殖器上，这是性心理发育的正常过程。(实际上，如在第7章所指出的，弗洛伊德认为集中的生殖器性爱是男孩子的特点；女孩子则不得不以比较分散的性爱形式“应付一下”。)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向生殖器性爱的趋进是对现代社会秩序强加的各种快感可能性的一种限制。“生殖器暴戾”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身体需要参与工业劳动的部位都被剥夺了里比多。恢复身体的性功能，恢复与审美欣赏相关的性爱的原始意义，是未来革命变化的必要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并不完全赞成可塑性性征，而把“性变态”，包括同性恋，视为对生殖器性暴戾的行为批判。这些行为批判标志着对性行为破坏生育予以抵制的场所。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64～166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对马尔库塞如同对弗洛伊德一样，死亡本能并不完全是一股破坏力。人的创造性是生死本能结合的结果，而现代文明所面对的问题是，死亡本能已经脱离了其与里比多能量的必要的相互作用。死的愿望已经融入到现代纪律严格的机械的性质中来，而这种纪律不仅仅充斥于工作场所。对异化劳动的克服将释放剩余压抑，同时也把死亡本能与性快感的资源重新联系起来。摆脱繁重的劳动不仅使身体，而且使自然恢复了性爱，因为生殖器性爱的突出性关系到对自然环境采取的工具性观点。“非压抑性升华”将是恢复与自然之和谐关系的基础。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2。
一种非压抑性文化——一种仅仅保持基本压抑的文化，马尔库塞认为，在某些方面将是心理的倒退。它将是文明的一次逆转，同时又是一次征服，是为了进步而后退。摆脱了“性”，爱欲便具有了文化建构的能力，而且远远超越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建构能力。只要有政治理论存在，我们就能从查尔斯·傅立叶那里比从马克思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基于狂热的迷恋、不是激情的爱而是爱欲在群体的爱和友谊中的绽开的愉快合作，将成为社交活动的主导媒介。用马尔库塞的话说，“随着性欲转化为爱欲，生命本能将发展其感性秩序，同时，理性变成感性，致使其为了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而容纳和组织必然性。……压抑性理性让位于一种新的满足的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中，理性与幸福融为一体。”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79～180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研究》编辑本段回目录
— 目 录 —
·中译者序
单向度的社会
·导 论 批评的瘫痪：无对立面的社会
·第一章 新的控制形式
·第二章 政治领域的封闭
·第三章 对痛苦意识的征服：压抑性贬黜
·第四章 言论领域的封闭
单向度的思想
·第五章 否定性思维：被挫败的抗议逻辑
·第六章 从否定性思维到实证性思维：技术合理性与统治的逻辑
·第七章 实证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
抉择的机会
·第八章 哲学的历史义务
·第九章 自由的灾难
·第十章 结论
中译者序
本书作者马尔库塞是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六十年代下半期，美国和西欧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造反运动，造反学生拥戴马尔库塞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当然，就马尔库塞个人的意愿而言，他也许无意追求这种精神领袖的地位，但当造反学生把这个头衔加在他头上时，他也不反对。
１８９８年，马尔库塞诞生在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就读。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１８年，他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但随着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暗杀后，他便退出了该党，此后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为了取得在大学哲学系教书的资格，他在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写了《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一文，发表于１９３１年。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初步奠定了他后来思想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布于世后，他是最早认识到这篇手稿的重要性的人之一。１９３３年希特勒掌权后，他移居国外，先在瑞士住了一年，后定居美国。在美国，起初他在法兰克福学派迁住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情报研究所工作。以后他重新执教，先后在哥伦比亚、哈佛、勃兰第斯和圣地亚哥等大学工作。１９７０年退休。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９日，他在赴西德访问和讲学途中，逝世于施塔贝恩克。
马尔库塞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如果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奇特的理论混合物。他毕生致力于把西方的某些哲学思潮同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他在１９４１年出版的《理性与革命》中，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精神，这种精神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根源，并且是同实证主义哲学对现实的肯定态度正相反对的。不言而喻，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继承了卢卡奇开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１９５５年出版的《爱欲与文明》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转折。这时，马尔库塞开始对弗洛伊德主义抱有浓厚兴趣，企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并在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乌托邦。据此，马尔库塞又被当作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
《单向度的人》（１９６４年）是马尔库塞的一部读者最为广泛的著作。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的又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表现在，马尔库塞对现代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的批判，主要依据的不是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而是他早年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主题：人类解放的先验理性准则。而且，在这部著作里，马尔库塞还扩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早期论点，如批判工具的合理性，模糊手段和目的的区别。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指丧失这种能力的人。①
