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之神鲍勃-迪伦编辑本段回目录
整整二十年里，人们通过他的名字来了解欧美流行音乐史，而从未想过这位一直在路上的老歌手有一天会从他的61号音乐公路来到我们眼前。台下坐着的，有多少曾经听着他的歌成长的歌手？
鲍勃-迪伦这是史上最伟大的歌手鲍勃·迪伦第一次来到中国，两场演唱会分别于4月6日和8日在北京、上海举行。消息传出的许多个月里，人们不断地转帖、传播这个传说中的民谣、摇滚教父，整整二十年里，人们通过他的名字来了解欧美流行音乐史，而从未想过这位一直在路上的老歌手有一天会从他的61号音乐公路来到我们眼前。只办两场的演唱会因而显得更加矜贵，4月3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演唱会上，台下贵宾席坐着台北市市长郝龙斌，不知道在北京和上海，台下坐着的，有多少曾经听着他的歌成长的歌手？
本报记者 吴筱羽
鲍勃·迪伦终于来了。
被称为乐坛“活化石”的鲍勃·迪伦(Bob Dylan)直到68岁那年还推出新专辑；他亲身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每一个音乐潮流；他也曾孤僻地隐居，一副绝无仅有的破嗓子却漂洋过海；他七十高龄也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贯彻年轻时“在路上”的梦想，不过，走了五十年，这才走到中国。
2011年春天，对中国乐迷而言有几个难得一见的大日子—殿堂级的老鹰乐队和鲍勃·迪伦相继到访中国。
对于这种朝圣式的演唱会，台湾音乐人黄舒骏在作品《改变1995》中曾对他的朋友、已故音乐人杨明煌这样写道：“Eagles在东京开了复出又告别的演唱会，我在巨蛋帮你听了Desperado，满脸都是泪。”在这个春天的夜里，北京工人体育馆和上海大舞台，会有多少人在数十年萦绕耳畔的老鹰乐队和鲍勃·迪伦苍老的歌声中这样潸然泪下，就像1999年许多人初次在上海听到罗大佑演唱会那样？
不停地背叛和回归
鲍勃·迪伦是“出名要趁早”的典型，20岁和哥伦比亚签约之前已经自己写作歌曲，并在民间演唱圈小有名气。
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城，1947年，6岁的迪伦随家人移居到一个叫希宾的靠近矿区的小镇，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开始了孤独的成长。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二战后的中产阶级生活富足，却平淡无趣，时时想要寻求有激情和梦想的生活，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1961年出版的小说《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2008年被改编成轰动一时的同名电影)，就是描述这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精神困境。迪伦身上有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强烈印记，他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这原本是一个犹太姓氏，上大学之后，这个叛逆的少年改名换姓，彻底抛弃自己的家庭背景，之后更辍学出走，沿着著名的61号公路一直向东走—这也是他1965年的经典作品《重返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的源头。
最后，这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落脚在纽约波希米亚族群聚居的格林威治村，身边全是艺术家、诗人、歌手。这时候“垮掉的一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年轻的迪伦结识了诗人金斯堡，这对他的歌词创作有了极大的影响。
那时候，他从一个流派进入另一个流派，然后又背叛和回归，格林威治村的音乐人对他又爱又恨。在60年代，他的标签是民谣歌手、抗议歌手、摇滚歌手，他曾在坚持唱传统民歌的同时写作自己的歌曲，也曾关心社会现实写作了《答案在风中飘》、《战争的主人》、《大雨将至》这样一系列不朽的反战歌曲。然而在标志着60年代美好时代终结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灵魂人物迪伦却不见踪影，以他自己惯有的方式不站队，不扎堆。
之后的迪伦尝试过宗教音乐，演过戏，写过小说—他甚至还获得过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即使是进入21世纪，60岁之后的他还发行了三张专辑，其中《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三十年后再度登上美国排行榜榜首，2009年的专辑《生死与共》(Together Through Life)同样叫好又叫座。
罗大佑学他在音乐中抗议
不过，在这个多样的时代，迪伦的影响力依然停在上世纪60年代，他的符号意义似乎比纯粹音乐的意义更为重大。以至于时至今日，中国听众耳熟能详的还是那些早期的作品，在演唱会上朗朗上口的也是《答案在风中飘》。可想而知，迪伦在中国的两场演唱会上，会有多少大小歌手坐在台下的贵宾席。一副破铜嗓子并没有影响他声名远播，就像罗大佑也以一副破嗓子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
