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黑市代孕产业编辑本段回目录
新民周刊第41期封面 嗨，你生了吗？！
国人熟识的见面，彼此间的招呼，最体现他们的生活纠结。
很久很久以前，“吃饭了吗？”无疑是最纠结的关怀，因为物质短缺，不成饿殍，便是幸事。后来相继是“留学了吗？”、“下海了吗？”、“离婚了吗？”、“涨停了吗？”、“买房了吗？”……直至当下“幸福了吗？”。
这中间，一个横亘二十年的热点招呼，就是“怀上了吗？”或者，“你有了吗？”。
初听时很白痴的。“怀上了吗？”不该是国人间的询问，而应该是某些白种人间的探询，他们往往海马一样不容易抱卵，而中国人，谁都知道，13亿的人口总量已足够诠释民族顶级的繁衍力。
问题是，尽管专家认为：“目前全国没有一个大样本的调查来证实生育困难人群有扩大的趋势。”但事实上，感觉告诉我们，我们的周围的确到处是探头探脑而目光游移的询问：“怀上了吗？！”“你，生了吗？！”街头巷尾的潮论如同螨虫一样爬满我们的鼓膜——“我们的上一代，太容易怀上了，弄堂里到处是赤脚狂奔的‘阿八头’、‘阿七头’，现在，为什么这样难？！”
是啊，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呢？曾几何时，我们的民族，三千年来，人口就没有过亿，即令盛唐富宋，人口最多时也就八九千万。
但一个物种的植入就改写了我们，据说正是土豆和红薯的泛滥，使我们的人口总量于康熙年间轻松过亿，以后一路狂奔，直达巅峰。
会不会又有一个奇迹的植入，让我们既能“瓜瓞绵绵”，又能“总量恰当”呢？
(主笔 胡展奋)
求子若渴
造化弄人。让容易的太容易，让艰难的太艰难。那些仍在漫漫求子路上蹒跚而行的人们，每天都在上演着人生悲喜剧……
记者｜陈 冰
你幸福吗？幸福是什么？
如果话筒伸向一对求子若渴的夫妻，他们会告诉你：幸福就是拥有一个宝宝。
按照全世界不孕不育发病率10%-15%计算，每十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会遭遇生育障碍。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除了那些自然法则中的“不幸者”，在中国当代社会，工作压力导致的亚健康、环境恶化、高龄怀孕、人为流产增加等原因制造的生育困难群体，也在逐步壮大。
每一个生育困难家庭，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
生孩子，那么难
那是一个暴雨如注的早晨。
一个浑身湿透、满脸泪痕的中年女子跪在诊室门口，语气哀婉地央求着：“我想要个孩子，我想要个孩子，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求求你们了！”
这位长相清秀的蔡姓女子是个温州富商，房子、车子、票子一大堆，可就是没有孩子。为了好“孕”，多年来跑遍全国各地的“特色”医院、“特色”门诊，会过多次名医大师，吃过无数中西药物，尝尽无数痛苦手术，最终依然“腹中空空”。
她说自己永远记得那一天，当她找到专家要求做怀孕的最后一步努力——试管婴儿时，头发花白、慈祥的著名老专家用悲悯的眼神望着她：“你还是不要白费钱了，我认识不少产科医生，我会让她们帮着留意，有合适的弃婴时联系你收养一个吧。”
她把一位中医专家当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请老专家用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来帮帮她。“她的情况真是太糟糕了，输卵管严重堵塞，子宫完全变形，卵巢功能低下，人家连试管婴儿都不给做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说先治疗4个月看看吧。”老中医俞瑾说。
也许是心诚则灵，也许是造物主也被蔡女士经历的磨难和勇敢所感动，在治疗半年之后，蔡女士奇迹般地怀孕了。
可医生毕竟不是造物主，他们也无力改变这样一种事实——国人的生育能力近年来不断下降，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比例不断上升。
张丽和老公朱强过着让人羡慕的优质生活。张丽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任公关经理，朱强开着一家贸易公司。从约会开始，他们就打定主意要做一生不要孩子的“铁丁”。结婚的时候张丽已经28岁，而老公大她5岁。
就这么过了七八年无牵无挂、满世界瞎跑的日子。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张丽忽然发现一个事实：朱强开始喜欢孩子了。“老公眼睛跟着每一个见到的宝宝转，抱起来哄啊逗啊的，不厌不烦。他常有意无意说起孩子的事了。出去吃饭，朋友们个个带着小孩子，只有我们两个甩着手，有点不自在了，一次吵架，他终于说出了‘个个都有个后代，只有我没有’的话，这一情景刺激到我了，我开始动摇，希望他热切眼神望的是我的孩子而不再是别人的娃娃。这一动摇哇，就像老房子着火一样，稀里哗啦烧得不可救药，才发现原来我对孩子也是那么地渴望了。”
然而事与愿违。已经35岁的张丽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发现，想要孩子没那么容易。医生诊断张丽输卵管双侧严重积水。
“积水是什么？是炎症造成输卵管完全不通并闭锁，产生的含菌积液储留在输卵管里，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圆球。看过的医生都摇头了，不用她们摇头，我自己早把头快摇下来了，我知道这基本上等于宣判我今生生育无望了。因为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输卵管功能已破坏了，就算还好，也只能是做造口术放掉积水，但就是做造口术，复发率也极高，积水会返流，破坏子宫内环境，就算做试管也极难成功。我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专家希望做造口术后结扎输卵管，做试管婴儿试一下，结果，医生全都不答应。”
听到医生宣判自己“死刑”的那一刻，张丽万念俱灰，回到家就向朱强提出了离婚。“我不想背负这个太重的包袱了，真心地希望他能另觅贤妻，传续后代。”朱强坚决地拒绝了张丽的提议，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漫长的求孕经历。
吃过各种偏方、秘方，打针打得密密麻麻，喝药喝得天昏地暗，经过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令人难堪的、钻心疼痛的检查、手术和治疗，仍无结果。
张丽再次灰心，又是朱强说，“坚持吧，一碗碗药下去，就是一个个希望升上来，也许有一天，老天能看到能感动，那时我们就有了孩子了吧。”
张丽的情绪渐渐失控了，低落绝望，暴躁易怒。朱强也渐渐不耐烦了，不再那么关心，没有了那么多的宽慰，两个人都跌进了痛苦的深渊，伤人的难听的话也都说出来了，婚姻摇摇欲坠。到后来，朱强开始话少，开始晚回家，开始回了家也是上电脑，不到后半夜不睡觉。开始谁也不再多说了。谁都清楚婚姻这条船正在搁浅，到最后一步只是时间问题。
“以前认为生孩子嘛，小事情，想生随时生啊，所以没有也坦然。但当得知自己成了不孕不育患者时，反而激起了一种不可得却偏想得的欲望，并被这欲望烧得没了理智。”
漫漫求子路
“我这几年的经历当时一般不怎么敢随便对人说的，因为大多数人只会拿我的情况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是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了不起是一副可怜你的表情，还有说难听话的呢。所以大多时候人家问起来，硬着头皮说是自己没玩够，还不想要呢。”张丽说她特别理解那些为了生孩子而遭受百般痛苦的姐妹。
张丽为了要孩子算是吃尽苦头。在就诊西医效果不佳后，张丽通过朋友介绍也找到名中医俞瑾。“我之前一直不怎么信中医的，最绝望时连迷信活动都搞过了，但就是没想到过去试试中医。”
