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智库报告《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全文（上）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份报告，基于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提出的种种可能性，概括了2030年以前美国战略的核心要素：1.奥巴马应从更具战略性、更长远的观点出发制定第二任期政策；2.加强国内政治经济建设，并以此作为首要对外国策。美国亟须扭转债务和赤字日益增加的趋势，找到促成这种变化的政治因素；3.积极重塑动态且不稳定的全球趋势，抛弃维持现状或“稳定”的观点；4.利用现有同盟及伙伴关系，追求更有协作特点的领导力。美国应扩大同欧洲、北约及日韩澳等亚太国家的合作，同时发展同新兴伙伴的关系。5.深化同中国的协作，将其视为塑造2030年国际体系的最重要因素。两国需在广泛的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包容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增加互信；6.更具创造性地解决大中东地区问题，推动阿拉伯世界实现经济现代化及政治多元化。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份报告，基于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提出的种种可能性，概括了2030年以前美国战略的核心要素：1.奥巴马应从更具战略性、更长远的观点出发制定第二任期政策；2.加强国内政治经济建设，并以此作为首要对外国策。美国亟须扭转债务和赤字日益增加的趋势，找到促成这种变化的政治因素；3.积极重塑动态且不稳定的全球趋势，抛弃维持现状或“稳定”的观点；4.利用现有同盟及伙伴关系，追求更有协作特点的领导力。美国应扩大同欧洲、北约及日韩澳等亚太国家的合作，同时发展同新兴伙伴的关系。5.深化同中国的协作，将其视为塑造2030年国际体系的最重要因素。两国需在广泛的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包容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增加互信；6.更具创造性地解决大中东地区问题，推动阿拉伯世界实现经济现代化及政治多元化。
这些变动同时受到几个不断加速的大趋势的冲击影响：技术进步及个人授权；权利分散与非国家网络的崛起；到2030年使得全世界60％的人口进入超大城市的人口动态变化；粮食、水及能源资源的竞争，可能增加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大西洋理事会将所有这些铭刻在心、集中精力协助奥巴马政府以及美国全球伙伴，为迎接史无前例的变化做出准备，形成这部《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这一文件，意在为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万众期待的四年一次《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报告提供补充。
过去6年中，大西洋理事会同国家情报委员会（美国情报体系的中长期分析机构）合作。这一协作使得美国专家及政策制定者可以和其最重要的全球伙伴及世界最杰出的智囊团组合在一起，一起进行战略性思考。我们已经在班加罗尔、柏林、新加坡及硅谷、北京及伊斯坦布尔、巴西及布鲁塞尔举行过会议。我们希望，同朋友和盟友一起，通过对未来更深层的思考，可以形成更好的成果。
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报告已经确立本身如同金本位的地位。世界各地都在复制并模仿他们的模式。他们对于政策制定者的作用，在提供分析的框架中是无与伦比的，但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规定任务禁止其开立政策上的处方。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这一报告，在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提出的种种可能性基础上，勾勒出了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框架。《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描述出各种各样的未来状况，从成功整合新兴国家的世界协作秩序，到全球化退却、使得所有国家都越来越贫穷、越来越没安全感的世界都有。我们的报告提出有关实现国家情报委员会提出的未来最佳前景、避免零和博弈、支离破碎的世界的建议，从而为这些可能性提供了补充。
美国具有历史上的伟大强国所绝无仅有的东西———二次机会。尽管美国相对影响力必然下降，但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或准备好去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核心国家。但为了塑造未来全球体系，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引领全球的方式的同时，美国必须紧迫地解决其国内经济与政治的功能障碍。大西洋理事会新成立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的这一旗舰产品，致力于帮助奥巴马政府，认真思考如何最好地迎接这些历史挑战。
谨向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这一开拓性的工作致敬，特别是其中主管全球趋势分析工作的委员会顾问马修J巴罗斯。大西洋理事会大家庭中很多成员审阅过此报告的草本，尽管他们不赞成其中的全部观点。特别感谢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琼—戴维莱维特、沃尔夫冈意辛格、汤姆恩德斯、安—玛丽斯劳特、亚历山大莫切夫以及拉蒂斯拉夫卡采尔所构成的一个强大的专家顾问团体。最后的报告由全体大西洋理事会的九个项目及中心的理事制成并修订，再一次强调了本理事会能力所及的广阔范围。
这并非意味着是盖棺论定，而是讨论的开始，讨论美国及其盟国与合作伙伴如何最好地为全球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希望能通过www.acus.org或大西洋理事会网站上的微博进行反馈，我们可以继续在线进行讨论。
未来战略规划未来战略规划是大西洋理事会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中心在国际安全上的研究领域，寻求加强对长期全球趋势潜在冲击的政策影响、破坏性变化及战略休克疗法的理解。规划给寻求强化美国或其他重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专家们，在全球趋势研究上日益发展的国际团体提供归宿。未来战略规划特别强调锻造专家之间的合作，这些专家来自美国、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还有下一波的新兴国家—从印度尼西亚、南非到埃及、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对于未来战略规划的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www.acus.org。
此报告的起草人罗伯特A曼宁，是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担任国家情报中心的国家反核扩散中心的高级军事家（2010－2012），并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未来战略集团担任长期能源及地区、全球事务部主任（2008－2010）。
五角大楼的长期战略家、斯考克罗夫特中心主任巴里帕维尔，以及其助理杰夫莱特福特，提供了熟练的洞察并做出了贡献。通讯部副主任塔林阿纳尼安监督了撰写过程。
大西洋理事会的领导参议员查克哈格尔，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顾问团主席弗雷德里克坎普，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斯考克罗夫特中心领导小詹姆斯L琼斯，主席乔治伦德，副主席埃伦陶舍，副主席弗吉尼亚A米尔贝格尔，副主席巴里帕维尔，主任班宁加雷特，未来战略计划主任概览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新报告《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中认为，在这一历史时刻，奥巴马政府目前面对，“回顾历史转折时期如1815年、1919年、1945年及1989年———当前方的道路不清晰，世界面对各种全球未来的可能性”。
在《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报告后，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赞同国家情报委员会所提出的前提，未来世界是一个我们从未广泛认识或准备迎接的严峻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一报告又进了一步，假如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管理人员限制做出政策建议。这一报告规划出未来时期美国的领导战略，并在重点项目领域提出政策观点，以确保更为积极有效的成果。
我们将面临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可能会导致未来经济政治巨大波动、环境灾难，以及内部冲突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可能不同于美国以前所经历的任何时期。另外，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更为合作、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没有贫富差别，却有社会进步。更为可能的是，我们可能面对因素之间层次无穷的变化。正如以前此类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样，这将是人类的代表———主要国家，最重要的是美国———如何适应并响应动态的全球趋势，这些趋势将决定人类是否可以避免最坏情况，取得最好的结果。
所需要的是美国战略的转变和新的思维方面的规划。美国不像历史上的其他超级大国，在塑造国际体制的时候具有二次机会，来确保其长久的利益。
没有任何国家在影响全球的前途上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然而在一个更为复杂、竞争力更强的世界，允许美国犯错误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独有资产，且没有任何国家或者国家组合能够并愿意取代美国，美国的领导机会依然存在。
考虑到奥巴马政府目前面临各种挑战，这一报告调查了新兴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现状；描述了目前现状所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挑战；概括出为避免零和博弈、未来矛盾重重的美国战略以及向更为协作繁荣的2030年前进的步伐。此报告所呈现出的是，向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以下六个战略因素。
1.从更具战略性、更长远的观点制定第二任期的政策，认识到当前时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对后代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奥巴马总统应该规划出方向，识别未来20年中世界将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改变幅度和速度。这样，政策行为应反映出长期的目标，而不仅旨在取得以后四年所要取得的成果，因为奥巴马总统将“为美国设定后西方社会的政策”定下基调和方向。
其背景将是一系列新的和不断增加的全球挑战，包括在财富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中使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融入到全球秩序中；环境威胁以及确保能源、水及食品资源的需要；以及人口结构，这些结构将使世界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一番，为西方价值观提供可能的支持，但同时也使各种政治及资源需求大幅增加。
美国正在进入的不仅是一个后西方的社会，而且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全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民族国家在新的非国家组织、网络体系及超级个人赋权集群中，支配地位将不断下降。2.在不忽视美国在全球作用的情况下，继续强调所谓的“在国内进行国家建设”，以此作为首要对外国策。
奥巴马总统强调“在国内进行国家建设”一直是正确的，因为重振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创新将是任何持续性国际战略中不可替代的基础。这不仅提高了美国管理全球事务的信心和能力，而且有助于恢复美国作为民主、自由市场体制的典范。
确保美国全球影响力最直接、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扭转越来越高债务和赤字的现有轨迹，并找出促成这种情况的政治因素。
如果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美国能够出现重大反弹，原因在于：财务体系的健康恢复；家庭债务的减少，个人收入的增加，房屋价格的降低；国内页岩油田及石油精炼改革带动的全方位化收益；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增加；如果排除了经济不稳定因素，并有两万亿美元企业可用现金而释放出的潜在影响。
3.认识到美国必须积极行动起来，重塑动态的、不稳定的全球趋势，否则就会因趋势不利而被趋势所改变。
维持现状或“稳定”的观点是行不通的，美国必须引领而且必须采取积极主动、活力充沛、战略性的行动。
假如美国不这么做———如果美国阻碍、退出或以保持现状为导向———那么很可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中所表述的负面效果将变成现实，而且对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对美国。假如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恢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长期领导地位，美国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4.美国必须通过深化现有联盟，且同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国家更有效地相互影响，追求更为协作状态的领导力，以迎接剧变时期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在权力日益分散的时期中，针对每个问题或局势，动员各国采取协作行动是很关键的。但是，为了更有效地采取行动，美国战略必须在对现有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更好利用和定位的基础上开始。
美国和欧盟仍然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而北约是个独特的多边机构，并是久经考验的安全维护者。因此，美国应该寻求各种方法，同欧洲扩大经济协作，并扩大和深化同北约的全球关系，从而重振与这两个机构的关系。
同时，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结盟，加上同新加坡的伙伴关系，在下一代人时间里在维持亚洲力量平衡上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必须同新兴伙伴形成新的关系，包括同广大新出现的非国家行为者。
5.到2030年的过程中，美国战略必须深化同中国的协作，把这当作将会塑造2030年的国际体系的最重要因素。
在国际事务宽广的阵列中———包括多边机构格局、全球金融体系、核未来、网络安全、外太空、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稀缺以及亚洲安全———美中关系都将成为成败的主要驱动因素。
由于美中相互依存，所以在两国相互之间的经济成功方面，彼此有着必然的直接利益，但两国必须更果断地采取行动，避免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对现状构成战略威胁的历来模式。这种矛盾可能对全球是灾难性的，因为零和博弈行为和矛盾可能很难避免。
种种问题给近来互不信任的加重火上浇油，表明实现一种权宜之计将是一个困难而漫长的过程。6.美国领导人必须更具创造性地解决21世纪中不稳定地区的问题———即从北非到巴基斯坦的大中东地区———这对美国战略及世界秩序均为主要威胁。
如果在中东及北非的努力失败，那么对国际秩序所造成的威胁———从拥有核武器的地区大国、失败的核国家到配备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者———可能会对世界的广大地区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及严重的不稳定。
阿拉伯国家的觉醒在多数情况下，将在当前十年的剩下几年中，带来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不稳定的政府。这些国家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选政府是否可以朝着善治及经济发展方向努力。
美国战略可能有助于促进良好的结果———阿拉伯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及稳定政治多元化———必须认识到，这一结果是一个从根本上内部驱动的改变过程，而且明确其界限及机遇。
美国、欧盟及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同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协作观点，可能形成综合援助、债务减免及有条件的拨款或贷款的刺激结构，以帮助促进市场导向的改革。海合会和土耳其可能在鼓励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海关联盟及可能采用统一货币方面，起到催化作用。
美国在2012年仍然习惯于做世界的主导超级大国。自冷战结束以后，尽管美国相对国力已经一落千丈，美国仍然从国际秩序的获利中格外受益，这种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在二战刚刚结束后时期内设计的。
鉴于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席卷全球的巨大变化，美国必须沿着上面勾勒出的线路，重新设计并修正其对世界的观点。假如美国领导未能办到，不但美国而且全球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必须制定出适合于后西方世界的正确战略，这一点事关重大。
