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为了掌控知识、“制造共识”，他会对主流媒体排挤平民发言权的做法进行批评。奇怪的是，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认为我们新的数字通信是“缺乏深度的、肤浅的、会迅速消失并被人遗忘的”，并因此拒不接受这种自下而上的交际方式。我们还听到过其他许多人对通过手机短信和微博进行交流的方式进行批评，如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因为他们是从思想的层面上对推特（Twitter）和手机短信进行考量的，所以这些观点都很重要。此外，影片《乔姆斯基和公司》（Chomsky and Co.）还断定，某种交际、思考和认知方式比另一种更优越。
当然，乔姆斯基是偶像级的左派人物。他是造诣颇深的语言学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而且可能还是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因为他在批评主流媒体时一直是那么尖锐。但乔姆斯基自己是否是在以牺牲那些应该被听到的声音为代价而“排挤”社交媒体呢？
今年3月，乔姆斯基接受了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场景”博客的即席访谈。在访谈中，他对许多事情——从政治和语言学话题到棒球卡、“邪教”乐队和维基解密网站这些更加世俗化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让我关注的，是他对新的通信技术的评论——他承认自己连用都没用过。
“手机短信、推特之类的东西是极其快捷、非常肤浅的交际方式。”他对采访者杰夫•杰顿说，“我认为这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使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肤浅、缺乏深度，而且会迅速消失且被人遗忘。”乔姆斯基在去年10月接受了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网站（一家致力于呈现科技和社会的关系的网站）的采访。在那次访谈中，他详细地就这一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嗯，比如，以推特为例，”他说，“它需要使用非常简短、简明的思维方式，倾向于进行浅尝即止的交流，这使人们无法进行真正严肃认真的交流……它不是进行严肃认真的互动活动的媒体。”
可能我不应该对这些话语进行过于深入的解读，但通过即兴说出来的话表现出来的思想通常比我们可能想象的要真实得多。这些话更全面地表明了乔姆斯基对媒体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凸显了一个更大的趋势：第一世界中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认为数字通信没有他们更喜欢的交际方式那么有深度或有价值，因此对它不予接受。
很长时间以来（而且，我认为这段历史通常还很可怕），乔姆斯基一直在对媒体的肤浅进行批评。和他影响深远的著作《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样，他在1997年写的论文——《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What Makes the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也是一篇经典之作。他的论据是，少数人控制着媒体内容，并诱使人们相信他们本来不相信的东西——这肯定不是肤浅的。
当然，由于新的媒体环境社交性更强、人们参与度更高，曾经被乔姆斯基攻击过的至上而下的媒体如今常被认为处于“危机”之中。一些技术空想家表示，这一趋势让普罗大众拥有了发言权，并引发了波及全球各地的社会革命。而反技术的鼓吹者则认为，社交媒体不过是另一种盘剥人们的方式，它打着让人们当家做主的旗号，并且得到了风险资本的资助。但在乔姆斯基的内心世界里，这场重大的论战的地位却被这样的观点给削弱了：基于数字媒体的通信方式本身就是“肤浅的”。
公平地说，这不是乔姆斯基的专业范围，他的观点不过是众多抱怨数字媒体缺乏深度的声音之一——不管是在吉恩的《非专业媒体的信徒》（Cult of the Amateur）和卡尔的《浅薄：互联网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中，或是在像《纽约时报》本期关于数字图书的专题讨论会中，包括卡尔在内的参与者都声称数字媒体是肤浅的。接着就有了所有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人，他们会觉得发微博和发短信毫无意义而对其不屑一顾。
断言某些交际和认知风格不严肃、不值得持续关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类似于说涂鸦不是艺术、说唱不是音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或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知识学习（也称认识论）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并给人以启迪。他们在书中阐明了不那么正确、不那么有深度或不那么重要的认知方式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或被改进的。
