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公司的生意编辑本段回目录
近日，伊朗官方宣布，在其境内捣毁十多个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谍报站。几乎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也宣布破获CIA间谍网络。两名真主党高层被确认为CIA卧底，可能已经遭到处决。
这导致CIA在伊朗和黎巴嫩的间谍网遭到重创。凑巧的是，CIA近日也公开了近十年来殉职特工的名单，并且呼吁民众铭记这些秘密功臣。10年来，CIA共损失了23名在编特工。
在世人眼中，CIA一直是个非常神秘的特工组织。很少人与其成员有过直接接触。即便是接触过，当事人自己也可能不知道。因为CIA的人在外行走往往一身便服，甚至他们在谈论起自己的时候都以Company(公司)代替。公司这个称谓已经是众所周知的CIA代名词。
作为冷战中西方情报界的代表，CIA的工作方式很有特色。由于在二战前奉行孤立主义，美国没有非常得力的对外情报机构。直到二战爆发，为了整合军方和外交部门零散的情报信息，罗斯福下令成立情报协调局。后来为了跟盟军的情报系统进行沟通，美国仿效英国军情五处成立了战略情报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OSS)。它曾经在二战中策划实施了多次针对轴心国的秘密行动。二战结束之后，杜鲁门总统解散了OSS。但是，美国政府很快发现自己无法应付冷战前期的国际局势，于是在OSS的基础上成立了现在的CIA。
在冷战中，CIA的活动远比现在积极且大手笔。比如，著名的U2侦察机便是隶属于CIA门下。为避免军方侦察机在敌国上空被击落，引起军事入侵的嫌疑，CIA专门成立了自己的掩护公司执行这种航空任务。西方公司便是诸多掩护公司的代表。
简称为CAT的台湾民用航空公司，也是非常有名的CIA专用掩护机构。CAT跟中国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其创始人中便有著名的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1949年之后，陈纳德成立了CAT，继续他的航空生涯。除了运营针对东亚地区的U2高空侦察机之外，西方公司及其伙伴公司(如CAT)还承担了CIA在整个东南亚的特殊航空行动。例如，给盘踞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残部运输武器弹药给养；在中印边境执行空投特工的行动。当年出逃印度时，达赖喇嘛便曾被西方公司空投的藏民特工接应。上世纪60年代，西方公司曾策划多次使用空降人员对我核武器基地进行刺探。从以上事件来看，CIA被称为公司并非随口杜撰。
那么，CIA的人到底以什么身份在海外活动？
CIA常用的化身是合法的使馆外交人员。无论跟所在国关系有多差，只要还有外交关系就肯定会有使馆，派驻人员自然非常方便。在有外交豁免权的情况下，情报人员即便是干了什么不太好的事情，最多也就是一个押解出境的结果。要在一个使馆中分辨谁是CIA的人并不难。CIA的人专用办公室肯定有个非常牢靠的门和一个非常精密的密码锁。这个办公室一定是在犄角旮旯的位置。从这样一个办公室走出来的人多半是CIA的特工。
在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和地区，CIA的特工也常常在基地中活动。
CIA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报搜集机构，它还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一种准军事力量。换句话说，没到迫不得已动用美军的时候，CIA别动队往往就会冲杀在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策动的猪湾登陆。CIA训练了大批古巴流亡者作为反攻古巴的军事力量，并且为其提供了武器装备。1961年4月17日，由流亡者组成的登陆部队在猪湾登陆，准备进攻哈瓦那。这支登陆力量很快被古巴军队击溃，猪湾事件以CIA失败告终。在此之后，CIA很少再策动如此明火执仗的军事行动了。
CIA更像一个公务员组成的军方特种作战司令部，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嗅到其特工活动过的味道。为了美国国家利益，他们执行绑架、渗透、暗杀、策反等见不得光的行动。他们收买腐败的官员，与毒贩交易甚至支持恐怖分子。他们不惜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而牺牲之后却只能变成荣誉墙上的一颗星，永远无法获得国会荣誉勋章。
任何一个大国都有这样的机构为国家利益服务，没有善恶也没有黑白。对于CIA、克格勃、摩萨德、军情五处这样的机构，一切公开世界中的规则都是多余的。在情报世界中，他们奉行另一套规则。
CIA和跨国公司的合谋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尤利西斯
《世界博览》2010年第16期
1972年3月21日，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白宫的头号敌人杰克•安德森在他开设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走马灯”上爆出了一条颠覆性内幕：