接下来张丽一面按照医生的要求喝着药，外敷着小腹，做着针灸，一面漫不经心地测基础体温，测排卵试纸。“这是这几年做习惯了的事情。早上没睁眼，老公听到我测口温的滴滴声就感到烦透了。正经想XX时，我说时间不到不允许，到日子的又一天到晚催，老公常发牢骚说，你以为这是做操啊，喊喊稍息立正就行了？当初一大帮难孕难育的女人，天天凑一起就交流排卵啦、体温啦，连累一帮老公们凑在一起抱怨，同房变成军事管理项目，得听冲锋号才能上阵。”
两个月过去了，月经还是按时报到，不但按时报到，而且经量经色都异常，张丽知道这些年的用药让内分泌严重紊乱了。“当月，欧锦赛开始了，原本就是球迷的老公这回更有了理由躲避我。天天通宵看球，白天睡觉，两个人很久没照过面，没说过话了。我打定了主意，等比赛结束，再提离婚，不同意我就单方面上诉也要离了。这个十字架太重了，身体上的，金钱上的，精神上的，我受不了啦！”
偏巧有天晚上，张丽和朱强一起去见大学同学。一番怀旧之后，觥筹交错之间多少年为了怀孕滴酒不沾的张丽却破例喝了酒。回忆起年少时的轻狂与浪漫，朱强和张丽都心生感慨。回家后两人直接进了卧室。而那天，刚刚好是张丽排卵试纸阳性的日子，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哪知怀孕才只是个开始，保胎的日子并不比“造人”轻松。怀孕初期多次见红，害得张丽只能躺在床上保胎。朱强不敢再有丝毫大意，甚至学会了注射，每天为张丽肌肉注射黄体酮。由于黄体酮是油性的，并不好吸收，保胎三个月时，朱强找不到下手扎针的位置了，布满针眼的屁股早已硬得像石头。
每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张丽开始回望充满艰辛的怀孕之路——
首孕流产，实在是受了无良医德的影响，媒体到处都充斥着“无痛人流，先进技术人流”等等广告，一些医院为了赚钱，大量做这种宣传，让少不更事的张丽以为流产小事一桩，对身体没什么损害。可是，无论感觉上痛不痛苦，流产对人体都是极大的伤害，而且有可能一次流产终生不孕或终生留患。
因为这次不彻底的流产手术，张丽的输卵管发生堵塞，此后若干年间，通水术、造影术、刺卵术等等，凡是能做的，张丽一个也没拉下。通水术中，巨大的疼痛使得张丽小手指因用力抓扯床边而成骨裂；刺卵术中，大针刺穿子宫的疼痛让她没齿难忘；而造影术中注入冰凉的碘油后的翻搅更是让她痛不欲生。张丽感叹，身体上经受的疼痛已经不算什么了，单是这么几年来，日日夜夜的心理煎熬，无数次的失望和灰心，就足以让人泪满衣衫了。
历经6年坎坷求子路，张丽终于在42岁那年成为一个男孩的母亲。虽然眼下的她满脸幸福，但那段经历“真的是不堪回首，不堪回忆，有时夜里梦到，还会哭湿枕头一身凉汗”。
失独家庭之痛
和那些因为疾病、生活压力导致的生育力丧失不同，还有一群无法生育的人群不该被忽视——由于特殊国情而造成的失独家庭。
最近一则让人心酸的新闻正在网上流传。10年内，重庆农民田学明痛失一对儿女，失去精神支柱的他选择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寄托哀思的方式：将儿子存放于家中的冰柜中，用他的话说，“在冰柜里，儿子跟活着时一模一样，就在我身边，从来没离开过。”
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中年丧子，而同样的伤痛，10年内田学明经历了两次。女儿15岁时中暑昏迷离世，儿子又因为白血病于2006年离世。年过六十的他满头白发，拼命干活，为的只是把自己搞得很累好不再去想过往的悲伤。那个放在墙脚的冰柜，寄托着夫妻对儿子的哀思 ：“好歹想他的时候，我能打开看上一眼。只要儿子还在家里，我就有活下去的动力。”
失独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有的伤痛。如何让失独家庭有一个幸福安定的晚年，近年来一直是邵敬於医生思考的问题。作为著名的妇产科教授，年过七十的邵敬於有着令人惊羡的职业经历。他的团队曾经让一位57岁的绝经妇女再度怀孕，并顺利诞生一名男婴。
事过境迁，邵敬於仍然对当年老妇哭诉的一幕记忆深刻。
“……你看我老，其实我可是一夜之间老了足足10岁！我的事业很成功，不是一般的成功，我和丈夫共创的事业不仅国内有知名度，就是国外也有影响。我们俩曾多次赴国外领奖……但我这一生最疼爱的还是我的儿子……我中年得子，儿子却突然撒手人寰，离我而去……”
“我可不管我的想法有多么疯狂多胡闹，我一定要再怀个孩子！求求您了，医生，否则我整个家完了，事业也完了，我早就不想活了，孩子没了，我孤零零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让绝经三年的妇女重新怀孕？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通过“人工模拟正常月经周期”，萎缩的子宫重新发育起来，运用供卵者的卵子和老公的精子结合的胚胎顺利植入高龄母亲温润的子宫并顺利着床。
然而，保胎并受孕更加艰难。对于年近60岁的女人来说，“胎膜破裂”，“免疫排斥”，“先兆子痫”，“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任何一种病变的发作都足以要了她和胎儿的命。
但这一道道险关最终全部被执著的母亲打通，冲破了超高龄生育极限的她生下一名叫曙光的世纪婴儿。
这位母亲无疑是极其幸运的。身处大山深处的田学明和更多失独家庭恐怕无力创造这样的医学奇迹。
邵敬於感叹生孩子是很辛苦的事，但是没有孩子的痛苦也只有没有孩子的夫妇更能体会。孩子是每个家庭和谐的音符，失独家庭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好在现代的医学技术比以往发达了很多，可以有更多的辅助方式帮助人们生儿育女，让人类一次次冲破生育极限。
然而，医学技术可以不断创新，丧子之痛却难以轻易抚平。也许对于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最大的保险就是让医生将自己的精子、卵子冷冻起来，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这看上去或多或少都显得有些残酷。
生育是件重要的事吗？
辅助生殖技术在这些年是解决生育困难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不孕门诊量，连续5年每年增长30%—50%。仅上海所做的试管婴儿就翻了一倍，从以前的每年1万例上升至每年2万多例。按照30%-40%的婴儿出生率推算，一年就有近8000个试管婴儿诞生。而卫生部的统计数字表明，从1988年3月10日，第一个试管婴儿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诞生，截至2004年12月30日前，全国共做了11万例试管婴儿，诞下3万多个孩子。不难看出，最近几年试管婴儿的出生率正在大幅上升。
在感谢科技昌明的同时，不得不苦涩地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或许正在失去自然生育的能力。
在俞瑾医生的病人中，像张丽这样折腾半生高龄产子的女性并不少见。作为名满中外的妇科专家，俞瑾见识过太多的疑难杂症。
看过太多关于求子的辛酸故事后，俞瑾对生育有了哲学般的认识。在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看来，女人是水，男人是山，水不是弱而是柔，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男女要做一样的工作，而是男女平等地在社会上分担彼此不同的社会责任。“女人最大的天职就是要繁衍教育后代，但现在社会压力太大，竞争激烈，让女性从孩童时代就处在必须争第一的功利环境中，似水一般的女人在不断的竞争中慢慢被熬干，身体毁了，生儿育女的能力减弱或没了。”
“其实女人的很多妇科疾病，如卵巢内膜样囊肿、大部分子宫肌瘤、盆腔炎，都是可以通过怀孕得到再解决或治愈的。现在有些妇科手术是否太过了，除非是必要，动刀总会对身体造成某些损伤，有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伤害。所以，我建议女人一定要慎重对待手术，不要轻易对子宫‘下手’，最好不要做人工流产。”
“女人生孩子要趁早，有了孩子就要要，生完孩子再做事业，一生最好生两个。”在绝大多数国人眼中，俞瑾医生这样的理念与国情不符，与国法相悖。但在一个一生关爱女性的大医心中，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生育，危机了吗？
