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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记者在中国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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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2013年度第4期封面南都周刊2013年度第4期封面

  《纽约时报》如何报道十八大

  杰安迪(Andrew Jacobs)的办公室有一股浓浓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风。

  那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一个单人间办公室,其西北角紧挨中国外交部。

  狭小的空间里放了7幅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间的宣传画:有“美国侵略者必败”的,有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构筑防原子工事”的,也有以往中国党代会的宣传画。

  2008年,杰安迪成为《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而这些画则是他1985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以两毛钱一张的价格在新华书店买的。那时,中国正从“文革”的狂热中醒来,大多数中国人还穿着清一色的蓝色服装。1988-1989年间,他再次来华,在湖北大学当了一年英语老师。

  跟杰安迪一样,《纽约时报》现有的5名驻京文字记者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中国背景。他们或在中国上过学,或大学刚毕业时来中国当过老师,或因不同原因在中国有段短暂停留。

  加上另外1名驻沪记者和1名驻港记者,《纽约时报》驻华团队在2012年写了600余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人权和社会公正等。

  “被拴着的看门狗”

  “作为更关注高层政治等领域的媒体,我们像被拴着的一条狗,不能很自由地到处跑。这种障碍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只是每个国家给你活动的篇幅不一样。你无法踏上那块土地,但是你又必须去瞧瞧那边有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职责就是介绍这块地。”《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用中文说。

  正如其著名的办报方针“报导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一样,《纽约时报》驻华团队的选题标准是“做记者们认为重要的新闻”。

  “关键是‘适合’,‘适合’不是指文章所占篇幅,而是指新闻的‘相关度’和‘重要性’。”张彦(Ian Johnson)如此解释《纽约时报》涉华报道选题标准。他是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那时,他还是《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

  2012年,由于中共十八大召开和一些特殊事件,《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政治新闻进行了充分报道,对与政治相关的民族、人权问题等方面的报道也同样充分。

  尽管对于所有的外媒来说,去年中国最重要的报道主题是十八大,但是张彦认为草根阶层如NGO等为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作为一个综合类报纸,《纽约时报》没有特别侧重某个领域的报道,除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也会关注大众流行文化。

  当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在中国流行时,黄安伟(Edward Wong)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是北京分社的另一名骨干记者。黄安伟是华裔,伊拉克战地记者的经历练就了他对复杂局势的敏锐判断力,同事赞其“记忆力惊人,像电脑一样”。2008年,他凭借对伊拉克的报道入围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黄安伟关于《非诚勿扰》的报道,刊登在2012年1月1日的报纸头版,里面提到了节目的被整顿、金钱的魅力、嘉宾们在舞台下的丑闻,并且更多地分析了观众对低俗娱乐节目的需求与官方传统得体的观念间的冲突。

  去年3月初,他们觉察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变慢的迹象,之后保持追踪,6月8日、9日和10日,他们连续三天报道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的迹象。

  当事件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时,他们也注重对中国的强调。2012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缅甸,缅甸面向印度洋,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能够为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提供一条便捷的运输通道。《纽约时报》在1283字的报道中30次提及“中国”,称奥巴马对缅甸的访问使中国“震惊”;在报道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时,“中国”也被多次提起。

  当然,中国国内媒体所关注的新闻事件,他们也没有落下。乌坎选举、因环保问题引发的什邡启东及宁波的群体事件、陕西怀孕7个月的孕妇冯建梅遭强制引产事件、中国各地民众的反日游行等,一一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

  至于中国媒体未能引起足够关注或未能报道的领域,他们也进行了“跨国舆论监督”。他们揭露了中国媒体有偿报道乱象,探析了中国的移民潮,甚至还有专门的文章介绍中国的“双规”。

  “有人觉得我们是在闹事儿。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力所能及地去调查真相,做些突破,试着进去挖一下。”安思乔说。

  《纽约时报》更有经济方面的调查报道。这个领域的报道主力是驻沪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他的中文名字很“中国化”,以至于曾有人误以为他是另一位华人“张大卫”——《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的社长。

  2012年,《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名为“The iEconomy” 系列的专题,分析全球高科技产业面临的挑战。该系列的第二篇“在中国,人力成本是建成一个iPad”( In China,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an iPad)聚焦中国,上了1月26日的头版。5538个单词揭露了苹果在中国组装iPad和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涉嫌剥削工人的现象及其存在的安全隐患。

  尽管做报道时受到了一些干扰或者限制,但是《纽约时报》还是在尽量一点一点解读中国。

  “独家新闻固然重要,但是抢独家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讲好每个关于当代中国的故事。”这是杰安迪的理念。

  “比如,在写关于GDP的新闻时,我并不喜欢去查一大堆数据,我更关心经济下滑如何影响普通家庭,未婚青年如何应对飙升的房价等问题。”杰安迪称。

  关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立场,安思乔的解释是:“作为一个监督的角色,媒体应该报道一切不被公开的东西。不管在哪个国家,我们都会去监督他们的国家和政府。对一些没有公布的社会现象,我们要去调查、去公布,但这些不被政府公布的事情往往恰恰具有负面色彩。我们没有针对中国的意思。”

  “临界质量”

  “2012年的独特之处在于,更多的政治新闻来找记者,而不是记者绞尽脑汁地去找新闻。而中国新闻也成规模地进入了美国读者的关注领域。”安思乔说。

  但是,在2012年元旦时,驻华记者们还在预感权力交接年的政治新闻可能会“比较单调”。那时,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薄熙来的政治前途。然而,“在王立军2月6日出走美领馆之后,一切都变了”。

  《纽约时报》开始了系列报道。除了追踪官方发布的消息,他们还报道了薄王事件涉及到的其他当事人,如一些房地产商和一些外国人,薄熙来之子在英美的奢侈生活,等等。他们独家采访了薄熙来的前妻。对于王立军“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他们也有相关的深度报道。

  至于各方对该事件的反应,如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后中国各媒体的反应等,他们也做了解读。

  大部分系列报道都建立在团队合作基础之上。尽管在去年三月份,他们未能第一时间抢到尼尔·伍德被谋杀案的一些消息,但是,对于薄王案的背后因素及情节,他们走在了独家新闻的最前沿。而且在后期,他们做了更多更深度的报道,因为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求证”。

