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撤侨全记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利比亚大营救 
2月24日，在希腊克里特岛的伊拉克里翁港，从利比亚撤离的中国公民出示护照。当日，从利比亚班加西港开出的“奥林匹克冠军”号和“希腊精神”号客轮抵达希腊克里特岛，两艘船上共载有约4200位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 
2月25日，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租用的“希腊精神“号客轮抵达利比亚班加西港，中国在利比亚人员等待撤离 
2月26日，从利比亚班加西乘坐客轮撤离的中方人员，抵达了马其他瓦莱塔大港 利比亚大营救
这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这也是一场集中了海陆空和军队四大力量的大营救。这更是一次影响巨大的海外中国公民救援行动。12天，35860人，中国效率和中国信誉，再次使世界瞩目。
出利比亚记
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轮船11艘，中远、中海货轮5艘，军舰1艘……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
本刊记者/崔晓火 刘炎迅 黄霜红 庞清辉
文/ 马多思
2月18日 利比亚 艾季达比亚市
这是一座靠近沙漠的利比亚小城。距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有170公里。
这里并不富裕。但信奉古兰经的本地人，平日相见，客气礼貌，举止约束得当。不过，这只在和平时期适用。
中国宁波华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公司)的营地就设在这里。
2007年，华丰公司与利比亚政府签下的金额高达33.54亿元人民币的住房建筑项目。这是宁波承接到的最大一个国外承包项目，也是利比亚首次与一家民营企业签订此类合同。随后，936名建筑工人进驻营地。到今年1月底，工程已完成了55%。
这只是中国企业在利比亚众多承建项目中的一个。事实上，随着中国海外工程项目的拓展，中国在利比亚已承建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大型建设项目。它们分布在这个拥有632万人口的国家近百个大大小小的地点。
尽管从1月起，阿拉伯世界的变化令工人们有些忧心，他们还是耐住性子，期待情况会有所好转。
直到2月18日。
白天，传言至：已有游行示威的民众死亡。华丰的人顿感形势有些紧张。黑夜的降临，使危险的感觉也越来越真实。
夜里12点多，华丰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倪永曹召集14名项目经理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天亮后，全体停工，首要任务是保护自身安全。
随后的事态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就在会议召开前几个小时，当地时间晚7点，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利比亚斯蒂哈姆瑞的项目营地遭遇袭击，这是中国机构在利比亚遇到的首轮冲击。
可能是反政府军，也可能是四处游荡的非法武装，一伙利比亚人手持步枪对现场工人追打、抢劫。驻地的200名中国水电员工中，有11人在此次袭击中受伤。
而就在凌晨两时左右，会议刚结束不久，华丰公司又听到消息：有5个暴徒，持刀抢劫了工地下属的一家砖厂宿舍，损失了一些电脑和财物。
此时，雨下起来，风从沙漠上吹来，示威的人逐渐减少，四周安静下来。
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大家都在强迫自己入睡。
“一切才刚刚开始。”有工人说。
2月19日 北京 外交部
北京时间2月19日，北京。外交部南楼11层，领事司。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黄屏司长接起电话。是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紧急报告：驻利中资企业遭袭。
黄屏立即预感到事态严重。他在心里大概估算了一下，在利比亚的中方人员超过3万，如果形势危急，需要启动撤离，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行动。
但时间不容他迟疑。行动。立即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当晚便通过媒体发出“旅游预警”：请中国公民暂勿赴利比亚；请已经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前往事发地区或人员聚集场所，务必注意安全。
亚非司的工作人员着手分析利比亚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一旦启动撤离，可能出现什么阻力。领事司则通知驻利比亚使馆火速确认在当地的中方人员分布，准备随时撤离。
随着各方汇总的中方人员分布信息陆续到达，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在利比亚地图上逐步绘制出近百个大大小小的人员聚集点。
在这个面积达176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众多中国企业承建了多项大型建设项目。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铁建等央企，北京建工等国企，甚至华为等民营企业都派驻了中方员工；少则数百，多则数千。此外，还有部分被外国企业雇佣的中方员工散布在这个北非国家。
