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知我们之所知：他不知道他就是卡尔·马克思。如果他知道这一点，那对他是多大的安慰啊，过去多少时刻他不时自问他一生的工作是否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他和家人在创建自己的思想理论大厦过程中所忍受的诸多牺牲最终是否会因为他在历史上的作用而被证明。也许即使我们自己享有后见之明的便利，仍然无法回答那个问题：鉴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马克思的二十世纪，他所从事事业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从整体讲，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无容置疑的是，马克思对当时那个世纪产生了深刻而激进的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下去。这个人有时也对思想力量是否能改变现实表示怀疑，这个人的一句名言写道：“哲学家们总是试图描绘世界 -而关键是要改变它，”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思想会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世界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如此重大，在这一点上，卡尔·马克思这个名字似乎很难和一个普通人联系在一起。人们很容易忘记，在那些大部头的书后面，在这些书中所表达的更令人生畏的思想系统后面站着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玛丽·加布里埃尔的马克思家庭的新传记，《爱与资本》中明确表明，马克思的确是个普通人：一点不错，他一个哲学家和革命思想家，但同时又是一个丈夫和父亲，深爱家人却忍受着无法养活自己家人的巨大焦虑。
马克思更加人性化的方面被他的诽谤者和支持者尽情发挥。加布里埃尔写道，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试图压制人们去了解其偶像的历史和行为，不仅压制带有一定诽谤性的言论（例如，当他妻子在欧洲恳求亲属提供经济援助时，他和家庭女佣人生下一个私生子），还隐瞒卡尔有一个绰号（他的亲密朋友和亲戚称他为“莫尔”）这样无关痛痒的事实。
但试图升华马克思作为人的形象是即愚蠢又带有误导性。“个人即政治”的观点如果不是老生常谈，业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它仍然是真实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活和思想为其不可分割性提供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例子。如果不熟悉他的生活细节，就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思想中的极端要素。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生活早期，他亲眼目睹家庭成员及其同伙遭受政治迫害，这肯定更坚定了他抗拒国家权力的决心，加深了他对国家权力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限制人们自由和维持现状的认识。 “自由”，他在1875年写道，“就是将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转换成完全附属于社会的组织” -这一宣言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看法和许多以他的名义最终实施方案之间的距离。
更广泛地说，它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批判的整体意义和意图，从而了解他和燕妮，他的妻子，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相当沉重，并持续悲惨的贫困之中，依靠支持他们朋友的捐助（最可靠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的终身心灵伙伴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之一）。 加布里埃尔写道：“这个写《资本论》的人是一个非凡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古典主义者，社会科学家和作家，但他也非常熟悉那些被财富世界包围却深陷贫困人们所遭受精神缓慢死亡的痛苦。”
如果这对马克思艰难，那对燕妮肯定更加艰难。她于1814年出生在普鲁士，比她未来的丈夫早4年，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在一个贵族家庭长大成人，但继承了她父亲相对激进的政治观点。虽然她知道与年轻卡尔的结合就意味着告别舒适的特权生活，但她不可能预测到她与马克思在一起生活将是多么窘迫和贫困。卡尔马克思的新闻作品为他挣了一点钱，他的哲学著作却分文不获。他和燕妮生活中都期待他的杰作，《资本论》，能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减轻他们的的债务并让他们经济上稳定下来。但写书花的时间比预期的更长 -马克思完成时间比出版商的最后期限晚了16年 -而又一个16年后当第一张版税支票抵达时，它只能被交给他的孩子们，因为他和燕妮几年前就已去世。
《资本论》可称之谓巨，却姗姗来迟，正应了马克思的特点。他一生中不止一次向一些出版商承诺为这样或那样的主题写一本简短的小册子，而超过最后期限数月或数年后才交稿，一交就是一部几百页的巨著。加布里埃尔对马克思这样写道：
[他]从来没有按期限交稿，从不遵守长度限制，或者按要求的方式完成一项任务（最后唯一的例外是《共产党宣言》）。这个问题不是缺乏主动性，而是他的探索精神。马克思就是不能把研究搁一边，开始专心写作；他对未知的东西如醉如痴，他觉得只有他对不断发展的主题从每一个角度都谙熟于心，他才能将其理论落实到纸面上。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知识的殿堂是无限且易变，虽然他在其剩余的日子里会乐于流连其中，但合同在身，他必须停止深究。
此外，马克思的求知欲远非使他分心的唯一原因。无论他到哪里，他的政治活动都会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全家好几年时间都在欧洲颠簸，从一个欧洲国家搬到另一个，最后终于找到一个不再被驱逐的家 -伦敦。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健康不佳，不断忍受各种疾病引起的疼痛。（一个特别人性化的事件就是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他由于痔疮不得不放弃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去读书，这“比法国大革命对我的折磨更加痛苦。”）除此还有其他更加巨大的痛苦：这对夫妻的七个孩子中有四个 -包括所有三个儿子 -都先后夭折。也许在《爱与资本论》中最令人心酸的时刻是在他第二个儿子，8岁埃德加，或“穆施”的葬礼上，马克思对试图安慰他的人们大声吼叫，“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
《爱与资本论》中很大篇幅是写马克思三个幸存的女儿。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她们往往也是热衷于知识探索，具有社会改革热情。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她们也为生活艰辛所困扰 - 事实上，三个女儿中有两个最终自绝于己手。这让人们无不为之倍感同情，并不时由衷钦佩，这些女人和她们的母亲，在多方面来讲，终究是生活在马克思的影子中。然而，尽管加布里埃尔做出巨大努力，人们读完书后仍然感觉与她们，与马克思本人还是有些遥远和陌生。 《爱与资本论》历经深入研究而写成，出色地重现历史事实，但它至少仍留下一些遗憾，读者渴望更深层地探讨书中主人公们生活的日常细节，更个性化的肖像，而不是一个勾勒巧妙的大略图。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其主要人物的特性所致，加布里埃尔写道，他“往往是激烈议论，智力上傲视他人，对任何不同意他的人是出了名的急脾气，他经常饮酒发作......常常导致口头吵架或肢体冲突，他没有时间拘泥细节；没有时间应对那些被人类异化情绪冲昏头脑的人，马克思总是疏远那些遇到他的人“。然而，就在同一页上，她指出：“如果马克思不是因为工作焦虑而备受不眠之夜困扰或疾病打击的话，他私下里还是很热情，友爱，善良，被公认为是非常容易相处的人。”事实上，许多到马克思家做客的人都惊喜地说这个伟大理论家原来是那么热情，好客，和迷人。
书中有些最动人的时刻不是集中在抒写马克思与妻子和女儿的关系上，而是他的友谊；也许，在这些时候，他才充分展示其通情达理的人性一面。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揽责在身，继续他的宏伟巨著，收集汇编他朋友经常声称几近完成“资本论”的最后几卷。一次，他对一个熟人写道，“在过去的几天，我一直将1842年至1862年的信件进行整理排序。我看到过去岁月在我眼前穿梭，是那么栩栩如生，我们过去战胜对手后的快乐场景一一浮现。我们许多早期的所作所为让我哭泣，让我欢笑;过去的记忆毕竟无法泯灭我们的幽默感。”一个早已过世人物的幽默感，以及性格中其他此类细微之处，对传记作家而言是极为难以捕捉的。但在这个传纪和其他段落中，我们得到了另一个马克思的线索，一个影子般的马克思总是莫名其妙地逃脱人们的视线，即使是在玛丽·加布里埃尔重新人性化的描绘中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