马尔库塞用“单向度”一词来意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对一切人类经验的不知不觉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因此个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求。而现代文明，在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各方面都是单向度的。人们失去的“第二向度”是什么呢？就是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则，即把现存的世界同哲学的准则所揭示的真实世界相对照的习惯。哲学的准则能使我们理解自由、美、理性、生活享受等等的真正性质。
马尔库塞认为，双向度社会与单向度社会对立的哲学根源是辩证思维与形式思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柏拉图赞美同经验对象相比较的规①“单向度”（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又可译为“单面”和“一维”。我们认为译为“单面”虽通俗易懂，但难以体现其中包含的“趋势”之意；译为“一维”虽准确严谨，但过于抽象而不便理解，故取“单向度”的译法。
范性概念（理念）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一种“不结果实的”形式逻辑，从而“把真理同现实割裂开来”。我们必须重新返回到柏拉图的本体论的真理概念，因为这种概念不仅是命题的特征，而且也是现实本身。我们在一般概念中所知觉到的，不是可直接达到的经验现实，而是一种更高等级的现实。对一般概念的直觉，引导我们走向一个非经验的但独立存在而且应该存在的世界。“理性＝真理＝现实，……在这个等式中，理性是颠覆性力量，‘否定性力量’，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它确立了人和万物的真理，即，使人和万物成为其真正样子的条件。”（引文未注明为其它书者，均见本书）这种真理在特点上是规范性的，而且在其中逻各斯和爱欲是一致的。形式逻辑根本不能把握这种真理，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并且把“是”一词的意义完全限定在纯经验的陈述上。其实，在“人是自由的”这样的陈述中，“系动词‘是’就表述着一种‘应该’，一种迫切的需要。”因此，“是”一词具有双重的意义，既是经验的又是规范的。辩证法承认本质的东西或应该存在的东西同表面的东西（即事实）的张力，所以，辩证法是对现实状况的批判，是社会解放的杠杆。而在形式逻辑中，这种张力被排除掉了，“思维对它的对象漠不关心”。辩证法在原则上不能被形式化。它是对直接经验的批判，深入进了更深刻的现实中。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方式，把认识限定在直接经验和推理的形式规则上。这种思想方式是一切现代科学的基础。现代科学故意避而不谈事物的规范的“本质”，并把“何谓应该”的问题归结为个人主观爱好的问题。现代科学以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技术，已经创造一个使得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社会对人的奴役并行不悖的世界。现代科学和技术确实提高了生活标准，但同时也带来了压抑和破坏。所以，马尔库塞说：“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同善、科学同伦理学分割开来。……逻各斯和爱欲之间不稳定的本体论联系被打破了，科学的合理性呈现为本质上中立的。……在这种合理性之外，人们生活在一个价值世界中，价值脱离了客观现实，成为主观的。”
这种被扭曲了的科学，导致了对人的奴役。它的哲学表现就是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哲学和操作主义。这些哲学学说反对一切不具有“实证”意义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使我们超越现存世界。更为糟糕的是，实证主义主张容忍一切价值，鼓励在价值判断上不加任何限制，这实际上起了一种反动作用。
如果这种实证的思想态度占主导地位，那么社会就一定成了单向度的人的社会。这个社会是虚假意识的牺牲品。尽管大多数人都认可这种社会制度，却并不能使这种社会制度更合理。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掏空了对立面的批判内容，所以它能同化各种各样的对立面，而不会给自身造成危害。它能满足大量的人类需求，但这些需求本身是虚假的，是唯利是图的剥削者为了使不正义、贫困和侵略现象永远存在下去而强加给个人的。“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一种自由的条件下操纵这些人为的需求的，但这种自由的条件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工具。所以，“对个人开放的选择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里，人和万物都毫无例外地被贬低成一种机能的角色，丧失了其“本质”和自主性。同样，艺术也被纳入顺从主义的轨道，它的文化价值被融合进现存秩序中。以前，高级的欧洲文化基本上是封建的和非技术的，它独立于商业和工业领域而存在。现在，这种文化已经与商业和工业结合成一体。未来的文明应该通过创造思想和感情的另一向度，坚持否定精神，恢复普遍的爱欲的王权，来重建文化的独立性。
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操纵了虚假的需求，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并用一种虚假的意识把民众束缚起来。那么，有无摆脱这种社会制度的方式呢？马尔库塞认为是有的。这就是：完全“超越”现存社会，追求一种“质的变革”；摧毁现实的根本结构，使人民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需求；建立一种新的技术（不是目前技术的新应用），重新把握艺术和科学、科学和伦理学的统一；自由地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给科学套上缰绳，使之用于人类的解放。
但是，当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已被这种社会制度同化，并且对“全球性超越”现存秩序不感兴趣时，由谁来做这些事情呢？马尔库塞提出的答案是；“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除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也就是说，既然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动力，那么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任务就落在了造反学生、少数民族和流民无产者肩上。
不言而喻，马尔库塞在本书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持赞赏态度。他所说的“极权主义”国家，既指美国，也指苏联。然而尽管他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建立在恐怖之上，因而是极权主义的，但他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他说“‘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协作，这种协作的作用是靠既得利益来操纵需求。”“在文化领域，新的极权主义正是在和谐的多元化中显示出来，在那里最相矛盾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
