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克鲁格曼影响最大的5本书编辑本段回目录
保罗·克鲁格曼谈自由经济学家的动机
记者：继续每周关于美国进步主义的系列节目。我们与诺贝尔获奖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谈谈为什么他认为自己是名自由主义者。开始我想说，非常高兴您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为许多人，就是政治人物，都不愿意跟这个词连在一起。
克鲁格曼：在我看来，一直存在大量起作用的宣传。结果，许多人采用“进步”这个术语，在某种程度上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可免受指责，我认为这样做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认为自己两者都是——自由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这与欧洲所称的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您相信规模合适的福利国家，相信认为我们管着自己的兄弟。当然，我本人并不是政治家，所以如何给自己贴上标签，并没有选票方面的忧虑。
《基地》
记者：您选择第一本书并不是有关经济学，而是一本科学幻想作品。艾萨克 阿西莫夫的《基础》三部曲。不过，想问问是哪部分内容促使您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没错。那是一套艾萨克 阿西莫夫写的很不寻常小说，不过仍然属于经典。这本书讲的并不是什么小玩意。虽然故事说的本应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文明，却几乎看不到技术的影子，也没有太空战斗或任何类似的东西。故事说的是这些心理历史学家，他们是数学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如何运转有一套理论。我读这本书时约16岁，当时我想“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幸地是，我们并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经济学是我所能够得到的与那些小说中所说的最近的东西。
记者：从您的《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我感觉到您好像在执行某种使命。
克鲁格曼：显然，我要做坦率的经济学，尽自己能力做好。但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找到更好的赚钱方法——虽然我对这样做的人并无异议。实际上，我寻求的目的是让世界更为美好。所以没错，我感到自己是在做某种超越经济分析的东西。记者：我读您写的《自由主义者的良心》，认识到这个目的就是拯救中产阶级，您就是在中产阶级的环境中长大的。您是否认为中产阶级处受到威胁？
克鲁格曼：不是受到威胁，而是实际上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正在力图重新抓住他们。我们真的已经成为两极化（在财富上）非常严重的社会了。人们经常会地注意到这一点。例如，在上周的《纽约时报》上，尼可拉斯·克里斯托弗发表专栏文章，说的就是我们正在如何变为巴基斯坦。显然，我们根本不是从前那种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我们正在越来越远离这种社会。这就是我们想加以转变的东西。
《人类理智研究》
记者：您读的第二本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写的《人类理智研究》。您是在大学读的这本书，这本书真的改变了你的命运。
克鲁格曼：您说的没有错。我当时读大二或大三，正值观察周围的世界，寻找信念体系的时候。我现在想，实际上这是一段非常容易受到危害的时期，因为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在寻找能提供所有答案的人。我喜欢引用的一段话是——我一直不知道这段话是谁说的——“这段时间，一个男孩只读两本书中的一本。要么阅读艾茵·兰德，要么阅读托尔金的《指环王》。第一本书让你对现实一点也掌握不了，取而代之的深度扭曲的幻觉感。另一本说的却全是矮人与兽人。”
就在这时，我读到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一本引人入胜的人性化书籍，它告诉人们，没有人能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了解的东西就是我们有证据证明的东西。我们只能尽自己的最大可能，但是任何宣称自己能够推断真理(The Truth)或者获得了真理的启示(注意英文中的两个大写)，都是错误的。那种道路是行不通的。读到这本书时，我感到自己肩上的千钧重担被卸了下来。
记者：因为之前您有接受某种特定的信仰体系的压力？
克鲁格曼：我感到了吸引力。你仔细观察那些非常自信的人，那些信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信念的人，你会想“也许他们真的懂得什么！”然而休谟却说：“其实根本不对，他们什么也不懂。”
