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利调查编辑本段回目录
新民周刊201209期封面 今天女人伤不起
几乎每一个名人，关于“女人”或多或少都有吐槽。比如：
女人的天性就是蔑视爱她们的人，爱蔑视她们的人。(塞万提斯)
坏女人给我麻烦，好女人使我厌烦。(王尔德)
爱女人，或是了解女人，两者只能选其—。(尚福尔)
女人的远见是：因为害怕皱纹而不肯笑。(李碧华)
……
公允地说，这些话语大多都带着明显的歧视。而在数十年前，它们却是社会的共识。
变化带来压力，迅猛改变带来巨大的压力，将“女人”放在百年的历史图景里就会明白，这个群体经历了怎样的内外交困，如何放开小脚，咬着牙齿，提起裙摆，踢掉高跟鞋，跟着时代一路狂奔。
今天的女人，依然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这样的压力，是不是靠血拼、败金、扫街就能消解？
无论女人还是男人，都来读一读吧。
“亚历山大”是个女人？
曾经一度在外企流行的“女人当男人用”原则，目前似乎已在中国所有行业推行，谁让女性嚷嚷着要“男女平等”呢？
记者—金 姬
网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新世纪女性”标准：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
的确，在当下中国，“能顶半边天”的女性不仅要秉承贤内助的传统，更要像男人那样在职场打拼，甚至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她们不得不承受来自婚姻、家庭和职业等各方面的压力。
半边天，云太多
网上还曾流行这样一句话：“据说每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有以下三个条件之一：有一个成功的男人，有美色，像男人。据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只有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拼爹，拼命。”
这显然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北京外国语大学女权主义小组通过《2011年中国社会性别盘点》，呼吁社会给予女性和男性更多样的生活方式、更宽广的生存空间和更公平的发展机会，而不是要求女性和男性变得一样。性别平等的宗旨是“不求一样，只求公平”。
走出家庭去工作，是女性获得性别平等的重要一步。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女性”可能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她们并不是我们过去常常说的产业女工，而是从事微贱行当的女佣、女堂倌和女艺人。而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至少在职场是如此。据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2011年11月28日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2010年中国女性就业人员约为3.5亿，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约46%。英国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同一时间也发布报告称，在中国，女性中近七成参与就业，职业女性的比例位列全球首位。
曾经一度在外企流行的“女人当男人用”原则，目前似乎已在中国所有行业推行，谁让女性嚷嚷着要“男女平等”呢？这“平等”是否真正实现还很难说，女性们在职场上所感受的压力一点都不比男性小。《中国妇女》杂志社与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联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中城市职业女性开展的“第6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显示，城市女性日平均工作时间为8.4小时，85.3%的被调查者感到有工作压力。而女性工作压力的三大来源分别是“工资低于期望值”、“职场竞争激烈”和“工作强度大”。
80后上海女孩小马在2012年就快被这种压力弄得有些“窒息”。她目前在陆家嘴一家外资律师事务所工作，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虽然薪资颇丰，但刚嫁给“凤凰男”的她每月要还房贷8000多元。小马名牌大学毕业后又去香港深造，回来参加工作时房价已经很高了，加上结婚晚，去年才和相恋多年的老公买下一室一厅的房子。让她烦恼的是，最近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合并了，上层人事变动，自己原来跟的合伙人被排挤走了。
“我现在刚过30，马上又有生孩子的压力，贸然跳槽风险不小。”小马感慨，本想事业家庭双丰收，现在却弄得有些“两头不靠”——外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强度太大，让她很难有时间和精力生养小孩，多年亚健康的身体也需要好好调理；如果换一份轻松的活，收入低了自然就会增加经济压力，养家重担难道让老公一个人扛？
中国女性的压力，让男性都有些看不下去了。日前，猎聘网对其站内男女各5000名会员发起了“当今社会男女承受压力状况”的调研，结果显示：72%的男会员认为，现如今女人承受的压力要大于男人。女性的压力主要来自：下一代的生育、教育，家庭的维系、家务，对双方老人的照顾以及职场。
虽然在男性看来，职场压力对于女性来说是次要的，但据智联招聘职场调查显示，62%的女性生活中工作占用的时间超过50%。在问及职场人未来三年职业规划目标时，女性的首要目标就是获得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感，其次是获得安全感和稳定感，成为领导者和管理者，自我实现和成为技术专家。由此可见，女性对于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有着较高的期望，但并不希望以牺牲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甚至牺牲部分社会角色来实现。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台湾校友会会长顾忆华对此深有感受。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顾忆华在职场已经打拼了23年。她从淡江大学毕业后进入台湾第一家大超市万客隆，然后又加入B&Q特力屋台湾第一家家居卖场。2001年，特力屋董事长何汤雄找她谈了两次话，希望她能带领团队到大陆拓展市场。当时的顾忆华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出于家庭方面的考虑，她回绝了。“我希望跟小孩尽可能多地在一起。”何汤雄锲而不舍，第三次找她谈话，问：“你不去大陆，那你告诉我，我们这些干部的未来在哪里？”2004年，荣升HOLA总经理的顾忆华一家三代、祖孙八人举家迁移，全都搬到了上海，那时她刚刚成为第四个孩子的母亲。
