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近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环球人物201126期封面 好友弟子谈金庸近况
“老人家现在只想过颐养天年的生活”
姜舜源
本刊记者 李鹭芸
现在，关于金庸的新闻，在网上仍然很多。但细看却发现，尽是“金庸小说改编的网游上线”啦，“金庸原著又翻拍成影视剧”啦，“某热点人物堪比金庸笔下的谁谁”啦，而关于金庸本人的近况，却几乎找不到。他就像自己笔下的王重阳、风清扬一般，曾经叱咤江湖风头无两，如今却极难觅其踪影，成了传说一般的存在。
所以，2010年6月和12月，微博上两次传出金庸“去世”的消息，都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震惊之余疯狂转发，全然不顾消息的真假。最终当事人辟谣，金庸“被去世”成了微博传谣的经典案例。那么，金庸的近况究竟如何？
姜舜源：他的身体状况很好
作家姜舜源与金庸是多年好友，一直保持联系。他特别为本刊撰文，讲述金庸现在的生活。
这几年，我因工作关系先是有幸数次蒙金庸先生安排专访，无拘无束地长谈，后来就成为他的小朋友，连我的儿子也叨光荣列“小友”队伍。金庸先生是驰名海内外的文化名人，但我们感觉不到他有半点名人的架子。谈起来有时海阔天空，古往今来，信马由缰；有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每当他谈到自己研究的课题，或是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他就神采飞动，脸上挂着微醺一样的微笑，眼睛泛出睿智的明光，思绪如行云流水，谈吐如飞玉走珠。末了，常常轻扶一下眼镜，手从脑后掠过，眼睛注视着我们，就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金庸先生在公开场合一向是“动见观瞻”，去年以来“金迷”朋友们更关注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我这几年来有幸经常跟他老人家讨教、聚会，也不时从他的秘书吴玉芬小姐那里得到相关近况，知道他老人家这几年潜心于生平向往的学术研究，去年刚完成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课程及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每年又有计划地到他出任名誉教授的大学讲课及学术交流，从而尽量减少“曝光”。现在金庸先生身体状况很好，精力充沛，心情非常愉快，一如既往，每天看书学习。
不少朋友猜测金庸先生有什么养生秘方，其实没有，如果说有，那就是生活要有规律。现在金庸先生每天“黎明即起”，在跑步机上边走边看晨早新闻，锻炼身体15到20分钟，然后用早餐；上午看报、读书；中午不休息，看看电视；下午有时到写字楼办公室会客，不去的话，就留在家中书房里看书，再就是查资料、做功课。“学习最乐”，他乐此不疲。
卢敦基：老人家有自己的难处
卢敦基是金庸在浙江大学带的第一个博士生，但谈及金庸的近况，他总是讳莫如深。
环球人物杂志：能否谈谈金庸先生的现状？
卢敦基：作为他的学生，我只要知道老师身体还健康，就心安了。而且，老师从2010年初开始就基本不出香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怎么允许他坐飞机了。老人家有自己的难处，老师现在只想过普通老人过的、颐养天年的生活，作为学生我尊重他老人家的决定。
环球人物杂志：大家很难接受金庸就这样离开众人视线退隐江湖。
卢敦基：其实大家应该多理解老师，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的。这是老师早年从《明报》退休时说过的原话。能进能退，潇洒来去，是处世的最高境界。
骂当局被迫退学，写社评险遭暗杀，受邀请起草《基本法》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韩云波
本刊记者 胡婷婷
金庸本是写大侠的，但如今自己也被人称为“大侠”，原因就在于，金庸一生的传奇程度，丝毫不逊于他笔下的人物。不同时期的金庸，演绎着不同的传奇。
叛逆性格让他两度退学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县袁花镇赫山房(现海宁市袁花镇新伟村)一个文苑之家。父亲查枢卿，母亲徐禄。在香港报界，人们通常以“查先生”称呼他。“查”作为姓氏，普通话读作“楂”，但在粤语中仍念作“茶”。在文学界，大家通常以“金庸先生”称呼。
童年的金庸有一种同情弱小的柔情。他家的长工和生，一个小豆腐店主的儿子，曾因有人垂涎其未婚妻的美貌，被陷害入狱，打成了半边驼子，金庸后来根据这一原型写了《连城诀》。他说：“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我写武侠小说。”
8岁时，金庸读了此生的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之后又读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书籍，开始与武侠小说结缘。据他自述：“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
1936年，12岁的金庸从袁花的龙山学堂毕业，考入嘉兴中学。初三毕业前夕，他发现不少报考初中的小师弟们缺少考试辅导材料，于是与两位同学一起搜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1939年6月，金庸初中毕业，9月考入高中部，他内心深处的叛逆开始表现出来。高二时，他在墙报上发表《阿丽丝漫游记》，生动地描绘了一条眼镜蛇威胁学生“我叫你永远不得超生”，讽刺当局派来压制学生的训育主任沈乃昌，被勒令退学。
后来，他转学到衢州中学，旧习不改，写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批评教导主任欺侮学生，居然还在《东南日报》发表了，不过这次他文字的锋芒收敛了不少，训育主任也只好以“你真是狂得可以”做结收场，没把他开除。
1943年，金庸考进了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然而，战事使偌大个中国早已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烽火烛天，特务横行，校园亦然。由于投诉大学里的国民党特务，金庸在大二时再一次被开除。幸好有一个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璁，金庸得以谋到一份只读书不做事的馆员闲差。
