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细节》Ⅱ“草根才子”之开卷力作 见微知著之“新人类史”
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书名：历史的细节Ⅱ
英文名：THE DETAILS OF HISTORY Ⅱ
作 者：杜君立
出 版 社：上海三联书店
书号：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定价：39元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人类是生而自由的，但奴役无所不在，那么征服与统治是如何起源的？在冷兵器时代，为什么总是野蛮征服文明？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避免失败？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发现新大陆？崖山之后，中国为什么会走向文明滑落？主导现代世界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在这部闪烁着思想光芒的作品中，作者集百家之长，见微知著，气势恢宏，以优美节制的文字和理性深邃的洞见，通过对细节的爬梳，揭示了一些普遍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物质动因。
本书是当下人们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文明进化史的一个独特文本，从“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既有宏大叙事之视野，又不失洞幽烛微之细腻。
本书信息量大，且不乏知识性、文学性和思想性，彻底跳出了传统权谋史观的窠臼，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作为一本献给草根阅读者的枕边读本，它体现的是历史民主时代的分享精神。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杜君立杜君立，不惑之年，关中西府人，下中农出身。中学文化，业余写作者。2003年尝试文学写作；2009年，从博客中国开始网络随笔写作。其作品以社会时评、思想解构、文化批判和历史随笔为主。2010年出版《找准你的职场定位》（原名《职业人格》）；2012年被评为“影响中国100名博”。历史专著《历史的细节》将于2013年4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目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自序：历史的终结
第一章 庸众的胜利
从弓箭开始，机器诞生了，人类走出蒙昧时代。精英的射礼开创了中国的尚武文化；秦弩打造了一个延绵2000多年的专制帝国；宋弩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成为东方游牧者与西方骑士的一个噩梦。从弓到弩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也是权力的历史。技术的最终意义在于解构征服，草根颠覆精英，平等消解奴役。从启蒙开始，人类的历史不再是精英的历史，而是庸众的历史，历史的结局终归是庸众的胜利。
从工具到机器
从射礼到六艺
从机器到武器
从中国弩到十字弓
长平之箭
弓与弩的对抗
“汉奸”的起源
怛罗斯之俘
澶渊之箭
英夷之矢
冷兵器时代之绝唱
第二章 战争的毒药
在人类大多数历史中，中国是文明的引领者，而火药就是文明的产物，它是文明人对付马上野蛮人的武器。发明了火药的中国人并没有逃脱被马上野蛮人征服的命运。中国火药以马上征服者的姿态进入西方，从此结束了东方征服西方的历史。中国火药击碎了骑士的甲胄和城堡，君主在极权中崛起。在火药的硝烟中，资本主义展开对东方和世界的征服，现代世界的大门轰然打开。
所谓战争
攻与守
钓鱼之城
中国雪
最后的罗马
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
火药的革命
最后的火器帝国
佛郎机与铁炮
最后的汉奸
天朝的葬礼
大众的反叛
战争的终结
第三章 蓝海的诱惑
冰河世纪结束以来，地球就是一个水的世界，劫后余生的人类被隔绝在无数孤离的陆地上。“观落叶因以为舟”，从树叶飘落到水面那一刻起，人类就不再望洋兴叹。早在1万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就游走于太平洋。从石器时代的独木舟到核时代的航空母舰，从地中海到太平洋，从郑和到哥伦布，人类将沧海变为桑田，将天堑变成通衢，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将贸易变成世界语言，将征服与杀戮延伸到大海深处，帝国在这里崛起或者沉没。
诺亚方舟
独木成舟
浆帆时代
天生一个地中海
最后的中国
帝国的宝船
海盗时代
大航海时代
风帆时代
海上马车夫
五月花号上的理想国
黑船来航
后记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自序：历史的终结编辑本段回目录
《历史的细节》Ⅱ杜君立
人类发明语言，与其是为了沟通，不如是为了解释；如果说书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那么序就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解释。对一个向死而生的悲观者来说，人都会死去，唯一的区别是留下什么；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只能留下一份“遗书”，这就是所谓的“作品”。
对这个世界来说，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对人类来说，或许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严肃的问题。面对死亡，哲学诞生了，进而也就有了历史。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说：所谓历史，就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历史是我们共同的出处。一切当下都是历史的延伸。人类充满困惑与焦虑地活在当下，而答案就在历史的细节中。
一 从知识到智慧：现实的局限与理解的困境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历史情结。世界如同草木生长，我们只能看到其结果，却看不到其过程。今天的人们既然不比古人活得更为长久，因此也绝不比古人更加智慧。如果说今人与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许是信息拥有量的剧增。
古希腊时代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辉煌和贡献。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识，知识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财富并不代表幸福，因此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
