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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形象 他们如何看我们
在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华裔和政府领导人的贡献与影响最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虽然充满期待，可备受关注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还无法在“十一”前播出。国新办相关负责官员则向本刊记者表示，从未正式发布过该片将在“国庆档”播出的消息，媒体此前对于该片播出时间的报道存在问题。
由于意义重大，《国家形象宣传片》在制作完成后将开始一系列审片过程。其间，完善和修改在所难免。本刊记者获知，到9月下旬该片可能进入第一轮审片。
审慎和严谨的原因无需多言。在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变革最为巨大的30年后，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
事实上，即使在中国最为偏僻的乡村，人们都能感受到1978年以来生活和社会的变化。但是，为何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印象有些还停留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落后、愚昧？
100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如何认识国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也几经变化。从天朝上国到失落自卑，从自信的革命国家到虚心的学习心态。然而，直到今天，什么人能够代表中国人？外国人到底如何看待中国人？仍然存在不同解读乃至误判。
他们到底如何看我们？
谁能代表中国人
一直以来，外国人都以“Chinese”，即“中国人”一词来称呼具有中国国籍的人，甚至在无法判断国籍的时候也用来称呼华裔。
在这样一个数量庞大、主体层次众多的群体中，谁对中国人的形象产生了最大影响？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课题组之前为期两年多的研究，曾涉及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一个答案。
按照身份特征，这项研究将“中国人”设定为政府领导人、商界或企业界名人、文化和演艺名人、体育名人、专家学者、其他名人、普通人等7个类别。此外，尽管“中国人相关报道”中的主要人物不一定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但是报道一定与中国人形象有关。因此，“华裔”被专门作为一个类别加以考察。
根据世界主流印刷媒体涉华报道的统计数据显示，华裔占据39.07%的篇幅，政府领导人为18.77%，文化演艺名人10%，专家学者4.88%，其他均在6%至8%之间。
“华裔”或者“华人”其实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拥有居住地国国籍、打算获得居住地国籍、第一代以后的移民等等，都可以纳入到这个范围。统计显示，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影响，有的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具有知名度优势的中国政府领导人。
课题组执行组长、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系主任何辉告诉本刊记者，他说，普通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视作品和唐人街。唐人街就是华裔的代表，而外国人制作的影视作品也直接来自对当地华人的感观。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交通和资讯的不发达，外国人无法亲自到达中国。因此，当地华人、媒体和影视作品，成为他们了解中国人和中国的最主要渠道。30年来，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他们也为外国人和媒体观察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直观素材。研究认为，在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华裔和政府领导人的贡献与影响最大。
不过，在涉及华裔的报道中，负面评价占37.6%，正面仅占16.1%，态度不明显的占46.3%，负面评价比重为第二高。正面评价最高的是文化演艺名人，达到64.86%。由此可以看到，文化演艺界名人对中国形象有一定的加分作用。
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比较多。其中最大的原因，仍是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影响。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误读和偏见，对于中国崛起带来的竞争力、为自身需要捏造的中国威胁论，往往会首先落在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政府领导人身上。
另外，腐败问题影响着国家的形象。比如国外媒体大肆报道一些中国官员到国外购房，一掷千金。
不过何辉说，这一情况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很大改善。北京奥运会、“5.12”地震和玉树地震中政府和官员的表现，使外媒给予了很高的正面评价。
在世界主流印刷媒体上，中国政府和领导在经济方面的形象较其他方面更为积极一些。同时，在外交方面，由于改进了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和加大了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呈现出积极开放的形象。
普通人在世界主流印刷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比较多，排在专家、体育明星之前。可以说，在西方新闻从业者人本主义思想的背景下，记者的眼光更多地关注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每个中国人都有义务提高自身素质，建立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大事件中的中国人
“美国早期影视作品中的华人形象很糟糕， 大部分是清代中国人的影子，思想落后、行动慢吞吞的。”何辉对本刊说。
他说，在美国早期表现中国人的影视作品里，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傅满洲”和“陈查理”。“这是两个很著名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样子邪恶，陈查理是一个外国人演的中国人，形象也很古怪。”
而中国的女性形象，在早期西方人眼中多是“勤劳的、吃苦的、裹着小脚、命运悲惨的农村女性”，或者是生活在唐人街、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
何辉认为，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三位功夫巨星，对西方人心中的中国人的形象具有改变作用。
“过去许多西方人心中的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李小龙让外国人对中国人有了新的看法，表现了中国人勇武的一面，而成龙则通过他的功夫表演表现了中国人灵巧与幽默的一面，李连杰更多的是把正宗的、优美的中国功夫带给了全世界。”
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以新世纪为开端有了新的变化。
“这要从一系列重要事件开始说起，”何辉说，西方媒体的习惯是关注大事件、关注灾难、关注冲突，所以往往这样的事件最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何辉和他的课题组曾在美国最大的法律、新闻资料数据库中检索了2000年12月20日到2003年12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所有标题包含“China”(中国)或者“Chinese”(中国人)的播出文字稿，并进行了分析。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同时期的播出文字稿也进行了检索并进行了分析。
这两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国最主要的内容是：2001年4月的中美撞机事件、2001年7月中国申奥成功、2001年11月中国入世、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2003年初的SARS事件以及2003年底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这六件事。