序言：战略格局世界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以技术为基础的改革大潮中，改革在广度、速度、范围及复杂性上前所未有。在到2030年的这一代人期间，可能会出现二战以后20年或者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更为深刻的变化。正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指出，这是一个“人类生存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国际冲突的世界”。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拐点，如国家情报委员会的《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所指出，这一拐点可能导致未来经济政治动荡、冲突型内向性的民族主义；抑或一个更为协作、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或者介乎于两者之间。
未来世界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命中注定的。世界经济、技术及政治的未来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即关键国家———最重要的是美国———如何适应并对日益显露的动态全球趋势做出回应：人口结构的变化、权力分散、以及能源、水及食品紧张的关系。美国———不像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大国———在塑造国际体制转变中具有二次机会，可以确保其长远的利益。
到2030年，美国不再像二战结束以后是塑造全球秩序的唯一主导力量，塑造以市场为中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机制体系。在财富和国力平衡点迅速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一样，在影响未来世界趋向上产生同样的冲击力。需要一种重新定义但积极灵活的美国领导能力及前瞻能力，来应对未来的全球挑战，并避免未来2030年灾难性的零和博弈和冲突。
在塑造良性未来而不是冒被未来所改变的风险过程中，美国起到积极作用的先决条件是，突破我们当前的政治惯性并向未来要迈进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将稳步减少美国无法支撑的财政赤字及长期债务；结束腐蚀性的社会与经济模式；恢复美国经济活力。国力的基石仍然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如果没有这些，任何战略概念都是虚无缥缈的。
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自1945年以来使得国际体系蓬勃发展：从二战后期欧洲和日本的重建；到前苏联的解体，及其融入到全球体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及融入到全球经济与国际社会。在体系成功的过程中，是那些规则、规范及共同利益，造就了目前全球70万亿的国内总产值。
全球化系统已经吸收了目前为止已公开的技术转型———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及卫星电视；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崛起包括Facebook及微博———全部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新兴产业。这种即时的、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获取信息的机会，正如以前曾经描述的愿望那样“全球觉醒”———最引人注目的是横跨整个中东地区———即使地方性的、传统的认同来源依然占领稳固的阵地。同样，很明显，在非洲手机市场的开拓过程中（这是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用户超过4.5亿。因为前述的全球化，以及后面叙述的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以及个人赋权，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受到挑战，这种情况在到2030年的过程中将依然成为非常强大的力量。在从欧洲的苏格兰及加泰罗尼亚，到东非的南苏丹分裂主义的作用下，分裂势力在全球显而易见。
集中美国战略，继续将这种良性循环扩张到目前那些经济政治已经发展到一定比重的国家，及其周边的新成员。关键的挑战是，在修正现状的时候如何维持成功国际体系的运营原则，以反映新经济政治现实状况、体制功效的新观点，意见分歧的新国家以及新的全球压力。满足《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概括的挑战多样性的需要———从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到气候变化及潜在的资源短缺———将要求国际协作的新水平及新模式。到2030年过程中，全球稳定关键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突破的步伐及在关键领域（如能源、水及食品）普遍商业化的使用是否得到迅速发展，以满足需要的迅猛增长。
因为发展步伐加快，范围不断扩大，全球化特征已经改变，而且其某些结果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像记者吉迪恩拉赫曼所言“乐观的年代”，从1991年到2008年，政治精英及知识精英们从总体上将全球化看作纯粹美好，而现在看来是一个更为复杂，非美国所能驱动的进程，促使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双重经济及不平衡日益扩大。2008年的全球金融灾难，说明全球化超出了对其加以应对的机构及机制力所能及的范围。如果改革现有的国际机构以及制定新问题解决机制的政治意愿和领导力仍然存在问题，那么有效的全球治理就几乎不可能实现。
美国在中心挑战上，保护并提高普遍利益的战略基石———全球经济，能源———水———食品的关系、国际安全威胁及气候变化———将催生新的伙伴关系。美国将针对每个具体情况或问题，通过其联盟网络，有针对性地积极调动合作行动，同时同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以及非政府组织及网络，锻造新的合作关系或加强原有的合作关系。美国的泛大西洋联盟继续成为其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核心，但在某些情况下，亚太或中东地区的关系将变得至关重要。在其他领域，特别是网络与健康领域，国营与私有的国内及国际伙伴关系将成为关键。
未来很多挑战是二战以后国际体系的成功所形成的困境：在冷战结束后20年中，全球化———信息、资金、货物及人口跨境流动———将经济、人口及国家交织在一起，并致使财富及人口大幅度、不间断地从西方流向东方，从北方流向南方。这正在促进新的政治地理形成，并且全球大约20亿人口的中级阶层搬迁到日益蓬勃发展的市区中心，其中中国、印度、土耳其、巴西及其他新兴国家超过6亿人口，且到2030年预计达到50亿人口。这是历史上全球经济技术发展达到一定全球化的全球化所出现的第一次迁移。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将是未来20年的一个特征。“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跌入低谷，但持续的恐怖威胁，越来越侧重在美国境外利益上而非美国本土，这可能要持续到2030年。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并在较低程度同俄罗斯的关系朝向更为合作或更为对抗的方向发展，是愁云惨雾的前景中非同小可的一部分。欧洲的命运———或者欧盟壮大发展、浑浑噩噩，或朝向再次国有化发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中东及南亚努力抓住现代化的时候，他们成为转变最深刻的区域。在未来十年，这些相互连带的区域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阿拉伯的觉醒导致近中期伊斯兰趋向的政府反复无常、懦弱无为。从长远来看，关键的问题是，是否伊斯兰意识形态胜过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学习曲线。北非及西南亚青年人口的激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资产，还是促使冲突升级的负担，这是个关键问题，这一问题可能通过政府治理的质量、经济发展的步伐及包容性来解决。
伊朗的核计划在广义上成为核未来不稳定的象征。向2030年迈进的过程中，世界要面临中东地区一系列新的核扩散问题，以及可能失败的核国家（朝鲜、巴基斯坦及伊朗本身）。巴基斯坦正处在向第三大核武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稳定性岌岌可危。尽管联合国安理会中核武器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依然渺茫，但动用核武器的幽灵却赫然显现。
全球经济疲软比其他同等竞争对手的国力，到2030年更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国际体制的断层线继续在全球体系的外围，将经济衰败的国家向中心聚拢。然而历史证明，在这些前言阵地，可能会出现战略奇观。因为城市化迅速发展，特别是超大城市一拥而上，使得压力不断恶化，世界将面临日益发展的潜在性破坏菌株：到2030年，6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高于现在的50％。仅中国城市化人口在2030年预计15亿人口的基础上增加3亿人口。很多主要全球性的挑战———从能源安全到潜在的食品和水短缺，到治理和技术革新———将取决于全球如何管理这些城市地区。
即使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主要新兴国家，在寻求保持经济活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停滞不前———无法同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竞争，也不能同发达、创新经济体竞争，而面临拐点问题。这一命运，是亚洲开发银行《2050年的亚洲》报告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如果区域经济体可以逃离而不被中等收入陷阱压倒，这一报告为亚洲的未来概括出显而易见的可能。报告预测，如果亚洲维持其经济成功，这一区域的
GDP将从2010年的16万亿美元，增长到2050年的148万亿美元，或者占全球GDP的一半，而中等收入陷阱最坏的情况，可能导致到2050年亚洲GDP仅为61万亿美元———出现87万亿美元惊人的收入差别。根据此报告，决定亚洲持续在成功道路上发挥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亚洲国家相互之间合作的意愿———处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挥之不去的猜忌及历史性对抗之下，某些事情目前看起来似乎相当危险。
城市化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大部分居住在城市。这一转换的步伐和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到2030年，6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而到2050年，将达到70％。这一增长大多数会发生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到2035年，地球上的每个大洲将以城市人口为主，有几十亿城市新增人口或者是全球中层收入人口，或者是贫困的下层阶级。
全球挑战这场规模浩大的全球城市化进程在未来20年对各个国家，及至全球的繁荣与安全将是至关重要的。各城市区域及城市的发展，包括居民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将是政策制定者所要面对的在全球重点趋势、重要性和挑战上的主要焦点———从资源短缺、食品及水匮乏，气候变化的缓解到日益推广的创新、持续性经济发展，及实现有效国家及全球治理。城市越来越成为自行决策对外政策的主角。尽管，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全球化的转折点，这些因素对一个国家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往往这些因素不在政策制定者的对外政策覆盖范围之内。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必须认识到，建设成功的城市是建设成功国家、防止国家失败的关键。很大程度上通过如何开发和管理城市化区域，全球抑或成功对付这些挑战，抑或失败。
效益我们人类的城市化，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人口、社会、公共健康及生态效益。到目前为止，实质上在所有的国家，城市及城区是GDP、税收、人均收入最大的来源，且因此是国家繁荣及安全的必要条件。在当今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不进行城市化发展，根本不可能致富。城市化与财富积累的关系在未来依然持续。到202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全球GDP增长的47％将会发生在440个新兴国家城市。在相同的时期内，预计超过10亿新人口进入到全球中产阶级，并从城市化中收获经济利益。如果全球大部分城市变得安全、有经济效益、有社会包容性，并在环境上可持续并有弹性，这类收益将是无比巨大的。
风险与此相反，不健全的城市大部分是因为政治不稳定及暴力因素；国家及全球经济表现差；地区与全球生态环境压力；前所未有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以及食品与水的供应问题。例如，在城市化形成10亿或者更多中层消费者的同时，可能有相等或更多的人口增加到全球贫民人口中。贫民区居住人口的生活未能改变，可能会导致城市的失败，甚至国家的失败。贫民区的扩大，可能会使慢性犯罪和暴力问题扩大；增加武器、毒品及人口的非法倒卖；并为流行性疾病的形成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如果世界多数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包容性、政治参与度、经济生产力及环境的持续发展，城市化的损失将极为巨大。
改变行业面貌的技术2030年塑造未来格局潜在的决定性因素是，在对能源、水及食品前所未有的增长需求与可帮助满足此需求的技术转型的开发和使用之间的马尔萨斯比赛。这些技术正在不断融合：互联网和纳米技术将促进3D打印的设计和材料发展；纳米技术可能促使能源储存技术突破，太阳能电池或生物燃料、转基因食品、水资源再利用或海水淡化更高效的过滤器。以下是转换技术的例子，这些技术可能在商业化上是可行的，而且到2030年可能会在全球不同的阶段采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三维（3D）打印（增量制造）融合了网络技术、纳米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及自动化技术，正在朝杰里米里夫金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向发展。从数字设计一层一层形成产品的3D打印技术———已经成为生产飞机、汽车零配件、智能手机盒、定制正畸、建筑模型及爱好者制作小工具的利基技术。科学家努力尝试使用人体细胞及组织复制人体器官。目前，3D打印处在像20世纪80年代的电脑发展的阶段。随着所使用材料范围的增长，特别是新的纳米材料，3D打印的应用将更为广泛。这是不断革新的设计，可能会大大减少全球供应链的使用，而且允许当地企业在任何地方蓬勃发展。
自动化也正在彻底改造传统制造业，使得传统制造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精致：“将来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型企业从新材料、更先进的自动化、更智能的软件及大量的线上服务受益，而且3D打印机可以小批量进行生产。”这是经济学家所勾勒出的未来可能实现的景象。
能源受到蓄电池、干净而竞争力强的太阳能开发所驱动，在协同发展的突破中，运输的电气化到2030年可能冲击到日常生活。蓄电池的突破可以解决太阳能和风能的间歇性问题（在没有阳光和风的时候），并将电动汽车和混合电动汽车的成本降低到更有竞争能力的水平。
电池技术逐步在递增式发展，正如风能和太阳能一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太阳能的价格每年以7％的速度降低）。相对矿物燃料来说，电池价格昂贵、不耐用而且蓄能密度低。但是最新研究使用纳米技术和钠和钾等的低成本材料，使得成本低、耐用性高且高能密度电池系列得到保证。可充电几十万次的蓄电池体积大但价格便宜，这样的蓄电池能够最大限度地用来进行反复充电。同时，通过提供更大范围、更快的充电时间，并增加电池组的耐用性的小型、高能密度电池，将促进电动车辆革命。麦肯锡季刊报告预测，更便宜、轻便、高效的电池到2025年可能将锂离子电池组的价格从超过500多美元每千瓦时降低到160美元每千瓦时。对比内燃机每加仑汽油3.5美元的价格，这可能使蓄电池的价格更具竞争性，而且可能加速后石油经济的过渡（运输上燃料消耗占70％）。
食品农作物基因工程在食品生产中已经是一项重大创新，而且即使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下，也会进一步增加粮食总产量（例如：气候变化及水资源短缺）。转基因（GM）生物体通过遗传结构的改变来提高性能，例如，使得植物对昆虫有毒性，或者抗旱性能增强。尽管仍然存在某种争议，转基因作物已经逐步在全球农业中越来越普遍：2008年全球3亿英亩的农场种植了30种转基因工程作物；到2015年，预计将种植品种大约为120个。倡导者认为，转基因技术仍然在婴儿阶段，并预期未来在更为严酷的环境条件下，转基因作物始终会保持较高的产量。
食品生产中颠覆性的变化最大的潜在因素，可能将通过创新集群发生，而非独立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创新独立集群，一个群可能就是一个垂直农场。自发明以来，垂直农业有望解决困扰农业的根本问题。垂直农业必须在一个温室顶部上搭建另一个温室，以摩天大楼的时尚形式实现全年生产。因为作物生长在受控的环境内，垂直农场很不容易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如：干旱、水灾、高热及严寒）而且不易受入侵害虫影响，需要更少的资源投入，包括水及能源。也许更重要的是，到2030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达60％，垂直农业可将农场到消费者的距离缩短近似于零，但同时减缓了农村种植的压力，并节省了水和能源。
水“弹弓”，一种小型宿舍用冰箱大小的装置，每日可净化250加仑水，每日所使用的能源不超过一个吹风机所用的能量。如最近一部书《丰收》所具体描写，当大面积商业化发展的时候，中水回用设备可以卖到2500美元，且生产的纯净水每升为0．002美元。
一家名为NanoH2O（纳米水）的公司生产的纳米海水淡化过滤器，比现有的海水淡化厂节能20％，产水量增加70％。
