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 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干
1985年毕业于扬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参加工作，历任江苏高邮市党史办公室、文联干事，文艺报社编辑，《钟山》杂志编辑，江苏作家协会创作室副主任，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二级。
王干 - 作品
著有专著《世纪末的突围》、《迷人的语言风景》(合作)、《苦涩的世界》、《揭开朦胧之迷》、《文学十日谈》(合作)，评论集《王蒙王干对话录》、《南方的文体》，散文集《静夜思》等。[1]
王干 - 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干作品
作为一个批评家、思考者，王干真诚的、执着的信念没有变过。他说：“我是一个极度痛恨虚伪的人，我曾经把自己的终身的使命定为要与虚伪作斗争，像契诃夫终身要与小市民的庸俗为敌一样。”他有时候“不得不容忍那些虚伪的言辞和虚伪的表达”，因为“彻底的真诚会损害别人，当然也会损害自己”，他明知，如果文学平庸，“真正的批评往往会感到生不逢时”。但他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不时妥协一下，也并不愿意降低自己批评的水准。
王干注重文艺批评的内涵，他强调文学要有“思想的力量、整合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他反对率尔而谈，在批评的实践中，他注重考察文学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注重从作家的思想发展、艺术演进上做综合研究。他的文学批评与当下文学创作现实的结合始终比较紧密。近年，他根据我国文学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几个“延伸”，如写作者的延伸、文学类型的延伸、载体媒介传播渠道的延伸等等，都很有见地，他的批评脱离了一般的就事论事，从来不会做隔靴搔痒的无用功。
王干的批评也向来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他追求批评表达的多样化，拒绝用“文学的经典条文去套文学文本”，在他的评论中没有引经据典的名头，从来不以新概念、大人物来吓唬人。他的言说语气一般情况下都是平易的、和蔼的、流畅的，如邻家的大哥那样，但他的批评自有水准高人一格，而且从不与别人重复。
王干一直致力于批评疆界的拓展，他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始终保持着敏锐、鲜活的特点，他从不满足于自己所做的一切与正在做的一切，他愿意给自己找麻烦，他不喜好安逸、平静，就如苏童概括的那样：“他的眼睛终日闪闪发光，陶醉于对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思潮的高度提炼和概括中，他成为一个文学运动的狂热推动者，同时也成为一个文学口号的高明缔造者。”
王干的不安分和一再“转身”给我们太深的印象了。他要求他的批评要像条“鱼”那样，必须不时到不同的水里去，而在同一片海子里，也要经常从不同角度游几个来回。朋友们为他叫好，也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他转身的幅度和方向有时是出人意外的。这里面其实有着他的追求、苦闷，有时是挣扎。“他的目光像一把梳子，放弃了文学这个新娘子，开始梳理大文化的头发，这是一堆貌似时尚其实苍老的乱发，需要更大的耐心，需要更大的力量，从赵薇到金庸，从尼采到鲁迅，从足球到麻将，王干侃侃而谈，词锋犀利而精准，似乎在帮助我们分析每日呼吸的空气。”(苏童)看过他的文章，你有时会想，这个老兄想到的我为什么没有想到，他这样说我为什么不这样说？于是我们便开始留意自己每日呼吸的空气了。
乐于思考的王干也是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他愿美好的生活、丰富的文化形式为社会上的每个人分享。这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对网络的态度上。他提出“博客或网络文学是一种软文学”，它“在文体上，打破常见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评论的局限，或者将这些文体杂糅在一起，不拘一格，不是带着镣铐跳舞，而是在跳舞时砸碎镣铐或化镣铐为道具”。他欢呼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理想中的开放文本，在今天终于通过网络得到了实现。在王干看来，网络的开放性和共时性为开放文本提供了硬件，读者或网民的及时介入和随意发挥使能动的、自为的读者真正诞生了。经由网络，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的普及、民主、狂欢，这应该值得让人高兴。在这个问题上，王干持这种阳光心态，是美好的。 [2]
王干 - 人物访谈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干
问：你现在以评论家为名，事实上你早先的创作涉及了文学的多个门类，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
