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安全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冷战结束前后开始出现一批迥异于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流派，如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及女性主义安全理论等。已有许多学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研究，但把它们统一置于非传统安全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巴里·布赞和他的同事在探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变时，把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等“后传统安全视角”与传统安全理论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这一成果富有启示意义，但对于诸种非传统安全视角或理论之间的内部异同，他并没有更多地探究。而且，受限于其研究目的，他所做的是把这些视角或理论置于整个安全研究框架下进行考察，而没有强调它们作为一个“非传统安全理论群体”的特有属性与学术意义。所以，如何从整体上界定、认识这些非传统安全理论，特别是在安全研究范式日益丰富甚至可以说是泛滥的情况下，对这些新出现的理论群体加以比较和分析是有必要的，这有利于我们理清学科发展的脉络，并为未来研究议程发现线索。另外，这种理论梳理对于经验研究的推进亦有重要的作用。目前，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一些国家与地区(特别是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却仍然处于一种“欠理论”状态，它们主要是经验分析或政策研究。除了少数成果借鉴了有关非传统安全理论之外，整体上一直缺乏系统的理论输入与支撑。笔者相信，对非传统安全理论群体进行界定、比较和整理，有利于澄清非传统安全理论及相关概念，促进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化”，以最终达到推进学科发展，提升研究水平的目的。
一、什么是非传统安全理论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只要是不同于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流派，均可称为非传统安全理论。按此判断，环境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安全研究、地区复合安全理论、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理论、建构主义安全理论、女性主义安全理论、后结构主义安全理论、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等均可纳入这一范畴。但如果要使非传统安全理论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就必须根据一种严格的标准加以界定。本文认为，一种安全理论无论它是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如果它要成为安全理论的话，就必须对安全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做出自己的论述与解释。如果没有这样的系统论述，仅仅根据某个不同于传统安全的个别观点甚至是只言片语，或者只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就将某理论列入非传统安全理论的范畴，笔者以为是欠妥的。严格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理论不必完全推翻传统安全研究的论述，但必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不同的论述与解释。
这就要求我们对一般的安全理论架构做出分析。布赞指出，“自国际安全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产生以来，该领域内的争论基本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产生：(1)安全的对象是什么？(2)安全问题是内驱动的还是外驱动的？(3)将安全限制在国防领域，还是应该向其他领域扩展？(4)安全研究该基于何种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思想？(5)安全研究应该选择怎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甘地·巴伯(KantiBajpai)认为，在安全研究中，分析者必须回答下列问题，最核心的是两个：谁的安全及何种价值的安全(如领土统一还是个体的福利)，另外两个问题则包括：来自什么威胁的安全(如疾病还是战争)和通过何种方法维护安全。笔者更倾向于采取巴伯的框架，布赞所提出的五个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将安全视为一门学科而非一种理论。比如说，他把安全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包括在内。理论与方法都是一门学科的组成部分，但方法本身不是理论。理论主要是对实体问题的解释，方法则是对研究程序、工具的运用，它可以与任何实体理论结合起来。所以，在后文介绍哥本哈根学派时，笔者没有将安全化理论包括在其中，因为它不过是一种理解与研究安全的方法，而非一种阐述某些安全问题与主张的实体理论。但巴伯的框架也少了重要一项，即由谁来保障安全，这一问题与通过何种方法来维护安全有联系，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有必要单独列出。因此，一种完整而清晰的安全理论必须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解答：