抗战胜利后，金庸先求学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供职于《东南日报》和《大公报》。1948年他被派往《大公报》香港分社，两年后《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与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他以“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姚馥兰为英文“Your 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
1950年11月，金庸在《大公报》发表的几篇关于法律的论文，引起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注意，推荐他到外交部工作。一直想当外交官的他满怀希望地北上赴职，却很快因为生活不习惯，离开外交部返回香港。
从武侠立报到政治办报
金庸的武侠写作生涯始于1955年，到1972年封笔的17年间，他创作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越女剑》、《鹿鼎记》等15部武侠小说。再经过10年潜心修改，于1981年完成了所有小说的修订。这些著作是金庸在华人世界最负盛名的成就，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然而金庸毕生的职业仍是一位报人。他在传媒界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如今在香港最具声望的报纸之一——《明报》。1959年，金庸与他的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了《明报》，当时还只是一张对开小报。创办初期，《明报》的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传说有一段时间金庸要靠典当来维持《明报》。据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
著名小说家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前三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分别连载于《新晚报》和《香港商报》，广受欢迎。他的“御用画师”董培新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连载时，编辑不用看也知道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因为金庸的稿子一到，20多名排版工都争相传看，等于“义务校对”了20多遍。
在《明报》创刊号上，金庸开始连载《神雕侠侣》。随着小说情节渐入佳境，读者热情也越来越高。董培新很多次去报社拜访金庸时，都会看见这样的场景：金庸伏案奋笔疾书，写满半张纸就撕下来，交给等候在桌旁的工人去排版，再埋下头去接着写下半张。而报社外，《明报》的广告客户已在翘首以盼，他们根本等不及报纸印刷，想出了报样就拿来先睹为快。读者更是每天都早早地去报摊上排队，等着《明报》开卖。《明报》就这样站稳了脚跟。
以武侠小说起家的《明报》最初的风格被定位于“声色犬马”，直到1962年才彻底改变，成为一份面向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报纸。
“文革”期间，内地“武斗”如火如荼，香港也在1967年爆发“六七暴动”，同样是打砸抢烧。《明报》反对“极左”，金庸于是成了“汉奸”、“走狗”、“豺狼镛”。后来，“武斗”发展成暗杀，金庸位列一个5人暗杀名单的第二位，列第一位的电台播音员林彬，在上班的路上被人往车里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见此情形，金庸只好远赴瑞士避难。
由于贴近政治，金庸在多年的《明报》社评里，谈到过中国的许多领导人。在他眼里，邓小平就是郭靖式的民族英雄。他说：“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而邓小平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托人从香港带回了金庸小说，很可能是内地最早的金庸小说读者。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第一句话就是：“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又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1985年，金庸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次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他宣布辞去该职务，并卸任《明报》社长。1993年3月，金庸再访北京，受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回港后，他卸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次年辞去名誉主席职务，正式退出《明报》事业。1995年，金庸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7年香港回归后，金庸功成身退，不再过问政治。
专注学术也沉迷围棋
2009年春天，金庸获得由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东南亚、美加等地最富影响力的十余家华文媒体颁发的“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颁奖礼上他说：“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就是永远不停地学习。”这是肺腑之言。
1992年2月，金庸远赴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从此开始转变工作重心。如果说过去他是以写小说而形象地展示文明，那么从此他要以做学问而理性地展示文明；如果说他过去的领域是通俗的社会大众文化，那么从此他将步入高雅的学院学术文化殿堂。
金庸很快得到了大陆学界的接纳。1994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国际法名誉教授，一批高校开设了和金庸小说相关的选修课程。1999年，金庸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招收了两届博士研究生。