在这个新阶段，中国能够积极通过一些行为扭转自己的不利形象。比如，在SARS事件中，西方媒体本来对中国的报道偏重负面。但是，随着中国及时公开信息，情况发生了扭转。
虽然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外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形象塑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有一些客观的评价，但是陈刚认为，“仍然是负面的东西偏多，尽管有些内容已经变得中性了一点，还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对国家形象塑造的要求。”
他们关心我们什么？
不同的国家和媒体对于中国与中国人的态度既一致又有不同。对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费加罗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日本《读卖新闻》、西班牙《国家报》和美国《时代》杂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媒体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报道正面居多、或态度不明显。
美国的《时代》等虽然对外说以客观报道为主，但负面报道远远多于正面报道。比如从2001年12月到2003年12月，《纽约时报》针对中国的负面、否定性报道一共有453篇，占总报道数的26%，主要集中在政治体制、人权状况、法律制度等方面。肯定性报道只有139篇，占涉华总报道量的8%，主要是在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域。
而从政治文章的报道倾向统计，正面的只有17篇，负面的有135篇，不带倾向性的119篇。
何辉觉得，如果说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报道给中国画了一幅人物肖像，那么这个人物是基本正常的，但同时又是“多病”的和“面目丑陋”的，“西方主流媒体不能摆脱西方发达国家惯有的，优势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先入为主的价值观体系下面，跟他们想法不符合的现象，他们都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
一般情况下，控制国际话语权的这些西方主流媒体最为关心中国的经济情况，其次是外交、政治。值得注意的是，《费加罗报》、《法兰克福汇报》等比较多关注中国经济、企业的媒体，其对中国的整体评价较高、倾向性不明显或负面报道少于正面报道。
总体上讲，经济、文化、科技都会给中国人的形象加分。以《费加罗报》为例，在统计时间段内的文化艺术方面的报道中60%为正面、有74篇。负面仅有3篇。
对于中国的发展，它们普遍认为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以中国企业为例，正、负面报道比例在《费加罗报》是13:1，《国家报》是3:1，《泰晤士报》是4:1，《纽约时报》大约是10:1。
人权、死刑等问题，及社会法律是外媒攻击最多的领域。同时，医疗卫生、环境也给中国人的形象带来不利影响。显然，它们并不赞同不同制度带来的差异，而是更多以自身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甚至无视发展阶段的不同来说三道四。
真正塑造中国人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广告学系主任陈刚则认为，对西方媒体不能苛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颗平常心”。
他说：“有些报道出现了，我们觉得不是很合适，不客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报道的作者对中国的一些做法和习惯不是很了解，甚至是有点误会，如何能增进了解、消除误会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在何辉看来，这次以拍国家形象广告的形式来进行国家形象的推广，这样的外宣效果，就比从前迈进了一大步。
何辉也表示，很多时候外宣工作的效果是不可控的，“有时愿望很良好，但是效果并不好，做得很辛苦，对目标人群起不了作用。”
“外国人一般不看CCTV 9。中国制作的国际形象宣传片过去也有不少，但是外国的电视台如果不感兴趣或有所排斥，就可能没有办法播出。”他说，“中国制作的宣传册，即使再精美，也可能摆不到想摆的位置。比如把宣传册摆在国外的大学里，人家可以不看。我们想往人家政府机构内送，往往也不可能，所以效果往往很难衡量。”
陈刚则认为，非常关键的是要强调沟通。“比起我们比较常用的‘宏大叙事’，外国人的眼睛和心灵，更容易被一些个人经历与人本性的描述所打动。要通过人来把中国的变化表现出来。”他说。
何辉说，现在的外国媒体也比较关注普通中国人。“现在很多国家的国际机场都挤满了中国人，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常多。如果把人比喻成化学里的分子，普通中国人在‘分子’意义上也是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他们的表现更直观，更容易被外国人记住。”
最近30年来随着国门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海外，他们不仅表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巨大变化，同时负担着改变中国人形象的任务。
“只要是中国人，其实都肩负着维护中国形象的责任，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国形象不是一两个国家形象片或者一两个大事件能够改变的，需要每个人用行动来说明。因为每个人的行为，不论是否凸显，如同溪流汇海，本质上都是构成代表中国形象的中国人行为的一部分。新的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因此也具有国民激励之作用。”何辉说。
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中国和中国人
这两个国家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时，经常是“三角”的：中国、自己和西方，要亲西方就要疏远中国
口述 | 周宁(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 整理 | 本刊记者米艾尼
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认同，总是在与特定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完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颠覆性的自我认同危机，从天朝上国沦落到濒临亡国亡教亡种的“半野蛮国度”。中国曾不再能够从想象中低劣的“四夷”中认同自我，反而不断要从强势的“西方”那里获得现代自我的身份认同。
在现代西方面前，我们或发现自身的落后、专制、愚昧、野蛮，或者完全相反，发现自身的进步、革命、自由、浪漫。不管怎样，人们似乎总是在对“西方”的想象中寻找认同，才能找到现代中国的自我。
现代中国的构建过程是在特定的中西之间的想象域完成的。西方既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压力与欲望，又表现为一种超现实的幻象。
所以，我们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经常不自觉地意指“中国与西方”，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意味着外在的西方的压制性力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已经成为“非西方”的某种文化无意识。
然而，现代世界却不仅有西方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以及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美等不同地区文化圈。其实，不论就历史、未来还是现实而言，了解俄罗斯、印度、日本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都是必要的。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多少决定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发展的命运。