1．安全的指涉对象，即谁的安全问题：是国家、个人还是人类共同体？
2．主导的安全价值：是保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样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还是维护经济福利、社会团结与认同之类的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抑或其他？多数学者的安全概念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缓和对珍视价值(cherishedvalues)的威胁。④但这种价值到底是什么？不同学者不同理论有不同的回答。
3．威胁的来源：战争、冲突、疾病还是饥饿等？
4．安全的责任主体，即谁来保障安全：是国家、个人、非政府组织还是全
球性国际组织或某种超国家的安全结构？
5．实现安全的方式：是军事机器、外交谈判还是经济发展？
安全的指涉对象与主导价值是安全研究领域的两大基本问题，其他三个问题都是从这两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只要某种理论确定了自己的安全指涉对象与主导价值，关于要应对哪些威胁？依靠谁及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安全？一般就有了相应答案。比如说，如果把安全的指涉对象确定为国家，主导价值为领土完整，那么该理论就必然特别关注外来军事入侵，因为该威胁往往会危及到领土完整。而要防止军事入侵，显然不能寄希望于无兵无枪的非政府组织，只有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及其盟友才是可以坚定依赖的力量。至于它们打击入侵、捍卫安全的方式，当然少不了军事方面的手段。但如果把个人确定为安全的指涉对象，把个体福利确定为主导的安全价值，那么就完全是另外一套推理：发展水平滞后和跨国犯罪比外来入侵是更为现实和紧迫的威胁，而各种公民组织可能是在国家之外照顾个体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则是比大规模的军备建设是更为有用的实现安全方式。所以，在所有的安全理论中，安全的指涉对象与主导价值是两大基本问题，是任何一种安全研究或理论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传统安全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分野。在指涉对象上强调国家安全，在主导价值上强调军事与政治安全的是传统安全理论，而在这两个问题均采取相反立场的则为非传统安全理论。以此而论，现实主义是传统安全理论中最突出的代表，而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人的安全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等属于典型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因为它们将关注对象从国家层次移开，关注更多层次特别是人的安全。在所偏好的价值方面，它们也更加侧重于
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人的解放、女性安全等这些不同于军事与政治安全的领域。还有一些安全理论，如和平研究及后殖民主义研究，它们只是在一个问题上偏离了现实主义，或是在安全指涉对象与现实主义有所偏离，或是偏好的安全价值上另有侧重，总的来说，界于非传统安全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理论之间的理论我们称之为半传统安全理论。有人笼统地将冷战后出现的安全理论称为非传统安全理论，如琳娜·汉森就认为，非传统安全视角包括：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批判安全研究、人的安全、后殖民主义和哥本哈根学派等。这明显是通过“冷战后”这个时间框架来界定的，但并不利于学科概念的澄清，因为冷战时期及之前也有迥异于现实主义的安全理论，如和平研究、理想主义安全研究等。如仅仅以冷战结束为区分“传统”与“非传统”阵营，这样做在学术上不但没有实质意义，反而容易引起混乱。至于被很多人认为是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建构主义，其实属于方法论范畴。建构主义最主要的代表温特就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最好被称为“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方法”。应该看到，许多非传统安全研究都喜欢采用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远离传统安全研究一般采用的理性主义。但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建构主义学者来说，他们在实体理论上的观点与其研究方法并无必然联系。例如，温特就十分关注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这近于现实主义。正如汉森所指出的，常规建构主义不过是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所以，根据本文的研究框架，把建构主义当作非传统安全理论并不适宜，将其作为一种安全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安全理论来对待，可能更为妥当。
二、几种主要的非传统安全理论
为了对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有进一步了解，下文将对几种主要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加以简要介绍与分析。