2005年10月1日，金庸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6年，金庸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从玄武门看早唐皇位继承》。2010年9月，金庸以86岁高龄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答辩，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秉承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基因，金庸对琴棋书画无所不好，其中尤其醉心于围棋，是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的围棋名誉六段。在《大公报》工作时，他与梁羽生是棋友。金庸自己回忆：“那时聂绀弩在《文汇报》任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他最大的兴趣是跟文统(梁羽生)兄和我下围棋……往往杀得难解难分，常常下到天亮，聂绀弩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金庸曾正式拜聂卫平、王立诚等为师，甚至请他们在家中住下切磋，还曾向“昭和棋圣”吴清源、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等请教棋艺，以至有了“木谷实(日本围棋大师)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父围棋段数最多”的佳话。
与老友的半世纪交情
金庸笔下的大侠，多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重情重义之辈；而金庸本人也是广交朋友、老少忘年。其中有一位特别的朋友，与他可谓“以画相交”，他就是著名画家董培新。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聊起与金庸长达半个世纪的交情，董培新时不时开怀大笑，他眼中的金庸实在别有一番趣味。
董培新第一次听说金庸时，只有15岁。“那时刚从广东移居香港，常听广播，听的是当时红遍香港的《书剑恩仇录》。我一听立马就被迷住了，哪天要是没听到就茶不思饭不想。但广播每天就播一点，很不过瘾，我就四处借金庸的书来看。”
1958年，董培新开始为《新报》的武侠小说画插图。次年《明报》创办，金庸非常欣赏董培新的插图，便想把他“挖”过来。由于刚工作不久，“不好意思那么快走”，董培新婉拒了这次机会，但因此和金庸成了朋友。第一次去拜访金庸先生，见他“细长眼睛，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不笑的时候显得特别严肃”，董培新有点紧张；但金庸一开口，居然是：“有空到我家去打牌。”
董培新成了金庸家的常客。“金庸先生本性极活泼，喜欢热闹，他每周都在家中设牌局，邀请朋友们来打扑克牌。他牌技又好，我们的钱都被他赢去了。他会请大家吃饭，还买礼物哄输钱的朋友开心。朋友们在他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可以随便胡闹，金庸先生从不生气。朋友里数倪匡最能闹腾，金庸先生跟他很要好。”
虽然私交甚好，但从未给金庸小说画过插画，一直是董培新的遗憾。2004年，董培新要在广州、澳门和香港举行画展，多年的愿望再次萌生出来。“我画了张‘古墓中的小龙女与杨过’寄给金庸先生，表达了想用中国画的形式来为他的作品画插画的想法。”很快，金庸回复了他5个字：“放心去画吧”。
画展来到香港时，金庸亲自参加，他虽然当场未做什么评价，但是很高兴，一张一张仔仔细细地看。当看到“韦小宝一床娇眷”那幅画时，他更是满脸笑容，非常喜欢。“这幅插图画的是韦小宝跟7个老婆在床上，我用了画家和摄影师一般都不喜欢的角度——从下往上看，从下巴往上画韦小宝的7个老婆。”之后，金庸在为董培新的画集写序时，专门夸赞韦小宝这张图“很有难度，角度很好”。
画展之后，董培新就开始专职创作金庸作品的插画。他最近一次见到金庸，是在2010年年底，“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耄耋之年，金庸惜墨如金，说得也少了，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平和的笑容。这是一段华丽人生之后的沉淀，一如他笔下的英雄，曾经策马奔腾轰轰烈烈，待到走过沧桑，将红尘看遍，最后便归于恬静淡然。
弟弟、妹妹眼中的二哥
“他写书是为了挣钱养家”
?本刊记者？李鹭芸
想了解家人眼中的金庸，采访进程出乎意料地难。并不是找不到金庸的家人，而是找到了人，几乎都三缄其口。他们的目的很单纯，“让老人家能清清静静地过‘退出江湖’的日子吧”。
金庸父亲查枢卿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下五子两女，金庸是老二。7个同胞手足中，在世的还有3人，金庸长居香港，妹妹查良琇住在杭州临安，三弟查良浩则在上海。
从小就崇拜祖父
查良琇比金庸小1岁，从她记事起，家里不管是谁，闲下来就喜欢看书，因为查家的藏书实在太丰富，“只要想看，取之不尽。小时候，书是我们兄妹几个最大的财富”。二哥金庸更是个书迷，8岁时在家里翻到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粗粗翻了几页，便迷上了， “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金庸10岁那年，父亲送给他一件圣诞礼物。他打开一看，是一本书——《圣诞颂歌》，讲述的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守财奴，变成一个慈爱友善的人的故事。直到现在，金庸还珍藏着这本书。
在查良琇的记忆中，她和金庸的童年生活是富足快乐的。一家人住在海宁老家一座五进大宅子里，里面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镇上有査家开的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祖父查文清还买了几千亩田地，用收到的租金设立了一座义庄，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母。凡是査家子弟，上了中学、大学，每年都可以到义庄领两次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金庸的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也领了一笔津贴，早早出去接受了西洋教育。