现代人与古人面临着许多同样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们并没有因为信息泛滥而实现信息满足。信息过剩导致的“淹没效应”使真正的有效信息依然稀少，虽然这种相对信息匮乏与古代的绝对信息匮乏不可同日而语，但信息的短缺状态依然存在。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海量信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或许已经不是创造新信息，而是发现真正的有效信息。因此说，作一个信息整合者或许更有意义。
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狄德罗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冒着政治迫害的危险，自费编写了巨著《百科全书》，他发誓要“把世界上分散的知识组成体系，使过去的知识不废弃，使后人更有教养，成为幸福的人”。《历史的细节》自然无法跟《百科全书》相比，但写作的初衷是一样的。
一个盲人手提灯笼，路人感到不解。盲人说：听说天黑以后，世人跟我一样什么都看不见，点灯可以为人们照亮道路。路人赞许其德，盲人却说：我也是为自己点灯，点了灯之后，黑暗里别人才看见我，不会撞到我。其实写作何尝不是如此，看似写给别人看，实则是写给自己。“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作者，但却是一个好奇的读者。我常常这样想，发明文字乃至违反人好动的本性去写作，或许都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结果，“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为不得已，便有了这本《历史的细节》。
在走出故乡和童年之后，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现实的困惑。我也一样，如同一个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既不懂我手里的票根是什么东西，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更不理解列车为什么飞驰。这一切迷茫与困惑，只有当我知道了这辆列车的行程以及自己从哪里上车、从哪里下车之后，才变得顺理成章。历史就是一张小小的票根。
说到底，历史是一种理解和重构，是对人生的理解和对世界的重构，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的意义。正如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我们都是过去的产物，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历史。
二 从故事到历史：后传统时代的历史谱系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正是从进入历史的那一刻开始，我才读懂了我身处的这个世界。人的寿命只有区区数十年，而世界却已经延绵数千年。与世界相比，人的智慧几如萤火之光，然而历史却使人类的智慧超越了生命的局限。人会死去，但历史永恒。因为历史，文明不仅诞生了，而且文明得到了传承。
在我看来，历史有三种。第一种历史是故事。“故事”二字的本来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历史。在传统时代，故事、历史与小说，这三者之间常常并没有明显的区隔。人是一种喜欢“有趣”的“故事”的动物，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喜欢历史的原因。在眼下这个漫长的后文盲时代和前文字时代，类似“故事会”和“评书”那样的历史故事总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
第二种历史是考据，这是很多专业历史学者所擅长的工作。在血雨腥风的文字狱时代，中国诞生了最著名的乾嘉学派。这种流风弥漫至今，仍然构成专家历史的主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考据只是治学的工具，而不是学问，好比舟车对于旅客。
第三种历史是解读，这是最少人做的事情。对历史的解读需要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实和神秘的证据，而是分析与剖析。这完全来自于一个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想逻辑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历史不是讲故事，而是一种解释，即对史料做出有思想有见地的分析。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席勒化”，而不是“莎士比亚化”。
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历史不是花边故事，历史也不应当是简单的史料，历史是一种加工与创造。真正的历史应当厚重典雅，而不是插科打诨哗众取宠。如果历史只是一种事件记录，那么叫“档案”则更为合适。从传统旧历史到现代新历史，中国似乎尚未完成这场历史转场。甚至可以说，历史在中国仍然处于“扫盲”阶段，历史只是“娱乐”的一种，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作为超越时间的文明载体，历史面对的永远是未来。从这一点来说，历史是值得敬畏的，特别是在一个缺乏敬畏之心的无神中国。
“五经皆史也”，中国无疑是一个极其“历史”的国度，事实上却面临“历史”的贫困。所谓“正史”，常常被权力篡改为“秽史”。在当下中国的“历史热”中，既不缺乏权谋史和名人传记的“励志”智慧，也不缺乏“戏说”和“恶搞”的“娱乐”故事，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构筑在思想、理性、良知和智慧之上的平民史和文明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中国当下“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要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
三 从中国到世界：历史的贫困与终结
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是在牛羊眼中却只是饲料。在西方语境中，“历史”并不是一个好词，历史必然包括污点与批判。正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完全符合西方的历史价值观——“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