(一)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School，CoS)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安全研究由传统向非传统的一个演变过程。在其代表学者布赞最初研究中，国家安全仍然占据十分重要位置。冷战结束前后，布赞开始修正自己的国家中心主义，其代表作《人民、国家和恐惧》1991年再版。在该书中，布赞指出，不能简单地将“国家”作为指涉对象，安全主体向下延伸到个人，向上延伸到整个国际体系。而随着研究的进展，布赞最终把关注点放在地区层次。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进入一个被布赞认为是一个更加碎片化和地区化的时代。“由于没有超级大国的对抗强行渗透到各个地区，因此本地国家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地区安全的相对自治构成了国际安全关系的一种模式，它从根本上有别于僵硬的、对冷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超级大国两极结构。”因此，他提出地区安全复合体(securitycomplex)的概念，用来概括那种安全难题因为地理因素而被连结在一起的一组单元。2003年，布赞和维夫合作出版了《地区与强权》(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译本名为《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一书，把他们以前关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思想进行了最系统的表述，并将之运用到亚洲、中东和非洲、美洲及欧洲地区的安全实践中，从经验层面发展了复合安全理论。但是，很难清晰地把布赞眼中的地区界定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指涉对象，因为他之所以研究地区安全，似乎主要是看到国家间安全关系因地理因素而产生的关联性。他指出，“地区层次是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两个极端之间彼此交汇的地方，也是大多数行动发生的地方。……各个独立单位的安全和全球大国干涉的进程只有通过理解地区安全态势才能加以把握”。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地区安全只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分析工具，他们最终关注的仍是国家安全。至少，尽管哥本哈根学派有意与国家中心论保持距离，国家安全仍然是其潜在的关注对象。
但在主导安全价值方面，哥本哈根学派明显不同于现实主义。他们提出了一种更加宽泛的安全架构，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均纳入其中。军事领域是关于武力胁迫的关系，政治领域是关于权威、管理地位和承认的关系，经济领域是有关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社会领域是有关集体认同的关系，环境领域是有关人类活动和周围生物圈的关系。布赞还指出，这些领域是相互联系的，“之所以进行分解，仅仅是为了达到简化和清晰的目的”。“虽然‘国家安全’的中心是政治和军事领域(它们是国家大厦主梁)，但若没有虑及来自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的行为体和机理，就很难充分理解此概念。安全概念将这些层次和领域如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需要以一种综合性视角来审视。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以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都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意义。但对任何一种安全的全面理解只有在与另一种安全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获得。局限于单一的层次或领域审视安全的尝试将招致严重的曲解。”与此同时，布赞等人指出，“一个领域没有必要是所有其他领域的基础，它只需是被贴上安全标签而相互关联的那些领域的基础罢了”。这里，哥本哈根学派再次体现出从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过渡特征，一方面强调“国家安全的中心是政治和军事领域”，另一方面又指出“一个领域没有必要是所有其他领域的基础”，其对国家安全观与军事/政治安全观的批判，远不如其他非传统安全理论那样来得激进。
(二)批判安全研究
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securitystudies)这一术语于1994年5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首次使用。当初泛指不同于现实主义等传统安全研究的各种安全研究流派，后来逐渐成为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批判理论为理论渊源的一种安全理论。相对哥本哈根学派来说，批判安全研究要激进得多，它不是致力于与传统安全建立某种联系，而是质疑传统概念的有效性，代表学者是肯·布斯(KenBooth)。他指出，由于环境的变化，像主权、国家、超级大国、战争、战略，以及武器这些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都“陷入麻烦”之中，不能再被信任。在批判安全研究设置的新安全议程中，国家安全不但没有重要地位，反而要受到批判。他们认为，人类面临的威胁多来自于其政府的错误政策和不胜任，而不是邻国的拿破仑式的雄心。在对国家与人的取舍之间，布斯比较赞成赫德利·布尔(HedleyBull)的思想，即作为个体的人才是最终的指涉对象。事实上，正是由于强调人作为首要的安全指涉对象，才会产生对国家是否信任的问题。如果按现实主义的逻辑，将国家安全视为最重要的维护对象，那么即使对本国公民构成威胁，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批判安全研究显然不作此观。
批判安全研究最突出成就的或许还不是把个体作为最终的安全指涉对象，而是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安全的认识。批判安全研究致力于“深化安全”，认为安全是一个派生的概念，应该探索
