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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时代的生存准则
◎苗炜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主持人张斌，对世界杯比赛的收视率还算满意，他说：“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从头到尾完整地看一场比赛呢？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把世界杯当成背景声，电视放着，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到进球了，就过去看一眼慢动作回放。收视率高，只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夏天应该有世界杯。”十来年前，张斌创办《足球之夜》栏目，鼎盛时期，这个节目时长4小时，而后不断缩减。其中国际足球部分分离出去形成“天下足球”栏目，每周一晚上播出。“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进球集锦节目，即便是球迷，也都有这样的期待——你们少废话了，赶紧让我看进球。这个节目收视率最高的还是100大进球排行榜这样的集锦，因为进球一个接一个，不断刺激你的大脑。”
专家们不断描述我们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很难持久，孩子们养成了超文本链接的浏览习惯，很难按照一个逻辑推演过程完整地看一本书。岂止是读书，足球这样的消遣也变得“碎片化”了，少有人能耐心地看完90分钟的比赛。
张斌感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严肃问题被消解了。他在新闻中看到，英格兰足总开始推广一种新的青少年培训体系，类似于中国的“体校”，他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讨论此问题，结果只有两条评论。相比之下，谈论明星逸闻的博客会收获更多的评论。他也在网上开了“微博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使，不知道拿它说什么啊”。
但对许多人来说，微博已经成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通过自己关注的人，通过他们的链接，他们各自的“角色扮演”，你可以轻松地知道这世上发生了什么事，大体上的舆论是什么样子。开心网上最活跃的不再是挪车位这样的小游戏，而是转贴，集合了八卦新闻和娱乐内容，iPad上最新的一个应用是Flipboard，它最重要的两个栏目是Facebook和Twitter，使用者当然可以定制自己的信息来源，但没有哪个大众媒体能抗拒社会化媒体，保持其固有的权威性。新型的社会化媒体和社交网站带来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又反过来会影响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大西洋月刊》上最近发表一篇文章叫《Facebook上的一起死亡事件》，作者是个杂志编辑。S女士曾经在杂志社实习，这位女士的夜生活极其丰富，编辑先生和S女士也就是个点头之交，他怀疑，一个经常泡吧的姑娘是干不好编辑工作的。实际上，他也没干好，杂志倒闭了，他失业最初的一星期可以享受孤独的美好，但随后就上Facebook，想看一看老同事们都过得怎么样。他看到S女士想加他为“好友”，他同意了，很快，S女士的动态充满了他的屏幕，他看到S女士的行踪，在酒吧里的留影。然后看到有一位男士和S女士一同出现在照片上，起初，男士的胳膊只是搭在S女士的肩上，而后就揽入怀中，然后就是两个人坐在一间起居室的沙发上，S女士向她Facebook上的所有好友展示手上的钻戒。编辑先生想发送一条祝贺的信息，但又纠结起来——我好像是一个窥淫癖，注视着她的私生活，可我们之间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好友”，我们就没说过几句话。
结果，编辑男士终于有机会脱离网络生活，到了乡下的一个朋友家。某天晚上，他看到自己的苹果手机上有多条未处理的信息，他用手机接入网络，原来是S女士不幸去世。编辑先生想起一年来生活的变故，有点儿欲哭无泪——我到底要为谁哭呢，为S女士？可我们几乎不认识，在网上也从来没有互相留言。为了她的故事？作为旁观者，看到了网络直播的一则故事？
在Google公司社交体验方向的研究员看来，“社交网络不是一时的流行，也不是目前已知网络的附加，它是一种根本上的改变，一种重构”。他们的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上的大量使用行为都发生在人数较少的强纽带之间。Facebook上的用户平均拥有130个朋友，但只会定期和4到6个人互动，人们所拥有的弱纽带关系也就是在150人左右。这些“朋友”大多属于不同的圈子，在生活中很少有交集，但在网络上被平面化地呈现出来，你对某个圈子里的朋友说的话，也可能会在另一个圈子里传播。此外，网络上还有一种临时纽带关系，包括柜台售货员、在线写酒店点评的人、你在购物网站上遇到的卖家。
如果我们使用Twitter或者“微博”就会发现，你的每一个“粉丝”都能和你构成一种临时纽带关系，他给你留言或转发了你的一条微博，这微弱的纽带关系就绵延开去。
Google的研究人员提醒我们，如今我们手机上八成左右的电话还是和固定的4个人打的，早年间，一个村落到了150人就会面临分裂。但我们不可能再像100年前只和方圆10公里的人来往，也不可能处理好150个以上的弱纽带关系。
商人们对这种社会变化最为敏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商学院曾经发布一个调查报告，题目是《Twitter作为一种电子流言的力量》，调查者搜集了数以万计包含商品品牌的微博评论，其中超过50%的内容是负面的，33%是批评性的。报告提醒商家，强纽带朋友之间的建议会决定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网络上的流言也会对产品和品牌构成足够的影响。
一个豪车品牌的市场部经理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刚担任“网络营销部门”的负责人。她说，许多公司早在2004年就设立了e-Marketing，在互联网上开展营销，但最近一两年，所谓网络营销部门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社交网站和社会化媒体上，核心工作就是做好口碑营销，保证自己的产品出现在海量的信息中时是一个正面形象。
“我们当然知道，电子流言大多是负面的，而负面消息更容易得到传播，所以一个市场经理背后会有专业的互联网团队，我们会判断负面信息哪些是竞争对手所为，哪些是不负责任的传言，哪些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会很认真地处理这些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在社会化媒体上的曝光度，让我们的消费者很容易找到我们。事实上，你在手机上收到商家的生日祝福，短信提醒，那都是网络营销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要让消费者感受到，我们就在你的身边。”
商人们会利用网络上的各种纽带来形成自己的品牌传播，最好用的一个方法是，发一条微博，从转发者中随机抽取幸运者送出奖品，许多人轻松地点击一下就转出去了。要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是从事公益活动，包含品牌信息的微博被转发一次，就向某个慈善基金捐助一块钱。这后一个办法能让转发者更自觉，社会活动的研究者称之为“懒汉行动主义”。
2007年10月，有一家叫Freerice的网站发起行动，只要你在该网站上参与互动，回答对了一个问题，该网站就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捐赠10粒米。两年多之后，他们捐赠出1.576亿粒米，相当于2200万碗粮食。这是一个具有碎片化时代特色的社会活动，你回答一个问题只需很短暂的时间，做出的贡献也只有10粒米。Kristin Ivie在社会批评网站的文章说：“我们不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个通过Facebook策划的抗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恐怖组织的大型示威活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来自全球100多个城市的500多万人聚集到了一起，它意义重大而感人！但是，坦白地说，有时这些活动的意义更多在于——让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个伟大运动的一部分。