领事保护中心还尽可能通过微博和QQ群的形式摸清每个公民的情况。在利比亚时断时续的通讯条件下，网络平台成为许多撤离公民的生命线。
很快从微博上传来48名中国工人被困在利比亚塞里尔电厂的消息。领事保护中心负责网络联络的邹瑜，将这一信息与其他在利比亚撤离行动官方QQ群上的各类个人和机构的求救信息汇总，同时交由驻利使馆和前方工作组立即核实。前方很快于所有受困的中国工人取得联系，并指引其一行赶往最近的撤离集散点。
而这些情况也很快上报到中南海。
2月20日 利比亚 艾季达比亚市
华丰公司营地的情况变得更加危急。
前一日下午一点多，有五六个利比亚人拿着砍刀、石块，叫嚷着冲开营地大门，冲进办公楼，砸门、砸玻璃，用铁锨撬开抽屉和柜子，抢电脑和汽车钥匙。
华丰公司传达给工人们的指令是：东西任他们拿，只要保住人的安全就好。但工人们有时还是忍不住要和歹徒们争执几回合，一度还曾将被抢走的汽车和电脑全部抢回。
冲突持续至凌晨4时，暴徒才散去。
20日上午，倪永曹再次召集会议，提出两个方案：一、撤到距离1000多公里的首都的黎波里去，寻求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二、撤往距离最近的港口城市班加西，那里有大量的中国公司，驻利人员多，或许会有中国的救援船只。
一切只能靠估计。通讯已完全中断，手机信号时有时无，谁也不清楚外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于是，公司打算先派出两拨探路先锋，分别奔向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同时，营地里剩余的900名员工都被召集起来，每人只带干粮和水，准备先撤到距离营地20公里外的沙漠，躲避袭击。
几个小时后，探路先锋回来了。
他们没能走出这座城市。整个艾季达比亚都陷入了纷乱，端着枪的青年和孩子四处拦截外国人的汽车，石块在头顶乱飞，毫无防范办法。
管理层意识到，无论去往班加西还是的黎波里，都要穿过城区，而900多名外国人在这个非常时刻集体穿越，无疑是危险的自我暴露。
沙漠，取道远离城市的荒野，或许是无奈下的最后选择。
936名员工，一个也不少，在当地时间2月20日傍晚时分走出了营地。他们身后，大约300多名利比亚人冲进营地。营地成为他们的战利品。
2月22日 北京 中南海
2月22日早晨8点30分，一次十万紧急的会议在中南海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中南海紧急召开应急指挥部全体会议，决定立即启动国家涉外突发事件I级响应。
时间：立即。地点：中南海。
这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
“国家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将所有中国民众从危险中撤离。”张德江副总理说。
2月22日
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2月22日晚11时，北京城的大部分地区都已昏昏入睡。位于东郊顺义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却是灯火通明——闪亮的大屏幕上显示着空运各部门的运行状况。鼠标的点击声、键盘的敲击声和电话铃声此伏彼起。
是半个多小时前的一个电话使这些本该休息的工作人员又忙碌起来。
中国民航局向国航运控中心传达中共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紧急撤离在利中国公民，请国航全力配合。
分管飞行的中航集团副总经理宋志勇、国航副总裁徐传钰来到了国航运行控制中心的应急指挥室，运行、飞行、商务、机务、客舱、地服、空保等包机工作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被从家里紧急呼叫到这里，一个专门工作组在半个小时内就组建起来。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在办公室值班的国航飞行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吉学勇拿出电话簿，开始把电话拨往一位位正在熟睡的队员家里。
“23日早6时到岗。”他严肃而简练地宣布：“有任务！”
2月22日 马耳他 (当地时间21日夜)
驻马耳他大使张克远接到外交部的指示时，已是当地时间21日傍晚，马耳他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下班了。凭借平时和马方政府工作人员建立的个人关系，张克远在第一时间找到了马方外长手下的第一常任秘书。
对方听了张克远的简要说明，表示：我马上下指示，尽量取消一切繁文缛节，把所有手续降到最低。
张克远追问：“很多中国公民可能没有护照，不办手续行不行？”
对方有些为难：我们是申根国家，有明确规定，进入马耳他必须有申根国家签证。
既然入境需要签证，是否可以“不入境”？即：先用船将中国公民从利比亚转移到马耳他，船到之后直接将人运上飞机回国，中间不在马耳他停留。
常任秘书请示了本国总理。马耳他总理表示同意，并指示港务局、移民局、外交部、卫生部门等部分，全部为中国的撤离行动开了绿灯。
但在细化整个方案时，使馆人员又发现，直接从船上接人有些不现实，因为航班和轮船的衔接无法做到非常准确。
很快，大使馆向马方政府提供了第二方案：先用客轮将中国公民从利比亚转移至马耳他，但不上岸，在船上住两三天，待飞机准备好后，再用客车有序运至机场回国。
马方很快对这个方案对方也表示同意。
从接到国内通知，到确定撤退方案，中国驻马耳他大使馆仅用时两小时。
2月23日
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2月23日9时，国航吉学勇机组已准备就绪，只待按计划于10时起飞赴利比亚。
“嘀嗒、嘀嗒、嘀嗒”，听着秒针微弱的响声，吉学勇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次手表。他已有20多年的飞行经验，但从没感觉一个小时像那一刻那样难熬。