“我都是工作到生孩子的那天，一般产后28天就去上班了。”如今，顾忆华的2个女儿在美国念书，2个儿子在上海。去年末，顾忆华又得到一次升职机会，但她必须经常出差。考虑到最小的儿子只有小学三年级，这个曾被评为2006“中国经济女性年度人物”的台湾女强人第一次选择了放弃，她跳槽了。“我离开了工作了17年的公司，这样至少可以多陪陪自己的小孩。”顾忆华说，年逾不惑的她不再是个工作狂。除了多和家人在一起，她还希望抽空念个零售业应用方面的博士，以便在55岁退休以后教书育人。
玻璃天花板？自设的
像顾忆华这样的女性在职场中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情况下，尽管女性在各种职业生涯中阔步前进，与男人们相比却更难获得高层职位。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评选的500强企业中，有136家没有女性高管，其中包括花旗银行、洛克菲勒等众多知名企业；在英国，富时100指数 (FTSE 100)的企业里，启用女性出任CEO的只有4家；就算被公认女性地位很高的北欧诸国，调查也显示，在500家受访企业中，有女性董事企业的比例仅为17%。
另外，受限于同工同酬立法的滞后，相同的工作，女性的报酬往往低于男性。女性拥有的财富总量也远远不及男性。2011年中国女性富豪比例是历年最高的一次，156位女富豪登上胡润中国百富榜1000人总榜，比例也不过15.6%。但和国外的女富豪主要是靠婚姻和继承不同， 中国前十名女富豪除杨惠妍外均为白手起家。胡润百富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在中国男女平衡的进步比很多国外人想象的要快。”
即便如此，中国社会给予职业女性的发展空间依然有限。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大陆，顾忆华这样生了4个孩子又能做到企业高管的例子，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孩子就足够牵绊中国女性的事业了。根据前程无忧2011年的“职场妈妈”微调查显示，72% 的妈妈表示，由于兼顾工作和子女的教育，常感疲乏，心理负担很重；有35%的妈妈曾考虑过放弃工作回家。在工作忙碌一天后，有接近一半的职场妈妈要肩负起辅导孩子作业的任务；为了获得好的教育，为了弥补平日分身乏术、无法亲近孩子，带着孩子参加周末的课外辅导和兴趣班，几乎占据了妈妈们的全部业余时间。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评论说，孩子和工作无法完美两全，即使在发达的经济市场，妈妈们在多数环境下，也只能偏向一个。中国的孩子和职场妈妈们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可以让孩子好好享受学习的乐趣，让妈妈在孩子幼小年纪全心照顾之后能安然转战职场。
冯丽娟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独生子女政策，让很多家长觉得“输不起”，教育机构又觉得“惹不起”，社会保障“不给力”，把抚养和培养孩子的职责和后果推给了父母。而在孩子生长和成长的初期，妈妈付出的无疑更多。但是，职场往往不分男女，也不论是否有个要培育的孩子，所以渐渐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往往选择主动或被动趋向边缘化、压力较小的职位。在孩子幼小的时候，职场妈妈多半将天平侧重于孩子教育上，避开高强度、高职权的职位，甘愿失去一次次晋升的机会，甚至在企业经营不佳或者转型时，成为首当其冲被“请走”的一个群体。
女性主义者会习惯性地将矛头指向男老板，认为性别歧视让“杜拉拉”们遭遇“玻璃天花板”。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米其林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教席教授李秀娟却持有不同观点。“我的很多学员是公司高管，他们有时会提到手下的某个女下属非常出色，可惜她自己到了一定年龄或者生了小孩后就没了干劲，画地自限。”李秀娟指出，有些女性会主动选择一些挑战性不强的工作，怕出差，怕工作地点离家太远，怕加班……除了极小部分企业故意出台歧视女性员工的政策以外，大多数所谓的“玻璃天花板”都是女性自己心理造成的。
“有没有发现，职场女性的‘贵人’往往是男性？”李秀娟说，即便在女性地位很高的今天，女性的的成功与否还是要以男性的标准来评判，而且女性从小的自信心就不足，女性的可贵也是可贱之处就是宣扬的“牺牲”——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是要事业还是家庭，女性必须有所取舍。从另一角度来说，女性也因此有了优势，“男性必须在外打拼，女性则是‘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在外和男性一样做出一番成就，或者选择以家庭为重，相夫教子侍奉双亲”。
70后资深美女张蓓，就是一个在“进”和“退”之间成功游走的女性。天津南开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她当过福建人民广播电台5年经济类主持人，后去日本进修2年。“在日本进修期间，我本来可以待得更久，可当我看到和儿子同年龄的日本小男孩就忍不住流眼泪时，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回国了。”1998年，张蓓进入丈夫家族的酒店业工作，1999年来到上海生活。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并不能让张蓓感到满足。2007年本命年时，她想过“退休”，就去英国游学了一年。回国后，张蓓发现自己连逛街也提不起兴趣，她知道不能再这样“赋闲”下去，她需要一份事业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