Kristin Ivie将这种网络上组织小组、发布评论、转发帖子的行动称为“行动主义2.0”，以区别真正投身于一项行动，他说，“行动主义2.0”正在进入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并且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来让人们养成利用科技和社会媒体为社会改革做贡献的习惯，其实人们只需一个细小便利的动作即能实现——点击鼠标。
还是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说，人们在社交网站和微博上讨论问题，发表看法，都是一种“轻重量的社会姿态”，这只是人们接受碎片化信息后的一个随机反应，和一个人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完全不同。对此，香港岭南大学讲师、从事社会活动研究的叶荫聪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是通过互联网的社交网站组织和动员的，尤其是年轻人，这已是共识。至于是否有效，则是个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我的观察是，社交网站是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还不能取代实质的社会组织，例如非政府组织(NGO)。社交网站所促成的网络是分布式的，边界难以捉摸，善于把某种情绪急促汇聚与散播，但不利于细致地处理不同意见，调整论述与策略。最近的‘撑粤语’是一个例子，它没有组织，网络化，具有很强的动员力，但当政府纠正说打压粤语是无中生有，这个运动便难以响应与调整，因为，根本没有组织可以响应。”
叶荫聪先生承认，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碎片化”、注意力更加分散，“但是，这也令年轻人关注公众话题的方式转变了。以社交网站来说，许多年轻人不是依靠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例如媒体、学者、官员等来关注公众话题，而是靠社交网络中的朋友，互联网能急速激发情绪，年轻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也会很高。这种情绪化使网络上的言论带有一定的‘虚假性’”。
叶先生强调，互联网为真实／真理宣称(Truth Claim)提供了一个新环境。过去几百年，现代社会经历着祛魅化的过程，各种传统或神学权威渐渐崩塌，知识分子开始在自然科学及哲学角度上尝试重新建立论述的权威，真实／真理宣称成为重要的基础，这是启蒙时代的基本特征。但是，这种基础通常建立在一种精英个人思辨，或精英群体小圈子内的对辩与共识(如学术体制、科学家社群、媒体、公共领域、议会等等)上。互联网不是完全瓦解这个基础，不是不再讲真实／真理，而是把这种宣称扩阔到更广大的、一个不再容易被文化精英垄断控制的空间。这个广大空间的一个特点，就是真实／真理宣称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寻真的过程是相对公开的，因此，也不停地看到虚假、错误、纠错、寻真的反复循环。
叶先生说：“情绪化的问题，我以为也是启蒙时代所打造出来的理性神话，或温和一点说，是把理性／情感进行二分。启蒙时代的理性实践有许多被隐藏的情感或情绪因素在运作，关键不是互联网是否情绪化，而是互联网能把情绪呈现出来，并急速强化，它令理性思辨及对辩无法再隐藏情感与情绪。”
如果互联网只是提供海量的信息，让我们目不暇接，那应对起来好像比较容易。但这个碎片化时代的特征是，你对信息的应对让你陷入碎片化生活之中。你在世界杯比赛中支持巴西队，很简单，你就可以在微博上调笑一下阿根廷球迷；你一边看球，一边在微博上回应阿根廷球迷的反击，这些情绪化的论战让看足球变得更有乐趣。接纳信息——做出反馈，这个机制在网络上运行得无比畅通，还时不时披上一件技术的外衣，你可以在一小时内了解10个新闻，发出3条你的时事评论，促成两桩慈善捐款，还能给某个购物网站的商户发出一个恶评，并且接到了对方希望你取消恶评的电话，应对信息就已经是你的2.0版本的行动。
8月12日，《时代》周刊时隔多年又将一位作家放到了全球各版本杂志的封面上，这个作家名叫乔纳森·弗兰岑，这位51岁的作家之前有一本散文集叫《如何保持孤独》，新出版的小说叫《自由》，他在《时代》周刊上的主要观点是——成人世界正在贬值，我们在一个儿童化的社会，欣然地接受那些瞄准儿童市场的文化产品。
姚晨：一个时代对演员的要求，不是只会表演
“微博 让大家看到一个演员最有血有肉的一面，会高兴也会崩溃，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我为什么要害怕暴露最真实的自己呢？我不要做神，不要做圣女，被人供起来。我自己活得不累，别人和我在一起才会不累，看我的戏也会不累。我就是这样一个有缺陷的人，有完美的和不完美的东西。要真实、舒服、简单，用减法去生活。”
实习记者◎张冉 记者◎葛维樱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新浪微博上关注度最高，这些“粉丝”和单纯的影迷有什么不同？
姚晨：在微博上有很多人并没有看过你的作品，有的是看你“粉丝”数第一，所以随手一加，有的是看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比较投缘。微博上“粉丝”更开放多元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微博上发了很多图片，回帖评论也很多，都是自己在发图片写微博吗？
姚晨：那当然，必须是自己写，也没法找人代写。有人说，姚晨微博有团队策划，还不止一个人，八个人。我想真是夸赞我，好像我一个人有八个人的智慧。
三联生活周刊：每天花多久时间在微博上？
姚晨()：去年9月份刚开微博的时候，和它热恋，花时间多一些，天天抱着个手机发信息。到了晚上一两点还不睡，老公就很愤怒。拍戏的时候，导演说你这有情况，我说有什么情况啊。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谈恋爱了，我说你错，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微博。
我后来还写了一条微博，现在如果抱着手机不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热恋了，另一种就是发微博。不同的是，发微博没有人再发回来，只有人叮叮当当发过去，没有叮叮当当发回来。
现在慢慢地趋于平静，有时间就多写，没时间就不写。
三联生活周刊：想过自己会成为“粉丝”数第一吗？
姚晨：没有。好多事情都是无意中成的，越是刻意为之，越是成不了，太偶然了。“粉丝”刚到第一位的时候，我突然间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写什么好。是不是该说些有用的东西啊，于是说一些并不那么由衷的话，讲一些自以为深刻的东西，多少有一些虚，有点端着的成分。那时候我就不喜欢自己写的东西了，讨厌自己，甚至讨厌微博，想要关掉，后来听说很多人都经历过“微博之累”。我停写了两三天，给自己放了个假，让自己安静下来，后来就好了。
有“粉丝”后来特别多变成了朋友。微博最大的好处是让交友变得方便、快捷，省去了出来喝茶吃饭寒暄的过程，直接在网上聊得不亦乐乎，再见面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了。
三联生活周刊：关注的都是什么人？
姚晨：坦白说大部分都是带V字认证的，不是势利眼儿，而是一种可信任。变成微博大广场之后，不安全感是随之而来。200多万人盯着你，心里毛毛的，一人一口吐沫就能把你淹死。大部分都是不认识的人，你无从考虑电脑后面的那张脸那个灵魂是什么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评论或者私信都会回复吗？
姚晨：比较熟悉的朋友都会回复。私信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就两个人在一块儿聊天，没有第三方，又不用见面，避免了尴尬，说话的时候就比较大胆。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你看留言经常看很久，怎么对待那些负面评价？会发火吗？
姚晨：当然有，肯定有发火的时候。有个主编博友和我说，以前老觉得明星演员被骂是特正常的事情，被骂又反抗，不理解有什么可发火的。后来有了微博这个平台，他自己也被骂了才觉得真挺难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生气的时候怎么处理？
姚晨：微博让人比较真性情，生气崩溃都能表现出来。我自己叮叮咣咣地在微博上反击一下，就心满意足地该干嘛就干嘛去了。
我看一教授，还V字认证了呢，说话怎么那么脏啊！我把微博当做自家门口儿，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进来，嘿，进来一阵汪汪，还连带把我的“粉丝”骂了一通。然后我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还教授呢，斗争了一下。
