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革命的根源编辑本段回目录
阿拉伯革命根源何在？本拉登幽灵笼罩下的基地组织是何命运？德国不属于“核心西方”？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托德与德国《镜报》的尖锐交锋
识字率的提高和出生率的降低
镜报：托德先生，在冷战高峰，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您就预言了苏联制度的崩溃。2002年，您描述了美国这一全球超级大国的经济实力及帝国霸权的衰落。四年前，您和您的同事尤瑟夫·库尔巴奇预测了阿拉伯世界不可避免的革命。您难道是一位先知吗？
托德：学者变成了算命先生 —— 这想法很有诱惑力。库尔巴奇和我不过是分析了阿拉伯世界可能 —— 或者说很可能 —— 发生革命的原因，一场势不可挡的变革，也可能以逐步演变的方式发生。我们的工作如同地质学家，我们收集一场即将到来的地震或火山爆发的迹象。但是那场爆发到底何时发生，其形式及严重程度如何 —— 那些是无法精确预测的。
镜报：您的可能性测算是基于哪些迹象的显示呢？
托德：主要有三个因素：识字率的快速提高，尤其在妇女中间；不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和近亲婚姻这一普遍习俗的衰落。这表明阿拉伯社会已经走上了文化及精神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镜报：那后果是什么呢？
托德：这一发展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迅速蔓延的民主浪潮及臣民向公民的转变。虽然这顺应了一场全球性的潮流，但它仍需要时间。
镜报：我们当下的印象是历史正以惊人的速度加速前行，与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非常相似。
托德：在此时刻，没人能够判断这些国家的自由主义运动将何去何从。革命的结果往往与其拥护者们开头的宣言大相径庭。民主是需要深厚历史根基的脆弱的制度。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几乎一个世纪，民主政府才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形式建立起来，那是1871年被德国战败之后。其间发生了包括拿破仑，保皇党复辟，和拿破仑三世，即维克多·雨果蔑称的“小人”治下的第三帝国。
镜报：紧随革命而来的过渡性危机是否会让伊斯兰主义者乘机受益呢？
托德：当力量来自街头之时，这种可能性无法被完全排除。混乱会激起人们回归稳定，寻求方向感的渴望。但我不认为那会发生。伊斯兰主义者在突尼斯未起任何作用，在埃及，事态的发展似乎令穆斯林兄弟会大吃一惊。目前伊斯兰主义者正试图在一个多元化制度内组织政党。这些自由运动并不是反西方的。相反，在利比亚，反对派正呼吁北约给予更多援助。阿拉伯革命驳斥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陈腐观念，即伊斯兰的文化及宗教独特性使其无法与民主共存，注定了穆斯林最好的结局就是被明君统治。
镜报：我们注意到在您的阐释中弱化了宗教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是什么让您这么肯定？
托德：我并非忽视它；我只认为它们是次要的。我是一名统计学家，“余弦学者”，如果你觉得这个表达有趣的话。任何现代化的条件是人口的现代化。它与经验性和实践性宗教的衰落是携手共进的。我们正在经历这阿拉伯社会的去伊斯兰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非神秘化”，它会坚定不移地继续下去，正如非基督教发生在欧洲一样。
镜报：但表面现象与您的假设相悖。妇女并未丢弃她们的头巾，任凭如何想象伊斯兰恐怖主义至今都未被击败。
托德：伊斯兰主义者的挣扎属于每场剧变特有的混乱所附带的典型伴生元素。但是根据历史的规则，教育进步和出生率降低意味着理性化和世俗化的推进，伊斯兰主义是针对现代化震动而产生的临时性防御机制，决不可能成为历史的终点。对穆斯林世界来说，那个终点的普适性远远大于人们的认可。所谓一成不变的伊斯兰和穆斯林本质的概念纯粹是西方的知识建构。全世界不同文化与宗教的运行轨道即将交汇相遇，而不是萨缪尔·亨廷顿所断言的冲突。
镜报：本拉登试图以触目惊心的恐怖暴行来触发这场文明的冲突。他的死是否标志着基地组织的政治终结？
托德：他的幽灵仍能蛊惑信徒。 他的仰慕者们会试图让火焰继续燃烧下去。但是美国残暴无情的打击偏偏发生在最坏的时刻。在本拉登被杀之前，基地组织在政治上已经灭亡。这个组织未能发展成民众运动。其存在的唯一途径就是暴行的宣传，正如19世纪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一样，本拉登有着孤胆英雄，为弱小者复仇的浪漫一面。
镜报：他还号召人们推翻阿拉伯独裁者。