而这就是它变得比乔姆斯基似乎认识到的更有趣的地方。
一些群体会比另一些群体更多地使用数字通信。发短信和发微博之类的事情，并不像一些人臆断的那样，仅仅是富家子弟和知识工作者所做的事。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计划”实施的研究表明，与白人相比，非白人更可能上网、用手机打电话进行交流和发送短信。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可能正在减弱。这项研究及在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所谓的肤浅的交际方式恰恰正是第三世界的人们使用互联网并在网上进行互动的方式。
与我一同在Cyborgology上发表文章的P.J.雷（P.J. Rey）说：“在许多情况下，因历史原因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已经在使用社交媒体技术寻找以前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机会。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交媒体几乎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这并不是说，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或当前波及全球的占领抗议活动所起的工具性作用无关紧要。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写的那样，新的交际方式之所以便捷，部分是因为使用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它们让抗议者掌握了话语权，使他们拥有了关注者。在某种程度说（我们也可以讨论它的“度”），社交媒体使群众能够“制造分歧”。
乔姆斯基——甚至所有的人——都应该记住：当他为自己的交际形式（纸质书和期刊论文）辩护而声称写微博（或发短信）没有深度时，他无疑是在暗示，非白人和第三世界的人们在交际方面天生就比白人和第一世界的人们更缺乏深度。对于社交媒体的真实情况，他知道的似乎并不够多，也因此无法将其用于检验自己的假设。
实际上，在快捷的社交媒体是否本身就没有其他媒体那么有深度这一论题上，正方和反方都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的，任何个人所发的微博都可能空洞无物，但当发自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这样的政治冲突前沿阵地、加沙（Gaza）这样的交战地带或由一批经过精挑细选的思想者所写的一系列微博将人们的诉求汇聚在一起时，那就肯定不是肤浅的了。社交媒体就像广播电台：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收听其内容。
不过，即使我们假定乔姆斯基、卡尔和其他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社交媒体没那么有深度、即时性更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重要问题：即时数字通信没那么真实吗？没那么值得去做吗？没那么有价值吗？没那么具有语言创造性吗？更不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吗？
乔姆斯基是一位在政治上积极向上的语言学家，他应该更加了解语言衍生的新形式，而不是以这些新形式是“肤浅的”为由而对其不屑一顾。这种理由——不管是他说的还是别人说的——存在将那些主要使用这一方式进行交际的人贬低为“其他人”的风险。福柯指出：任何对知识的诉求都是对权力的诉求。我们现在可以问乔姆斯基一个问题：当数字通信因深度不够而被取缔时，谁将从中受益呢？
被微博短信MSN改变的秩序：止于肤浅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线阅读的特点
卡尔是美国科技作家，他的《浅薄》一书出版后，那些关心现代生活日益加快的节奏、注意力分散、信息过载的人又多了一位盟友，那些担心博客、微博和网络视频导致智力生活变得琐屑的人也喜欢他的论述。
他在书中概括了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如研究发现，人们在上网时和读书时大脑活动的模式是不同的，读书时大脑中与语言、记忆和视觉有关的区域很活跃，但跟做决定和解决问题的区域无关。上网浏览和搜索时大脑中做决定的区域则很活跃。上网时，每当我们遇到一个链接时，就要暂停至少一秒钟，让大脑去判断链接是否值得去点击。由此导致我们在上网时很难深入阅读和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上网时，卡尔说：“我们牺牲了深入阅读的功能，变成只是信息的解码者，形成丰富的精神连接的能力被搁置。”
