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官话体系编辑本段回目录
官话，常常被作为“套话”的兄弟来看待，也有人将二者统称为“正确的废话”。这种狭隘的理解，事实上也造成“官话”的被异化，成为照本宣科、空谈阔论、废话连篇的代名词。
而本专题中所谈到的“官话”，则泛指“官员说的话”以及面对舆论的态度。
从去年两会后本报推出核心报道《官员学说话》，至今已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发现，中国官员的语言体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日渐口语化、幽默化、个性化的表达，与主动面对记者和公众的态度，成为2011年全国两会的特殊风景
从“官话”到“民话”
——中国两会刷新官话体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如果要评选2011年中国两会记者提问之最，美国之音记者的这个问题无疑会得到很多拥趸的支持。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这样被“难住”了。
“我很少在这种会议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我想钱还是不少的，如何节约又足够满足会议需求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的秘书长管理。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赵启正说。
五天后，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通过短信将数据告诉了提问的记者：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
从赵启正漂亮地回答了“最难的”问题开始，今年全国两会，狭隘意义上的官话体系就已经在被逐渐刷新。
“官话”也可以很亲民
王岐山的发言无疑是其中的又一个范例。
3月5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我们很不好意思。”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王岐山连称“惭愧”，他回忆起年轻时曾吃不饱，“结果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好东西多了，吃起来却有点不放心”，“越白的面还越不踏实，亮晶晶的大米也不踏实。”
王岐山的这段表态，引起网上热议。除了体现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自责，副总理脱口而出的“不好意思”，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官员话语体系的转变。
口语化的表达，不仅相对更容易传播，也更能让受众产生亲近感。3月9日，商务部长陈德铭出席记者会，一开始，他就主动表示：“我想今年有新的形势，大家又有问题要考我，我力争能够回答得准一点儿、好一点儿。”谦虚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
同样说“大实话”的，还有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谈到中国购买欧洲国家国债遭遇国际担忧时，杨洁篪发出了“中国人做人难”的感叹。“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分析。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朋友希望我们施以援手，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不做有人说话，做了也有人要说话。”
官员发言口语化表达的，当然也不全是轻松和幽默。比如也是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赵启正就直指奸商“丧尽天良”：“总会有少数的不讲诚信，甚至丧尽天良、不惧怕法律的食品方面的奸商，还需要强大的舆论监督。”“‘无诚信者必亡。’像生产三鹿奶粉这样的企业，必亡。”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让“官话”不再冰冷生硬，而是多了几分感性和亲民。
不回避敏感问题
对于跑两会的记者来说，两会既是勾画和寻找中国未来一年政经发展轨迹的舞台，也是就过去一年各地各部门发生的焦点事件，“抓”负责的一线大员进行考问的最佳机会。所以，官员如何应对记者的提问，是一走了之，还是敷衍塞责，抑或直面问题，都成为观察中国官话体系的又一风向标。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全国两会上，“一走了之者”明显变少，无论是面对上海胶州路大火，还是江西宜黄拆迁、浙江钱云会案，各地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没有回避。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被问及“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教训时公开表示，“最严重、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严治党的力度不够，暴露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谈到宜黄拆迁事件时则坦承“教训很深刻”。苏荣同时谈到互联网的作用，他说，我们不去苛求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不去苛求每一个报道都真实，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苏荣的表态，令一位资深媒体人想起了去年两会发生在其他代表团的一件事，他在微博上赞许苏荣“更务实”。