“祖父是对二哥影响最大的人。”查良琇介绍道，查文清是海宁査家的最后一位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任上出过一桩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常常依借西方势力欺压百姓。而官府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视而不见。百姓与传教士时有摩擦。终于有一天，丹阳数百人围攻了当地教堂，一把火将其烧掉。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列强交代，要求查文清处斩“为首之人”。查文清不忍，决心“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秘密差人通知为首两人逃走，又通知其他37户参与者赶紧离开丹阳。等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他才向上司汇报，“并无为首之人”，自请辞官。
查文清去世后，37户人家及丹阳几十位士绅，一起赶到海宁，三步一磕头，跪拜至查家祭奠。见查文清坟地狭小，他们出资买下坟地周围60亩土地给查家，以示谢恩。其中一户更是立下家规：凡我子孙，生男者到查家为奴；生女者，到查家为妻妾，如不纳，为婢；如不用，才可另谋职业。金庸大哥查良铿的夫人，就是这户人家的孙女。
金庸和查良琇出生后不久，祖父就去世了，但这些事迹都写在族谱里。祖父不为官位利禄杀害百姓，敢于反抗外国传教士的事，深深印在金庸心里。将近20年后，抗战胜利之时，金庸又从家中长工和生的口里，得知当年正是他的祖父，在丹阳重审了前文所述的和生冤案，把和生带回海宁家里安顿下来。祖父的英雄气，被他写进了《连城诀》。
弟弟心中的“故事大王”
1936年，12岁的金庸小学毕业后，便离开了海宁，到嘉兴上中学，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直到1945年底，才第一次回家。游子归来，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小弟查良钰生前曾回忆道：“二哥回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非常客气，但话语不多。因为二哥比我和三哥大了10多岁，所以待我俩十分亲热。家里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和我们在一起却完全变了样儿，成了‘故事大王’。每天晚上，二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的，可是天衣无缝。常常是说到兴头上，他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划带摹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金庸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就给两个弟弟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成了査良浩、查良钰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日子。
晚上，等弟弟们睡着，金庸“书瘾”发作，又钻进书房去。那时家里已经有三间书房，大多是线装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明史》、《水浒》，都“逃不过”金庸的眼睛。
“有困难，找二哥”
1950年，海宁家中遭遇变故，父亲查枢卿作为“反动地主”被“镇压”而死，大家庭霎时土崩瓦解，上上下下十来口的生活没有着落。只身在外打拼的金庸，扛起照顾家人的责任。“有困难，找二哥”是兄妹们的共识。
査良琇讲述了金庸对弟弟们的照顾。金庸到香港后不久，三弟査良浩上学，没有学费，金庸马上寄钱资助。紧接着，1951年，小弟査良钰也要去抚顺读书，金庸立即汇来100元钱，之后每学期都把钱按时寄到抚顺。小弟读书很努力，1956年考上北京矿业学院，6年大学期间，他接连添了6个孩子，其中两对双胞胎，又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家里经济条件捉襟见肘。金庸知道后，不但很快汇了钱，还专门为孩子寄来小衣服、糖、奶粉、饼干等。“要是没有二哥的帮助，还不知道小弟能不能熬过那段困难的日子。”
弟弟妹妹的事情，金庸总是考虑得很仔细。1981年7月，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内地，邓小平会见了他。很快，弟弟妹妹就接到金庸发来的电报，相约杭州一聚。随电报寄到的，是金庸给大家的去杭州的路费。
査良琇说，金庸细致得“许多事情你还没有想到，他就已想到，为你办好了”。她举例说，1996年，住在淮南的小弟查良钰忽然呕吐不止，浑身抽搐，淮南的医院查不出毛病，查良钰的家人束手无策，金庸知道后马上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亲自安排小弟转到杭州邵逸夫医院。经检查是脑部瘤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金庸得知后，竟然细心到提出手术不能破坏面部美观。为此，邵逸夫医院将浙江省有名的专家全部请到了场，40多位专家进行了4次大会诊。查良钰手术成功后，金庸又赶来看他。那时香港直飞杭州不方便，得从北京转机。转机那天，有大雾，飞机不能起飞，金庸在首都机场等了整整一天。一到医院，顾不上自己休息，就亲自推着小弟进行康复锻炼。
“他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
在査良琇的讲述中，记者察觉，她家境也不富裕，午饭的主菜是丝瓜豆腐汤。记者突然联想起金庸在《明报》时“抠”作者稿费是出了名的，忍不住问：“看您家条件不是很好，金庸也资助过您吗？”
“当然有！我的前夫当年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1949年去了台湾。这样的情况，导致我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不能分到土地，也没法参加招工去工作。我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更没钱读书。二哥知道后，就开始给我寄钱。那时候他自己也没钱，社会上有一些人说，‘金庸写书是为了出名’，我听了都觉得可笑，饭都吃不饱会想着出名吗？二哥那时候写书就是为了挣钱养家。我50多岁的时候，几个孩子都长大了，才和现在这个丈夫在一起生活，他也是农民。二哥就继续给我生活费，来临安看我，连孩子穿的衣服都带了很多。直到2002年，政府每年给我补贴，我就让二哥不要给我寄钱了，他都已经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了！他说那就给我在杭州买房吧，我说孩子都在乡下，杭州的房子用不上，我没要。”