“安全”背后更加本质性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一更具本质性的概念是“解放”。通过借用这一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布斯对安全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他指出：“解放是使人(个人和集团)免于那些阻止他们执行自己自由选择的物质的和人为的束缚。战争与战争的威胁，与贫穷、缺乏教育、政治压迫等一起构成了这样的束缚。安全和解放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是解放而不是权力与秩序，产生真正的安全。从理论上看，解放就是安全。”通过由解放来界定安全，批判安全研究实际上是把解放或者说自由作为自己追求的主导安全价值。这一目标看来抽象，但实际上范围相当广泛。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还是传统的政治、军事议题，只要被批判安全研究者认定构成了对自由的束缚，就是他们关注的安全领域。
批判安全研究还有一个不同于传统安全的重要不同之处，即它把共同体而非国家当作是实现安全的责任主体。“早在掀起批判浪潮之初，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就强调，批判理论旨在追求人类的解放，而与人类解放联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要动摇新现实主义对国家的界定，就要从理论上重视对国家理论的超越和对更高一级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性论证。”布斯将这种共同体称之为“解放共同体”(emancipatorycommunity)，这种共同体是个体间基于共同生活伦理认知之上的自由组合，它通过提供关于认同、观念、支持与社会的一系列区别性网络来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且，这样的共同体应该是多元而非唯一的。布斯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个人认同不能只被单一的属性所定义，必须允许人们同时生活在多个共同体之中。在批判安全研究看来，多个共同体能起到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衡的作用，人们生活在其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免受束缚，实现最充分的自由与解放。
(三)女性主义
在传统安全研究中，女性角色与经验并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无论是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眼中的“人性”，还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Waltz)笔下主要追求安全的“国家”，都是作为一个中性面目出现的。女性主义者对此极度不满，在他们看来，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遭到忽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貌似性别中立，实际充满了男性特征与性别偏见。多数女性主义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性别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②在传统的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男子被赋予了积极、理性、独立、主动、统治、支配等特质，他们的活动场所被设定在“公共领域”；妇女被赋予了消极、感性、依赖、被动、被统治、被支配等特质，她们的活动场所被设定在“私人领域”。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社会性别文化两分法的逻辑，建立了男人统治女人的不公平的社会等级机制，并把女性排斥在包括安全事务在内的公共事务之外。
为了纠正传统安全研究对女性的忽视，女性主义者从以下几方面揭示了女性与安全事务的关系：第一，女性是战争与冲突中的特殊受害者。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中，由于前方与后方很难区分开来，较之男性而言，妇女与儿童更容易受到攻击和伤害。第二，性别等级制对安全的影响。女性主义者指出，正是包括性别等级制在内的社会等级制导致了冲突、不平等和压迫。证据表明，战争更可能发生在有着更大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之中。性别与国际安全之间也存在关系。一些女性主义者甚至认为，那些比较尊重妇女权利的国家在国际争端中更倾向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所以，只有实现妇女的安全，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全。第三，强调女性在国际全事务中的实际作用。女性主义者常常强调如下事实：妇女和平联盟的呼吁对1926年西方国家签署的《非战公约》的促进作用；冷战中推着婴儿车越过柏林墙的母亲所体现的国际现实；以及女佣的收入对一个国家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战略的影响等等。女性主义者承认，战争传统上是由男性进行的，但到了20世纪末，在几个国家中女性士兵被提升到更高的位置，在军队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女性主义者还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即通过引入女性视角，重建国际安全研究。蒂克纳(J．AnnTickner)根据佩基·麦金托什(PeggyMcIntosh)的观点，认为这一任务必须经过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女性缺位阶段即传统研究阶段；第二阶段中，出现了一些女性，但她们的存在仅说明女性要被承认就必须像男性那样行事，这实际上起到强化传统研究的作用；第三阶段是视女性缺位为问题的阶段，女性经验开始为人所重视；第四阶段是视女性为“有效人类”的阶段，承认她们的经验塑造了世界；第五阶段是最后阶段，不管种族、文化、阶级和性别，所有人的经验都被真正纳入学科研究对象之中。显然，这是一段未完成的旅程，目前可能至多处在“视女性缺位为问题”的第三阶段。因此，把女性经验注入国际安全研究中最终成果是什么，我们尚无法见到。因此，我们目前也很难清晰判断女性主义者所倾向的安全指涉对象与价值。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安全指涉对象，它一定要把女性经验考虑在内。至于主导安全价值，相较军事安全、政治安全而言，经济福利、健康与安全、疾病与防灾可能更为女性主义所关注，因为后者更多地与女性经验联系在一起。
