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在学校里学到的第一课——也是最常被强调的一课——就是工作和玩耍是对立的。工作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而玩耍是他想做的事；工作很烦人，而玩耍很有趣；工作是重要的，而玩耍是无足轻重的。但当我们离开学校踏入“真实世界”时，我们中至少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会发现工作和玩耍并不互相排斥。事实上，工作可以成为游戏，至少能够充满高度的趣味。
“工作即玩耍”是人性化的。它令我们表现出最佳状态并感觉良好。而当工作是辛苦的、是玩耍的反面时，它就可能是不人道的。我们成为了负着重荷的野兽，不论那重荷来自于我们的肌肉或头脑。令我们的工作成为游戏而非重担的因素是什么呢？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玩耍是一种组织化的的活动，它是(a)自己选择的；(b)自主的；(c)有想象力的，或者说有创造性的；(d)由内在动力驱使的；以及 (e)在一种活跃、全神贯注但不痛苦的心境下做出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每种具备这些特征的活动都感受为“玩耍”。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能够很大程度地包含这些特征。下面我来解释。
(a) 工作可以是自己选择的。
玩耍是我们选择去做的，而不是必须做的，所以我们在职业中能感到的选择权越多，我们就越觉得它好玩儿。假如你感到自己是出于必须的原因去做这样那样的工作，那么你在工作时就很难保持饶有兴趣的态度。你越觉得自己能够自由地离开一项工作，那项工作就越接近于玩耍。玩耍从定义上就保证了退出的自由。如果你不能退出，你就感觉不到选择权，也就没有在“玩耍”了。
前些年，Reed Larson及其同事领导了一项研究，他们让一些已婚男性和女性（均离家工作）带上传呼机，在一天里每当听到传呼机响，就把他们的活动和情绪记录下来。一项主要的发现是，女性在外面工作时比男性更加快乐，而男性在家里做杂物如烹饪和清扫时比女性更加快乐。[1]
研究者们对这项发现做出的解释是它反映出了选择权的因素。至少在这项研究完成的时代，离家工作对男性比女性更加必要。男性常觉得这样的工作十分辛苦，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参与激烈竞争以支撑家庭是他们的责任。相反地，女性更倾向于将离家工作视作一种自由的选择而非责任，这种感觉赋予了她们的工作一些游戏的趣味。到了家务这里，情况就反过来了。女性感到自己在清扫、烹饪等活计上别无选择，因此她们经常说自己在做这些事时非常愤怒或厌倦。相反地，男性更倾向于觉得他们的家务是可选择的。他们是在英勇地帮忙做家事，做的事情并非他们的根本职责。
正如Larson及其同事所言，这些发现符合特定的性别定势，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大概仍占着一席之地。男性在工作中“做牛做马”，回家娱乐放松；女性在家里“做牛做马”，出去娱乐放松。
此处更明显的观点在于，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越是抱着“这项工作可做可不做”的态度，就越容易觉得工作有趣。奴隶制在今天已被废除，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我们所有人都拥有选择我们从什么样的工作中获得收入的机会，尽管我明白经济状况有时会使其难以实现。
当然，学龄儿童没有接不接受义务教育的自由。法律规定他们必须上学。这就是学生们为何极少将学业视作玩耍的原因之一。在我们的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并不享有同样的基本自由。
(b & c) 工作可以是自主的以及创造性的。
游戏者是自由人。他们不仅能自由地选择玩游戏还是不玩，还能选择玩的方法。他们必须遵守规则，但在规则以内的所有行动都是他们自己的。游戏者绝不是机器里由他人控制的齿轮。因此，在工作上能够做自由决定的工作者比起那些不能这么做的人来更加倾向于将工作视作玩耍。再没有比一个多管闲事的老板更能剥夺工作乐趣的了。
儿童将学习与玩耍对立起来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在学习中受到的密切监督。学龄儿童比起我知道的任何雇工都更严重地处于上司（此处为教师）的惯常管制之下。他们被精确地告知要做什么、要怎么做以及什么时候做；并且他们所做的每个细节都要用其他人制定的准则进行评判。这种类型的工作的确是玩耍的对立面。但在学校之外的世界里，奴隶制是被禁止的，人们从来不会受到这么严密地控制。
在关于工作满足感的一项经典研究中，社会学家Melvin Kohn及其同事鉴定了一系列具有高度需求的工作特点，他们将其称为职业自主性。高度具备这种特点的工作是(a)复杂的而非简单的，(b)有变化的而非固定不变的，以及 (c) 没有来自他人的密切监管。[2]当然，这些正是在工作中做决定和发挥创造性所强烈需求的特点。Kohn及其同事发现在白领雇工和蓝领雇工中对自主性的要求和欣赏同样高。尽管研究者们未将他们的发现表达为“玩耍”，但从我的观点来说，职业自主性对于工作的乐趣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你是个水管工还是律师，如果你的工作需要高度的自主性，你都会觉得它像游戏一样。