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文化圈的中国、中国人形象则是个多棱镜。
有界限的日本
首先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现在，西方已经不是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文明概念。日本人认为，自己也属于西方。
从日本古代到16世纪之前，日本始终是一元性的积极移植中国文化，模仿中国的文明模式。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面临西方技术文明的巨大冲击，开始尝试进行多元化文化输入。
要注意到的是，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一直在“脱亚入欧”、“去中国化”。他们非常敏感地要跟中国划清界线，要证明日本跟东方无关、跟中国无关。所以在20世纪的上半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唯恐厌恶之不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蔑视中国的情绪一度减轻，但是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逐渐恢复了自信。它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的反共意识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再一次和战前蔑视中国的情绪结合在一起。
后来随着中日建交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人开始不断感受到一个正在变化之中的、崛起中的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逐步发生了变化，现代中国的形象---“世界工厂”、“共产主义政权”、“最大的消费国家”、“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等一系列话语成为了日本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过1990年后，延续冷战时期的思维模式，“中国威胁论”开始盛行。之所以出现这种论调，首先是日本为加快发展军事力量，摆脱战后制定的“非战”原则寻找借口，其次是制造舆论，将亚洲所谓的不稳定因素的矛头指向中国，阻滞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同时也是为了摆脱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下国内舆论的压力。
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说交织了憧憬和蔑视、友好和对抗、信赖和狡猾、协同与恐怖这些矛盾情绪。
一方面，日本人接触到中国的自然风景和传统文化，重新体验到了“人文中国”的魅力，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让日本人留下了“这不是中国”的莫名惊诧。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认识---“儒教国家”、“礼仪之邦”形象正在弱化，一个新的中国---“世界中的中国”形象在日本国民心中树立了起来。
矛盾的俄罗斯
再说俄罗斯。从西方看俄罗斯，俄罗斯是东方；从东方看俄罗斯，俄罗斯又是西方。
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构建过程相当复杂：第一阶段大致在18世纪后半叶：哲人之邦。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腐朽之邦。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兄弟之邦。
在从十月革命到中苏交恶的近半个世纪里，中俄之间的政治友谊代替了文化冲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一度成为“兄弟之邦”。但在这种不能轻易否定其真诚的“兄弟”想象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到“我是兄，你是弟”。
实际上，俄罗斯的媒体对中国的态度跟日本有相像之处。这两个国家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时，经常是“三角”的：中国、自己和西方，要亲西方就要疏远中国。而俄罗斯本来就不是纯粹的西方国家，属于西方中的东方、东方中的西方。
在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更是觉得要清理身份，如果继续跟中国“纠缠不清”，恐怕它自己身份也“可疑”。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俄罗斯的反华论调一直很激烈。
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有自身的历史与问题。首先，俄罗斯思想是在面对强大的西方进行自我确证时想象并引述中国形象的，于是，中国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思想中，任何时候都是与俄罗斯的西方形象相对立，没有独立的意义。
一个例子是，俄罗斯总是在与西方形象对比时讨论中国形象，在俄罗斯思想家的言论中，中国形象不断出现在“俄罗斯与欧洲”的论题下。中国形象的表现并不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而取决于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现象是俄罗斯思想总在复述西方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反而忽略俄罗斯本土的中国信息。
日本、俄罗斯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某种“凌驾”意义，它不仅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也多少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中国形象。
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最明显地表现在现代西方世界在中国形象的全球话语权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又似乎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着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
被影响的看法
而在拥有众多国家的东南亚，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才具体明晰起来。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首先出现在20世纪前叶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中国是亚洲觉醒、民族革命、国家解放的象征。东南亚国家一度在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中认同中国、美化中国，印尼独立后曾经将中国当作国家建设的典范，苏加诺1956年完成中国之行后说，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真正公正、繁荣的新世界”。
这种形象的塑造最初得力于当地华人，他们对现代化、民族解放和泛亚细亚主义的介绍，影响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事业。最典型的是印尼，苏加诺曾经坦言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灵感来自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自1918年，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已深入我心。”
在苏加诺看来，中国与印尼是分享着“亚洲共同性”的“东方兄弟”。他在1928年《印度尼西亚青年之声》中表述说：“人们开始意识到印中两国人民都是东亚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都是为自由生活斗争、挣扎的人……因此，我们应一起建立一个亚洲社会，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壁垒。”
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发生了一次转变，曾经作为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兄弟的中国成为冷战中“共产主义威胁”的代表。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被冷战意识形态拆解。不过，比如在马来西亚，那时选择与中国敌对是自身的政治需要。