记者：难道没有人指责您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信仰体系？在自由主义当中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没有必要过多地注意保守主义或共和党的论点？”
克鲁格曼：根据我在这些事情方面的经验——在经济学范围内和更加广阔的领域——如果您问一位自由主义者或咸水派经济学家，“持不同意见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说？” “他们是什么样的说法？”自由主义者会这么做的。自由主义者会有条理死说出保守主义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实际是喜欢倾听的。我们并不认为是正确的，但我们非常注意其他人想说明的东西。反过来却不存在这样的事。你请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人解释一下凯恩斯经济观点到底是什么，他们就不会做的。他们连一点边都沾不上。要么你问一位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到底想干啥？”.你会得到回答一定很奇怪，比如，自由主义者想让大家都乘坐火车，因为这样可以让人们更易感染上集体主义。你只要留心点每派说话时的实际情况和他们所了解的东西。一边是开放的心理与怀疑主义。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认识是通过仔细观察得到的。另一侧的观点却顽固不化。
记者： 在您推荐凯恩斯的一本书里，凯恩斯引述了克里苏尔德区对劳工党的说法（该党当时为英格兰的左翼党派）- 他们“有感情却没有理论”。这是对左派有效的批判吗？克鲁格曼：凯恩斯几乎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本书是一部多么深刻的理性之作！我想，我这样的人也不会是那么说。没错，我的确是有感情的，但您可以看看例如在目前开展的医疗保健问题辩论。我想说的是我是要引入证据的。我不没有说: “本来就应该这样，所以必须这样。” 我想说明不同的体制如何运作。
记者：既然所有其他发达国家都有了全民医保体系，美国最终也要这样做，这一点看来肯定是正确无误的了。
克鲁格曼：不过，下来的问题就是是否可行。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做没有错，但是如何去做?需要将学习模仿、研究其它体系的证据与研究我们自己体制的证据三者结合起来。假如这个东西（即患者保护及平价医疗保健法）在未来一两年内不被推翻，假如我们能够坚持到2014年整体体系完全建立到位，那么它肯定可以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完全自然的特征。如果不担心政治麻烦，我设计的不会是这个体制，但是，我将接受这个存在许多缺陷的体制。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记者：我们继续来谈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时代的失业率为25%,我相信这就是凯恩斯写作这本名著的动因。我一直试着在周末阅读这本书，我想问的是，如果您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头衔，或者至少博士头衔，这本书是不是依然不那么难读？
克鲁格曼：这是一本比较难懂的书，因为它是第一本试图搞清问题的书。现在讲授凯恩斯经济学不再需要从凯恩斯讲起了。实际上在“大萧条”之前，凯恩斯就在写《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但是“大萧条”显然增加了写作的紧迫性。这是首发，非常漂亮的首发，但是正是因为是首发，所以免不了带着许多累赘的东西。他经常跑题去论述当时在他看来很重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并不重要。读这本书真的不轻松。
这是一本您已经成为执业经济学家，具有一定属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应该阅读的书籍。因为到了这个阶段阅读时，你就可以体会到凯恩斯从事研究、将自己从当时流行的经济分析理念中解放出来这个难以让人置信的过程。你好像看到他在说：“嗨，别急，也许那是错误的。我怎么样才能够想通这一点，怎样描述真正符合自己观察的周围世界？”有的地方你会说“到底在讲什么呀？”例如，有一处全部讨论计量单位的问题，事实上是非常单调的。不过，我自己在程度较小地经过这一过程后......这种机械性工作，对检测自己所持理论常常是非常关键的。你真的要花费许多心血将这些东西整好，凯恩斯却将自己所做的东西拿了出来。真令人惊叹，真鼓舞人心。
记者：说到当前的形势，《通论》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关于财政刺激，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有说多少,是这样的情况吗？