70％的水用于农业生产。高效收益及上面所提及的新兴技术阵列，在2030年有望改善可怕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1.美国因素美国决定采取的方向将是这一战略格局的关键因素，但在各国崛起、严峻的不稳定及财政约束这样错综复杂的运作环境下，美国犯误差余地被大大减小。正如《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所指出，美国在下一代如何对付在世界发挥作用对历史有影响的各种势力，将“成为未来塑造国际秩序中最大的变量之一”。在伊拉克及阿富汗两次昂贵、痛苦但毫无结论的战争之后，美国发生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经济衰退，并创下历史纪录的国家债务和国家赤字，美国战略家有一大堆的工作等待他们来做。
大战略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来满足一系列预期的目标。成功的战略从全球评估、全球趋势及需要避免或对冲的可能格局开始，确定了美国的利益、真正并可能对利益发生的威胁，而且排列出其先后顺序，而随后根据这些优先顺序及长期目标匹配资源和能力。战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政策制定者将必要的东西从单纯的愿望中区分开来，限制住日复一日发生的事件在收件箱堆积如山，而把重要的事情挤在一边。
美国领导及全球政要的主要资源已经形成美国不均衡资产的多重衡量尺度—即经济金融实力、科技及企业创新、军事及外交功能、自然资源及文化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不能自拔。尽管目前国内问题很多，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国家权力的全副甲胄，到2030年也可能没有。然而，要搞清楚当前及新兴国家的大多数问题，单靠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实现的。
确定美国的利益除作为二战以后所创建的多边机构及国际规则为基础的体系的建筑师和主要担保人外，美国提供了对体系成功至关重要而不成比例数量的公共物资。未来一代，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在全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将由美国所面临的环境而塑造。美国不断受到《2030年全球趋势》中所确定的大趋势的冲击：人口结构变化；权力分散；蓬勃发展的个人赋权；以及需要提供充分能源、水和食品的新挑战。
未来一代美国人所面临的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避免未来趋势的负面影响，融入内向型民族主义日益侵蚀的国际体系，以及就超级大国而言的零和博弈行为及思维模式。保持美国领导的意愿和能力很必要，但不足以维持并适应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及安全安排，以充分坚决地应对当前及未来出现的挑战。在此历史时刻，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占鳌头。形成什么样的规范和规则，如何加强，谁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资以维持活跃的全球政体，这些问题是不断演化的全球秩序继续存在的关键。
在决定美国战略的过程中的出发点，是确定美国的利益及战略目标。显而易见，美国利益的历史核心在过去几代人中从来没有改变。
预防并减少恐怖主义直接袭击的威胁，包括针对美国本土；航海自由；商业贸易自由；政治自由；反对任何统治欧亚大陆的霸权或霸权联盟，现在拓展到包括全球共享空间的无障碍介入及管理（大气、海洋、外太空及网络空间）。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悲剧性地展现出全球化阴暗的一面，强调出对付此类对家园威胁的优先级别。这同美国另一个突出的利益交织在一起：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正如2010年奥巴马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会议上所言，“美国人民所面临的不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或更紧迫的威胁，而是配备核武器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当代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个情况是，当核武器成为并继续是大国之间减少战争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方面，核危险却继续升级。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基本运作原理和促进美国利益所使用的工具也呈现出持久性。强大可靠的防御；市场为基础的开放式贸易与金融体系；具备协定规范和规则的多边经济、金融及政治机构；尤其是网络联盟及合作伙伴关系，在维持安全和繁荣上，依然构成最基本的要素。但所有这些需要日益更新，以适应外围的变化，不管是在全球金融体系的治理、全球力量的分配，还是在新兴技术的影响上。
作为一个临海国家，地理位置决定了美国在防御态势上的前言军事阵地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构成部分。正如2012年奥巴马政府《国防战略指导》所宣称，“美国必须在运作介入及运作自由受到挑战的领域，维持发挥军事力量的能力”。展望2030年，有效保持这种能力所运用的方式，将需要一种转变，以减少海外永久驻军，在介入和伙伴关系上更进一步依赖“离岸平衡手”及日益发展的新技术力量。
美国投射力量的能力及阻止安全威胁的能力一直依赖联盟体系中所反映的安全合作，包括：北约；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双边联盟；同新加坡、阿联酋及东亚和西南亚其他国家的介入协议。如果没有美国在欧亚地区的安全保护，地区及种族紧张的关系和竞争可能会浮现到表面，并触发不稳定、核扩散链及当地矛盾。
尽管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有缺陷，美国的军事优势使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成为可能，而市场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地促进了全球繁荣。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过去60年中，其发展超过以不变美元计算的5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在贸易量上增长了27倍。2011年，以不变美元计算的世界商品贸易额增长了19％，达到18.2万亿美元，超过2008年来的前一个峰值16.1万亿美元。
不断维持和扩大的全球自由贸易，仍然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二战以后多边机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续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所提供的框架内容。如果想避免未来朝向贸易保护主义转移，或自由贸易扩大的失败，特别是当新兴技术，如在到2030年的过程中为整个新行业做出提升的添加剂生产及纳米技术出现时，更新自由贸易的规则及机制就至关重要。
然而在美国国内，历史悠久的两党创建自由贸易共识已经消损。总统甚至在创新的新贸易安排上缺乏贸易促进授权，如在继续追求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上。在全球范围内，目前WTO关于贸易自由化的多哈回合谈判11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每一轮谈判都有新的国家加入，使谈判变得更为艰难，谈判耗费的时间更长。
达成多哈谈判的难题之一是，一种越来越强的意识，即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赢”格局主张，而是因利益不均衡所造成的失衡越来越大的源头。另一个难题是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及印度在反对提案上所实施的权重加大，而且日益侧重区域贸易协定。在任何情况下，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可能将限定在特定部门，如清洁能源技术或生物技术上。
2008年金融危机后期影响经济的困境，导致全球更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WTO报告指出，自2011年以来，各国采用了182起贸易限制措施，自2008年全球衰退及金融危机以来，超过600余起。这些发展可能是未来转移及侵蚀现象的先行预兆，但迄今为止，这些措施还没有引发级联保护主义，这是很多人担忧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所做出的反应。
衰退论的谬误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缓慢恢复、及非正常运作的政体，使得美国国内外对美国在未来世界的作用产生质疑。美国这一困境催生出名副其实的“衰落派”书籍的山寨行业，这些书籍辩论美国是否是一个正在陨落的明星，其作用同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国家相比相形见绌。
对经济衰落的担心，在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这仅仅是全民性忧虑及集体自我怀疑的最近一次周期，这些周期发生在二战以后，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第一次，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Sputnik）的发射使美国感到吃惊，流言四散，恐怕美国落于人后。然后在越南经济崩溃之后，石油危机及20世纪7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那个回合的不适，紧跟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恐惧，担心美国被日本超越，凸显这种恐惧的书有《日本第一》甚至《未来同日本的战争》。
“修正主义”学院派思想家认为，国家引导的“日本模式”行业政策，可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即使像记者詹姆斯法洛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版的《看朝阳东升》这样的书籍所描写，日本已经进入经济平缓增长的“失去的十年”。
目前关于衰落论的书籍，重点在“其他国家的崛起”，而非西方经济体，尤其对中国大书特书。衰落概念突出的评论家罗伯特卡根写过一本长篇驳文———《世界，美国制造》，“假如将2008年以来经济惨淡同国家巨大的财政赤字，与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和其他经济体的持续发展放在一起观察，现在的经济衰退确实无法让人理解。似乎预示着全球经济力量意义深远而不可逆转的转移”。然而，卡根举例说明，历史与国力的广义测量方法表明，此类观点过分言过其实，而且中国取代美国仍然距离甚远。但他强调，在促进和维持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中，美国的国力和价值观依然重要。
如《2030年全球趋势》所概括，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双层经济中，随着财富从东方向西方及南方的转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美国在全球体系中，依然承担着过多的领导作用。多数情况下，当全球需要紧急救援时，人们指望的是美国。二战后的行为机制、标准及规范体系一直在发挥着功能，因为总体来说，这一体系对所有成员，包括美国在内（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是构建在一点一点的自我约束之上。这一直是美国领导有吸引力的部分。
看着权力一步一步地分散，很多分析家质疑，是否新兴国家将对现有的机制提出挑战。或许以卡根为代表的一个学派担心，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整个体系将处在风险之中。而另一相反学派，或许最具代表的是约翰艾肯伯里，认为“自由制度主义”将正在崛起的国家如中国结合到全球机构中，在维护这些机构的过程中，这一做法将给予他们帮助。机构的力量可能限制新兴国家弥补美国国力的缩小，并从而维持这一体系。
真理存在于两者之间。国际机构确实可以帮助促进行为的规范和模式。但这些机制不是自我约束的机制。机制的运作主要以成员在机构内的投资为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这一原理最佳的范例。像中国及印度这些日益崛起的国家，已经从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利颇丰，且无从替代。很大程度上，他们对搭便车一直很满意。但是，像历史上的超级大国一样（包括美国在内），他们能够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弯曲或改变规则，以符合自身的利益。经典范例是，中国努力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解释做出修订，以及印度反对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向2030年迈进过程中的挑战，是如何达成合作共识，塑造适应体系的机构及机制，以解决新出现的需要及全球共同的问题，从水资源短缺及疾病到气候变化。
目前经济衰退论的谬误是，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崛起未必是消极趋势，也不意味着美国必然的螺旋式下滑。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实际上一直计划促进有关的崛起，鼓励并扩大经济增长发展的良性循环，以及让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参与到体系中来。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多数困境来自那些成功的载体。
二战结束时，美国占到被摧毁的全球GDP大约50％。美国承诺帮助欧洲和日本重建，像有时所描述的那样，不是为对抗苏联营造防御壁垒而成立的一个冷战企业。这也是一种意识上努力，以营造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一个迅速增长的全球中产阶级新市场去购买美国的产品，以及一系列的规则和机制，限制所有国家并加强开放市场和政治多元化的价值观和规范。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占全球GDP25％左右（根据度量方法及美元价值，现在为21％—23％），但在西欧及亚洲一些部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稳健的全球政治安全体系已经固若金汤。冷战的结束开始了华沙条约缔约国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整合和吸收。
从那一段历史背景来看，1979年中国刚开始将自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所追寻的道路是使中国在国际化系统中成为主要受益者，而这个全球化仍然由美国及其主要伙伴国家所领导。同样，在1991年，当中国进一步推进未完全经济化的改革的时候，印度也开始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来。到2030年过程中的挑战是更新现有系统，将大中东、非洲及部分拉丁美洲更深入地融入进来，这些国家一直处在全球化世界的边缘。
弹簧的问题美国要面临的挑战未必是中国或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相对经济实力。从20世纪60年代西欧和日本与美国差距的缩小看（这不仅是美国所希望的，也是美国所促进的），相对衰退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过程。问题是绝对性的衰退，或者更准确地说，国内衰败。
美国经济恶化的指标是不容置疑的，2012年开始是15万亿美元的国债，以及大约占GDP7％的财政赤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无准备金的减税、两次昂贵而无准备资金的战争以及昂贵而无资金准备的医疗保险处方福利的结果。这些结果在2001年将财政盈余转入迅速膨胀的财政赤字。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后续的经济大衰退使得这种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变得更为复杂。很多美国城市，仅加州就三个，已经宣布或者正在面临破产危机。这简直是无法承受的，正如两党制的国家财政责任与改革委员会所强调（在联合主席的背后，众所周知是辛普森鲍尔斯）。事实上，正如2010年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迈克尔马伦海军上将宣称，“对我们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是我们的债务”。
但是一连串令人半信半疑的成绩单，从美国土木工程学会评定为“D”级的国家基础设施，到接近30％的高中生未能毕业的事实；再到全球最高的监禁率，大约230万犯人（每10万中756个犯人）；所有这一切均对美国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性提出了质疑。
2010年最新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风暴正隆》，详细阐述了其初步报告中所确认的美国不足之处，以“在21世纪国际社会中蓬勃发展”。虽然报告指向适度改善，不足之处仍然令人担忧。在科学或工程学本科生获得学位的比例，根据入学人数，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27位。美国研究生院学习物理学的外国学生超过美国本土学生的人数；物理学博士学位36％、工程学博士学位63％授予了给外国学生。
在经合组织关于全球教育标准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在任何种类的排名上均不是很靠上，在科学上排名第12位，在数学上排名第26位。显然，这该是另一个“Sput-nik”（苏联人造卫星）时刻，逐渐灌输一种紧迫感，并重新调整优先次序。
在预期寿命（美国排名第24位）、研发经费，甚至技术创新（2009年，美国专利中的51％流失到非美资公司）上，也有类似的紧迫感。在此，这一点不是喋喋不休地唠叨美国的缺陷。相反，这是在强调美国未来一代最根本的挑战是在内部。假如明天没有了中国，美国仍然可能在主要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经济衰退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权力的基础经济实力及技术创新一直是美国权力的决定性基础和源泉，而且未来仍然是。
任何国家战略如果根基在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均是不可行且无根无据的。