金庸还是整个大家庭的“大哥”。父亲和生母死得早，后母又没有收入来源，他便照顾后母直到她去世，平时嘘寒问暖，生活费都由他一人承担；同父异母的弟弟要盖房子，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帮忙。査良琇说：“二哥这么多年在外，受了很多苦。但他从来没和我们提过一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却总能在他那里得到帮助。”
但是，金庸从未踏进袁花镇旧居一步。金庸的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留在海宁的同父异母弟弟查良楠，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多年来，他一直守着査家旧居，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
康熙恩宠，雍正剿杀，近代复兴
海宁查氏，荣辱都是文字
本刊记者 李鹭芸 胡婷婷
寻访金庸江南旧居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正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这是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一段话，将世界奇观“海宁钱塘江大潮”的磅礴气势，写得淋漓尽致。而海宁这座“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正是他的故乡。每年农历八月十八(今年公历9月15日)是海宁观潮的最佳时节，很多游客前来饱览“一线横江”的绝景。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也来到这里，不仅为观潮，更为踏上査氏家族600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土壤，探寻金庸先生成为“侠之大者”的源头。
从海宁市区东行20公里，就来到金庸的出生地——袁花镇新伟村。小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毛竹山巍巍耸立，花溪水潺潺流淌。顺着乡间小道一路前行，走到一片葱茏碧绿的桑树林，便可以望见一座黛瓦白墙的深宅大院，院墙上题写着“金庸旧居”4个大字。
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査良楠，如今负责旧居的管理事务。他每天除了拿着毛掸清除灰尘，就是默默地坐在离大门最近的一张桌子后面，守着这座充满了悲欢离合的老宅子。
在査良楠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前厅，沿着回廊往里走，拐角处有一间小屋，屋中是一张旧式木床和一个雕花梳妆台，金庸就是在这里呱呱坠地的。旁边的书房还保留着，少年金庸正是在这间书房里秉烛夜读，打下了最初的文学基础，如今人去楼空，只剩木桌。宅子最深处是一个主题为“走进金庸”的展示厅，陈列着金庸的全套作品，还有无数杂文短集。14部长篇武侠小说按照金庸自己取书名第一个字串成对联的方式排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査良楠和哥哥金庸都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采访中，他们的堂叔辈、长居袁花镇的査家第二十一代孙査建国，特意来到旧居，指着墙上的家谱图，给记者详细讲解：“我们家族出来的名人，尤其是文人实在太多了，历史上不曾间断。”
海宁博物馆地方史研究者吴德建，参与修订了最新一版査氏家谱。翻开这套6卷本的家谱，他感慨道：“査家是真正‘以文为业，书香传家’啊！这600多年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雍正年间，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狱案，不准参加科举，家族进入静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后，重开科举，他们又中了进士，进入近代的复兴期。”
由此看来，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
“陈家洛到得家门，忽然一呆，他祖居本名‘隅园’，这时原匾已除，换上了一个新匾，写着‘安澜园’三字，笔致圆柔，认得是乾隆御笔亲题。旧居之旁，又盖着一大片新屋，亭台楼阁，不计其数。心中一怔，跳进围墙。一进去便见到一座亭子，亭中有块大石碑。走进亭去，月光照在碑上，见碑文俱新，刻着六首五言律诗，题目是‘御制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碑文字迹也是乾隆所书……由西折入长廊，经‘沧波浴景之轩’而至环碧堂，见堂中悬了一块新匾，写着‘爱日堂’三字，也是乾隆所书……出得堂来，经赤栏曲桥，天香坞，北转至十二楼边……便是母亲的旧居筠香馆。只见馆前也换上了新匾，写着‘春晖堂’三字，也是乾隆御笔。”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借主人公陈家洛的眼光，详细描写了皇帝对海宁大家族的恩宠。这种皇帝题匾、题诗，在金庸旧居中随处可见，正是査氏家族曾亲身享受过的荣耀。
“査”姓来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676年，鲁庄公之子姬延被封为子爵，“食采于査邑”，便姓了“査”，在山东一带繁衍生息。五代十国时期，査氏出现了第一位名人，南唐军事将领查文徽。其弟查文徵一家迁徙到安徽婺源(今江西婺源)定居，直到元末天下大乱，后人査瑜带着妻儿老小，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坐船躲到嘉兴。经朋友介绍，査瑜到海宁袁花镇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他欣喜地发现，袁花镇依山面水，土地肥沃，民风淳厚，跟婺源很像。更巧的是，婺源有个凤山岗，海宁有座龙山，合起来便是“龙凤呈祥”，正是吉兆。于是，査瑜举家定居这片“福地”，一边“勤恳耕作，敦睦乡里”，一边“以儒为业，诗礼传家”。
从迁居海宁的第二代开始，査家便成为有名的“文宦之家”。 第一位显达之人是查瑜之子查恕。他一心一意钻研医术，外号“査一帖”，只要一帖药就可治好病，且医德很高，为穷人免费治病，闻名江南。他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赞赏，被任命为太医院国医，获赏一品冠服。