克鲁格曼：书中暗示了这种东西。从书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存在开支不足的问题，还有，在某些情况下，仅仅印制货币并不起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引入政府，让政府开支。这一点，凯恩斯在其它地方讲的很清楚，不过你仍然可以从《通论》的构建中推导出来。只要你懂得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不景气的逻辑，只要你了解到现在的不景气与上世纪30年代的属于同一个类型，那么，从这种分析中就能得出财政刺激的案例。记者：凯恩斯曾一度说过，经济学是门“困难而存在技术性的”学科，最终就像口腔学一样，要留给专家解决。
克鲁格曼：实际上，大家可以从我喜欢的书凯恩斯著的另一本书《预言与劝说》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本书的论文为实时分析文章，其中许多是写给大众杂志的。记者：因此，将这种评价应用于财政刺激，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你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支持财政刺激的，而大多数右翼经济学家却表示反对。如果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口腔学一样的专业技术活，为什么在经济刺激这样的问题上，经济学界会分成左派和右派。因为虽然牙医们会某一颗牙拔与不拔存在分歧，却不会在基本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分歧。
克鲁格曼：凯恩斯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希望，并不是做了这样的预计。他是说希望我们最终变成牙医这样的专门人才，希望经济学只是一本技术学科。因为事实上在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太多攸关的利益。在我们生活则这个世界里，不存在所谓中立建议和中立的专门知识。这种分歧部分是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却为政治分歧。虽然这两种分歧大部分吻合的，但并不是完全吻合。
在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对付经济不景气的观点上，存在着争议，这种观点受到一些派别的强烈反对，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做会直接危害自己的利益，部分原因是如果政府充当积极角色，也就是整个自由主义打开大门。这样就有了理论上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歧可以追溯到休谟。一派是那些张口就说“必须采取这种方式”的经济学观点——全部是绝对理性的个人之间通过完美无缺的市场进行互动。按照这种观点，凯恩斯的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不过，当然也不存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不景气立足的地方。然后，又有人认为行为最大化也许是一种有用的战略简化，但是看来却与事实不符......看上去不起作用的地方，我们便不会应用。这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立场。因此，经济学专业内部存在认识论上的分歧，那么可以说，在政治路线上也存在分歧。现在，这两方面的分歧几乎完全吻合。
记者：不过，财政刺激计划发挥了作用，这方面的证据到底有多么强烈？危机发生之初，就此我问过我的妹妹和妹夫，他们两人都是普林斯顿大学您以前的同事。他们说到底起不起作用他们也拿不准，但是由于没有其它替代方案，这样做总坐视不管要好。您发现的证据是否超过了这一点？
克鲁格曼：我想应该是这样。我们无法用经济来做受控实验，无法用证明物理学的方式来证明。但是，我们有了大量清楚的案例。我们有“大萧条”的案例，“大萧条”就是由于采取了巨额的财政刺激（换句话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的。从许多方面看，上世纪30年代就是最好的实验室。大家可以看到，墨索里尼进行军事集结时，意大利经济增长的方式跟凯恩斯可能预计的完全相同。
当然，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样清晰可辨。这并不是你可以找到一个人，他在做财政增长的同时，让其它所有东西保持不变。生活不会那样。但是，与经济学中人们相信的许多其它事情——关于市场效率或者提高税收的后果——相比，这个观点的论据更加充分。经济学中有许多命题为人们所坚定相信，但实际上却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作为支撑。财政政策如果存在证据的话，实际上其证据依据还属于比较好的。
《预言与劝说》
记者：我们来谈谈凯恩斯的《预言与劝说》。我想，您曾经警告我说，要完全理解这本书，需要一点有关时间史的知识，不过我真的喜欢阅读这本书。凯恩斯对那些呆在家里心情郁闷的妻子发表了一些了不起的评论，这一点我根本就没有预料到。同时，他对凡尔赛条约及其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非常有先见之明。在这一方面，凯恩斯的确像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女预言家。他对未来，对社会如何繁荣有一些非常好的预见......