国航已经进行了一夜的紧张准备。
首先，一架空客A330-200被急调出来。这种机型非常适合大规模国际包机，它载重量大，有近300个座位，可多拉乘客与行李，多带装备，耗油量却相对小；它的飞行距离也很远，最大航程可达12500公里。
首飞机组由吉学勇带队。不久前，赴埃及紧急撤退中国公民的首飞包机任务，也是他担任的。乘务长张奇峰，曾多次参加国际紧急飞行任务，是国航客舱服务部高级经理。同时，飞机上还配备了乘务人员13人、专职安全员4名、随机机务人员4名。
在吉学勇之后，国航陆续抽调多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大队长，参与执行包机撤离任务。为了不影响航空公司的正常飞行航班，国航很多有飞行执照的高层领导又被紧急派到第一线，执行日常客运任务。
“别把他们当领导，都给我当普通飞行员使！”国航董事长孔栋命令道。
人员确定，并不意味着飞机就能起飞。
国航尚未开通飞往利比亚的航线，空中需飞越多个国家，每个架次都要办理所有途经国家的临时航线申请、外交手续等。
此外，预计飞行时间、沿途和目的地的天气详情报告也需准备，至少需要确定10个航路中途备用机场、目的地备用机场、各个机场的设施及施工情况、导航设备处在正常工作还是维修状态、其跑道宽度，甚至细微到滑行道除雪与否……
考虑到当地的通讯困难，执行任务的包机还携带了海事卫星电话、适合当地制式的电话等各种通讯工具，最后，还装上了飞机备用轮胎。
当然，他们也没忘记最重要的一点——饮食。
考虑到利比亚当地危急情况，不少人长途奔波，一定是无暇进食，飞机上特地配备了符合中国口味的食品，包括方便面、八宝粥、火腿肠、火烧等，甚至还有提味儿的咸菜。食物和矿泉水被装在60个保温箱里，放上干冰，然后用绳子绑在座位上或塞在角落里。
“嘀嗒、嘀嗒、嘀嗒……”机组还在等待。
他们只等来了又一个紧急通知——由于飞机计划技术经停的希腊雅典机场发生临时性罢工，加之的黎波里机场情况完全不明，外交部指示，将包机起飞时间延迟到当日晚5时。当然，另一个考虑是，国航尚未拿到马耳他和利比亚两国的飞越领空许可。
机组不能起飞，也不能回家，只能守在机场，等待，等待。
他们从清晨，一直等到傍晚。
此时，距国务院作出撤离决定已过去了30多个小时，外交部终于做出决定：不能再延迟了，先起飞，边飞边等。
2月23日晚5时，这架编号为CCA060的国航包机终于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腾空而起。
但吉学勇心里还是有些没底：如果在飞抵两国前仍未拿到许可，只能被迫返航；而的黎波里正处于危急中，一旦错过这次机会，当地机场再次关闭，谁也不确定，滞留当地的同胞将面临什么？
2月23日
马耳他 希腊(当地时间22日夜)
对于中国驻马耳他和驻希腊大使馆来说，确定撤离方案后的下一步任务便是找船。
马耳他不是一个商旅经济发达的国家，本地无船可租。驻马使馆只好转向意大利和希腊两国。希腊是头号海运大国，但要找到愿意去动荡地区的客轮，也并不容易。
经过多次商讨，驻马耳他大使馆找到了意大利“罗马巡洋舰”号邮轮，成为第一艘撤离用船。
当地时间22日晚5点，被定为随船领队的商务参赞刘美带领助手李昊取道罗马前往西西塔维奇亚港，随当晚启程的“罗马巡洋舰”号前往班加西。
希腊使馆则从21日起便连夜发动海运界的各路朋友，寻找愿意前往利比亚的客轮。
好消息在当地时间2月22日早上传来：希腊籍的安耐克船舶公司表示，愿意提供三艘大型豪华客轮前往利比亚，分别是“希腊精神”号、“奥林匹克冠军”号和“韦尼泽洛斯”号。公司方面考虑到中方的紧急要求，甚至还愿意立刻准备出发，合同随后再补签。
“希腊精神”号和“奥林匹克冠军”号客轮都停泊在距雅典200多公里的佩特雷港，驻希腊大使馆火速成立了两个接船护送小组，赶往港口，于当地时间22日傍晚6时起航。
“韦尼泽洛斯”号客轮最大，经过紧张的准备和补给，也于当地时间23日凌晨3时30分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
3月4日，在利比亚工作的中国水电二局工人王克荣乘机回国后激动地亲吻祖国大地。当日，圆满完成撤离中国在利比亚人员任务的4架空军运输机安全抵达北京南苑机场。这批撤离回国人员共287人，主要是中资公司员工 
3月4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领事司司长黄屏得到关于航班顺利的消息后开心地笑起来 
3月5日晚11时许，从利比亚归来的张春艳（左后）和她的4个孩子走出上海虹桥机场。北京时间3月5日晚11时15分，中国政府协调派出的上海航空公司包机FM608航班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从马耳他接回最后一批从利比亚撤出的中国人员149人。至此，中国撤离在利比亚人员行动圆满结束，共撤出35860人，已全部回国 2月24日 利比亚 的黎波里机场
当地时间2月24日8时，国航CCA060航班机组人员看到了的黎波里机场。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此时已陷入反政府示威浪潮中。从24日起，反政府游行示威者与政府安全部队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据媒体报道，冲突导致了人员伤亡。
机场上空同样不平静：国航飞机抵达时，平均风速达每小时26海里，最大风速35海里，相当于8级风，并伴有大雨。
当机组操控着飞机即将转向滑行道时，吉学勇突然发现一个集装箱正被狂风吹得向主跑道滚过来。
“停下！赶紧停下！”吉学勇喊起来。他脑海中迅速闪现出一家外国航空公司曾经经历的情景。这种集装箱都是大铁皮柜子，一旦被发动机吸进去，整架飞机就彻底报废了。机组紧张地观察了一段时间，直到集装箱不动了，才轻推油门，将飞机慢慢拐进了滑行道。
吉学勇随即用特意带来的当地制式手机与中国大使馆联系。几次三番，电话打不通。“简直就是一块砖头。”机组人员发着牢骚。同机前来的外交部工作小组连忙下到停机坪，架起卫星电话天线，但依然无法接通。看来，的黎波里的通讯已彻底中断了。
