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社会变革编辑本段回目录
泽伊内普·突凡科西（Zeynep Tufekci）是位于巴尔的摩市的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她的主要研究兴趣是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对网络、性别、研究方法、不平等、社交媒体等进行理论化。她的博客是technosociology。
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统治埃及30年，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主宰利比亚几近42年。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在位24年，而虽被黜免却余威不灭的也门领导人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从1978年开始就一直当权——已有36年，且还在继续。巴沙尔·阿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从2000年开始统治叙利亚，那时他从自己父亲的30年执政中接手，使阿萨德家族统治已达41年。
据说，这些政权都非常地不受欢迎。尽管我们没有这些独裁者当权时的可靠的民意测验数据（因为他们不允许进行民意测验），但在穆巴拉克退位后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66%的埃及人希望若穆巴拉克罪名成立的话对他处以极刑。当被问到如何描述他的政权时，埃及人的首选答案是“独裁者”（48%），其二就是“腐败”（46%）。那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穆巴拉克及其同类为何没有遭遇反抗，而是为何这些暴君能够执掌大权如此长久？一个人或一个小的团体怎么能对数百万人进行长达数十年的压迫专权？
当然，这并非是由于人民软弱和缺乏勇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愿意冒巨大的风险换取自由和尊严。而且，正如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的文章Streetbook中所说，在埃及发生过多次示威游行和工人罢工——4月6号的埃及青年运动节的名字来源于一场罢工活动，而突尼斯的加夫萨劳工骚乱虽规模极大，却缺乏国家构想。允许“经年累月的独裁主义”长期存在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新的媒体生态学如何改变这个机制的等式？
简短地说，这些政权的存在主要是通过给人民制造出一个“集体行动”问题，以及通过“严厉打击一场抗议”阻止各种反抗活动的接踵而来。（再具体点儿说，其存在还通过各种赞助、国际权力关系，有时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还经常包括民族和宗教分裂等因素得以维持）。
当一个问题只能通过众多人的协同努力才能解决，且当此问题很难激发单个人的参与，尤其是在胜利无法保证的时候，“集体行动问题”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可被视为“囚徒的困境”的升级社会版本。囚徒的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研究详尽的模型：两名囚徒被告知，如果自己坦白认罪而同伴不认罪，或者两人都不认罪的话，那么自己就能重获自由；然而，如果同伴认罪而自己不认的话，就会受到严厉地惩罚。合乎逻辑的选择是两名囚徒都“背叛对方”，因恐惧对方认罪而自己认罪；这个看起来最合理的结果其实对两名囚徒来说都是受损的，因为如果他们都不认罪就能够重获自由。
在独裁统治下，一个社会层面的集体行动问题会出现是源于，对个人来说持异议的代价太高昂，而克服困境的组织方法又被扼杀。因此，在独裁统治下，严刑拷问、独断专制和长期监禁就不仅仅是随心所欲的残暴的表现，而是这些政权得以维持的关键机制。当哪怕是小小的异议也会遭受严重的惩戒，就会对个人产生一种不争当出头鸟的抑制作用。而且，如波洛克的文章所言，“严厉打击一场抗议”，如2008年突尼斯发生的加夫萨罢工，允许独裁政权孤立并压迫动乱地区。本·阿里独裁政权可能一直很残酷，但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他是一个资源受限的独裁者：他不可能分身到所有地方；不能一次逮捕数千民众，也不能轻松镇压一场大规模暴乱。即便这样的暴乱可能通过花费巨大的代价被镇压下去，但统治者们肯定会宁可维持较稳定的状态，即在他们引发局部内战的同时仍有一部分人口保持受压迫和沉默的状态。因此，对抗议活动的审查和孤立就是独裁政权生存的主要手段之一。
如果人民难以沟通和协作，集体行动问题就很难解决。事实上，博弈论学家长久以来都清楚，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会对那些看似有悖个人利益的“两难困境”产生戏剧性的转变。其实，“团结则存，分裂则亡”不只是一个陈词滥调的训言，它是从博弈论的计算结果而来的。
另一个关键机制是政治学者们所说的“伪装偏好”以及社会心理学家们所说的“人众无知”：即人们各自有自己的独特观点但却因为害怕报复、惩罚或违背社会规范而不敢说出口。在独裁政权下，这可能会引起“沉默螺旋”，即虽然期望政权更换，但却害怕对自己不信任的外人说出口。事实上，当我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来到开罗时，我的几个东道主朋友总是满脸惊异地指给我看一些街道拐角处，那里人们正在狂热地讨论政治，还时不时地压低声音，忘了他们已经能够畅所欲言，不受限制了，“你在以前永远看不到这个。没人能公开地谈论政治。”然后，他们停顿一下又补充道，“当然，除了在网上。我们都在网上讨论政治。”而这恰恰就是独裁者们一直都能够把各种反抗语言和活动级联扼杀在摇篮里的原因。