务实，需要的当然不只是勇气，更要有底气。刚刚走马上任不到一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显然很有底气。
3月8日新疆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在记者的包围下，张春贤主动表示“会后打开围栏，大家所有问题我都回答”，当维稳、财产公开、子女情况等众多问题一股脑涌来，张春贤还主动问“还有敏感的没有？”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带头公示自己的财产，张春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已经按照中央现在的有关规定，如实填报了自己有关的情况。如果将来有制度设计，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的财产。”
不仅地方，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本次两会上的说话水准和面对公众舆论时的态度，也都可圈可点。
对于铁道部新任部长盛光祖来说，前任刘志军落马的轰动效应令他自然成了媒体追访的焦点。除反复表示“刘志军案”不影响高铁建设速度外，盛光祖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亦毫不回避。
一位跑两会的记者在宁夏团碰到盛光祖后表示，敏感时期，本以为他不会轻易接受采访。会议中途休息，盛光祖还没起身，该记者就上前递出了自己的名片，提出想采访他。“接下名片，他爽快地答应了。”而有关“高铁负债率”等问题，盛光祖亦毫不回避。
另一个和名片有关的故事，发生在新任工信部部长苗圩身上。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前，苗圩很快被记者们发现。他主动走到采访区，询问记者“有什么问题”。散会后，众多记者再次上前和苗圩打招呼，没想到的是，苗圩居然掏出一匝名片，给记者们一个个分发。《新京报》记者褚朝新感叹，“从业9年来，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发名片给记者的省部级官员。”
直面敏感问题，还要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两会期间，还有一个官员的表态引起了媒体热评，他就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3月7日，张平在记者会上针对一些地方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采取拉闸限电等行为，张平“主动认错”。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这些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我也如实地向社会、向记者朋友做出检讨。”
事实上，同一个问题，温家宝总理两会前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已经提到。当时总理说：“我看到这些问题以后十分气愤，要求各级政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居民用电。我们已经处理了一批干部。”从部长到共和国总理，不回避问题，且能将自己对问题的真情实感和公众交流，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化。
巧妙对外宣示政策
敢说话，会说话，还要巧说话，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很多时候，官员说话不仅仅代表个人风格，其背后还有政府的施政方向或政策对外宣讲。刚刚落幕的2011年全国两会上，中国部分官员也可谓交出了一份巧妙的答卷。
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刚回答完中国军费预算问题，就遭遇一名印度记者的追问：中方增加国防费会不会给邻国，比如印度带来更大的压力？
李肇星在首先表示欢迎来自“友好邻国印度”的记者提问后话锋一转，“中国国防预算占GDP比例在全世界是相当低的，比许多国家都低得多，远远低于本国GDP的2%。你来自印度，我相信作为一个资深记者，你肯定知道印度国防预算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据我了解，印度的国防预算远远高于印度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2%。”
数字对比，一目了然，很多网民直呼这个答复“很给力”。