(四)人的安全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人的安全研究的兴趣不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扮演了关键的议程设置者角色。1994年，它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直接提出了人的安全这一概念，并列举了构成人的安全的七个要素：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此后，在联合国及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推动下，人的安全问题开始直接进入世界政治议程。
人的安全研究以什么为指涉对象？顾名思义，人而不是国家被当作最主要的指涉对象。关于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人的安全研究认为：国家安全最终是为了个人的安全，国家是其公民安全的首要提供者，它是安全的工具，而非安全的目的，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也已超出国家所能够处理的范围。尽管所有人的安全研究都同意安全政策和分析的指涉对象应该是个体，但在应保护个人免于哪种威胁等方面，它们之间产生了分歧。有的强调人的安全包括对人的完整性构成威胁的一切事物，特别是不发达、贫困和被剥夺，1994年联合国发展报告是这种用法的代表，并得到日本发起的人的安全委员会的支持。有的范围稍小一些，把人的安全
等同于汇总所有非传统安全议题———如艾滋病、毒品、恐怖主义、轻型武器、人口走私等———的概念，其目的是吸收更多的注意与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有主张一种比较狭窄的政策议程，主要关注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后果、镇压性政府，以及失败国家对其民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造成的威胁。概言之，在人的安全研究中议程包括较狭窄和较宽泛的两种主张，但后者似乎受到更多支持。
较宽与较窄政策议程的争议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人的安全所要保护的主导安全价值是什么？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把人的安全宽泛地定义为“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只是“免于暴力威胁的安全”；另一种意见主张把人的安全仅仅界定为“免于恐惧的自由”。前者强调暴力之外问题的紧迫性，而后者则认为过于广泛的议程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来说都没有意义。阿查亚主张把“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看成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他赞同亚洲国家的政府把人的安全理解为“免于匮乏的自由”，但又提醒它们：若无“免于恐惧的自由”，寻求“免于匮乏的自由”不可能有实效。另外，阿查亚还从“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又分出“免于冲突的自由”来。他认为，狭义的界定或许会比较精确也更具可测性，但它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在政治上是短视的。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争论仍无定案，关于人的安全的确切内涵也仍然在讨论之中。与其他非传统安全理论不同的是，人的安全研究在实现安全的责任主体与方式方面有更多论述，这可能与它较强的政策性、应用性有关。有学者认为，人的不安全不是无法避免的偶然事件，它是既存的权力结构的直接结果，这种结构决定了谁拥有或是没有安全的权利。从全球到地区、国家都存在这样的结构。所以，以改善甚至是颠覆既有权力结构的民主化与全球治理就成为人的安全的必要条件。更多主张则强调通过多种措施来保障人的安全的实现，全球治理不过是其中之一。如在马赫布卜·哈克(MahbubulHaq)看来，人的安全概念才要获得生命力，只有通过以下五个步骤：强调公平、可持续和草根参与的人类发展概念；能用来保证更广泛人的安全议程的和平红利；建立在正义而非慈善基础上的新型南北关系，这里的正义强调拥有进入全球市场的公正机会及经济重组；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改革之上的全球治理新框架；成长中的全球公民社会等。
三、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比较与特征