大约过了100年，弘治三年(1490年)，第五代查焕考中进士，成为查家登科甲的第一人。明朝一代，查家中进士6人，其中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祖孙三代连中进士，在当地传为盛事。
到清朝康熙年间，査氏家族人丁超过300人，进入全盛时期。十余人考取进士，5人进入翰林院，其中查慎行(原名査嗣琏)、查嗣瑮、查嗣庭更是亲兄弟三人同为翰林院编修。査家因此有了“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之誉。查舁(音同“鱼”)陪皇帝在南书房念书，成为康熙近侍，康熙亲笔题写了“澹远堂”的匾额赐予他，并赐予一副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寥寥十余字，勾勒出康熙对査家的盛赞。此外，康熙还陆续为査家题写了“敬业堂”、“嘉瑞堂”的匾额，恩宠冠绝一时。可惜的是，康熙御笔的匾额和楹联，已经毁于战乱。如今悬挂于旧居的是复制件。
两场文字狱的折磨
“黄宗羲神色惨淡，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七杯。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我二人来此，乃是为了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顾炎武道：‘这次《明史》一案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这是金庸《鹿鼎记》开头一段文字。其中提到的伊璜先生，正是金庸先祖査继佐。善于科考的査家子弟靠八股文章走向了家族兴盛，然而同样是文字，给他们带来了不祥之兆：“明史案”牵连到了他们。
明末清初，浙江一户姓庄的大户人家编了本《明史辑略》，请了16位名士帮忙修订。査继佐也收到了邀请，但他生性谨慎，并未答应。书成之后，为了扩大名气，庄家自作主张，将査继佐的名字列在修订者之中。此书大量刊印，流传甚广。清初权臣鳌拜以书中有“讽刺朝廷”的内容为由，下令彻查，杀戮上百人，査继佐以“大逆罪”被判腰斩。幸好之前査继佐早早地就上书浙江官员，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再加上与康熙关系密切，几经周折，他才被放出来，海宁査家侥幸免罪。
几十年后，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査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1726年，“科场案”爆发。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乡试，出的考题中有一个“止”字，“止”，正是去掉了“雍正”之首，犯了“砍皇头”的大忌。査嗣庭入狱，査家300余名男丁被杀、被流放，女人全部罚为奴仆。比扼杀生命更狠辣的，是扼杀査家的科考机会。雍正以“出了査嗣庭这样的士林败类”为由，下令浙江6年之内不许进行会试。诗文尽毁，书生无路，这才是査家真正的灭顶之灾。
这场文字狱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恩怨。査嗣庭的才华，深受雍正舅舅隆科多的赏识。隆科多因为在雍正争夺皇位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一直居功自傲。雍正坐稳皇位后，对这个跋扈的舅舅不能忍受，开始清算隆科多一党，受到隆科多赏识的査嗣庭自然在劫难逃。
“科场案”夺走了査家数人的生命，据说最后活着回到海宁的，只有査嗣庭哥哥查慎行一家4口，但它没有摧毁查氏的文气。査慎行从此不再入朝为官，一是醉心写诗，培育出一个新的査氏家族诗人群体，这批人出了100多部著作，到乾隆年间，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二是醉心藏书，査慎行建起的“得树楼”，加上査家历代传下来的“澹远堂”、“双遂堂”、“查浦书屋”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图书馆。
这也算因祸得福，査家不再把重心放在科举上，而是专注于文学，终于泽被后人。金庸就说过：“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不仅有古书，还有新书。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如今有文人，也有实业家
到了近现代，査家全面复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既有诗人查良铮(穆旦)，也有教育家查良钊、查良鉴，还有“纺织大王”查济民。
第十九代的查济民出生于1914年，少年时就对纺织工业有浓厚兴趣。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纺织工业是大有出路的。他从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毕业，历任常州、重庆、上海等地纺织染厂的工程师、厂长、经理。1947年秋在香港创办“中国染厂”。
查济民不仅是一名实业家，也是知名的“政治智囊”。1992年，他担任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在《基本法》草案出台、香港回归等众多历史性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荣获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更难能可贵的是，査氏的家族亲情在查济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革开放以后，查济民不顾古稀高龄，满腔热血，奔走于祖国各地，投资办厂。他在海宁筹建纺织企业，建起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准的工厂。记者在海宁采访时，随便问一位乡亲，都能说出查济民名下的几家公司。查济民90岁高龄时，还主持重修査氏家谱，连接起了断裂百年的家族史。2007年3月，查济民辞世，家谱主编者之一吴德建对记者说：“他对家乡的感情可谓至诚至深。”
比查济民小4岁的晚辈查良铮(穆旦)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大陆名气很大。他属于从海宁分衍出去的“北査”。明朝中期，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经营盐业发家致富，成为有名的商人，被称为“北査”。这一支多以经商为主，很少涉足官场，因此在海宁査氏的两场文字狱案中得以幸免。查良铮正是“北査”的后代。他中学时开始写诗，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因为南北两地，查良铮和查良镛一辈子都没见过面，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查良铮是把姓“査”拆开成“木”、“旦”，然后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笔名。