2009年，张蓓和中欧EMBA同学刘溯在云南丽江共同创立了高级私人客栈——花间堂。她亲自画图纸设计，用了一年时间来装修。如今她的儿子已经18岁了，一个人在美国念书。张蓓除了空出每年的寒暑假陪儿子，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客栈的运营管理上。“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原来可能无法适应男性职场的规则，现在只要做我自己就行了，很自在，因为我每天都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单身女性的尴尬
虽然女性未必要以事业为主，但愈演愈烈的剩女现象和国内不断攀升的离婚率，让很多女性暂时“没得选”，这就让女性在婚恋关系中不得不变得越来越独立。
百合网发布的《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以往的恋爱关系中男人几乎承担所有费用，而在最近一项关于恋爱费用承担问题的调查则显示，有31.6%的人没有在意过恋爱费用由谁承担的问题，仅有26.1%的人认为应该由男方承担，其中更多女性更乐于接受AA制或AB制。对此，百合网合文化婚恋研究院首席专家王治国表示，女性的独立不仅包括经济的独立，更多的还体现在人格和精神的独立。
另外，调查显示，46%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由于忍受不了家庭暴力而选择了主动离婚。百合网认为，由于经济的独立、精神的健全、社会的认同，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主性日渐提高，一旦男性婚恋伴侣无法满足自己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被”独立就成为女性的首选。而女性的这种婚恋态度势必加剧婚恋市场的复杂度。
85后上海姑娘小倪还单着，她不愿承认自己是“剩女”或是“文艺女青年”，因为她现在过得很好，每天都很充实，闲暇时光去咖啡馆或者看演出，家里还养了一条泰迪。“我也去相过几次亲，都没什么感觉。父母虽然着急，但也不怎么催我，毕竟就我一个宝贝女儿。”小倪的女同学们纷纷恋爱或结婚了，她笑称自己过两年还不嫁，可能身边同龄人都开始离婚了。“我知道自己再不加油，就要和90后抢老公了。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了，我愿意和对方一起买房还贷，可也要遇到心仪的人才行呀。”
经济压力成为这个时代的爱情“绊脚石”。《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77.3%的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超过4000元才适合谈恋爱(2010年时只有 66.3%的女性这样认为)。除了对男性收入要求的增加外，“无房不婚”的婚姻观引爆了许多女性敏感神经，要求男生在自己购买的房产证上加上“未来老婆”名字的女性占据四成比例。在整个楼市处于限购与各种调控政策并存的大背景下，新婚姻法解释的发布，无疑加速了“爱情限购令”的出台。
对于那些刚踏上社会的90后而言，当务之急是找个饭碗，管它金银铜铁锡。但重压之下，一些90后女生开始在毕业前疯狂找男友，倒不是为了搭校园爱情的“末班车”，而是希望在物质和精神上有个依靠，缓解就业压力。而“毕婚族”(marry-upon-graduation，一毕业就结婚的大学生)的比例也明显增加。许多女生把结婚当出路，还没踏上社会就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奉为金科玉律。
虽然现在的女性压力很大，但李秀娟教授建议女性不妨“以柔克刚”：“我们无论处于什么状态，都要保持应有的味道——18岁的心态、28岁的容貌、38岁的妩媚、48岁的智慧和58岁的财富”。她有3个孩子，被学员们尊为“红酒教授”——像红酒一样有味道的女教授。李秀娟评价现在的女强人不是“强势”而是“强大”，她们也不再像男人一样为人处事，而是越来越有女人味。“女性的柔软是一种力量。这个社会，男人的动力恰恰来自女人。”
熟女经济的阳谋
记者—任蕙兰
女性在消费领域受到重视，却未必获得尊重。
谁都知道女人和小孩的钱最好赚，“剩女”、“熟女”，一个个概念新鲜出炉，商家以爱之名为女性编织起一张欲望之网，力图包罗一切物质商品。熟女打开钱包时，收获的究竟是满足还是虚无？
熟女崛起
“熟女”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日本A片，指性成熟的女性。当然目前这种暧昧色彩已经消褪，这个词约定俗成是泛指30-50岁的成熟女人。百度百科“熟女”词条里写着“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内涵，气质优雅，自爱自信，懂得体贴和关怀”，BBC中文网对“熟女”的解读更精炼——“淑女熟了”。
她们还有一些具体的行为特质，比如在任何场合穿对衣服，不施粉黛但用几千块钱的面霜或精华素，美容院和瑜伽馆是经常光顾的地方，会以不经意的低调口吻讲述埃及旅行的趣闻。低调？也许吧，但低调的前提是，有充足的经济实力。
越来越多商家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个消费人群经常抱怨符合她们的品牌寥寥无几。一位在时装院校任教的熟女感觉总难买到称心的衣服：“三四十岁的女人不能再穿乱七八糟的衣服，对面料、质感和版型都会有要求。”她经常穿着欧版剪裁合体的上衣，搭配一条飘逸宽松的长裤，踏着高跟鞋风风火火地出现在办公室。
她身上看不到LV的四叶草，因为让她感觉没个性。每隔一段时间，相熟的几家设计师品牌店会发短信邀请她去试试新款，她钟爱立体剪裁的外套贴合身体曲线，喜欢中规中矩的套装上很有设计感的衣扣排列，还不用担心撞衫的尴尬。
熟女未必“拒绝名牌”，但绝对拒绝烂俗的名牌。她们黑色挎包金属扣上的陌生名字，可能是某个为好莱坞女星设计衣饰的家伙；她们那双不显山不露水的靴子，也许出自某个手工作坊。
永不过时的奢侈品牌经典款会让熟女“审美疲劳”，因为已过了攒几个月薪水来买手袋的阶段。而等到大牌的流行款到了中国，都变成暮气沉沉的库存商品。
这给了其他商家机会。“30－45岁年龄段的女性顾客购买力最强，不像刚出道的小白领要靠买名牌来衬托自己，对时尚有自己的理念，喜欢个性化一点的东西。”陈超在上海徐家汇经营一家设计师品牌集成店，和几个不同风格的本土设计师合作。在他的店里，春夏装在600－1000元，秋冬毛衣风衣1500－2500元，因为目标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不高”。
让这个人群成为消费者是很荣幸的事，她们比文艺范儿或小资范儿的“幼女”消费力更强，但伺候好这群挑剔的客户不容易。