琳娜·汉森曾指出，非传统安全研究视野挑战了传统的军事和国家中心主义，但是它们彼此在指涉对象的深化方面、在领域的扩展，以及在对安全的理解等方面又各不相同。上面几种主要的关于非传统安全理论介绍已经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它们的观点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有时还针锋相对。在安全的指涉对象方面，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主张是个体的人，而布赞和维夫等人“还是不愿意把‘人的安全’的概念纳入到安全研究议程中来”。女性主义对它们都不会满意，指出必须从性别视角特别是女性的角度考虑安全问题。至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女性主义者会不满地追问：“如果视安全化为一个过程，那么是谁正在安全化？谁被安全化了？谁被边缘化了？在安全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关系？
既然在安全指涉对象这一理论的基点上的观点都不相同，这些理论在维护何种安全价值、应对哪些威胁、如何实现安全等方面自然也就千差万别。尽管它们都列出了种类繁多的安全价值与可能威胁，而且彼此之间还不乏交叉(如经济、社会、生态安全几乎是非传统安全理论都赞同的)。但其中的价值导向存在明显不同，例如，批判安全研究强调以“解放”来界定安全，而人的安全研究则强调以“自由”界定安全(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尽管这些概念之间不乏可通之处，但它们在学理基础与现实意义方面均存在重大不同。这些不同充分显示了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的多样性。
非传统安全诸理论之间既有多样性，亦有共同点。除了作为核心概念特征的反对国家安全和军事/政治安全之外，笔者对其理论共性归纳如下：
第一，非传统安全理论中关于人的安全地位上升。非传统安全理论反对国家安全观，强调其他层次安全指涉对象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在概括非传统安全时倾向于使用这样一种提法，即指涉对象的“拓展”，因为在各种非传统安全研究议程中，国家、个人、国际组织等都被纳入这一行列之中。但必须注意到，非传统安全理论对非国家之外的安全指涉对象绝不是同等对待的。许多人忽略了非传统安全理论中透露出来的一种趋势，即对人特别是个体的人的安全的高度重视。人的安全研究和批判安全研究就是直接以人特别是个体的人为安全指涉对象的，其他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如哥本哈根学派、女性主义等虽未直接诉诸于个体的人，但已非常明显地表达对国家安全的反对，并不时在论述中流露出对人(有时是个体意义上的人，有时是群体或人类整体意义上的人)的关切。事实上，非传统安全理论之所以异口同声地反对国家安全，一个普遍的理由就是国家安全对人的安全特别是对个体安全造成了损害。不但批判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如此，哥本哈根学派和女性主义研究也是如此。各种非传统安全理论均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已不能再承担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反而对其公民安全形成威胁。当然，不少非传统安全理论也意识到，国家的作用是复合、多元的，甚至仍然是人的安全最有效保障者，这一考虑促使哥本哈根学派最终仍把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国家安全上面，而人的安全研究也仍然寄希望于(至少是部分)通过国家安全来实现人的安全。总体观之，人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地位上升，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把对人与国家关系的反思引入到安全领域中来，并从不同视角加以反思，可能是非传统安全理论做出的最大贡献。
第二，安全诉求的规范性是非传统安全理论的重要特征。在国家安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的安全本身就是一个规范性目标”。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人的安全的普遍重视，安全诉求的规范性成为非传统安全理论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在批判安全研究那里特别突出。在现实世界中，这种规范性诉求使得非传统安全理论或多或少地具有批判性色彩，为国际安全提出了许多被认为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也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方向。
第三，非传统安全理论采用宽泛的研究议程，关注不同安全领域之间的联动性。由于可能的安全价值拓展了，对威胁来源的分析也必须拓展，这就使得非传统安全研究者倾向于采用比较宽泛而非狭窄的研究议程。另外，不同安全价值或安全威胁之间的联动性，也使非传统安全理论无法仅仅关注某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指出，世界上的各种威胁已经深深地联结在一起，例如，内战或极端贫困影响可能会增加恐怖主义的吸收力，而冲突中对妇女的强奸则可能促进艾滋病的传播。非传统安全理论学者对此感受颇深，所以女性主义者关注性别等级制或是生态安全对军事安全的影响，而批判安全研究者则十分担心物质的稀缺妨碍自由状态的实现。
第四，非传统安全理论超越了国内、国际领域界限，关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联动性。把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区分开来是传统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冷战时期的多数国际安全研究明确地关注于外部威胁”。现实主义认为，国内社会处于有政府状态，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两者分别适用不同的安全逻辑。但在非传统安全研究看来，这种区分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忽视它们之间的共性及紧密与互动的一面。例如，通过提出弱国家概念，布赞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建立起联系。他认为，弱国家不但无法为其公民提供充分的安全，还通常会为其所在的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因为弱国家自己的不稳定经常会危及邻国并且其脆弱性常会招致外来的侵略。而在女性主义看来，无论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均存在难以容忍的性别等级制。安全问题本来就是没有国界的，这种把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联结起来的做法，可能更加符合安全问题的现实。
