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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中国的毒婴儿奶粉、受污染的宠物食品和危险玩具丑闻使人们对这个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的制造业标准提出了质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随着生产如此快速地发展，这些随之而来的问题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无法避免。类似的理由还有，中国正像日本在战后的发展时期或像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制造业兴盛时期那样经历着一个相同的产品质量循环周期——只不过现在中国所处的环境肯定拥有更多的监查制度。
保罗•米德勒（Paul Midler）在其著作《中国低劣制造》（Poorly Made in China）中对上述两种说法进行了回应。米德勒先生在2001年移居中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给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担任顾问（那些公司曾经在欧美工厂生产的业务如今已经转包给了广州周边的新兴工业区）。米德勒先生来中国的时候恰逢其时，开展业务初期容易碰到的问题，如像争取客户或提供具有价值的建议之类的在都难不倒他。他是在合适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方，并且从中受益。
他不仅迅速并且看上去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客户，而且这些客户对于在中国发现的商机感到欣喜。为了取悦他们，（中国的）工厂什么事都愿意做。价格低得出奇，而且生产周期很短。他的客户们在首次造访中国返回国内后对于那些工厂能够如此迅速地上手感到震惊，也对那些工厂能够如此又好又快又廉价地生产出那么多产品感到困惑。他们这么想是有道理的。
米德勒先生的大部分工作是处理他称之为“质量渐变”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工厂将实际上无利可图的合同变得有利可图。他所见到的生产周期与持续改进的理论模式正好相反。在解决了一些小问题并生产出符合规格的产品之后，工厂内部的革新方向就对准了成本的削减。这些削减成本的方式通常令人生厌，甚至是危险的：降低包装成本，更改化学成分，降低卫生标准，等等等等。这导致了产品质量的持续下降。
为了创造更大的盈利空间，来自知识产权得到严格保护并拥有创新产品的国家的客户获得了有利的制造价格，但那只是因为工厂在之后可以把仿冒品直接卖给那些其他对专利和商标不闻不问的国家的买家。米德勒表示，这是工厂的一种套利行为。
防范质量打折产品的第一道防线是工厂的客户，即进口商。当他们开始怀疑中国制造“伙伴”并希望了解其中隐藏着什么猫腻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渴望在中国找到像米德勒先生这样的人。那表明他们需要信息。但是，正如米德勒先生所发现的那样，他们对找到的真相太在意了。当怀疑变成事实，他们时常变得不高兴——一方面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花大钱而大伤脑筋、心烦意乱，另一方面又因合谋销售危险产品而感到恐惧。如果消费者无法看出这些问题，情况尤其如此。（对进口商而言，）从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明真相最好不过。
意识到这些变数后，西方零售商越来越多地使用第三方实验室对中国产品进行检测。但米德勒先生在书中认为，这往往也是形式高于实质，因为这些测试本身比规避它们的手段具有更多的局限性。检测过程就如同运动员在寻找改善成绩的方法时，会有少数人被抓到，但更聪明的运动员却通过使用尚未列入违禁清单的产品保持领先。
当然，一棍子打死所有中国企业的做法有失公允。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的质量正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相比之下，例如那些出口到日本和美国的产品，这种认可会让企业自身付出代价，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不受欢迎的合规检查。当米德勒先生目睹了中国大型现代企业把业务外包给规模更小、条件更差的小工厂时（哪怕这样意味着放弃规模经济的生产利益），这种奇怪的情况变得更为常见。这些小工厂更容易绕开对产品和工人的环境管制和对安全标准的要求。
要解决这种混乱局面——并弄清楚事实到底是否像书中所说的那样普遍——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通过更大范围的曝光。但由谁曝光呢？中国媒体有时候会揭露这种事情，但通常会受到控制，外国记者也同样如此。米德勒现实表示，很多生产问题在当地制造业圈子内并不是什么秘密，但狼狈为奸的情况猖獗，而且在中国，检举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大多数与米德勒先生一样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去揭发他们所看到的事情，而且很多检测实验室是通过隐藏而不是公布它们所检测的产品质量问题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因此，如果米德勒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重要的发现渠道将以潜在的最糟糕的方式呈现——购买中国产品的消费者自己发现了这些产品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