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从消费者到公民
2013.3,15
消费者公民化
中国传统上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叫做“天下”，天底下就只有“我们”中国人，边远蛮荒地带或许也有人，那些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都是些比较愚蠢的蛮夷。郑和下西洋就是去给蛮夷“送温暖”的，让他们体会下我天朝之仁慈慷慨和富庶。
当1840年的炮火在海上响起，中国的权贵们还以为这些蛮夷来要饭了呢。圆明园化为灰烬，慈禧挟持光绪一路裸奔，这场武器的批判打掉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也打掉了中国的自恋和自慰。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甚至专门有一款写明，以“洋”字代替“夷”字，以表示对外国的尊重。
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使“洋”文化进一步普及。洋布、洋火(火柴)、洋丁、洋车、洋房、洋灯、洋戏、洋话、洋人……等等，许多词甚至一直沿用到现在。洋气成为时尚的代名词。直至随着五四运动而来的德先生赛先生(科学与民主)，西方先进文化在西方先进商品之后形成更大的历史冲击波。
五四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彻底颠覆了传统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启蒙了中国，国家概念第一次变得清晰起来。基督纪年的西历代替了中国传统天干地支的农历，星期制和24小时制全面施行，西医代替中医，太监和跪拜被禁绝，汉语拼音代替传统记音，甚至鲁迅胡适蔡元培等提出以拼音代替汉字。
在新军崛起之后，中国全面进入热兵器时代。与此同时，教育上以洋学堂代替私塾，大学教育拔地而起。政治上也进一步“与世界接轨”：政府代替衙门、警察代替衙役、法律代替王法、法律和法院走向独立。媒体的诞生使中国的民间话语生态从街头巷议走向社会政治层面，甚至成为第四种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彻底改变现代中国——或者说彻底消灭传统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此背景下来到中国，并在这里生根发芽大成气候，乃至21世纪仍硕果仅存红旗不倒。
“新中国”60年历程中，前30年封闭内向，除过勒紧裤腰带“援助”非洲阿尔巴尼亚之类的“新蛮夷”——所谓“社会主义兄弟”，一方面疯狂地“超英赶美”“大跃进”，一方面彻底灭绝仅存的中国传统文化，破四旧、文化革命、批林批孔将“去中国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无数的古建筑、文物和城墙被捣毁，甚至故宫都差点被拆。大跃进中出现的齿轮崇拜、卫星崇拜、原子弹崇拜，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国对西方科技水平的急切和焦虑。
后30年是“开放”的30年，归国华侨和海归是“最可爱的人”，好比之前“毛主席派来的”。西方的科技产品源源不断，外贸商店和外汇兑换券成为一代人显赫的标志。这一时期，还谈不上什么国货，只说“进口货”，“进口”意味着权势、意味着奢侈、意味着优质、意味着稀缺、意味着时尚。
这种进口崇拜从深层次上讲，是源自民族深深的自卑感和虚荣心。30年后的今天，每个人仍可以遇见这样的现象。比如某政府机关办公楼工程招标，要求所有的电梯、空调、电器设备、装饰材料等等必须原装进口，哪怕一个小小的卫生间照明开关，也必须用原装进口的西门子。
国货的提法准确的说，是一种政治介入经济的社会文化现象，虽然晚清时期民族工业起步，也一度大兴“国货”，但国货第一次成为思潮，则是在1930年代的上海。当时日货倾销半壁江山的中国，国货遂成为爱国的标签，乃至发生了许多爱国愤青捣毁日货商店的事件。
今日之世界已经实现全球一体化，WTO使中国在经济上彻底成为世界一分子，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乃至西方人惊呼没有中国将无法生活——吃的穿的用的无一不是来自“中国制造”。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使“中国造”价廉物美，从而引发西方累累对中国施以反倾销惩罚。这些经济纠纷曾激发无数中国爱国青年的“国货爱国”。但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国货式爱国往往不堪一击。
许多所谓的国货其实并不是“中国制造”，而仅是“中国加工”。许多所谓的外国货则由中国企业代理销售，甚至原料来自中国。合资、独资使所有产品都跨越了国家概念，用国家这种政治概念来定义经济领域的商品性质肯定显得牵强附会。
人的启蒙首先是自我的觉醒，对中国人来说，国家概念刚刚形成，就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欧盟模式让世界看到一个未来，国家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只有地球才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公司这种社会组织成为超越国家的全新人类组织。
当三聚氰胺丑闻彻底玷污了“国家免检”的时候，中国人能作何选择呢?为了打压国人抢购洋奶粉的狂潮，香港甚至诉诸严刑峻法。一个国家的品牌形象和商品品牌一样，需要很多年才可以形成，这里有一种信任和责任。对中国来说，所谓国家信用或许早就刷爆了。
在一个iphone风靡的中国，当“国货当自强”成为一句广告词时，只能让人感到一种煽情和迷惑。脑白金的中国，谁也无法拒绝所有国货的电脑里有一颗英特尔的心。甚至离开精良的“日货”，中国人就无法照相、摄像、复印，就连电视的宣传洗脑工作都无法完成。
事实上，娃哈哈饮料、汇源果汁、中华牙膏等等虽然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但企业却是全球化的国外公司。国货即使不是一种狭隘的词语，至少也是一个过时的词语。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商品面前，你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消费者应当是理性的，他对任何商品的消费都在为国家贡献税费。消费者的权益和公民的权利是两回事。爱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国货则很小。道德来源于信仰，法律是正义的底线，“国货式爱国”是一种道德标榜，甚至道德胁迫，与正义无关。
国货与国学一样，是一种无意义的自慰，与传统精神无关。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只在民间，只在草根那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只有母亲纳的鞋和妻子手织的毛衣才值得永远珍藏。国货与国学一样，只是一个牌坊，被精英们立起来，代表自己很贞节。无论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还是从公民的角度，发生在去年的“人造韩寒”事件和“9.15”暴力砸“日货”事件都值得人们沉思。如果说前者是一场公民与理性的觉醒，那么后者就是一场权力与群氓的狂欢。
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人无法抗拒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反日货运动不可避免地沦为一场愚昧反智的闹剧，LV情结与iphone崇拜继续风靡着中国。王石说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里，全球的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购买世界各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对于知名品牌来讲，你已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国家属性，也许一个上百年的法国品牌的控制人已经更换成日资，而不被消费者知觉。对于消费者来说，只要品牌的风格没有改变，资本属于哪个国家的投资人控制是无所谓的。”
如果国家过度地介入了市场，这个市场就不是自由的。一个消费者在消费商品的时候，即被政府“偷偷的”征走了税，他就“被”作为纳税人。在国家层面，政府要求每个人都要“爱国”，人们也是政治商品的消费者，就后者而言，每一个人都是公民，不仅是中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
尽管在这个去政治化去公民化的神奇时代，大多数中国人只是一群没有公民权的“普通老百姓”，但走出这个这里，你作为人类，就是一个有尊严的世界公民。没有消费的民主，就不会有政治的民主。而前者常常是后者的前奏。一个国家，没有伟大的消费者，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企业，更不可能有伟大的公民。总这种意义上来说，消费者维权与公民维权是一回事，就如同义务与权利无法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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