尝试了几种方式后，最后的通话由一种“舍近求远”的接力方式完成：先由机组用飞机上的卫星电话打回国航运控中心，再由国航运行控制中心接通外交部，由外交部再联系上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
的黎波里机场的中国滞留人员登机的情景，使见多识广的大队长吉学勇终生难忘：登机的乘客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只有十来个男性。他们疲惫、惊恐、兴奋又激动，神情很复杂。“有一位妇女抱着孩子在哭：‘我丈夫还不知怎样，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他把仅有的一点儿食物都给我和孩子吃了，他自己三天没吃饭了。快把他也接走吧！’”
乘客全部落座，但是飞机又无法起飞。因为机场的地勤人员迟迟不搬走旅客登机口的支撑梯。吉学勇急中生智，搬了一箱可口可乐去“送礼”，“他们尝了一口，露出满意的表情，马上就利索地出手搬走了梯子”。
在从北京出发十几个小时后，CCA060终于调转航向，向北京返航。
乘务长张奇峰拿起话筒，准备按惯例广播注意事项。但不知怎么，一开口，他的广播词变成了：“亲爱的同胞们，欢迎你们回到祖国。”
“哗——”愣了片刻，掌声在机舱里响起来。
乘客们都哭了，乘务员也哭了，机舱内到处都是呜咽和眼泪。
考虑到许多人都几日未进食，乘务组决定先送一些饮料和流食，让饥饿的胃渐渐适应和缓解。
一位男旅客的脸被当地人严重打伤，无法咀嚼食物，乘务组为他换上事先准备的外伤用药，并且让他吃了消炎药，然后用开水将方便面泡得软软的。这名乘客忍着疼痛一连吃了三碗，还是喊饿，最后又蘸着方便面汤吃了几个面包。
飞机上配备了600个大橙子，每名乘客发两个。张奇峰发现一位女乘客只吃了一个就不吃了。
“您怎么不吃了？”张奇峰问她。
女乘客说：“我要把它带回家供起来。”这是位在利比亚留学6年的学生，她说，国航包机上的这顿饭，是她6年来吃到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CCA060起飞后，的黎波里机场便关闭至今。
2月24日 利比亚 班加西
中国驻马耳他使馆租用的“罗马巡洋舰”号航行了36小时后，利比亚班加西港终于远远在望。
在这个利比亚东部港口城市，政府军已经失去了对当地的控制。卡扎菲曾部署轰炸机对当地的机场和油库进行轰炸破坏。海路，是它唯一能通往外界的路径。
这36个小时，随船的刘美参赞和助手李昊也没闲着。上船后，他们立即着手熟悉上船通道及入舱路线，封闭可能引起安全隐患的区域，确定伤员和病患者的应急服务，建立吸烟区，预留指挥部办公室，并制作了大量中文标识。
刘美甚至还找到餐厅主厨和主管，希望能为奔波劳碌的中国人做些中餐。只会做西餐的意大利主厨最后同意，在每天晚餐可以加一个类似中餐的汤。
不过他们吃不上饭了，海上起了风，两位外交人员一路呕吐。
船近班加西。但当刘美通过高倍望远镜眺望时，他惊奇地发现港口空无一人。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越过水面上零星的小艇，他看到中国驻希腊使馆租用的一艘船也在渐渐靠港。
刘美不知道，班加西港区外已聚集了大量的中国人，此刻正试图冲破利比亚反对派的阻拦，进入码头。三个多小时后，“罗马巡洋舰”号进入码头，港口已被两千余人挤得水泄不通。
在和平情况下，2000多人只需2个小时就可全部上船。然而现在是一个无序的混乱时期。
刘美和船方本来商议的疏散方案是：上船人员由汽车通道登舱，较宽敞的通道可以保证登舱快速有序。然而利比亚港口方的管理机构却要求由引水员登船的小门登舱。这个小门非常窄小，只容一人通过，而且离舱门口还有两三米高，只由门边一个软式吊桥连接。如果两千人全部用这种方式上船，真不知何时才能走完。
好在经验丰富的船方立刻想出了折中的办法：用叉车的木制托盘搭桥，再连接一个尺把宽的梯子。于是，几千人颤颤巍巍地从小梯子走上搭桥，再钻进小门，最后入船。
好不容易接近尾声，意外又发生了。船方发现定员人数已满，由于救生设备有限，便决定，不能再让多一个人上船了。
刘美看看船外，剩下的几百人，冒着雨，趟着泥水，眼巴巴地看着船上，眼中流露出绝望的目光。他心想：在我手里，不能有一个中国人漏掉。
刘美一边让助手把住舱门，告诫他：“一定不能让船方关舱门！关了舱门撤了梯子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另一边，他立刻联系马耳他中国使馆说明情况，并爬到11层驾驶舱和船长交涉，恳求他基于人道理念设身处地考虑一下。
“如果把这些人留下，也许就是死路一条。”他对船长说。
半小时后，船长带来了第一条反馈：意大利公司方面只允许能再上37人。
天已经渐渐暗了。雨还在下。船下已有些骚乱。
刘美稳了稳心情，拿了一个扩音器走出去，站在栓锚的墩子上对船下大声喊起来：“船现在还不走，我们正在尽最后的努力，请大家耐心等待，中国政府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中国人！”
他是用汉语喊的，对所有的中国人。
仿佛过了很久，刘美近乎绝望的时候，张克远大使的电话终于来了，意大利政府最终同意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带上。
“当时我脑子里真是一片空白。”他后来回忆说，“就觉得天塌不下来了，其他一切都不用考虑了。”
剩余的中方人员一个不落地登了舱，刘美看着意大利船员关闭舱门，一抬眼，他看见码头上，几十名外籍人士失望的目光。
2月25日
利比亚——突尼斯 拉斯杰迪尔
远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数百公里，搭载在44辆黄皮卡车上拥挤着的1338名中国工人，正拖着尘土从沙漠中穿行。这里地表荒芜，寸草不生。若不是动乱蔓延，根本没有人会穿越数百公里的荒漠来到这儿。
车队的目的地是利比亚和突尼斯交界的边境口岸：拉斯杰迪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司的前方工作小组已先期抵达那里，并做好了组织中国公民集体出境的准备。