罗大佑是华人里最早与鲍勃·迪伦相似的歌手。迪伦早年时的造型和偶像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神似，而初出道的罗大佑，无论造型还是音乐创作，同样神似迪伦。1982年，曾经的医生罗大佑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之乎者也》，这张专辑后来排在“台湾百佳专辑”之首。在当时一片卿卿我我的民歌声中，这张专辑的横空出世给台湾民歌时代重重一击，尽管专辑当时就被禁掉五首歌曲，但这样一个音乐类型显然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五年后，台湾就宣布开放报禁。罗大佑像迪伦一样在音乐中抗议，开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先河。
中国内地对迪伦顶礼膜拜的歌手更多，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欧美音乐还只能鬼鬼祟祟地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内地，迪伦成了国人摇滚启蒙的一员。他诗化又带点愤怒的歌词刺激着刚开始接触外面世界的中国年轻人，这种影响甚至持续了多年。无论是崔健一代还是汪峰一代，甚至到左小祖咒，都被那种单调的旋律、老掉牙的编曲震动过。汪峰2009年大热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连唱片名字都像在向迪伦致敬，专辑里的几首歌也有着极其诗意的歌词，其中《光明》甚至被指模仿食指1968年的诗作《相信未来》。不过，很多人觉得，国内最有资格被视为中国“鲍勃·迪伦”的应该是盲人民歌手周云蓬，同样是民谣略显简单的旋律和编曲，同样具有哀伤的关注社会的歌词—不过，周云蓬自己曾撰文说“将要长成迪伦的有两个人”，是“崔健和罗大佑”。
没有终点的音乐生命
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是迪伦这次2011年巡演的第一站，令听众吃惊的是，演唱会的风格和老先生本人的风格非常一致：多样，复杂。演唱会的曲目几乎涵盖了迪伦五十年的音乐生涯，大约有一半是近十年的新作，另一半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歌曲。都说迪伦在舞台上自娱自乐，在小巨蛋几乎空无一物的舞台上，他依然是这种老顽童的做派，将经典曲目改得面目全非，重新编曲，让原本熟悉的观众要竖起耳朵回想，才能和原作对得上号，就连《答案在风中飘》都让很多人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迪伦的一生也都如此，不断地推翻，不断地尝试，不断地重塑自己，民谣、摇滚、爵士、R&B，甚至桑巴他都尝试了。就连2000年之后发行的三张专辑，也是张张风格不同。2006年的《摩登时代》音乐类型复杂多样得让人眼花缭乱，听起来像是未经过加工的一张现场专辑，又像回归他早年热爱的布鲁斯。《滚石》杂志评价道：“迪伦此次打开的摇滚音乐疆域绝对前无古人。”当你以为，老先生可以为自己的封吉他之作画上完美的句号时，他又推出了专辑《生死与共》，这一次的评价甚至比三年前更好，风格相对统一，回归老式民谣摇滚、讲述“在路上”故事，他39年里第一次在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中夺冠。鲍勃·迪伦的音乐生命似乎永远不会结束。
中国有太多的崇拜和模仿这位民谣摇滚之神的歌手，就像左小祖咒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的，连靠口水歌走红的华语歌手也说受到他的影响。但是连罗大佑，也没有表现出如此顽强不灭的创作力。
从五十年前那一趟旅程开始，鲍勃·迪伦就没有停下来过，甚至新专辑也是在缅怀公路上的故事，他没有停步，这一条路永远没有尽头。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往他身上贴标签，而他毕生却都在努力甩掉，最终成为一个无法准确定义的最伟大的歌手。
一块属于60年代的滚石编辑本段回目录
鲍勃·迪伦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60年代，至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代，和他并没有太大的干系。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当年正如一块滚石，随着时代翻滚出巨大的能量，席卷周围的一切。
在20世纪60年代，鲍勃·迪伦缔造了自己所谓的新世界。这个根本没有一副好嗓子的人，却成了地球上最为著名的歌手。他曾被歌迷尊为神。
把鲍勃·迪伦称之为神，其实不是那么妥当。他曾经这么看自己，但很快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另一方面，造神也不适合于每一个人，6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人以及有着浓郁60年代情结的人们有着这样的需要，但是，走在今天的纽约、伦敦、东京和上海，问那些街上的20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也许知道迪伦，然而也就知道而已。
关于鲍勃·迪伦的答案，当21世纪已过去10年，仍在风中飘荡着。与其用一堆形容词和诗化的语言来赞美鲍勃·迪伦，倒不如让我们回顾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他成为时代标志的那些年里，看看这个明尼苏达小子是如何成为鲍勃·迪伦的。
1961年1月，鲍勃·迪伦来到纽约，为拜访自己的偶像伍迪·格思里。格思里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为重要的民歌大师，一个在吉他上刻着“这玩意专杀法西斯”的民间歌者，前半生在美国游走，用吉他和他的歌声叙写美国普通人民的生活。他的自传《驶向光荣》深深触动了鲍勃·迪伦，他明白自己所要做的，正是格思里所做的，用歌声记载时代和美国。
