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的选举和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身败名裂之后，对伊朗策划的暗杀沙特驻美大使阴谋的指责登上新闻头条。但是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和防止其利用阿拉伯世界的乱象来从中获利对保障美国在动荡的中东的利益至关重要，这也是美国的全球大外交大中的一个急迫问题。
孤立伊朗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使华盛顿和欧洲重新聚焦北京。过去劝说中国支持一个新的制约德黑兰的政策---或者甚至是切实执行现行的政策---的尝试几乎是失败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中方意图的误解。当华盛顿倾向认为中国在相互矛盾的选项中进退维谷时，中国的战略学者却视伊斯兰共和国为对抗美国的潜在合作伙伴。除非能说服北京阻扰美国制约伊朗的成本大于收益，中国是不会对美国施以援手的。改变中国在这个议题上的利益计算最终要求美国建立可信的军事威胁来打消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标。
30年来，美国外交家们都没有能够确保中国在防止伊朗“核武化”问题上真心实意的合作。虽然从2005年开始，北京正式地表态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在同时北京积极地在安理会讨论中缓和制裁措施的力度来削弱制裁效果。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2010年十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交给中国相关官员一份“重要名单”，名单上列出了被认为是违反联合国制裁而帮助伊朗核扩散的中国公司。
中国的做法是有害的。快速增长的中伊贸易---根据中国驻伊朗大使，在2010年300亿美元的基础上，2011年的贸易额预计达400亿美元---减轻了德黑兰的压力，并且为这个政权提供了收入、专业知识和其他资源。这引起了欧洲和亚洲公司的大声抱怨：他们中断了和伊朗的商业往来，却眼睁睁看着中国公司趁虚而入。
中伊贸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京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北京希望参与到石油与天然气的海外供应商的勘探、开发和其他“上游产业”中，以保障石油供应。确实，从一个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伊朗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它是唯一一个可以通过陆上管道和海上航线向中国输送能源的海湾国家。北京最大的担忧是自身能源供给被外国切断，而供应线的多样化有助于减轻这样的焦虑。
但是中伊的亲密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与石油和天然气。中国也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提供给伊朗大量的战略和军事援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对伊朗的核发展计划给与了关键支持，并且在1980年代成为了伊朗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商之一，提供了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技术。根据斯德歌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数据，数十年来的交易总价值超过了36亿美元。
这样的支持仍在继续，并且在某些领域有扩大之势。比如新闻报道说，从德黑兰流入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武装分子手中的武器，不仅包括了中国制造的反舰巡航导弹，但更有狙击步枪、穿甲炮弹、火箭推进式榴弹、防空导弹和枪、地雷和其他爆炸装置的组成部分。在二月份的一个专栏中，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退役上将James Lyons，指出中国很可能向伊朗提供了被动雷达技术，这项技术能够帮助伊朗近期宣布的反舰弹道导弹项目。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在Lyons上将发表文章的同一个星期，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王普丰少将与伊朗武官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国表示愿意与伊朗加强军事方面的联系。
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支持伊朗核计划的指责。中国年初阻止了一份联合国报告的出炉，该报告指出中国被怀疑向伊朗提供可被用作核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铝粉。上个星期，中国联合俄罗斯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以阻止其发布关于伊朗的核军事研究的报告。去年媒体报道中国公司出售高质量的碳纤维给伊朗来帮助其建造更好的离心机。
华盛顿对中国不愿施压伊朗的态度一清二楚。传统的观点认为一个困境导致了中国目前的政策。逻辑是这样：北京在保障石油供应和维持一个良好中美关系以及遵守全球核不扩散方针之间左右为难。中国外交政策学者，例如王缉思，在中国的英语媒体表示了对此观点的认同。对于控制所有中国学者的签证和发表文章的执政党来说，宣扬这种观点具有现实意义，执政党希望籍此抵消一些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压力。
这种策略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有学者认为应对这个“困境”的药方主要是“萝卜”，比如对中国进行更多高等级的访问和更多地邀请其参加外交商讨。Erica Downs 和Suzanne Maloney最近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应该“提升双边外交对话等级”和在制裁议题上与北京“有清晰的沟通”。