这句话极为中肯，特别是在这个世界，当新兴国家相对美国来说变得越来越有能力，而且特别在这一历史时刻，当经济实力成为国力的重要因素的时候。因此，振兴美国经济，强化社会组织是到2030年重新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必要条件。重新焕发活力的美国，将是驱动朝向一个积极的未来发展的一个力量倍增器，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而且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头。
1943年，沃尔特李普曼有名的言论是，一个成功的对外政策“包括在引入平衡的过程中，储备国力适度盈余、国家承诺和国家权力”。越战之后，偿付能力逃脱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管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状况是可以论证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绵长，为鲜血与财富的争斗付出巨大代价，对美国赤字来说，这比70年代的贡献更大，进一步扭曲了做事的先后顺序，并将为未来所准备的资源调用到战争中，耗费掉大量的机会成本。如果美国财政命运没有逆转，在到2030年的道路上很难看到一个合作努力的状态，以解决全球问题而不是全球化转移、削弱的现象、自我审视的民族主义及种族紧张。防止领土争端及资源短缺所爆发的地区冲突，换句话来说，为追求更繁荣、更安全的2030年，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权力内部资源的恢复。从历史的角度看，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美国曾多次表现出最大的适应力。
浪子回头金不换无论是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还是美国复苏的脆弱性，均不应当被低估，虽然无论从什么角度，在未来到2030年的一代时间中恢复经济实力的过程中，美国比任何大国均处在最佳位置。
对于始作俑者来说，美国国家债务负担对比GDP的比例是无法承受的，虽然如此，对比多数欧盟国家，仍然远远要小很多。更重要的是，在大萧条后四年中，不论是私有债务，还是个人债务均已大幅度降低。银行紧急救助强制性降低了几个最大的美国银行账面不良贷款大约5000亿美元，然后为满足新的最低标准，新增资本增加了3180亿美元。结果，他们的股份比例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房地产，一个倾向于驱动经济恢复的部门，仍因为经济崩溃而被低估。次贷危机导致消费者摆脱债务、增加储蓄。根据最近一次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在美国金融部门的债务额相对GDP已经降低到2000年最后一次所看到的信贷泡沫前的水平。美国房产公司对比可支配收入，债务已经降低达15个百分点，降幅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以这样的速度，均可在两年或大概两年的时间内，达到可承受债务水平”。
2008年后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是页岩革命，这不仅提振了美国经济，而且使得美国能源安全及能源地缘政治得以转型。水力压裂技术（也称为水力压裂法），同三维地震成像技术结合，而且水平钻井使得在页岩中密封的天然气和石油得以提取。这一年，页岩气生产达到美国总天然气产量的37％。
美国石油进口已经从总消费量的65％降低到40％。最近一次国际能源机构（IEA）报告《2012世界能源展望》预测，美国大约到2020年石油产量将超过沙特阿拉伯，而到2030年北美将成为一个纯能源出口方。美国这一创新技术，不但给经济发展做出主要推动，而且改变了美国能源格局，天然气储量成倍增加，可开采石油储量也不断增长。
还有其他下游产业利益，因为廉价的天然气可以给美国公司“内包”，特别是石化、加工及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创造出高技能就业的巨大机会。在欧洲、澳大利亚、委内瑞拉及中国，也有丰富的页岩储量，而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开发出大量的页岩天然气生产。
已经提高的生产力和宏观经济因素（包括日益高涨的大宗产品价格及疲弱的美元）结合，或许还同刺激计划结合，使得美国走上实现奥巴马总统2010年的出口翻番的目标道路，每年出口增长大约为16％。展望未来，美国传统出口（飞机、机械设备、医药及娱乐）、高端服务如建筑及工程等、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及创新，均可能从新兴经济体日益增加的需求中受益。此外，美国各公司目前坐拥接近2万亿美元现金随时可以用在新投资上。
再有，就是美国相对有利的人口状况：美国目前中值年龄为37岁，而联合国预计，到2030年将仅仅提高到39.1岁，远远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要低（如德国到2030年中值年龄预计为48.8岁，日本为51.4岁）。这预示未来生产力及未来税收的基础良好。
显然，除必须克服的政府僵局外，恢复经济增长、经济活力及全球竞争力的基础已经存在。在如何使得美国走上可持续的财政健康及偿付能力的道路上，不缺少严谨的思路。一个政府，为在广义的议程上发现智慧，没必要迎合两党制的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的任何一个单项建议，其中包括削减开支及税收、医疗保健及社会安全改革的一揽子计划，这个一揽子计划可能到2020年缩小财政赤字接近4万亿美元，到2035年，将负债减少到GDP的40％。
上述概括的经济回升和美国政治功能不全之间的矛盾，使得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鲍勃卡尔评论说，“美国是一个预算远离恢复其全球优势地位的国家”。但他警告说，“亚太有些国家在私下议论，这一次，如果美国联邦没有切实言出必行，那么，最好让其他国家来照顾他们”。（李秦川译）（未完待续）
（续《参考资料》2013年1月29日总第29870期）
2.权力、伙伴关系及国家治理振兴后的美国在上述讨论的战略格局下，如何确定并运用其修正后的优越性，以避免《2030年全球趋势》中所描述的未来不利情景？
全球化已经造成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散及个人、非国家组织及网络日益增加的技术驱动赋权。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和二次确定。解决如贫困、疾病或气候变化的问题，更可能在公私伙伴关系之中，而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安排。这是一个分散凌乱但非经典的多极化世界。
权力的再次分配，与现行的技术创新相结合，正在改变着21世纪权力的性质。权力是取得所需成果的能力。现在比以往更为困难，更为错综复杂。正如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所认为，“权力的本质正在被改变。不再基于同样的程度，如武装部队多少人，或者国家经济的实力，而取而代之的是影响力更细微的属性特征及手段”。
核心国家、动态崛起的中等国家（最突出的是，土耳其、巴西、韩国、印尼、沙特及南非）中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阶层，可能在区域安全及全球规则重塑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化未必意味着西方化，而是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随着财富和技术向东方和南方扩展，每天都在发生。一些此类新兴国家———或者民主政权或独裁政权———对美国/西方怀有憎恨情绪———强制采用过去的政策，可能在表面上情非所愿。在2010年我们可以窥到这样的情况，巴西和土耳其努力使用其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
同时，没有任何大国对现行全球相互依存的体系寻求替代格局，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显然，渴望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得到广泛赞同。但是正如每年一度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峰会所透露，很多新兴国家寻求折中规则，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且不一定接受美国所制定规则的合法性。当新兴国家迫切要求在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联合国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相关规则、标准及规范的关键定义越来越受到质疑。如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的失败、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及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的失败所证明，越来越难以实现有效全球治理。
这些新兴国家在G20的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位。这一繁文缛节的过程为未来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窗口。然而G20是从G8的一个重大转变，反映出全球权力的扩散。G20代表着全世界人口大约80％，以及全球经济的85％。尽管迄今为止，G20的表现有些让人失望，它可能在我们进行全球治理达成共识上是一种良好的机制。G20发展为国际体制管理员的程度，将冲击到未来的主流前景。美国战略将需要在密集的公共及私人外交战略上不断加大投资，以促进更大意义上G20国家之间的权力及责任意识。
区域化的全球化在G20的内部，全球化动态已经转移。无论欧洲计划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现行趋势的先驱者，向重塑国际体系的区域中心模型贸易和投资发展，欧盟总是象征性的。经济发展的引擎已经变成G20中在双级全球经济结构上的新兴国家。这反映在主要经济集群的贸易及投资模式上：如欧洲（欧盟）、亚洲、北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及拉美。
欧洲贸易中接近2/3是在欧盟内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代表了美国总贸易额的40％多；东亚区域内贸易占53％；而不包括墨西哥在内，拉美区内贸易额大约为35％，且增长迅速。无论如何立意高远，毫不惊奇，拉美国家所追求的是欧盟式的区域经济体———拉美国家联盟（UNISUR），亚洲国家则均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区域经济政治体系结构。
这一经济格局的一个后果是，一个更为支离破碎的全球化，而且也是一个更大的“南—南”合作模式的经济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日益发展的“能源关系”，中东2/3的石油出口到东亚———即中国、日本、韩国及台湾，海湾石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及地区的进口供应上涨70％。这已经形成两个区域之间日益增长的商业和交叉投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可能会逐渐加大冲击双方的地缘政治死结。随着时间推移，这是一种可能会冲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趋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和印度可能会越来越深地参与到中东的地域政治中。中国和印度均具备海军实力，努力保护海上航线的安全，而且也具备促进中东转型的过程的合作能力。它们作为利益攸关方的程度，承担的责任———及美国分享权力的能力———将成为未来摆在面前的一个指标。
同样，我们注意到亚洲和拉美之间，以及中国和非洲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纽带。在实际条件下，权力分散意味着，中国和巴西在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到2030年，中国人民币可能会和美国美元抗衡，成为储备货币。中国也会成为一个向非经合组织国家输出资本的主要来源，自2009年以来，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公司签订超过1100亿美元的贷款合同，这个金额足可以和世界银行相提并论。此外，北京已经提供了补贴（大约150亿美元）及国外援助（大约100亿美元）。
其他新兴G20国家，也将在IMF及世界银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此外，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及韩国也逐步增加外援项目，并因此同西方竞争利益，而且在非洲和中亚形成相互竞争。这些模式都正在改变着全球化的动态。
新的力量现实因地区紧张局势及对抗变得更为复杂：中印之间、中日之间、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土耳其和伊朗之间。除对美国统治的不满外，金砖国家到底能达成多少共识呢？
全球管理方面的不足当主要国家和中间国家在确定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此类经济、金融及政治格局无疑将是一个冲击其地域政治顽疾的因素。这一趋势不但反映出权力分散，而且也是权力分散的一个动因，并可能持续到2030年。这导致一些观察家得出结论，我们处在“G0世界”，定义为，“一个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具备政治经济杠杆———或意愿———去推动一个真正的国际议程的世界”。恰恰相反，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在如打击恐怖主义、同海盗斗争、无数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实施和加强对核扩散国家如朝鲜和伊朗的制裁，甚至在2008年G20初步金融合作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显而易见的领导和协作作用。
但是为了说明问题，“G0”概念突出了实质性的根本原因，即众所周知的全球治理赤字。1945年当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有51个成员国，这一点值得反思；目前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现在在联合国宪章上达成一致的几率越来越小，将所达成的一致写入联合国宪章也变得更加困难。
在二战结束将近70年后，全球性机构如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战后的权力布局。针对1974年石油危机，经合组织石油消费国所创建的国际能源机构（IEA），到目前为止，竟然没有将全球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中国和印度———当作成员。这两个国家对IEA的27个成员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自由驱驰。很多国家号召国际体系“民主化”，尽管如此，一些国家，如中国还是拒绝国内民主化。
权力分散与权力在多边机构之间分配的滞后，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不满推波助澜，这样使得在国际问题解决上所用的努力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对很多国家来说，阻碍全球性成果变得相对容易，不管是在京都协议的气候变化谈判上，还是多哈全球贸易谈判回合，或者联合国努力在阻止裂变材料生产上达成协议。不过，这也增加了为解决全球问题而采取有效行动的难度。
虽然如此，治理赤字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用词不当。这个世界没有处在无政府状态。有很多模糊不清的机制存在，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关于世界航线的规则、互联网、国际邮件、信用卡的全球使用、专利和版权的保护、核安全及很多其他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跨国行动。这种国际体系中的“管道”日复一日地促进着全球化的发展。
治理赤字的概念，最正确的是指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为避免2030年最坏的情况，要求以各种方式调整全球秩序，更为准确反映出新兴G20国家及区域集团的实际影响。这将是对美国在领导全球机构进行权力分割中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新兴国家更为满意自由驰骋的雄心壮志的考验。在这个世界，新兴国家、非政府组织将成为世界体系中承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及管理者。
在更新机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政治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一种折中与持续紧张的状态。已经有一代人付出了努力来改革联合国安理会。
但是，包括印度、日本、巴西或德国在内，通过增加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数量，能否使安理会顺理成章地变得更为有效？
同样，对于2008年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努力来说，很多努力以G20为中心，已经在一定范围取得成功。对“其他国家的崛起”中的调节的很大部分，将以欧洲的牺牲为代价。很多情况下欧洲在二战后的机构中代表权过大（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两个欧盟成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重大决策要求85％的绝大多数同意。但当美国在IMF投票时———目前美国占有16.75％的份额———高于一张反对票所要求的15％，这将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权力现状全球化，超越了西方控制的经济实力分散，且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及授予权力的个人作用越来越大，这些已经改变了权力的性质———获得所需成果的能力。与G0世界不同，美国战略越来越不得不按照所谓的“情景权力”来驾驭全球。在到2030年的过程中，国与国对比的情况下，美国将继续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最近的历史已经表明，军事优势未必转化到决定很多成果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因为拥有一把锤子，就认为所有的问题只是一颗钉子。