  “如果中国市场化媒体能够在今年三月份把那些报道发出来,就能证明报道中国最强的还是部分中国媒体,而不是我们外媒。总体而言,我们在内部渠道与人脉资源方面是一个弱势群体,在跑中国高层政治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战场。但我们的优势是风险相对少。”安思乔说。

  由于无法获得官方回应,求证过程就显得非常困难。《纽约时报》2012年的涉华报道中,除一组最受关注的经扎实调查的深度报道是建立在查阅大量文档的基础上的,其他全部来自二手消息源。

  不同的二手消息源对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解读,这时,记者的判断力和信源的可信度就显得至关重要。判断过程跟原子反应过程中的“临界质量”很像,即“维持核子连锁反应所需的裂变材料质量”,当各种二手信源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并且符合逻辑,记者们就基本可以写了。

  至于独立的消息源,他们一般不会采用,不管该消息源有多好。所有的报道必须经过2-3名独立消息源的确认才能写。

  “针对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内部各个圈子往往会有不同的说法,为了保持信源平衡,我们需要采访很多人。不过由于字数的限制,我们一般无法把很多细节或微妙的地方写进去。”安思乔说。

  由于网络的迅速传播,关于访2012年的一些特殊事件,有些报刊登了未经证实的消息。《纽约时报》也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因为有媒体报道了,网民也在热议,他们被迫要去证实或证伪这些流言,而在过去,他们是能直接忽略这些的。

  当大量匿名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境外网站满天飞的时候,《纽约时报》还是靠自己的判断力,谨慎地抵制住了这些“谣言”,尽管这个过程非常困难。

  其实,这种困难是在中国做报道所长期存在的,只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集中过。由于没有直接与官方对话的渠道,在一些事件中,信息源也会出现不平衡的状况。

  “不是说我们要做不客观的报道,而是根本无法获得官方的说辞,我们只能有时引用下《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平衡信息源。”杰安迪说。

  有时候,他们也能从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得到一些评论,尽管这些评论有时不是那么切题,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十八大“剥洋葱”

  按照惯例,有党代会的年份都是记者们忙碌的一年,但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却让记者感觉“前所未有的忙”。

  “2002年也比较忙,那时我还在路透社。但那种忙是自己设计的,觉得要对新任领导做一些人物特写。但是今年经常都来不及做这些,因为有的事情到最后一段时间才尘埃落定。”安思乔说。

  为报道十八大,一名《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公司下属报纸)记者和一名《纽约时报》驻港记者也加入了报道团队。而此前,他们已经做足了功课:查阅了大量文献以更好地了解党代会背景。

  十八大于北京时间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但直至9月28日,新华社才发布了这一消息。滞后的官方消息也给记者们带来了不便。

  “我们一直在研究十八大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经济?外交?民生政策?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党代会的日期直至最后一刻才公布。我们不知道党代会的议程,也没有机会参加党代会之前相关的一些会议。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除了听工作报告,党代会具体是干吗的?”张彦问道。

  对于十八大,他们最为关心的议题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军委人事安排和军委主席位置;如何设置未来的改革议程。这些在《纽约时报》网站名为“卫兵交接”(Changing of the Guard)的专题中都得以体现。

  这组以十八大为主题的专题包括视频、图片和报道及分析。视频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人权状况等等。

  截至2012年12月29日,该系列文章共有28篇。从7月到十八大结束后期,均有追踪报道。主题涉及十八大前期的军方需求、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日子、地方债务危机、中国的移民潮等;十八大结束之后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对部分新当选常委及习近平之妻彭丽媛的特写、新领导班子面临的挑战和各种社会问题等。

  鉴于十八大会议之前存在着一定变数,《纽约时报》这组报道也在跟着变。最终结果也显示,他们的报道是紧跟变化并且准确反映了这些变化的。

  胡锦涛做十八大报告当天,会场出现了一个小意外:所有外媒记者都没有拿到文字稿,只有党代表有。而此前的党代会,记者们都能提前拿到讲话稿,边看边听,分析讲话中的“新提法”。没有文字稿给记者当天的写作也带来了一定困难: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讲话内容。

  新的领导班子与记者见面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在肯定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指出了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放缓的经济增长、国进民退、移民潮、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等,同时就中国是否会实行改革打上了问号。

  尽管对十八大做了系列报道,但是对于《纽约时报》记者们来说,很多事情仍是一团迷雾。如何把这些扬2012年剥离出来的各个细节拼凑成一幅更清晰的图,他们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的那几天,他们甚至还配备了望远镜。“我想看看有没有领导人睡着了。”杰安迪开玩笑道。

  朝日君,晚安·哦呀苏咪

  “朝日君”来了。

  2012年5月27日,“连日本鬼子来了都没好意思说这块土地是天皇的”,这条微博让朝日新闻中文网官微迅速走红,再加上“鬼子可以转一下么”的自嘲,更是带来近七万的转发量,并一下增加了三万多粉丝。

  此前一个月,日本朝日新闻社开设中文版新闻网站“朝日新闻中文网”,并将编辑部设在东京。其中,微博团队由主编野岛刚带领,共有三名日本人、两名中国人。野岛刚中文流利,性格随和,“不严肃,在日本人中比较少见”,经常跟员工开玩笑,编辑们称其为“刚哥”。

  中国网民亲切地称他们为“朝日君”。《一个》副主编 @青年小饭 称自己是朝日君的“铁粉”。

  卖萌不可耻

  他们爱调侃。日本演员矢野浩二来中国参演电视剧《盛宴》,扮演一名地下党员,发了一张依偎在女八路怀里的照片。他们“怒斥”矢野,“部分鬼子干部,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吸引,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与培养”;他们还“爆料”自己的主编“刚哥”,说他是个怕老婆的主儿。

  他们聪明,会“入乡随俗”。2012年5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临时取消原定于5月24日访问日本的行程。当天,朝日新闻中文网发布该消息时被审核,之后修改了关键词,称“中国的那个谁临时取消了原定于24日访问日本的行程”。

  他们“纠结”于日本频繁换首相,称“我们又双叒叕换首相了”。截至发稿前,该条微博在新浪的转发量已达33614次。

  他们还与微博上人气颇高的日本女星苍井空互动。苍井空在微博发了张来华吃西瓜的照片,并感叹“很便宜,我来中国绝对买西瓜”。有人回“这下知道日本人进村为何喜欢抢西瓜了”,朝日君则回复称“最喜欢的不是抓老母鸡么?”