这个6人工作小组由出国签证处处长费明星率领。他们于北京时间2月23日深夜离开北京，在当地时间24日凌晨到达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在确定了陆路还可通行，并已有大批中方人员聚集利突边境等待出境后，工作小组立即上车，开赴安危未卜的边境地区。
在反政府标语和游行队伍的伴随下，使馆车辆驶入400公里长的边境路。坦克、火箭弹和持枪武装人员的一道道关卡开始拖慢他们的行程。
起初，一行人还亢奋地数着关卡的数量，但数到30之后，车厢沉默了。
武装人员要检查车里所有的人和物品。枪声不断从四周传来。工作人员身上都穿着防弹衣，但感觉不到安全。
尽管一路遇阻，工作组还是在2月25日傍晚赶到了拉斯杰迪尔。在非洲大陆夕阳的映衬下，他们看到780多名的中国人的身影。这些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在动乱中仓皇出逃，有500多人都把护照丢在了受袭的驻地，如何证明他们中国公民的身份以帮助他们过境？
外交人员想到了最简单的方式：没有护照，就现场制作。
1200份A4纸尺寸的表格被从的黎波里运来，上面印有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对中方人员身份的说明。费明星召集每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同事，在沙漠中，在夕阳的余晖中，为500多工人补办“出国证明”。有照片的，贴上照片盖上大使馆的印章；没有照片，则由外交官同利比亚海关人员口头协商。
一批批中国公民以这种方式顺利通关。而其他国家的难民们，还在忍受着利比亚边境每日两千人的放行速度。
截至当地时间3月7日，这里已聚集了超过10万名从利比亚逃出的各国难民。旷野中，他们拥挤在救援组织匆匆支起来的临时帐篷里，躲避政府军和反政府军之间濒临爆发的内战。从发放面包的货车上抬眼望去，四周拥挤着多种肤色的脸：东亚人的黄，南亚和阿拉伯人的深色，非洲人的黑。每张脸都布满灰尘，因饥饿和无助而焦虑。为了让使馆和家乡的人们看到自己，许多人用歪歪扭扭的大写字母在纸牌上写着自己国家的名称：BANGLADESH(孟加拉)、GUINEA BISSAU(几内亚比绍)……
2月25日 地中海 班加西—瓦莱塔
屋漏偏逢连夜雨。
驻马耳他使馆租用的“罗马巡洋舰”号启程时，利比亚班加西港域大浪滔天，气象部门预报，将出现1953年以来最大的海上风暴。为了赶在坏天气之前离开，在没有引水员的情况下，意大利船长凭着几十年的航海经验自己将船开出港口。
巨浪一直打到11层指挥舱前窗。船长命令，降低航速，但风浪太大，多数乘客开始晕船呕吐，甲板和船上通道内空无一人。
只有两个人的身影在7层办公室和11层指挥舱中间奔忙。
是刘美参赞和他的助手。
“我们必须向后方随时报告航行情况，将了解到的船上中方人员状况输入计算机，还要发放晕船药、察看病号、部署返航到港后的安排。”
两个人，负责2000多人，他们没时间吃饭，甚至顾不上喝水。不过刘美感到庆幸：“正好减轻了晕船反应。”
艰难的24小时之后，“罗马巡洋舰”号上的乘客终于看到了陆地。那是马耳他的瓦莱塔港，大使张克远正带着使馆工作人员在迎接他们。
人小小的，从船上，当然看不清。但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是，这群人身后，有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
有人欢呼。有人哭出了声。
2月26日 希腊 克里特岛
大家都在与时间赛跑。
飞机飞越外国领空，或在其机场起降，必须获得有关国家许多部门的批准。驻希腊使馆专门分配两位工作人员负责协调包机飞行手续，每拿到一份文件，立即发往国内。
克里特岛千尼亚机场原本是个军用机场，没有地勤人员，这次执行包机任务的波音777型飞机，是这个机场史上起降的最大飞机。
没有地勤，我们自己派。
国航派出接过数架专机、有十余年经验的马玲，带领15名工作人员，在机场组成了临时的地面指挥部。
“抢时间”同样也是她和同事们的任务。现场的情况常常是，这架包机还在上客，另一架包机就已经落地了。如果不能在申请的时段顺利过站，外交部，领事馆，等各部门又要重新忙活，去申请新的时段降落和起飞。
快。快！这是他们这段时间的常用语。
两个半小时，是马玲曾经预计的过站时间。但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把这个时间缩短到1小时20分钟。
没有办公室，没有椅子，也没有地方吃饭。“靠吃飞机过来时剩下的食物。”
偶尔，马玲也会观察等待登机的同胞。
他们戴着红色或黄色的帽子，排成长队，安静而有序，领队举着中国国旗，看起来就像是假期中的旅行团。只是，他们不像旅行团那样喧哗、轻松。他们是一条沉默的人流。他们惊魂未定，很多人身无分文，连行李也没有。他们听从指挥，没有一丝凌乱。
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越快越好！
快。快！马玲又喊起来。
2月27日，瓦莱塔港
“罗马巡洋舰”静静地停泊在港区一隅，底舱进货通道豁然敞开，几百名中国人鱼贯登上几辆去机场的大巴。
正在离开的是第一批撤离人员中遭遇最曲折的华丰公司员工。刘美和华丰员工们握手告别，后者眼里泪光闪闪。
华丰公司的936名员工，离开营地后，全体步行，向班加西进发。很多人的双脚走出了血泡，食物也不够。好心的利比亚人送来水和面包，但还有些不够分。甚至有个工人，由于连日喝冷水、吃干面包，旧疾复发，导致胃大出血。
他们终于在23日到达了班加西港口，并搭乘上了第二天的撤退到马耳他的客轮。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艰难旅程的最后24小时。从班加西到马耳他，平日大约15个小时的航程，由于风浪，却走了24个小时。很多人晕船，躲在甲板下船舱里，吐得一塌糊涂。“好不容易逃出来，可不要在这海上交代了自己。”工人邢印胜回忆说。
有人唱起胡德夫的《最最遥远的路》：“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这是最后一个上坡，引向田园绝对的美丽，你我需穿透每场虚幻的梦，才能走进自己的田，自己的门……”