幼女大多有路径可循，她们普遍对“快时尚”没有抵抗力，时装周新款相似度90%的Zara衣裙、H&M和名设计师的合作款T恤最能打动她们。优衣库的格子衬衫是必备品，一个在银行工作的MM一周换五件格子衬衫，同事要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只要看看她的衬衫颜色。
也有不屑于大众化审美的文艺女，厌恶bling-bling风格，标配是棉布长裙和粗织围巾。偏英伦系的钟情马普尔小姐的粗针外套和《唐顿庄园》里的碎花衬衫，偏日系的90%是“无印良品控”。熟女也欣赏简单、质朴，但她们一件不起眼的白衬衫可能是意大利手工刺绣的。
女性对消费都有一种本位的坚持，比如相信复古才是永恒的时尚，或是欣赏极简之美、异域风情，但熟女有实力走得更远。
小资女喜欢“快书包”裹在书上的蓝印花布，热爱静安别墅2666图书馆里素麻质地的书袋，怀念暴风雨气味的香水，她们的生活路径是田子坊或南锣鼓巷，798或1933老场坊，发呆时爱去雕刻时光或衡山路上逛逛。只是小资女在为纪录片《卢浮宫》发狂时，熟女可以在玻璃金字塔前静静地喂一会儿鸽子。
查餐厅或夏朵总是排在“街旁网”签到榜前几位，小资女对怀旧的冰火菠萝包或英式下午茶没有抵抗力。而熟女想的是，这会增加多少卡路里，健身房跑几圈才能减回来。她们的复古情结体现在消费植物提纯的精油或面霜，偏爱中医针灸或刮痧的方式纤体。
离内地最近的文艺旅游地是台湾，所以小资女普遍“哈台”，读过朱天文三姐妹的书，爱引用龙应台的句子，津津乐道吴念真的戏或蒋勋的课，去台湾不会错过诚品书店和士林夜市。熟女可以走得更远，在波尔多区的三级酒庄喝一杯橡木桶里的酒，或在罗讷河沿岸的中世纪古堡流连。
小资女把闲暇时间交给了架子鼓或普拉提，熟女偏爱岁月积累的艺术，比如沉香或茶道，还有古琴。一把好的古琴在2万元以上，幼女会用它换iPhone，iPad，iTouch，iPod……全副武装。
间接消费？
熟女细分一下，就是剩女、少妇和妈妈。
“剩女是独立的职业女性，很舍得在自己身上消费，是奢侈品和汽车房产等耐耗品的目标消费对象，现在有专门为单身白领女性度身定做的精装修小公寓。而后两种熟女对家庭消费决策权很大，比如保险、旅游等家庭大宗开支、孩子教育消费，大部分是女性说了算。”女性营销专家，尚道女性消费研究院院长张桓说。
豪宅别墅打出宣传口号“爱她就给她一个家”，与其说是为了唤起男性的保护欲，不如说是迎合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因为她们才是买房子的主角。当代中国，女性正在成为“首席采购官”。
2011年尚道做了一份调研报告，女人在20多个品类中的消费决策权上升，特别是消费频率低的耐耗品，女人所占决策权越来越高，其中房地产消费占到30%左右。张桓表示，调查问卷的样本覆盖了一二三线城市，如果仅考虑一线城市的情况，权重占到50%甚至更高。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女人在消费中的重要角色，她们是“私房钱的女主人，一卷卷钞票的持有者，金钱的支配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消费的底气来源于男性。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勃伦把女性的这种作用定义为“代理消费”，妻子脱离经常性的生产工作，替丈夫展示他的财富。男性通过女性的消费来获取身份、地位、名望的符号价值，女性则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中介。她在支配着家庭物品等二级标志的同时，自己依然是一种标志。
在近代上海也是如此，女性消费成为衡量丈夫赚钱能力、家庭档次的尺度，是体面人家不可忽略的“门脸”。即便在第二波女权运动兴起多年后，带着男权社会色彩的观念仍深植在女性的潜意识中，比如很多女性盼望“夫荣妻贵”，消费由丈夫方面得来的财富比之由自己努力挣得的更荣耀。
不过随着当代女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代理”身份逐渐褪色。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在2011年9月做了一份调查，采集了女性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中国10个城市中被调查者的家庭月均收入为15933.91元，个人月均收入为5717.8元，占到家庭收入的三成。
这个有增无减的趋势让女人更有花钱的底气。华坤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9月被调查者家庭平均消费额为8761.4元，被调查者个人消费额为2560.6元，女性个人消费占家庭消费的29.2%。
“去年的数据显示，家庭收入中女性收入占37%，这个比例也许还不算高，但控制在女性手上的家庭收入达75%。”张桓说。俘获一个熟女的钱包，就等于俘获了一个家庭。
男性领域“入侵者”
熟女们来得迅速猛烈。
在美容、健身、服饰以外，许多原本以男性消费者为主导的行业，女性话语权异军突起，敏锐的商家为妩媚的“入侵者”们度身定做属于她们的产品。
照相机不再是男性专利，“女性化”相机颜色越来越俏，身材越来越小，可以塞进女人的坤包里，镶钻的相机包本身也成为女人的又一件配饰。
女性喜欢亮丽，但粉红色不是所有女人的菜，受追捧的相机往往最懂女人心——比如自拍功能强大。自拍机前后有两个屏幕，有些还具备锁定人脸的功能，让女人可以从容地站到机器前摆好pose。一款21毫米广角“自拍神器”成为江湖传说，相机拿在手里能自拍全身，它的拉伸作用让女人身材显得修长。当然，以自拍见长的相机必须带有美颜功能。
作为专业器材备用机的“微型单反”诞生，意外受到了熟女青睐。虽然买微单的女性自诩不屑用傻瓜机，但最看重的还是微单自动操作功能。比如一款熟女口碑极好的“触摸式对焦”微单，屏幕上手指点的地方会变得清晰，周围景物变得模糊，这比调节光圈快门简单多了。
摸准这个客户群的口味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强调“科技以人为本”的诺基亚手机越来越失去女性欢心，它的长时间待机不足以打动女人心，一款4100万像素的手机更引来无数女性吐槽：拍得太清楚藏不住脸上的痘痘。
诺基亚没搞清楚，女人关心的不是技术参数，而是技术用来干什么。拍照，美图秀秀，上传微博，这才是王道。大部分女性对智能机的要求很简单，逛淘宝，玩愤怒的小鸟，用应用程序计算卡路里燃烧量。
女性喜欢细节，这一点体现在对车的品位上。女性车的后视镜除了防眩目，最好带后座儿童观察镜的功能，遮阳板要带化妆镜，脚踏刹车也要针对高跟鞋重新设计。女性车友最大的噩梦是倒车进停车位，倒车雷达必须是标准配置。如果车内有喷雾补水装置就更贴心了。