最近二十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无一不在回避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陶醉于富裕的繁荣景象之中。与这些学者相比，马尔库塞算得上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物：与这些著作相比，《单向度的人》算得上一本不同凡响的力作。难能可贵的是，马尔库塞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繁荣是资产阶级学者不厌其烦地大肆宣扬的成就，而在这种经济繁荣背后，马尔库塞看到的是日渐加剧的对人民的全面压抑，特别是精神上的压抑。在他看来，普通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普通群众被虚假的需求所操纵而丧失了自己的批判能力。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人依然处在物的境地。操作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一贯标榜“中立”，的确迷惑了不少的人，而马尔库塞却从这种所谓的“中立”立场背后发现了这些哲学思潮窒息人的实质，并针砭了它们无病呻吟式的、烦琐而脱离现实的研究方式，他的哲学批判有相当强的力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更是为资产阶级学者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荣的东西，而马尔库塞从这种自由中看到的却是实质上的不自由。在他看来，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对于奴隶来说，这种自由不过是挑选哪个主人来统治自己的权利。甚至一向被视为西方世界之楷模的福利国家，也“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可以肯定，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马尔库塞堪称是勇猛的斗士。他的研究和批判，对我们来说不无可资借鉴的意义。至少在两个问题上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能给我们强烈的昭示。第一，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仅以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标准为尺度，还必须从新的角度，着眼于人类的全面解放来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合理性背后的不合理性。第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决非值得向往的“天堂”和“乐土”，而是一个应被否定的社会。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以翔实的史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教育我国青年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无裨益。
当然，作为一个深受黑格尔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未来发展所表露出的悲观主义态度上。而造成这种悲观主义态度的原因大致有三点：首先，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全面管理的力量感触颇深，以致认为这个社会以其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已经消除了对立面，人成了丧失了否定性向度的单向度的人，任何个人或群体对社会的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其次，他虽然承认无产阶级仍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但又认为这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已被完全改变了，不再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他甚至说：“发达工业社会中劳动阶级的现实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成了一个神话的概念”。这样一来，他很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找到现实的有力的否定力量，只能寄希望于一些为数不多的被排斥在社会正常体制之外的“亚阶层”。再次，他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品，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集权”特征又令他极度失望，他不仅怀疑这种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同样是不可取的。因此，他哀叹：“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使马克思的观念成为一种梦想。”总之，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强有力的全面统治，马尔库塞找不到可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和目标，他不能不走向悲观。所以，他的结论只能是：“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
张 峰
１９９０年２月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导 论 批评的瘫痪：无对立面的社会
献给英奇
鸣 谢
我的妻子至少对本书表达的观点尽了一部分责任。我对她怀有无限感激之情。我的朋友小巴林顿.穆尔曾以他的批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长达几年的讨论中，他促使我理清了我的观点。罗伯特.Ｓ.科恩、阿尔诺.Ｊ.迈耶、汉斯.Ｊ.迈耶霍夫和大卫?奥伯阅读了我各阶段的手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美国学会理事会、路易斯.Ｍ.拉比诺维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曾为我提供资金，大大促进了本书的完成。
导 论
批评的瘫痪：无对立面的社会
核灾难能够毁灭人类，但这种核灾难的威胁不是也有助于保护那些使这种危险长期存在下去的力量吗？种种力图防止核灾难的努力，掩盖了对当代工业社会中核灾难的潜在原因的研究。由于这些原因比起其它非常明显的外部威胁——东方对西方的威胁，西方对东方的威胁——来只居第二位，民众便未能识别、揭露和抨击这些原因。同样明显的是，需要进行准备，需要在边缘上生活，需要迎接挑战。我们屈从于和平地制造破坏手段、登峰造极地浪费，屈从于防御教育，而这种防御教育既扭曲了防御者，也歪曲了他们所保卫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危险的原因同组织社会和社会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直接碰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越是使这种危险永久化，它就变得越丰富、越强大而且越好。防御结构使得大多数的人更容易生活，并且扩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社会的政治需要成了个人的需要和渴望，这些需要的满足推进了商业和公共福利，整体成了理性的根本体现。