克鲁格曼：是啊，有些的确不错。但说我们会变得过于富裕，不再关心更多的消费，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是不真实的。按照他的说法，那种幸福的状态应该到来的时刻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贪婪似乎仍然有办法存在。不过，您说的没错，有关凡尔赛条约的评论令人叹服。
记者：凯恩斯还有一段有关自己属于不属于自由主义者的讨论。他有名的语录是，“如果自由党要恢复自己的势力，就必须有一种态度，一种哲学和一个方向。”
克鲁格曼：因此，这里说的是老自由主义者，是大写的L——英国自由党，该党是保守主义势力的老对手，后来在20世纪的上半叶被兴起的工党所替代，工党则更偏左。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凯恩斯对工党并不满意。我想，假如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会对工党更为同情一些，不过，他明显受到保守分子的排斥。记者：不过我认为，正是自由主义者最先开始在英国引入福利国家的理念。
克鲁格曼：他们引入了一部分。整个福利国家的体制是二战以后工党引入的。凯恩斯明显是赞成的。我们也许可以说，凯恩斯就是当今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欧洲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士。
记者：但是，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比凯恩斯更倾向左派？是不是比他坚定地更支持工会？
克鲁格曼：我想部分原因是我比他有多了至关重要的75年的美国政治经济现实，回头研究这个问题。我对工会严格的经济作用尚不能确定，但是工会作为与大企业抗衡在政治上却是绝对重要的。
《经济学论文集》
记者：最后一本书您选择了詹姆斯·托宾的《经济学论文集》。您在发给我的邮件中说这本是专门为专业人士写的，不过，给我介绍一点这本书，说说您为何喜欢它？克鲁格曼：我是跟吉姆·托宾学经济学导论的。他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我跟他学到大量的东西，虽然近来他并没有受到大量关注。这本书收集了他最好的论文，我得承认在很早很早以前，我就阅读了这些文章。不过，回头来上，我认识到自己在很大的程度上让托宾的学术方法国际化。在研究这次经济危机过程中，我认识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的研究方法，去思考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这种方法既实又有建立在模型基础上。随着我们转向以有效市场的术语和信息等的完美应用思考周围的一切，这种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不再流行。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当我们研究诸如“那么，本·伯南克最近的政策对经济有什么实际作用？”时，却时常发现这种新的方法是派不上用场的。
这本书跟《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样——不过，虽然风格上有点欠缺，托宾比凯恩斯写得更为清楚。同样，他是务实的——我们得到了经济模型的工具，但是我们需要按照应对当今世界的方式应用这些工具。在政治上托宾与我一样，是拥护自由市场、福利国家的凯恩斯主义者。我们欣赏市场，我们了解市场，我们并不仇恨富人，但是我们要的是社会保险网，我们需要政府干预，防止出现目前的危机。记者：托宾的早期作品非常受欢迎，当然198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将。但是据我了解，当理性预期革命发生时，他并没有当回事情，晚年他变成了有点顽固不化的凯恩斯主义者。
克鲁格曼：的确是这样。他反抗这场革命，也许反抗地有点过火。但是，事实是，他认为是胡说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后来证明就是胡说。他处理的不好，在大约1975以后他对宏观经济方面出现的新趋势抱有的敌意，使他在许多人眼里就像一位老守旧者。然而，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实际上对他平反了。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判断，我要说的是，托宾的理论基本是正确的。他的本能不能说百分百正确，但有百分之八十是正确的。记者：您依然赞成托宾税?
克鲁格曼：他因此而出名让人好笑。他做的只是通过这项税法的一项建议，并不是工作的核心。在推行托宾税上，我总以为行政管理难度很大。后来人们一直告诉我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如果能够做成，我倒赞成，但这一点并不是我追求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我拥护的核心所在。记者：从预算平衡角度您如何看待财政刺激计划？
克鲁格曼：有一种理论说存在平衡预算的刺激计划。我认为有点过玄了。原则上也许可以，但实际上没有指望。实际上我认为，现在赤字是我们的朋友。从长期看相反，但当前我们需要赤字性开支。我还认为，如果没有现在的赤字，我们可能跌入第二次“大萧条”的深渊。
记者：难道第二次量化宽松措施没有发挥作用？我听说银行利用量化宽松一直在套息交易方面赚钱，基本上消除了应有的作用。
克鲁格曼：第二次量化宽松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主要表现在预期方面。说来话长。大约10年前在普林斯顿，我们整个一群人都在担心：“如果发现处于这种情况下，即利率已经为零，不能再低，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观点分为两派，我这一派认为必须在预期方面努力。另一派是以伯南克为代表，认为可以扩大美联储的平衡表。现在正是实时试验这些论点的时候。我猜自己会说，量化宽松是有帮助作用的。我想我们大家很快忘记了去年夏天经济状况多么令人恐慌。我会赞成实施更多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我对这种办法解决我们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很大的信心。
记者：我们一直谈的是早期的著作。现代凯恩斯主义是什么的情况？现在你最喜欢阅读誰写的书籍？
克鲁格曼：迈克尔·伍德福特也许是我们当今首席技术性凯恩斯理论家。他干的很漂亮。不过，我还阅读了一大堆人的著作，因为这些人要么做了实证性工作，要么有思考问题的好方法。还有那些实际上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们得主要工作并不那里。乔斯·蒂格利茨就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他做的工作为六个领域的打下基础。我对他敬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