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首先属于人类文化；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所谓历史，应当首先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人类史才是真正的“大历史”。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道：“人类的历史既已逐渐一元化，以前历史家从短距离近视界所作的，自此可以因为新的事实存在或强调而更具体化，或予以增减而使之更符合时代”；“从全人类的历史着眼，不受国籍领域的限制，否则即不可能成为大历史”。毫无疑问，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历史的新定义。
事实上，这种“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从人类的起源和扩散，到文化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全球化的历史。离开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此“天下”完全可视为现在的“世界”。这才是历史的全局。
现代全球史观认为，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碰撞和反复交流中进行拓展和改变自身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世界史，或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就突破了国家和王朝的传统历史模式，以优美的文笔编写了一部统一的世界史。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令韦尔斯“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惊叹不已”。稍晚一个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
从《世界史纲》到《全球通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的意义在于其承载的人类良知与智慧。罗马人和希腊人早已灰飞烟灭，但却在千余年后唤醒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精神，这就是历史的神奇。早在2500多年前，第欧根尼就自称：“我不是雅典人或希腊人，我是一个世界公民。”老子、墨子和第欧根尼、亚里斯多德一样，堪称最早的世界公民，他们悲天悯人，超越政治和民族，着眼于人性与文明。房龙和斯宾格勒亦然。后者在贫民窟的烛光下写成的《西方的没落》深刻而丰富，是历史，是文学，更是思想和哲学。斯宾格勒的出现颠覆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从1974 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许多“国家”由传统的极权专制体制走上了民主道路。福山因此提出“历史的终结”，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借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概念，在一种普世价值成为人类共识的全球化和平民化时代，传统的为大人物树碑立传的权谋历史也将和专制历史一起走向终结。从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终结不仅意味着专制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权谋历史的终结，历史将回到阳光下的人间。
旧历史的终结，也是新历史的诞生。摆脱历史的庸俗化、恶俗化和功利化，走向理性化、科学化和世界化，这就是所谓“大历史”。这样的历史不仅是历史的真正归宿，也是人类的最终归宿。对于现代公民文化缺失的中国来说，“历史”也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启蒙之路，其前提是抛弃那些传统的权谋史和帝王史。
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历史也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历史比民族和国家更值得信赖，因为历史是永恒的。正如格林斯潘的一句话：“人性自古未变，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
四 从思考到表达：一个草根的阅读与写作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人类用文字来与遗忘抗争，这就是写作。权力是写作的敌人，而时间又是权力的敌人，世界最终实现了公平，所以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写作是一条通向内心深处的幽暗之路，提供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一个人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往往会使他充满梦想，而写作就是对现实的自适与反叛，是梦想和理想的产物；用写作来抵抗生活，来与现实抗争，这是许多写作者的唯一动机。既然上帝无能为力，那么也只有写作可以企及。事实上，真正懦弱和厌世的人并不需要写作。写作是一种对平庸生命的补偿。尼采说：“世界没有心灵。”写作者的意义在于赋予世界心灵——敲钟人的乐趣仅次于上帝。
从最早的巫师到今天的写作者，文字构成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使写作被赋予一种神圣的光彩。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从思考到表达，从阅读到写作，因为文字，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而也超越的自我和历史。很多年后，我才相信写作是一种无法克服又无力拒绝的“天性”和“宿命”。写作既是一种快感的表达，又是一场痛苦的挣扎；“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我相信，如果不是一种不可思议又难以抵抗的心魔在作祟，任何人都不会去做这样一件“可疑”而“危险”的事情的。
黄侃熟读经史子集，自称“五十之前不著书”；不幸的是，他在五十岁时死去，可谓天命。真正的人生或许从40岁开始。在失去所有可能性之后，“不惑”的我终于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了。“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人类写作如同鸟儿唱歌一样，完全出于一种有关良心和审美的本能嗜好。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段话后来被陶渊明改为“宁固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被金圣叹改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人生短暂，只有思想永恒。《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狄德罗这样说：“如不在世上留下时间无法消灭的若干痕迹，我死不瞑目。”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一个历史写作者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继而提出史义与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作为历史写作，文字是用大脑和心来读的，不仅仅是用眼睛来看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好的文字不是一幅绚丽的图画，也不是一面干净透亮的窗玻璃，而是毫发毕现的放大镜和显微镜，正如苏洵在《辨奸论》中所言：“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马克思的这句话提供了一种最直接的思考方式。“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对比中，历史就出现了。