点击和浏览网页还会损害我们长期记忆的积累，而它是思考的基础。只有把数据融合、存储在我们大脑深处，才能形成新的想法。不加选择地收集再多信息也无法弥补这种缓慢、综合性的创造。超级链接和过多的刺激意味着大脑必须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短期的决定上。被转移然后做深入处理的信息特别少，卡尔说：“我们正在从一个推崇个人的创造力的社会走向社会构建起来的心灵，它更推崇速度和多数人的赞同而非创造力。”读书需要专心致志，阅读的特别之处在于，专注跟高度活跃的、高效的破解文本和理解意义的结合。读书时我们不仅从作者的话中接收知识，而且作者的话在我们的心灵中引发智力激荡，生成我们自己的连接，形成新思想。
当我们上网时，我们进入的是一个“鼓励粗略的阅读、匆忙和心不在焉的思考和肤浅的学习环境”。网络的特点是，及时提供反应和回馈，心理学称之为正面强化。当我们点击一个链接时，我们得到新的需要去看、去估价的东西。当我们搜索一个关键词时，我们眨眼间就看到很多有趣的信息。当我们发送一段及时信息或一个邮件时，立刻就能得到回复。当我们使用社交网络时，能吸引到新朋友，与老朋友的关系也变得更密切。当我们发一条新微博，能得到新的“粉丝”。写一篇新博客，能获得评论，或被别人链接。卡尔说：“网络的互动性能使我们获取信息、表达自己、与别人交流，但它也把我们变成了不断拉动杠杆获取小块营养品的小白鼠。”
卡尔写道：“我们好像正处于知识和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折点。冷静、专心、不走神、纵深的心灵正被渴望简短、破碎、迸发的信息的心灵取代。过去500年间，自古腾堡印刷机使读书流行以来，纵深、文学的心灵一直处于艺术、科学和社会的中心，它是文艺复兴时期富有想象力的心灵，是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的心灵，是工业革命时期从事发明的心灵，甚至是现代主义时期颠覆性的心灵。也许不久它就将变成昨日的心灵。”
但《经济学家》杂志评介说，卡尔批评网络损害人们的创造性，这有点自相矛盾，因为他自己就写博客，是一位数字精英。卡尔对此早有准备，他在书中说：他还能写出一本书这一点，跟该书的主题是矛盾的。如果他发现他很难集中注意力、无法专心思考，他又怎么能写出一本几百页厚的书呢？他的解释是，写书时他几乎没有上网。2007年底，他没法集中精力写书，网络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和搜索工具，但也一直打断他的思考和写作。第二年夏天，他和妻子从波士顿搬往了科罗拉多山区，他们在那里的家没有手机信号，网速很慢，他停止更新微博和个人空间，封存了博客，关闭了RSS阅读器，减少了网络通话和聊天，几天才查看一次电子邮件。
戒断网络生活并非易事。“头几个月里，我的神经元哀号着要上网。我偷偷地点击查看新邮件按钮。偶尔会开禁一天。但慢慢地对网络的渴求减弱了，我可以打字几个小时，可以专心读完难懂的学术论文了。一些旧的、被废弃的神经回路又被激活了，新的、网络造就的回路沉寂了。我开始感到更平静、更能控制自己的思想了，不那么像一只按压杠杆的老鼠，更像一个人了，大脑又能呼吸了。”
他说，写完书之后，他故态复萌，又不停地查邮件，阅读RSS订阅，玩社交网络服务，更新博客，从网上下载音乐和视频。“我不得不承认，这非常酷，我不知道没有它们，我能不能活下去。”卡尔承认，虽然有些人感到自己因为上网，已经失去了专心致志的能力，但新技术对我们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用好几代人的时间，技术才能逐渐嵌入我们的工作、休闲和教育。我们的阅读方式、写作方式和思考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尚未完全显现出来，因为无法判断其性质。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乔纳·莱勒指出，鉴于目前证据不足，现在还不能对网络的负面影响过早地下结论：“如果按照批评者所说，上网时遇到的链接和多任务操作会让人变傻，那我们甚至不能沿着城市里的街道行走，因为那样认知负荷更大，我们的大脑更无法应付。”
卡尔以他的个人经历来说明网络对人的注意力和创造力的影响。哈佛大学学者叶夫根尼·莫洛佐夫在《展望》杂志上的评论说：“网络更像是一个公共生活平台，在判断它的影响时，也要看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而不只是看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大脑。卡尔字里行间的意思是要对网络做出巨大的调整，但肤浅的个人也许是更深入的社会话语的代价。对媒体的管制需要考虑超出微观的神经科学的公共利益，这一媒体对公民的自我表达、受教育、谋生和社会流动有何影响。”
其实已经有一些著作从社会的层次对网络的影响做了分析，他们的观点都是否定的居多。49岁的杰伦·拉尼尔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他在新书《你不是一个器物》中指出，在线集体主义、社交网络和流行的软件设计正在改变人们思考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拉尼尔说，网络已经创造了一个蜂巢大脑，它强调群体大于个人，正在改变个人的含义。匿名的博客评论、无聊的视频和不严肃的混搭看上去微不足道、无害，但加在一起，这些碎片化、缺乏人情味的交流贬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数字化时代长大的新一代人对人是什么、能成为什么的期待很低。结果，我们像电子产品一样活动，技术上的算法决定了我们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英国学者詹姆斯·哈金在《迷失于网络城市》一书中说：“我们已经迷失于一个无主之地，那里的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但他们传播流言、邂逅，不停地拉动窗帘。”