王：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整个上世纪80年代文学大潮推出来的结果。我在陈堡上中学的，后来参加高考，粗心大意把作文写偏题了，成绩一下子就比较差，虽说数学考得很好，但也只够去上高邮师范了。那时候国内整个的文学氛围比较浓，高邮师范的文学创作气氛也是很盛很盛。大家都在写小说，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写，所以发表得最早的文章是小说。记得当时写完了，是请同学帮助润色的，没想到《雨花》就发了。发表以后，对写小说的热情高涨，我们老师说，你非要写小说不可的话，就一定要提高理论水平。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来看，从古到今，看到后来眼高手低了，最后就不会写小说了。
问：就是这么个歪打正着，促发你走上了文学批评这条路的吗？
王：可以这么说的。那个时候非常迷恋汪曾祺的小说，不是我一个人迷恋啊，是整个文学界都在迷恋汪曾祺。因为看得多嘛，当时我跟费振钟、陆晓声就合写了一篇《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你与汪曾祺有不解之缘的开始吗？
王：应该说，汪曾祺他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审美的眼光，或者说能够鉴别文学的一个味觉，这个味觉判断的能力比较强大是很重要的。那时候模仿他的小说，研究他的小说，到最后跟他接触，就是味觉提升了。所以到现在，大家开玩笑说汪老是美食家，王干也是一个小美食家。老有人找我写美食专栏，我说不写，以后老了再写。但是我觉得汪老他给了我一个文学的味觉，一个良好的味觉。
问：《文学评论》是评论界权威的刊物之一，你的评论最早发在了《文学评论》丛刊上，这对你树立在文学上的信心有激励吗？
王：是啊，上了《文学评论》，等于一步就踏到中国文学评论这处最高殿堂了嘛。当时能上一篇文章到《文学评论》，基本上就是教授、副教授了。有人搞了一辈子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都很难上，到现在还是很难的。当初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才二十三四岁，没有什么学术功底，也没有人推，就年轻气盛吧，胆子大，退稿就退稿吧，也不怕难为情。就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呢，后来就写文学评论了。
问：接着《文学评论》办了一个进修班，你去了，对你打开文学评论这扇大门有什么影响？
王：上《文学评论》办的那期进修班，是我在文学上得到的第一次大的提升。但同时呢，也就需要我很大的一笔钱了，大概要350块。当时我跟我们单位领导还搞得不愉快，因为去的时间比较长，又要单位出钱，还属于不务正业吧。最后那个班上好像就我一个人是自费去，其他人去进修是理所当然，还是个荣誉。前些天我把我们那个班的名单看了一下，现在很多文学评论家啊，刊物主编啊，丁帆，费振钟，林道立，陈墨，李明泉，跟我联系比较多的《山花》主编何锐，《红岩》的主编刘扬，都是那一批的。你想想看，在高邮一个小地方，很少能见到什么人物啊。所以在北京的时候，比如说看到刘心武，看到刘再复、何西来，还有很多当时属于评论界的顶级的高手，他们都给我们讲课的啊。我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就像是条小鱼儿一下子跑到大海里去了，那是种跳跃式发展的气势啊。 问：据说在进修班你还是个“半工半读”生？
王：班上有要求，说老师讲完课以后，要整理一份材料，整理一份十块钱，很多人都不愿意干，因为整理很苦。这个我知道，然后我说我来整理吧，就因为那350块钱，我要把它挣回来。所以听课的时候，因为要整理，无形中一个是听得很入神，第二个是整理的时候，等于做了个消化。如果当时我也是公费，说不定还拿点补贴，可能就是听听，然后就跑掉了。有些学术问题，或者理论问题，它是很枯燥的，而且，刚开始新鲜，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新鲜感也丧失了。最后我整理了大概有二十个人、二十份左右，挣了大概200块钱，后来他们又觉得整理很不容易、很辛苦，又加了50块钱。
问：这倒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有种成就感吗？
王：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你看，学习也没有花单位的钱，还自己挣了一些。其实我觉得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就像你刚才讲的，让我真正打开了文学评论这扇大门。以前对我来说，基本上属于一张白纸啊，现在正好碰到这么一个知识爆炸，新的术语啊，新的概念啊，新的理念啊，哗哗哗，全部吃进，然后又迅速把它酝酿、发酵，之后回来写文章，乖，呼里哗拉地写得很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当时学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是一帮人，就像武侠里面，从每个人那儿学一点招数，就学到好多招数。其实，这只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是这样，当时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但不可否认，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评论的一个黄金时代。