经常和熟女相联系的一款车是Mini Cooper。事实上，Mini Cooper在英国广告中清一色以男人为主角，“男人较量”中溅一身泥点和脏水的硬汉不像是为了吸引女性客户，但它到了中国却变成熟女专利。无独有偶，玛莎拉蒂中国区董事总经理Christian Gobber透露说，玛莎拉蒂的女性车主，在美国占5%，在欧洲占2%，在中国则占30%。或许有一种解释，阳刚车能带来安全感，而熟女喜欢安全感。
除了这些传统意义上男人的领域，女性也在“消费男人”，更确切的说法是“男色消费”。《步步惊心》一炮而红，因为女性会陶醉于“数字军团”拜倒石榴裙下的感觉；帅气又嘴甜的发型师总是生意出奇地好，因为熟女喜欢和发型师闲聊消磨拉烫染吹的几个小时，特别是当他看上去很关心你的需求。
熟女的需求细腻而多变，但征服熟女的产品有其共同点，满足(或是看上去能满足)她们最深层次的渴求：青春状态、自我认同、爱以及安全感。
温柔歧视
“一个有品位的女人，应该拥有一件××”，定语可以换成“成熟、优雅、高贵”等等，烂俗的广告词却相当有市场，特别是搭配刘嘉玲、张曼玉或赵雅芝成熟淑静的姿态。
熟女们极力追寻着自我，却又被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所束缚而迷失自我。女权主义者们的说法是，消费是一场男性打造的让女性心甘情愿追逐的神话——身材曼妙(减肥)，面容姣好(整容)，品位出众(购置名牌)。
酒吧、会所、高级酒店随处可见整形医院的广告，还有各种以此冠名的选秀赛事，从40多岁的家庭主妇到85后年轻女孩，都在追求“美丽贴水”。
“2009、2010、2011三年，整形医院客户数量几乎每年翻一番。整形会上瘾，今天洗牙、拉双眼皮，得到了别人的赞美，明天就会想隆鼻，后天就会想隆胸。一般整形医院的VIP客户一年要花二三十万，多则上百万。”张桓介绍说。
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和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共同编撰了2011年《女性生活蓝皮书》，对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中城市的女性调查显示，美丽消费依然是“永恒主题”。
在2010年前10个月，96.8%的被调查女性每个月都有服装服饰消费，女性为自己购买服装的平均开支为4267.8元，为全家购买服装的平均开支为8793.7元。连续四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服装服饰消费始终稳居消费榜首。在2011年被调查者个人最大一笔开支中，20.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服装服饰”，居第一位。
化妆品也是女性生活必需品，94.3%的被调查女性每月都有此项消费，其中有不少女性月均消费达到201元以上；美容美发已成为女性的日常开支，92.5%的被调查女性每月都有此项消费，不少女性每月平均消费额在101元以上。
正应了波伏娃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熟女，正在无意识地成为生产线上的被加工品。
女性在消费领域受到重视，却未必获得尊重。“聪明主妇选××”之类的广告词将女性塞回了家庭，把她们排除在了工作相关的公共领域。各种华而不实的女性化数码产品把女人定义为功能使用上的弱者。以“女权”为名的女性消费，更像是一场温柔的歧视。
另一方面她们也是被消费的对象。电视广告中起伏有致的女性躯体变幻成一款手机，女体线条融化在手机的边缘，圆润、光亮并且玲珑，一只男性的手伸过来，把手机握住，手语充满了温存、把玩和掌控的意味。似乎在暗示女人是男人的玩物。
女性推动了奢侈品工业蓬勃发展，但没有为自身带来多大荣耀。就像桑巴特所指出的，女性或者男性对不被“高尚目的和宗教制度”束缚的爱情的追求，促成了消费的不断扩大化。换句直白的话，奢侈品总是和婚外情相联系。就像路易十四每一次新的爱情，就是开始一次超越过去纵情消费的信号。
就连消费本身成为女性的一宗罪，沦为被调侃的对象。《购物狂》中梁咏琪的一切喜悦或忧愁都要用购物来平复，《巴黎拜金女》中奥黛丽·塔图指着一橱男人买的衣服首饰，骄傲地宣称“这是四天的战利品”，仿佛这一堆身外之物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早在19世纪左拉就在《妇女乐园》中调侃逛商场的女人：“女性统治者至高至善，她们突然攻夺了整个空间，在那儿安营扎寨，就像一个入侵的游牧民族，当那里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一样。”
说到底，女人不会因为“金钱奶牛”的形象而提高地位。
女儿富养，只为嫁得好？
撰稿—小 芭
富养的目的是要让女孩成长为知性高贵独立的优秀女性。这样无论她最终嫁给谁，幸福的几率都会比较高。
从来富贵多淑女，自古纨绔少伟男。这话说的就是女孩要富养、男孩要穷养的意思，虽然这条古训未必是金科玉律，也未必通行天下，但近几年来却越来越为新时代年轻夫妇所推崇。那么，女孩为什么要富养，究竟怎样才算富养，富养的结果又会怎样呢？
“富”并不完全指金钱
网上经常有网友在BBS上讨论穷养富养的问题，一般世俗一点的说法是，富养就是要让女儿吃好用好，开眼界，以后不会贪图小利，被小金钱所蒙骗，面对诱惑能坚持自我。
其实，热衷讨论这些话题的父母，一般还是有些家底的，多为如今社会的中产，他们重视子女教育，也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资源。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富养存在误区，或是以为舍得花钱、要什么给什么就是富养，或是热衷于各种兴趣班，钢琴、舞蹈一窝蜂，以为这样就能培养出贵族淑女。
富养的“富”，指的不止是金钱，除了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宋默在《男孩穷养，女孩富养》一书中说：“富养女孩，并非惯养女孩，而是要在物质上开阔其视野，精神上丰富其思想，”她认为富养的真正内涵是“气质高贵”。富养的女孩见多识广，优雅聪慧，并且独立自主。
儿童教育类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是一位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她自己就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她的经验是：“把富养理解成舍得花钱就行，这太简单了。而是要用心呵护，对女儿的理解，给予她足够的关爱。富养就是尽量不给她制造障碍，让她在生活上无忧，幸福感强，精神富足才是真正的富养。”
富养为了嫁得好？