初到纽约时，迪伦在格林威治村的wha？咖啡馆找到一份驻唱工作。格林威治村是当时跨掉派以及其他艺术家的聚集之地，正符合迪伦的兴趣。他迅速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并与皮特·西格、大卫·范·罗克等新老民歌手建立起关系。在繁忙的新生活里，他没忘了来纽约的初衷，他定期去离纽约不远的新泽西的灰石医院看望伍迪·格思里。患亨廷顿症晚期的格思里肌肉已经萎缩，再不能弹吉他，迪伦便会弹格思里的歌给他听，而格思里则讲述自己的故事给迪伦听。
1962年5月19日，迪伦发表同名专辑《Bob Dylan》，专辑中大都是民歌和乡村蓝调作品，他本人的创作只有两首，一首讲述了他眼中的纽约：《Talkin’ New York》，另一首献给了伍迪·格思里：《Song To Woody》，在后者里，迪伦表述了自己会像格思里那样去做事，这意味着迪伦将会对很多事发表看法：黑人民权运动、新一代青年的反传统思潮，还有对当时美国更为重要的事件—开始于一年之前的越战。
一年之后，1963年5月27日，迪伦发表自己的第二张专辑——20世纪文化史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张唱片《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bob Dylan），一举确立了抗议歌手和时代先锋的地位。核心曲目是开头的《风中飘荡》（Blowin’in The Wind）和近7分钟的《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简单的民谣曲调、并不完美的吉他和口琴、粗糙苍老的嗓音，似乎让这张唱片没有任何成功的理由，但是，所有的歌词是那么的出色，无论抗议还是爱情，都充满着直接的力量，一击即中美国的心脏。在那一年，没有什么比这些歌更能让人听得酣畅淋漓，可以让人在时代广场、黄石公园，甚至是越南的丛林中感知时代的巨浪，22岁的迪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1964年1月出版的第三张专辑《时代在变》（The Time They Are A-changein’）是对上年11月肯尼迪遇刺的回应。从歌词上而言，这是迪伦非常激进的一张唱片，标题曲、《上帝与我们同在》（With God On Our Side）、《海蒂·卡罗尔孤寂的死亡》（The Lonesome Death Of Hattie Carroll）都是在反战集会及大学校园里被传唱的圣歌。这样的激进延续到了下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中，这张唱片因为越战的加剧而变得更富有革命色彩，诞生了《自由之钟》（Chimes Of Freedom）这样的经典。
三张民谣唱片确立了迪伦时代的到来，美国、全世界都将迪伦和他的民谣视为一种象征，一种力量，他站在神坛之上，无论自己愿意与否。突如其来的成名让迪伦感到疲倦和厌恶，与此同时他对自己音乐的未来也开始思考。当时由披头士乐队掀起的“英国入侵浪潮”（British Invasion）正席卷全美，以超越民谣太多的激烈感和进步感得到了越来越多青年人的热爱。用电吉他，英国的年轻人征服了大洋彼岸的人们。
纽卡斯尔的动物乐队（The Animals）在“英国入侵浪潮”中不是最轰动的一支，但他们用电声摇滚改编的传统民谣《日升之屋》（House Of Rising Sun）被迪伦在无意中听到，并对他产生了醍醐灌顶式的启迪。于是，他重新拾起了中学毕业后就丢下的电吉他。
1965年5月22日，迪伦发表第五张专辑《席卷而归》（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唱片的第一面都是摇滚色彩浓郁的电吉他作品，它们和第二面的民谣作品完全不同。
还等不到人们消化这张唱片，7月25日，在一年一度的新港音乐节上，发生了音乐史上最为著名的一幕冲突。罗德岛上的新港每年都会举办爵士和民谣两个音乐节，后者因为迪伦带起的民谣浪潮而在当时大热。25日那天，迪伦率领刚成军的保罗·伯特菲尔特蓝调乐队上台，观众发现他手中端着的是一把电吉他，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他弹出了强音，震耳欲聋的电声随之响彻舞台。习惯原声乐器的调音师猝不及防，把音量调到一片轰鸣，场内乱成一团，观众群中发出嘘声，在后台的前辈皮特·西格闻声大怒，操起一把斧头就要上台砍电源。三首歌后，强大的嘘声中，迪伦和乐队无法继续演出于是下台。随后，迪伦独个上台，挑衅般地唱起《席卷而归》的终曲《蓝宝贝，全完了》（It’s All Over Now，baby Blue），在唱了另一首民谣作品《手鼓先生》（Mr.tambourine Man）后他头也不回离开舞台，从此再没回过新港音乐节。
接下来的一年间，迪伦连发两张唱片《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和《美女如云》（Blonde On Blonde），在被一部分民谣歌迷抛弃的情况下也获得了另外一批人的欢迎，这两张唱片也被历史证明是迪伦最重要的摇滚乐专辑，诞生了《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像个女人》（Just Like A Woman）、《瘦汉谣曲》（Ballad Of A Thin Man）、《恰逢孤寂》（Desolation Now）、《12号和35号雨天女子》（Rainy Day Woman #12&35）、《我要你》（I Want You）、《低洼地哀伤眼神的女士》（Sad Eyed Lady Of The Lowlands）等等名曲。曲子的结构依然简单，有些作品被拉长到10分钟以上，歌词越发意向化，充满了暗喻、讽刺和寓言，表达上晦涩朦胧神秘，与民谣时代相比，迪伦的音乐反而年轻了。他本人也开始吸毒，他周围都是些嬉皮士、乡村乐手和城市蓝调乐手，民谣同行则离开了他。