精子质量下降、不孕不育、生育危机……近年来，围绕着生育困难的各种词汇频繁亮相。尽管没有统计数据证实“生育危机”的存在，但街头巷尾的议论中透露出这样的变化：如今，原本不是“事儿”的生育，变成了一个“难题”。
记者｜应 琛
“我们的上一代，很容易就怀孕了，为什么现在这么难？”很多不孕不育的夫妇，都有过类似的疑惑，这样的现象，被称为“生育危机”。
“生育危机”真的出现了吗？
现代病
据了解，一般认为，育龄夫妇双方同居一年以上，有正常性生活，没有采用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未能成功怀孕者称不孕症。虽能受孕但因种种原因导致流产、死胎而不能获得存活婴儿的称为不育症。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不孕不育诊治中心主任花琪告诉记者，近期我国尚没有大规模有关不孕不育的调查资料，但从之前的调查来看，我国的不孕不育发病率也就在5%左右，不会超过10%。
“那些认为不孕不育发病率有增加的人，可能是由于试管婴儿等治疗不孕不育的手段的发展，使得各大医院不孕不育就诊病人人满为患，治疗的人数比以前大大增加，以至于被人认为不孕不育的患者增加了。” 在花琪看来，目前全国没有一个大样本的调查来证实生育困难人群有扩大的趋势。
花琪告诉记者，输卵管阻塞是女性不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卵巢因素引起的不孕约占不孕症的15%～25%。由于有关内分泌疾病的认识及检查技术不断进展，使得卵巢功能不全所致不孕的诊断率有所提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如外阴阴道感染、子宫内膜炎等。”花琪说，“而男性不孕的原因，主要还是出在‘精子’上，不是因为自身不能产生精子、不能将精子输送进子宫颈，就是因为精液质量太差，如死精子症、精子无能等。”
记者了解到，在前往就诊的不孕不育症患者里还有10%左右是男女双方均未发现明显不孕原因。
“近年来，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免疫因素有关。在某些不孕妇女的血清中发现含有抗精子的抗体。此种抗体与精液能发生凝集反应，这些不孕夫妇如用避孕套避孕一段时间后能使这些抗体消失而妊娠。其他原因有夫妇双方血型不合，性染色体畸变等。”花琪补充道。
对此，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滕晓明则表示，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工作生活节奏加快，许多白领经常熬夜加班，精神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对于女性来说，不仅会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会影响性激素的分泌，从而造成生殖功能失调，造成女性不孕症；对于男性，则影响精子的生成、成熟和活动能力，使精子质量下降。
“同时，那些因事业想一再推迟结婚、生育的职业女性，一旦错过生育最佳年龄(25岁-30岁)，女性就将面临卵子老化、排卵率降低、不易受孕等情况。超过35岁再生育，高龄产妇婴儿畸形的发生率也随之升高。”滕晓明认为，随着性观念的开放，过多的人流也是导致不孕不育率升高的原因之一。
另外，滕晓明特别强调，环境的污染也不容忽视。除了那些看得见的污染，“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更像是一个潜在的杀手。“有关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国外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它对男女生殖都有影响，研究表明，可能是引起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女性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也可以影响男性睾丸发育障碍，生精障碍，引起少精症、弱精症，甚至引起无精症。”
据悉，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中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性腺发育不全，卵巢早衰，染色体异常以及男性性腺发育不全，还有部分非梗阻性无精症等。
真假告急
引发新一轮“生育危机”讨论的原因，是2012年9月初，一则关于“广东精子库告急”的消息。据广州媒体报道，目前到广东省人类精子库捐精者当中95%以上是大学生。而早前河南省精子库主任李玉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河南省人类精子库“捐精主力”是大学生，但“遗憾的是，精子的合格率不足20%”。
与此同时，有医学专家指出，“上世纪50年代男性的精子质量远远优于现在，现在十对夫妻就有一对生育有问题，有的患者甚至80%~90%全是死精的情况。”
这一点从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精子质量检测标准的变化上也可见端倪：1999年的第四版中规定，每毫升精液里不得少于2000万精子算合格，而2010年第五版，精子密度则变成了每毫升精液精子含量不得小于1500万，其中精子的正常形态率也从之前的不低于15%下降到了4%。
另据媒体报道，同样作为人类生殖储备库，卵子告急的情况比精子库还要严重得多——辅助生殖中心基本无可供“她用”的卵子，部分想“借卵生子”的夫妇苦等几年也难以圆梦。
关乎人类繁衍的两大关键——精子与卵子，似乎从未面对如此艰难而尴尬的境地。想要生个健康宝宝，对许多人而言，并不容易。
为了印证“精子库告急”的说法，记者日前探访了上海市人类精子库，像这家精子库一样获得卫生部门正式审批的人类精子库，在中国大陆共有15家。
李铮教授是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兼人类精子库学组委员，现任上海市人类精子库的主任。按照他的说法，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对精子的需求量正在不断提高。但就我国精子库的精液生产量，“尤其是上海，基本满足社会的需求，不存在告急一说。”
对于这次“精子库告急”的说法，李铮的解释为，由于精液冷冻储存过程中会有损失，精子库对于捐献者精液的要求较之正常生育力水平的参数要求会更高，“目前捐精筛查的合格率大约为八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对于捐精的精子我们要求‘优中选优’。”
以上海现实情况为例，到精子库志愿捐献精子者中，在校大学生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占80%以上，真正能通过体检、得到捐献机会的人并不多，也就差不多15%至20%左右，这属于正常比例。
即便精子质量下降，技术上的进步也正在试图弥补这一损失。李铮透露，目前其团队已经在利用男性自身皮肤细胞“制造”精子的研究中取得初步成功，“这一技术若是成功，那些因无精症而饱受不育问题困扰的男士就很有希望通过这种新型人工干预手段实现为人父的梦想。”
给精子上个“保险”
事实上，中国对精子库和辅助生殖机构的管理越来越规范。1981年底，中国第一个“精子库”建立，到1990年代，辅助生殖技术高速发展。2001年8月1日，《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两个办法”)正式施行，办法颁布后，经批准的辅助生育技术中心数量从200多家，下降到100家以内。精子库的产业化被明令禁止。
据李铮介绍，目前精子库还是能提供生殖保险业务的机构，比如精子保存：有些人患有恶性肿瘤需化疗，或是工作环境受到强辐射，可提前保存高质量的精子，待生育时取出使用。采用深低温冷冻的方法，精子可以保存30年，精子库只每年适当收取一部分费用。