东南亚的中国形象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可能既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又是身边华人的故乡。如何才能将中国与当地华人区分开来，这是个微妙而危险的话题。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其国族认同与建国理想，其中国想象一直处在某种紧张与焦虑状态。
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中国与东南亚，而在中国与美国，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有可能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目前东南亚出现的隐约的“中国威胁论”，真正的源头是来自美国的警惕或忧虑。
这里还要提及印度。它与中国领土相邻，文明相关，历史上已有2000多年的商贸与文化往来，但直到现代之前，印度一直没有清晰的中国形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国同样成为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印度眼中美好的中国形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然后开始接受和复制西方冷战思维：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好战的、暴政的国家”，是世界和平与印度安全的最大的敌人。
这种充满敌意的中国形象当然显得轻率武断，但社会影响也微弱。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仅流行于政治领域中，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影响既不广泛也不深入，印度社会或一般民众的中国形象仍是模糊而冷漠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与中国有2000多年交往的历史，丝绸西去，佛陀东来，但印度的中国形象，除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之外，基本上是个空白。印度对它这个庞大的邻国的冷漠是令人吃惊的。印度的中国形象没有充分理性化的认知基础，没有是非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独特有效的话语体系。
改善自我
一些人老是觉得西方人理性、正义、自由，其实这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固陋，从小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对中国有一些很奇怪的观点和想法，不光是关于政治的，甚至在知识系统方面，都是负面的。
这导致了一个对中国存在恶意、并可能增长的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整个中国，人类有一个习惯：可能会把个人身上的毛病放大化、类型化，成为这个国家或人群的整体形象。19世纪，整个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脏、懒、不诚实、不守时、情感麻木。这个潜意识的背景到今天一直在左右西方人的看法。
中国人自己的表现有时加强了这种看法。我们觉得很自然的事情，西方人看来就觉得不可理解。一旦有了误解，误解就会滋生误解。反之，如果初始是善意的，许多细节都会被理解。
我们经常想拿中国的思维教化外国人，这是不太可能的。比如巴黎的孔子学院，有一年开新年晚会，请了很多法国人，结果只有很少法国人来参加了。我们的老师就去询问原因，法国人说：你们晚会的主题成了“我爱中国”，这不是带有强制色彩的么？
一些人其实是把国内的做事方法带到国外去，结果效果相反。总之，要让西方看到中国民间文明发展的动力，这样会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费孝通曾这样说，在自己的国家，你是一个公民；在国外，你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他认为，这是一种文明使命，“一个异文化的环境中，你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种文化的代表，要为自己的文化负责。”他提出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胡春春：这是一份要干20年的工作
“我们要告诉外国人，中国是一个正在构建中的民族国家：它存在不足，但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与扬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韩墨 | 柏林报道
4年前，身为同济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副教授的胡春春来到德国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担任当地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他本来打算一年后就回国，没想到这一待就是4年，任期前后延了3次。
想来想去
“假如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去，非要向你介绍他的国家和文化，你会怎么想？”如同在课堂上那样，胡春春喜欢用提问开启一场对话。
“你或许会说：‘那里离我太遥远了，和我的职业和生活也没关系，我干吗要听你讲？’”他说，“这也是我们的处境。对德国人而言，我就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介绍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之前，我就要想，人家凭什么要对我有那么大兴趣？”
思来想去，胡春春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我会对德国人说，我们双方其实有很多交集，中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与德国毫无联系。”
于是，胡春春把自己扎实的语言学功底“搬”了出来：“你们德语中都把茶叫做tee，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tee其实就是中国的汉语。”每次举到这个例子，台下的德国学员往往会立即瞪大眼睛，显出或怀疑、或惊异的表情。
“公元7世纪以前，中国人把茶称作di。福建省的闽南话至今还保留着这个读音。后来，中国人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出口茶饮料，因此你们也跟着把茶叫做di，后来演化成tee，进入你们的语言。”胡春春娓娓道来。
胡春春说，他希望通过复原这类“小细节”让德国人知道，中国和德国虽然相隔千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过联系或者不需要发展联系。
不过胡春春坦言，在德国做中国文化交流， “不是很理想”，有时甚至“障碍重重”。
“德国并不像英国、法国、美国那样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国家。它位居欧洲中部，民众长期以来趋向保守。相较海洋民族，德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确实弱一些”。胡春春说。
例如，德国教育部门有一整套制度严加约束在德国中小学推广某种外语：一所学校如要正式开设汉语课程，至少配备两名职业汉语教师。想要成为这种教师，必须首先通过德国相应的师范类考试。
“现在的问题是，德国目前根本就没有关于汉语教学资格的师范类考试，”胡春春说，好在现在已有几所德国大学开设了汉语教学的相关专业。这意味着几年之后第一批经认可的汉语师范毕业生将步入社会。那时，中小学就可以正式开汉语课。
去“博物馆化”
今年7月至8月，汉诺威孔子学院联合其他9所德国孔院，继2009年之后再次组织100多名德国中学生到北京、安徽、山东等地参加夏令营活动。“临行前，一名德国教师召集学生开会，禁止同学单独进入中国家庭。我们问为什么。回答说，害怕。害怕什么？不知道。”胡春春回忆起这件事，脸上似乎还有些余怒未消。
“你会发现，有一个无法形容的、隐隐约约的负面东西压在他们心里，”他说，“为什么害怕？因为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之前接触了太多负面的描述。应当说，德国媒体在其中发挥了一个不那么积极的作用。”