“女孩要富养”的前提是默认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如上网友在论坛的说法，年轻父母的潜意识，其实是想把女儿嫁得好。让女儿开眼界，长见识，是防止她因为虚荣而被花言巧语的小人所骗；培养各种兴趣爱好，气质修养，是为了进入上层社会做预备。但是，富养的结果就一定嫁得好吗？这些白领中产父母的小算盘可能会落空。
裘丽琳，上世纪20年代十里洋场公认的名门淑媛，出身富贵，上教会学校，通英、法双语，容貌秀丽，气质优雅，最符合富养标准的混血女孩。但是她的婚姻，至少一开始，几乎是一场丑闻。她爱上了京剧名角周信芳，并且与他私奔，直到生了三个小孩之后，周信芳与前妻正式离婚，裘丽琳才与周信芳举行了婚礼。这样的“嫁”，至少在大多数家长眼里都算不得好。
名媛裘丽琳的价值和光彩，并不在于她当初对婚姻的选择，而是她面对逆境的勇气、经营家庭事业的能力和她对待生活的智慧，其实这些才是富养带给她的财富。与其说她嫁给了周信芳才最终获得了幸福，不如说是她成就了周信芳，所以她才能幸福。裘丽琳刚与周信芳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包银让赌鬼母亲花光，几乎一文不名。裘丽琳婚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周家的财政权从婆婆手里夺了过来，并且开始充当周信芳的经纪人，她将“七三拆账”方式引入了京剧演出体制，为了保护丈夫的利益，裘丽琳从来不惧怕出面与各阶层的人打交道。
再比如金庸笔下的黄蓉，也是富养的女孩，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可是她对另一半的选择也很另类的，呆头呆脑的郭靖怎么看也算不上佳婿，难怪其父黄药师屡屡刁难。与裘丽琳一样，是黄蓉让普普通通的愣小子郭靖成为大侠郭靖，她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幸福。
列举这样的故事，只是想说明富养的目的绝不是嫁得好，而是要让女孩成长为知性高贵独立的优秀女性。这样无论她最终嫁给谁，幸福的几率都会比较高。
尹建莉接受采访时说：“相对于男性直面激烈的社会竞争，从小要培养勇敢、吃苦、奋斗这些品质；女性则更偏重家庭建设、协调，所以要从小培养好的气质修养，高贵的品质。但培养一个出色的女孩，并不是为了嫁入豪门，而是优秀的女孩才能匹配优秀的男人。”
富养穷养的罗生门
我们都知道富家子骄奢淫逸容易出纨绔子弟，穷养可磨其心志，养成刻苦奋发的性格，所以老上海的实业家也会培养小开们在家洗衣扫地，甚至让他们离家经历挫折，以期将来可以继承家业并发扬光大。
但是事情往往不是绝对的。你看刚刚仙逝的收藏家徐邦达，生于上海资本家家庭，由于是家中独子(上面有七个姐姐)，所以被宠爱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七八岁了还要保姆抱着上下楼梯，但这并不影响他父亲带着他广拜名师，最终成为一代书画鉴赏大家。
是的，穷养富养都可以有好结果，穷养可以培养“斗士”——革命家、创业家都是这么来的；富养则出“名士”——视财富功名为粪土，自有一身修养才情而独善其身。但穷养富养也都会出败类，前者会出蝇营狗苟的小人，后者则是标准纨绔富二代了。
至于女孩，卢梭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可以用化妆品使她出一出风头，但是获得别人的喜爱，还要依赖她的人品和处世手段。”也就是说不好好培养、只靠一张好皮囊是成不了大器的。有时候，富养也未必能培养出完美的品质和处世手段。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礼貌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这个小细节真把贵族女性的修养体现到了极致。但是关于玛丽王后还有另一个小故事——她的生活极其奢靡，面对因饥饿而暴动的百姓，她居然对大臣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蛋糕呢？”只能用无知和愚蠢来形容她了。所谓贵族气质也无法让她受人尊重。
所以说，穷养富养的结果未必就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尹建莉也认为，以前女子无法在经济上独立，依附于男子，所以特别强调琴棋书画以怡情，刺绣烹饪以持家。现在女性也成为了社会人，同样面对社会竞争和家庭和谐，培养男孩与女孩时的差异性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富养穷养不用作为教育孩子的坐标，不管女孩男孩，只要尊重他们，给予健康的爱，正常的生长条件，都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这样的个人才能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反之，花再多钱，也只是金玉其外的表面文章，区别只是穷得无知还是富得愚蠢而已。
女人需要“主义”吗？
记者—任蕙兰
某一性别生而低人一等的话语在当今没有合法性，但是性别歧视还远远没有退出公共话语的舞台。
《圣经·创世记》写男人和女人，上帝用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这成为后世男人管辖女人的理由，男人只是在管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几千年男权社会根深蒂固地认为女性天生构造上弱于男性，古罗马法中有这样的条文：“女人由于心性轻浮，即使长大成人也要有人监护。”在柏拉图眼里，一个男人可能会因为胆怯或不正经，下辈子被罚做女人。男人做得不好，可能会降一格去做女人，中国人有一千多年也是这样认为的。
后来，第一代女权者为女性赢得了投票权、受教育权和职业权；在性派对中第二代女权者为女性呼吁生育权、堕胎权、性权利等身体权利。进入本世纪，默克尔、希拉里等女性在世界政坛和男人平分秋色，《福布斯》杂志女性富豪榜的“净值”不断增长。在法国女性主义者努力下，“小姐”(Mademoiselle)的称谓被取消，今后一律用不显示婚姻状况的“女士”(Madame)和“男士”(Monsieur)相对应。
如今女性肩上的“枷锁”在制度层面已然粉碎，但意识层面的性别偏见已然存在。没有一位男总统上台时被提问“能否像一位女性做得那样出色？”，但这是女性领导人履新时的常规问题。衡量女人成功的最高标准是家庭与事业平衡，但成功男人的家事统统交给“背后的女人”打理。
女性自身也在摒弃“铁娘子”形象，风情万种的现代女性在商业社会大行其道。上世纪女性主义者努力争取的权利在这个世纪却被质疑。
投票与上学
简·奥斯丁笔下女主人公成天最烦恼的事，似乎就是找个合适的人把自己嫁了。莫泊桑在《项链》中说：女人并无社会等级，也无种族差异。她们的姿色，风度和妩媚就是她们身世和门第的标志。——因为这些是女性用以换取男人供养的资本。女人是男人的一件附属品，这种观念在西方很长一段历史中持续。