“捐精补助是非常微薄的，完成全部流程也就三五千元。但整个捐精周期较长，捐精者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要将他们提供的爱心铭记在心！”李铮告诉记者。
对于网络流传的“捐精买房付首付”之说，李铮更是嗤之以鼻：“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按照我国对精子库和生殖中心的相关法律法规，精子是不能买卖的。一名捐精者一生只能在一家精子库进行精液捐赠，并且当一名捐精者的精液让5名妇女受孕，或者精液在精子库的储存量超过40支的时候，就不允许再捐精。想靠这点钱买房绝无可能。”
根据卫生部规定，人类精子库的精液只能给生殖中心使用，不允许进口和出口精液。捐精志愿者只能在中国大陆捐献一次，不能多次、多地重复捐献。实践中完成一次捐精流程，一般提取精液的次数不会超过10次。而全国各个精子库的资料都是联网共享的，绝不存在“捐了又捐”的可能。
据了解，从病因来看，两类辅助生殖手术需要精子库供精：第一，男方确实无精；第二，男方有遗传疾病，即使有精子，但不适合生育的，需要供精来生育健康的后代。
上海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副院长孙晓溪表示，面对需求量的快速增加，精子仍然是供不应求的状态。“现在，我们这儿需要供精的患者占5%，等候的时间平均为半年到一年左右。”
在中国，精子的采购者，必须身份证、结婚证和准生证三证齐全。不允许单身女性和同性恋者人工授精和做试管婴儿。
珍贵的“赠卵”
尽管需要排队，辅助生殖中需要的精子供给基本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卵子却是排队也难等到，我国目前尚未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卵子库。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专家邵敬於教授说，目前，对于这些渴望生育的女性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借用”另一正常女子的卵子，经体外人工授精后，将受精卵再移植入子宫内，以发育正常的后代。
据悉，2009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针对就诊人群中卵巢功能减退致丧失生育能力的的现状，试图通过志愿捐卵行为，帮助相关家庭实现生育愿望。
当年7月，该中心筹建“卵子库”，一方面，从事危险职业者或需接受放化疗等治疗的患者等，可在身体健康或未使用放化疗药物之前，将卵子冷冻保存，以便日后自用；另一方面，做试管婴儿治疗时有多余卵子的人可将自己的卵子先冻存起来，待怀孕生子后，在夫妇自愿前提下，办理相关手续，将剩余卵子捐献给其他人。
“出于隐私、伦理、卵子产生不易等原因，在医院内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女性即使生产成功了，有的也不愿意将已经冻存剩余的卵子捐献给其他人。目前，我们卵子库里冻存卵子，都是患者自我储备的，能用于捐赠的几乎没有。” 该中心副主任刘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叹息道。
滕晓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道，目前卫生部门对赠卵有明确规定，只能使用试管婴儿治疗周期中“多余”的卵子，“应当在其每周期取成熟卵子20个以上，并保留15个以上的基础上进行赠卵”，捐赠卵子者仅限于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取卵的妇女，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
“所以，现在有的医生在为经济困难的患者做完试管婴儿并成功受孕之后，会询问她们是否愿意将多余的冷冻卵子捐献出来，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能换取一定‘营养等补助’。”滕晓明表示，这样的患者往往相对容易接受。
目前利用冷冻卵子实现生育的成功率在30%左右，冻卵技术也已日臻成熟。建立卵子库的运行虽与精子库相似，但与精子库的发展相比，卵子库几乎没有起步。
为此，邵敬於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将相关捐卵程序规范，建立“爱心卵子库”，并希望那些生育过正常子女的母亲献爱心，以实际行动捐献宝贵的卵子，同时按照“精子库”的成功管理办法，使那些急需正常卵子的女性，能实现生育一个正常子女的愿望。
“建立卵子库的意义还在于，能帮助那些晚年丧子的失独家庭重新拥有自己的孩子。”邵敬於补充道。
尽人事，听天命
面对如此生育危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试管婴儿作为生育救命稻草。
很多不了解辅助生殖技术的人，在听到“试管婴儿”这个名称时，自然会结合科幻电影中的画面，展开自己的想象：巨大的玻璃试管里，大脑袋、黑眼珠、皮肤透明的婴儿悬浮在液体中。这样的想象距离真实的试管婴儿技术有点远，目前运用最多的辅助生殖技术——试管婴儿，在现实中要“朴素”得多。
孙晓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这家机构，每天不孕不育的门诊量就在300多人次，而选择做试管婴儿的患者也以每年20%到30%的速度递增。
通俗地讲，我国试管婴儿技术已经经过“三代”，每代都是针对不同的适应症的患者。
根据孙晓溪介绍，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是最早应用的，主要是针对女方因素不孕的夫妇，就是把精子和卵子取出来以后是在体外受精自然地结合，叫常规受精的试管婴儿。
“第二代技术则是针对于丈夫严重少、弱精或者是无精症，需要睾丸活检才能取到精子的夫妇。因为这种情况下精子数量太少、质量太差，不能自主完成受精的过程，我们需要在显微操作系统下用一个超细的针将精子直接注射到卵细胞浆内来完成受精。我们叫这种方法为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受精。”孙晓溪说，“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主要是可以进行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PGD)，适用于一些遗传病，染色体有异常的夫妻。像血友病，地中海贫血等都可以选择这个技术。”
孙晓溪告诉记者，目前试管婴儿的费用平均在3万元左右。“来我们这里做第一代技术的在60%左右，第二代技术占40%。当然，60%里面还包括男女双方均有问题的。”
遗传的疾病有成千上万种，第三代试管婴儿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孙晓表示，PGD技术针对的只是某一些遗传疾病。“虽然现在这个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但临床上我们还是会严格把关，对患者进行安全性和伦理等方面的评估。毕竟新技术是把双刃剑，从胚胎中取出1-2个细胞，本身对胚胎也是一种伤害。另外，在治疗过程中，还会用到促排卵的药物，可能产生卵巢过度刺激或多胎妊娠等副作用。”
对于盲目想靠试管婴儿速成 “造人”的白领，孙晓溪提醒说，并非所有的不孕不育人群都适合接受试管婴儿治疗。据统计约10%的育龄期妇女患有不孕症，至于什么病情需要进行辅助生殖治疗，需要专职不孕医生对患者情况做综合判断后才能决定。此外，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会逐渐降低。目前，尽管试管婴儿能解决一部分人的“得子”愿望，但其成功率仅在40%左右。
试管婴儿虽为不孕者带来福音，但它仅是一种助孕手段，而且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的手段。
“助孕技术不能取代‘自然生殖’，应该是有指征的，能帮助生育困难人群中的适应者生育。”这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俞瑾一直强调的观点。