“西方新闻观要求报道‘人咬狗’式的新闻，这本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你连中国基本的框架都没有传递清楚，直接拿出一个‘人咬狗’大肆渲染，不少德国民众就会觉得，莫非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咬狗的？”胡春春说，“久而久之，一个固定的负面形象就在他们心里安了家。”
在德国中学做讲座，胡春春经常会遇到十几岁的中学生举手提问“三峡移民问题”、“达赖问题”、“新疆民族团结”等大话题。可如果让同学自己谈谈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又大多支支吾吾。
“他们根本不熟悉中国，却从媒体报道中牢牢记住了这些关键字。”他说。
在胡春春看来，破除西方僵化、负面中国形象的方法不外两种：请进来看，走出去说。
连续两年的“德国中学生赴华夏令营”或许很说明问题。应国家汉办邀请，迄今已有近300名德国中学生利用暑假来华交流，行程中既包括游览故宫、孔府、泰山等名胜古迹，也有深入工厂、校园，和中国普通民众面对面交流。
“看到中学生们回国后写的作文，我们特别高兴，”胡春春说，“很多学生写道：去中国前，我本来以为中国到处都是问题，但后来发现，虽然中国并不完美，却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他们的热情和好客甚至超过了德国。”
“就是让这些年轻人真实地去感受一个与德国不太一样的国家，”他说，“无需我们多说什么，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定义自然会发生转变。”
由此胡春春认为，塑造中国形象需要跟紧时代步伐。“我来到德国，并不是为了强调中国完全没有问题或者只剩问题。我只想说，中国形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欢迎大家共同参与构建的开放系统。”
“我们需要打破那种博物馆化的、僵化的中国观---提起中国，就是功夫、舞狮子、京剧脸谱，这些固然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它们也非常不完整。”胡春春说，“我们要告诉外国人，中国是一个正在构建中的民族国家：它存在不足，但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与扬弃。中国形象无定式，也没有固定答案，它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为了传递完整的中国形象，胡春春不断告诉自己，必须“心态平和、目光平视”。“无论是和德国政界、商界还是普通民众打交道，我们绝不心怀成见，不要将我们的想法强加于人。”
“如果你感兴趣，我愿意详谈，如果你暂时不愿参与，那也没有关系，”胡春春说，“这种做法本身或许也是一次中国形象公关。”
长宜放眼量
1998年，时年26岁的胡春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德国，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校园里还没有多少中国面孔，媒体关于中国的信息也并不丰富。”他回忆说，“到了2003年我毕业回国前，中国留学生明显多了起来，‘中国’更是德国各大报每天都出现的字眼。”
不过，报道篇幅增多并不意味着中国形象的丰满。对德国民众而言，中国的确成为一个更感兴趣的话题，但它的形象却一直显得“模糊，不可捉摸，甚至可惧”。
今年6月，德国知名政治基金会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在研究7家德国主要媒体2008年发出的8700多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后得出结论：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体偏向负面，部分报道使用简单化、模式化、有偏见的言语，“贬低、歪曲中国形象”。
“金融危机时，有媒体报道来自中国的订单是促使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原因之一。这则消息本身无所谓正面负面。但不少德国媒体对此的解读却是：德国必须警惕自身对中国的依赖。对此我们只能摇头叹息。”胡春春说。
北京奥运会期间，德国电视二台一名女主持人手机上收到一个诸如“北京欢迎你”的短信，便在镜头前惊呼：“中国当局是怎么知道我号码的？难道他们对我进行了监控？”
“她真的不知道这只是运营商的一个群发短信？”胡春春说，“有时候德国媒体的思维方式多少让人哭笑不得。”
然而，“世界舆论的话语权依然在西方媒体那里，而它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在代表所谓‘文明世界’。中国还只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他者，一个不确定的他者。”胡春春说，“这也反过来提醒我们，建立国家形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社会发展水平相对应。”
2008年10月，胡春春带领汉诺威孔院的老师，在德国布克斯特胡德市哈勒帕根文科中学，讲了为期3天的汉语体验课。课程结束后，校长冯。麦克尔科尔找到他说：“你今天做的事，正是我20年前的翻版。当初我是一名西班牙语老师，为了让西班牙语进入德国中小学教育，我个人奋斗了足足20年。”
一门同属欧洲的语言融入德国尚且如此艰难，“难道我们要奢望在短短几年内就让德国人重建一个中国形象？”胡春春说。
钱兰根：中国人不是黑帮
他立即从门下的洋弟子中选出了200名善于擒拿和格斗的高手，参加奥运火炬的保护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冯俊扬、宋洁云 | 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钱兰根是一位武术家。在阿根廷华人圈中，他像在中国那样被称为“大侠”；在习武的洋徒弟中，他则像西方习惯那样被称为“大师”；在众多患者眼中，他被称为“大医生”；但是性格谦和的钱兰根更喜欢别人叫他一声“钱师傅”或者“老钱”。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钱兰根已经在地球南端的阿根廷生活了25个年头，他一直在用中国人“侠”的标准要求自己。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侠
这是一个周二的上午，布宜诺斯艾利斯又迎来了一个碧空如洗的好天气。钱兰根喝完茶就前往位于塞拉诺街的诊所。诊所门脸不大，院落很深。他的针灸和推拿技术在阿根廷首屈一指，等待就诊的患者已经排出很长的队伍。
在等候就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叫伊西德罗的街头杂耍艺人。几天前他在马路上表演自行车车技时摔了下来，胳膊受伤。由于无力去昂贵的私人医院看病，于是辗转找到了钱兰根的诊所，希望碰一碰运气。
支付挂号费的时候，伊西德罗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小额钞票，还有很多1比索甚至5角钱的硬币。他有些不好意思，用一只手吃力地整理着皱皱巴巴的纸币。这些被正在诊所帮忙的钱晓兰看在眼里。
女儿钱晓兰和儿子钱斌格都继承了钱氏家传的武学与医术。钱斌格如今已经独当一面，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武术联盟主席，同时负责钱氏武馆的日常运营。钱晓兰则继续担任父亲的帮手。
询问过父亲，钱晓兰出来告诉伊西德罗：父亲将为他免费治疗。“那些钱都是他街头卖艺一块一块挣出来的，我怎么忍心收呢，”钱兰根一边为他推拿疗伤一边说，“人都有潦倒的时候，能帮一定要帮一把。”
离开诊所的时候，钱兰根还免费送了他一瓶正骨水，并叮嘱他下周再来诊所疗伤。这样的例子对钱兰根来说很平常。钱兰根在阿根廷侨界素有侠义之名，因为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为人豪爽，急公好义。
“除了老婆和孩子不能拿走，家里的东西喜欢什么就拿走。”这是钱兰根经常对朋友说的一句话。
在阿根廷“踢馆”
61岁的钱兰根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武术世家，从小就得到父辈和诸多武术名家的指点，成为“绵全拳”传人。
钱兰根说，他和另外三名同伴曾遭到100多人的围攻，居然打得对方不敢近身，望风而逃。“年轻的时候总是爱惹事，练了功夫就想打架，看看谁的本事大，”已过花甲之年的钱兰根，回忆起当年四处找人切磋武功的故事，有些不好意思。
钱兰根还继承了家传医学。他后来在黄浦区中心医院当上了中医大夫。1985年，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波出国大潮的带动下，钱兰根带着家人来到阿根廷闯荡。
在异国他乡的闯荡并不容易。钱兰根在阿根廷的第一次求职很像江湖中的“踢馆”。那天他独自怀揣一把剑、一把刀和一个铁球，来到阿根廷最大的武馆，要求在武馆授课。“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钱兰根只打了一套拳，表演了一套气功，馆主没跟他过招就请他在武馆授课。
几个月后，钱兰根在徒弟的帮助下开办了自己的武馆，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如今钱氏武馆在美洲地区已有上百家分馆，学生人数超过3000人。