三联生活周刊：有把“粉丝”放到黑名单里去的吗？
姚晨：可多了。等哪天我心情好了，大赦天下。我看财神说，本王今天心情大好，大赦天下，放出所有黑名单，笑死我了。我的黑名单底线比较低，那些提毛病的批评的我不会加，但是上来胡乱谩骂的我就拖到黑名单了。纯发泄的我觉得应该找个公厕去。
后来，我的心理素质也在不断升级。一开始特生气，后来也就习惯了，啪啪一删就好。现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加过黑名单了，没必要。上久了也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心理，也不是特别冲着你来，就是一种发泄。
三联生活周刊：有“粉丝”提过什么好的建议吗？
姚晨：我有时候会在微博上发起一些活动，都是博友给提的。比如，“你加我一个关注，我代你捐一角钱”的活动，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博友鼓励我做的。最后捐了13万多元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把发票也发上来了，告诉大家我确实捐了。
三联生活周刊：使用微博是不是一件颠覆女演员形象的事情，消解了那种对明星神秘感的想象？
姚晨：时代都进步了，观念要改一改。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有趣的时代，不光对人，对好多东西的要求都是越来越全能。就连一烧饭的电饭煲都得是什么粥都能做，更别说人了。一个时代对演员的要求，不是只会表演，需要更加综合。
坦白说，演员的话语权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记者，没有人会想听一个演员对社会时事评头论足，后来我想清楚这也是社会分工的问题。于是我就想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去帮人，比如拍一个好作品，除了养家糊口外，还可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选择使用微博？
姚晨：我不是一个在口头表达上特别强的人，但是我会写，有多少就写多少。小时候会写日记，还爱写各种长长短短的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写博客和微博有什么不一样？
姚晨：博客有点正经危坐，噼里啪啦打字，写得少有点对不起观众的感觉，挺正式的。好多天才想到更新，但发生了很多事，写着就忘了，但微博可以随时随地记录，很便捷，我经常回过头来看从前写的，能帮助你回忆。
三联生活周刊：害怕在微博上暴露真实的自己吗？
姚晨：微博让大家看到一个演员最有血有肉的一面，会高兴也会崩溃，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我为什么要害怕暴露最真实的自己呢？我不要做神，不要做圣女，被人供起来。我自己活得不累，别人和我在一起才会不累，看我的戏也会不累。我就是这样一个有缺陷的人，有完美的和不完美的东西。要真实、舒服、简单，用减法去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会琢磨怎么写微博吗？
姚晨：会啊，大部分微博还是比较随性的，对有些敏感话题还是比较慎重。有时候一字之差就会让人浮想联翩、产生误会，遭到群情激奋的拍砖。我是在鼻青脸肿中茁壮成长起来的，被拍过无数次。微博教会了我分寸感，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要学的东西。尤其你是女人，更要有分寸。有顾忌不是坏事，无所顾忌会伤人，伤人也就伤己。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写微博也不能拯救世界”？
姚晨：人是特别渺小无力的，只能像鸟一样呱呱叫几声。要是哪天世界毁灭了，我们谁也做不了什么，这点我还是蛮悲观的，所以我愿意当下乐观地去生活。既然残酷的东西改变不了，不如看着前面的那点光，迎着光去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对李小冉等明星拔刀相助的时候，是想用微博来说点正经事？
姚晨：还有子怡，她、小冉和我都是演员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坦白说，我跟她俩都是泛泛之交。她俩的事情本身我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我想说，就算是杀人犯，人性里也有美好的一面。我看到的子怡是特别美好的一面，但事情发生后是墙倒众人推，我马上就联想到，如果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肯定希望有人给我说话。小冉，是当时在飞机上遇见她了，我就把她跟我说的事情都写在了微博上。有人说我多管闲事，那我就是这样呗，就这么个人。
三联生活周刊：“墙倒众人推”的感觉，有没有让你觉得做演员很危险？
姚晨：演员本来就是一高危职业。在微博上能看见众生相，只要有个演员或艺人出事，马上就有人针对这个群体说，艺人们怎么怎么着。但这些都应该归因到个人头上去，怎么能把一个群体一棒子打死？大家都是大舞台上的小人物，演员是追光下的小人物，这个职业本身有很多很虚浮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会在微博上沉淀一些对生活的思考吗？
姚晨：微博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众口难调。要说思考，肯定有，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能力，但没必要写得太多。在微博上，经常发好多段子，关注的帖子，通过这些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怎样气质的人。知名度提高了，相对地在商业上也有一定的效应。很多人找我做付费性质的微博广告，但我没有接受。我很希望将来通过微博这个平台做一些公益的项目。比如一个企业出资10万元投放广告，我可以不收费去发，把这10万元给青海的孩子捐水井。既然有了微博这个平台，就要运用好。以前就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但能力不够。现在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做得也应该越来越多，尽力而为。微博最大魅力就是充满人情味。
三联生活周刊：微博上有没有什么惊喜？
姚晨：有个孩子眼睛里长了一个瘤，要做手术，我从别人的地方转发了之后，第二天经纪人就接到了中日友好医院的电话，愿意为这个女孩儿做手术。还有一次大家奋力转发寻人启事，最终把小孩儿找到了。本来是个玩儿的东西，真的做了有意义的事情，真想抱着微博亲一下。
我喜欢的两位偶像梁朝伟和王菲都开微博了，王菲是别人告诉我的，偷偷把她加了，我很得意。梁朝伟那天上来发微博聊天，我也跟着别的“粉丝”一起大呼小叫。
我经常转发一些好玩的帖子，如果一天一连转三个特别逗的帖子，表示我肯定特别开心，快乐是很简单的。看到一个签名档说得特别好：小时候，幸福是很简单的事儿，长大以后，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简单再简单。有这样的意识之后，简单就会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中！
又一次新旧工具交替
从系统的角度，碎片化是一个极端去中心化的状态。大量凌乱的、无关联的碎片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有一种有效工具，或者通过人类自身的进化，能够有效地处理碎片，在碎片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结，在碎片化之上浮现出新的、更有意义的层级，那么，碎片化也许就是人类新的进化的基础。
记者◎陈赛
苏格拉底表达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恐慌。在《斐德若篇》中，他指责书写的发明“制造了灵魂中的遗忘性”。一个人不再依靠自己的记忆力，而是相信外部书写的文字。这大概是人类心智第一次出现的裂缝，碎片化的进程开始了。
17世纪，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中就曾抱怨印刷术带来的信息过载：“我们被书本压迫着，眼睛因阅读而酸痛，手指因翻页而麻痹。”
1881年，传播速度成了恐慌的根源。美国神经病学家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出版了《美国神经过敏》，谈到当时席卷美国的“神经质”流行病，他认为应该归罪于电报和大众报纸：“我们匆匆忙忙就建立一个系统，浮光掠影地理解科学，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味求新猎奇。”