他们乘坐东航第一批包机回国，大家知道，这是刘美参赞的建议。“华丰的人吃苦了，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在上海落地后，有记者问一位来自宁波象山的齐师傅：“怎么行李这么少？”
齐师傅平静地答，“能把命保回来就不错了。”
3月1日 地中海
“徐州”舰终于赶在“韦尼泽洛斯”号从米苏拉塔港口出港前，与之会合，
6天前，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徐州”军舰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其紧急启程赶赴利比亚附近海域，为撤离中国在利人员的船舶提供支持和保护。
从亚丁湾到地中海，距离2000多海里，跨越20个纬度，“徐州”舰昼夜兼程，千里驰骋，被誉为“千里走单骑”。这也是中国军舰首次参与人道主义危机中撤离平民的行动。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徐州”舰驶经苏伊士运河时，正遇航道拥堵，而等待护航的轮渡，不允许“徐州”舰按部就班地排队通过。驻埃及使馆立即向运河管理机构提出申请：请让参与撤离救援的中国军舰先于其他商船通过拥挤的红海航道。
这个看似有点“无理”的申请得到运河管理机构的体谅。
当地时间3月1日10时30分，“徐州”舰在地中海与搭乘2142名同胞的“韦尼泽洛斯”号客轮顺利会合。
这次海上的奇特相遇使军民双方都很激动。
“徐州”舰上的官兵通过甚高频电台向客轮上的同胞表达慰问，而客轮上的国人则纷纷跑到甲板上，朝“徐州”舰不停地挥手致意，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3月2日 北京
朝阳门外，外交部南楼11层，领事司。
黄屏司长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一张表格，上面仔细地标明了从利比亚塞卜哈机场撤离的航线和搭乘人数。每飞出一架航班，撤走一批人，他就会给航班涂色。当所有人员全部撤离，这张表格才会能涂满。
撤离行动后期，塞卜哈是利比亚唯一可以起降航班的机场。但由于航线复杂多变，这张表格始终无法全被涂满。
“计划始终在变。”黄屏司长说。
或许可以换个说法：航班依然不够用。
于是，2月28日下午4点06分，空军的4架伊尔-76运输机陆续从乌鲁木齐起飞，参与到撤离驻利中方人员的行动中。而上一次此类机型参与大型营救行动，还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援。
当地时间3月1日下午5点40分，由空军某师师长俞金池驾驶的第一架军用运输机飞抵利比亚邻国苏丹的喀土穆机场，快速补充燃料后，它于20时35分起飞赴利比亚塞卜哈机场，并搭载第一批共251名中方人员撤离。
在利比亚塞卜哈和苏丹喀土穆之间的天空上，这4架飞机在两天内往来穿梭，连续飞行8个架次，不停地起飞、降落；再起飞，再降落。
无暇进餐，机组官兵们都是在停落间隙吃点方便面、盒饭。“以前我不爱吃方便面，现在闻到泡面的味道还觉得挺香。”俞金池对随行人员调侃。
随后几天内，共计1700多人“荣幸”地被中国空军从北非“投放”到北京南苑机场，其中还包括一些中资企业的外籍雇员。整个过程创下空军大型运输机航程最远等多项纪录。
当地时间3月2日23时10分，滞留塞卜哈机场的最后200余名撤离人员，乘最后一架次军用运输机起飞。北京随即向全世界宣布：迄今掌握并有回国意愿的在利比亚中国公民已经全部撤出，共计35860人。撤离中方在利比亚人员行动已取得阶段性胜利。
此时的北京，已是3月3日凌晨3时。在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百余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黄屏司长和同事们拥抱庆祝。
有人翻箱倒柜，找到了几瓶红酒，可是没有酒杯。算啦——还讲究什么呢？纸杯子，一样可以庆贺。
3月5日 中国
3月5日晚11点，最后一架撤离包机东航FM608抵达上海，宣告历时12天的撤离行动终于结束。
期间，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籍邮轮11艘，中远、中海货轮5艘，军舰1艘。如果算上飞机每次起落，更多。
国务院撤离我在利人员应急指挥部成员、外交部副部长宋涛表示，这次撤离行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情况复杂、规模空前、挑战史无前例。
同时，宋涛表示，在撤离行动中，中方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12个国家撤出了约2100名外籍公民。 ★
国家的动员和行动
——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谈实施大规模撤离我在利比亚人员行动的日日夜夜
本刊记者/崔晓火
作为本次史无前例的撤离行动的指挥中枢，位于北京朝阳门外外交部南楼11层的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自2月22日起便开始历时12天的昼夜运作。
领事保护中心15名工作人员，与从领事司各处室调集的25名同事一起，在领事司司长黄屏、副司长兼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的指挥下，不断从北京的后方向位于利比亚及周边地区的中方机构发布指令，直到最后一架搭载撤离人员的包机抵达国内。
3月4日下午4时，在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即将尘埃落定之时，这次行动的后方指挥者黄屏，在外交部领事司的领事保护中心，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谈到2月18日以来的日日夜夜，黄屏司长万千感慨，他坦言，这是他和领事司的同事引为骄傲，终身自豪，却又甘苦备尝，不忍卒然回首的时光。