同样给力的宣讲政策，也来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代表团开放媒体参观会现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浓重的广东口音成为汪洋“调侃”的对象：“后面的记者朋友们，有多少人能全听懂我们欧广源主任说的话？如果你们没听懂的话，谁还敢说广东‘推普废粤’？我们人大主任的普通话都讲成这水平，所以我们没有‘推普废粤’。”
让官方政策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出来，不仅考验官员说话的技巧，也对其知识储备能力和平素的学习提出了要求。所以，说得好，关键还要先做得好。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
当亲民的官话从两会上流传开来，很多人会自然地产生疑问：两会后，官员说话还会如此亲民吗？或者，除了部委和地方党政的一二把手外，其他下面的官员是否也能如此“亲民地发言”？
事实上，据本报记者观察，中国官话的演变体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千人一话”，到后来的不敢说话或“说雷人话”，再到如今正在逐渐接近“个性化表达”，构成了中国官话发展的三部曲。
在媒体相对不甚发达的时期，中国多数地方官员的发言几乎都经过二次转述，不仅书面化，而且几乎是“千人一话”，官腔十足。相声段子《灭鼠》曾形象地展示了早期的官话形式。村子里的鼠灾已经泛滥，但“领导”仍不同意灭鼠，原因很简单，用什么方法灭鼠，领导还要“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曾被认为是最难捉摸的官话，与其同一时期且生命力类似的官话，还包括“无可奉告”“要向领导汇报”等敷衍之词。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生态的改变，要么不说话，要么说“雷人话”，又几乎成了地方官场的另一道风景。
早在2008年，时任重庆副市长的黄奇帆就曾当众打断官员发言，令其“不要说这些官话”。2010年，党报党刊曾多次盘点“最牛官话”，其中，“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等都在入选之列。
如今，随着网络问政的提速，政府施政新风的推进，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也在通过参与互联网改变说话的方式。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微博上被称为“可爱厅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则以“医生哥波子”身份与十几万粉丝谈医改。而各地众多以“平安XX”为ID的警方微博，更是不断尝试着网络语言的方式与网民互动，微博办公。
2011年初，一条《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火爆网络。在央视节目中，面对董倩“咄咄逼人”式的提问，郑宇民以睿智和幽默的语言一一化解。郑宇民就裸捐、富二代、拉闸限电和节能减排等热点问题作答，言谈幽默风趣。网友的赞美之词接踵而来：“这局长给力！”“不官话不套话，赞一个。”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中国官话的话语体系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不断刷新。
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语言风格
当然，让所有官员都能“亲民地发言”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
同样是在2011年两会期间，某省领导在面对记者大谈当地十二五规划时，突然听到有记者询问当地某名牌产品涨价问题，却选择了“拔腿就走”。而时至今日，一些地方仍不时冒出官员的“雷人官话”。
至于有些干部为什么喜欢说空洞的套话、写官样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指出，根源就在于：要么没“料”，要么没“胆”，要么没“法”。在张鸣看来，正因为他们对问题不了解，工作不扎实，心里没底，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所以“只好躲到官话套话里混日子”。而还有的干部则是缺乏责任和担当，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当然也有一类是不懂得改善交流方式实现有效沟通的和传播的方法，所以只是“习惯命令、指示、训导等老一套”。
资深评论员刘洪波则在评论中指出，真实的政治，必然要求真实的官话，必然使官话与民话之间的差别缩小。如果仅仅是让官员改变语言风格，作用不会大，只有改变社会治理的办法，狭隘意义上的官话才会自然慢慢消除。(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正是人家不解的问题，我们回答起来，意义才特别大。老让人家赞扬幸福，有什么意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熊争艳发自北京 3月11日下午，日本9级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小时，本报记者敲开了全国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的房门。
“日本刚发生了大地震。您作为政协发言人，有什么话要说？”得知记者的来意，赵启正没有丝毫不悦和推脱，相反还夸奖记者敏锐迅速、职业素养高，之后直奔主题做了一番表态。