在俞瑾看来，人体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大网络，在“生命网络调控”思想指导下，俞瑾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储备功能低下、疑难复杂性不孕症等多种疾病的诊疗方案进行了改进和验证，疗效明显提高。
俞瑾表示，现代女性对于自身的保健知识还远远不够。对于那些想要怀孕的女性，俞瑾建议，最重要的是调整好心态，其次还要回归到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经常锻炼身体，比如：快走、游泳等都是不错的运动。”
其实，孕育是个复杂的生理过程，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健康合格的“精子”和“卵子”，在“通道”(输卵管及其蠕动功能)顺利相遇，以及能供受精卵正常着床生长发育的“土壤”(子宫及其网络环境)，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不能正常自然怀孕。
“通过全身心的调理，解决了‘种子’和‘土壤’质量问题，自然也就能提高受孕几率和试管婴儿手术成功率，同时减少流产、宫外孕、畸胎等风险，实现优生目的。”俞瑾说。
揭秘求子黑市
非法的代孕、买卖卵子、精子已然形成成熟的地下市场。
首席记者｜杨 江
近年来，代孕、非法买卖卵子与精子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这其中既有操作成功的，也不乏打着“重金相酬”的旗号实施诈骗的，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据《新民周刊》调查，交易双方为了保险起见，签署合同时有些还聘请专业律师进行指导，而律师的介入更使得这些灰色交易行走法律边缘更为游刃有余。在上海、深圳等地均设有事务所的某陈姓律师就熟稔此道，他曾牵线并指导了多宗代孕交易，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这名律师详解了这个地下黑市繁荣的背后，他认为“生育能力下降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代孕“国际化”
陈律师在其律所内对《新民周刊》直言不讳：“国际代孕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我的一个朋友找到代孕中介，中介拿给他一个相册，上面是各国提供代孕服务的女孩子的资料，除了照片外，还罗列着这些女孩子的详细资料，比如国籍、血统、学历、年纪等等。如果你想生一个混血儿，可以从中介提供的资料中挑选一个女孩子，购买她的卵子，通过医疗机构人工授精，再植入代孕母体，如果你愿意花钱，甚至可以与代孕的女子上床，通过自然受孕的方式进行。只不过，由于一些年纪较大的男客户精子活力下降，无法让代孕女子自然受孕，一般只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
他告诉记者，如果你愿意提供代孕服务，可以找到专业中介，或者通过网站注册，中介会对你的资料进行审核，之后挂牌，明码标价，购买卵子多少钱，借用肚子多少钱，孩子养下来抱走多少钱，养到一岁多少钱，一直抚养又是多少钱。“以美国女孩为例，购买其卵子并让其代孕直至生产大概需要150万元人民币。”
在中国国内，根据陈律师的掌握，各个大城市都有这样的地下市场，当然相比而言南方一些城市市场更为发达，“只是你没有介入或者了解到这个行业而已，其实没有那么陌生与神秘。金钱交易无所不能”。
以人工授精为例，现在的黑市价格大约在12万元至20万元，在中介的帮助下，手术可以选择在香港或大陆进行，唯一的区别是香港的医疗机构根据当地的法律规定，不允许做性别筛选，受精卵不管男女，客户都必须接受。
陈律师透露，他所了解到的广州与深圳的某两家做试管婴儿的医院就可以性别筛选，一般为了保证授精的成功率，这些医院会将两个胚胎植入母体，生出来就是双胞胎。“医生会问你要男孩还是女孩，国内购买这项服务的一般多是想要个男孩传宗接代的富人。”
当然要享受到这些服务，都是要付费的，“把钱交给中介，其余的事情，中介会来解决。”陈律师说，这些医疗机构并不会去甄别男女双方的法定关系。以在香港做人工授精为例，客户不需要提供计划生育证明，只需要提供港澳通行证复印件，而如果在大陆，按照规定，需要提供身份证、结婚证、计划生育证明，并签署一系列承诺书，但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却无视这些规章制度。
“若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要与一个与他没有婚姻关系的20多岁的女孩做人工授精服务，并借用这个女孩子的肚子生一个儿子，怎么办？”
“告诉你，很简单，中介专门提供这项服务，几十元就可以帮你做一套假的香港身份证明，为何要做假的香港证件呢，因为香港没有计划生育限制，而后在中介的安排下，男女双方到大陆的医疗机构，经济利益驱使下，这些医院只保留所谓的香港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并不去核实，对医院而言，程序上完成备案即可。”
“因为每家医院的医疗条件，需要打点的环节不同，收费各有不同，依照我的了解，最低也要12万元。”
具体到代孕行为，则包含几种情况：一，夫妻双方精子、卵子均正常，但妻子由于输卵管堵塞等原因无法自然怀孕，可以用夫妻二人的精子与卵子人工授精，植入代孕母亲体内，孩子从血缘上还是夫妻双方的孩子；二，丈夫精子正常，妻子卵子无法受孕，购买一个卵子培育出来放到妻子子宫里或者放进代孕母亲的肚子。
“代孕有多种形式，有一些人干脆瞒着妻子，找个女的代孕。”陈律师补充。
“提供卵子的不一定提供肚子，提供肚子的不一定提供卵子。”
谁是买家？
谈及代孕何以形成如此庞大的产业，陈律师认为原因有很多，一，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不孕不育率尤其是年轻人不孕不育率的提高；二，富人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但老婆年纪大了无法生育；三是失独家庭，失独父母年岁大了，走正常途径无法怀孕，只好求助代孕。
失独家庭购买代孕服务的趋势正在上升，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同情的群体。陈律师谈起2004年的一起车祸唏嘘不已，在这起事故中，四个独生子女失去了生命，其中三个都不超过25岁，给他们各自的家庭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受害家庭中有一个就是陈律师的好友，“夫妻二人整日以泪洗面，沉浸在痛苦中，生活的信心都没有了。后来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但夫妻俩都已近60岁，怎么办？”
这个朋友找到了陈律师，期望后者帮助其寻找代孕，在陈律师的指导下，这个朋友后来找了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女孩代孕。当时的代孕市场远没有今日这般发达，价钱也比较便宜，6万元就谈妥了，由于朋友的妻子已经绝经，只能同时购买女孩子的卵子、“租用”她的子宫，“老婆表示理解，只是要求孩子生下来付费后立即抱走，不得给代孕母亲养，以免生出事端。”
谈妥后，夫妻俩为代孕女孩租了一套房子，调养身子，最后生下一名男婴，双方合作愉快，夫妻俩多给了女孩子10万元，之所以多给与生男生女没有关联，因为陈律师的这个朋友只想要一个孩子，无所谓男女，这与一心追求男胎的富翁需求不同。
代孕常引发夺子大战，陈律师就曾遇到这样一起案例，一名26岁的苏州女子在南京为一个老板通过自然受孕的方式代孕，产下一名男婴抚养三个月后被老板抱走，然而回到苏州后，因为想念孩子，她萌念打官司要探视权。
根据陈律师的建议，她向男方提出了两个要求：一，允许其探望，二，再给一些经济补偿。男方为了避免麻烦满口答应，在苏州给这个代孕母亲买了一套房作为补偿，双方就此了结。“虽然男方同意她一个月探视一次，但这个代孕母亲还是很痛苦，毕竟孩子是她的亲骨肉。”