中国新闻周刊：在利比亚局势恶化直至本次撤离行动开始之前，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有哪些预先的准备？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实际上我们始终时刻准备着。利比亚的航空、道路、港口现状怎么样，有没有开通以及陆上、海上、空中有多少运力等情况，这些信息必须提前就有所了解，不然真到危险的时候是绝对来不及的。
可以说，从年初突尼斯、埃及的局势开始变化时，我们就开始摸排当地的情况。在埃及动荡的时候，我们主要接回了滞留当地的1800多名中国游客及团组人员。
这次撤离的事实证明，这些常态化的工作对于非常时刻的应变处置，很有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领事保护中心又是何时正式成为本次撤离行动的指挥中枢的？
黄屏：这主要是北京时间2月18日，我们接到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紧急报告，一家驻比利亚的中资企业遭袭。
想到中国在利比亚大大小小的项目有三万多名中国公民，我们立即展开局势分析，并通过部领导向国务院及时报告。
2月19日，我们通过外交部官方网站首先发出了针对利比亚危险形势的旅游预警。亚非司的同事深入分析利比亚日益紧张的局势，而我们司则命令驻利比亚使馆火速确认在当地的中方人员分布，准备随时撤离。这些即时情况也被外交部迅速上报到中南海。
但是，因为利比亚的局势恶化速度超乎意料，当地中国公民的危险陡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十分关心我驻利人员安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有关方面迅即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保障我驻利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决定成立应急指挥部，负责协调组织我驻利人员撤离及有关安全保障工作，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任总指挥，国务委员戴秉国协助工作，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外交部长杨洁篪任副总指挥。
2月22日早，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中南海紧急召开应急指挥部全体会议，决定立即启动国家涉外突发事件I级响应。张德江副总理要求各有关方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千方百计保障我人员安全，千方百计保护我财产安全，千方百计维护我国家利益。
国务院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外交部。我们的领事保护中心也就从当时起，作为外交部具体承担撤离工作的部门，从中协调整个撤离行动。
为了争取无比宝贵的时间，我们当时就请驻利比亚及周边国家使馆同时行动，提前打通撤离的陆路、海路和航空道路，并租用邮轮、客机、大巴，设立目的地国的安置点。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还提醒广大网民和博主，通过微博和QQ群及时发布求助信息，以便使馆和前方工作组及时联系核实并提供帮助。数百名分布在利比亚大大小小项目营地的中国劳务人员通过这一渠道加入了撤离的生命通道。
另外，我们还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接下令给驻利比亚的中资企业，命令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他们必须一方面火速召集当地的中方员工到撤离地点，另一方面动用一切资源，协助当地使馆工作人员打通撤离路线。
就在22日国务院会议举行的27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三个工作组也集结完毕，成员均是由外交部、商务部、国资委、公安部和国防部等多部门紧急召集的年轻男性。最早的一个工作组2月23日晚5点15分便乘机离开北京，飞赴利比亚。
中国新闻周刊：在整个撤离行动中，领事保护中心遇到过哪些不为人知的困难？
黄屏：可以说，这次行动中，变化每天都在发生。这里有许多值得铭记的事件，也有很多动人心魄的场面。
中国海军的“徐州号”护卫舰从亚丁湾海域航行2000多海里驰援地中海地区，保护撤离中国公民的邮轮。中远、中海运集团的5艘货轮，虽然只按原计划执行了一批人员的撤离，但当他们不顾船期延误出现在利比亚海岸线上时，岸边的中国公民一下子吃了一颗定心丸。
又例如，当领事司出国签证处处长费明星参赞率领的六人工作组于2月25日傍晚赶到利比亚西部边境时，他们发现780多名中国劳工由于慌忙撤离，其中500多人都把护照丢在了受袭的项目现场，如何证明他们的身份成了出境的棘手问题。
当时，我们急中生智，紧急设计了无需照片、可用普通复印纸打印的特别版中国公民回国证明，提供给求驻利比亚使馆，让使馆紧急印制，火速送到利埃边境，现场发放给人照分离的中方人员，这才让一大批中国公民出境。这个特别版回国证明后来在利比亚周边国家使用，为我人员撤离及回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由于利比亚南部重镇塞卜哈的机场已布满防空导弹，普通商用航班不再起降，整个“抢”飞机的撤离过程也险象环生。
在这期间，埃及航空公司曾因为考虑到在利比亚近百万埃及公民的需要，中止了与中国驻埃及使馆达成的多架次包机协议。我们必须加大运筹和投入，保障更多外国商用航班从利比亚周边地区起飞，接送塞卜哈的中国公民。
我们指挥部有一张从塞卜哈撤离航线和搭乘人数的表格。每飞出一架航班，撤走一批人，我们就会给航班涂色。当所有人员全部撤离、整张表格涂满的时刻，也是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的时刻。