“历史就好比种子撒在大地上……”，本雅明擅长将才华和渊博结合起来，以寓言的方式重新叙述现代性的历史。他不是依据学科分类来安置主题，而是根据好奇心和自我根源来提炼学术兴趣。作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一生的作品，而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人生，一个致力于写作、批评和实验的人生。当那些生前声名显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被人们说起。这既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嘲讽，也是一种尼采式的公正。卡夫卡曾遗言要烧掉他的书稿，但却都被拿去出版了；尼采说，“我活在死后”。
五 从大势到细节：一部历史文本的叙事与分寸
人可以遗忘历史和篡改历史，但却无法选择历史。历史的确是一种写作和文本，是由文字和话语创造的，但历史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史实的记录和叙述，而是基于史实做出的分析与解释；甚至说，这种分析与解释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现实世界的来源，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生活的镜像。从这种意义上，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勘探，而写作者则如同一个侦探，精心搜集证据，然后进行推理分析，揭示事件背后的真相，历史在这里重归思想。如果说作为故事的历史只强调人物与时间线，那么作为思想的历史则更注重真相与真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传统史家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更多的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甚至将一部著名的通史命名为《资治通鉴》。这种“历史”追求的是“大势”，即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大势”之下，所谓历史其实是由无数个细节编织而成的。历史的奇妙与不确定，常常使人想到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历史作为思想的一种，具有强烈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历史不是史料，也不是史实，历史是一种思想的建构和对世界的解释。打个比方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和“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都是一种“史料”和“史实”，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才叫历史。电影《七宗罪》讲述了一个诡异的拼图游戏。有时候，历史与写作都只是一个拼图游戏，你所需要的只是将一些支离破碎、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拼接在一起，最终你将看到完全超出你想象的新东西。
水归器内，各现方圆。如果说历史是“水”，那么物质就是“器”。“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海。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人们总是通过物质来定义历史；但历史绝不是博物馆，物质本身也不构成历史。《走出非洲》的作者伊萨克•狄尼森说：“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有你把它们放在一个故事里或者讲成一个故事。”同样，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成为历史，只有你把它们放在一个事件中或者复原一个事件。
毫无疑问，特定社会的物质基础必然会强制推行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历史就这样被物质改变，从而人类历史最终演变成为物质的历史，是所谓“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当然，单纯的物质的历史是无法自足的，它仍然需要技术史、文明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等，来使“历史”更加丰满和完整。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本书并不是一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它是一部思考之书，并不避讳提出一些片面的真理，因为有时片面的真理也可以开辟新的思路，帮助架构一些新的问题。白芝浩说过：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
霍弗说的其实也是我想说的。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只是一位初学写作的业余作者，并非专业历史学者，因此本书的写作大量地借鉴汲取了许多国际历史学者的思想成果和成熟见解。换句话说，本书完全是建立在“二手”资料基础上的、供草根大众阅读的通俗历史文本，并非一本希图“创造”的专业历史著作。甚至说，我只是借历史作为话题，想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粗陋看法，或许作为“信息整合者”更符合我的初衷——只是想把好东西介绍推荐给大家。
虽然历史写作讲究“无一字无出处”，但在这本完全算不上成熟的书中，引用前人的文字还是明显偏多了一些。这种“掉书袋”，一则是因为这些话语太过经典，一则是因为我有点孤陋寡闻，好比第一次看见大海的孩子，对满沙滩的贝壳个个都爱不释手。在这些字句面前，我感到自己是如此愚钝，正如前人是如此智慧。既然有人已经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又何苦自己说一遍呢。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我总是追求完美，却常常看到自己有太多缺陷。这本自不量力之“作品”中，所有错误都由本人负责，这些错误证明了本人在写作时的诸多不完美。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我保持谦卑和上进的警醒。