1966年7月的一天，迪伦在伍德斯托克骑摩托车时发生车祸，摔断了脊椎骨。关于这场车祸众说纷纭，从政府的阴谋论到唱片公司的有组织行动，说什么的都有，但对于吸毒成瘾和巡演及录音过度透支的迪伦，车祸倒给他提供了一次休整的机会。在开始的喧嚣过去后，他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过着隐居生活。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迪伦再次转变，从古老的乡村音乐里寻找新的灵感。
1967年，专辑《John Wesley Harding》发表，这是张带有乡村音乐风格的摇滚作品，与当时超现实主义迷幻、玄学风气当道的摇滚界分道而行，其中的《瞭望塔周围》（All Along The Watchtower）随即被jimi Hendrix翻唱并成为后者的招牌曲。唱片充满着强烈的寓言性，以致到今天还是诸多迪伦迷最为津津乐道的考证对象。
1969年4月9日，迪伦发表他在60年代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纳什维尔地平线》（Nashville Skyline），唱片封套上阳光灿烂的迪伦让歌迷有一丝不安。果然，里面的歌曲让他们完全没了方向，10首3分钟左右长度的歌曲全部是描述爱情的乡村音乐。与上一张的寓言色彩相比，这张的歌词显得如此浅薄平常，虽然唱片成为了迪伦销量最大的专辑，但他再次在歌迷那里收获了和1965年那样的背叛、堕落一类的评价。时至今日，还是很难说迪伦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转变，也许，他再一次厌倦了自己被放在新的神坛之上，他音乐中一直压抑着的阴郁的幽默被发掘出来，并狠狠砸在听者的耳朵里。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卖和批评并肩而来，但这张毁誉参半的作品开启了70年代乡村摇滚的大门，继承并将其发扬广大的后来者中，最著名的要算是老鹰乐队。
据说，鲍勃·迪伦今年巡演最想到的地方是胡志明市，这个当年叫西贡的地方是他鼎盛时期一直想去而没能去成的地方。2011年他终于梦想成真，但我相信他到了胡志明市看见的一切和他印象中的基本上是两回事。同理，舞台下的东方观众，看到和听到的迪伦，与他们想象中的也绝对会有些差距。迪伦让我们想起60年代，至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代，和他并没有太大的干系，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当年正如一块滚石，随着时代翻滚出巨大的能量，席卷周围的一切。可是，凡事皆有沉浮，皆有终点，那块叫迪伦的属于60年代的滚石，到今天，他的速度已经减慢了许多，他的气势已经淡然了许多，他的声音已经微弱了许多。当我们看着他，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幻影，一个我们想象中的迪伦和他所活跃的60年代的幻影。
鲍勃·迪伦在中国编辑本段回目录
国内没有一个鲍勃·迪伦的歌迷网站，他的歌迷们分散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低调冷静，其中大多数都上了一些年纪，受过教育， “毕竟你要先理解美国社会，理解嬉皮文化，才能准确地去体会他的文化价值。”崔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
1983年，23岁的服装设计师朱敏得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个国外回来的朋友送给他几盒磁带，全是欧美时下大热的流行音乐，其中包括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美国歌手帕蒂·史密斯的第一张专辑《马群》（Horses），还有鲍勃·迪伦的《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一向喜欢音乐的他如获至宝地拿回了家，尽管当时的他，并不知道鲍勃·迪伦是谁。
当鲍勃·迪伦的嗓音从音箱里飘出来时，朱敏被震住了。他拿起磁带，认认真真地记住了这个歌手的名字。很快，他便知道了这个人在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也知道了这张专辑的意义。
《重访61号公路》是迪伦在1965年发行的第一张摇滚专辑，也正因为这张专辑，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攻击——歌迷们在演出现场大骂他是民谣的叛徒。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便是在流行音乐史上声名大噪的《像一颗滚石》。
“所有中国的摇滚乐，今天那些还拿着吉他在唱的人，无论大家承认与否，接受与否，鲍勃·迪伦或多或少都对我们有过影响。”崔健对《外滩画报》记者说，“有一个叫‘滚石’的乐队，一本名为‘滚石’的杂志，台湾有一个叫‘滚石’的唱片公司，包括后来大家很喜欢用的和‘stone’有关的名字，都是从他的歌里出来的。”崔健写过一首歌，叫《滚动的蛋》，也是因为《像一颗滚石》。
身为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健曾被媒体认为是中国最接近鲍勃·迪伦的人，但他并不愿意做这个比较，“我不能评价他，只有看过他的演唱会，才能有真实的感受”。崔健已买好4月6日北京演唱会的票，这也是他第一次现场聆听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是一个传奇，”崔健说道，“以前的他似乎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如今他要来开演唱会，这个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通过打口碟进入中国的鲍勃·迪伦