  但在之前,朝日君的风格并不是这样。

  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后,朝日新闻决定利用微博向中国民众传递信息。那时,他们还叫“新鲜日本官方微博”。尽管粉丝数目有所增加,大部分微博的转发与评论量却都是个位数。

  对于中国读者想要阅读什么样的新闻,朝日新闻并没有充分的数据进行衡量。同时,鉴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兴趣爱好与日本人有所不同,如何竭力抓住读者的需要,成了朝日新闻中文网尤为重要的事。

  2012年,随着更多国际媒体的中文网进入了中国,如纽约时报中文网、IBTimes中文网等,朝日新闻中文网也在当年的4月正式上线。“新鲜日本官方微博”易名为“朝日新闻社官方微博”,继续进行常规新闻发布。但风格还是比较“呆板”,应者依旧寥寥。期间除了关于日本美少女组合NMB48有801条的转发量外,其他常规微博的平均转发量不足5次。

  为了使朝日微博“更加生动、人性”,“同时吸引人气”,一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编辑开始指导整个微博团队编辑微博。2012年5月15日,朝日新闻中文网发了第一条新闻以外的微博:“咪那桑,哦哈哟!大家早上好!东京正在下雨,但空气质量还不错,你们那儿如何?”这条微博得到逾30条 的评论,较之前得到的反馈有大幅度上升。

  此后,朝日君的卖萌便一发不可收。有粉丝建议其微博头像应该采用跟其报头一致的欧阳询手迹,他们回复称,“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我们走时尚路线的。”

  除了“时尚”,他们还乐于社交,广发交友帖。从南方报业集团旗下诸报刊杂志到《环球时报》,一一被他们@。他们还会引用菲茨杰拉德的名言“检验一个人是否有第一流智力,就看他能否同时持有两种相反观点而仍能保留住行动能力”,请《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指教”。

  风格的转变使得微博的关注者以“超出预想的速度快速增加”。目前,其在新浪和腾讯两个微博的粉丝总量已经超过了100万。

  晚安·哦呀苏咪

  每晚,朝日君以一条“晚安·哦呀苏咪”的帖子总结当日微博世界里的热点。“哦呀苏咪”在日语里为“晚安”之意。每一条晚安帖都是手书的时政谜语,既传神又象形,谜底深邃且幽默。

  2012年12月24日凌晨,他们向中国网友道晚安,写了“北、南”二字。其中,“北”字的中间加了八竖,“南”字部首“十”换成了“中”。网友纷纷表示没看懂。@参考消息 解读为“北方暖气片,南方电阻丝”,而朝日君的本意则是“北方开暖气,南方开空调。”

  这一天,中国普遍降温,北方下降8-18°C,而南方则是大范围阴雨天气。尽管北方气温更低,但没有暖气的南方更加湿冷难熬。

  晚安帖的发布始于2012年5月底,由负责指导团队发微博的编辑创作。他自幼学习书法,上学时课本上基本写满了字。而平时,只要手头有纸和笔,他都会不自觉地写起来。最初的晚安帖为轻松幽默的中日双语的日本谚语,如“娶了懒媳妇,穷了一辈子”,基本以展示硬笔书法为主。后来,帖子才渐渐发展为与时事结合并且加上汉语拼音的风格。

  除了发晚安帖,他还负责一些比较自由的评论转发。前面提到的“鬼子可以转一下么”、“我们又双叒叕换首相了”等微博,以及调侃矢野浩二和苍井空等,都出自他的手笔。

  评论转发既要轻松幽默又不能显得轻浮,分寸比较难掌握。有时卖萌过了头,主编野岛刚也会提醒这是朝日新闻的官方微博,“要有足够的紧张感”。偶尔,野岛主编也会亲自回复网友的评论。

  晚安帖的素材一般来自中国微博世界里当天最热的新闻事件,选题“更愿意选择比较硬的社会或政治新闻。”

  2012年12月7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赴外地考察,首站选择了深圳。当晚,朝日君的晚安帖为“习近平”。其中,整个“习”字和“近”字部首部分的“点”被加粗,构成了一个“小”字,与后面同被加粗的“平”相应。

  12月8日的晚安帖再次夸习近平,是个巧妙的双关:“習敬平”。

  12月9日,晚安帖第三次提到习近平:平易见人。习近平在南巡过程中未封路,也没有警卫层层包围,有网友称其车队夹杂社会车辆并上传照片至微博。网友对领导人的举动纷纷表示赞赏。

  朝日君将汉字的拆分与重组玩得游刃有余。去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央视进行了“你幸福吗?”系列调查,街头采访忍俊不禁的一些回复在网络热传。这么好玩的问答,朝日君当然不会错过。2012年10月4日的晚安帖为缺了各个部件的“幸福”。没土、没¥、没田,只剩一件衣服和一张嘴。你,幸福吗?

  去年10月,河南平坟运动被媒体披露后引发了极大争议。朝日君的晚安帖为“祖坟”二字。但是,两个汉字的头都没了,似有一部推土机开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论象形还是字义,都恰到好处地吻合了“平坟”。

  面对如此卖萌,网友惊呼其汉语功底的同时,也会调侃下他们,称“太君,你滴良心大大滴坏了。”

  除了拆分重组汉字和双关,“象形”是他们的另一个玩法。2012年11月25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成功起降歼-15舰载机,下达起飞指令的动作“航母style”掀起网络模仿热。晚安帖也来凑热闹:“走你”。汉字姿态跟“航母style”完全吻合。“走你”源于北京话,大意为“走一个”。该帖有近7000的转发量。

  《新周刊》执行总编 @封新城 如此惊叹他们的创意:“会玩微博,更会玩汉字。关于汉字,我们应该在他们面前汗颜吧?”网友“和菜头”赞其“不愧是萌国呀,朝日君。”