结束语
写作是一种孕育，痛苦而又快乐。一本书改变不了世界，但一本书可能改变个人，从而改变历史。一滴水可以折射阳光，小细节成就大历史，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宋朝欧阳修不满帝国官修的《五代史》，倾半生心血私人“自撰”了一部新《五代史》，并按“春秋大义”写了“序文”。王安石看到后甚不以为然，批评说：“佛头上岂可著粪？”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有记载：唐朝相公崔群游览湖南东寺，看见鸟雀在佛像头上拉屎，就告诉住持如会说，鸟雀没有佛性，对佛大不敬。如会禅师笑道：鸟雀也有佛性，所以它们才会选择在佛头上拉屎；佛性慈悲，宽忍众生，鸟雀一定懂得。
可想而知，在当下这个由教授、作家、写手和电视“繁荣”起来的权谋历史主旋律中，这本业余级的凑趣之作颇有“佛头著粪”的之嫌。这或许也可说明本人略有几分历史的“佛性”。《六祖坛经》中曾说：“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可以这样说，这本书的写作不过只是“小乘”而已，希望读者诸君能够继续延伸阅读加深层思考做到“中乘”；如果有人因为本书启发而改变了“历史”，那或许就是“大乘”吧。
序者，作者之意也。口占一诗云：
世界兴亡多少事，往来通鉴成春秋。
草根家食无所好，著书不为稻粱谋。
流水今日新煮酒，明月当年旧沉钩。
五千年来谁著史？地球村里说自由。
媒体推荐编辑本段回目录
细节使历史鲜活可扪，引人入胜；细节如窗如镜，让人因小见大；爬梳历史的细节，胜过文学的想象，足见作者的学术功底。 ——鄢烈山（著名杂文家）
内容丰厚，文笔犀利，富有卓识。既不是权谋正史，也不是秘闻野史，没有娱乐，没有媚俗，从人类生活的细节处切入，见微知著，娓娓道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艰难进程，思考历史与文化的真实意义。 ——土家野夫（郑世平）（中国自由作家）
历史，有细节才生动！ ——袁腾飞（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
《历史的细节》，这是被称为“草根才子”的“人类史”，有着当下社会少有的理想和激情。它多少代表了当下汉语的血脉。 ——余世存（自由撰稿人）
我一直喜欢杜君立的文章，犀利、有力度，背后又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支撑，难得的好书、好作者，推荐！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史学专家）
历史的大变局，往往是从一些毫不起眼的细节开始的。看得出，这是一本向戴蒙德《枪炮、病例菌与钢铁》等经典致敬的著作。 ——吴 钩（历史学者）
写得相当好！文笔优美，思路开阔，是近年来我读过的非常到位的书！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百家讲坛主讲人）
小细节，大历史，杜君立以《历史的细节》开创了草根写史的新局面，将历史从宫廷权谋中拉了回来。这部厚重之作视野广阔，立意高远，文笔洗练，思想独到，为我们复原了一个人类语境下的中国。这种基于普世价值的大历史观值得赞赏。 ——罗振宇（自媒体视频脱口秀《罗辑思维》主讲人）
这是一本既富精细知识趣味又具宏阔思想气息的好书！ ——汪绍凯（媒体人）
这是一本需要带着思想和智慧阅读的书籍，但看着不累，趣味横生；这是一本引发我们更多思考、然后恍然大悟的书籍，是可触摸、有温度的历史。 ——姜华（2013 年北京国际图书节读书形象大使，BTV 主持人）
本书既有学术的思想性，又不乏散文的优美笔触，可读性很好。本书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进步，发人深省，在如今历史读物庸俗化的大潮中，让人眼前一亮。推荐。 ——姚坚挺（在校大学生）
书评：我们不是历史的看客编辑本段回目录
－－《历史的细节Ⅱ》读后感
文 / 平中要
霜降这天除了意外的晴朗，一起到来的还有杜君立先生的新作《历史的细节Ⅱ》；而这一刻距离我收到杜先生上一部作品《历史的细节》，已经过了半年时间。将两部书放置在一起阅读，就感觉像是一对儿失散已久的兄弟。
两部作品使用了同样的叙事架构，用器物穿缀起中西的历史，而两者又汇聚成人类文明史的组成部分。我所希望的是，通过作者对于历史的重新爬梳，而获得一种常识的认知，哪怕仅仅是做着接近常识的努力，在这个功利泛滥的时代，《历史的细节》这样的作品，就成为历史写作中的吉光片羽。
一个思考历史的人，是无法回避作为观察者所选择的立场和角度的，甚至于这是比思考和文字更有理由鲜明呈现出的叙事特色。如果我们认同作者的立场，甚至于我们与作者抱有相同的观点，那么，这两部作品，尤其是第二部，所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对一部静态历史的叙述；历史不仅与我们有关，而且也深深塑造了今天的我们，以及汉语文明。当然，还不仅仅是这些，那些曾经形塑了汉语历史的力量，在今天依旧作用于我们和生活，并且可以想象这种力量的惯性对于未来的影响和掌握。
我们不应当满足于只做历史的看客。在阅读的同时和之后，《历史的细节Ⅱ》会带来很多思考，而这些思考注定不会轻松，无论是距离今天或远或近的时空，都与当下联接成一个个循环的回路，直到今天，我们都在这些时间的回路中打转不止。那些历史的细节经过作者精彩的演绎，而问题的答案就漂浮在文字之下，在纸面上呼之欲出。
那些打破时间回路的希望，与其说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认知，倒不如说是对我们所继承的文明遗产的清理，以及历史所遗传给我们的，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天性和禀赋的自省与克服。我很高兴的看到，杜君立用他的《历史的细节》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当然，一部作品最终是由读者通过阅读和思考来完成的。
如果我以上文字让没有读过《历史的细节》的读者略感沉重，那么，我必须在此澄清，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倾向。这部作品无疑兼具史实和趣味性，以及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所要具备的所有因素。
对于一个人来说，百年时光足以让一切叙事盖棺定论；而对于历史来说，一切都只是时间的注脚。向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投下一颗石子，荡起的涟漪也随着河水漂流远去。想象这条时间的河流此时此刻，正在流经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让这人间春秋在时间的亘古中不及弹指；那些尘封在历史中的叙事，仿佛崩断的琴弦上滑落的音符，演奏着纷乱的旋律，而愿我们可以沿着这两部作品的方向上溯时光，在她不舍昼夜的流逝中，寻觅一份不能一瞬的感动。
（《历史的细节Ⅱ》，杜君立著，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出版，定价３9元）