这样的活动级联不仅仅意味着人们能够了解彼此的想法——人们知道那些独裁政权不受欢迎。活动级联发生不仅仅在于信息沟通，还在于人们对展开行动和胜利可能性的估算——正如波洛克所说，“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间要么是现在，要么是永远。”对于独裁政权来说，再也没有比这种情况更危险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Facebook（Facebook）“喜欢”唱反调者，如“我们都是萨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分享关于残暴政权的视频，表达对政治的愤怒，以及接受Facebook的“邀请”抗议任何不平事，这样有助于创造一种看得见的冲势，而这种势头也是成功的条件之一。人民大众不仅仅是拥有各自观点的单个人的集合，而是人民观点的多层次性，这种多层次观念会导致了一系列不断加剧的行动和抗议。（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 我们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新的媒体生态学是一个游戏改变者，也正是约翰·波洛克的大量实地报道所揭示的发展过程。新的媒体生态学不仅仅是互联网，而是政治化的泛阿拉伯广播网、半岛电视台、能看视频和照片的手机，以及社交媒体的强大结合——并且这种结合仅仅几年就已发生。阿拉伯地区的Facebook是在2009年3月份引进的，而埃及的各种抗议频发时，埃及Facebook已有500万用户。如波洛克所说，突尼斯发生加夫萨暴动时，突尼斯Facebook用户只有2.8万人，但当突尼斯青年布阿齐齐（Bouazzizi）绝望地自焚时，Facebook用户已有100多万人。
我们有时也对Facebook的一些功能有所抱怨——如创建组群时较繁琐；网页上充斥着各种世俗琐碎事；规定用户必须提供真实身份——这对处于独裁政治下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平台（尽管有时这会增加个人积极分子的危险性，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就是一个例子）。在突尼斯，本·阿里对除Facebook之外的所有社交平台进行审查，使Facebook成为分享真实事件视频的强大平台——很多突尼斯人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都倾向于建立大量的社交关系。事实上，我在突尼斯进行访问时，当地人总是告诉我他们会“Facebook friend”所有人——亲戚、同事、参加婚礼时相识的人、驴友等。
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政治积极分子还有什么额外要求呢？事实上，这个平台是创造波洛克文章中大肆渲染的信息/行动级联的理想基础——尤其是当那些独裁政权看起来找不到处理数字社交网络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的方法时。（即使到最后，所有的“穆巴拉克”们能做的也只是愚笨地封锁整个互联网，但到那时，这种举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起义已如火如荼，大局已定。）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进行一个错误的讨论。是社交媒体还是人力使然？是社交媒体还是劳工运动使然？是社交媒体还是反帝国主义运动使然？是社交媒体还是青年人的努力使然？答案是双方都出力了。但这些问题都问错了，正确的问法应该是如何使然？
这些分类在逻辑上是不等价的：人、青年、劳动者和其他运动都能够利用社交媒体。那些暴动便是事实的深刻证明。社交媒体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个工具，而它也肯定不能跳出屏幕把本·阿里驱除出去。然而，如波洛克的广泛报告所说，它可以是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而我在这篇文章中试图总结的是：有强大的理论原因表明它能够改变集体行为机制。
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其文章中不断重复的断言——“关于这些抗议最无趣的事情当然就是有些抗议者可能在某时使用了或者未使用一些新媒体工具”——相反的是，新兴媒体生态学是这场以人为动力的暴动浪潮抛出的最为重要的议题。这不是说几百万人所显示出的勇气不重要，也不是说政治积极分子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不重要。相反，这些努力将在21世纪那些最感动人、最了不起的故事中被永远铭记。
新媒体问题有趣且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它引起人的求知欲（我承认它非常令我感兴趣）；学术界需要一个研究对象（我承认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以及很多独裁政权依然存在于世（我承认有数字媒体相助的政治行动主义会威胁到独裁政权），还在于人类面对的集体行动问题是最为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民主体制的健康发展到全球变暖问题，从金融和资产泡沫到社会动乱等不一而足。人类的幸存可能要依赖于，在我们这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里个人利益和集体事物之间产生冲突时，能够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我认为这很重要，也相信新的媒体生态学必然会成为解决之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真有一种解决办法，脆弱的人类就必须设法找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