电话是第一个进入私人空间的远程交流工具。有了电话，个人的精力和注意力更是不再由自己控制，时常要受到陌生人的打扰或支配。让当时的人们不安的是，电话似乎造成了一种时间上的警觉性和紧张感。无论在商业、爱情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中，我们都需要并且期待立刻的结果。
电视的罪名是用消极的快感毒害大众的心智，它带给人类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隔离的注意力。
可见，今天针对互联网的种种指责原来都不新鲜。
数千年来，人们不断发明新的工具感知世界，表达自我，并与外界交流。与此同时，工具也在改变我们的心智和生活方式。每一次新旧工具的交替之际，都会引发对于人类道德与心智的忧虑。
如果说这个时代与过去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是工具的无所不在，如影随形。办公室里的计算机，卧室里的黑莓，沙发上的iPad，客厅里的Xbox，咖啡馆的WiFi，人与外界的每一次交互，几乎都要借助于工具。作为代价，我们的时间、空间、知识、注意力、心智都被一点点切割成碎片——即时通信工具切割了时间；搜索引擎使知识碎片化了；社会化网站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碎片化了。
Boing Boing的主编科利·多克托罗曾经说过，一个典型的电子屏幕是一个“干扰技术的生态系统”。
在《少数派报告》里，汤姆·克鲁斯站在一排屏幕前，在无数信息流中捕捉自己要的信息，挥斥方遒，就像一个交响乐指挥家。但现实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我们被信息牵着鼻子走。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就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
如果信息有意识，一定惊讶于人类注意力或意志力的脆弱性，脆弱到一点点诱惑都难以抗拒。这很容易理解，互联网时代，信息呈指数级爆炸，但人脑却没有——人类大脑每秒钟只能处理110字节的信息，一生也不过1730亿个字节。
仔细分析互联网时代大大小小的工具，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冲着争夺人的注意力而设计的，对人的心智弱点了如指掌。其背后既有商业意志，也有技术本身的逻辑。
很早以前就有人说，信息想要免费。这是因为人都喜欢免费的东西，用“免费”换眼球，成了互联网文化的基本规则。Google、Facebook、Twitter都已经找到各自的方法，对我们的“注意力”进行商业化和资本化，他们从中受益最多。很显然，对他们来说，我们的眼球，而不是心智，是首要的兴趣。
我们的大脑最受不了新鲜的诱惑，当我们期待某种新东西，或者有意外发现时，都会激活大脑中的多巴胺奖赏系统。所以，我们每次上网平均要打开8个窗口，平均每隔25秒钟要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Google的算法再强大，我们仍然怀疑会有更好的新信息躲在某个角落，只等自己的鼠标轻轻一点。
RSS订阅的本意是通过“聚合”简化我们的生活，按兴趣订阅，获得对信息的主动权。可惜人都是贪多嚼不烂的动物。我的Google Reader每天新增数千条信息，几天不读，就累积到数万条。如果再将朋友共享的订阅算上，就更加可怕。这些东西，不读则已，一旦开始阅读，就会有强迫症，非得全部读完不可——已经投入那么多时间，如果错过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岂不可惜？
“邮件控”们被一种“随机性奖赏”的心理机制挟制着。他们怀着一个赌鬼死守老虎机的心情，一天刷新邮箱数十次，因为在打开和阅读一封邮件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否重要。
我们的大脑没有耐心，所以Twitter才会如此流行，我们希望第一时间知道所有事情，速度越快越好，内容越短越好。越来越多类似于Twitter的即时协作软件被制造出来，比如最近大受追捧的Quora，你可以利用社交网站的人脉，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
有一些干扰看似难以拒绝，因为它们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附着了情感的信息，比如恋人的短信，MSN的问候，开心网上的老友留言。
黑莓让一个平庸的小职员感觉像CEO，这个世界缺了他就无法运转。你再看一个人玩新买的iPad，从他手指的动作，脸上的表情，你会觉得那绝对不是一个人与一本书的关系，甚至不是一个人与一个机器的关系，而是一个人与一个宠物的关系。
这些东西让你感觉活着，感觉自己很重要。你想要连接，连接，连接。到了极端，我们就连接过头了。
凯文·凯利——《连线》的前主编——今年刚写了一本新书，叫《机器想要什么？》。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技术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与生命进化相同的趋势——走向普遍化、多样化、社群化、复杂化。也就是说，技术正在向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演化，有着自己的欲望和意志。
就目前而言，这还只是比喻意义上的。但是，当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自主性时，我们是应该问一下，它想往哪里走？它想要什么？
数字技术正在将人类编入一个巨大的电子网络，如果从外星人的视角看，网络中的个人未尝不像一个超级有机体里的细胞。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技术面前时常感到压抑，因为机器的需求有时候会凌驾于人的需求之上。
从个人层面而言，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生活越来越碎片化，但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看，这样的碎片化为一些大型的社会行为创造了条件，比如维基百科、公民记者、网络慈善小组等。
于国富：占领新媒体的依然是精英
律师于国富是少见的能把微博和自己的职业挂钩的专业人士。他的微博既有对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也有针对来信的疑难解答，也不乏生活中的点滴感受和对新鲜事物的敏锐观察。“我从2000年开始专门打知识产权类的官司，网络对我来说是专业。”他的手机是功能强大的智能商务机，每天上两三次微博，刷一下自己的页面。
记者◎葛维樱
“无论博客还是什么，刚一出现都被解释成草根的发言场所，其实和传统媒体一样，微博仍是精英文化。能够拥有大量‘粉丝’的，还是精英，要不就是被埋没的精英。”于国富说话很直接，“谁会关注一个普通人的无病呻吟呢？”
于国富在微博里关注的还是他感兴趣的人。“一大堆是律师、法官，我们和法官规定是有防火墙的，但是我们互相看微博，就能看到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案子以外，我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方也可以知道。而那些大名鼎鼎的法学家，平时硕士、博士都带不过来，可是我去他的微博很诚恳地提问题，就会得到回答，这就是对我专业最大的好处。”这种沟通随时随地又充满了乐趣，他说：“我飞机晚点两小时，是向一个航空公司的朋友发短信询问，还是向一群‘粉丝’发牢骚？我觉得时间已经耽误了，不需要什么有普遍价值的解释了，那么我发了微博，就会迅速得到很多有同样感受的人的回复，别人的感受是，飞机正点比中奖还难，我就决定不生气了。主观感受是来自对比的，我分享了这种感觉，就觉得这个沟通是有效的。”
除此之外，经常向他打听案情的媒体，网络公司的客户们，都是他微博的关注者。“律师这行和医生很像，别人凭什么信任你？就看你的名气和以前代理过的案例。我自己会把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总结出来，我的客户也有微博，他们有什么烦心事，如果放在微博上，作为法律顾问我会第一时间去提供专业意见，工作以外的交流会加深我们关系。现在网络公司之间的官司越来越多，而我就可以做自己的发布会了。”
有很多人选择把微博和自己的工作、专业以及现实问题隔离开来，于国富却在尝试以微博解决问题。“我曾经在淘宝网上买东西，被一种叫‘呼死你’的系统骚扰，我自己下载了自动接听软件，保留了通话记录，这样我就可以取证了，把记录放在微博里。按照和这些不讲理的人打交道的逻辑，我一开始也担心这种有目的的手段会不会有问题，比如被更多敌人攻击。可是我在阳光下，对方在暗处，我只能选择相信公道依然存在，结果淘宝网的人居然主动打电话来联系我，并且给了那个商家处罚。”他说，这件事之后，遇到同类事件的网友很多来咨询，“我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其实这些人以后不仅会成为我的铁杆‘粉丝’，甚至有可能变成潜在客户。有交流和没有交流的‘粉丝’，在忠诚度上相差太远，我每天刷新看到增加十来个‘粉丝’，都觉得很开心，像一个种地的农民点算收成一样”。