  不过,晚安帖的选材也“不排斥比较软的娱乐或其他新闻”,也偶见轻松的调皮,如将李安导演的大热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e)改为“life is pì”;在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那天给玛雅人差评,称其信用为0;“元芳体”在微博传得火热的时候,他们“热烈庆祝元芳咨询公司挂牌成立”。

  对于中日关系的紧张,晚安帖表现的则是幽默的自嘲。2012年8月19日,周日,中国部分城市进行了保钓游行并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当晚朝日君的晚安帖是“星期日”三个字,三个汉字中涉及“日”的部分都被打上叉。

  那些“或被削弱的声音”

  有时,灵感也会乍现。2012年9月28日,晚安帖编辑跟朋友吃完晚饭正在回家的地铁上。同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而在之前的8月,薄妻薄谷开来已因故意杀人罪在合肥被判处死缓。在晃荡的车厢里,他突然来了灵感,拿出纸笔,中途下了车,在站台写下了当日的晚安帖:子瓜。网友惊呼其“对中国研究比大多数中国人还明白”。

  除了书法,画画也不在话下。去年11月1日的晚安帖是一幅画,上方是一戴红袖章的小人,中间写有“Beijing 2012”,最下方附有七个奥运环。为“保卫十八大胜利召开”,北京街头出现了很多戴红袖章的“志愿者”。巧合的是,11月15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竟然也是七名,神奇地呼应了晚安帖的七环。

  对于被中国官方媒体忽略的新闻,他们也毫不怠慢。2012年12月14日,河南省光山县陈棚村完全小学22名学生被一男子持刀砍伤,同一天,美国康涅狄格小学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20名儿童在内的28人死亡。《新闻联播》就美校园枪击案发了头条,对光山被砍伤的儿童却选择失声。当日晚安帖下面为“光”,上面是个倒置的“山”,“光山”二字合二为一又巧妙地组成一个“腚”的形状。网友解读为“光山想捂屁股没捂住。”

  这并非朝日新闻第一次关注中国儿童。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五名留守儿童在垃圾箱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11月18日的晚安帖内容为“垃圾箱”三个字,其中“圾”的“人”部分用红色标出:小小的人蜷缩在那里,伴随的是血一般的红色。

  朝日君几乎见证了2012年中国的每起天灾人祸,晚安帖让网民听到了那些“或被削弱的声音。”平安夜,江西贵溪幼儿园班车侧翻坠入水塘,11名4-6岁儿童的鲜活生命就此陨落。次日的晚安帖为11名罹难儿童送上了哀悼:列出每名儿童的年龄,每个年龄上方附有一个天使头上的光环。

  尽管部分晚安帖遭删除,但是整体而言,这些帖子还是注重尺度的把握,“一般仅为描述客观事实,避免加入立场和态度。”对于删帖,主编野岛刚说, “在这方面我们尊重微博运营商的判断。”

  作为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的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已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7年。

  和他的前任何伟(Peter Hessler,《纽约客》驻华记者,著有《寻路中国》)类似,欧逸文描述中国的文字,用词漂亮考究,连驻华的外媒同行们都流行追看他在《纽约客》网站上连载的专栏——中国来信 (Letter from China),这些文章被视为解读中国的经典美文。

  欧逸文认为,预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是从拿破仑以来西方人一直很热衷做的事情,如今这已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我现在做的大部分工作是描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然后去解释为什么,以及中国怎样在新的世界版图里扮演新的角色。”

  用博客点评中国

  欧逸文并非新闻科班出身,他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学系。也许是为了契合《纽约客》的风格,欧逸文采写了各种类型的中国人物,既有贾樟柯、韩寒、胡舒立和李阳等名流,也有像他的书《中国愤青》里主人公唐杰这样的普通人。

  用几个月的时间、几万字的篇幅去描绘一个中国人,他采取方式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想尽一切办法紧贴对象,去他的家、办公室,甚至跟他一起旅行。

  但这并不表明他遗忘了自己的专业出身。他频繁发布的博客文章,很多都是对时政的犀利点评。

  他全程采访了中共十八大。他在博客里写道:大会堂是毛时代的人民圣殿。近年来,它向商业敞开了怀抱,《大河之舞》和百老汇音乐剧《Cats》在这里找到了舞台,肯德基2000名经理云集于此商讨炸鸡之道。周四,当他们迈着精确的政治猫步走上红地毯时,至少在这几个小时里,大会堂再度充溢着圣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一任常委见面会后,欧逸文也走了一下红地毯,端详着习近平刚才站立的地方。“那里贴着‘1’字,这意味着,只有中国权力最大的人才有资格站在这里。透过一品红和兰草丛,眼前是密密麻麻的相机镜头,还有十几亿人的期待。”

  欧逸文试着从中国新领导人的角度去审读中国。他在文章里评论说,那位有着播音员一般浑厚磁性嗓音的人,将会面对一个面貌迥异的公民社会:伴随着科技发展和财富增加的,是愤世嫉俗。

  “他会比前任们面临更多公开且无情的质疑。” 欧逸文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认为2012年最重要的中国新闻是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交接。不光是换了面孔和名字,其交接过程也有了一些变化迹象。

  他对十八大的关注从开幕式持续到常委名单公布。他从这次盛会的细节中读到一些微妙的变化。“习近平的首次发言没有使用那些惯常的口号,作为新的最高领导人,他利用这个机会展示了不同的风格。”欧逸文告诉《南都周刊》记者。

  他认为新班子面临很艰难的任务。在建立权威方面要比前辈们面临更多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经济领域,还是在外交方面,即使是对比十年前,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多了。“现在说他们是否能比前十年干得更好,还为时过早。”

  “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习近平正努力去除繁文缛节,强调实干。”欧逸文说。

  描画“铁老大”

  2012年的欧逸文是兴奋而忙碌的。他的文章涉及了几乎中国所有的热点事件,包括中共十八大、反日游行,莫言获奖等,甚至还有陕西表哥和广东房叔。

  欧逸文平均每月在《纽约客》网站上写十几篇关于中国的博客,他见报的大稿,最新的一篇是去年10月份的《铁老大》(Boss Rail),该文借刘志军落马对中国铁道部进行了全面梳理。