陈律师介绍，代孕母体找到后，在哪里生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在美国生，仅跨境生子这一项服务中介收费就要20多万元。根据他的经验，代孕或者跨境生子的中介很容易找到，“网络上有他们的信息，但更多更为可靠的还是口碑相传，这个市场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圈子。”
“跨国代孕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这个中介往往是往来香港与美国的香港人，电话取得联系后，他会飞来你的城市与你面谈。”陈律师有些得意，“呵呵，你没有想到吧，市场如此成熟。我见过几个中介，而我最初是为了帮一个朋友找代孕服务才误入这一行。”
500万元生个儿子
陈律师的这个朋友是上海某民营企业的老板(化名“老张”)，今年60多岁，膝下两女，但两个女儿都是丁克族，为此老张守着过亿家产很是苦闷，整天想着生个儿子传宗接代。两年前的一天晚上，老张向陈律师提出可否帮他物色一个女的代孕，并点名要求女子来自四川或东北。
陈律师通过自己的圈子终于物色到了一个30岁的四川女子，拨通电话，暂居北京的这名女子当场答应可以提供代孕服务。在中间人的安排下，男女双方在北京会面，一拍即合，女子虽然离过婚且有一个女儿，但老张对她的姿色以及学历背景还是颇为满意。
两个人回到上海后设宴酬谢陈律师等中间人，并要求陈律师做担保人，指导双方签署合同，约定，如果生下来是儿子，女方负责抚养，但男方必须给女方在上海买一套房子，无论大小，在深圳再买一套大房子，因为男方妻子在上海，蒙在鼓里，上海不能长住。
在陈律师的提议下，老张还答应给女方再买一个商铺并在银行账户存100万元保证金。熟料，这些苛刻的要求，老张一口答应，自己喊出口号：生个儿子500万元！
私下里，老张跟陈律师表示，儿子生出来，财产都可以给他继承，但必须要做DNA鉴定。而女方则表示提供代孕甚至像二奶一样被包养起来也无所谓，这名女子表示，她本身就想再生一个孩子，至于父亲是谁，她无所谓，如果嫁人，搞不好对方还养不起孩子，现在帮老板代孕、抚养孩子，既满足了自己生孩子的需要，又衣食无忧，何乐不为，“想通了！”
谈妥条件后，两个人开始同居，但半年后女方仍无法怀孕，检查后发现是男方岁数过大，精子活力不够，于是老张再次找到陈律师，期望引荐中介人工授精。
陈律师就这样通过关系找到了中介，中介在美国，一周后回国直飞上海，与陈律师、老张面聊，报价20万元。因为与老张是朋友，陈律师决定帮他再找一个便宜的中介，于是通过关系找到广州某医院，对方坦言，内部价3万元，且可以筛选性别，并提议，如果陈律师想赚钱，可以对外报价10万元。
陈律师碍于情面没有直接报价，而老张最终又通过另一个渠道找到了深圳某医院，并在那里做了人工授精手术。“他跟我抱怨最后还是花了20万元，杂七杂八收了不少费用。”
如今老张找的代孕母亲已经怀孕快三个月，老张又开始谋划找中介解决孩子出生问题，他心仪美国，中介开价20多万元，他觉得换一个美国绿卡，值！但跟中介接触后，他突然有些后悔，因为看到中介拿出来的各国代孕女子的画册，这才发现原来还有更漂亮的外国代孕女子。
“想生个混血儿都可以！”
捐精黑市
不过，老张属于富人阶层，他500万元生个儿子的经历不足为代表，陈律师介绍，“大众化”的代孕收费，一般在30万元至50万元，如果是简单的代孕10多万元就可以解决，如果是请农村学历不高的女性代孕，甚至用不了10万元。他告诉本刊记者，中介都是通过网上召集、口口相传等方式寻找代孕女性，应征者不乏“小姐”，但购买代孕服务的男方并不知情。
除了代孕，中国国内目前还逐渐发展出所谓的“自助捐精”地下黑市，其实就是非法买卖精子。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受观念等因素制约，正规精子库的捐精者并不踊跃，捐精者以大学生为主，因而导致各地精子库普遍告急。同时，如果通过正规的精子库取得精子施行辅助生殖手术，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且手续过程繁琐，价格也高。因此，一些有需求的夫妻开始走地下精子买卖的途径。
记者在网上发现200多个“自助捐精”群，且多以地区划分，提供精子的男性会公布自己的血型、身高、学历等背景资料。“自助捐精”的收费较低，“营养费”不过区区数千元，一些女性出于社会舆论压力，还会要求提供精子的男方血型与丈夫相同，甚至要求长相与丈夫近似。
陈律师介绍，“自助捐精”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同居自然受孕，一种是在女方排卵期开个房间，男方通过自慰取精，女方则用注射器将精液推进自己体内。“但这样做存在巨大的风险，一些提供精子的男人真实目的其实是想占女方便宜，即便通过注射器方式受孕也容易染病，交易前，尽管会对男方进行体检，但这并不可靠。”
美国也同样存在地下精子买卖以及通过自然方式“捐精”的情况，但以陈律师的观察，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中国主流还是找人代孕，“自助捐精”只是小众，“中国男人的观念没那么开放，一般还是不太容易接受老婆找别人的精子怀孕”。
他提醒求子的女性不要冒险，因为不可控因素很多，除了染病，还会发生性侵以及敲诈勒索。
求子乱象
“富人找代孕，中产阶层不愿意领养残疾儿童，农村的穷人购买儿童。”陈律师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求子乱象。
对富人而言，解决生育需求，可以通过代孕渠道，但对普通人而言，也就只有通过收养渠道了。收养没有市场操作，只有通过亲朋好友转送、福利院领养等途径，但中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几个条件，比如无子女、有抚养和教育被领养人的能力、没有患有不宜收养的疾病，以及年满30周岁，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婴，年纪相差必须40岁以上。
陈律师认为，这样的收养条件过于苛刻，让有领养需求的人望而却步，但影响中国人收养的最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观念上。由于信仰差别，中国家庭领养孤儿大多怀有功利心，喜欢挑选健康儿童，甚至有些人对孩子的长相、智商都有很高的要求，对残疾儿童则鲜有问津，也正因此，中国不少残疾儿童最终不得不交由外国家庭领养。
对农村不孕不育家庭而言，代孕与领养这两条路径都不切实际，只得求助于人口买卖，因而又助推了另一个犯罪问题：拐卖儿童。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打拐的力度，一批被拐卖至农村地区的儿童得以解救。但解救只是迈开了解决问题的一小步，以深圳儿童福利院为例，近年来解救出来却找不到亲生父母的8名被拐儿童长期寄养在福利院，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他们不符合被领养条件，又不得送回养父母身边继续抚养。
对被拐儿童、被拐儿童的家庭乃至于曾经购买收养被拐儿童的养父母家庭而言，这都是一个人伦的悲剧。尤其对被拐儿童，他们已经与养父母建立了感情，解救后如果无法给他们提供一个正常的家庭，无异于第二次被拐。陈律师认为，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应该让有领养需求的家庭领养这些儿童，或者暂时寄养养父母家中，待亲生父母找到再送还。
但这样做同样存在争议，因为恐会变相纵容了买卖人口的行为。法律规定，对收养被拐儿童的家庭，只要没有虐待以及阻挠解救的行为一般不予惩处，其目的也正是防止收养家庭藏匿儿童，不配合解救。“当然，人们也在质疑，这样做，打击力度不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拐卖问题。”
对代孕、非法买卖精子这样的行为，法律上还是空白，“它不属于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我认为可以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如果在医疗机构构筑一道堤坝，非法代孕将无法实现。”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此，医疗机构为非法牟利铤而走险，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一些机构甚至想方设法抢夺不孕不育或者非法生育市场的蛋糕。