节选：五月花号上的理想国编辑本段回目录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1620年写道，“遍及整个世界的迁移”，包括陆地占领与海上航行，既是“学识进步”的结果，也是一个“被天意命定”的年代。社会学与物理学风牛马不相及，但都“拒绝真空”。对农耕时代后期的旧世界来说，处于石器时代的新大陆就是一个巨大的真空，等待着人们去填满。在哥伦布之前，大海几乎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屏障；在哥伦布之后，大海成为一个最便捷的通道。大海既是强梁的征服之路，也是异端的再生之路。苛政猛于虎，如果远方有伊甸园，即使千里迢迢，为了免受专制权力的奴役和迫害，人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前往；只要前方没有贫穷、没有腐败、没有不公，那么大海就是通向新世界的康庄大道。人类在创造国家之前，就已经创造了社会，或者说，国家是社会的产物。就如同“天路客”在登上新大陆之前，就已经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伟大的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说：
考查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为宗教改革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新教运动席卷西北欧地区。亨利八世借口离婚在英国发起宗教改革，脱离罗马教会而成立英国国教会。随着加尔文教义的传播，“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一些英国人又脱离圣公会（英国国教会）成为分离派清教徒，他们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精神独立，不承认英国国王的宗教领袖地位。“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按照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清教与犹太教是一致的，赞赏生活的理性化。毫不意外，这场宗教分离主义遭到伊丽莎白的严厉镇压和迫害。“凡不承认女王对教会的最高权威或不参加国教礼拜、秘密采用非法仪式者，驱逐出境”。大批清教徒由此逃亡荷兰共和国或者转入地下活动。
16世纪70年代，领导荷兰独立运动的沉默者威廉一世深感战争和政治的罪恶，他建议人们离开欧洲去新大陆：“在一个遥远大陆的荒原上享受自由，比在不和睦家园的安逸中忍受奴役要强得多。”从那时起，就有无数勇敢的人们携妻负子背井离乡，形成被成为新英格兰的移民点。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内实行残酷的宗教镇压，对外展开帆船殖民扩张运动。根据西方传统，新大陆的土地所有权，谁先发现谁先得。在热那亚人哥伦布第二次从美洲返航的那一年，即1496年，威尼斯人卡波特率领的英国船队率先发现并探测了北美洲。16世纪末17世纪初，北美许多海岸地带就这样变成了英国的新领土。伊丽莎白将这些新领土授权给某个人或某个公司经营管理。在1607年，英国就在北美开拓了第一块殖民地，并成功度过了冬天。为了讨好“童贞女王”伊丽莎白，取名叫弗吉尼亚（Virginia，意为处女）。“不自由，毋宁死”，为了摆脱国内的宗教压迫，一些清教徒与弗吉尼亚公司签订移民合同，决定迁居北美。1620年9月16日，35名清教徒和一些破产者、流浪者及其他契约奴，搭乘一条本用来捕鱼的小船，悄然离开英国普利茅斯，前往遥远的新大陆。这艘3桅盖伦船名叫“五月花”，长27米，排水量仅80吨。
“五月花”号上的乘客共计102人，包括3位孕妇，船员不到30人。每人只有不到1平方米的容身空间，船上也没有厕所。船上的生活非常不舒服和不卫生。一些人甚至睡在救生艇里。因为错过了最佳出航时间，他们几乎是在惊涛骇浪中冒死渡洋。一位清教徒差点被吹到海里，幸亏他抓住了一条缆绳。这次航行也没有留下航海日志，大海带来的恐惧与彼岸带来的希望交织在每个清教徒心中。“海浪之高，让他们连一张帆都无法撑。被迫一起躲进底舱好几天。……船上总是湿冷湿冷的——这一艘船上没有一处干燥的地方。船很拥挤，通风很差，底舱没有照明，饮水也不是很充足，弥漫着呕吐的污物和船底渗水的气味。……他们每天都在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感的身上的疾患以及身体的不是作斗争。”或许是上帝恩赐，或许是“五月花”这个美好的名字，在危险而艰难的旅程中，“五月花”只有一个人死去，同时又有一个婴儿降生，当他们到达科德角时，船上还是102人。
这样风雨如晦的日子一直持续了66天。11月11日，船长根据海水颜色的变化以及西边云彩的大致轮廓判断， 美洲大陆就在眼前了。这次航行本来是一次商业行为，但他们到达却不是英国当局管理的弗吉尼亚，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这片处女地上还没有出现政治和法律，也没有国家。更为严酷的是，冬天已经来临。如果登陆后作鸟兽散，那么谁也无法在严寒贫瘠的新大陆度过这个冬天。他们与南美的西班牙海盗不同，这里没有黄金，他们来这里也不是为淘金发财，而是要在一个新“理想国”里开始一个自力更生、高尚纯洁的新生活。“他们之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需要；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去使一种理想获致胜利。”这些反动暴政压迫主张自由平等的“天路客”决定共同签署一份书面约定。除了几个被雇到船上工作还不到一年的海员和几个实在病得无力书写的人，船上的41名成年男子都参加了签署。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真正的历史，常常是许多不确定的叠加，而不是像“正史”那样经过数不清的精确设计和精心雕琢。阅读的乐趣在于，历史的细节之处总是充满太多的惊喜和意外。我们总是无法想像，一个伟大的美利坚民族竟是由这样一群天真的“书呆子”，用一份写在羊皮纸上的书面合同开创的，就如同我们无法想像，他们在建立国家之前先建立了大学。这批异教徒以他们先前在英国教堂里采用的社会契约为样本，确立起一种“民间团体政治”，用来设计一种“为了殖民地总体利益而须实行的公平之法，以及相关的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五月花号公约》树立了一个典范，即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决定集体行动，从而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行使统治必须经过民众的同意；人民可以通过公议的契约建立秩序，而不是由人民之上的权力强加。“自治”意味着一切公共事务必须征得全体自由民的意见，由此开创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这标志着“政府需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文明原则得到认同和实现。它预兆了民主政治的许多理念与理想。