在近代文坛，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小时候，金庸跟母亲回徐家，见过这位才华横溢的表哥。当时徐志摩已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剑桥大学写的《再别康桥》一诗已脍炙人口。70多年后，金庸以81岁高龄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续写了家族文人的名校缘分。
靠文化延续了600年
《孟子》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定居海宁600年来，査氏家族传承二十几代，历经时代变迁，却一直名人辈出，至今仍是江南望族。这个家族为何有着源源不绝的涵养与力量，获得如此傲人的成就？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海宁名人研究会会长章景曙。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查氏家族有什么特点？
章景曙：查氏迁到海宁时，就是从事教书工作的。家里就两件事：读书、耕种，从中归结出了“耕读为务”的家训，这是他们家族最鲜明的特点。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支撑这个家族在后来的600年里几乎代代出名人？
章景曙：钱穆先生(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立家根本，就建立了“家风”。明朝海宁查氏第七代开始修订家谱，按照“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作为字辈取名。这首八言诗，包含着浓重的儒家思想，从书面上确立了海宁查氏的家风。
立了“家风”就有凝聚力。查氏每一代都坚定不移地考科举，对文学和史学素有研究传统，形成了“家学”。一个家族有了“家风”和“家学”，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环球人物杂志：查家的文学和史学成就到底有多大？
章景曙：我举个例子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料显示，《查氏海昌诗集》中，收入了200多名査姓诗人的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查继佐，一个查慎行，他们奠定了查家在诗坛的地位。在查继佐家，不仅男的写诗，女的也写诗，甚至连家里的下人都会。文学对这个家族的熏陶可见一斑。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查氏家族是“以文传家”？
章景曙：对，海宁查家是靠文化延续了600年。从文的就不用说了，就是从政的和从商的，代代都与文化脱不了干系。比如康熙年间，“北査”在天津建立了水西庄，天下所有文人都可以去水西庄读书，当时在北方的文化圈里非常有名。这说明海宁查氏即使外迁做了生意，没有“耕”，也不放弃“读”。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这个地方，对哺育查氏家族有什么影响？
章景曙：在清朝有“海宁文风”一说。那时海宁几个大家族互相通婚，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链，这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罕见。出了3个宰相的海宁陈家，是这个链条里的关键一环。乾隆六下江南，四次住在陈家，他一来，几大家族的文人就坐在一起读书、赏析、吟咏，慢慢形成了独步江南的“海宁文风”。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对海宁查氏影响极大。
环球人物杂志：反过来，查氏家族对海宁有多大影响？
章景曙：海宁至今流传一句话，“查诗、陈书、朱文章”，这三家共同奠定了海宁的文学基础和文化基础，使海宁成为文化之乡。另外，查氏给海宁留下了许多藏书楼，这对海宁的影响很大。今天，藏书文化、名人文化、潮文化和灯文化，被称为“海宁四大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查氏家族名人中，金庸对海宁的影响有多大？
章景曙：金庸是一个家族感很强的人。查氏的“家风”和“家学”，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金庸曾说，家族对他有两个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懂得了要多读书。这对于金庸能成为今日之金庸至关重要。
结束采访时，我们特意来到看潮的观塘，“海宁潮”已如约而至。水声喧哗，一如几十年前那个夜晚，还在做童子军的青年金庸就在这里露营。滚滚浪潮打破了他的梦境，也流泻在了他多年后的笔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和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都是以海宁为背景，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曾经灿若星辰的文人名士，不过是浪花一朵，只有家族血脉和文化传承像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你永远不会知道，它还将孕育多少传奇。
为什么全世界都爱金庸
他的文字是英雄主义的，一把琴、一把剑行走江湖，写出了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本刊驻外特派、特约记者
宋代文坛的奇观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当代文坛的奇观则是，“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遍布全球的华人也把金庸的影响带到了世界各地。金庸小说的官方译文有韩、越、泰、印度尼西亚等亚洲主要文字和英、法、日、意、希腊等西方主要文字，而金庸“粉丝”中流传的各种非官方译本更是多得无法统计。金庸的作品已经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东南亚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方，“金庸迷”自然遍地都是。泰国《星暹日报》文艺版主编洪林说，以前华人看金庸，主要是通过当地华文报纸的连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几乎每一家华文报纸都要连载金庸小说，否则销量上不去。