除了对日本人民的同情、慰问、望尽早恢复生活等记者意料之中的内容，还有一句“点睛之笔”：他对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日本人民表现的勇气和力量有深刻印象，相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很快战胜眼前的困难。
这就是赵启正，被外电称为“中国内阁发言人”的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面对中外媒体形形色色的提问，他从不拿“无可奉告”做挡箭牌，既能把握政策立场的尺度，又能用形象生动而不失个性的表达回答，常常让寻找新闻的记者眼前一亮。
“像备战高考一样准备新闻发布会”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政协新闻发布会上应答如流，请问您怎么准备发布会？
赵启正：每年全国两会，政协都要率先开新闻发布会。这就像是积攒了一年水的大坝要开闸放水了，而我作为新闻发言人要“打头阵”率先面对媒体，处境很“危险”。
我面对这些提问，哪怕无关政协工作，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必须回答。这很像“三明治”或者“肉夹馍”，不仅要替问题归属的责任部门，比如中央或国务院某部委等回答，还要让受众理解和尽可能接受。2月以来，我和我的团队已经牺牲了好几个周末，这两天还忙到夜里一点半，像备战高考一样准备着发布会。
Q：为什么您回答记者提问，总能既有大量信息，又让人耳目一新？
A：发言人，不是“自然人”，而是“职务人”。对于媒体来说，发言人是重要的新闻源之一，是众多媒体报道消息链的起点，传递的是政府信息，可谓责任重大。发言是不是精彩，关键看记者提什么问题。记者不问，我没辙。记者一问，我就能抓住。比如这次发布会，有记者问网络的事，我就批判了一下“网络水军”。
Q：一些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不相信发言人的回答，怎么办？
A：这可能是“原罪”，即前任的发言人可能说过假话。现在的发言人则是受委屈的，“救赎”的唯一办法是实事求是和及时发布信息，拖延时日相当于给谣传不胫而走的机会，在谣传后迟到的发布，也容易受到怀疑。
官员不要“老让人家赞扬幸福”
Q：您怎么看今年两会一些官员在媒体面前的表现？
A：我看到的政协几场新闻发布会，表现大都不错。比如有一场发布会邀请七位委员谈公共外交，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都以个人经历切入，发言没有雷同的，没有偏离主题的。
Q：但我注意到，有些官员面对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时，还是不敢说话或者乱说话，说雷人的话。您怎么看？
A：这种情况确实有。比如有一次，某官员谈公共外交的意义，讲远了，我提醒了，但他还是跑题。还有一些官员的回答完全像大报社论，像政府公文，这必须改进。
Q：今年两会，我看到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专访新疆自治区政协主席时，紧扣“民族分裂问题”，您觉得官员碰到类似敏感问题，该怎么办？
A：我们不要回避敏感问题。正是人家不解的问题，我们回答起来，意义才特别大。老让人家赞扬幸福，有什么意义？
Q：您喜欢什么样的提问？
A：优秀的媒体和记者是新闻发布的依靠。好的问题，才能引出精彩的回答，才能双赢。作为发言人，你们记者不给我机会，我怎么办？你们给我发软球，我退就行了。你们给我发个硬球啊！我不是想应付谁。我是想解决一些问题，想让人民增加信心，让外国人增加对中国的信心，所以不能回避敏感或重要的问题。
新闻发言人要善待记者
Q：您怎么看两会上记者们的表现？
A：我刚刚还和一群记者在一块。他们中有些表现很好，有些不好。我认为，各家媒体应该派最高水平的记者来跑两会。这些记者除了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外，还应该是某个领域的小专家。比如有些记者很懂经济，对“十二五”规划很有研究，有些记者对国际问题很有见解，否则做出的采访极其肤浅。
做采访和做研究是一样的。比如，记者应该提前了解热点问题是什么？背景是什么？怎么演变的？打算采访哪几个人？但有些记者提的问题完全没用心，完全是感想式的，很不专业。
记者一定要有进取心，要抓住两会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么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几百人坐在人民大会堂，一流的电视转播设备，获得一个提问机会多么不容易，记者要等多少年才被点上一次？但有些人不珍惜。比如，曾有记者问我，政协一共多少女委员？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吗？记者上网查一查不行吗？还有前两天，有记者让我给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讲几句。我觉得，这位记者提问前应该介绍，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现在在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但那位记者一点不铺垫，我追问了两次，记者还不讲。记者这么草率，我也只能随便讲讲。