听完《重访61号公路》后，朱敏开始收集鲍勃·迪伦的专辑。最开始因为没有渠道，他便托朋友从国外带，时间周期长，等得他望眼欲穿，而且一张专辑要花费100多元人民币。没过几年，他找到一种更便捷的方式。
90年代初期，一种名为“打口磁带”和“打口CD”的音像制品流入中国，也是从那时起，通过那些打口贩子，欧美流行音乐开始进入中国人的听觉世界。当年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音乐营养的那批乐迷们，后来有的成为中国摇滚的中坚分子，有的成为资深乐评人，有的依旧是纯粹的音乐发烧友。但几乎所有人，都听过同一个名字——鲍勃·迪伦。凡是写着鲍勃·迪伦名字的专辑，总是好卖的，有时候卖到50元人民币的天价，也有人抢着要。
上海摇滚乐队“顶楼马戏团”的吉他手梅二还在上大学时，买的第一张迪伦的专辑也是《重访61号公路》，“看杂志介绍他在摇滚史上的地位很高，便买张回来听听看。非常好听，后来便系统地去买，去收集。但最喜欢的还是第一张”。2006年，梅二给自己的摇滚乐队的新专辑取名为《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一方面是恶搞，一方面也是为了向迪伦致敬。
“每次到达一个新的城市，我第一个要找的，总是这个城市的打口碟市场。而在每个打口碟小摊，我总会要求老板把鲍勃·迪伦的所有唱片都翻出来，让我慢慢挑。”一个叫涂涂的歌迷曾记录他的每一次寻觅。
和涂涂一样，朱敏从无数打口碟小贩手中，凑齐了鲍勃·迪伦所有的专辑。如今，若不包括演唱会、精选集和纪念专辑，他手上一共有27张CD和5盒磁带。
“我特别喜欢他的歌词。听他的音乐会影响我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人生。” 朱敏说道。反叛两字，在鲍勃·迪伦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拒绝人们把他视作大众偶像、“时代良心”或“道德的裁判和布道者”等等。这些赞美甚至让他觉得自己被“绑架”了。在一次颁奖礼上，他喝得醉醺醺地站起来，高声呐喊：“我不分黑白，我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诗人，更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我最多只是一个独立表达的歌手……”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迪伦不顾歌迷反对，丢下民谣，选择了摇滚，丢下人们对他的期望，做自己当时内心要做的音乐。这种举动多少也影响到朱敏的选择。后来他放下了服装设计的本业，开始写诗。如今，他经营着一家咖啡馆，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理解美国社会，才能理解迪伦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鲍勃·迪伦，能理解他。“毕竟你要先理解美国社会，理解嬉皮文化，才能准确地去体会他的文化价值。年轻人听的是现代工业的产物，都是重型的音乐。而民谣的东西，没办法去融入。”崔健说。
迪伦离开家寻求音乐之路，第一个前往的地方便是格林威治村。在那里，是和他一样在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迷茫，丧失了对社会的信心。尽管“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们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他们笃信自由主义理念，但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却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学者们看作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
鲍勃·迪伦便是其中的一员。但不同的是，他以一个领袖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的音乐在他自己浑然不知时，成为了人们急寻的枪，因此，他很快就处于一种迷失的迷茫中。1966年7月，一场车祸也让他暂时退出了公众的视野。
出生于1973年的吴琦做的是IT行业，他也是迪伦的歌迷。他眼中的迪伦是纯粹的：“鲍勃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复杂，他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目的，更多是倾诉，是表达。我们给他戴上很多帽子，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不取悦受众，简单自我。”
“其实没必要去太多地研究鲍勃·迪伦，他的音乐比较简单，但内容庄重，他是一个诗人，所以有人说只有他把流行音乐带入了一个庄重的大堂。”崔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给我们的不是流行歌曲，不是娱乐，而融入了更多心灵上的共鸣。”
在中国居然找不到一个鲍勃·迪伦的歌迷网站。他的歌迷们都分散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低调冷静。喜欢他的人几乎都上了一些年纪，受过教育，换句话说，鲍勃·迪伦的歌迷的门槛比较高。
“一方面，大家听欧美音乐的时间比较晚，90年代才开始听，我们算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启蒙的人，接触到的也是迪伦后期的音乐，觉得好听，再慢慢听回60年代；另一个原因，他的音乐其实很简单，研究他必须得听歌词，你要懂英文，这也是个障碍。”梅二说。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鲍勃·迪伦的音乐在中国的流传，都只能借助于一些音乐杂志的推崇，和人们的口口相传。“他很早就高高在上，年轻人都很尊重他。真正把布鲁斯音乐带到白人世界，推向全世界的，其中就有鲍勃·迪伦。”崔健说，在看迪伦的传记时，就像一点点翻开与自己生活相关的东西，从而与他的音乐产生互动。