1988年，钱兰根参加了在阿根廷举行的由中国、日本和韩国武林高手参加的武术大赛，结果击败众多高手一举夺冠。那时，阿根廷华人数量还不多，而且不受阿根廷主流社会关注。这次夺冠不仅大长了阿根廷华人的志气，也让许多阿根廷人认识到中国武术的魅力。
钱兰根笑着说，当时中国武术的名头很响，以至于一些阿根廷警察逮捕华人后都非常紧张，连声询问对方是否懂功夫。
据说，目前阿根廷的华人数量在8万名至10万名之间，其中大部分从事超市业、餐饮业和零售业。华人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在阿根廷稳步发展壮大。
对于华人移民团体的迅速崛起，阿根廷主流社会多少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他们不太习惯华人移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积累起可观的财富，经济实力超出当地人的平均水平。
于是，阿根廷一些媒体热衷于报道华人社团的负面新闻，时不时就找个机会来炒作一下“华人黑帮”，故意给阿根廷华人抹黑和添堵。
钱兰根却用行动展现了中国人的真正形象。确切地说，展现了一个中国侠客的形象：不仅会武术，还有真正宽阔的胸怀。
钱兰根和太太都非常疼爱门下的“洋弟子”，这些阿根廷学生也没把自己当外人，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去师傅家蹭吃蹭喝，有时甚至把家里人也带过去。钱兰根总是开玩笑说，武术界的传统是徒弟孝敬师傅，这里成了师傅孝敬徒弟了。
难舍中国情怀
虽然举家移民阿根廷20余年，也在当地入籍，但是钱兰根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钱兰根觉得非常自然：就像自己几十年来都是喜欢吃水煎包和上海馄饨一样，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惯性。
来到阿根廷后，钱兰根每次参加比赛或表演，随身都要携带一面五星红旗。如果在比赛中获胜，他会在赛场上骄傲地打出五星红旗。
如今，钱氏武馆在许多南美国家都有分馆。钱兰根对它们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在馆里悬挂一面中国国旗，否则不许挂钱氏武馆的牌子。
年过花甲的钱兰根现在将武馆的大部分事务交给儿子钱斌格打理，自己专心经营诊所。至多，就去武馆坐一坐，看徒弟们练拳。
但他也有“出山”的时候。2008年由于法国等地发生了抢夺和破坏北京奥运火炬等事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火炬传递也因此蒙上阴影。
作为火炬手的钱兰根闻讯后拍案大怒：“什么人敢到阿根廷来向北京奥运叫板，给中国撒野捣乱！”他立即从门下的洋弟子中选出了200名善于擒拿和格斗的高手，参加奥运火炬的保护工作。“别人不出手，我们也不出手；别人胆敢出手，我们就让他们无法还手。”钱兰根当时对众弟子的训话掷地有声，尽显江湖豪气。
2010年春节，旅阿华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贝尔格拉诺区标志性的中国城牌楼下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钱兰根带着众弟子舞龙舞狮，进行精彩的武术表演。
但是，由于有人对于巨大牌楼上的“中国”两字心存芥蒂，故意找借口拆除了牌楼下的表演舞台。“没有舞台，我们就在街头表演，”钱兰根说，“反正练武的人不怕街头卖艺。”直到活动结束，钱兰根和众弟子都没有离开牌楼半步。
陈宏：“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也会赚钱”
陈宏自信地说，如果一个CEO只能出席硅谷的一个年会，一定是去中国人的华源科技协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特约撰稿刘雅 | 北京报道
1962年出生的陈宏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
他的历程曾被日本NHK电视台拍成专题纪录片，名字就叫《CHINA POWER》，讲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长的故事，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老实的中国留学生
1983年，教育部选拔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的陈宏竭力争取到这个机会。两年后，怀揣80美元，他来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开始梦想中的“海外深造”。
入学不久，美国的老师和同学就给陈宏贴上了“刻苦、勤奋”的标签。在陈宏印象中，这个标签几乎是当时每个中国留学生共有的。
于是，在外国同学眼中，中国留学生总是一副如饥似渴、钻研读书的样子。不仅如此，还常常给人以“默默无语”的印象。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也穷，刚刚踏出国门，大家有潜在的自卑感，而且又经过文化大革命，都不敢乱讲话，这种个性在我们中间也就比较多，美国一些教授甚至觉得中国留学生过于老实了。”陈宏解释道。
谨慎而保守的心理状态，对于曾希望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极大的障碍。“我们出去郊游、运动，组织晚会都是通过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只带自己人出去玩，和外国的圈子没有任何交集。”陈宏说。
陈宏最早的外国朋友是学校里的舍友---一个比他年长十几岁的日本留学生Kimura。两人相处得很好，但这位舍友始终觉得“日本绝对比中国发达多了”。
陈宏觉得这是歧视，KEMO则给出了自己的一番解释：“他说，五六十年代日本人看到美国人就像神一样，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越来越强大，他的几个朋友甚至开始管理美国人。那种敬畏感、神秘感就没了。他的毕业论文叫《傲慢与偏见》，结论就是，真正要让世界产生尊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做到强大。”陈宏说，20年后他对这个说法有了尤为深刻的体会。
在美国最初的岁月里，外国同学确实普遍瞧不起中国。“比如美国人对你态度很好。但你可以感觉到他不会把你当做和他一个同等级别的人交往。他觉得就是送你一些东西，照顾你一下。”陈宏说。
后来陈宏住进一个有5名白人学生的宿舍，“有一个舍友，一个英国人，上来就问我，中国通电吗、有电视机吗等离奇的问题，好像我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共产主义也能赚钱
1991年，博士毕业的陈宏来到硅谷。那时互联网世界已开始风起云涌，纳斯达克不断上演财富神话。但这些高科技神话似乎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在美国投资界的印象中，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始终以循规蹈矩的“工程师”或者“助理教授”的面貌出现，根本没有创业成功的例子。
陈宏在1993年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借筹集50万美元创立了Aimnet公司。但他在融资路上遭遇身份难题。
他原本准备经历艰难的谈判过程，结果投资公司都表示“对不起，我们没兴趣”，根本不与他对话。
有人提点他：这些美国“风投”宁肯投印度人也不会投中国人。在他们的心中，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幸，陈宏还是找到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投资者，将Aimnet 打造成为美国加州最大的网络服务商之一。此时，和陈宏一样开始在硅谷创业的中国人，还喊出了一个口号：让西方人明白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也知道怎样赚钱。
不过，这时美国主流IT圈对于他和中国人还不在乎。有一次在会议上，陈宏主动上前和康柏公司CEO打招呼。对方握手后，说声“nice talking to you”就不再理会。
1999年12月15日是一个转折：陈宏一手创立的GRIC 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大陆留学生作为CEO和创始人在纳斯达克上市最早的公司之一。
2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投资者开始掏钱给中国留学生的公司，有些留学生常常凭借一纸商业策划书就可以拿到投资。
一定要参加的年会
GRIC上市后，一些大公司的CEO开始与陈宏往来。曾经对他“闭门谢客”的美国投资界人士也开始寻找与陈宏交流的机会。“从2000开始，这种平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也意识到，这不仅是个人实力增强的结果。世界的眼光开始更多聚焦在中国人身上。”陈宏说。