金庸小说不只华人喜欢，也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欢迎。在泰国，金庸小说不断推出新的翻译版本，几十年常印常销。泰国经常播放中国大陆和港台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每次都能掀起新的“金庸热”。深受泰国人爱戴的诗琳通公主也非常喜欢金庸小说。
印尼前总统瓦希德曾公开将自己比喻为金庸笔下的郭靖，并将书中谋略应用于政治斗争。他说：“我不过使出一招半式，我的政敌已经云里雾里。”
新加坡从2006年起选用金庸武侠小说作为中学教材，中学华文课程的文学作品选读包括《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五回“铁枪庙中”和第三十六回“大军西征”两个章节；初级学院则把《雪山飞狐》作为特定文学教材的作品之一。
越南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掀起了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热潮，其中包括武侠小说。现在，越南人对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都很熟悉，有时开玩笑会说对方是“左冷禅式阴谋家”、“岳不群式两面派”。
欧洲 由于英国和香港的历史渊源，金庸是英国人的老熟人。上网搜索，会找到金庸详细的英文简历，以及金庸武侠影视介绍。记者还发现了一个网上金庸书屋，里面清楚地列着金庸的书单，《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等主要作品一应俱全，点击进入后就可以直接阅读。网站上写着：这些小说由业余爱好者翻译，不是正式译作。译者英国人、华人均有，翻译质量很高。
在法国，金庸的读者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洗劫圆明园》的作者、历史学家布里泽，汉语总督学白乐桑等。很多法国民众还在网上讨论金庸。有个叫埃里克的网友写道：“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射雕英雄传》，是本中国的功夫小说。功夫小说是中国人喜爱的文学，它把人物放在中国历史背景里展开，可读性很强。”另一名法国网友马上反驳：“功夫小说不是把人物放到历史背景里，而是放到一个叫‘江湖’的虚幻世界里。在中国，‘江湖’意味着一个虚构复杂的社会，那里充满了纷争和叛逆。而‘功夫’集中了一切智慧与能量，体现着荣誉与正义……”其熟悉程度可见一斑。
北美洲 加拿大和美国的中文书店都把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作品作为“当家”图书陈列于橱窗里和书架上。加拿大渥太华的中文图书馆里，2/3都是金庸小说。
在英文世界，金庸小说也有相当的地位。记者在北美著名连锁零售书店邦诺和全球最大网上书店亚马逊发现，《书剑恩仇录》和《鹿鼎记》等已有英文版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天龙八部》和《神雕侠侣》则被改编成了英文图书，在书店和网上销售。
拉丁美洲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唐人街上，有两家专门出租中国书籍的小书屋。书籍主要以武侠类和言情类为主，租金庸小说的人最多。还有几家华人音像店，其中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拍的电视剧最有生命力，一些很多年前拍的老片如《射雕英雄传》等，还经常有人来租。
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还起到了“中文教科书”的作用。华侨刘先生7岁就随父母从台湾来到阿根廷，从来没有上过中文学校，但他小时候喜欢看金庸的武侠片，从台词和字幕里学习中文。现在，刘先生已经成了公司老板，会说中文为他带来了很多生意。
大洋洲 澳大利亚的国立图书馆、州立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几十部金庸小说及相关书评、金庸作品研讨会的论文集、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光碟等。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自上世纪90年代后，因为经费的关系，购买汉语图书有所减少。不过，金庸的书每次都作为“保留书目”第一批引进。
非洲 在南非华人最为集中的约翰内斯堡市唐人街，大小书店和音像店里都能发现金庸的作品。南非的“金庸迷”大有人在，粤港澳总商会秘书长李伯耀老先生是看着金庸的作品长大的，金庸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种情结。在利比里亚、刚果、赞比亚等其他非洲国家，中国的武侠文化也深受欢迎。很多懂英语的人都读过金庸小说，有的特别痴迷，甚至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金庸”。
为什么金庸小说会风靡世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会相同。海宁名人研究会会长章景曙说：“有人认为金庸是民族化的，其实不然，他的写作手法大量借鉴了西方文学，把真实的历史和传奇的文学虚构结合在一起，描写永恒的人性。同时，他的文字又是英雄主义的，一把琴、一把剑行走江湖，写出了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喜爱了金庸一辈子的老华侨李伯耀的理解更为感性。他说，金庸的笔下既有神奇瑰丽的想象，又有荡气回肠的爱情；既有博大精深的宗教哲学，又有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怀。他的作品是对浩瀚的中华文化的独特诠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金庸小说也时刻激励着所有华人的爱国情怀，提醒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着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伟大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