鲍勃·迪伦从来都不取悦谁，他一直坚持演出。从1988年起，迪伦开始了“永不落幕巡演”（Never Ending Tour），平均每年100场，迄今为止已在世界各地演出了2300多场。“这是一种最好的对话方式。”崔健说。
“鲍勃·迪伦越是不代表谁，他的影响越大，那些总是想代表时代的人，越无法获得持续性的影响，那个时代过去了，他们就过去了。鲍勃·迪伦的低调，他一直在坚持做演出，从他的第一首歌到现在，这中间一脉相承的音乐形式，反而给了我们深远的影响。”崔健说。
专访鲍勃·迪伦传记作者、美国资深乐评人格雷尔·马库斯编辑本段回目录
65岁的格雷尔·马库斯一直忘不了他18岁时第一次观看鲍勃·迪伦现场演唱时的情景。那是在1963年的新泽西。为了讨好当时的女朋友，住在旧金山的马库斯决定带她去参加“新港音乐节”（Newport Music Festival）。当时红极一时的民谣女歌手琼·贝茨也会在演唱会上表演。整个演唱会上，魂不守舍的他一边心不在焉地观看台上表演，一边时刻观察女朋友的反应，直到这样的一幕出现：琼·贝茨说想要邀请一位朋友——“一位令人惊喜的嘉宾”和她一起演唱。于是，幕后走出了年轻英俊的鲍勃·迪伦。在简单地与大家打完招呼后，他抱着吉他，加入贝茨的浅唱低吟。一曲《上帝与我们同在》（With God On Our Side）唱毕，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的马库斯不得不走出场外透口气。“我默默地反复诵读歌词，感觉这家伙简直太有才华了。短短一首四分钟的歌曲，就能如此深刻地表达整个美国历史，”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我当时就被震住了。”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位为包括《滚石》、《村声》等刊物撰文的美国作家、记者及乐评人对鲍勃·迪伦的迷恋在业界人尽皆知。“首先是迪伦歌迷，然后才是乐评人”，专栏作家弗莱德曼（Jon Friedman）2010年采访马库斯后如是评论。
去年10月，马库斯关于迪伦的传记《鲍勃·迪伦，1968-2010》(Bob Dylan, 1968-2010)在美国出版。这已经是马库斯撰写的第三本关于这位传奇音乐人的书籍。1997年，灵感起源于迪伦私录唱片系列写就的《老美国志异：鲍勃·迪伦的地下录音带》（Invisible Republic:Bob Dylan’s Basement Tapes）就曾在美国引起轰动；2005年，他又写了《像一个块滚石：在十字路口的鲍勃·迪伦》（Like a Rolling Stone：Bob Dylan at the Crossroads）。自此之后，他便被认作是对鲍勃·迪伦研究最透彻、观点最权威的评论人之一。
《滚石》杂志如此评论马库斯的《鲍勃·迪伦，1968-2010》：“作为乐评人，他绝对属于最严厉的一类。他对人物的观察能力简直可以赢得一座诺贝尔奖。没有人，像他如此长时间地，充满着激情地近距离观察鲍勃·迪伦。在他的笔下，音乐人的事业就像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美国历险记。与此同时，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以近乎野蛮的智慧描述迪伦。他的语言既轻松自在，又充满探测，与迪伦的声音简直是一种绝配。”
鲍勃·迪伦为什么对许多人来说如此重要？马库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解释道：“在我见过的所有音乐人里，迪伦绝对是最特别的一个。他能如此轻松并深刻地感知他本人以及他的听众所经历的生活，如此形象地描述出他歌曲中每个角色的内心世界，赋予这些角色以生命，让他们成为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的熟人或者是我们自己，让每个人不知不觉地深陷其中不可自拔，这就是迪伦所有音乐作品的精华所在。”
B= 《外滩画报》
M= 格雷尔·马库斯 Greil Marcus
“如果他有一天真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想我会相当吃惊”
B：作为乐评人你听过无数歌手的歌曲，也写过包括猫王在内的众多欧美歌手的乐评，但你对于鲍勃·迪伦却尤其迷恋，作为乐评人你从不掩饰自己对这位歌手的热爱。你认为他最特别之处是什么？
M：越多听他的歌曲，就越觉得他的独特。他有一种魔力，能够很轻而易举地看透事物的本质，并以一种更透彻、到位的方式表达出来。另外，他的演唱方式也令我着迷，他比任何其他歌手都善于挑战和改变自己。我的意思是，每次你听他唱一首歌，你总能发觉他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诠释歌曲，有时改变旋律，有时是歌词或者节奏，他在不断尝试调整，使得同一首歌在不同的时刻散发出不同的味道，传递不同的意义。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喜欢他的人能够四十年如一日地跟随他。
B：作为粉丝和乐评人，你如何保持对他客观地评价？
M：有许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有人有这种质疑，那说明我肯定不是称职的乐评人。我虽然喜欢他，但我从不亏欠他什么，所以也不必要说他的任何好话。我对他的喜欢更多的是停留在他的歌曲，对他的研究也多数是停留在对他的歌、他的歌词的研究。当然，我也不总是对他所有的作品都称赞。我认为他整个80年代几乎都没写过什么好歌，除了或许一两首还可以的歌外，其他的几乎都很蠢。那段时光真是糟糕透顶。