但是事实上，华盛顿的这些努力看起来是徒劳无益的。长期以来，一系列的美国高级特使---从国务院防扩散顾问Bob Einhorn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再到奥巴马总统---都曾因伊朗问题千里迢迢造访北京。事实的真相就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不愿介入伊朗问题----北京频繁拒绝派高级特使参加所谓的“P5+1”会议，北京的参会官员常常是距离伊朗最近的大使或者干脆不参会。中国对关于伊朗的对话并不热心。
把北京视为伊朗问题上“不情愿的伙伴”反应了一个对中方意愿的根本性误解。如果中国真是面临上文讨论的困境的话，它对伊朗的战略以及核援助就解释不通。作为伊朗最大的能源消费者之一和最稳定的武器提供者，北京并没有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促使伊朗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和遵守核不扩散原则，北京的表现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是最为挑衅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导致中东局势的不稳定。进一步地，其他的美国盟友---比如日本和南韩---源源不断地从伊朗获得大量能源供给的同时，也积极地支持国际社会的制裁行动。
事实就是中国---与日本和南韩大为不同---视美国为其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的首要对手。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对于伊朗和美国的政策就不是如同许多分析家所说的互相矛盾的了，而是完全互补的。美国可能认为中国是孤立伊朗的关键伙伴，不过中国认为伊朗是它抗衡美国的潜在伙伴。
针对北京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们的中文刊物清晰地揭露了中国的战略思考。那些文章的语气和内容都与只针对外国读者的刊物差异巨大。国防分析员张世平少将，他经常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在《中国海权》（China’s Sea Power）中指出，伊朗是中国建立中东军事基地的潜在的理想地点。这本书1998年初版，并在2009年再版以献礼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
张少将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其他高级将领的认同---包括语不遮拦的空军上校戴旭以及海军少将尹卓---他们讨论中国如何可以抵制来自民主对手们的威胁，比如 印度和美国，并且如何保障中国在美国霸权笼罩下的波斯湾和太平洋区域的获取利益。
这样看来，通过几次良好的会议来确保中国与美国携手一致施压伊朗是痴人说梦。通过对伊朗安全力量的援助和高级领导人的支持，中国把一个占据了战略高位并且可以妨碍美国实现其目标的区域性强国化为其附庸国。中国可以借此获得在中东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可能不乐意看到伊朗获得核武器，但是它更不乐意看到一个重新倒向西方的伊朗。
美国财政部处罚违反制裁措施的中国公司，试图借此强迫中国公司在对美贸易和他们相对较小规模的对伊贸易中做出抉择。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原因很讽刺：与中国的处境不同，美国的对伊政策和对华政策才是真正面临两难选择。
北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奥巴马政府会拿日益扩大的中美经贸关系冒险，虽然除伊朗问题外，双方的立场在台湾、北韩、东海和南海、西藏和人权问题上也有巨大鸿沟。奥巴马政府很有可能在对涉及伊朗能源领域的外国公司的最新制裁中，给中国公司开绿灯。
一些美国官员，最近的例子是助理国务卿Wendy Sherman，强调制裁导致中国暂停了在伊朗进行新的能源投资。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现存的中伊项目继续狂飙猛进。今年一月至八月以来，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相比同期增长了40%。看起来北京已经能够对由中伊商业往来必然导致的外交紧张局面视而不见---以及目前来说，成本很低的---中美摩擦。
虽然外交“萝卜”不会带来什么进展，华盛顿还是有方法来引导北京重新评估其伊朗政策。不过这些方法要求奥巴马政府踏出其一直回避的一步：对伊朗施以可信的军事威胁。中国执政党的战略分析人员认为中国很好地从当前紧张的美伊关系中渔翁得利，但他们不认为美国有可信的军事大棒来使伊朗屈服。假使美国能通过军事大棒让伊朗屈服，这就会威胁中国的石油供给和推高能源成本，并可以威胁亲中的伊朗政权。美国不需回避或淡化与伊朗发生冲突的高度可能性。但其必须说服北京和德黑兰相信这是不与国际制裁充分合作的可能后果。
做出一个可信的军事威胁并不容易。特别是在美国削减国防开支和伊朗不断增强的军备力量的情况下。伊朗的核计划进展迅速，并且越来越难以受到攻击---2009年揭露出来的隐藏在在库姆附近山区地下的一个新的浓缩项目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依靠中国的帮助，伊朗当前有限的报复手段将来会不断增加---特别是伊朗目前正在研发精确打击能力。中国的战略学者密切关注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动向，将来美国将花费更大的代价去使他们相信美国的军事威胁。
好消息是中国的立场是可以调整的。北京对德黑兰的支持并不牢靠。在这场地缘政治的棋局中，制胜一步是认识到中国会坚决把自身利益置于任何的中伊友谊之上。只有通过威胁那些利益，华盛顿才有可能改变北京当前的外交政策：千方百计获取能源供给、在地缘政治重地扩张影响力、妨碍美国的中东大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