《纽约时报》记者尼克·比尔顿即将出版的《我活在未来，它是这样运行的》立场比较折中，他承认，网络创造了一种新型消费者杂食消费，对他们来说，及时胜过质量和数量。但有失必有得，网络媒体使我们手眼之间的协调性、模式辨认能力和多任务技巧提高了。
从口述到书写的转变
《经济学家》杂志说：“卡尔在《肤浅》一书中并没有给出多少具体的对策，沉迷于上网跟吃太多糖果没有什么不同，其纠正办法无非是自我克制。”网络对我们大脑影响的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但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新媒介的诞生，有些学者认为，我们能从历史中汲取应对新媒介的经验。
美国塔夫斯大学儿童发展系教授玛丽安娜·沃尔夫著有《普鲁斯特和乌贼：阅读的大脑的故事和科学》一书。她说，大脑学习阅读，就是学习在300毫秒的时间内存取和整合一系列视觉、语义、声音和感知过程，使我们能够破译和理解一个词。同时，我们的神经回路能自动再把100～200毫秒分配给更加复杂的理解过程，使我们把被破译的词语跟推论、类比推理、批判性分析、背景知识和我们超出文本的自己的思想连接起来。
玛丽安娜担心，新一代年轻人将不再有时间学习在破译之后进一步深入理解文本，而是被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信息、工具条或视频引开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新生的对探索和反思的感知抵挡不了网上诱人的信息。他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较低，所以数字化阅读也许最终与长期发展出来的、反思性阅读是对立的。
古代曾发生过类似的转变：在古希腊，从苏格拉底的口述变成亚里士多德的书写。亚里士多德担心美好社会的三种生活：第一种生活是生产和知识的收集；第二种是娱乐；第三种是反思和沉思。玛丽安娜说：“沉浸于数字化生活的人会得到丰富的娱乐、信息和知识，但我担心他们由于消极地沉浸，他们将体会不到第三种生活思考自己的想法、超出所与的乐趣和艰辛。”
玛丽安娜具体分析了苏格拉底反对新出现的文字对我们的启发。苏格拉底反对文字有三种理由。首先，他认为文字是死的叙述，口述则是活的演说，是一种有生命的事物，充满意义、声音、旋律、重音、语调和节奏，等待着通过省察和对话被一层层地揭开。相比之下，书面文字不能应答，而他认为对话是教育的核心。苏格拉底没有认识到，在写作时，一个人可以完善他的思想，发现新的思考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过程可以是一个人在同自己对话，写作者要努力用更准确的语言把握自己的思想。“由于写作刚刚诞生，苏格拉底没有机会经历这种对话，不然他对文字的态度应该更宽厚。网络时代在对话方面倒是符合苏格拉底的要求，人们互相发短信和邮件、线上聊天、互相发评论和留言，机器能够朗读和翻译。这些手段能不能促成对思想真正的批判性的省察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其次，苏格拉底认为文字会被错误地当成真实，它们表面上的不可渗透性掩盖了它们虚幻的本质。它们显得很高深，因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因此会让人获得一种肤浅、虚假的感觉，在他们还没开始去理解的时候，就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某种事物，这会造成盲目的骄傲。玛丽安娜说：“今天，很多孩子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吸收了很多信息，但不一定理解了这些信息。这种偏颇的学习方式苏格拉底是接受不了的，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智慧和美德才是教育的目标。”
最后，苏格拉底清楚地知道，文字能大大地增加文化记忆，同时降低对个人记忆的要求，但他不希望得到这种交换的结果。苏格拉底相信，艰苦的记忆过程是形成个人知识的基础。书面文字不是记忆的秘诀，而是有可能毁掉记忆。保存个人的记忆比用文字保存文化记忆更重要。玛丽安娜讲述了她自己的经历：她的学生几乎背诵不了几首诗，而她86岁的婆婆，一个犹太人，在任何场合都能背诵里尔克的三节诗、一段歌德或一首五行打油诗。玛丽安娜问她为什么能记住这么多诗，她回答说：“我希望当我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自己拥有一种别人拿不走的东西。”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认为，很多东西不用去记忆了，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搜索到。“但断电的时候怎么办？电脑坏了怎么办？网络断了怎么办？火箭的系统出了问题这种需要立刻做出反应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记忆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