早在五月花之前一个世纪，马基雅维利就用春秋笔法揭穿了君主权力的画皮，他以无情的现实主义拒绝任何道德制约，从而将政治从宗教和哲学中分离出来。在1604年，英国国会的平民院就向国王詹姆斯一世宣布：“我们的特权和自由是我们的权利和遗产，正如我们的土地和财产一样不可剥夺。”在一个前启蒙时代，王权与神权并行统治，《五月花号公约》的出现暗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它以理性主义否定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否认了统治权无须平民认可的现状。《五月花号公约》是此后无数自治公约中的第一个。它所呈现出的依法管理、民众自治理念成为许多居民点和后来殖民地竞相效仿的模式，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五月花号公约》不仅树立了“美国精神”，也标榜了文明尺度和国家道德，成了世界的“光与盐”。这在人类历史中是划时代的。从此之后，人与人之间除过基于暴力的杀戮、征服和奴役之外，又多了一个选择，这就是基于契约的合作。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西方的成功与东方的失败，归结为东方世界缺乏西方成熟的理性精神，而理性是科学的基础。《五月花号公约》所体现出的理性主义和民主精神植根于古老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托克维尔把乡镇自治的传统看成是人民主权和美国人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
《五月花号公约》译成中文不过一二百字，但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它的意义几乎可以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文献相媲美。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之上，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一个相信神圣和高尚人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一群相信文字力量的人也会相信永恒和未来，他们总是充满希望的生活。契约是文明的标志。对每个视他人为地狱的个人来说，契约建立了约束、制衡和保护，使人类摆脱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或者说契约是维护公众利益的利器。清教徒们并没有试图去征服和统治“教外之人”，更没有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对方，而是与对方进行磋商，最后达成一份共识性的公约，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一个正义且被敬畏的制度设计，往往胜过无数善良的眼泪。只有真正的理性才闪现着智慧的光芒，所谓权术和阴谋只能标示人类堕落的深度。一个契约社会也是文明社会，否则就是野蛮的暴力世界或流氓的权力社会。
从劳伦斯湾到墨西哥湾都覆盖着将近20米厚的树叶地毯，除过森林和毛皮，这里没有其他更有吸引力的财富。虽然北美生活着1000万石器时代的土著居民，但他们并没有建立起来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那样的城市文明。从踏上新“普利茅斯”的那一刻起，36名天路客清教徒和66名“教外之人”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在上岸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有半数人冻饿而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引用了一段早期的记录：
他们现已渡过宽阔的大西洋，到达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但既无亲友来迎接他们，又无房屋来供他们栖身。当时正值隆冬，而知道我们这里的气候的人都熟悉冬天是凛冽的，这里常有狂风来袭。在这样的季节，到熟悉的地方去旅行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在一无所知的海岸上安家了。他们的周围满目凄凉，一片荒芜，到处都有野兽和野人。他们不知道这些野人有多么凶狠和有多少人数。大地已经封冻，上面布有树林和灌木丛。到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景象。他们回头望去，只是把他们与文明世界隔开的那片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为了能够得到一点慰藉和希望，他们只能仰首求天。
食物严重缺乏，没有御寒的衣物和房屋，这是17世纪大多数新大陆移民的普遍困境，许多移民点在第一年就失败、崩溃，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特别是早期的人们只迷恋于寻找黄金和白银，这些人既无才干又无品德，酿成了数不清的悲剧。1609年，詹姆斯敦移民点的220名英国人，其中只有60人活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个幸存者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任何英国人留在外国像我们留在新发现的弗吉尼亚那样悲惨。”沃尔特•雷利当初试图建立北美殖民地，1587年，117名移民在北卡罗来纳州罗阿诺克岛登陆。当雷利的船两年后再次来到时，却没有找见一个移民，这就是“失落的弗吉尼亚”。相对而言，33年后的五月花号移民要幸运得多，在青黄不接的最艰难时节，他们得到了土著印第安人的热心救助。这些石器时代的古老部落非常慷慨地送给可怜的“新人类”许多生活必需品，还教授他们种植玉米、捕鱼和饲养火鸡。一年之后，新移民和原住民共度了一个盛大的感恩节，餐桌上摆满了玉米、南瓜和火鸡。1621年4月7日，当五月花号再度起锚时，侥幸活过严冬的移民中，没有一个人要求返回英国。
感恩节很快就过去了，印第安人没有圣诞节，古道热肠的患难之情经不住冷酷现实的折磨，“新英格兰人竭力消灭那些曾经欢迎过并拯救过他们先祖的土著人，同时也消灭了他们先祖的生活方式”。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在《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中讲述了两条船的故事：1620年9月，“五月花”号从英国朴利茅斯港起程，横渡大西洋，为美洲带去102名移民，他们将新世界的落脚点同样起名为朴利茅斯；55年后的9月，一艘名为“海上花”号的帆船从美洲的朴利茅斯起程，乘客是178名印第安土著，目的地是加勒比海种植园。虽然都是乘坐帆船远离故土，但前者的102“天路客”是要在新土地上建立自己的人间天国，而后者却是战败后被贩卖做苦役的奴隶。
美国的伟大就在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中的不幸、不义和不光彩的一面，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容许揭开历史的伤疤，容忍不同观点的审视和批评。“菲利普王”战争发生在《独立宣言》诞生100年前，本杰明•丘奇，这个天路客的后代成为英雄。他身上杂糅了清教徒、水手和印第安人的性格，勇敢、宽容、智慧和悲悯，他使人们领悟，战争的噩梦终究会催生一个赋予众生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在1677年冬的一次战争中，丘奇俘虏了一位印第安老人，他的名字叫“良心”。在信仰时代，清教徒们都相信“快乐源于良心”；在财富时代，人们更欣赏一句话：“忘掉良心，你就会成功。”美国国会2010年12月1日通过议案，向印第安土著和美国黑人支付46亿美元，作为历史上种族歧视的赔偿。其中，印第安人将得到34亿美元，美国黑人将得到11.5亿美元。该议案在投票时以256票赞成和152票反对获得通过。