交流的平等是相对意义上的。“无论我过去用的MSN还是QQ，主要实现的还是一对一的交流。微博是个广播，很多人关注你，你也关注很多人。微博就形成了不对等，大家互相不是你关注我我就要关注你，而是有选择有放弃的。我只选择值得关注的人，并且及时淘汰。‘粉丝’和‘粉丝’也是不对等的，你有几万个‘粉丝’我就会特别看重你，因为你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听众，这个平台就很大，多少人看你，就等于多少人给你投了票，而那些被互相转载的一定是有用有意思的信息，说到底，这些信息大多来自精英。”
在信息产业里打了10年官司的于国富说：“说网络是虚拟世界早就过时了，网络就是现实。意见领袖就是看他的社会认知度。以前论坛里有著名网友，可还不是精英，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社会认知度，微博却很明显，你知道多少人拥护多少人反对。以前的博客因为匿名评论，很多人不负责任地变着花样去骂人，因为被骂的在明处，一举一动都要倒霉，骂人的却毫无顾忌。现在微博好一些，可能刚开始，大家都用邮箱注册，而且都要被关注和关注，每个人都在意，自己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微博有两种页面设置，一种是自己做主角，永远自我中心的；另一种则是以别人的发言组成，你在评论别人，还有人在评论你的评论。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就是主人，要维护这个形象。”
于国富还在坚持使用博客。“博客在国外的意义在于订阅机制，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个网站的，只要我用一个阅读器，订阅就可以收看，可是咱们做成了各个网站之间争夺点击率和浏览量，真正订阅博客的人很少，这里面是没有广告什么事的。”他自己也是博客的订阅者，“咱们的订阅非常不起眼，博客大多沦为个人网站了。即使韩寒，也还是在博客上使用一个自我表达的功能，能形成体系的写博客的人，在中国有多少呢？”于国富自己的博客全部都是对案例的分析、对法律的思考，没有过多的个人抒发，顶多算是个“法学话痨”，不理会别人的反应，只单纯扮演好一个角色。“博客是追求理性的，想要干货的人也许还是会回到博客那千字文章中去。”他说。
他自己觉得微博短小的表达倾向于感性，于是也在微博中向别人寻求帮助。“我不懂的问题放在微博上立刻就会被转发，大家在微博上发言不再以独裁者的面貌出现了，抛砖引玉的心态更能适应这个气场。”每一种心态都可以被放在这个环境里，“充分地被围观”，“这给了有身份焦虑的草根一个平台，总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博取注意吧。但这个风潮很快，一阵就过去了，基本上大家都是每天更换关注的对象，及时淘汰没关系，而那些你知道值得你付出时间去收听和交流点滴的人，肯定是这个社会上一些重要的声音”。于国富觉得任何媒体把关还是太严格，他认为重要的不一定能出现在传统媒体上，“但占据新媒体的人，还是占据传统媒体的那些”。
职业繁忙无法时刻上网，“可是总有闲暇时，或者需要分享的情感。所以每天都给自己留两三次上微博的时间，没什么好玩的就下去，可是你知道社会上好玩的事情、大家想分享的太多了，而我们所谓的专业实在太狭隘了。网上的发言，有点像我们没有的陪审团制度，越是与此事无关的，非核心信息掌握者，越能根据自己的良知来判断。一个事情不一定要听律师狡辩和法学家推理，当你照顾草根情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人有真知灼见，而且短小精练地把事情说清楚了。在这种时候我怎么把握自己的判断呢？因为微博只有100多字，这种碎片化的东西注定无法形成决策，但是所有人都是会思考的，唯我独尊、滥杀无辜的现象就要少得多，每个人都在意自己的‘粉丝’，即使只有很少人关注自己，也还是会把自己的善意、良知最大化”。
于国富说玩微博虽然看似没有门槛，实际上要求手机至少有上网和拍照功能，而且只有100多字的发言空间，他说，“这样限制了发言内容，又增加了条件。想要通过这里来汲取小知识的人，在饭局、电话之外多了一个选择，而系统的现实的事务又不适合放在这里，因为‘粉丝’有三六九等，我只能拿最低安全标准放些对我无害的信息。微博现在刚出来，还处在一个矫枉过正的阶段，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还存在，不过也不用对它寄望过高，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新的工具，一开始的沉迷于碎片化信息的人，还是会慢慢回归正常。毕竟这里只是分享你和社会的小灵感，当我们厌倦它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工具诞生”。
文怡：女吃主的透明生活
“我的所有同事，包括淘宝网店的员工，全都是我在微博和博客上认识的人。这事搁10年前，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你去见网友，肯定觉得是件挺不可思议的事。”
记者◎吴丽玮
文怡在微博中介绍自己是“中年已婚女吃主”，因为热爱美食，她当过美食杂志的编辑、电视台美食节目的主持人，现在开了一家美食生活馆，让人们来学做各种美食，同时还不断地出书，教人们如何做菜。
与老公在巴黎生活的两年间，文怡开始学做美食。2004年回国后，文怡变成了全职太太，没事时她开始在搜狐“美食厨房”的论坛上发帖，把自己做的食物用相机拍下来，附上做法。某日因为搜狐的服务器出了问题，她的心血全都不见了。那时刚兴起博客，朋友告诉她，博客就像网络硬盘，你放在上面就像做备份一样。于是文怡转战博客，发现“居然有人会来光顾，还会给你留言”。
“开始都是自己买菜、自己做、自己拍、自己写博客、自己修照片、自己上传。因为每道菜都要分解成几步，拍起来很费时间。”文怡精心地经营着自己的博客，获得了空前的点击量，到去年8月，点击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
新浪去年推出微博后，给文怡发出邀请。刚开始她把微博当成了另一种博客。“刚开微博，全都是把博客里的内容发一个链接，转发过来，这和博客就重复了，很快我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但用140个字讲清楚一道菜好像也不太可能，文怡的微博渐渐与博客脱离，“博客变得越来越正式，而微博记录的是瞬间的想法，都是点点滴滴的小事”。
现在，微博已经变成了文怡的生活记录本。“我的见闻，我的喜怒哀乐，微博上展现的是我纯粹的生活，几乎是完全透明的一天。”文怡去日本参加一个组织举办的食品安全活动，即使每天要花两三百块的手机上网费，她也乐此不疲地发微博。在日本的工厂参观生产线，她用手机给弯弯曲曲的线路拍照，在微博上发“我想的是，祖玛我能打到第六关”。去参加聚餐，一边拍美食，一边在微博里对比日本和自己美食馆中的菜色。参加无聊的会议，她找出手机里图片收藏夹里的趣味图片，配合着抱怨和无奈一齐发到微博上去。
微博同样还记录了她工作的另一面。“我也会把一些能用微博表达清楚的生活小常识、厨房小窍门发上去。”她会把类似与“如何漂亮地切芒果”这样用三言五语能说清楚的小窍门发在微博上，配上切好的芒果图片。她会发一张机器猫坐在马桶盖上低头看书的小图，配上文字，告诉“粉丝”们，冲马桶的时候要先盖上马桶盖，否则冲水时会有大量细菌散发到空气中，污染你的毛巾和牙刷。在她的美食生活馆里有专为小朋友开设的课堂，喜欢孩子的她会把孩子们的照片和趣事记下来，在微博上分享。
她的微博几乎都在陈述，“我会减少评论，因为我的视角有限，不能用不负责任的评论影响9万多人”。就像是看别人的微博一样，文怡喜欢看不同行业的人，他们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希望展现自己很真实的生活状态，让别人喜欢上这种快乐的气氛”。
今年春节后，因为新浪宣传力度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开始玩微博，文怡的微博“粉丝”数也开始以每天1000人的速度上涨，到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了。“其他即时通讯工具，没有网络，上不了网就用不了了，但微博有短信和彩信功能，只要你有手机就能使用。而且传统的聊天工具要不是一对一，要不是一对几个人，但微博上，你是一对9万。”文怡把微博当成了一个广播工具：“到了陌生的地方，原来下了飞机的第一件事是给爸爸、妈妈、老公打电话报平安，现在是拍一张当地的景色，发一个微博，‘我到了，你们放心’。同一时间大家都能收到，特方便的一件事。”文怡的爸爸、妈妈现在养成了天天看她微博的习惯。“工作忙了，有时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得用两个小时的时间陈述我这一星期发生的事。现在他们没事就刷我的微博，我有什么事都发在微博上。”
文怡已经发了6000多条微博，她戏称自己是“双枪老太婆”。为了更方便地使用微博，她随身都带两个手机：“为了发微博，我专门办了一个联通的3G业务，上网速度快，我专门用它来回复网友的留言。但是这手机拍照比不上我原来那手机，我原来那手机是专门用来街拍，在微博上发照片的。”