这就是说，不同的问题和难题需要不同的工具及不同类型的主体来解决。有效原则应当是所需要的形式：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对一定的问题能带到桌面的东西是什么。对领导的考验将是动员合作伙伴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解决叙利亚冲突及解除巴沙尔阿萨德的权力上，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及卡塔尔比欧洲来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伙伴。目前北朝鲜无核化的六方会谈失败，涉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及朝韩。如果其他国家再参与，只能使已经很困难的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在某些问题上，如同疟疾这样的疾病斗争、全球医疗保健或传染病，私有部门如盖茨基金会比很多独立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伙伴。
而努力使联合国体系现代化依然是个重要的挑战，联合国这个保护伞往往是合法化的重要来源，其效果是有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继续监控核武器、提供食品援助来帮助难民并同疾病做斗争，这些均由重要机构来进行，这些机构应当予以加强。但自冷战结束以来，专门的多边合作通常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是最有效的机制。最明显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东帝汶危机、2004年海啸救援中的海军协作联盟、2001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传染病、2007年H1N1流行病毒威胁，及亚丁湾打击海盗行动，仅举几个例子。几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促使60多个国家联合打击海盗，将东非沿岸的海盗清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很多此类演习是能够进行的，这一章授权区域集团采取行动，并因此提供给联合国制裁一个重要的合法渠道。
如果专门多边原则越是得到更广泛运用，越有道理形成主要污染排放国集团：16个最大排放国占据了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的85％。假如京都气候变化进程的性质难以处理，涉及到联合国191个成员，关键成员之间的协议可能在减少GHG排放量的积累上叙说了成功范例。另一方面，通过更多的成员国参与，一些问题的成功便更得到保障。2003年，美国发起“防扩散安全倡议”，一系列国家愿意在制止大规模贩运杀伤性武器上进行合作。该网络从最初的十个成员国，已经扩展到98个成员国。
美国的领先地位将依然保持，但是随着问题矩阵的增加，美国领导的操作意义将在伙伴国家、政府与非政府成员和网络中处在首要位置。一些伙伴尽管可能相距甚远，无论在何种程度，合作行动上达成一致，往往要求他们具有解放意识。
即使在最好的状况下，实现美国的目标，将要求在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强烈意识中具备一种更敏捷的领导行动。伊拉克和阿富汗痛苦的教训和机会成本表明，在选择战争和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区分理想和必需是至关重要的。这要求不断进行利益和价值观的平衡，以及一个艰难的心理调整过程来分享权力。这还需要明智、重新定义的领导方式，来改革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体制。这意味着不断强化———并在某种情况下重新思考———传统和新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关系，确认新的角色（如特大型城市及非政府组织），并同新兴主要和中间国家培养临时协议，这些国家的利益可能在很多方面和美国不一致。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明确美国的领导地位将根据环境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美国最好不要认为本身就是霸主，最明智的是把自己更当成一个董事长、首席召集人、催化剂及911紧急救援者（以此类推）。保持正常运作中的首席位置，是一门艺术，而非一门科学。谨慎承诺、谦逊明智，并懂得杠杆运用的进退，对于一项明智谨慎、战略驱动且注重先后顺序的政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意味着区分必要性和单纯的意愿性。在掩饰“全球保姆”习惯性锋芒和在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上保持国内一致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张力。而且尤其是，全球治理机构的不断改变，将是一个艰难而渐进的过程，总是在呼应各种危机的过程中而受到驱动。
合作伙伴：泛大西洋支柱在一个权力分散的世界，看起来似乎和直觉相反，但是在国际体系塑造中，泛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太平洋和中东联盟仍然是美国朝向欧亚大陆及更广泛区域战略的关键支柱。泛大西洋经济体占据全球GDP的54％，欧洲是美国最大的投资人，而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欧盟乃是后威斯特伐利亚超越主权范畴与北约组织方面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验，虽然它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却仍然是一个独一无二能做出迅速军事行动的多边机构，及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全球安全实施者。
在持久的国防紧缩时期，欧盟的未来问题上很多严重的问题悬而未决，而北约伙伴国的政治意愿和能力也存在悬而未决的严重问题。然而，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军事合作习惯，强调了泛大西洋伙伴在美国对外政策上作为国力倍增器而持久的重要性。这一点在阿富汗战争中欧盟的参与上得到证明，且欧盟强烈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的制裁措施，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实施压力。
在对外空间上欧盟提出的行为法则，对管理全球公共空间来说是一项重要贡献。而且美国－欧盟及北约的合作，对确定稳定而开放的网络空间新规则来说至关重要。欧盟可以在东亚发挥作用：欧盟同北京保持持续对话，且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显而易见，欧盟也寻求强化同亚洲的纽带，同亚洲国家进行每年一度的对话———即亚欧会议（ASEM）。欧盟同亚洲的联姻反映出这样的现实，欧盟对全球安全提出了挑战，而且下一代的繁荣往往超越了地理限制，是武力无法解决的。事实上，欧盟和美国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尽管意见相左，如气候变化及转基因农业；加上，尽管北约正如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警告，已经变成两个层次的组织。但是，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可能在到2030年的过程中会被削弱。即使在其日益衰落的债务危机前，欧洲有意压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重。因欧元的前途在重新国有化的征兆及新出现的南北欧鸿沟的境况下受到质疑，而现在，作为繁荣多边主义的典范，欧盟的软实力正在衰减。
当社会福利的成本在日益老龄化的社会敲响警钟，欧洲正在经历一个世代性的危机。随着很多银行银根紧张，且欧洲中心银行如何做出反应上意见不统一，欧洲银行危机体现出欧盟内部的政治危机，因为紧缩措施和削减开支刺激了很多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发生骚乱。
不管所有17个成员国是否还停留在欧元区之内，这十年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欧洲将重点放在内部，陷入到这种困境之中。实力较弱的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经过一段痛苦的结构性经济改革，使得欧盟金融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加强欧洲的经济而出现乐观的情况。这或许也可以强化欧盟在全球的政治地位。
一个不容太乐观的状况是，可能看到欧盟一步一步分裂，欧元区或许以中间的法国为界，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北部繁荣国家仍保留为欧元区，以德国为代表，而南部较为贫穷，同时英国日渐成为欧洲决策的外围力量。结果可能将脆弱的全球经济推入衰退期，从而欧洲日渐淡出世界舞台。日益衰落的欧洲也可能重新塑造泛大西洋关系：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美国在地域战略上向亚洲和中东的倾斜可能会变得更为突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欧盟将继续是最大的世界经济体之一，而且是一个关键的贸易和金融合作伙伴。但重新振兴的欧盟可能为创造一个完整的美欧单一市场提供新的机遇，而且在新的全球经济中使泛大西洋国家的竞争力日益增强。
对于北约来说，问题看来只是一个因为欧元区的危机所带动的紧缩程度问题。如最近兰德公司研究员人员所得出的结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及波兰计划削减国防预算（这些国家一起构成北约欧洲国防开支的80％），从长期来说，对部署和维持北约欧洲的权力将产生严重的冲击”。英国投射空军和海军的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
在布鲁塞尔的告别演说中，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警告说，如果欧洲没能承担起应承担的份额，北约联盟将“很可能联合军事行动实质性解体”。尽管欧洲国防共同开支大约为3000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二，如上所述，总额远远低于各国国防开支的总和。盖茨及其他人已经敦促欧洲，更好地整合和分配各自所有的资源，以在运作上更有成效。英法国防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可能将某些能力鸿沟嫁接起来，而且因为法国是北约中少数能在区域外投放兵力的欧洲成员之一，巴黎继续在北约指挥构架下的结合显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严重缺乏多边协作（如日韩互享双边纠纷所封闭的情报），对比这种联盟，尽管北约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北约继续存在的重要性便显而易见。北约已经展现出其作为全球性安全机构的作用，而且即使规模缩小，也还是重要的，特别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面对大中东的情况下。
土耳其，一个没被欧元危机拖垮的泛大西洋合作伙伴，其作用经常被忽视，而土耳其是一个日益活跃的中间力量。土耳其将是大中东关键的角色，而且在较小程度上在中亚也起到一定作用。安卡拉已经为自己创造了新机遇，尽管不太可能达到或追上欧盟成员的水平。正如尼古拉伯恩斯所认为，“如果北约希望保持在塑造其战略邻邦中的核心作用，将需要土耳其在联盟内部的领导位置”。不管是从北约的环境（同美国平行协作或行动），还是作为自主行动，土耳其对美国战略的重要性将持续增长到2030年。
俄罗斯问题俄罗斯的未来作用和地位具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这可能转向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俄罗斯是寻求更进一步融入欧洲和全球体系，还是选择一个欧亚格局的未来。
社交网络和短期抗议凸显，“普京2.0”版对比其当总统的前12年来说，将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俄罗斯。出现新的中产阶级，其规模超过2000年来的一倍，而且根据某些估计，大约为俄罗斯正在减少人口量的25％。这体现在人均GDP上，人均
GDP自2000年来翻了一番，达到大约1.6万美元，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石油和大宗品价格不断上涨的结果。自2000年以来，新登记的车辆增加了300％，接近50％的俄罗斯人成为互联网用户（增长率为500％），到境外旅游的游客翻了一倍还多。
然而，经济还没有真正多元化。对于这个问题答案的一个指标是，对去年8月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产生的影响，它会选择哪一个方向？俄罗斯曾是唯一一个没有加入WTO的G20国家。俄罗斯加入WTO同普京设定的经济宏图大略及一系列政治承诺相一致。俄罗斯总统宣布，为教师、公务员及工程师大幅提高工资；承诺创造2500万个高技能就业机会；到2018年将投资从占GDP的20％增长到27％；将在世界银行的经商容易度指数从排名第120位提高到第20位；并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俄罗斯出口石油天然气的份额从2000年总出口额的低于1/2增长到近几年的2/3。俄罗斯GDP超过60％，是基于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精炼行业。然而俄罗斯石油出口从这个十年中期开始，预计达到一个平稳期。莫斯科的预算盯住每桶115美元的石油价格才能避免赤字，但很多分析家预测，因美国和欧洲增长率极低，而金砖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石油市场价格将变得疲软。
无论俄罗斯继续做一个衰退的石油国家，还是借助WTO的契机，刺激其经济改革及多样化发展，将决定其经济政治的演变。但对于杜马操控选举的指控，惩罚示威者的各种新法，非政府组织要求注册为国外代理来收取外汇的要求，以及互联网的审查制度，实施关键改革上莫斯科的行为和失败，已经使其改变能力遭到深刻的质疑。
缺乏一个朝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轨迹，缺乏营商环境的一个独立司法和改革，很难想象俄罗斯未来会成为一个超越折中、特定问题特定解决的合作伙伴，这个伙伴可能具备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可能影响莫斯科心态和对西方的态度的一个因素是，与俄罗斯邻邦的中国日益强大。美国战略将需要强调同其泛大西洋合作伙伴的协作，为俄罗斯向现代化迈进，进一步加强同欧盟和北约的合作以及在全球事务上的协作创造有利环境。
3.中国挑战：超越对冲之路泛大西洋关系对美国战略来说仍很重要。但除其他任何单一因素外（不包括美国的作用），中国选择扮演的全球角色及美中关系的特征，在2030年将塑造出国际体系的轮廓。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起来大约占全球GDP的35％）、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不久将是两个军事力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持有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
2011年美中贸易额达4600亿美元，而且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超过1150亿美元。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美中两国在依赖对方的经济成功中得到一种引人注目而直接的利益。
在一个广泛的全球问题阵列上———包括多边机构的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核未来、网络安全、外太空、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短缺及亚洲的安全———美中关系将是问题解决或失败的一个主要动因。相当简单，如果美中关系变得更为竞争而非合作，如果一个崛起的大国面对现状构架的一个战略威胁的历史模型成为现实，那么这可能对世界是灾难性的：一个鼠目寸光的国家主义未来，零和博弈行为和矛盾将很难避免。
作为一个具有3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立即腾飞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主要国家，从1980年GDP2000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7万亿美元，且在这一进程中让3亿人口脱贫的国家，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在中国的人口统计上，显示中国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还没有富裕就已经开始老龄化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而对于外界来说，焦点放在中国卓然不凡的成功上，但在中国的内部，人们很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庞大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经过时。正如中国“十二五”规划所概括，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领导班子在未来十年将面临很多艰难的挑战，从投资经济模式向消费驱动经济模式转型、消化3亿移入城市的人口、清除令人惊惧的环境破坏、革除无处不在的腐败之风、推进政治改革、并从国家为中心的增长转换到以市场和创新为中心。中国很有可能跌入上述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在2030年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个疲软而不稳定的中国，而非一个崛起的中国，一种可能给美国和全球呈现出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的现实。
从理查德尼克松到贝拉克奥巴马八位总统一直追求一个政策，这一政策囊括了同中国的合作因素和竞争因素：建立经济纽带、促进中国融入到国际体系、在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外交合作、但维持美国军事主导地位和美国区域保证者的身份。这一双重性反映价值观、文化及重叠利益限度的不同。然而，单方面发布的任何公告，均是滔滔不绝、不厌其烦地粉饰相互之间的良好意图。