而这种“聚焦”效应，颇为明显地体现在华人协会的影响力上。
1991年，陈宏等在硅谷创办北加州华人专业人士协会。它本想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 “科技部副部级的领导，想接触一些美国大型公司的负责人。协会安排后，这些大型公司派来的竟然是刚从学校毕业两年的低层管理人员。”陈宏说。
8年后，陈宏与WebEx公司创始人朱敏、新浪的茅道临等第一批留学生创业者联手创立华源科技协会，“刚创立的第一年99%都是中国人在参与。现在参加华源年会的一半以上是外国人，美国的副总统戈尔会来，思科的CEO、微软的CEO全都来了。”陈宏说。
吴睿：“四月青年”的新任务
显然，他们还没有适应中国日益强大这个事实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邱丹、记者戴闻名 | 上海报道
吴睿，1974年生，2003年去法国，先在马赛第三大学攻读欧盟商法法律硕士，随后在巴黎一大学习旅游法硕士，现在法国从事旅游业工作。
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巴黎风波之后“4.19”华人巴黎集会的组织者。因为在遥远的海外捍卫国家形象，吴睿和他的同伴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四月青年”。
那是一次中法观念和关系的大碰撞。不过2年后，吴睿已经担任民间组织“中法之桥协会”会长。他的任务就是推动中法之间的文化、经贸交流。
“嫉妒加恐慌的复杂心理”
吴睿在法国7年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法国民众对中国有不少误解。
“在他们的教科书上，西藏是1949年之后，中国派兵‘占领’的。”吴睿说。在2008年4月7日巴黎火炬传递事件现场，他的一个朋友听见一个小女孩问：“他们在干什么？”身边的母亲回答：“中国占领了他们的领土，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觉得，除了不了解中国，法国人面对中国有“嫉妒加恐慌的复杂心理”。这些年在巴黎留学、经商、定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通过竞争获得了就业机会，再加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逐步进入法国市场，让当地人心里很不舒服。显然，他们还没有适应中国日益强大这个事实。
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的海外发展、尤其是在非洲的发展，让法国人难以接受：“法国历来把大部分说法语的非洲国家当成是他们的‘后花园’。中国的工程队、经贸团在非洲的每一次竞标成功，就意味着法国在非洲利益的每一次退守。我想这是中法关系不断起伏的一个根源。”
在2008年3月14日奥运火炬传递那天，一些法国人举着五个手铐的旗子抵制北京奥运，还有中国留学生在大街上被法国老太太围起来吐唾沫，说“中国侵占别人领地”。
吴睿和其他一些留学生觉得，这是对中国的严重曲解和侮辱，而此时法国媒体却还在铺天盖地宣传藏独分子的言论，“我们觉得必须站出来说点什么，才可能在法国继续求学、生存”。他们迅速组成了一个“组委会”，决定组织一次游行，抗议媒体的不公正报道，用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奥运。
“支持北京奥运，反对媒体不公”被确定为集会的主题，他们制作了一系列的标语： “中法友谊万岁”、“停止媒体暴力”、“欢迎去北京感受真实中国”等等。在集会前召开记者会，他们还按照西方人的方式介绍了集会内容，并邀请法国主流媒体报道集会。
他们向巴黎警局申请了4月19日举行游行，申报人数5000。警局的人一开始很不屑，说“你们这个活动能来1000人就不错了”。申请递交后，警局先将线路砍掉了一大半。后来又电话通知游行改成了集会。
温州商人不抠门
这些年轻人当时印了6000件T恤，很快就分发光了。“如果按人次计算，那应该超过一万了。”全法国、甚至周边邻国的留学生都自发组织、长途跋涉前来声援。
6000件T恤衫都是由华侨捐赠的，“别看那些温州商人平时很抠门，在集会当天，也是靠这些温州老板的慷慨相助，才解决了1500个外地参与者的午餐和住宿。”吴睿回忆说。
这是一次和平的抗议，“集会散去之后巴黎共和国广场上一片纸都没有留下，这让经常参加集会游行的法国人很是震惊”。
吴睿觉得，要彻底改变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真的很困难，只能一点点做，“成立于2008年8月的中法之桥协会，就是希望能通过文化、经贸的交流，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化解一些误会和偏见”。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用法国人习惯的方式回击法国人，并且让更多的法国人自己来中国亲眼看看，“这样才是最有力的回击”。
吴睿说，2008年这个“多事之秋”也激发了法国华人的爱国热情。“5.12”地震之后，他和他的同伴又去巴黎警局申请了“5.18”铁塔千人烛光祈福会，为地震中的死难者祈福，并募集了2万多欧元，汇回国内支援地震灾区。
中国人也在用外国人的方式改善自己的形象。
曾晓文：书写移民和他们的历史
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开始了解中国习俗，对属相、风水等甚至懂得比中国人还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北京报道
曾晓文属于“海外伤痕文学”这个圈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海外华人都曾经历类似的苦处：文化休克、语言障碍、学业挑战、感情失意、生意失败、居无定所……所以，海外华人圈里但凡动了创作念头的，往往都从自身坎坷的经历写起，以至于这一代海外华语作品，被笼统冠之以“海外伤痕文学”。
在曾晓文200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断德克萨斯》中，女主人公与恋人在美国艰苦打拼，他们作为股东的饭店刚刚隆重开业，意想不到的牢狱之灾就降临，漂亮能干的女孩因为签证过期和非法雇用无身份的华工被囚禁了98天，男友则被拘禁半年……
这些，都是曾晓文的亲身经历。
三只旅行箱、两行泪和一页简历
曾晓文出身书香世家，爷爷写得一手绝妙的毛笔字，父亲则是教语文的特级教师。她自小对文字便有浓厚兴趣，高考时语文成绩名列黑龙江全省第一名，本科和硕士专业也都选择了文学。
1994年，曾晓文的丈夫到美国攻读博士，她便以陪读身份来到底特律。由于在国内学的是俄语，她一句英文也不会，便进入一所黑人区的免费英文学校，从26个字母学起。
到美国第一年，她精神处于最低谷。但日常零星写下的一部短篇小说《网人》得了台湾的一个文学奖，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在孤独、痛苦、失望的时候，文学总是我爬出精神低谷攀援的青藤。”
为了生存，她去攻读与自己原来的专业毫无关联的电信与网络管理，并如小说里描写的一样：“为存钱交学费，她开始到中餐馆打工，没料到老板娘只肯让她做学徒。她辛苦劳动了两个星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没有赚到一分钱。后来她终于得到正式做工的机会，靠自己的体力生存……”
到美国的第四年，曾晓文终于拿到硕士学位和工作签证，并走出日渐淡薄的婚姻，与在美国结识的爱人走到一起，并从中餐馆的打工者打拼成了中餐馆的老板之一。随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改变了她的生活。
不过这次经历没有让她灰心丧气，反而带来平和、豁达的生活态度。2003年，她移民加拿大，9年的美国生活浓缩成“三只旅行箱、两行泪和一页简历”，也成就了她的小说。
海外伤痕文学“血泪斑斑”的雷同内容，已逐渐难以引发国内读者的兴趣，身无分文在异国打拼的题材也越来越少会吸引出版社。曾晓文感慨，“我们这一代还挺特别。很多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过专业训练，人到中年，突然想倾诉，然后动笔写，其实挺辛苦的。我常被他们的精神感动。”
面对最近评论界谈及海外文学的讥讽，曾晓文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的视野在改变，精神需求也在改变。“忘记伤痕，走向新生活，是人类本能。谁能阻挡本能呢？但我们能忽视知青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吗？与此类似，我们能忽视海外伤痕文学这一篇章吗？它见证的不仅是移民个人成长的历史，更是一代人求索的爱与忧伤。”
曾晓文白天在西人公司做IT高管，从事信息和网络系统管理工作，崇尚科学与逻辑。晚上则抽空就写作小说、散文，陶醉于虚构和情绪。这样的生活看似分裂，但她却从中得到了“精神的平衡”。
“在国外写作的，几乎99% 的人都是业余作者。”曾晓文说，因为人民币与加元的汇率关系，给国内写稿在多伦多难以生存。她常常用稿费来买鞋子，早晨穿鞋的时候联想到自己笔下的某个人物，从中有种隐秘的乐趣。
同时，他们又很难用外文写作，获得当地市场的认可。