B：你曾写过三本关于迪伦的书，但据说迪伦本人很不屑别人为他写书立传，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从不看别人写的关于他的任何文章。对此，你会感到有些沮丧吗？
M：完全不。我从来不抱着这人会看我的书的想法去写传记。这样的话心理负担就会很小，我不会想要去刻意讨好一个人，或者是让别人开心，也不用刻意为了让人难过去攻击别人，或试图给人意见。我写文章的目的很简单，我想去尝试研究一个歌手，研究他的歌曲，他写的歌词。就像我刚才说的，迪伦总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在调整自己的歌，我也以我的方式，写文章来评析他的歌。我尝试着揭示这些歌背后更深层的含义，然后把我的想法写出来。
B：之前我看到有乐评人评论鲍勃·迪伦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是歌手。据说他本人也对这个看法颇为赞同。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作为音乐人，除了无数音乐类奖项外，他还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算是相当罕见，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吃惊吗？
M：我不认同。有些粉丝对自己品味没什么安全感，他们总认为自己的偶像必须获得某些权威机构的认同才能证明自己没喜欢错人。对于我来说，如果他有一天真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想我会相当吃惊。不过如果再想得深一点，我觉得他起码比赛珍珠（Pearl Buck，美国作家，1938年诺奖获得者——编者注）要好一些吧。
B：不少人拿猫王与迪伦做比较，认为他们是美国摇滚乐历史上最伟大的象征。我知道你也花了许多时间研究猫王，你曾在《老美国志异：鲍勃·迪伦地下录音带》一书中也将两人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迪伦比猫王更伟大?
M：因为迪伦承担着人们更多的期望。我可没觉得人们对艾尔维斯也抱有类似的期望。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歌迷问迪伦，“生活的真谛是什么？”你觉得有人问过猫王类似的问题吗？
“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出生在哪个时代”
B：你一直在做关于迪伦音乐的研究。你与这位音乐人有私交吗？
M：是的，我跟他有几次面对面的交流。第一次是在1963年的那场贝茨演唱会上——也就是我第一次听他唱歌，音乐会结束后我在后台见到了他，与他聊了会儿。如果说第一次正式的交流，则是在1997年，他在纽约领桃乐西与莉莉安·吉许奖(Dorothy and Lillian Gish Prize)的颁奖典礼上，我与他有过交流。他告诉我他很喜欢《老美国志异》，还建议我再深入研究，出一本续集，“你才刚刚挖掘了一些表象的东西呢”。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我想你刚才有个问题是错误的，其实他还是看关于他的文章的，而且还蛮喜欢的。
B：虽然他一向反对大众对于他“政治歌手”的评论，但事实上迪伦最辉煌的时刻正是在1960年代，他写了一系列的反战歌曲。你认为要不是出自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是换在现在，他是否还有机会获得如此空前的成功和关注呢？
M：他一样会获得成功和关注的。我想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出生在哪个时代，而在于他对于生命本质、世界以及艺术的一种质疑态度，而且他的观点总能在大众心中得到共鸣。于是我们在2006年的《默默独行》（Ain’t Talkin）中能感觉到与60年代时《战争的主人》（Masters of War ）一样强烈的东西，虽然遣词造句不同，但这个歌手对于世界的看法一如既往地犀利。
B：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获得空前成功，但对于迪伦本人来说，那似乎并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他在被疯狂追捧后也遭到了歌迷的抨击，他在1966年曼彻斯特的演唱会上与歌迷对骂，然后在1967年遭遇严重车祸并且一度消沉。在他的自传《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第1卷》（Chronicles, Volume 1）中花了三个章节详细描述自己在纽约头一年的艰难岁月，但对于自己60年代的辉煌成就几乎是避而不谈。你认为他为什么要如此做？
M：虽然在大众眼里《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第1卷》是公认的迪伦自传，但我认为它更像是一本小说，写的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如何在探索世界的同时，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对他来说，在明尼苏达以及纽约早期的日子是最重要的，当时他懵懵懂懂，如同一张白纸，他开始了一次探索之旅，在此过程中他开始学习什么是音乐，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那段时间是他积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时刻。而之后的章节，描述的是他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又开始反思人生，发觉自己之前所感知的、学习到的、认同的知识和观点其实都是没用的，他也开始学习怎么摆脱盛名带来的枷锁。如果我这个想法是对的，那他将整个所谓“辉煌的60年代”都抛弃的构思就是合理的，他想要抛弃的就是那个自以为是，自认为能够看懂这个世界的时间段。