在我作为一个作者的职业生涯中，每当我只注重结果——出版的文章以及版税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写作是种负担。当我抱持那种态度时，写作本身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途径。在那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很难开始工作，开始之后也做得磨磨蹭蹭。此时，写作就变成了苦差事，而非游戏。要将写作变成游戏，我必须将关注点从结果那里移开。当然，我并没有完全忘记结果，但我将它赶到脑海深处，这样我才能将精力集中于过程——想出点子并造出句子来表达它们。我甚至能说服自己结果并不重要；写作这么有趣，即使文章永远发表不了、永远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以及永远挣不到一分钱也无所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能够保持这种态度的时候，结果会好得多。这种情况在我做的其他事情，比如洗衣服、做饭以及剪草坪的时候也会出现。
当我们完全以目标为导向时，我们将达到目标所需要进行的活动视作必要之恶，所以我们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少地花力气在过程上面。我们只做够支票以内的事，或刚好让老板满意，或挣出我们的家庭尚能忍受的食物。在学校里我们只学到不多不少八十分或者其他我们选择的分数。相反地，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像玩耍一样投入过程中，有时我们能做得更多。为了获得乐趣我们在达到预想的结果时也许会做得更多，而结果也可能好得多，甚至可能成为艺术品。不管你要做的是修理水管、剪草坪、做辩护还是写文章，都是如此。
(e)工作可能需要一种全神贯注但并不痛苦的精神状态。
最后这个特征是其他特征的自然延续。游戏中所需要的决策、创造性对过程的关注使得人全神贯注。对于结果和旁人评价的忽略则减少或消除了我们对失败的恐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手头的活儿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因此我们对失败的恐惧很可能是多虑了。然而，即使对于做的事有可能攸关生死的外科大夫、消防队员和警察来说，对过程的关注也减少了痛苦并增加了成功的机会。
我们的社会应当怎样增加工作的趣味性和减少工作的重担？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中学到很多。下周请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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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Larson, R. J., Richards, M. H., & Perry-Jenkins, M. (1994). Divergent worlds: The dail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mothers and fathers in the domestic and public sphe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1034-1046.
[2] Kohn, M. L. (1980). Job complexity and adult personality. In N. J. Smelser & E. H. Erikson (Eds.), Theories of work and love in adulthoo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so, Kohn, M. L., & Slomczynski, K. M. (1990). Social structure and self-direc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land.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工作即玩耍”是人性化的。它令我们表现出最佳状态并感觉良好。而当工作是辛苦的、是玩耍的反面时，它就可能是不人道的。我们成为了负着重荷的野兽，不论那重荷来自于我们的肌肉或头脑。令我们的工作成为游戏而非重担的因素是什么呢？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玩耍是一种组织化的的活动，它是(a)自己选择的；(b)自主的；(c)有想象力的，或者说有创造性的；(d)由内在动力驱使的；以及 (e)在一种活跃、全神贯注但不痛苦的心境下做出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每种具备这些特征的活动都感受为“玩耍”。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能够很大程度地包含这些特征。下面我来解释。
玩耍是我们选择去做的，而不是必须做的，所以我们在职业中能感到的选择权越多，我们就越觉得它好玩儿。假如你感到自己是出于必须的原因去做这样那样的工作，那么你在工作时就很难保持饶有兴趣的态度。你越觉得自己能够自由地离开一项工作，那项工作就越接近于玩耍。玩耍从定义上就保证了退出的自由。如果你不能退出，你就感觉不到选择权，也就没有在“玩耍”了。
前些年，Reed Larson及其同事领导了一项研究，他们让一些已婚男性和女性（均离家工作）带上传呼机，在一天里每当听到传呼机响，就把他们的活动和情绪记录下来。一项主要的发现是，女性在外面工作时比男性更加快乐，而男性在家里做杂物如烹饪和清扫时比女性更加快乐。[1]
研究者们对这项发现做出的解释是它反映出了选择权的因素。至少在这项研究完成的时代，离家工作对男性比女性更加必要。男性常觉得这样的工作十分辛苦，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参与激烈竞争以支撑家庭是他们的责任。相反地，女性更倾向于将离家工作视作一种自由的选择而非责任，这种感觉赋予了她们的工作一些游戏的趣味。到了家务这里，情况就反过来了。女性感到自己在清扫、烹饪等活计上别无选择，因此她们经常说自己在做这些事时非常愤怒或厌倦。相反地，男性更倾向于觉得他们的家务是可选择的。他们是在英勇地帮忙做家事，做的事情并非他们的根本职责。