这一现状更为复杂，反映出双方模棱两可且心存疑虑的状态。今年早期在一次某种理想状态的描述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概括了自冷战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的战略措施：“美国意在同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协作，促进其成长为对全球安全、稳定及繁荣做出积极贡献的国家，但同时也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并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
“而且我们正努力在不卷入非健康竞争、对抗或冲突的情况下进行这项工作；不以牺牲对方的利益、关系恶化而得分；且对国际社会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上不会捉襟见肘。我们团结在一起，正在构建一个在协作与竞争之间双方可以接受的稳定的平衡模式。这是神秘的领域。而且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因为很多东西与此息息相关。”
尽管这种雄图大略的政策设计能否成功尚不得而知，但很难设想出一个替代方案，以到2030年产生一个更加协作的效果。中国已经从这一政策中大大受益，在过去30年中，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市场，中国年GDP的增幅超过9％。然而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已经缩小，竞争变得更加突出。对于华盛顿和北京来说，战略上互不信任及相互指责已经提高到令人不安的程度。
美国耿耿于怀的事情在经济领域包括：美元日益贬值、网络盗窃、知识产权违规及“服务外包”的就业机会流失。在战略领域，美国的担忧包括：中国的部队建设（自2000年以来，国防开支每年增幅为12％）以及透明度缺乏、外交分歧（例如对叙利亚、伊朗、北朝鲜），以及中国在东亚“反介入及区域封锁”（A2AD）战略上所确定的“核心利益”，这一战略可能同美国的自由航行权产生冲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东亚取代美国的地位。此外，中国对人权的违反，以及美国对中国一党专政统治的反感成为价值观上的分歧核心，这些长久以来一直是双边关系紧张的一个源头。
中国在经济上的不满包括指责美国应对2007至2008年的金融灾难负责，以及限制性的美国出口控制政策。在政治外交领域，中国的关注点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尽管两岸关系显著改善）；美国对西藏的“干涉”（主要是会见达赖喇嘛的形式及国会对西藏的态度）。在这些问题上所感受到的美国的姿态为中国对美国的围堵政策增添了最大的战略担忧。美国在中国外海的监视行动成为一个近距离的刺激物，尤其突出的事件是2001年一架P－3“猎户座”巡逻机在海南岛附近被迫降落。美国在此地区的导弹防御活动及计划也遭到北京的强烈反对。
更广泛地说，现在中国的安全机构往往会关注美国同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的联盟及其安全伙伴关系网，例如同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联盟所构建的网络，如果这些不被认为是二次崛起的话，将被认为是遏制中国的包围圈的一部分。直到最近，中国才注意到美日联盟中的优点，既限制了日本，也维护了本地区的稳定，同时在过去30年中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朝向一个合作未来的战略为倾向于一个合作的未来取得一个利益平衡的美中关系找到一条出路，美国战略需要包容中国合法的核心利益。同时，中国需要针对美国核心利益做出相应的调整。然而，无数助长双方互不信任的事件表明，在最大程度上达成一个临时协定注定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华盛顿和北京如何确定其核心利益，达成在全球规则和准则框架下，双方在广义范围内可接受的作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至关重要。接受了在一个规则为基础的世界，中国将在塑造规则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权力分享美国将需要适应的一个方面。接受同其增长的经济政治权重相匹配的更大责任，这是对中国的挑战。不管中国选择首先在体系内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规则，还是简单地单方面主张权力来取得狭隘的自我利益，将决定一个合作的未来是否被证实是难以捉摸的。
然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及其区域合作伙伴如何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可能影响到中国成本收益的结构。明确的奖励机制及非奖励机制使得结果截然不同。自2008年以来，几个因素已经引发中国坚决而自信的行动。中国很多人将2008年的金融灾难解读为一次自由市场原则名誉扫地的事件，一个美国衰落、中国迅速崛起的象征。从全球来看，北京开始提倡利用IMF特别提款权作为新的储备货币来取代美元。200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际海域反复骚扰美国海军舰艇“无瑕号”，发出反对美国监视行动的信号。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个战略转变。北京在发起针对北朝鲜无核化的六方（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北朝鲜和韩国）会谈中一直起到帮助的作用。在努力影响平壤并支持联合国反对北朝鲜违反联合国决议过程中，中国一直很配合。北朝鲜对联合国决议的违反最终导致谈判进程夭折。
但在2009年，在北朝鲜进行远程导弹和核试验之后，没有谴责平壤，中国担心北朝鲜不稳定，做出战略选择，强化同北朝鲜的关系。现在中国为朝鲜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石油，而且是平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事实揭示出，即使美中存在共同利益（如北朝鲜无核化），两国可能存在不同的优先考量。在关注区区几个推测的北朝鲜核武器之外，中国明确选择为北朝鲜提供生活援助，来维持北朝鲜的稳定。
最近，在有关西沙群岛（同越南）及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领土纠纷上，中国的态度一直很强硬，而且断然采取军事和政治行动，这些行动已经引发整个东亚的担忧。2010年，中国提出，这些处在争端中的中国南海边疆是其“核心利益”的一部分，同台湾和西藏一样，同样属于不容协商、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序列。这是否是中国官方的立场还不清楚。北京一直宣称，处在众所周知的“九段线”内的所有区域，其中占中国南海80％的领土，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这一主张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LOS）发生冲突，该法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区限定在其大陆架200海里之内。此外，北京正在寻求重新解释LOS公约，对200海里经济区中的自由航行权提出挑战，这是美国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
构建一个更为协作的关系，意思是一个旨在促进相互约束的军事稳定平衡。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和自信，实际上已经有助于美国促成一个盟国与伙伴国家的潜在结合，来遏制中国的力量，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印度。虽然对中国没有主动的“遏制政策”，当在这些国家之间迅速发展的安全协作针对不稳定来说是一个绝对性的障碍，这理所当然对中国仍然模棱两可的决策产生冲击。
相互的弱点正如美中经济关系的情况一样，在地区及全球安全及全球共享空间上，美国和中国同样面对日益增多的相互之间的弱点。在东亚，双方需要向“行动－反击”的轮转之外运动，并达成谅解，在此谅解的基础上，美国的作用中国可以接受，中国的作用美国也可以接受。如果没有一个谅解，只能增加触发对抗错误计算的风险。
这一相互之间的弱点从更广义的角度说是日益显现的主要战略问题：核武器、网络安全及太空活动。尽管中国只有少量的核武器装备，大约240个核弹头，固然迅速现代化发展的核弹头可以确保二次打击能力，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一个心照不宣的威慑状态。美国军事长期依赖数字化战争。因为中国一直使其军事现代化，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电脑网络及空间卫星链接。一旦双方关系紧张导致冲突发生，双方均有实力是各自的军事力量瘫痪。
在一本发人深省的书中《力量的悖论：脆弱年代中美战略约束》，戴维C贡佩尔及菲利普C桑德斯叙述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案例：不管意图何在，美国和中国均有能力给对方造成最大的伤害，而且这种相互依存的弱点表明，双方的利益最好有战略约束来实现。检查核武器、网络空间及太空，双方最好看到彼此的克制：“所有三个战略领域均是‘攻击主导型’———即技术、经济及作战领域。对于核武器、反卫星武器及网络武器的防御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对于大范围、先进而坚决的国家如美国和中国，在攻击能力上起到逐步削减的效果。”
两国认为，这一观点，可能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或反卫星武器或战略网络系统（区别于商业黑客等）相互之间的谅解以及保证。显然，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可能必须有一个关于军事能力、作战原则及作战方案正在继续的高层对话进程———现在美中部队与部队关系之间缺少这种对话。
在深化美中经济关系的时候，在战略问题上朝向这一方向转变，并在诸如能源安全、全球健康、气候变化及利益交叉地区（如阿富汗、中东和中亚）的地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强化已经实质存在的合作，可能为逐步消除的互不信任及朝向合作的综合关系平衡提供希望。就构建在这些问题基础上的合作来说，现行朝向双方威慑力之外的无明确目标的战略竞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另一个可能强化合作趋势的关键因素，将是未来十年中国国内经济政治改革的命运。
如上所讨论，在强化中国成本利润计算上，泛大西洋及亚太区域伙伴均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例如欧盟，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而且欧盟利用贸易关系一直对中国在WTO中的贸易活动施压。此外，泛大西洋伙伴国家能够在诸如贸易、能源安全、环境、健康、太空及网络安全等全球问题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李秦川译）（未完待续）
（续《参考资料》2013年1月30日总第29871期）
4.危机频仍的弧形地带上的损害控制危机弧形地带，又称大中东地区（广义的说法从北非开始，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对于美国战略及未来世界的秩序显而易见是一个主要漏洞和挑战。就是在这个地区，其政治经济转型将是对这一波个人赋权进行现代化能力的一个考量标准。从压抑独裁的政权向负责政府和法规的转变，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中，将是翻天覆地而不均衡的。大多数情况下，阿拉伯的觉醒将在这十年剩下的几年中，造就反复无常的以伊斯兰主义为导向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各自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选举产生伊斯兰主义为主导的政府，在政府管理和经济发展中是否呈现出一种学习的曲线。
经过了40年各种政策调整及为加强现状而做出的各种假设，美国需要超越为适应这些变化而做出的即兴努力，因为这些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美国战略需要设计为促进这个地区所展现出的动态变化。自二战以来，中东一直陷入世俗的民族主义、君主政治及政治化的伊斯兰教所控制的各种周期之中。在这个地区，一直没有严肃对待的一件事情是市场经济，而且直至今日，政治一直处在多元化状态。到2030年的这一段时间中，对于北非（除突尼斯外）的年轻一代（主要在35岁以下）和阿拉伯世界的多数人来说，是人口结构上的机会窗口。这种人口结构是刺激暴力发生，还是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对于主要大国来说，所面临的挑战将是促进内部驱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良好治理，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融入到国际经济、政治及安全秩序中。
真正的革命在这个地区政治认同暴力的结束、残余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在短期内依然存在。但美国战略要求像激光一样聚焦在长期机遇上。这是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奥利维尔罗伊研究阿拉伯觉醒所抓住的核心意义———基本的心理政治转型：“与过去60年中的任何阿拉伯革命运动不同，这些与个体公民有关而与一些历史主体如“人民”无关———穆斯林乌玛或阿拉伯民族。示威者希望没有中东地缘政治冲突，不烧美国或以色列国旗，不对主要反对派唱赞歌（即伊斯兰派），不希望成立伊斯兰国家或实施伊斯兰教法。”
罗伊认为，这种信息时代摆脱传统、种族、公共社会而新出现的个人赋权现象，是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是这个地区转型的传动器，而且是一个长期乐观主义的源头。伊斯兰政党的升华毫不惊奇：阿拉伯独裁政权下唯一的政治空间———很多受到美国支持———是在清真寺内。
罗伊认为，尽管伊斯兰政党在埃及、突尼斯及其他国家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且不管其“隐含”的议程如何，“‘阿拉伯之春’中已经发生的某些事项已经不可逆转”。他解释说，“随后可能会有所反复，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历史进程的开始（我强调），在阿拉伯社会，民主正在开始发芽生根”。除了伊斯兰世界的外围———索马里、也门、萨赫勒———这一逻辑表明，阿拉伯的觉醒最终会取代政治性的伊斯兰，而且，不管什么样的伊斯兰政党获得政权，将不得不顺应这一现实，而非相反。
美国战略有助于促进阿拉伯国家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及稳定的政治多元化。为此，华盛顿需要明白，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内部驱动的改变进程，而且应明确意识到其界限、美国过去40年政策的历史包袱及其所面临的机遇。
实现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强化美国在此地区的战略和利益。也有助于以色列适应新的现实。在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中，民粹伊斯兰型政府的出现，在日益政治化且得到赋权的阿拉伯民众中，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越来越大的共鸣。巴勒斯坦目前的现实———西岸和加沙地带之间的分裂，一个因屡屡谈判失败而名誉扫地的温和世俗的巴勒斯坦领导，及一个依赖以色列资助的疲弱的经济———这种现状是无法承受的。
美国需要说服其以色列盟友，使其意识到这个地区战略顽疾需要特拉维夫同其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以营造一个民主犹太国家的安全未来。然而，美国可能很明智，也开发了应急对策，这一对策考虑到2030年巴以问题可能仍未解决的情况，以及在此地区对美国作用此类现实的冲击。
在未来20年中，美国战略要求同泛大西洋及其他关键伙伴———土耳其、欧盟、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日本的协作，并在最大程度上同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只要毛拉统治着伊朗，这一做法必然操纵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代理之战，战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同GCC伙伴的协作需要在这些国家微妙的改革推动下双管齐下，同时努力协作促进北非、埃及、叙利亚及其他地方的转型。这一议程包括，在伊朗管理一个具备核野心及核能力革命性的什叶派伊斯兰国家的威胁，重新定义其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关于阿富汗，在未来十年，促进阿富汗稳定并将其融入到中亚范畴之内。
显著的方法是高度重视经济转型的硬件和软件，特别是管理、独立司法及教育的建设能力。泛大西洋的重要任务是，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倡议基础上，在北非及阿拉伯世界范围内，努力开创新的自由贸易法律、法规及金融环境，并配以16万亿美元的欧盟经济。美国同埃及的关系很独特，并重新努力展开2005年所放弃的美埃自由贸易区，也许一个双边的投资协定可能是这一战略的重要部分。
同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欧洲银行的重建和发展）工作，美国、欧盟和GCC在开发刺激机制的混合援助、债务减免及有条件的赠与和贷款上找到一个协调的方法，可能有助于促进市场化改革的形成。在鼓励中东和北非关税同盟的过程中，
GCC与土耳其也可能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或许采用统一的一种货币。对北约战略来说，中东和北非地区在经济政治方面应当和美国/欧盟努力一样，处在相同的顶级次序。北约以土耳其的作用最为突出，可能有助于地区军事和警察部队的现代化及改革，在新的民主制度下灌输进民众控制的文化思想，而且必要时，在过渡局势下部署维和部队。时至今日北约在此地区努力建立伙伴关系面临重重困难，但在此过渡期间，美国和北约盟国所采用的双边方法可以被视为一个更为富有成效的进程。
东南亚：伊朗及巴基斯坦、阿富汗有关推动阿拉伯转型的美国战略建议如果成功，将引起更为广泛的反响。到2030年，阿拉伯转型的程度及中东政治格局将有所展现，埃及、突尼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与土耳其或印度尼西亚更为相似，而非与也门相似。他们将成为一股强大的榜样力量，而且几乎理所当然地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很难看到伊朗什叶派政权没有被包括在内或者可能复辟到原来水平。在此地区，伊朗什叶派扩张主义的机会可能非常小。而且很难想象，已经被全球化的伊朗大众没有受到各地区广受欢迎的民主政府的鼓舞。对于美国战略来说，应当将伊朗看作在这个地区潜在的自然合作伙伴，如1979年前一样。摆脱了什叶派政治意识形态的后毛拉统治政府，可能到2030年，很容易返回到对稳定做出纯粹贡献的政府。