B：你如何评论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对迪伦的影响？据说正是因为披头士，他才开始了从民谣到摇滚方面的转型。
M：就好像震惊全世界那样，披头士震惊了迪伦。他曾说过，披头士的音乐是“离谱的”，因为这群家伙做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并且他从来不相信有人竟然能做成，比如在同一时间有5首歌进入十大畅销金曲的成就。作为音乐人，谁不想获得如此的成功，影响如此多的人呢？
B：鲍勃·迪伦在民谣到摇滚方面的转型尝试一度遭到歌迷的抵制。他自己也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第一次当众演唱《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时遭到了歌迷的嘘声。不知道作为歌迷，你当时对他的转型是如何看待的？
M：我从不认为迪伦会放弃、忘记、贬低或者忽略民谣。我认为诸如《鲍勃·迪伦的第115个梦》（Bob Dylan’s 115th Dream，2005年发表）与他之前的作品《木匠》（The House Carpenter）以及《妈妈没关系》（It’s All Right, Ma I am Only Bleeding）一样，在精神上都是民谣歌曲，抗议歌曲，只是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讲述同一个故事。“他的每一次演唱会都不同，
不到那一晚你是不会知道的”
B：1965年迪伦发行歌曲《像一块滚石》引起轰动。有人猜测如同此后的《如同一个女人》（Just Like a Woman）都是描写当时安迪·沃霍尔的女友伊迪·萨吉维克(Edie Sedgwick)。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迪伦一直是沃霍尔工作室的常客，他之后的歌曲比如《破衣烂衫的拿破仑》(Napoleon in Rages)是写沃霍尔的。你如何看待这三人的关系？
M：作为乐评人，我从来不赞同，也不会将任何一首歌、一部小说或一首诗与某个真实的人物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么做会限制作品本身的魅力，限制读者或听者从一个艺术作品中最大限度发挥想象力的乐趣。不过许多人似乎很喜欢这么做，除了你提到的，人们还曾将包括《不用多想》（Don't Think Twice，lt’a All Right）在内的几首歌与迪伦当时的女友苏珊·罗托洛（Suze Rotolo）联系在一起。不过，这样的看法后来遭到了苏珊本人的否认，她在自传《自由驰骋的时间》（A Freewheeling Time）中谈到这些歌都是虚构的——来自想象。或许这些想象部分源于真实生活的某些片段，不过最后也超越了这些片段，重新构成了一个新的故事。
B：迪伦本人向来不喜欢被冠以任何名号，他反对别人将他称作“抗议歌手”，甚至不希望人们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于上世纪60年代。但事实上，在多数人心目中，他似乎永远也不能摆脱“60年代代言人”的身份。他有一次在接受CBS的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你是如何认为的？
M：我只想说有一些人总是希望在他身上寻找到答案，或者希望他本人就是一个答案，他们愤慨于迪伦拒绝揭露生命的本质，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对此他本人毫无办法。
B：你曾经说过上世纪80年代算得上是迪伦的低迷期，他在那个年代的作品几乎都不佳，直到90年代的《走向错误的世界》（World Gone Wrong）以及《像我一样对你好》（Good As I been to You）才开始重新激发你对他的喜爱。你认为那算是他的回归之作？
M：我并不认为那些专辑重新把他带回了辉煌的60年代，不过我想至少他做了一些尝试，新的东西被激发出来了。
B：从1998年开始，鲍勃·迪伦启动了一项叫做Never Ending Tour的巡回演出计划。在过去20年里，他保持每年100场的密集演出，这次他在中国的演出也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不过有些人担心已经70岁的他是否能带来最高水准的表演。你是如何认为的？我听说你在09年时在纽约看过他的演唱会，并且赞不绝口。
M：就像迪伦的音乐，他每一次演出都会给听众带来不同的感觉，所以中国演唱会究竟会如何，是令人震惊、愉悦、崩溃还是无语都有可能，他的每一次演唱会都不同，不到那一晚你是不会知道的。过去几年中，我有幸观看了几场他的演出，有一些我认为是相当不错，但其他一些人听完则感到很郁闷，甚至很生气。他每一次演出的曲目都不会一样，就像他的人一样。
B：在如今这样一个以Lady Gaga或者蕾哈娜等音乐人风靡潮流音乐的年代，你如何评论迪伦对于当代美国人的影响？
M：我认为讨论诸如某项事物对文化的影响这样的问题并没有意义。欣赏一首歌、一篇小说或一部电影或任何一种艺术的关键在于这个作品的本质，它在表达什么，如何表达，它表达的东西是否能影响你，成为你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不要去管它对于其他人，对于社会的影响。任何一类歌手能够风靡、受人喜爱都是有道理的，Lady Gaga之所以现在引领潮流正是因为她在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就好像鲍勃·迪伦曾经做过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