  他如此形容这位前部长:刘志军将他凌乱的黑发往中间梳以掩盖秃顶,戴一副牛角材料的方框眼镜,这种眼镜在党的高层干部中非常流行。

  为了向美国读者形容中国“铁老大”的概念,欧逸文巧妙地利用了数据对比。他笔下的北京南站,“和帝国大厦所用的钢材一样多”,而每年的旅客吞吐量可达 2.4亿人次,比美国最繁忙的火车站——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 Station)高30%。

  他说,中国铁道部的员工数量几乎等同美国政府的所有文职雇员。这个“官僚帝国在规模和独立性上仅次于军队,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法官, 铁道部是国中之国。”

  欧逸文一般两到三个月出一篇稿,有的时候是六个月一篇。一篇文章大概要采访五十到八十个人,积攒有两百到三百页的采访文字。在《纽约客》,昂贵的差旅费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这让《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摩尔极为羡慕。

  “如果编辑认可你的故事的想法,觉得有价值,他会为你努力争取足够的条件让你去做。”在一次讲座上,欧逸文告诉他的中国同行们。他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有《纽约客》这类的杂志存在,自己能够为它工作,非常幸运。他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成本的问题而被拒绝某个选题。

  “当然,记者也不可能靠这个发财。”欧逸文说。

  此外,《纽约客》的信息核实制度(fact-checking system)也让欧逸文颇感自豪。这个信息核实部门像一个独立于编辑团队之外的审计员,对每一篇文章中的每个字进行核实,有二十到三十个全职人员进行工作。

  欧逸文驻华之后,《纽约客》总部增设了两个事实核查员。他们都会讲普通话,有一个还会讲广东话。他们会在核实之后的字上画一条线,表明事实核查员对这篇文章所有文字的准确度和可靠度负责。

  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会由事实核查员通过打电话或者写E-mail进行追访。 “被采访的人可能会非常惊讶,他一开始在街上碰到一个老外,被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三个月后,他又接到来自纽约的一个越洋电话,用普通话问他对三个月前一场篮球比赛的看法。”

  中国与乡愁

  谈到2013年,欧逸文告诉记者,他的新书已进入收官阶段, 但还不到剧透的时候,但他相信,内容一定会吸引中国读者的兴趣。

  新的一年里,他将继续观察不同人的生活状态,在对繁荣、平等和道德的争论中,他们所发生的改变。“在中国,人们对上述概念的理解和诠释,每个月都在变化。”

  最近欧逸文采访了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观察他和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学生之间的交流。“他对公平、道德和市场经济的论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纽约客》的前任驻华记者何伟是很多中国读者眼中的写作大师,也是不少中国记者的偶像。当记者向欧逸文抛出与前任对比的问题时,欧逸文表现出了中式的谦逊:“我觉得何伟是一个更好的作者。”

  不过,在2011年北京798艺术区一次几乎没做前期宣传的媒体讲座上,欧逸文惊讶地发现,台下坐满了中国同行和热心读者,连过道都挤得水泄不通。

  “欧逸文采访风格扎实沉稳,文章不但有料,其文笔也带来了阅读快感,”一位旁听过讲座的北京记者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说。

  欧逸文曾说,中国能勾起他的乡愁。他是个 New Yorker,也是个Bei Jinger。

  与大多数驻华记者租住外交公寓不同,欧逸文和他的美国妻子租下了北京毗邻孔庙的一座四合院。他从事的职业和居住的地方,比绝大多数人更贴近这座城、这个国的脉搏。

  (本文部分素材节选自欧逸文先生2011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讲座。)

  “高富帅”记者哭穷

  2001年大学毕业后加入英国《每日电讯报》,曾在罗马驻站。2008年来中国,先驻上海,2012年2月份调往北京。 在上海的时候主要任务是关注农村问题和南部工业区的经济发展,到了北京,时政成了主要的报道领域。2012年的主要作品有重庆系列报道以及十八大报道等。

  摩尔(Malcolm Moore),这位被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戏称为“高富帅”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光鲜。在他位于北京建国门的外交公寓里,他向《南都周刊》记者“哭穷”。

  “在北京驻站成本太高了。房租贵,出差贵,我们比不得《纽约时报》啊!” 身高超过两米的摩尔说。

  在2011年底,广东出了乌坎事件,摩尔跟英国总部的编辑报了这个选题。他把从上海到广州的机票、从广州到乌坎的租车费用等预算列了个清单,并且提醒编辑,这趟很可能会白跑。他问值不值得试一下,编辑回复:“当然”。

  在中国做新闻总会碰到这样的困境,花了大量时间和经费,最终报道也做不出来,哪怕你是老外记者。

  中国血统

  摩尔的名片上印着中文名:马谦,是别人给起的。“我不认识这两个字,在中文里有特殊意义么?”

  他坦言自己中文听说读写都不行,也曾想过学习中文,设想只要自己刻苦学习,一定能成功。但他低估了掌握这一门语言的难度。

  “事实证明,我实在不是这块料。但这个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用心,加上中文助理的帮助,也能保证新闻报道的专业性。”

  虽然不会中文,这个大个子却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厦门人。外祖父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日本入侵时离开,先去了马来西亚,后来去新加坡定居,1992年去世。

  摩尔可能是驻华记者里的第一高人了,但他的妈妈并不高,“就是中国女性的普通身材吧。我的身高是遗传自父亲,他是英格兰人,大高个儿。”

  “小时候,经常听她提起中国。我当时想,如果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2008年来到中国,这个童年的梦想实现了。”摩尔说。

  外祖父的老家在鼓浪屿。摩尔曾去那里寻找过旧居,但已经找不到了。他出生在新加坡的母亲能说普通话和闽南话,非常高兴儿子被派回中国工作。现在他母亲这一系的亲戚基本都在新加坡,有三个姑姑和很多表兄弟。

  摩尔出生于新加坡,少年时代就随父母旅居各个国家,基本上就读的都是国际学校。他的英语听不出英国腔,能说意大利语和法语。

  钱紧的无奈

  虽然《每日电讯报》是英国派驻海外记者最多的报纸之一,但和彭博社、《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比起来,他们的资源还是要少得多。电讯报驻京有两个人,摩尔是文字记者,还有一位摄影记者,两人还雇佣了一位中国籍的新闻助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勤快些。”摩尔说。