中国的男权思想致力于培养贤妻，于是有了三从四德，有了《女训》、《女诫》、《列女传》等蔚为壮观的理论著作，治理女人的学问发展成“女教”，在清朝时期登峰造极。
19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女权运动的萌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的《女权辩护》开启了200多年女权运动历程。她在书中为女性要求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区别，是男性让女性“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成为“文雅的家畜”，要求女性“有迷人的温柔，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
也有少数男性学者站到女权阵营，穆勒1869年出版了《女性的屈从地位》，提出女性没有理由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他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选择的自由之后，才能知道她们的“自然”能力是什么样的。
女权主义先驱在手铐和警棍下争取到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规定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女性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1920年8月美国女性的选举权被载入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欧美国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选举权。
女性政治权利的基础是受教育权。对女子智力的质疑在学术界持续很久，1868年剑桥大学为女生提供了单独的考试，引起女权主义者激烈争论。一战后很多女童直接进入原来只收男童的学校。
西风东渐，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了东方。
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男性纷纷著书立说反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1922年，梁启超作了以《人权与女权》为题的演讲，认为女权运动应是“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特别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但知识分子的摩登做派只有些许象征意义，20世纪初女性就处于“被解放”的角色中。念过洋学堂的小姐嫁人时有了更多资本，女塾最重视家政课、音乐艺术等课程，像是一条生产“太太”的流水线。
中国女性实现政治权利比西方晚得多。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成为国策，女性地位受国家话语承认与鼓励，一大批女性妇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出现在公共生活中。
冲出家庭与性解放
第一波女权主义的成果在二战中逐渐没落，纳粹分子规定女性必须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理功能中，提出口号：Kinder，Kuche，Kirche (小孩、教堂、厨房)。
但战中男性劳动力缺乏让女人有机会进入传统属于男性的职业，如军火、机械工业，这个转变鼓舞了女人争取平等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铆钉工人罗西的形象广受欢迎，成为新一代职业妇女的象征。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了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上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的歧视。女性们呼吁冲出家庭，与男性同工同酬。
弗里丹 (Betty Friedan) 在《女性的神话》中描述，战后美国女人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不再到社会上去干事业；女人唯一梦想就是当个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但得到这一切后，女性并没有实现自我价值，陷入深深失落。于是弗里丹呐喊，对家庭主妇的形象说一声“不”！
这一代女权主义流派纷呈，各流派主张各异。不同于第一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无差异，以凯特·米丽特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尊男卑，女性的自我牺牲、母性和关怀伦理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残忍、攻击性和竞争性。
米丽特的《性政治学》一书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男人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是战争贩子，女人是和平主义者……”她将女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主张以牙还牙塑造“女性权威”。
以“性解放”为标志的第二代女权主义者要求性伙伴的数量，但滥交和将男女对立思想令无数家庭破裂，产生许多单亲母亲和问题儿童，并导致艾滋病流行。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女权主义的意义。
两性有没有差别
传统男权制思想认为两性天差地别，女性先天上的弱势是男尊女卑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认为，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叔本华说，“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们轻佻琐碎、缺乏远见；简言之，她们永远不会成熟，只能是大孩子——是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体。”