“五月花”号在北美大陆的登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成为美国民主政治传统的精神来源。《五月花号公约》被视为美国民主之花盛开的前奏，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一叶扁舟漂泊而来的美利坚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其诞生的历史也是关于这两个文本的历史。
180多年后，在当年“天路客”登陆的普利茅斯，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深情地说：“这份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一致认可这个团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与比萨罗这样的西班牙殖民者不同，被称为“天路客”的美国先民远渡重洋的目的十分单纯，不是为了征服这块大陆，不是想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地，而是为了神圣的宗教信仰，他们希望自由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在同一个教堂里敬奉上帝，共同建立一个高尚理性的文明社会。在早期移民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当中，仅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就超过100个，一位历史学者称当时的马州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社区”。他们到达新大陆6年之后，虽然还在为基本的生存筚路蓝缕，就先建立了哈佛学院。“在英国，清教徒的主力一直是中产阶级，而大部分移民也正是来自这个阶级。”到今天，“五月花”号已经过去将近400年，当年“天路客”的后裔已经达到3500多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10。
自从文字诞生以后，文明就发生了分裂，一种是对文字的信任，一种是对文字的利用。前者导致了理性，后者导致了欺骗。文字的契约性常常体现为立法权，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在于立法权，由皇帝垄断立法权的王法导致专制，由广大民众掌握立法权的法治导致民主。近代革命的标志就是以契约性的法律代替皇帝式的权力，然而许多革命推翻了皇帝，却并未建立法律的权威，使整个社会陷入权力失控的流氓状态。《五月花号公约》的意义并不在于契约本身，而在于对契约的信任和遵守，从而实现了政治的文明。“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文件奏效了；因而，西方的新理想国成立了。”离开“五月花”号之后，签署公约的“天路客”们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都谨守自己对公约的承诺，支持他们的“自治政府”。即使日后有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来到了美洲落户，在新英格兰、德克萨斯、加利福利亚、爱荷华和奥利根等所有新殖民地，《五月花号公约》都得到了严格遵守。没有任何可以凌驾于公约之上，就如同没有任何人可以奴役他人，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法治所带来的安全感。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事实上，普利茅斯、普罗维登斯、纽黑文、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均是在没有得到英国的援助和几乎没有让英国知道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帝力于我何有哉”，如同一个美丽的童话，一艘小船满载着梦想，最后带来的一个国家，这是奉献给一个悲惨世界的最伟大的礼物。“五月花”号开创了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并留下一个感动人类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对于喜欢思考的人来说，常常会做这样的假设：如果“五月花”号上坐的是102名中国人，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结局呢？
当年“五月花”号上的“天路客”面对的大陆就如同他们面对的羊皮纸，这样的“一张白纸”正适合他们画出自己的梦想。《五月花号公约》正是这个梦的开始。在美国诞生之前，他们经过一代代地梳理，从《大宪章》以来的英国遗产中已经勾画出一个新版本的国家草图。在英国“共和革命”时代，马萨诸塞殖民地已经从容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任意剥夺其生命、荣誉、财产；不得任意逮捕；未经法庭审理不得任意惩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非得到依法赔偿，公家不得任意征用；法律判决前不得人身限制；不得自证其罪，等等。这些闪着自由和人性光辉的字句在百余年后化为伟大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
如果说《独立宣言》是《五月花号公约》的延伸，那么《五月花号公约》就是《大宪章》延伸。400多年前，英王约翰和贵族骑士们签署的《大宪章》：“在国家法律的合法裁决之前，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和剥夺权利……”；250多年后，在“五月花”号驶过的哈德逊河口，树起一尊美丽高傲的自由女神像，她左手捧着《独立宣言》，右手高擎火炬，面向着辽阔的海洋，迎接着向往自由和梦想的人类精英。作为第一个使用电弧光的现代灯塔，这份珍贵的百岁寿礼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她的下面就是美国移民博物馆。在神像基座上刻着埃玛·娜莎罗其的诗：
送给我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
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
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
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
一齐送给我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Ⅱ》，杜君立著，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