托德：他失败了。阿拉伯之春的民众运动与泛阿拉伯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的神秘理想毫无共同之处。最基本的一个谬误就是将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或宗教危机视为一种退化现象。相反，它们属于撼动现行政府的现代化危机。该地区动乱与原教旨主义推进恰好同时发生的事实也属于一个典型现象。怀疑与狂热是同一新生事物的两面。类似的例子可以在欧洲思想史中找到。缔造了“方法论的怀疑”的笛卡尔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证明上帝的存在。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帕斯卡洞察到宗教是如此重要，他下了一个著名且很成问题的赌注，认为信仰上帝会让人得到一切而毫无损失。他成为了詹森主义，当时一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徒。
失业及社会不满滋生动乱
镜报：贫穷或富庶不也同样关键吗？突尼斯，叙利亚，埃及和也门没有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
托德：当然，你可以用面包和财富平息民众，但那只是暂时的。革命往往发生在文化发展而经济衰退的阶段。对我这样一个人口学家来说，最关键的变量不是人均GDP而是识字率。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他关于16和17世纪英国革命的研究中提出了这一关联。他认为那一临界线处于40%到60%之间。
镜报：大多数阿拉伯年轻人都有读写能力，那么出生率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呢？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极其年轻，几乎一半在25岁以下。
托德：是的，那是因为上一辈人生育了那么多孩子。但同时很多地方的出生率在急剧下降。阿拉伯世界，仅一辈人的时间出生率就下降了一半，从1975年的7.5 到2005年的3.5。大学毕业女性的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仅够维持现有人口的水平。突尼斯目前的生育率与法国相仿。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生育率已降至每个妇女3个孩子的临界线。这意味着年轻人已成为人口组成的大多数，与其父母不同，他们具备读写能力，而且实施避孕。但是他们饱受着失业与社会不满的困扰。这个地区的动乱无法避免，这并不奇怪。
镜报：这就是为何年轻人走上街头革命，但缺乏公认的成熟进步的思想家和领袖的原因？
托德：那并不奇怪。年轻人曾经领导了英国和法国革命。1789年罗伯斯庇尔才31岁，被送上断头台时才36岁。他的对手丹顿和盟友圣茹斯特也都很年轻，一个30出头，另一个20多岁。列宁虽较为年长，但布尔什维克的奇袭队都由年轻人组成，纳粹突击队同样如此。1956年的布达佩斯特也是年轻人与苏联坦克公然对抗。这个解释非常老调：年轻人力量更大，利益也更大。
镜报：为什么现代价值观如此之久才深入到伊斯兰世界？要知道，阿拉伯文明的黄金时代在13世纪就已终结。
托德：有一个简单的阐释，它也同样适用于现代印度与中国，也就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宗教群体：伊斯兰，印度教和孔教。这与这些地区传统的家庭结构，对女性的歧视和权力剥夺有关。比如说在美索不达米亚，这更远远延伸至前伊斯兰世界。伊斯兰的创立者穆罕默德赋予女性的权利远比当代阿拉伯社会要多得多。
镜报：那是不是意味着阿拉伯人服从了当地的旧习俗，然后将它们传播至整个中东？
托德：是的。在父系，依父系而居的制度下，只有男性传承才被认为是有效的，新婚夫妇 ——即理想的阿拉伯婚姻中的表亲 —— 居住在父辈的屋檐与权威之下，从而遏制了社会进步。被剥夺了权利的女性无法在一个进步的，充满活力的环境中抚养自己的孩子。社会处于僵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沉睡的状态。个人潜力得不到发挥。资产阶级实现的基于爱情的婚姻和选择配偶的自由取代了欧洲19世纪的荣誉等级制度，增强了对自由的渴望。
镜报：妇女解放是否是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呢？
托德：那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关于头巾的辩论并未切中要害。近亲婚姻的数量正象出生率一样急剧下降，由此排除了一大障碍。自由的个人或积极的公民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当90%的年轻人能够读写并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时，没有任何传统集权政府能够长久存在。你注意到了有多少妇女参与了示威抗议吗？甚至在也门这个阿拉伯国世界最落后的国家里，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参与。
镜报：家庭纯属是私人领域。为什么它的结构变化一定会蔓延到政治领域呢？
托德：顶层与底层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当父亲的权威开始动摇时，政治力量通常也会随之崩溃。这是因为父系的，同族通婚的大家庭制度是在国家领导机制之内繁殖的。政治王朝由此形成，正如叙利亚的老阿萨德和小阿萨德。腐败猖獗是因为宗族统治只关心其自身利益。国家也当然被私有化为家族生意。顺从的力量来自于忠诚，压迫和政治经济学的融合。