“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无论是代孕还是非法买卖精子、卵子甚至买卖儿童，我相信这些家庭在做这些动作之前都曾求助过医院。”陈律师解释，不孕不育是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过度医疗甚至打着治疗不孕不育旗号诈骗大行其道。“不孕不育的医疗黑幕太多，即便产生纠纷也会当做医疗纠纷处理，除非，哪一天你暗访，医院承认就是想骗钱，那才构成诈骗。”
“现在的人啊，有了钱，什么都敢干，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干！”他感叹。
生育危机可以求助技术手段，道德危机向谁呼救？
代孕：世界考题
不管是非法还是合法，代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充满争议的“行当”。保守者眼中，生育事关情感、血脉、家族；但面对生育困难的家庭，代孕又瞬间变成一种“慈善”。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代孕都是一道难解的题。
撰稿｜乐 悠 冯秀民 龙 怡
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将代孕视为合法，在那些代孕还属于非法的国家，代孕的需求同样一直在增加，地下的代孕交易日渐繁荣。
生育后代是人的本能需要，对于存在生育困难的人群来说，代孕服务合情合理。但是，对于提供代孕服务的一方来说，情感的煎熬和生理的损耗，同样是人性中不能承受之重。
代孕必定是一项充满争议的产业。
婴儿工厂
印度，世界上代孕产业最为兴盛的国家之一，街头就能看见代孕机构的广告。一对美国夫妇如果到印度寻求代孕服务，他们花的钱只有在美国本地找代孕的四分之一。“出租肚皮”的代孕妈妈，大多是贫困妇女，代孕被看作摆脱经济压力和为家庭做出贡献的方式。
在一则美国电视台的新闻画面中，代孕妈妈们神色平淡，似乎代孕只是一项与按摩差不多的服务行业。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一部关于印度代孕产业的纪录片描述，代孕妈妈通过剖宫产诞下孩子后，孩子被立即抱走，不让代孕妈妈看一眼。按照代孕机构的说法，这样做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代孕妈妈对孩子产生感情，减少对代孕妈妈的伤害。不过，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能理解，让母亲对孕育的生命毫无牵挂，几乎是不可能的。
生育是一件裹挟着情感的事，代孕这项产业背后，必定充满着代孕妈妈的情感纠结和社会的伦理争议。
“代孕”在印度成为话题，大约是在1996年。来自旁遮普邦的尼玛拉·德维为了赚钱给残疾的丈夫进行治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称愿意“出租子宫”，引发社会热议，“代孕”也由此为人熟知。
2002年起，商业代孕在印度成为合法行为——与法国、瑞士、德国等明令禁止代孕行为的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印度的法律绿灯催生了一个新兴产业——越来越多的印度年轻人加入这一行业来赚钱，医院刊登广告招募代孕者；而西方、东亚国家的大量不孕夫妇也为价格优势所吸引，前来圆求子梦，发展到近几年，以代孕为目的的旅游产业越发红火起来。
印度德里北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有一幢大厦，其外墙贴满母亲用心照顾婴儿的宣传照片，那里就是代孕安排公司怀扎斯的大本营。怀扎斯是印度首家代孕安排公司，提供一站式“婴儿工厂”服务，客人主要是富裕家庭，多来自西方国家。去年有两千名代孕婴儿在印度诞生，英国成为代孕服务的主要客源地(占总客源的一半)。
目前印度有100家以上的代孕机构，它们大多数都位于孟买、新德里以及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代孕机构长期招聘当地年轻女性为外国人代孕生子。
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的阿南德原是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普通小镇，那里的人世代以种庄稼和养奶牛为生。如今它却成了IT城市班加罗尔那样的“外包中心”，只不过“外包”的是年轻母亲们的肚皮。
阿南德地区已形成了年轻女性为外国夫妇代孕的专门基地。仅在过去1年里，便有18名代孕妈妈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生下别人的孩子，而今年的数量可能还会更多。
很多年轻的代孕母亲承认，她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虽然代孕产业在印度蒸蒸日上，但事实上由于印度民风保守，代孕这种挣钱方式仍与社会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很多代孕妈妈怀孕期间会搬到其他地方居住，或者干脆躲起来，直到孩子出世后才回到家乡。有些已经结婚的妇女冒着被丈夫赶出家门的风险做着代孕的生意。
除了代孕的费用较低，欧美客人热衷印度妈妈代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后者通常都愿意放弃自己对孩子的所有法律权益。
印度官方估计，代孕行业现在每年可以给印度带来大约120亿美元的产值，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地下的非法交易。可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整个代孕市场也面临着失控的风险，比如这些贫穷的代孕妈妈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同时很多客户在付出代孕费用的同时，又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印度一些职能部门也开始着手相关法律草案的制定。
禁令催生“生殖旅游”
意大利是欧洲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为了刺激国民生养，政府规定对生养第二胎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不过，对不少自身存在生育障碍的意大利夫妇来说，一项法律却阻碍了他们的梦想。
2004年，意大利出台一个新法律，规定人工受孕只适用于“稳定的夫妻”，即要禁止捐献精子和代孕，甚至有关方面的研究也被禁止。如果有医生进行克隆人试验，会受到法律制裁，最高可判20年监禁，并将处以66.9万英镑的罚款。而实施非法人工受孕手术的医生将被暂停行医资格，还要交纳26.76万英镑的罚金。
这对那些需要经过人工受孕才能生养孩子的夫妇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按照新法律，一对夫妇一次只能用试管制造3个胚胎，而且这3个胚胎必须一次性地被植入女方子宫，不得冷冻保存。医学专家介绍，这种新规定将使培育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从以前的30%降到8%。
这项法律除了引起众多不育夫妇的不满外，也招致了医学专家们的质疑。
有意思的是，新法律的出台也掀起了意大利医生争相出国发展的高潮。不少医生跃跃欲试地要在意大利邻国比如斯洛文尼亚开办诊所，以便与本国求治者在意大利境外“会合”，收费标准还能比意大利国内低20%。
在日本，通过捐精的方式进行人工生殖是被允许的，但禁止卵子捐赠。2008年，日本学术会议机构做出原则上希望法律禁止代孕的提议，不过因为日本一直没有出台有关禁止代孕的法律，所以日本妇产科学会只能希望医生对此进行自我约束，一些妇产科医生根据自己的理论实施代孕手术，同时还有一些母亲到海外实施代孕。