  为了一篇调查报道,《纽约时报》的记者可以一年心无旁骛,出差不需要打报告,甚至雇一公司帮助调查。“顶级的报道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如果我能写出那样的稿子,马上退休,没有遗憾了。”摩尔对此只能表示羡慕。

  摩尔认为,在和美国记者竞争中国新闻报道上,英国记者目前处于下风。和美国同行比起来,美国的读者更认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们对涉及中国的新闻,包括中美在各个领域的竞争更感兴趣。

  而英国和中国,无论从经济还是外交上,都远不如中美关系那么受关注。英国读者可能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更感兴趣。有些西方报纸的策略是不设驻外记者,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特派。

  “作为一份严肃报纸,必须保持在国际报道领域的竞争力。我个人认为,海外记者站是非常重要的,驻外记者深入居住在中国,更能写出好的报道。”摩尔以自己的乌坎报道获奖为例:“这说明读者希望看到驻外记者这类型的报道,采编的投入得到了回报。”

  全球的纸媒目前都遭遇危机。摩尔称,他也不清楚自己所在的机构是否能持久地维持高昂的采编成本,“在网络时代,读者天然以为新闻都是免费的。”

  进乌坎

  关于乌坎事件,摩尔和他的编辑算是“赌中”了。《每日电讯报》这篇《直击乌坎》(Inside Wukan: the Chinese village that fought back)的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摩尔也凭借此文,获得了英国2012外国记者协会年度新闻奖(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 Awards)。

  评委会的颁奖词中说,摩尔的这篇报道很有启发性,它讲述了一个“弱者也能发出强音”的故事,“用巧妙的方式为读者描述了当下中国”。

  2011年9月份乌坎事发时,摩尔从《金融时报》上看到了相关报道。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现场,准备观望一段时间,看看事态的发展。对于英国读者来说,中国农村的官员腐败、土地纠纷是太过平常的事情。

  到了当年12月初,乌坎村民代表薛锦波死亡, “我感觉事态严重了,准备去一趟。”

  恰逢当时是外国记者续签签证和记者证的时间段,很多记者的护照都交到了签证处,没办法坐飞机,新闻竞争可能没那么激烈了,摩尔甚至有些小庆幸。“但去了后才发现,好多外媒同行都已经在现场了。”摩尔笑着说。

  进入乌坎,还靠了点运气。摩尔和他的新闻助理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悉。接近乌坎时才发现遭遇了警戒线。“到了关卡时,我们前面出现了一辆政府的车。我们租的车贴了黑色的膜,警察从外面看不见我,估计是把我们的车也看成是跟政府官员一起的,一挥手放我们进了村。”

  往前开了大约几百米,看到一个用树枝堆成的路障,在离路障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些村民聚集在那里,摩尔停下来观察了十分钟,但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

  “这时我看到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下放心了,于是我下车向他们走去。”村民们见到摩尔,非常热情。

  “整个村子没有一个警察,没有一个官员,这种氛围很奇特。海外读者应该能从报道里嗅到些不寻常,他们开始关心遥远的乌坎村的命运。”

  随后,BBC等外媒陆续赶到,摩尔帮助他们进入村子。他住在薛锦波的家里四五天之后,选择了离开,留在附近继续观察。

  “新闻报道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伤害当事人。” 摩尔说。之后,越来越多的记者赶到了乌坎。

  后来因为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每日电讯报》又增派了一名记者进村。摩尔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提供帮助”或者试图干涉。

  乌坎事件平稳解决后,在乌坎村进行选举时,摩尔进行了回访。这时各级政府部门已经重回乌坎,但没有一个官员愿意接受采访。

  与中国领导人邂逅

  来中国的4年多,摩尔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省份,与中国官员时不时都要打交道。

  玉树地震后,摩尔从兰州租车直接到地震现场。

  在玉树市中心的一栋倒塌的商场,摩尔站在废墟的一角。一辆中巴车停了下来,车门开启后,第一个从车里下来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温没有做任何停留,甩开身后的军人,从200多名藏族民众和喇嘛中独自穿过,直接走上废墟。

  巨大的废墟上到处都是松动的瓦砾、钢筋和玻璃,人走上去很不安全。温家宝随后在废墟上做了一个演讲。摩尔很吃惊,“他年纪很大了,这么做很危险。”

  这是摩尔和中国总理唯一的一次邂逅。

  去年秋天十八大召开时,摩尔重点关注了广东团。他在推特上直播见闻,说汪洋点名让他提问。在会场上,两人算是第一次见面。“他应该不知道我是谁,服务于哪家媒体。”摩尔说。

  根据摩尔描述,汪攥着一份《南方日报》进入会场,并要求发言控制在10分钟以内。汪还打断一位自我表扬兴起的代表,说“打广告要收费的”。

  摩尔见惯了严肃刻板的中共官员,没想到汪洋在会上这么放松。为了参加十八大的报道,摩尔特地在上海量身定做了一套西装。广东团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他一直都站着,位置正对着汪洋,“他应该很容易看见我。”

  在记者提问环节前,一位女士过来收集外媒的问题:“您有什么要问的么?这样我们可以帮助翻译。”

  “我的问题是,高级官员是否应该公布家庭财产?汪洋书记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摩尔觉得自己的的问题是个烫手山芋,“我当时想,主持人不太可能点我的名了。”

  很容易看出问答环节是事先安排好的。“比如在记者提问之前,工作人员已经把话筒放在了回答该问题的官员面前。”发布会马上就要结束,摩尔几乎绝望了,下意识地摇头,皱眉。

  巧合的是,汪洋瞅见了这个不安分的记者。“好吧,我回答一下那位高富帅先生的问题,”他指着摩尔说。

  “我有点懵。”摩尔回忆说。他把压箱底儿的问题抛给了汪洋,但汪洋并没有正面回答。

  “他告诉我,‘In time(合适时机)’。”

  摩尔2013年的报道计划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注薄熙来的命运,等待薄案的开庭,期待更多的内幕出现。