两年之前，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勾结国务院和CIA，试图由CIA出面操纵智利，恐吓、行贿、暗杀甚至政变，CIA尽其能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服务。
作美国盟友“很受伤”
1970年之前的十几年中，智利是美国在拉美“后院”最忠实的政治和经济盟友，芝加哥学派的年轻经济学家们——今天我们管他们叫“弗里德曼狂”——视这里为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一脸真诚地要把圣地亚哥建设成“南半球民主繁荣的灯塔”，抗击庇隆阿根廷和卡斯特罗古巴的桥头堡。
这种努力造成了极为矛盾的后果：一方面，私人垄断资本、大地主和跨国公司欢欣鼓舞，原材料在国际市场上的走俏为他们赢得大笔收入，也让智利的经济前景看上去一片乐观。另一方面，“弗里德曼狂”们的试验破坏了智利原有的社会福利体系，跨国公司的支配地位则使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无法竟全功，1950年到1970年，全国GDP平均增长率只有3.8%，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却达到了令人担忧的水平。
连傻瓜都知道，决定智利经济和外贸政策的并不是圣地亚哥政府，而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阿纳康达矿业、普瑞纳饲料、美国银行、辉瑞化学等在智利拥有大宗投资的美国公司，委员会事实上的领袖和运作者便是ITT的CEO哈罗德•杰尼。
ITT在这段镀金繁荣中扮演着如此显要的角色：他们拥有智利电话电报公司(Chitelco)70%的股权，智利国内所有的新建电话通讯网均由ITT掌控;ITT最重要的生意伙伴阿纳康达矿业独占智利丘基卡马塔铜矿的开采和出口权，该矿每年出产纯铜的吨位高达世界产量的30%，在为阿纳康达赢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使ITT可以在较低价位拿到原料铜(电话、电报线以铜线为内芯)，其年利润到1970年已经增至5.5亿美元。
“科学马克思主义”信徒
1964年，ITT和它的朋友们碰上了第一桩麻烦：智利萧条的经济状况已经开始演化成社会改革的呼声，为安抚民众，新当选的总统弗雷•蒙塔尔瓦决定以温和的“发展主义”路线代替其前任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将利权从跨国公司手中收归国有。
在当时的南美，这是一种颇为时髦的策略。第一个“挨刀子”的就是阿纳康达：圣地亚哥决定将丘基卡马塔铜矿51%的股权收归国有，Chitelco公司的国有化也将在随后进行;第二布要动的则是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私人大农场将被拆分，这使得多年来与地主们建立了亲密关系的美国农业公司感到了威胁。
“智利特别委员会”嗅到了危险的气息。阿连德是南美最著名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信徒，激进的发展主义推崇者，他曾经承诺：一旦自己当选，将更彻底地推进工矿企业国有化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并且首先对ITT开刀。在智利国会作出最终裁断(10月26日)前的一个半月时间里，CIA和克格勃纷纷大显神通，前者先后花费了42.5万美元——这笔钱来自ITT和阿纳康达的捐献——试图拆散阿连德的政治同盟，后者则拨付大致相等的经费(45万美元)以达到相反的目的。在白宫，总是铁青着脸的尼克松总统发出了不祥的预言：智利可能变成“下一个古巴”。
CIA和跨国公司的暧昧
“情报”和“信息”原本就是一个词儿(Information)，作为全世界最庞大的两个情报机构之一，与其说CIA是一家情报加工厂，倒不如说是规模空前的超级咨询公司。
只是与普通的商业咨询公司相比，“超级公司”不仅拥有独立的信息搜集渠道和强大的执行能力，它的预测和判断还直接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按照CIA前身之一战略情报局(OSS)创始人多诺万少将的说法，“(CIA)会采取明显和隐密的手段获取情报，同时提供情报分析，判断国家情报目标以及从所有政府机构搜集相关情报资料”，为此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法律”也成为了一个暧昧的字眼。更重要的是，这家超级公司理论上只对一个人负责：在任的美国总统。
然而，CIA的组织结构和使命的特殊性又使其在许多场合身处神秘的灰色地带。“美国利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就意味着美国企业的利益，而CIA这只八爪鱼触脚的最外侧密布的，正是一连串身份不明的咨询机构、顾问公司和智库。它们号称“民间公司”，却与跨国企业、军事工业联合体(MIC)以及国务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CEO不是退役将领就是前特工人员，所做的也不是普通的投机生意，而是向敏感地区出售军火、扶植某些国家的异见分子、挑唆叛乱和政变这样的“大生意”。