在北京时间3月2日23时10分最后一架军机搭载200余名撤离人员从塞卜哈起飞时，在领事保护中心百余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我们的同事们拥抱庆祝。有的同事还翻箱倒柜，找到了十几瓶出国时带回国的红酒，大家纷纷举起纸杯庆贺。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中国前方的使领馆人员在撤离过程中的突破能力那么强？无论是在航空飞行许可的获得，陆路出入境的突破，到海路航道的保障，都具有如此高的成功率？
黄屏：我觉得，之所以中国近年来多次撤离海外公民能够成功，主要有六点保障。
第一是政治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为行动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说，举国家之力来保护中国海外公民的生命与安全，是举国上下的共同意愿。
第二，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为我们的意愿提供了强力的物质保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的经济实力，有再强的意愿，这一切都是不能实现的。
第三，中国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为这次海外救援行动的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成功地能在几天之内撤离数万名公民，再次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越性。
第四，就是你所提到的中国在海外获得国际合作的外援保障。而这一点，没有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关键时刻就很难“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大量批次的航班要飞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航班都需要办理飞行许可，许多时刻就是我们驻当地使馆的工作人员深更半夜去敲别人家的门。
面对上千人没有护照的人员如何出境，我们发明了特别版中国公民回国证明。如果不是友好国家，对方严格一些的话，几千人的撤离根本不可能。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遇到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阻力。
第五，“四位一体”的应急机制提供了高效的机制保障。包括军方在内的各个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内和驻外使领馆之间，国内有关部门、驻外使领馆和企业之间，沟通、协调完全没有障碍。这使得我们在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工作也变得毫无阻力。
各方人员均给予最大程度的配合，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的指令是有些无情的。比如，我们几分钟前刚刚发出的指令，马上就有新情况就要调整，而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前方人员表示不解，而是坚决地理解并立刻执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阻碍。
最后一点，我们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不单是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也有包括商务部、国资委、民航局、公安部、国防部等好几个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在竭尽全力、不分昼夜的。
任何时候一拨电话，国内、国外，中央、地方，从来没有出现无人接听的情况。前方工作人员得到命令后，也是无论如何都坚决执行。说到底，这么大的事情还是通过一个个人做起来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撤离过程中，中方驻外机构，尤其是部分中资企业的核心领导层在行动中的作用得到了巨大体现。前方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党员成为一线撤离的主心骨，他们在将分散各地俄中方企业人员集中、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没有他们，这次行动根本不可能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经历了这次成功的撤离行动，你觉得有哪些经验值得今后借鉴？
黄屏：在经历了本次撤离行动之后，我对近年来的领事保护工作有一些思考。
现在，中国每年有6000万出境人次，而这个规模肯定会逐年扩大。为了满足海外公民的需求，就需要做到中国的海外利益拓展到哪里，中国的领事服务就应该跟进到哪里。
中国的外交机构每年要应对处置三万多起领事保护事件，而重大领保案件全球、多点、同时爆发的可能性又完全存在。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的未雨绸缪，把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做好、做细、做深入、做扎实。与此同时，我们建议各驻外机构和企业未雨绸缪，提高在海外的安全投入，加大海外安全保障和防范，以有利于自身在任何时候都能“稳住脚”，能在当地“扎下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