  摩尔对重庆的关注,从2012年持续到2013年。自2012年《华尔街日报》爆出英国商人尼尔·伍德死亡事件后,作为英国记者,摩尔自然也把重庆作为自己2012报道的重点之一。

  他多次南下重庆寻找线索。刚开始没有任何突破,连尼尔·伍德死亡的具体时间都未能查到。

  第二次去重庆的时候,大量的细节就出现了。“但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当初很难获得的信息,接触的线人突然愿意说了,而且最初一些看似天方夜谭的传闻,后来在庭审中得到一一对应。”

  现在关于重庆往事,越来越多的细节呈现了出来。摩尔雄心勃勃,“我认为最近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再下重庆,应该能挖出更多的新闻。”

  文_奥寺淳(OKUDERA ATSUSHI) 翻译_黄征 摄影_ 刘浚

  1

  我不幸目睹了中国和日本之间“孩子般的吵架”。

  2012年1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中日韩首脑会议在柬埔寨金边召开。我们这些记者在位于“和平宫”的会场中等待各国领导现身。

  “和平宫”的讲坛,被红绿黄色相间的13国国旗装饰得华丽异常。坐席呈长方形状相对排列,紧随各国首脑坐席之后的,是十几位随行官员坐席。日本当时的内阁官房副长官(政府副秘书长)齐藤劲、外务审议官(外交部官员)齐木昭隆,和即将赴北京就任驻华大使的木寺昌人三位官员最早出现在会场。

  因为紧邻日本官员坐席,中国官员必须经过日本团队的前方才能就坐。当中国外交部一名负责人入场时,齐藤劲面带微笑,举起右手准备打招呼。但是正经过日本坐席的这位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却突然转身,强行从相隔不足50厘米的三位日本官员身旁通过。整个过程,他都对三位日本官员熟视无睹,直接通过肢体语言明确地表达了对日本方面的无视。

  吃了闭门羹的齐藤劲目瞪口呆,只得把高举到脸颊的右手缓缓地放回了膝盖。面对这种情况,邻座的外务审议官齐木昭隆面露不快,新任大使木寺昌人也目光尾随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非常吃惊。

  此后,日本代表团在三天的会议期间也任凭时间流逝,再也没有和中国领导人以及外交官员站在一起交谈。虽然这种状况可能是因为中日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造成的,但在这次世界各国首脑云集的国际会议中,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方面都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官员之间的故意冷淡很明显地反映出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造成关系恶化的原因是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的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国有化。对于日本方面的举动,中方激烈抗议,几乎停止了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一切活动。此外两国间的贸易、观光以及文化和民间交流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在2012年夏天之前,中日关系还处于良好状态。去年7月,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泉裕泰总领事曾在例行发布会上,对“上海总领事馆管辖内签证颁发数达历史最高效率”以及“赴日豪华邮轮大受欢迎,前景喜人”两件事感到非常高兴。

  2

  一般情况下,外交问题出现时并不影响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以及民间交流活动。然而中日两国有所不同。受去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影响,事态有了180度的转变。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所有活动被中止,民间交流活动也呈停滞状态。

  我看到,在苏州的淮海街上,数十家日本料理店被完全毁坏,各个店门口被贴上“X”的红色标记;湖南长沙市日资百货“平和堂”的三家商场、山东青岛日资超市JUSCO的各个出口都遭到破坏;丰田、本田等日系车4S店被袭击,300台以上的新车被烧成灰烬。

  在苏州采访时,我因为肩挎尼康照相机肩带而被反日游行的群众逼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身份暴露之后,我的头部和背部遭到殴打。

  在上海,除去拥有永久居住权的日本人,大约有5.6万日本人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若算上来华出差的日本人,总人数通常达到10万人次。早在2007年,上海就成了除美国纽约外,最多日本人居住的外国城市。在2012年秋季,吉祥航空开启了上海飞往冲绳的新航线;在海运方面,上海至长崎的定期路线“海洋玫瑰”也于2012年2月起航。然而就是在上海,我也曾被年轻人撞倒在地,他们用下翻的大拇指指着我辱骂。

  当然,在钓鱼岛事件中,也有不少中国民众持理性态度。我在微博中一发布在青岛反日游行中被放火烧毁的日本进口轿车的照片,就有中国民众留言:“我不赞成这样的暴力行为”,“这是中国的耻辱。”

  据我观察,参加沿海城市反日游行的,大部分是从中国内陆农村出来务工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日本人都是坏蛋”的想法;他们只是通过教科书、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以及新闻报道来了解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和日本人接触过。

  在反日游行结束后,我曾前往犯罪嫌疑人蔡洋位于河南省南阳市的老家进行追踪报道。蔡洋曾用铁锁殴打西安的日本轿车车主李建利。在蔡洋被玉米地包围的农村自家房子中,他的母亲回忆起被公安干警逮捕归案的儿子,哭诉道:“我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抗日教育。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根本没有办法让他消除反日思想啊。”

  另一方面,在日本,大部分的日本人也没有真正和中国民众交流过,无法了解到中国人真实的品性。为了消除两国民众彼此间的隔阂,估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几十年。

  然而,如果一直这样互相指责对方的话,消除两国国民隔阂的努力就永远无法展开。现在正值中日两国领导人换届之时,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还是安倍晋三首相都有责任稳定民心,改善两国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普通群众的思想也应该成熟起来,理性地看待国家间的争端。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政府都会关注民间的舆论动向。如果中日民间发生争端,对两国都是没有好处的。

  2012,微博改变驻华记者

  微博的震撼

  2012年12月14日,当西方驻华记者在准备各自圣诞节假期时,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包瑞嘉(Richard Baum)教授因癌症在美国家中去世。他在研究“文革”政治、邓小平时代政治上有卓越成就,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悼念文章,大都在称赞他创建和管理的由外电驻华记者、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中国政治”(Chinapol)邮件组的贡献。

  在管理Chinapol时,包瑞嘉亲自审查进入邮件组每个成员的资格,目前1300名成员可以说囊括大部分英文世界研究和报道中国问题的一流专家和记者。本文作者也是申请两次才获得成员资格,亲身感受到“包主席”的威严,还因为发了自己写的报道被警告一次,而被警告数次的人则会被驱逐出组。有趣的是,被“包主席”驱逐的记者和专家,在外另立中央,建成了类似的“穿山甲政治”PangolinPol邮件组。