虽然分享的大多都是自己琐碎的生活点滴，但文怡却很少回复身边朋友在微博上发来的评论。“朋友的话，回不回都无所谓的，但那些向我询问的，与我聊天的陌生人，我都会去认真回复。”文怡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晚上睡前的最后一件事，都是拿着手机看微博的留言。“每一条都会看，我会把其中那些广告的留言删掉，给大家一个干净的地方聊天。我希望能让大家心里有温暖的感觉，觉得好玩，不会皱着眉头看我的微博。”
在网络上，文怡结交了朋友，也找到了工作的同事。“我的助理就是在微博上认识的。”文怡的助理在微博上名叫“快乐的周周”，有一次她的朋友转发了文怡的一条微博，周周当即觉得这人说话太逗了，于是开始关注文怡的博客和微博。“有一段时间，我老发现有个人抢我博客的沙发。如果有陌生人在我的微博上向我提问，比如某个菜怎么做，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这个人总会把我博客的一个链接回复给人家。”后来在救助被遗弃儿童的义工工作中，文怡与周周终于在现实中相识了，聪明能干的周周于是成了文怡的助理，负责文怡所有与工作相关的事情。“我的所有同事，包括淘宝网店的员工，全都是我在微博和博客上认识的人。这事搁10年前，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你去见网友，肯定觉得是件挺不可思议的事。”
Kallen的社交规则
“从短信、飞信到微博，是我的社交进化史，我特鄙视和陌生人诉衷情，但无论地产商、投资客、明星还是大学者，只要认识我的，肯定觉得我和我的微博是一致的，因为我就是一个生活中的演员。”
记者◎葛维樱
Kallen是微博上的社交红人。看她的留言几乎就是一个名利场，和谁见面、谁做了什么有何感受，又都点到为止从不透露关键。这些被写进来的有知名企业家、演员、媒体人等各个圈子的人，互相关心关注之情溢于言表。“我从来不写不太熟的人，也不会见个明星就合影，然后放微博上。”Kallen说，那是很多想结交名人的微博的做法，“无论名人说什么都上去巴结一番”。Kallen说自己“我只巴结那些巴结我的人”。从微博上看，她游走于各个圈子，“我写谁之前都会和对方打个招呼。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正正当当的有钱人，而微博是介于公文和情书之间的，我恰好需要这种表达”。
Kallen的表达很有意思，是少见的肉麻加有趣的混合体。很多人和她兄弟姐妹相称，微博写得火一样热情。她说：“没有微博之前我就是这个范儿，只不过微博公开了。”她的企业家朋友比如冯仑，一开始就不太能接受这种方式。“后来他们发现我就改不了，反正我没有包藏祸心，也没有说不该说的，他们也就被我带领了，自己也多少开始走这个路线。”她的职业是一家影视传媒公司的老板，合作的既有海岩、陈丹青、曾子墨这样的已成名人士，也有演艺明星。但是明星圈子对于她来说只不过是所有关系中的一环。“我的朋友圈更多在商界。我入行很晚，做经纪人不过3年的时间。”此前她曾在一家奢侈品公司工作6年，她说，“所以公关、媒体、投资这些圈子才是我熟悉的，演艺圈反而是我最晚接触的”。
即使现在，她还是觉得，“演艺圈的人就像一个铁皮桶，外人进不去，但是里面又很乱，缺乏专业性。经纪人不是保姆就是跟班，我想改变这种交往方式”。她想用“职业经理人”之类的词来称呼，“把很多白领们使用的、商务化专业化的交往方式介绍给这些明星们。中国不像日韩，没有明星产业、明星甚至名人，都是个体户，章子怡的事情就反映了这一点。一旦出现问题，连个专业团队出谋划策的都没有，更没有能把明星和政商等各种圈子结合起来的渠道和能力”。但她也有自己的规则，她代理合作的人，必须是“不靠我也能吃上饭，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心态平和。我能帮哪个明星平点事，比如谁负面报道了或者出了岔子。可演艺圈现在风险太大，我不喜欢那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明星，太想挣钱大红大紫了，一旦栽了就全盘皆输”。她经常告诫“人脉比钱重要”，“名人也想塑造树立自己的形象，他要是愿意挣钱我能让他忙死，可面子上我会一点也让人看不出来。于是在他们之间，我就像个卖光盘的，聪明、灵活、嘴甜”。
“我觉得我特适合碎片化的时代，因为我就是一个一心多用的人，一定要把很多东西加在一起，很多人联系在一起，才觉得有趣。”这样的身份她觉得“掮客”这个称呼更直接。“经纪人是处理多重关系的人。商人需要明星去撑场面，得告诉他们应该请文化名人而不是小明星；明星需要投资和广告，告诉他们怎么做才能为自己铺好以后的道路，而不仅是一笔生意；政府需要商人和明星的双重支持，帮他们选择最合适的人；媒体不在乎明星却在乎企业，每个圈子都有必然的联系。可是懂得每个圈子的规则的人太少了，好在我初入社会就进了国外的奢侈品公司，给哪个电视剧投资，给哪个项目广告，我那时是个给人送钱的。”Kallen出身于军队高官家庭，不讳言自己有很多人脉靠的是家族关系。12岁就去新加坡留学，大学考了瑞士的SSE贵族学校，德语说得比英语好。2006年她从大公司出来，自己独立门户。“我就是靠商业推广起家的，那时海岩剧的推广我做了很多，他是我的贵人，让我赚到了钱。写文案，商业推广、植入式广告和赞助是我一开始最拿手的。”
充满了派对、名流的信息发布，从今年三四月份才开始使用微博的Kallen，迅速积累了几万名“粉丝”。“一开始有人把我归为脑残炫富女，因为助理把我的玛莎拉蒂的照片放上去了，当时我参加一个跑车之旅的活动，发点今天吃了什么之类的小消息。我觉得这也太装了，我又不是明星。以后我还是以写自己的真实生活和想法为主吧。”
Kallen觉得用这些甜言蜜语的小发言，随时关注、对朋友和认识的人表达感情并没什么问题。“请我吃饭、邀请我去聚会，我一定在微博上表示一下感谢。以前我是飞信的爱好者，经常和一堆朋友倾诉衷肠，动不动就群发自己突然有点小想法什么的，我就是一个乐于表达的人。人家回不回我并不重要。”她关注的人里，三成是熟人朋友，三成是业务往来的伙伴，剩下的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再好的关系，不联络也会疏远，我是那种一定要嘘寒问暖，把平时关系维持好的人，而且我愿意主动付出关心。”
她营造的环境是“一个场子，没有人砸，都是捧的”。Kallen说维持这一点着实不容易，“娱乐圈更像是江湖，传帮带的，关系、靠山这些更重要，你说你大公司待过、留过学还外语好，谁理你？你不是华谊、保利、太和，就没人带你玩。我自己做个小公司，再弄一堆没名没姓的人，我不成了马戏班班主了？我只能选择大家看起来是名流又需要这些圈子的人。他们也很挑剔，没见过世面也入不了眼，没人教我该怎么做”。她“强迫”自己的朋友和生意伙伴对自己的发言有反应，细致又自我的表述中，她是最亲密最可靠的人。“我要让每个人都觉得，我就鲜活地在你身边，你别装和我不熟。”她嘻嘻哈哈又闪过精明得意的眼神，“名人也需要被关心，何况我和他们都认识，我从来不去关心不认识的人，万一对方在国外、开会、吃饭，关心怎么传达？网上这种方式特别好。从短信、飞信到微博，是我的社交进化史，我特鄙视和陌生人诉衷情，但无论地产商、投资客、明星还是大学者，只要认识我的，肯定觉得我和我的微博是一致的，因为我就是一个生活中的演员。”
这种零碎的表达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让别人知道我在做什么。王石也这样，很多要找他的人会先看他的微博，明星可能要装忙，普通人恨不能和什么事沾上边，不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人，大多更在意自己关注的那几个圈子，和自己在其中的形象。”越来越多的名人开始适应聚会或餐会那样的场合。“微博就是这样，我肯定不做派对动物，满足于沾点名人的光，来占点便宜。我是任何场合都把自己当做主人的那种人，既然邀请我，我就会像主办方一样去维护和烘托这个场子，因为我知道大家都需要我依靠我，我做的是派对女王。”她的交际方式显然区别于“见人先说三分话”的中国式含蓄，“我从小受教育就是表达好意就行了，误会我小人无视我也没关系。随便骂人，给人扣帽子，还有做富二代状、做阔太状，这些方式已经不适应微博这个大环境了。姿态很低，志向很高的人，才容易在微博上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也不是靠一个人抬举的，真正私人化的交际很多也不方便放在网上。普通人的碎片当然没什么，但是精英的就不一样了，即使废话也有用处。虽然我也写很多废话，大家都知道我没骗人就行了。开微博之后有好多人认识我议论我，前几天参加一电视台节目，有人问我是谁，我说我捡过破烂，被你认出来啦！”
独处是否终结？
这样一个文化去除了戈夫曼对“前台”、“后台”的区分，所有时刻都是“前台”，甚至于“你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表演”。内在的自我在丧失独处能力以后倾向于彻底消失，剩下的只有不同的外在的自我彼此来去反弹后虚无缥缈的回声。
记者◎石鸣
连线迷狂