然而，这个社会总的说来是不合理的。它的生产力破坏了人类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发展，它的和平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的，它的增长靠的是压制那些平息生存斗争——个人的、民族的和国际的——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压制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阶段之特点的那种压制，它在今天的作用不是出自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性，而是出自实力。当代社会的能力（思想的和物质的）比以前简直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估量。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
考察这些发展的根源和研究它们的历史的替代品，这是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目的。这种理论着眼于用社会使用和未使用的或滥用的改善人类状况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这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肯定，价值判断起了一部分作用。要用那些被认为为缓和人类生存斗争提供更好机会的其它的可能方式来衡量既定的社会组织方式；要用一个特定历史实践自身的历史替代品来衡量这个特定的历史实践。因此，从一开始社会批判理论就面临着历史的客观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两个要点上产生的，而在这两个要点上，分析意味着价值判断：
１．判断：人生是值得生活的，或毋宁说是能够和应该使之成为值得生活的。这一判断构成一切思想努力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先验性，而且对它的拒斥（这是完全合逻辑的）则拒斥了理论本身。
２．判断：在一个既定社会里，存在着改善人生的特定可能性和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定方式以及手段。批判的分析应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且这种证明应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既定的社会使得具有确定的数量和性质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成为可利用的。如何能以最小限度的劳力和不幸，为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才能而使用这些资源呢？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则是必然性领域中的机会的领域。因此，在各种组织并使用可利用的资源的可能的和实际的模式中，有哪些模式提供最理想发展的最大机会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一系列基本的抽象。为了鉴别和确定理想发展的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使用中，从这种组织和使用的结果中进行抽象。这种拒不承认既定的事实领域是最终的有效背景的抽象，这种依据其所限止和否定的可能性对事实的“超验”分析，符合社会理论的结构。它凭借这种超验之严格的历史特点来反对一切形而上学。①“可能性”应该处在各个社会的范围内，它①“超验的”和”超验”这两个词完全是在经验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们表达理论和实践中这样一种趋势，即在一个既定社会中，“飞越”既定的言论和行动领域，趋向它的历史替代品（现实可能性）。
们应该是可确定的实践目标。由于同样的原因，对既定制度的抽象应该是一种实际趋势的表达——这就是说，这些制度的改造应该是基层人民的真正需要。社会理论关心的是这样一些历史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作为颠覆性的趋势和力量而纠缠着既定的社会。当依附于这些替代品的价值靠历史实践而转化成现实时，它们就成为事实。理论概念的终端是社会变革。
但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使这种批判面临着似乎丧失它的根本依据的处境。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方式，这些方式显得能调和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力量，并借用从苦难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展望的名义，击败或驳倒一切抗争。当代社会看起来能遏制社会变革——那种能确立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生产过程的新方向、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质变。这种对社会变革的遏制，也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独特的成就；普遍赞同国家目标、两党政策，多元论的衰落，在强大的国家内部劳资双方的串通，这一切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既是这种成就的结果，也是它的前提。
简明扼要地比较一下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状况，可以有助于表明这种批判的根据何以起了变化。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时，在它阐发这些替代品的最初概念时，它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要与目标之间的历史中介中达到了具体性。这种历史中介表现在社会的针锋相对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们现在仍然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致使它们不再象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一切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敌对者联合了起来。而且就技术进步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成长和团结而言，质变这一概念在关于非爆发性进化的现实主义观念面前退避三舍。由于缺少可以证明的社会变革的力量和动因，批判便被抛回到高层次的抽象上。不存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相汇合的基础。甚至对历史替代品的最经验性的分析也成了非现实主义的思辨，而委身于这些历史替代品成了个人（或集团）爱好的事情。
然而，这种缺乏状态驳斥这种理论吗？面对着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继续坚持认为，象以前一样迫切需要质变。谁需要质变？回答一如既往：整个社会，社会的每一成员都需要来个质变。增长的生产力和增长的破坏力的结合，毁灭的边缘政策，思想、希望和畏惧屈服于现存权力的决定，在空前的富裕面前保留着贫困，这一切构成了最公正的控诉——即使这些东西不是这个社会的存在目的，只是它的副产品。它的那种促进效率和增长的普遍合理性，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广大人民接受和被迫接受的事实是这个社会并没有使它更合理一些和更不可指责一些。真实意识和虚假意识、真正利益和直接利益之间的区别仍是有意义的。但应该使这一区别本身得到证实。人们应该看到这一区别，并找出他们从虚假意识走向真实意识、从他们的直接利益走向真正利益的途径。只有当他们生活在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定现实的东西并进行拒绝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既成的社会着手压制的，正是这种需要，以便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覆行诺言”，并为了对人的科学征服而科学地征服自然。