第五，在维护安全的方式上，非传统安全理论普遍主张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不像传统安全理论那样，非传统安全理论强调不同安全主体之间的利益零和性与安全的相对性。例如，批判安全论认为，“通过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获得的安全是不稳定的安全，通过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而维持的安全也是不稳定的安全。”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也在于不同的安全价值与威胁种类在安全关系上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如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往往是零和性的，两个敌对国家不可能在同一场战争中取胜，一方所得必是另一方所失。但如果把视野转移到经济、贸易、环境保护、疾病预防等方面，便会发现这些安全关系往往是非零和式的。虽然各方获益不一定均等，但至少为双为共赢式的合作提供了空间。而且，这些问题的相互性(贸易只有在两个以上国家中才能发生)、关联性(如果一些国家继续不负责任地进行碳排放，另一些国家无论如何保护大气也于事无补)迫使相关各方不得不采取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方式。进而，非传统安全理论在不同程度上不再把国家作为唯一的安全保障主体，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国家联盟、国际组织甚至是非政府组织。
总体来看，通过对传统安全理论的批判，非传统安全理论形成了一个既有共同特征又有内部分异的多样化理论集群。这个理论群体与既有的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群体不一样，它是松散的。如现实主义也是一个理论家族，它包括了经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流派，这些流派观点各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它们共同拥有一些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如强调权力或安全、以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为理论推演前提、对军事因素关注及悲观主义的政治哲学等。但是，非传统安全理论远非一个具有如此一致性的理论群体，它们关注的安全指涉对象与价值各有不同，研究路径与方法亦有差异。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个极具开放性理论群体，容纳了一大批对传统安全研究不满的理论与观点。这可能使得它不像传统安全理论群那么内敛与严谨，但其思想活跃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正是力量源泉所在。今后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特别是政策分析与经验研究，应该更多地从中汲取养料，从而推进研究水平的提升与学科整体的发展。
结语
王逸舟认为，非传统安全研究本身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之一是内部缺乏整合，由于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者的多样性，非传统安全研究不可能是一式的。这种分散既对非传统安全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变得困难，也使人们对“非传统安全理论”这一标签的学术价值产生疑问：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对传统安全理论批判者的松散集合，这一概念本身到底有多少存在意义？本文通过对非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严格的概念界定，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疑问。尽管争议肯定会继续存在，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如何更好地处理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间的矛盾关系、安全议程边界的拓展是否过宽等？但其贡献确实不容否认。无论从政策领域还是就学术研究来看，非传统安全理论群体的出现都有其重大意义，它们打破传统安全范式的垄断地位，提供了对国际安全问题更为丰富和多元化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揭示了安全研究中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规律性东西，例如，对人的安全重要性的普遍强调、致力于打破国内国际边界来理解安全问题，以及研究中广泛采用非理性主义的方法。这说明，如此众多的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不是分散的、无序的，其内在的差异与关联，其实反映了安全理论研究中的一些规律性现象。对这些现象加以研究，特别是针对非传统安全理论本身仍存在不足的地方持续跟进，很可能又为下一步的理论研究打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