这是一个连肥胖症都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传染的时代。能传染的，还有背痛、戒烟、自杀、性行为以及政治态度。如同反安慰剂效应，父母彼此交流后对过敏症的担忧加剧是导致孩子表现出过敏症状的诱因，而多进账1万美元还比不上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快乐更有可能让你更快乐——这是《连接：社交网络的惊人力量以及它们如何形塑我们的生活》(Connected：The Surprising Power of Our Social Networks and How They Shape Our Lives)一书得出的结论。两位作者中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医学及健康政策教授，今年刚被评为《时代》杂志“百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过去人们总是在讨论个人选择和社会控制之间的对立。”他宣布，“而我们的研究经验认为，我们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结是问题的另一个关键。要明白我们是谁，首先得理解我们彼此之间是如何联系的。”
而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样一组数字大概最易于表现近10年来人们联结方式的变迁，以及技术在其中的深远触角：2000年，46%的美国成人日常使用互联网，5%的人有家庭宽带，50%的人拥有手机，没有人无线上网，没有人具有“技术支持的社交网络”。到了2010年，79%的美国成人使用互联网，家庭宽带的普及率达到64%，82%的人都有手机，无线上网的人的比例上升至59%，而每两人中就有一个在经营自己“技术支持的社交网络”。
一年半以前，根据Facebook的营运总监提供的数据，Facebook用户的主页上平均每人有120个朋友链接。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30，离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邓巴数字”已越来越近。通过研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人类的组织历史，罗宾·邓巴提出一个假说，认为人类大脑中处理语言和意识的皮层的进化状况最多只能支持150个社交关系。2009年，他比较了有上千个Facebook朋友的人和只有上百个或更少Facebook朋友的人在Facebook上与这些朋友的联系状况，结论是，这两类人的实际社交联络数量和质量没有显著差别。
然而，尽管真正有意义的社交关系就那么些，人们仍然不停地在添加自己Facebook的朋友链接，心理学家称之为“友瘾”(Friend Addiction)，或者干脆直接命名为“Facebook成瘾症”(Facebook Addiction Disorder，简称FAD)。2010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一项名为“24小时不上线”的最新研究中，200名大学本科生被要求在24小时内放弃使用所有的媒体设备，之后以书面形式报告自己的感受。结果，他们的文字陈述总共多达11万字以上，大约相当于一部400页的英文小说。研究者们发现，几乎无人抱怨无法看电视、看报纸或者听MP3，学生们写的最多的是他们对无法发短信、打电话、查看即时消息、发邮件以及上Facebook的深切沮丧。对他们来说，尽管只是24小时，但失去了这些联系哪怕一秒钟，似乎都意味着失去了朋友和家人。一个学生写道：“我感到全世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被我的生活放逐。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纽约时报》上个月则刊登了另一个故事：一对父母禁不住女儿的苦苦哀求，在她11岁时就给她买了一个手机，而他们原先打算的年龄下限和安徒生笔下小美人鱼的家族传统一致，是15岁。文章中专家的妥协性建议是，尽量不要在孩子14岁之前给他们买手机，如果真要买，也最好买功能最简单的，既省钱又省心。
然而，现实的统计数字展现了另一股挡不住的潮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0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5年前，美国45%的18岁以下青少年拥有手机，到2009年，这个比例已上升至75%，其中12岁年龄组拥有手机的比例从18%上升到58%。
在有手机的孩子们中，平均每人每天打5个电话，一半以上的人每天都要发50条以上的短信，1/3的人每天超过100条，每个月超过3000条。2009年6月，一个名叫TextPlus的iPhone免费应用程序发布，其功能是可以无上限地免费发短信，不仅可用于iPhone，还可用于本来没有电话功能的iTouch，短信传输费用由程序开发商直接支付给AT&T电话公司，条件是短信可附带广告。程序发布后，80万下载用户在不到两个月内发送了8000万条短信，平均每天160万条。程序开发商不得不承认，这笔电信费用实在不能与广告收益相抵。
伴随着手机即时消息在孩子们中的普及，2006年问世的“高频铃声”于去年在互联网上再度疯狂流行。尽管人耳的听力范围一般来说是20赫兹到2万赫兹，但对于25岁以上的成人来说，1.5万赫兹以上的声音就基本听不到，而孩子们则对高频声音更敏感。在那些课堂等禁止开机的场合，这种1.5万赫兹左右的“高频铃声”成为许多美国青少年收发短信的护身符，比震动模式还有效。
不仅在美国青少年中，就美国总人口而言，这也是一场已经持续近10年且还在不断蔓延的连线迷狂。早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一位研究“技术压力”的专家菲利普·尼科尔森(Philip Nicholson)曾提过一个问题：假设你现在必须在切掉一根手指和余生放弃使用计算机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你会选择什么？反复的随机调查表明，1/3的人宁愿放弃一根手指。“麦克卢汉曾说过技术是我们身体的延伸，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这一逻辑发展到极致之后会发生什么，放弃使用电脑等同于截肢。”戴维·申克(David Shenk)，《信息烟尘》(Data Smog)一书的作者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而未来的情况在我看来还会跟过去一样，无论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
连线的代价
“30年前，他抱着一台TRS-80家庭电脑，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泪水。‘这台电脑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他说，‘是我寄托希望的地方。’我就这样开始了对他的访谈，心里想着我大概能从他那里学到点电脑发烧友如何使用他们的新设备的知识。然而，访谈结束时，我的问题改变了：个人电脑在什么地方提供了这样一种与人之间的深切联系？电脑到底有什么以至于它能够给人以希望？”谢里·特尔克(Sherry Turkle)那时还是刚在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系任教的一名教师，她有从哈佛大学获得的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的双博士学位，却仍然感到技术和人性之间的关系神秘莫测。在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刚刚萌芽的时候，她第一个提问道：我们如何使用技术？外在的物质机器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内在自我？
从1984年苹果的麦金托什电脑问世之前，直到Twitter风行，手机普遍上网，她在这个领域研究了30年。2006年，她将当下的连线迷狂命名为“在线文化”(Always-On/Always-On-You)——不仅人人一直在线，而且人人被要求、被预设为一直在线。“网络成瘾”这个词在她看来描述这个现象的力度是不够的，“这是一种受限于技术的使用价值的思考方式，而从更深刻层面看，自我其实已被技术重塑为一种新的状态”。2008年，她在《技术装置的内在历史》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亲密民族志学(Intimate Ethnography)的概念，说：“人们从来都很难不按照某种说明书式的标准脚本去讨论技术，但实际上，真正对人们有影响的、人们心目中重要的那些事情往往与技术的原初意图没什么关系。”她认为，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在人性和自我中的内化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外界的感受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而自我对“在线文化”最重要的内化结果之一就是：我们逐渐丧失了独处的能力，她说：“手机给了我们随时随地进行联系的能力，于是我们越来越少有机会经历情绪控制的锻炼。以往是，我有了一种感受，我要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而现在人们则倾向于变成，我想体验某种感受，我要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们需要先联系朋友，才能体会到我们的感情。我们越来越缺乏独处的环境来进行自省和自修，最后我们忘记了有关独处的一切。”