正如Larson及其同事所言，这些发现符合特定的性别定势，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大概仍占着一席之地。男性在工作中“做牛做马”，回家娱乐放松；女性在家里“做牛做马”，出去娱乐放松。
此处更明显的观点在于，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越是抱着“这项工作可做可不做”的态度，就越容易觉得工作有趣。奴隶制在今天已被废除，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我们所有人都拥有选择我们从什么样的工作中获得收入的机会，尽管我明白经济状况有时会使其难以实现。
(b & c) 工作可以是自主的以及创造性的。
游戏者是自由人。他们不仅能自由地选择玩游戏还是不玩，还能选择玩的方法。他们必须遵守规则，但在规则以内的所有行动都是他们自己的。游戏者绝不是机器里由他人控制的齿轮。因此，在工作上能够做自由决定的工作者比起那些不能这么做的人来更加倾向于将工作视作玩耍。再没有比一个多管闲事的老板更能剥夺工作乐趣的了。
儿童将学习与玩耍对立起来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在学习中受到的密切监督。学龄儿童比起我知道的任何雇工都更严重地处于上司（此处为教师）的惯常管制之下。他们被精确地告知要做什么、要怎么做以及什么时候做；并且他们所做的每个细节都要用其他人制定的准则进行评判。这种类型的工作的确是玩耍的对立面。但在学校之外的世界里，奴隶制是被禁止的，人们从来不会受到这么严密地控制。
在关于工作满足感的一项经典研究中，社会学家Melvin Kohn及其同事鉴定了一系列具有高度需求的工作特点，他们将其称为职业自主性。高度具备这种特点的工作是(a)复杂的而非简单的，(b)有变化的而非固定不变的，以及 (c) 没有来自他人的密切监管。[2]当然，这些正是在工作中做决定和发挥创造性所强烈需求的特点。Kohn及其同事发现在白领雇工和蓝领雇工中对自主性的要求和欣赏同样高。尽管研究者们未将他们的发现表达为“玩耍”，但从我的观点来说，职业自主性对于工作的乐趣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你是个水管工还是律师，如果你的工作需要高度的自主性，你都会觉得它像游戏一样。
在我作为一个作者的职业生涯中，每当我只注重结果——出版的文章以及版税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写作是种负担。当我抱持那种态度时，写作本身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途径。在那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很难开始工作，开始之后也做得磨磨蹭蹭。此时，写作就变成了苦差事，而非游戏。要将写作变成游戏，我必须将关注点从结果那里移开。当然，我并没有完全忘记结果，但我将它赶到脑海深处，这样我才能将精力集中于过程——想出点子并造出句子来表达它们。我甚至能说服自己结果并不重要；写作这么有趣，即使文章永远发表不了、永远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以及永远挣不到一分钱也无所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能够保持这种态度的时候，结果会好得多。这种情况在我做的其他事情，比如洗衣服、做饭以及剪草坪的时候也会出现。
(e)工作可能需要一种全神贯注但并不痛苦的精神状态。
最后这个特征是其他特征的自然延续。游戏中所需要的决策、创造性对过程的关注使得人全神贯注。对于结果和旁人评价的忽略则减少或消除了我们对失败的恐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手头的活儿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因此我们对失败的恐惧很可能是多虑了。然而，即使对于做的事有可能攸关生死的外科大夫、消防队员和警察来说，对过程的关注也减少了痛苦并增加了成功的机会。
我们的社会应当怎样增加工作的趣味性和减少工作的重担？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中学到很多。下周请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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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Larson, R. J., Richards, M. H., & Perry-Jenkins, M. (1994). Divergent worlds: The dail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mothers and fathers in the domestic and public sphe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1034-1046.
[2] Kohn, M. L. (1980). Job complexity and adult personality. In N. J. Smelser & E. H. Erikson (Eds.), Theories of work and love in adulthoo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so, Kohn, M. L., & Slomczynski, K. M. (1990). Social structure and self-direc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land.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