  Chinapol几乎影响了整个英文媒体中国报道的方向十数年,驻华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们经常在这个封闭邮件组分享对各种政治小道消息的心得,还共享一些收费论文和资源,常收到的包括著名的华府《尼尔森报告》和《驻华外电记者协会通讯》。可惜,在包瑞嘉去世前Chinapol已经衰落。虽然他在哈佛任教的儿子第一时间向父亲Chinapol邮件组同仁发了噩耗,但大部分驻华记者还是先在推特上知道这个消息的——这个传奇邮件组如今已经失去了作为中国政治新闻内幕池的功能。其衰落当然于2009年开始,推特在驻华记者中间、微博在中国的兴起,一天看几次的传统邮件组已经远远赶不上中国迅速变化的2.0时代政情了。

  2012年更是微博对驻华记者震撼教育的一年。过去常常有人讽刺一些不专业的外电记者、专栏作家是“ Taxi记者”,因为他们经常懒得采访新闻和当事人,就随便引用该城市的某出租司机的话做信息来源。但到了2012年年底,很多懒且不专业的外电记者已经真正成为“新浪微博记者”,让助手挑几条微博翻译翻译,就敢写一篇长文,大谈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治走向和对世界的潜在影响。

  震撼之夜发生在2012年2月6日晚上。当晚新浪微博上贴出照片和传闻,直接指向当时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这很像“纯”谣言的微博消息,传到很多驻华外电记者耳里,大概很多人都认为这又是社会媒体不能信任的证据。但第二天开始事件的变化,证实了一些最难以相信的微博传言,英美一些政治敏感的驻华记者,跳起来买了去重庆的机票。他们不知道,这仅仅是2012年中国政治新闻大年的开始一幕。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圣诞节,接踵而来的微博或者推特传闻,让休息成为一种奢侈。这一夜从嘲笑到惊叹的震撼,从此彻底改变了国际媒体的中国报道消息获取手段,以后任何集中式精英消息分享,都和这个2.0的世界脱节。

  莫理循的传人

  “驻华记者”这个头衔,始于一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Morrison)。1897年,游记作家莫理循被英国老牌报纸《泰晤士报》任命为驻北京记者,他一直报道中国政治到1912年,其中包括义和团事件、清末政改和辛亥革命。革命之后,他因过度热爱中国政治,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手负责袁的对外游说。

  莫理循能成就“驻华记者”这个职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深刻理解和和深厚的外交圈关系,获得了独家的清廷内部消息。他一直是清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座上宾,这就是他内幕消息的最初起源。而清廷各派势力也乐意把消息传递给《泰晤士报》,以获得国际势力对该派的支持。

  一百多年来,数千熟悉或者粗通中文的外国年轻人走上了莫理循道路,扎根皇城根下,结交各国外交官、中国政治家甚至红色家族成员,认真向世界报道政治风云变幻的中国。

  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英国的《金融时报》、路透社,因为长期对“莫理循”式记者的培养,也成为新时代的《泰晤士报》,是过去二十年报道中国政治的最地道的“五大独家”,每每中国有重大政治变化时,他们的某一家就会提前获得“中南海”的独家消息。

  澳大利亚人储百亮(Chris Buckley)正是这样一位“莫理循”。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业,长期的中文和党史训练,让他对中国的理解甚至超越大部分中国人。他新闻起家于《纽约时报》、发达于路透社。在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正是由路透社的储百亮来提那个万众瞩目的有关王立军和“重庆市委领导”的问题,由此拉开了对薄熙来事件正式审查的序幕。去年10月他回归《纽约时报》,目前在香港等待签证。

  另外一位很像“莫理循”的是澳大利亚《悉尼晨报》驻华记者高安西(John Garnaut)。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郜若素(Ross Garnaut)的儿子,擅长中国上层政治报道,在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时,他被请去做现场翻译。

  模式革命才开始

  但储百亮在2012年并不是最亮眼的新闻之星,而高安西也没垄断更多薄王事件的报道独家。他们很少上推特和微博,因此大部分震撼消息的新闻始发,被其他媒体甚至一些传统上没有独家政治消息源的媒体抢去。《华尔街日报》网站因为有“中国实时报”博客,对微博消息的整合和分析最为及时,而英国媒体《卫报》、《镜报》、《泰晤士报》和加拿大的《环球邮报》记者,早就是社交媒体的活跃分子,因此常常有亮眼的快速报道。当然,最快并不是最扎实的报道,“五大独家”媒体继续以高质量的长篇报道,在行内站稳了脚跟。

  一些非媒体人的博客,在2.0的中国政治报道新局面中冉冉升起。名为“中国播客”、“单位”、“茶叶国”、“上海人”、“中国数字时代”和“中参馆”等自媒体,成为这一年分析中国政治必须要参考的英文媒体。“中国播客”的作者Bill Bishop因为杰出的新闻表现,被《纽约时报》邀请写每周China Dealbook专栏。

  非英文的媒体如日本《朝日新闻》,也借助社会媒体,在中国报道中获得了新的力量。虽然他们的薄熙来系列报道虚虚实实有待商榷,但也为波澜壮阔的2012年中国政治报道贡献了日语的力量。他们在新浪微博的每日晚安帖对中国政治的讽拟非常贴切,令近27万粉丝亲切地喊这个账户为“朝日君”。

  而《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中文版网站,源源不断地把他们的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从中国社会获得了反馈,强有力地为母报提供了更准确的定位。《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的专栏,更是分析中国媒体重大变化的活历史。

  权威的“包主席”去世了,“莫理循们”有了微博,中国人也开始为外媒撰稿。2012年,外媒更中国化、更草根化、更网络化。虽然他们的母报、母台在总部国家多多少少经历了经济危机,但他们的中国报道,才开始一场模式革命,谁会是新的代表驻华记者这个称号的“莫理循2.0”?哪些媒体会成为新的大独家?让我们在2013年慢慢看。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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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外媒记者在中国 微博改变驻华记者报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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