CIA因为受到经费和权限方面的限制(FBI和国务院的那帮家伙可不愿看到兰利大楼一家独大)，很多时候宁可让这批外围公司自己去策划行动、筹措资金，CIA只在实施上提供人手和建议。这样一来，再也没有谁能说清“国家利益”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了——毕竟，没有哪个MIC会喜欢世界和平，如果天下太平、没有“生意”可做，他们甚至会主动制造些麻烦出来，而CIA对这类行动总是庇护和纵容的。
有些时候，连美国总统也驾驭不了这架机器。全华盛顿的人都听说过这样的传闻：约翰·肯尼迪1963年的遇刺与他在猪湾事件中对CIA的“背叛”有关，而整个猪湾事件根本就是“超级公司”和迈阿密的流亡古巴人财团合伙干出的大买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己就是一个秘密行动爱好者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极端仇视CIA局长赫尔姆斯，但有离不开他。
赫尔姆斯要见的人，是他的前任约翰•麦康即现任ITT执行董事，杰尼CEO把他拉进公司当然不是看重他煽风点火的“能耐”，而是要借重麦康在军队和CIA内部的人脉，为ITT排除国际业务中的政治阻碍。
麦康的来意也是开门见上：ITT愿意为CIA提供100万美元的经费，在接下来一个月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智利国会裁定“人民联盟”当选(智利的选举体制与英国略有相似之处，当议会中没有一党获得绝对多数、出现悬空时，国会可自得票最多的两党中商议裁定一个适宜的组阁党，且不必是实际得票的最高者)。
为配合这一行动，ITT操控的智利特别委员会将以经济手段对圣地亚哥施压，美国银行向智利提供贷款，并要求中小银行依样效仿;为破坏智利最大的外汇来源铜矿出口的收入，ITT在接下来半年里将主要购买美国的库存铜，使丘基卡马塔铜矿的出产滞销，阿纳康达将为此提供配合。“无论如何，不能让阿连德这个共产党分子占据莫内达宫(智利总统府)，为此，我们准备采取一切措施，这需要您的配合。”
当某个组织乃至某个阶层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搅在一起时，将没有正义可言。
1970年9月14日，基辛格博士召集40人委员会成员(包括CIA局长赫尔姆斯、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参联会主席等军政要员)在白宫开会，调度干预智利的资金分配。
委员会决定从CIA的经费里拨出100万美元，再由ITT和阿纳康达各出资25万美元，归委员会统一调度。全部资金中的一半由CIA支配，负责在智利军人中招募反共人士，于必要时以直接行动推翻现任政府、实施保守主义独裁。为保密起见，这一方案称为“FUBELT计划”。
10月15日，基辛格与CIA行动副局长卡拉迈辛斯、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再度举行会议，决定于当年11月3日在智利策动代号“轨道2”的军事政变，并将部分计划透露给了即将离任的智利总统弗雷，要求他提供援助。CIA找到的代理人是在智利陆军中颇有声望的维约将军，但拥有签字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勒内•施耐德拒绝插手，要求维约严守军人不得干政的原则。为了排除施耐德的影响， 10月22日，维约指派的枪手在圣地亚哥陆军总司令部大门外对施耐德连开数枪，这位将军身受重伤，4天后死在了医院里。
出乎基辛格和赫尔姆斯意料的是，刺杀勒内行动远未获得预想的成果。为维护民主传统，弗雷总统决定与阿连德和解，支持后者继任总统。
在10月24日的大选结果裁定中，阿连德众望所归地当选，并在11月3日正式就职。参与“轨道2”行动的维约将军被智利政府逮捕，预定的军事政变也未及准备妥当。“轨道2”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经济狙击战
阿连德的当选意味着一场经济战争的爆发。战争的一方是“人民联盟”领导的智利政府、工会组织以及支持政府的左翼军人，另一方则是ITT、阿纳康达、伯利恒钢铁、通用汽车、第一花旗银行以及它们背后的“智利特别委员会”，核心战场则是铜矿收益。
考虑到智利国内税收的80%和外汇收入的3/4以上都来自铜的出口，阿连德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将其收归国有。1970年12月22日，即当选总统后不过一个月，阿连德向国会提出了铜矿国有化法案，次年7月获得国会批准。
该法案规定，美国在智利的三大铜业公司(阿纳康达、肯奈科特、塞罗)在1964年“智利化”之后剩余的49%股份将由智利政府全部赎买，以为期30年、年息不低于3%的政府债券支付，但须扣除1955年—1970年间出口项目中的超额利润——阿纳康达智利分公司在1955-1970年间的年平均利润为21.5%，而同期其其他地区的分公司年平均利润仅3.6%，智利政府要求阿纳康达把多余收入“吐”出来。
按照这一计算方法，智利政府为三大公司付出的赔偿金额约3.3亿美元，但扣除的超额利润却高达7.74亿美元，三大矿业巨头非但没有进账，还须向智利政府支付巨额赔款。
1971年9月，阿连德政府又决定将ITT在该国的最重要资产——智利电话电报公司及其新建的整个电话网络收归国有，ITT在此项目上的各项连带损失总值高达15亿美元!