她说，对于青少年来说，独处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法承袭千百年来人类一直以各种形式履行的、核心在于独立面对世界的成人礼传统：“11岁到14岁是一个孩子最有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一个手机的年龄，然而11岁到14岁对于一个都市少年来说，也是他头一次独自进行城市漫游的年龄。这种漫游意味着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要对自己负责，如果害怕了，你要独自去体验那些情绪，然后转变成学会自治和有责任概念的成人。青少年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完全被隔离来完成对自我身份的追寻。”
谢里·特尔克说她曾带她15岁的女儿去巴黎旅行，想让女儿体会她自己年轻时那种“因为与所来自处完全断绝了联系的一个未经稀释的巴黎印象”，结果她女儿却认为自己更乐于体验一个“连线巴黎”。“她给在波士顿的朋友不断发短信，有一天我们在旅馆里准备吃晚饭，她的一个朋友从波士顿打来电话邀请她第二天一起午饭，她简单地说，‘明天不行，但周五可以’。她的朋友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无论是情绪上还是社会联系上，我女儿压根儿就没离开过波士顿。”谢里·特尔克回忆道。
而从另一方面看，父母也不愿意放弃能够方便实现的与子女的联系，数据显示有一半的父母习惯于通过手机随时监控孩子的方位，“现在，手机和联网技术使得所有代际的人全都坐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同一条船里往下游漂”。
孩子们贪享连线状态，成人们则更易于被过度连线状态困扰。在一种即时问答的交流模式和交流期待成型后，迎面而来的就是如何一直保持快速应答状态的挑战。“人们感到一种要不断刷新邮箱、接收信息更新的压力，许多人因此无法把工作和休闲分开，恨不得度假也要随身携带办公桌。”谢里·特尔克说，“快速回复、多任务处理甚至已经取得了文化价值上的地位，被看做有能力的表现。在效率原则的指引下，我们否认长时间专注于同一件事情的价值。15年前，倘若一个同事在与我面对面谈话时突然开始阅读一封私人信件，我会觉得受到了冒犯，而现在，如果一个电话打到他的手机，立刻接起来才符合行为规范。”
在这种语境下，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提出的“Google是否使我们变笨”的问题获得了意义。尽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对895名各行业专家、学者的一次意见调查表明，81%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增加了人类知识，使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求知机会，然而，宏观层面上的知识共享和增长并不能直接推论技术对个体的影响。尼古拉斯·卡尔所提出的个体层面上的种种疑难，如无法集中注意力，深度思考和分析能力萎缩等，仍然有待互联网研究者们的回应。而他本人为完成《浅薄》一书的写作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则可谓釜底抽薪：控制电子邮件的进出，不用手机，关闭Facebook和Twitter账号，搁置博客。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感到了思维上的“集中与平静”。
“如果说厌倦是电视一代的普遍情绪，那么孤独就是网络一代的普遍情绪。”婴儿潮一代、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从自身经验出发，在《孤独的终结》一文中如此断言。一天看6小时电视使得“电视一代”无事可做时也无法体验惠特曼所说的“闲散”，而连线文化哺育出来的“网络一代”即使在写个人作业时也无法独处，一缺乏陪伴，他们就感到不安和悲哀。“我们失去了保持宁静、享受闲散的能力，而一天100条短信则让他们失去了保持独处、享受孤独的能力。事到如今，人们不再相信独处的心智。”他说。
全球村中的巴比塔
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1950年就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提出，美国文化中的自我概念正在经历从“内向性”向“他向性”的转向。然而，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后来技术的发展将会把他者维度推向怎样的一个新高潮。在2011年即将出版的新书《一起孤独：技术以及亲密和孤独的再发明》(Alone Together：Technology and the Reinvention of Intimacy and Solitude)中，谢里·特尔克对400多名被调查者做了社会化媒体和手机使用习惯的访谈，结论是一个表演性文化正在形成，其中叙述性和分析性的自思越来越少见。这样一个文化去除了戈夫曼对“前台”、“后台”状态的区分，所有时刻都是“前台”，甚至于“你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表演”。内在的自我在丧失独处能力以后倾向于彻底消失，剩下的只有不同的外在的自我彼此来来去去反弹后虚无缥缈的回声。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谢里·特尔克给美国人重新贴上了“孤独的大众”的标签。
美国密歇根大学今年5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今天的年轻人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年轻人相比更缺乏同情心。研究者分析了最近30年1.4万名大学本科生的调查数据，发现使用同一个统计量表测出来2000年以后学生们的同情心指标大幅下降，降幅达40%。在被问及如何解读这一数据时，研究的主导者萨拉·康拉特(Sara Konrath)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一开始是在总人口中发现了这个趋势，后来才进一步把样本集中在年轻人身上。
当前，一方面我们通过技术与更多的人接触，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却经历着同情下降，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悖论。问题在于，当我们对人际关系投入时间和精力的时候，技术到底是帮助我们获得更紧密的联系，还是使我们的人际关系碎片化？Facebook、Skype以及其他工具的确可以用来达到前一个目的，但人们往往只是用来建立浅层关系，进行表面互动。”
“这种互联网对个体自我造成的悖论——一方面越来越广泛地联结，另一方面个体之间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到什么改变的可能性。”戴维·申克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享受了超级联结状态的种种好处，但是碎片化、压力、注意力涣散也将如影随形。”他说，13年前，他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当记者，那时他头一次在信息过量冲击的高压下提出了信息时代“碎片症”(Fragmentia)的概念：一种认知障碍，源于个体在不间断接触片断性信息和世界时感到自己被切断了与一种整体感之间的联系。他说：“如今，这种被隔离感还将继续下去，而且广告、搜索引擎等技术的发展还将继续迎合我们过去所做的选择。”
在戴维·申克看来，信息技术既把人们带进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全球村，同时也在村里修建了一座巴别塔。“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正被捆绑到一个巨大的电子基础设施上，可是这颗连线星球也正在这种整体性下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实际上，这本来就合情合理。就如同一个大型的鸡尾酒会碎裂成一连串的小型谈话——酒会的规模越大，小型谈话也就越多——所以当人们被抛入同一个虚拟村庄时，他们也照常行事。为了维持亲密交流，为了维护各自的复杂性，人们就在这个全球摩天大楼里分裂成了一簇簇的小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