问：你很幸运地遇到了这个黄金时代，后来的发展如何？
王：1986年我在《文学评论》发了一个《论北岛的诗》。1985年的时候，朦胧诗还处于将出未出这么一个状态，一次我跟《文学评论》的邢少涛聊起来，他说有一套油印的《今天》。哎，我说这个我喜欢。然后他回去就把他收藏的《今天》寄给我看，因为是一套《今天》，我对他们那种风格的整体把握就比较强了，之后我就写了《论北岛的诗》，《文学评论》就给发出来了，后来还收到了将近两百封读者来信。以后呢就比较顺了，大概五六年时间，基本上每年在《文学评论》上发一篇。
问：那段时间还在高邮？
王：在高邮。到1987年，《文艺报》搞短篇小说评奖，要找一些能吃苦，或者是能干活的人来吧，海笑向《文艺报》推荐我，《文艺报》就要把我借调过去，借调可能也就三四个月吧，那个奖评完以后，他们觉得我还挺能干的，就把我留下来了。在《文艺报》是我又一个学习、长进的很好机会，我那时候有很多新鲜感，从小地方来的，突然看到名家的稿件，那就不是编稿子了，是在学习。1988年江苏筹办一个评论报纸要我回去，最后是七弄八弄没弄起来。5月份，《文艺报》这边又跟我说，你愿不愿意再留下来？我说好啊，那当然好啦。这样我又留在了《文艺报》。之后时髦北漂，我说我是比较早的北漂了，1987年、1988年就北漂了。
问：说到北漂，大家都知道那是非常艰苦的，你当时的生活情况怎样？
王：当时我住的是地下室旅馆。后来我的文章里写到四三旅馆，汪政说，你这个四三旅馆，怎么像保密机构？实际上所谓四三旅馆，是因为它靠近43路终点站跟起点站，我那时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当时《文艺报》的领导对我很好，因为《文艺报》好多人都没有房子，好多人就在办公室里挤着，也有的在外面租房子。我没钱，租不起房子，领导就跟我说，王干，你呢按十块钱的标准找个房子，每月300块钱我给你报销。那很高了，我工资才拿两百多。那时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房间，也就20块钱，有洗澡的地方，有卫生间，就很好了，但是也讨厌，就是人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换人。我就开玩笑说，每天换一个男人。基本上就是到北京办一两天事的人，人家来了问你干嘛干嘛的，我说受不了了，就找地下室，在单位门口，十块钱一天，住了好长时间。
问：你在北京期间，和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的对话，影响非常大，后来又出了《王蒙王干对话录》，对话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王：我第三次提升或者说进步的机会，就是跟王蒙对话。到北京以后，我曾经有一个巨大的梦想，因为王蒙那时候特别健谈，我说哪天能跟王蒙坐谈论道，那将是人生一大快事。那个时候觉得是一个幻想，是不可能的，他职位那么高，而且影响那么大，但后来没想到很快认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事情像传奇一样的，像武侠里面见到一代宗师，就这种感觉。1988年，我在《读书》文章发表得比较多，正好胡乔木也喜欢看《读书》，就经常看到我的文章，有一次是关于莫言的那篇，叫《反文化的失败》，乔木、夏衍他们都看了，都比较喜欢，后来就问王蒙这王干是谁，王蒙当时并不了解我，跟那种前排实力派的评论家相比，我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后来偶然的机会，正好我跟他儿子王山在一个办公室，王蒙说到这事，王山就说到了我。之后我跟王蒙有了接触，他发现我跟他说话能激发他的一种激情和欲望吧，就征求我的意见，所以促成了这个系列对话。他是文化部长，很忙，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次对话前他好像在陪日本首相竹下登，忙完以后打来电话，说王干我有三个小时，你能过来吗？然后我骑个自行车在北京那个大胡同里面，晃荡晃荡，跑到部长家去。有个细节我现在还记得，他家对面有一个公厕，我去之前先上一趟公厕，因为他非常忙嘛，我就尽量少占用他的时间。这期间一共对谈了十次，叫“十日谈”，后来我就在当时住的地下室里给整理了出来。现在有时候把对话录拿出来看看，当初啊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文学状态，有些话现在可能都不一定能讲得那么有激情，那么有冲击力。
问：到了《钟山》，好像才让你在文学工作上有了个固定的落脚点？
王：是啊，1988年跟王蒙对话以后，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就想回南京，我说在北京漂的时间也长了，累了，后来正好《钟山》缺搞评论的编辑，他就跟海笑、艾煊推荐了。1989年大概5月份到了《钟山》。其实到了《钟山》也是一番折腾，大家看我好像一帆风顺，但是吃苦的时候都没看到。高邮那边也说你怎么还不办手续啊，就这样煎熬了两年，很难受的。最后我在《钟山》被挂了大概两年才把关系转过来，这期间评职称啊，没有我，拿的钱比谁都少。这也就是为文学梦多付出很多成本吧，不过回过头来想想，也没什么，什么职称啊，什么级别啊，都是很虚的东西，还是对文学有兴趣吧。