美国政府的回应是：“用经济崩溃对付他。”1971年10月，美国国务院公开指责智利在铜业公司国有化过程中扣除超额利润的做法“严重背离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同月底，罗杰斯国务卿召集“智利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在华盛顿开会，ITT代表“义愤填膺”地表示，美国政府的职能是保护实业，如果不能采取有力的报复行动，智利的先例可能在整个拉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委员会随后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阻拦美国私人银行对智利的贷款，将美国对智利的政府援助项目转入“重新审核”状态，以及仍在地下状态运作的“轨道2”计划——军事政变。
经济方面的对策很快得到尼克松政府的认可。到1971年底为止，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进出口银行都停止了对智利的新贷款，私人信贷额缩水了2/3强;与此同时，“人民联盟”的社会改革却造成了开支的直线上升，这使得智利的政府债务从1970年时的26亿美元增加到1973年初的34亿。加上国际铜价波动和农村土地改革失败，1972年10月，智利爆发了第一波大规模罢工浪潮，执政联盟中的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也发生了分裂。
政变密谋
1973年6月29日，圣地亚哥莫内达宫广场。索帕上校(Roberto Souper)指挥的智利陆军第2装甲团在黎明前包围了总统府，要求阿连德引咎辞职。
索帕的行动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的背后站着过去三年里智利政治斗争中所有的失意者——ITT和CIA代理人“全国制造商协会”、《水星报》、生的芝加哥派经济学家及其大本营天主教大学，接受CIA资金援助的新兴政治团体“祖国与自由运动”，以及以总参谋长卡瓦哈尔上将和陆军参谋长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官团。
反对者们的分工相当明确：ITT和CIA为整个计划提供启动资金，其1970-1973年之间的总额达到650-800万美元，主要用于政治宣传和拉拢工会。
全国制造商协会在圣地亚哥成立了一个影子政府，由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家负责制订推翻阿连德之后的经济改革计划，从思想上消灭“人民联盟”;军方则负责从组织和肉体上消灭阿连德及其追随者，以平息罢工作为要挟，他们成功地获得了在军区范围内独立调动部队的权力。经济学家、军人和商人之间的联系人是《水星报》合伙人凯利，从1971年9月起，他从CIA获得总额超过150万美元的援助。
6月29日的军事行动，是CIA及其代理人实施“轨道2”计划的一个“低成本”策划，希望以较少的兵力配合声势浩大的宣传，逼迫阿连德主动下台。但“人民联盟”破釜沉舟，发动左翼工会以罢工相对抗，使政变草草收场，幕后主使“祖国与自由运动”也被宣布为非法。但这也是阿连德最后一次占据主动。他的国家事实上已经被夺取。阿连德政权的寿命，似乎只能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了。
1973年9月11日，依旧是莫内达宫广场，超过10000人的陆海空三军和警察对阿连德等36个人发起了进攻。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和海空军、警察领导人坐着坦克抵达广场，对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
阿连德的结局孤独而悲壮——这位文人出身的总统连身边的卫队也不敢完全信任了。他拒绝发动市民中的支持者抵挡军队，也拒绝流亡国外，而是遣散总统府卫队，亲自戴上钢盔，与30余名侍卫、医生和司机并肩战斗到最后一刻。
颠覆一个国家的“游戏”结束了。这个游戏始于一家跨国公司与一家超级情报机构的亲密“情谊”，在整个游戏中，经济学家、政客、商人、军人和记者相继出场，扮演着令人惊讶的角色。
类似的故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还曾发生在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东南亚许多国家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在麦克莱恩市那间巨大的“超级公司”里，戴着面具的人们依然在为他们眼中的“国家利益”制定形形色色的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