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这些成就的这一总特点，批判理论处于未能为超越这个社会而提出基本原理的状态之中。真空状态会掏空理论结构本身，因为批判社会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得到发展的，即对拒绝和颠覆的需要就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中。这些范畴本质上是否定性和反对性概念，它们确定着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现实矛盾。“社会”这一范畴本身表达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同国家相对立的社会。同样，“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指那些尚未同既定状况一体化的领域和力量——紧张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一体化的增长，这些范畴正在失去它们批判的涵义，并趋向于成为描述性的、靠不住的或操作的术语。
重新获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意向并弄清楚这种意向如何被社会现实所删除，这种尝试从一开始看象是从那种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复归于抽象的思辨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归于哲学。这种批判的这一意识形态特点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分析不得不从社会中肯定和否定、生产和破坏的趋势“之外”的角度出发。现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体——这就是所说的整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能是一种纯思辨的立场。它应该是一种历史的立场，意思是说，它应该立足于既定社会的能力之上。
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牵涉到一个更根本的模糊状态。《单向度的人》将在两个矛盾着的假设之间不断摇摆：（１）发达的工业社会能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遏制质变；（２）存在着可以破坏这种遏制并炸碎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认为对此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这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甚至一方就在另一方之中。第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而且不论存在什么样的被用来阻止这种趋势的逆转的先决条件，都是如此。也许有一个偶然事件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但除非对正做的事情和正防止的事情的认识改变了人的意识和行动，否则任何灾难也不会引起变革。
这个分析集中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设备（随着自动化部门的增长）在起作用，但不是作为那些可以同其社会政治效果分离开来的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设备的产品以及维修和延伸设备的操作的体系。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设备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艺和态度，也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就此而言，它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因此，它消除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技术有助于组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凝聚的新的更有效和更令人愉快的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似乎在另一种意义上也表现出来——向世界的较不发达的甚至前工业的地区扩张，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创造一些类似的东西。
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
社会组织它的成员生活的方式，牵涉到最初的在历史的替代品中间的选择，这些替代品是由继承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水平决定的。这种选择本身来自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的作用。它预定着改造和利用人和自然的特定方式，并拒①绝其它方式。同别的设计相比，它是一个现实化的“设计”。但一旦这个设计在基本制度和关系中起作用，它就倾向于成为排他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技术的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也是一个政治领域，是实现一个特定历史设计——即对作为纯粹统治材料的自然的体验、改造和组织——的最后阶段。
随着这一设计的展开，它便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讨论发达工业文明的为人们熟悉的趋势时，我很少指出特定的资料出处。在关于技术和社会变化、科学管理、合作事业、工业劳动和劳动力特性的变化等方面的众多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中，已搜集并描述了这种资料。出现了许多对①“设计”一词强调在历史的决定因素中自由和责任的因素：它把自主和偶然事件联系起来。让－保罗.萨特的著作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本书第八章进一步讨论了这个词。
这些事实的非意识形态的分析——如贝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协作和私有制》，当代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七十六次大会关于《经济权力集中》的报告集，美国劳联－产联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的出版物，而且还有底特律的《新闻通讯》和《通讯》。我想强调一下Ｃ．赖特.米尔斯的著作和下列研究著作的至关重要性，这些研究著作因为简单化、夸大或新闻业的悠闲而经常不被赞赏，如万斯.帕卡德的《隐蔽的劝说者》、《想往上爬的人》和《浪费的创造者》，威廉.Ｈ．怀特的《组织人》，弗雷德.Ｊ．库克的《战时国家》就属于这个范畴。诚然，这些著作由于缺乏理论分析，掩盖并保护了所描述的状况的根源，但任其自由讲话，这些状况就会非常响亮地表达出来。也许连续两天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或听一小时的调幅广播，不关掉广告节目，不要不时地换台，我们就可以获得最有力的证据。
我的分析集中在最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的趋势上。在这些社会之内和之外，有广大地区并不盛行所描述的这些趋势——我认为，只是尚未盛行。我将展示这些趋势，并提出一些假说，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