Q：除了功课做得不足，中国记者还有什么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A：我发现，一些记者连基本的新闻报道规则都不掌握，提问太随意。在这方面，还是西方记者强，整体水平高。
Q：记者们都喜欢采访您这样的官员，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其他的官员、新闻发言人分享？
A：官员既是媒体新闻源，又是媒体监督的对象。对此双重身份，官员应该从容接受，应勇于接受记者的采访并保持信心。
对于新闻发言人，还有几条基本要求，比如政治成熟、立场准确、勇于负责；比如“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比如“讲究逻辑、有理有节”。其中“有理有节”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善待记者”。发言人希望记者传播自己的信息，但记者愿意战胜发言人，逼发言人说出惊人的消息，甚至期望发言人说出本不想说的话。
对于新闻发言人来说，随时需要记住：记者不是你的学生，没有必要像讲课一样长篇大论；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能以作指示的口吻讲话；记者也不是你的朋友，不能说“我只告诉你，但别说出去”之类的“私房话”；记者更不是你的“敌人”，虽然有时他们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但这多是因为职业的需要。
比“夸夸其谈”更糟糕的是隐瞒信息，这是几乎所有境外媒体最“反感”的事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徐静波已经准备好要站起来了。不过这时，正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突然话锋一转，表示请在座的日本媒体“不是提问”、而是“代为转达”他对日本人民的诚挚问候。
身为亚洲通讯社社长和“日本新闻网”(日本中文网站)的创办人，这是徐静波(微博)第一次看到温总理在记者会结束时，主动提出要说几句记者没有问及的话。“作为一位经历了四川大地震和玉树大地震的国家领导人，我很理解温总理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在微博上立即写下了‘很意外很感动’。”
这是3月14日中午，两会闭幕后中国总理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的一幕。温家宝的意外之举，令现场的另一名日本记者也是激动不已，对方紧紧握着徐静波的手，说：“真是太好了！”
徐静波已经连续15年采访中国两会、中共党代会，并曾面对面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坦白说，我接触的中国官员层级都比较高。”徐静波表示。也正是这份特殊视角，让他对中国官员的话语和行为更有了解的兴趣。
地方“一把手”普遍很开通
但也不是每一次采访申请都能顺利得到回复。
今年两会，采访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的申请就让他盼了又盼。“官至省委书记这一级，就好像封疆大吏”，徐静波倒也理解。不过虽然等待的时间近一周，但3月9日在周强下榻的宾馆里，这位年轻的省委书记还是爽快地回答了徐静波的提问。
“湖南建设核心的长株潭试验区(长沙、株洲、湘潭)将如何建设和规划？”“对创新社会管理制度方面有什么新思路？”“如何实行以法治省？”法学专家出身的周强侃侃而谈，语言流利而有逻辑。徐静波不由得想起曾有日本官员向他评价过的中国官员：“内涵很深”。
“言下之意，就是知识底蕴足，经验丰富，并且表现镇定。”徐静波回忆道。
他发现只要坐到了“封疆大吏”面前，这些中国高官其实都很愿意与他分享地方发展的经验和规划。
3月14日晚，徐静波和陕西省长赵正永促膝而谈。赵正永向他介绍了中国西部开发的重点和核心区域，并希望通过徐静波所在媒体，表达对日企能关注陕西、投资陕西的希望。
赵正永的言谈举止同样给徐静波留下了深刻印象。“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官员与以往的中国官员大有不同，他们比较懂得推销自己所在地方和个人。”徐静波分析原因时说，“我想除了高学历的原因外，他们经常出国交流，已经习惯了和境外媒体打交道。”
面对媒体“内外有别”
由于长期在中日间往来，徐静波提到中国官员时总会拿日本官员进行比较。他曾出版过日文著作《株式会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官员的晋升路径比作有点像公司中的晋升一般：从基层做起，干得好就提拔。
“所以，中国官员的专业技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日本官员要强。”徐静波把专家型的中国官员称为“专业官僚”，而在日本，“能忽悠住选民的就能当官”，“往往是国会议员担任部长”。
但徐静波也直言，中国一些官员总是习惯把政绩和升迁挂钩。为了既考虑百姓需要，又照顾上司眼光，不少地方基层官员选择了“短平快”路线：投入大、见效快的工程。其中，不乏面子工程。
徐静波有几位大学同学在中国地方上担任市长职务。每次聚会，他都开玩笑似地“警告”说：“你们可不许干劳民伤财的事啊。”但确实有同学也向他透露：“不多投入一点，出不来政绩啊。”
接受本报采访时，虽然徐静波夸赞中国官员应对媒体的水平有大幅度提高，但他仍能感觉到，有时中国官员对国内媒体会“多说一些”，对境外媒体还是会“少说一些”。
比“夸夸其谈”更糟糕的