阿拉伯之春更像“1848年欧洲之春”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崩溃
镜报：数据显示了极大的差别。突尼斯和也门没有可比性。那为什么革命的火花仍然跃入了也门呢？
托德：在欧洲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例子。
镜报：您是指1848-1849的革命？
托德：是的。阿拉伯之春与1848年的欧洲之春更为相似，甚于1989年的共产主义崩溃。法国最初的革命火种触发了普鲁士，撒克逊，巴伐利亚，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的动乱 —— 一个典型的连锁反应，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地区性差别。
镜报：假如阿拉伯世界现在迈入现代化时期，那么西方的普世价值 —— 诸如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类尊严 —— 是否就此大获全胜了呢？
托德：对此我会比较谨慎。民主运动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正如1990年后的东欧。（俄国总理）普京无疑获得了大多数俄国人的支持，但俄国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完美的民主国家吗？
镜报：您认为西方的界限在哪里？ 
托德：事实上，只有英国，法国和美国，按那样的历史顺序，才组成了西方的核心。不包括德国。
镜报：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托德：呃，激怒一位“德国新闻杂志”的代表还蛮有意思。我想说的是德国对欧洲的自由民主运动毫无贡献。
镜报：那您如何看待1832年的汉姆巴赫节，1848年的三月革命，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国民大会，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与西方的融合，以及1989年由德国人民和平促成的柏林墙开放？
托德：好吧，战后的历史很辉煌，但它是由西方同盟开启的。之前所有发生的都失败了。当民主形势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滥觞之时，极权政府体制仍然持续主宰着德国。德国制造了二十世纪最糟糕的两个极权意识形态。甚至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和黑格尔，都未能象英国的休姆和法国的伏尔泰那样，成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先驱。不，德国对欧洲文化史的巨大贡献是全然不同的。
镜报：您要开始说点动听的了？
托德：宗教改革运动 —— 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因知识而获得的力量 —— 和印刷术对阅读的推广 —— 是德国的贡献。宗教改革运动的斗争是以新闻方式进行的，小册子和传单。大众识字率的普及是德国的发明。普鲁士，甚至小天主教城邦识字率在早期都比法国要高。识字教育是从东边，也就是从德国，传至法国的。德国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很久就是一个教育国家和宪法国家。但马丁·路德证明了宗教改革从未依赖于自由主义精神的支持。
镜报：但是德国的Sonderweg, 或“特殊道路“ 已经走到了终点。
托德：嗯，我相信德国仍怀有一种秘密的，微微自恋的恐惧，似乎觉察到他们并不完全属于西方。在我看来他们更倾向于大联盟政府，而不是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种突兀的权力变化。也许德国更愿意成为一个大瑞士或大瑞典，一个共识性民主制度，各个意识形态阵营都彼此相仿，政府中的政治大家庭来料理一切事务。
镜报：这有什么不妥吗？
托德：没有。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差别不应被友谊的誓言所埋葬。法国是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至少远远超乎德国；不平等的，极权的氏族家庭在今天的德国仍有影响，例如关于正确母性形象的争论。也许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德国面对灾难性的生育率，仍然如此排斥移民，而它在技术和工业能力上又远远超过了法国。
镜报：那是否意味着德国和法国的友谊只是一个幻觉？
托德：不，但这种关系必定受制于无言的竞争。然而，假如欧盟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多元性，甚至于它在人类学上的差别，而不是用欧洲共同文明的虚假套话来强行限定每个人，那么欧洲将会以更开明的态度来对待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我不肯定美国能做到这一点。
镜报：托德先生，感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