波伏娃从理性角度否认男女之间的差异，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后来成为女性主义的圣经，书中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波伏娃用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
既然男女在本质上没有不同，所以男女才应当平等。这是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在中国女性解放历程中也提出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但多少有些站在男性优势的角度力图抬举女人。
女人可以为男人拉门，也乐意在约会时埋单，甚至极端派号召女性也“站着上厕所”，但她们渐渐意识到，女权主义丢掉了女性的特征。女人们开始骄傲地宣称，属于“乳房、肚子、阴道”的快乐是男性无法体会的。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者主张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异，强调不以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职业女性在生育、哺养孩子等方面获得特殊照顾。90年代崛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两性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男女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女权主义”换成了温和的“女性主义”，她们不再要求遵循男人侵害女人的方式报复男性。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讨论了男女同异问题上的两难，在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的需求是有差异的，需要不同的对待。但是如果承认两性差别，似乎又为男女不平等的现状找到了依据。
要权利还是要幸福
“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断我们的枷锁，并且满意于和一个有理性的伙伴共处，而不是奴性的服从，我们一定会真心真意爱他们。”在女权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那里，幸福并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还有男人。
但女权主义的发展渐渐走向了岔道，波伏娃眼中的“独立女性”形象是不婚无子的职业女性，受到女性推崇的作家张爱玲、杜拉斯都没有婚姻的束缚。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鼓吹社会权力应该按照性别划分，进一步制造男女对立。
60年代和70年代性滥交、单亲、吸毒和艾滋流行为批驳者提供了口实：女权理论表面上在为女性争权益，实际上在制造大量生活不幸福的“剩女”，反而毁了女性终身。学者们对比现在与50年前的女性时指出，现在女性的幸福感远不及当年。
还有更“阴谋论”的说法，女权运动是一批别有用心的精英运作的商业诡计。据说洛克菲勒家族资助女权运动，一是因为在妇女解放之前，银行家只能收一半人口的税；二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家庭模式，让孩子更早入学，使他们更容易被灌输以国为家的观念。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悍妇”加“荡妇”。如今“女性解放”之类的字眼听起来已经很遥远，人们总是对老式女性主义者讥笑一番又表示怜悯，将她们的行为归因于情感上的失意。女人们总被善意提醒，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导致女子“男性化”，让男人敬而远之。
这一舆论导向使有上进心的女性窘困不安，以为自己正在丧失女性魅力，离幸福越来越远，“女性意识”自觉地在知识女性中渐渐弥散开。找一个好夫君似乎重新成为女人生命中的主旋律，就像电影《亲密敌人》中在职场斗得天翻地覆的男女主人公，最后难脱握手言和共建幸福的大团圆结局。
被消费的“女性价值”
上世纪90年代初，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的城市精英女性开始追求“女性价值”，在商业社会最简单的实现途径就是消费，但以“女权”为名的消费文化实质上窄化了女权主义内涵。
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充斥着拜金气息，《上海宝贝》女主人公倪可去大江户日本菜、班尼餐馆、澳洲餐馆等世界级大酒店用餐，去高级百货公司购物，抽“七星香烟”，喝“苏格兰威士忌”，用“CK香水”，穿香奈儿衣裙，吃德芙巧克力。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CK，德芙算不上名牌了。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的反男权锐气被消费文化熏陶成风情万种的谄媚表情。当年张梅笔下的女主人公“常常把胭脂在脸上横着扫竖着扫，用蜜丝佛陀牌的定妆粉，用金鱼牌粉条，韩国仙女牌湿粉”，竭力打造美丽来诱惑异性，到如今电影《幸福额度》中名牌傍身的拜金女，与以美貌风姿为“门第”的莫泊桑时代女性如出一辙。
事业有成人格独立的女性又面临新的挑战，来自家庭的矛盾和感情的困惑。她们一方面要像男性一样在工作上殚精竭虑，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方面遵从男性主义的女性价值观，相夫教子。
某一性别生而低人一等的话语在当今没有合法性，但是性别歧视还远远没有退出公共话语的舞台。就像反映日本职场现状的《派遣女王》，女性无论多么出色只能干派遣的工作，唯一可以谋求的是在派遣期内钓到一位正式男员工。男女平等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跋涉过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单纯讲男人或女人的幸福，男人或女人的权利，都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