当然，徐静波和同事们也不喜欢“说得太多”的官员。他记得自己的一次采访经历，有地方官员对当地投资环境、GDP增长夸夸其谈，结果徐静波后来了解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们需要中国官员讲真话，讲到中国实情、当地发展时，都讲真话、讲实话。因为很多境外媒体对中国发展非常了解，我们采访省长、市长时，预先把城市情况了解很透，才会去谈。”徐静波说。
比“夸夸其谈”更糟糕的状况，是隐瞒信息，这是几乎所有境外媒体最“反感”中国官员做的事情。
徐静波有同事曾为采访和了解一些新闻事件而在地方“碰壁”。“其实我们不关心这件事究竟是谁做的。”徐静波坦言，“境外媒体更希望通过报道新闻事件去感受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为此，他希望中国官员们真诚地与境外记者打交道，“诚信最重要”。
专家视角：官话体系进步不能靠官员个人探索
【作者】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很多人坐在位子上是一种说话方式，不在位子上又是另一种说话方式，可见制度安排对人的话语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今年两会，我注意到有两点新现象：一是中国官员在微博上比较活跃；二是与往年相比，敢于谈论“敏感问题”，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官员确实多了。
官员和网民间有互动，有问题的探讨，也有互相的交流，说明微博这样一个传播形式也得到了官员群体的认同，很多官员并把微博视为表达自己的一个窗口。这也必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话语表达方式，也更有利于直观地倾听民意。
微博的活跃，事实上很大程度是由于传统媒介本身在管理体制和表达权限方面的不足造成的。在国外，人们通过微博或者网络来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活跃程度跟我国完全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里，人们上网目的就是实用性的，而不像我们这样上网议论政治、观看新闻讨论社会新闻。这是我国的独特现象，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媒介的事情没有做好。
其实两会代表委员中的官员，很多都愿意真诚地跟老百姓交流。现在我们的干部年轻化程度较高，大多受到过现代高等教育，无论从思想体系也好，文化素养也好，他们的现代化程度、知识化程度，以及了解国际规则程度比以往的干部有很大提升。所以，在了解别人话语体系、自身语言规则，或者指导思想上具有提升的可能性和观念基础。
但是很大程度上，有时候改变一种现象不是个人能够作为的。比如去年6月江西水灾时，央视节目主持人多次打断受访官员的官话、套话。事后很多人谴责这位官员说“官话”，但是在我们了解中国官员话语体系的人看来，他说话的方式其实正是通行的、按官方游戏规则行事的方式，并没有别出心裁地创造一种语体和表达逻辑。
官员的话语体系和他所处的职位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坐在位子上是一种说话方式，不在位子上又是另一种说话方式，可见制度安排对人的话语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有没有给人的话语表达空间？有没有个性表达的空间？或者妥协的空间？有没有更多的协商对话的空间？如果某一种体系对话语表达只有唯一的一种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可掌握的伸缩空间相对较小的话，那么官员讲话必然是程式化和公式化的。因此，官员说什么，由制度本身、对官员的要求本身，以及给于官员话语权的自由度来掌握。
其实和传统媒介需要进行的反思一样，要改变官员的话语方式不是技巧问题，也不是现代观念的问题。现代化程度高的中国官员应该有良好的素养和能力，关键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和逻辑体系本身对他们的话语方式有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刻板的要求？如果话语体系对人的表达有一定空间，那么可能官员话语表达的个性化、对话的自由度相对强一些。
两会上，各地“一把手”说话普遍比较收放自如，因为在他所掌握的格局里他说了算，或者他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那么个性表达是有空间的。但是越往基层，官员的表达越刻板，这可能就是授权所限造成的。
总之还是一句话，我们不能靠官员个人的自觉、自发探索来形成良性机制的建立。它必须要通过制度化的改造、规则的建立本身来实现社会的良性运作。所以我特别强调，伴随着现在有更多的多元利益调整，有多样化力量需要协调，那么我们对于信息传播的规管本身必须要有新的思考，新的改造。
这方面，当然不一定完全借鉴西方。我们希望能够从机制方面，能够为表达的多样化尝试做一些努力和试点。哪怕我们迈出一小步都可以，并不是要一蹴而就，要一下子迈步多大。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问题所在，知道社会发展的要求所在。从制度建设方面，要有小步快走的设定：每一步可以小一点，方向必须坚定，节奏可以加快。(本报记者 邓媛 实习记者 韩坤 采访/整理)(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