日本女演员向井亚纪因患宫颈癌失去生育能力，2003年通过美国代孕母亲得到一对双胞胎，但当时日本政府称向井亚纪不能以双胞胎的生母身份登记。为此，向井亚纪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承认自己为孩子法律上的母亲，日本最高法院却驳回了向井的请求。
审判长就判决理由做出首个判例解释称，“按民法解释，代孕诞生的孩子的母亲应该是生育孩子的女性，而不是提供卵子的女性”，不承认向井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
由于本国禁止代孕，所以近年来不少日本的不孕女性就跑到韩国借腹生子。2006年，韩国《朝鲜日报》称，韩国一名大国家党议员公开的资料显示，当年9月韩国国内大型门户网站登记的借腹生子社区有13个，有关广告65件，成员2295名。该议员说：“对借腹生子的管制如此一片空白，日本人到韩国‘借腹生子’现象逐渐增多，唯恐成为日本的‘子宫殖民地’。”
精子摆上“货架”
不管是母亲“亲自怀孕”的辅助生殖还是借腹代孕，精子都是必需的“材料”。精子库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捐精”也变成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
今年，印度宝莱坞突破了保守社会的传统禁忌，用轻松浪漫的方式在银幕上谈起了“捐精”和“不孕”的话题。
25岁的维奇本是失业穷小子，家里老娘嫌弃，隔壁姑娘不爱，无意中，他因为优秀的家族基因而走了运——维奇是纯种雅利安人后代，他的爷爷有19个孩子，其中4对是双胞胎，最小孩子甚至是老爷子在78岁时候生的。如此具有活力的精子提供者，查达志在必得。
在医生的百般说服下，维奇当起了精子捐献者。起先他也有道德上的顾虑，但每一次的小瓶装“贡献”确实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水平，现钞、电视机、智能手机、豪车、别墅等接连而来；另一方面，极高的受孕成功率让查达和求子的夫妇们欣喜不已，连国外客户也慕名求助。
维奇靠捐精发了财，却是发闷财。自从被隔壁姑娘鄙夷地甩过一个大嘴巴，他从不跟别人说自己是捐精者，对新婚的妻子也瞒着。在家人朋友眼里，用精子换钱是肮脏勾当，无法理解和接受。直到维奇的妻子也尝到了因输卵管堵塞而无法生育的苦涩，再看到通过维奇捐精而诞下的53个孩子，她终于对丈夫的行为有了新的理解。
在多数西方国家，精子库已经运作了几十年，人们对捐精和接受别人的精子都处之泰然：北欧小国丹麦人口仅约550万，却是世界上的精子“出口”大国，其精子库的精子85%外销到60国的400家诊所。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人们可看到一种造型特别的自行车——长2.9米的车身被设计成一个大大的精子模样，这就是丹麦克瑞奥斯(Nordisk Cryobank)精子银行的“精子自行车”。这种车子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是一个量身定做的冷却系统——精子型车身实际上是一个“小冷库”，里面可以短时储藏精子，克瑞奥斯的员工骑着这辆流动广告车穿行闹市，将精子样本运输到哥本哈根附近的生育诊所。
美剧《生活大爆炸》的第一集开头，高智商的物理科学家谢尔顿和莱纳德就为自己刚刚捐出去的精子自鸣得意不已。在美国，一些州对捐献精子者在半年捐精期内，提供800美元—1000美元的补偿；而对捐赠卵子的志愿者补偿可高达3000美元—5000美元。如果捐献者拥有博士学位，或是医生、律师、在读医学和法律专业学生，酬金还会更高，因为消费者对这几种人特别青睐。
美国的精子产业也很发达，早在1964年就率先成立了精子库，1980年出台第一版人工授精指南，至今已修订了若干次。目前全世界五大精子银行有四个设在美国，2005年时，ABC电视台报道称美国前4家精子银行占领了全球精子贸易量的65%，大笔订单进军欧洲、亚洲和中东等海外市场，总金额高达5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精子交易构成了经济的一个增长部分，乃为数不多获得贸易盈余的行业。
同样地，英国精子库也很讲究“品位”——伦敦精子库将在捐精者名册中公布捐精者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乃至时尚品位等信息。每位捐献者都在手册内附有一份书面声明，上面有捐献缘由及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比如，一位捐献者被门诊医生描述为“讲话温柔、性格内敛、善于思考”，给人“整洁、无拘无束的感觉”；另一位捐献者则被描述为，“个人主义、行为古怪、有艺术天赋”，长相独特，像“摇滚巨星”，但生活方式和自信心方面一点都不像。一般，1个捐精者不能生超过10个孩子。
小蝌蚪能否找爸爸
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明确不认可捐精(卵)者与受捐赠所生孩子之间有联系，因此，捐赠者无需承担养育这个孩子的责任，他(她)以后也不应该介入这个孩子的生活。美国的捐精者必须签署一个弃权协议，承诺：本人没有成为未来孩子合法父亲的意图和愿望，完全放弃因捐献导致的任何父亲权利。无论接受本人精子的已婚或者未婚女性为何州居民，本人都同意放弃以上权利。
不过，也有例外情况，如美国伊利诺伊州有法律规定，在不孕夫妇难以接受人工助孕的情况下，只能由捐精者与该妇女发生性关系来完成受孕，此时捐精者必须承担对所出生孩子的法律责任。另外，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认为，利用捐献的精子通过人工授精出生的孩子在年满18岁时，有权了解自己的身世，知道捐精者是谁。
2005年，英国的精子卵子捐赠制度发生了重大的改革。英国卫生部规定，凡是从当年4月1日以后凭借人工授精或授卵怀孕而出生的孩子，当他们长到18岁时，都有权知道他们的精子或卵子捐赠者的身份，换句话说，他们届时可以知道自己的血缘父亲或母亲。
这个巨变告别了1985年以来英国一直坚持的保护捐赠者个人隐私的惯例，即借助捐赠者精子或卵子授孕、199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等长大成人后至多只能知道捐赠者的一点表皮的情况，比如眼睛的颜色、发色、身高和医疗史等。英国媒体认为精子、卵子捐赠者无秘可保是祸还是福仍需要时间来作出答复。
作为20多年前英国首批捐精者之一，约翰·基尔比表示赞同这一新的法律。他当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媒体采访说，“我一直私底下希望任何借助我捐赠的精子受孕出生的人能够了解我的详细情况”，“随着岁月流逝，我越发强烈地感觉到我不想再隐姓埋名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见到用我捐赠的精子而受孕出生的孩子，并与他们一同分享我的背景。”
也有反对该法的男子担心，也许某一天，他们不知道存在的下一代会莫名找上门来，让他们不知所措，虽然捐赠者无需为这些孩子承担经济或者法律责任。
由于担心捐赠者的健康和安全问题，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同性恋捐精，除非他们恢复单身5年以上。1985年，也有同样的法规禁止同性恋献血。尽管男同之间HIV传播率很高，但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没有解决HIV在异性恋中传播率也高的事实。因而这引发外界讨论，禁止同性恋捐精究竟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对同性恋的歧视？
另外，精子贸易的繁荣也滋生了许多复杂的法律与医疗问题。一位相隔千万里的、生物学上的继承人能否申请继承捐赠者父亲的遗产？如果国外的客人不满意他们买到的“产品”，比如生下来的小孩有遗传病，应该通过什么渠道投诉？这可是不能退货的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