同样，巴基斯坦，第一个核武器失败的国家，为避免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能力，将取决于其恢复民主的能力、部队的文人统治，其司法及经济改革可能受到中东和北非地区发展的激励。未来20年，美国战略需要在美巴关系的彻底改造上加强努力，将其从目前“亦友亦敌”作为盟友的伪装状态，改变到一个具备相互有限的愿望，在双边关系和区域合作概念上更为温和互惠互利的合作联盟。这需要重新强调经济纽带、开放美国市场、同上述重要伙伴加强合作，以扩大经济改革的刺激机制、在几乎无法管辖的区域如瓦济里斯坦投资，并鼓励印巴和解，扩大经济联系。
至于向2030年迈进的过程中阿富汗的未来，除维持利益和继续提供支持外，美国需要调动前沿国家（巴基斯坦、印度、中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塔吉克斯坦），达成一种松散接触/协商性团体，旨在锻造经济整合（如新丝绸之路），使战略竞争最小化，并同时同中东和北非地区伙伴协作，继续在延缓的阿富汗政府重建上的努力。在未来十年，避免在阿富汗发生破坏性的印巴竞争，将是事关稳定的一个主要挑战和重要因素。因为利益上的明显重叠，阿富汗和中亚应当是美中合作的一个区域。
5.周边关系除了中东地区，对美国到2030年迫在眉睫的另一个挑战，是周边地区融入到国际体制的扩张中所面临的挑战。最为突出的是，这种挑战意味着非洲，尽管也包括中美洲的部分地方以及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很多地方。大约人口为8.5亿，其中25岁以下占40％，预计到2030年人口达到10亿，撒哈拉以南则相反：以前人口增长迅速（2011年增幅为5％），而同时面临贫困、食品和水危机。前20个国家中的15个外交政策软弱，且国家指数日益降低的国家是在非洲。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卡特哈姆将军对非洲挑战做出很好的总结：“一个繁荣稳定的非洲，对美国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个在经济发展广泛的基础上繁衍维持的非洲，将会对全球增长做出贡献，这是美国的长期利益。但是，非洲很多地方的贫困状况对不定期的不稳定、冲突、环境恶化及疾病有潜在的作用，这些侵蚀着国际机构及执政能力的信心。反过来，这一情况往往为更大范围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创造出萌发的条件，这些威胁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以及我国的区域利益。”
除大中东以外，似乎没有任何地方像非洲一样，政府管理贫乏、缺乏经济机遇、政治边缘化及种族及宗教紧张局势，会导致政府衰败，人道主义灾难及无政府管理地区，这些地区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安全避风港。暴力极端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各种武装分子，似乎有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西北非、索马里的伊斯兰萨赫勒地区，及尼日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地区。
然而，非洲部分地方典型政府管理不力，失业率高，为同恐怖分子联系的“基地”组织提供了招聘和恢复活动的肥沃环境。通过西非不断增加的毒品流量，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危险因素，因为该地区已经变成南美可卡因发送到欧洲市场首选的中转枢纽。
经济承诺同时，非洲部分地区正在迅猛发展，作为新兴市场，吸收数字技术（超过5.5亿移动电话！）并吸引投资。已经工业化的南非占据非洲GDP大约1/3，是美国战略的关键。几个非洲国家，如西非的加纳和塞内加尔，东非的卢旺达、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及埃塞俄比亚，北非的摩洛哥和突尼斯在经济进程中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去年来自非洲最大的新闻在2011年底的《经济学家》做了报道：“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十个发展最快的六个国家是非洲国家。”到2030的这一代，非洲人口的“青年高峰”到来，强化了经济发展的机遇，这正在逐步得到注意并获得国外投资———其他新兴地区和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及土耳其已经开始抢占这一资源现状。像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也有援外项目，且同美国和欧盟在这一地区展开竞争。中国已经成为主要成员，其流入非洲的资本可以和世界银行流入非洲的资本不相上下———多半是以优惠贷款、捐赠形式，而且对外援助一般锁定资源开采。
对于这些周边国家美国的战略，特别是对那些正在成为新兴市场的国家，能够促进他们努力克服贫穷、疾病，薄弱而肆意妄为的政治并成功实现现代化。合作关系，开始同我们的泛大西洋联盟、多边机构、非政府组织如盖茨基金会及其他主要援助捐助者和投资者合作，尤其是与日本和中国、巴西和印度，对促进非洲更深层次的融合将是至关重要的。
6.核未来2030年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的指标之一将是核武器的命运。正如在其他领域，美中关系将是驱动核未来的一个主要因素。自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演讲中采用宣布消除核武器的目标以来的四年中，核困境已经变得更为复杂、更为不确定，向核废止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行动征兆。
在过去60年中，核武器确实有助于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核武器大国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冲突征兆或可能。正如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所概括，就是那些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者，决定着核优先顺序并可能导致核武器的使用。
在到2030年时，美国核战略需要在核材料安全上进行限制，维持延伸威慑的可信度，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制度化，使全球裂变材料的生产封顶并在国际安全上更广泛地贬低核武器的作用———所有目标已经概括在2010年美国国防部《核态势评估报告》（NPR）中。关于在伊朗和北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我们正在接近转折点，他们的计划可能会引发各自地区的核扩散链，特别是在伊朗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正处在成为前四大核武器国家之一的轨道上，而俄罗斯似乎越来越依赖核武器，冷战“恐怖平衡”的心态死灰复燃。
可以论证地说，“全球无核化”的概念已经被不断对抗的核现状所震撼。伊朗的核野心正在证明，其对已经处在争论中的核不扩散制度是一个很艰难的考验。北朝鲜曾两次试验核武器，相信北朝鲜有足够的钚和浓缩铀，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足够造出十颗原子弹。没有迹象表明平壤有意放弃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其导弹和核武器的现代化，巴基斯坦获得新一代战场用核武器，这显然在同印度的冲突中增加了核武器使用的风险。
罗纳德里根在冷战期间，对为什么美国拥有核武器的核心问题做出了解释。“我们不是不信任对方，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装备，我们都武装起来，因为我们不信任彼此。”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与前苏联在冷战结束以后，销毁了各自核武器库存及整个武器目录中的90％多（例如：中程核导弹）。然而，尽管在此大批量裁减之后，甚至在新“起点”协议实施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仍持有全世界超过90％的核武器。美国和俄罗斯战略部署的核弹头限定在1550枚，而储备在几千枚。中国已经做出重大努力，使其适度的核力量现代化，以确保“二次打击”中的存活能力（例如：核潜艇，多弹头分导导弹）。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北京计划大幅增加核弹头部署的数量。
最终消除核武器的目标并不是什么新思路。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废除核武器，记录在1967年的《核不扩散条约》（NPT）第六条中。“全球无核化”概念的根本缺陷，不是其意愿性，而是其强制执行性。核武器不是不可以发明。事实上，制造核武器越来越容易。只要有充足的裂变材料，一个核物理博士，便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制造说明。
国际事务中普遍存在的基本安全困境绝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当一个国家有意逐步提高其安全性而提升其军事实力的时候，往往会导致其他国家采取措施予以回应———尽管这个国家可能没有意识去威胁其他国家。这就是政治科学家所谓的“安全困境”。这在国际事务中是一个频繁发生的日常问题，是零和博弈世界的一个支柱，也正在推动目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这一动态便是为什么美国核保障已经变成抵御核扩散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如果德国、日本和韩国没有处在美国核保护伞下，这些国家在安全上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在一些情况下，美国联盟的各政府开发核武器的意图，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因美国核保障支持的外交政策而寿终正寝。相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巴基斯坦继续建立核武器库的原因，因为害怕印度有所图谋而具备明显的“一次打击”信念作祟。
2010年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总结，“只要核武器存在，美国便有核武器。美国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是遏制对美国、盟国及其合作伙伴的核攻击”。假如五大核武器国家及三个实际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废除了核武器，而伊朗有意通过制造核武器成为超级大国，世界是否更安全呢？对于核欺诈者，什么样的国际机构能够确保做出一个及时而有效的反应呢？
多少枚核弹头合适？
所有这些观点均回避了一个问题，多少枚核弹头合适。尽管核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但裁减军备新的计算方法是缺乏逻辑思维的。新的常规精确制导武器及其他尖端技术，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及其盟国防御战略中核武器的作用。美国战略将继续支持传统威慑力。
鉴于维护战略稳定的核心目的，可靠的最低威慑态势将如何定义？在一份深思熟虑、信手拈来便可使用的研究报告中，一群空军分析家得出结论，大范围内按照三位一体缩小比例部署311枚核弹头是一个神奇的数字。考虑到美国安全承诺———及可靠延展威慑的重要性———这样的数字可能不现实。核态势必须反映出一个确定的使命。为了阻止并在必要时战胜微核国家，如北朝鲜或伊朗（假如伊朗确实跨越了核极限），可能使用的核武器数字比目前美国核武器库存数字要明显低很多。但是，此类削减对更为成熟的核大国来说，必须不能影响战略稳定性。
如果核武器存在的理由在于防止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而且战略威慑日益壮大的构成部分是无核化，那么还存在其他方面的考虑，最为突出的是威慑延展的可信度。虽然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对欧洲构成核威胁，但在美国为了亚洲条约盟国日本与韩国而延展威慑力与全球零和博弈的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情绪。美国核保护伞的可信度不能依靠核武器的数量和位置，最终取决于美国保证的可信度。
虽然美军几乎不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将核武库缩减到同中国持平的程度，但维持同东京和首尔之间就威慑延展力的定期磋商进程，应当是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展望2030年，任何深度核武器削减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中关系的演变程度。不管是华盛顿还是北京，军工企业官僚机构显然都在强化传统的“安全困境”战略竞争。如果这样一个动机持续存在，在追求深度核武器削减上，很难想象新的武器控制计划。但是假如美中关系向更为合作的方向演变，可能会出现新的可能性。
如果武器控制对话停留在两个主要核大国之间，发生大幅度军备裁减的前景就不明朗。为了出现更加合作的2030年，军备裁减的下一个阶段将要求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深度裁减，但是这仅作为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多边进程的初步阶段。将美国和俄罗斯裁减的底限同中国、印度及巴基斯坦的高限联系在一起作为明确的目标，构成他们最低可靠防御的定义。
核武器控制对于美国战略来说，美国核议程的其他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确保核材料安全：奥巴马政府开始的核安全方案是特定多边主义的另一个成功案例，现在有53个国家参与，及今年早期在首尔会谈的几个重要国际组织。为提高裂变材料安全自愿合作的这一进程，对打击核恐怖主义威胁至关重要，且应当视为一个长期的进程。
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缔结一个国际条约来限制核武器裂变材料生产的努力几乎胎死腹中，这需要重新考虑。这是朝向遏制核威胁努力重要的一步。但是联合国会议参加裁军谈判的国家大约有120个，而切实相关的国家仅有8个。美国和俄罗斯应倡议一个进程，使得这些国家在裂变材料停产上达成一致，并在进一步对裂变材料国际控制的机制上达成一致。如果关键国家达成共识，则可能形成一个成功条约。
燃料循环后端的国际控制：核不扩散制度上最明显的缺陷是核燃料循环———钚的再加工及铀浓缩。随着民用核能力的扩大，核扩散风险也在扩大。取得国际管制的新举措或强化监督及监管，可能会改善这一问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管理下建立区域核燃料银行的思路，可能是在这一方向努力一个有用的步骤。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1996年，美国第一个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尽管美国参议院还没有批准这一条约，美国在核试验上继续遵守这一自我强制的暂停。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样，我们具有世界最糟糕的两个方面，美国一直坚持海洋法公约，但仍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言，有两个问题备受关注：如在最近国家学术科学研究中所讨论的，维护美国核库存及监管审核的可靠性两方面已经大大提高。到目前为止，44个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36个国家已经批准该条约生效。这一条约应该是未来10年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最后，必须承认，尽管核不扩散条约看起来相当脆弱，假如明天五个宣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宣布放弃核武器，这可能会对朝鲜、伊朗及其他潜在的敌人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扩散者的动机是对所感知的安全威胁、民族虚荣心及地位的追求和国家野心的一个综合体。这说明，以上所概括的未来20年在这些领域的进程，可能强化核安全。到2030年的过程中，任何旨在塑造超越零和博弈竞争和更为合作未来的美国战略中，维持全球共识的无障碍介入及稳定性将是一个核心要素。
7.全球共享空间全球共享空间的概念定义为普通公共物品———如空气、海洋、太空及网络空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占有或控制，且是生命的中心。它们包括全球生态环境，是国际关系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缩影。
每日通过海洋、飞越各国家领空上部的国际贸易总额为数十亿美元，全球通过网络空间电子转账达万亿美元，GPS信号从卫星反射回来指导海、陆、空运输，所有这一切均强调了共享空间的至关重要性。共享空间是全球安全及国际贸易、金融、人口和思想流动至关重要的推进器。
对全球共享空间来说，美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也是公用物品的主要供应商，可以论证的说，美国发明了网络空间领域。在所有共享领域，美国的优势地位在过去60年奠定了国家安全保护者的基础。但是，因为权力分散、政治惯性及技术推动的非国家团体和个人的原因，这一角色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而且从环境变化到持续性的海洋等环境问题，也构成一个集体性的挑战。
毫不惊奇，空中、海上、太空及网络共享空间所面临的弱点级别及类型，造成管理各自相应领域的规格及规范（或者缺乏规则和规范）在整体直接比例上的变化。在未来20年对美国战略至关重要的新规则和规范的确定和加强，将面临重大挑战，如最新出现的共享空间———太空以及最紧迫的网络空间。
领空是最有争议的共享空间。一个丰富、集成的多边及双边协议网络管理着民用航空，这是全球化关联结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1944年，各国政府创建了国际民航组织（ICAO），后来民营企业创建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ICAO提出的普遍接受的标准管理着每日全球各地超过4万个机场来来去去上万架航班。美国成功进一步将航空运输自由化，开创了开放领空协议———现在同90个国家签订了协议。从军事层面说，美国能够在任何地方投放空军，并且建立空中优势，这不可能到2030年受到其他国家空军的挑战（除非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有可能做出挑战）。但是，美国空军面临日益壮大的地对空导弹技术的非对称威胁。