问：有文章说，你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是登高一呼回应众的人物，比如“新写实”、“新状态”的倡导，比如《大家》和“联网四重奏”，还有文学刊物的策划创意。你的看法呢？
王：我做文学评论，是建立在对文学思潮的跟踪、描述、分析和研究这个基础上的，而且我是一直在做这个事，后来我又把这种思路带到做刊物上去了，这样可能就跟其他人做刊物不一样了。人家刊物呢，可能就作家做作家，就作品做作品，我可能把一个作家一个作品，或者几个作家几部作品当成一个现象、一个类型、一个思潮来概括，来推出，所以给人的就不是那种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感觉，而是一种整体的、一个浪潮的冲击。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觉得，啊唷，王干一出手就动静比较大。另外，我的文学评论里面可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说到的味觉或嗅觉比较好，哎，有动静了，或者这个作家好像有什么新苗头了，我可能有一定的预见性吧。这个呢，是一个编辑必须具备的能力，你在人家后面跟风就没意思了。
问：2000年年底你又从南京调往北京，这一次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去的原因很简单，我当时开玩笑说，我做文学这一块，一个完整的链条差不多都做过来了，现在惟一没有做过的是出版了。我从开始写小说，评小说，编小说，发小说，推小说思潮，推小说作家，最后要检验它，那怎么检验？就是做出版卖小说。出版呢，是文学里面很重要的一项程序，现代文学史上很多大作家，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巴金，都做过出版，开过书店，当时书店就是现在的出版社。这个对我有兴趣，正好人文社给了我这个机会，虽说还要编刊物，但实际上我看重的是做出版这一块。所以我到人文社后，由《桃李》开始，编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桃李丛书》，像韩东的《扎根》、东西的《后悔录》分别获得了2003年和2005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问：你近些年的评论文字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了文化领域，比如你用“赵薇的眼睛特别大”概括了中国的消费文化，出于什么考虑？
王：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时代，它是一个文学向文化转化的时代，或者说文化正在文学化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也是我的一个兴趣。你看中国老百姓喜欢赵薇，美国人喜欢章子怡，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区别。老百姓看电视，如果是章子怡的，肯定没有赵薇的收视率高，赵薇的这种文化确实是中国本土娱乐文化的产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消费文化的一个符号还是有点道理吧。
问：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起名噪文坛的评论家，甚至你个人也因此广受关注，可以称为“王干现象”吗？
王：复旦的郜元宝倒是写过，有一次他跟王蒙讲，王干这个人，其实很多人还没去研究他这个现象。他就说，王干作为文学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非常少见。这么一个编辑，一个评论家，他能影响当代文学的走向和动静。这么一个人，对文学能像一个文学的发动机，不断给文学增添新的话语、新的话题。郜元宝觉得这对文坛的贡献是很大的。还有张尔客也说到这事，他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那一批评论家，现在基本上都二、三线了，还活跃在文坛并且还能冲锋陷阵的几乎没有了。像这两年谢有顺、李敬泽他们这一代，他们现在叫我干老，说老同志还在混着。后来我讲，一个是比较虚纳，对各种现象啊，保持一个客观的认识。再一个就是，我可能还是有一点绝活的吧，就是对很多新的现象，能够迅速把握到，并且用一个适当的方式把它给提出来。反正是，一般人觉得很难的事，到了我这里，好像也没费太大的劲就把它做出来了。
问：身在他乡20多年，心里还有着记忆深刻的泰州吗？
王：最熟悉的当然是兴化了，我喜欢原来兴化城的那个感觉，就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小城的那种味道。那次我来泰州做“非常周末”的时候，完了我拉上主持人今波，我说你跟我到下坝走一趟，去看看我小时候到泰州来坐轮船的地方。因为当时我爷爷、奶奶、叔叔都在泰州，所以对泰州一直有一种文化上或者精神上的首都的感觉，比兴化还要亲。童年时要到泰州走一趟，那是非常向往的一件事，要买什么东西啊都到泰州，什么天福布店啊、留缘照相馆啊，觉得如数家珍。原来的老泰州，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温馨的感觉，而且那个水码头、吊脚楼，让人想起沈从文笔下边城的风格。 [3]
王干 - 荣誉奖项编辑本段回目录
2010年10月凭借散文杂文《王干随笔选》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