海上挑战最古老最完善的共享空间———领海，具备一系列明确的传统和规范，国际法对多数情况已经做出了规范，使得可以自由航行。这对美国在全球投放兵力的能力及作为海上通道安全主导的管家将继续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美国战略来说，维持11个航空母舰群组的兵力投放能力，在日本及伙伴国家前沿投放航母，以及沿欧亚大陆边缘的准入安排是一个明智的基线。
有许多日趋强大的海军力量将冲击未来海洋共享空间的免费使用。俄罗斯仍然具有强大的海军实力，并且计划做出进一步改善。中国仍然在海军建设的早期阶段，可能到2030年会接近蓝水海军的能力，并出于某些担忧开发反航母导弹及其他反介入能力。印度已经将其海军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已经具备两艘航母），集中精力成为印度洋的主导力量并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海军作用。日本具备一个被低估的海军实力，任何一个日本海军上将都不会将其同中国海军实力进行交换。韩国具备一个在反海盗行动中活跃的海军，而且在区域上将发挥重大作用。
显而易见，非洲之角多边协作反海盗的行动发人深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海军多数只是在公海提供纯粹的救援，包括中国在内。但是到2030年，美国可能将继续是海上通道的安全主导，在这些海上通道上所有贸易国家均有份额，在不同程度部分搭上其他主要国家的便车。美国战略可能寻求建立在目前反海盗合作之上，以促进其他各国海军之间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海上通道安全的某些负担转移到负责区域的国家身上。
如上所讨论，对自由航行的一个威胁，是中国努力挑战200海里之内专属经济区（EEZs）的无害通过权。北京试图修改这一协议，并要求船舶在通过专属经济区时申请许可。《海洋法公约》明确描述了这一权利，而且将此通过权同军事活动区分开来。不幸的是，这是美国是个例外的一个例子。华盛顿坚持公约的规定，尽管前四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到美国海军和前四任总统的强力支持而做出努力，国会拒绝批准该公约。错位的关注“主权”显然是主要的反对点。在确定并管理公约的实施上，这一点排除了美国加入相关机构。
北冰洋在未来20年，可能出现新的全球航线，而且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北冰洋新发现石油及天然气资源为原油900亿桶，天然气1669万亿立方英尺，占据全球未发现储量相当大的部分。因为管理所有航线的新理解和协议及必须进行资源开采，这对美国的领导提出一个测试。2011年美国国防部呈交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概括了这样的军事挑战———包括美国仅有两艘冰上运行船舶。
对于未来北冰洋财富的争夺已经存在很多猜测。俄罗斯寻求整个北冰洋的主权———以2007年一只探险队在北极插上俄罗斯国旗为象征———但是遭到联合国的断然拒绝。事实上，北极冲突的风险显然被夸大。大约95％的北极未来资源已经在协定的国界范围之内。正如一位经济学家的报告所指出，“6个悬而未决的领土纠纷中最大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在西北通道上的问题，这个通道是国际拥有还是加拿大水域？”然而，不管对注重保护的八国北冰洋委员会（并没有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设想）来说还是对一个新的机制（有建立的需要）来说，在未来20年，有必要为管理北冰洋，而构建、明确并设立新的规则。
太空依赖卫星为基础的通讯、图像和数据传送，对现代商业生活、科学，尤其是军事活动来说仍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及欧盟是主要的航天大国，且其中只有八个国家（包括欧盟在内）能够将卫星发送到预定轨道，尽管其他新兴国家想方设法取得这种能力。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或企业可以使用商业发射设施将卫星送入轨道，而且有授权的个人可以购买围绕地球大约900颗卫星上一个卫星的时间。太空中大约有一半的卫星是美国拥有，而且美国企业生产了大概50％的商用地球同步卫星。
2002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后所成立的地球检测合作强调了太空对于环境的重要性。美国领头创立的全球地球观测组织（GEO），现涉及到88个国家政府、欧盟及几十个全球性及地区性非政府组织。他们创造了全球对地观测系统（GEOSS），以综合对自然及人为灾害、能源及水资源、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共同监督并提供预警信息，并提高天气预测、管理生态系统并保护生物多样化。这是典型临时多边合作的例子，可能会成为未来一个有用的先例。
虽然太空资产的绝大部分是民用方向的，但太空战略的尺度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作为全球领先的太空力量，对于美国及其数字化的部队来说，军事战略和运营，高度依赖美国在情报、军事力量的指挥和控制、实时战场感知能力等对太空的利用。美国军力发挥作用这种对太空的依赖，是政策制定者们所敏锐感觉到的一个漏洞。如上文所讨论，一个日益数字化的部队对太空的依赖，也越来越成为中国的现实。
的确，太空治理———其定义为共享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为期45年的《外太空条约》，条约规定，“应……在所有国家的利用基础上……展开对外太空的开发和利用，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而且其将成为全人类的一个省”。这一条约，99个国家已经批准，也限制利用太空作为军事基地、军事演习、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武器试验或军事及布点用途。对通讯卫星的轨迹位置管理也达成进一步的规则，而且在1986年，联合国大会采纳了遥感规则，强调从太空获取图像的权利。
对太空政策的挑战2007年当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ASAT）测试，用一枚弹道导弹摧毁其一颗老化的卫星，这不但突显出太空资产的脆弱性，而且彰显出太空垃圾日益增多的问题———打散后的中国卫星形成超过1.4万片太空残骸。中国反卫星测试也强调需要治理太空新的同步机制。2009年，当俄罗斯一颗腐烂的卫星同美国一颗有效的通讯卫星相撞，也突显出太空缺乏足够的规则。
在强化太空治理上有很多矛盾重重的提议方案。在联合国，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寻求一个联合国条约，在太空更广泛的领域限制使用任何武器，甚至超过冷战反弹道导弹（ABM）条约的范围，而布什政府退出了这一条约。但是所提议的条约没有提到地面为基础的反卫星试验，这是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开发的。美国一直反对对太空自由行动的任何限制，但是随着新的弱点和新的空间大国出现，美国领导帮助制定一个明智的现代太空制度，可能对维护太空共享空间来说很重要。
正如迈克尔克瑞庞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中写道，一个完全成熟的条约是过分华而不实、不切实际的，“因为无法正确确定并甄别‘太空武器’：很多多用途技术及军事能力可能被重新定位到卫星上”。相反，美国在未来十年的战略，应当侧重开发行为准则、更新新规则以应对管理拥堵的太空轨道、防止卫星相互干扰，并注重太空残骸处理的一个合作观点。欧盟已经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行为准则，提议采用最佳做法，增加太空安全并减少太空事故。
显然，对太空日新月异的规则及公认的规范，对任何未来合作大于竞争的事项来说，将构成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美国还没有通过欧盟的提议，这可以作为旨在起草太空路径的新规则政策对话基础。关键的规定，如承诺不首先使用动能摧毁轨道运行卫星、不在冲突之外干扰卫星（例如干扰、黑客攻击及降解）及或以合作机制或以平行协作方式努力减少太空残骸，是解决相互弱点并提供互惠互利的核心要素。关于进程，一个特设论坛包括所有太空大国，及可能从区域团体派出的代表及观察员，更可能达成共识，然后可能被联合国安理会或大会所批准。
网络挑战网络创建作为国防部实验的一项成果，是一项历史性的转换技术，这是全球化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网络冲突研究协会最新报告简洁地总结出网络空间两大核心政策问题：
“根本体系结构在设计的时候从未考虑安全因素———优先顺序是（且一直保持这一状态）开放性、互联网的易用性并促进技术革新”；
“技术体系结构的进化，已经远远超过相应的概念学说、组织和法律结构的系列发展步伐”。
网络空间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使得它从其他共享空间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这是创造出的领域，主要由私有部门承担费用并运营。这也是一个仅有的领域，具备准入门槛低，每日数十亿人可以进入并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进行体验。到2030年，非洲、中东及其他发展中地区超过千百万人口将有机会接触到网络。为了国家的安全，这使得它与其他领域截然不同，政府通常是其他领域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参与者。另一个独有的特征是，美国公司独霸网络空间，且占据通过美国的全球互联网流量的最大份额。
对于美国战略来说，有两组网络问题。从战略层面看，存在幽灵，首先在1991年提出的“网络珍珠港”概念，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在这样的事件中，国家安全严重依赖的电子产品会遭到破坏。像太空一样，网络空间是攻占主导位置，因此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国防部对成立网络司令部感到紧迫，而且白宫任命的“网络钦差”强调了网络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同时，据报道，中国已经在部队设立信息战单元，在纠纷期间忽略或鼓励中国具有爱国情绪的黑客猛烈攻击其他国家的网络系统。显然，俄罗斯同样也喜欢此类网络冲突，2007年，攻击爱沙尼亚国会和公司的网站，而2008年，格鲁吉亚在其短暂同俄罗斯的冲突中也遭到更为惨重的攻击。
虽然不无关联，第二组网络问题是在黑客犯罪领域，如盗窃知识产权、金融盗窃及金融破坏，政治/情报黑客的入侵。两组问题均源于同样的缺陷。但是从战略层面看，网络空间最大的风险，可能是所谓的先进持续性威胁（APT），网络间谍注重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军事或情报资料。我们已经看到，几乎每天都有私人或自由职业黑客企图打入美国政府网站。这与可能破坏行业的经济网络攻击在安全领域相同。2009年对谷歌的网络攻击，寻求获得基本计算机代码及很明显的密钥密码，强调了既有网络空间的脆弱性也存在潜在的破坏。
互联网没有任何核心国家或力量控制，且高度分散，这使得保护网络共享空间战略变得错综复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s）按照路径发送互联网信息流量，而非政府的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管理网上浏览的地址和域名，这是基础。缺乏整体治理增强了网络安全上的挑战，但网络安全有助于确保网络空间同需求和技术变化保持一致，持续迅速发展，且因政府官僚及产业安全与国家安全政策而变得相对畅通无阻。
美国已经采取大范围跨机构政策及侦察方案，来防御美国的网络空间，不但在公共部门，而且在私有部门。五角大楼有大约1.5万个网络系统需要进行安全维护。为了使网络空间漏洞最小化，美国战略需要在目前的基础上，向利用公共/私人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未来网络冲突水平上国与国之间外交的发明方式努力：
关于网络犯罪，在欧洲理事会2001年引入的《网络犯罪公约》的基础上，现在有29个签署国沿袭的是同一个途径；
公共与私有的发展水平要求同全球利益相关者如ICANN协作，或者在G20范围内同网络工程任务组协作。
促进信息共享文化及对网络恶意软件、蠕虫与网络攻击的早期警告，是网络空间合作战略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从战略层面看，网络冲突作为国家之间战争的新层面已经出现。在美国网络司令部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已经深入考虑努力如何应对这种对抗并做出相应准备。尽管这种比喻并不完美，战略性网络威胁与核威胁在许多要点上很类似。两者均易受到攻击，均能造成重大破坏，使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瘫痪，并使容易受到破坏、依赖电子系统的军事力量级别降低或成为盲区。
不过，也有一些重要区别，尤其是网络攻击的方式更容易，且攻击源的归因难度更大。政府可以“租用”自由黑客使归因挑战难度更为复杂。虽然恶意网络行为的归因能力在日渐提高，而在恐怖主义加入的情况下，确定特定攻击的技术源头可能比确定攻击的地理源头来说不是那么紧迫。对于美国战略来说，从概念上，在核武器和太空政策层面，日趋相等的战略性网络威胁活动需要政策通道。到2030年的美国战略需要对美国网络攻击行动的优势及设置引用单元的风险进行权衡，引用单元的设置可能会赋予针对网络稳定需求所出现的类似报复性攻击以合法性。
正如上面关于太空讨论所做出提议的相同，或许在中美军方之间展开对话或首先在1.5轨道（涉及在非官方资格及私有部门的行政人员）的基础上为网络战制定出可能性的行为准则，这很值得发起一场对话。无疑，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但深化美中在网络领域的对话具有紧迫性。这可能也需要扩大到囊括几个超级大国在内，或者在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在G20内部的小集团中。相互之间的网络漏洞说明，可能需要考虑在和平时期，不可首先使用网络攻击的战略目标。
从长远来看，改变网络领域发展中的技术（网络领域已经压倒性地倾向于发展进攻而非防御能力）对于一个更加稳定、安全的网络空间来说，是一个关键。开发此类具有成本效益的防御技术———等同于弹道导弹防御的网络———将改变问题的形态。
气候变化在此报告中，不包括气候变化问题的完整应对方法。这是美国正在塑造的政策环境中的一个现象，美国战略在以后20年中也将在此环境下运行。不过，至少需要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简短地讨论。围绕人类负责的程度、缓和环境变化及适应环境变化最有效的方式的辩论可能会出现，而实际证据———从冰川及北极冰雪融化到极端的天气现象、旱灾及水灾———则是震撼性的；气候，正如千百万年来一样，一直在变化。这些发展可能使日益发展的能源—水—食品关系的各种问题不断恶化。
可能减缓气候变暖的很多政策也是加强能源安全、促进国家安全、减少污染并提高经济效能的步骤。多数人即使不考虑气候变化，也可能理解政策的因素。因此，一种“无遗憾”的观点———即使气候变化不是一个问题，美国也可能追求此类政策———可能通向一条审慎的道路。
强化能源效率。各类建筑消耗70％的电能；智能建筑、承建智能电网、提高运输等方面的能源效率具有坚实的经济意义；
作为更广泛的税收改革一部分的烟尘排放税，将给投资者发出明确的市场信号，加快向后石油经济的转型；
鼓励创新，特别是有关扩大商业规模的概念和能力方面的技术创新。强调影响能源—水—食品关系的技术，例如水的再利用和淡化、能源储存及食品生产；在排入大气层前（且能源额的再利用）的清洁碳及促进甲烷捕捉的政策，也具有一定意义；
促进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问题（干旱、洪水、水位上升）。
结论：通向良性循环世界的道路奥巴马总统将开始其第二任期，这一任期受到世界转型的挑战，但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历史给予美国自1945年以来有利于其利益的第二次重塑国际秩序的绝无仅有的机会。在奥巴马政府考虑政策的优先顺序的时候，美国可能要谨慎考虑其到2030年的过程中重塑世界的政策影响。
要理解其作为或不作为所带来的可能性后果，政府只需看看国家情报委员会的《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的报告。该报告中最坏的情况，称为“失速的引擎”，应烙入脑海。这一现象着重写出在经济停滞当中，美国及欧洲从国际领导舞台淡出；大国竞争的出现以及国家之间政府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以及全球化因其对所有国家的损害而整体上分崩离析。
这一报告将这一令人沮丧的现象同一种积极的展望做出对比，这一展望应作为美国新战略的目标。在此“融合”背景下，中国在全球秩序中变成负责而得到全面整合的利益攸关方，同美国和欧洲合作，以解决全球所面临的挑战；到2030年在实际条件下，全球GDP翻番；而且全球治理中的主要缺点得到成功解决。
很多因素决定这些结果中哪一个最有可能。事实上，最有可能的结果是，2030年的世界将处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景之间。然而，两种未来全然不同。对于美国的政治领导来说，不管采取什么步骤，取得“融合”效果且避免“引擎失速”现象将成为充分的动机。华盛顿不会单独决定这两种前景中哪一种前景最有可能。但不管其他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如何，华盛顿的作为与政策在决定到2030年世界的前景中，将产生最大的影响。
大西洋理事会已经形成这一战略，为美国政治领导提供指导，使得政府能通过以下六个基本原则，向“融合”方向来塑造未来：
1.在第二任期中进行战略性行动，意识到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将具有代代相传的后果。
2.继续“在国内的国家建设”而同时考虑全球范围。
3.积极塑造充满活力的国际趋势，或者被国际趋势向不利方向所改变。
4.通过深化传统联盟，提供协作领导，同时同国家及非国家组织打造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是，美国应当通过北约、欧盟以及双边关系，寻求为其泛大西洋经济与安全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5.到2030年的过程中加深同中国的合作，这是未来20年最重要的战略优先事项。
6.解决最大的浪潮中的动荡问题———大中东问题，更为创造性地展开行动推动这一地区向美好的未来发展。
无论奥巴马政府选择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美国政府需要更为有效地将战略远见融入到其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这要求从上层进行政治承诺以及一个有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结构来推动机构之间的努力。没有人可以确保2030年有一个更加繁荣安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避免了零和博弈竞争及冲突。但是随着全球趋势的发展，可能为美国及其盟国提供最佳机会，确保“后西方”世界不会意味着一个敌视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未来。（李秦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