国内的文学评论界也往往忽视这个群体的作品，他们由于不了解国外生活的状况，难以恰当给予评价，对于创作现状也不甚了解。曾晓文打趣道：“国内一讲就是聂华苓、於梨华……都是‘祖母级’的。”
他们还浑然不知
“等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人世了，移民文学现象就会不同。原因有两种：一是新一代的小留学生：他们虽可以写，但他们没有经济压力和生存挣扎，一出国就买宝马了，没有餐馆打工这些七七八八的经历；二是我们的下一代人，他们不太会写中文，也许用英文写作。”曾晓文说。
曾晓文的同事和邻居对她的创作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只说英语，不可能读她的中文作品。另外，她也喜欢以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写作者身份与他们交往，以便观察生活，探讨人性本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在海外写作的优势是异域题材，但最近我领悟到其实我的优势在于客观视角、人文精神和平淡之心。”
在她的观察里，过去十几年海外华人在北美的形象逐渐完成了由负面到正面，由孱弱到健康的转变。这其中有整体原因，也有个体原因。
“洋人对中国人的好奇与兴趣日渐浓厚。”曾晓文举例说，近几年在加拿大，关于中国的消息经常上报纸头版，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总能引起关注。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开始了解中国习俗，对属相、风水等甚至懂得比中国人还多。“谈论中国，已不仅是士嘉堡华人小区的兴趣，而是多伦多鸡尾酒会中的时尚。”
曾晓文留意着这些变化，并打算以中加交流为题材创作一篇新小说，从一个加拿大家庭和一个中国家庭长达百年的友谊写起。“以往的移民文学作品一直在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移民往往是处于弱势的。其实，很多移民在当地也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帮助。”她满怀信心地计划着新的作品，希望把“这个大爱的主题写好”。
豫墨：我们要更快地融合
“澳洲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对中国的这些有钱人高看一眼，一方面又恨他们炒高了房价。这种抱怨甚至还上升到政治层面，迫使政府对房产投资做了严格限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 北京报道
豫墨至今也忘不了2008年11月1日那一天。这并不是豫墨第一次来澳洲，但他一下飞机，却仍为墨尔本清新的空气和阳光海岸惊叹不已。
他想起2004年，自己当时还是一个留学生。再来时，身份却已经是澳洲新移民。这种身份的变化令他兴奋不已。当在机场看见比他早到一个月的妻子苏婉熟悉的笑脸，豫墨10个小时的飞行疲惫一扫而光。他知道，新生活就此开始了。
转眼两年了。从最初两手空空忐忑不安，到现在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可爱的女儿安安，对豫墨夫妇来说一切都像梦一样。
重返澳洲
和所有的新移民一样，从北京初到澳洲的日子充满挑战。不过，豫墨在国内的东家在澳洲也有分公司，他便经由公司的推荐应聘澳洲的职位。这让他感觉像中了六合彩，而且开的薪水也比当初估计的高很多，每月有近7000澳元。
“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一周多前从老东家辞职，一周后再次进入老东家。同一个公司，不同的国家。”豫墨笑言。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像豫墨这样的亚裔技术移民在澳洲很受欢迎：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勤奋和听话。“这里不像美国，人才集中竞争激烈，澳洲当地人跟中国人相比比较懒惰，而且做事拖沓。只要不是技术能力太差，像我这样的中国移民一般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
而且他们对当地人的就业竞争影响并不算大。“对于想真正闯番事业的人来说，美国是更好的去处。澳洲人都崇尚安逸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些新移民对澳洲本地人的就业影响不大。”
2009年5月，豫墨在墨尔本近郊、距市中心12公里的地方买下了第一套房产。这着实令夫妇俩兴奋了一把。“在国内这应该叫别墅，是有钱人消费的东西，可是墨尔本满街都是这样的房子，是普通的民居。”苏婉说。
在买房之前频繁参加的房产拍卖会上，豫墨夫妇俩见到的最阔绰的买家不是本地人，而是操着江浙口音的中国人：叫价时澳洲人都是一两千地喊，而他们却常常五千、一万地加价。
“澳洲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对中国的这些有钱人高看一眼，一方面抱怨他们炒高了房价。这种抱怨甚至还上升到政治层面，迫使政府对房产投资做了严格限制。”豫墨说。
艰难融合
刚到澳洲时豫墨夫妇非常不适应。“在墨尔本的街上经常看不到人影。澳洲人不是在家里，就是在他们的车里。”豫墨调侃说。
跟北京非常不一样，澳洲公司的工作很清闲，朝九晚五几乎不会有任何加班。苏婉则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夫妻俩渐渐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寂寞。
直到苏婉在当地一个华人网站上找到了一个“爬山帮”，夫妇俩的生活才丰富起来。假日里跟爬山帮一起旅行、聚餐为豫墨的生活增色不少。
然而，虽然交到了不少华人朋友，但与当地人交往却并不那么容易。“我们买的房子算是高级社区，邻居们都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所以对我们都很客气，跟做生意的中国人相比，他们更喜欢像我这样的白领。”豫墨说。
豫墨夫妇对邻里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非常注意。刚搬进新家时，豫墨夫妇给社区的每一家都送了张卡问候，有几个邻居也回了卡片，介绍了自己。
2009年圣诞节他们还特地给每位邻居都送了礼物。但大家却都是点头之交。“只有一家华人邻居交往比较多，串串门子。澳洲人的方式往往是君子之交，会刻意跟别人保持距离，更何况我们是外国人。”苏婉叹道，“以前在北京时动不动就能找到一大帮朋友去欢聚，而在这里不可能宵夜，更不可能K歌。”
在公司里，豫墨也与同事们保持着君子之交。每次午餐时，当其他的澳洲同事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时，豫墨都会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沉默地吃饭。“其实并不是他们有意排斥我，也不是语言障碍，而是文化的障碍，当他们在讨论一些人物、地方或者特定的词汇时，我都不明白那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突然会心地哈哈大笑。”豫墨说。
尽管失去了很多乐趣，但豫墨夫妇在澳洲生活的信心却依然坚定。
“我们仍然在努力跟当地融合，让我们高兴的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女儿安安，以后可以完全融入澳洲的文化。”豫墨说。
田思涛：大国的农民也骄傲
也许基于安全的原因，缅甸当局还要求他们尽力减少与当地人民的交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山东潍坊报道
“中秋节了，过来买点猪肉、鸡肉，还有米酒、啤酒，回去和兄弟们好好喝几杯，好好过个节！”一早安排好工人们的活计后，田思涛跨上了摩托车。用了一个小时，他现身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市中心，并从那里选购了一些过节的食物。
今年9月11日，田思涛刚刚乘飞机赶到缅甸曼德勒市，在那里又承包了600亩土地种西瓜。“这几天正好有雨水，我已经安排工人们进行犁地和平整地的活计，估计25号开播下种，只要雨水好，今年肯定也是好收成。”
田思涛今年38岁，在33岁之前他都是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的一个普通瓜农。然而5年前从缅甸曼德拉包地种西瓜开始，他变成了潍坊和缅甸曼德勒的两地瓜农，收入也从原来每年几万十几万到现在的几十万甚至一两百万，“他们知道我们中国是个崛起的大国，我们能够带来消费，拉动他们的经济，包括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欢迎我们。”
600亩瓜地和100个工人
9月22日恰逢中秋节，本刊记者拨打过去的电话正好将田思涛“抓个正着”。
“平时忙得不行，正好节日过来买些东西，否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找不到我，”田思涛说，缅甸相对国内比较落后，通信不太方便。他从国内带过去的电脑也无法上网，只能玩玩小游戏。
田思涛租种这里的600亩耕地将全部用来种植西瓜，一直到明年2月份缅甸秋季来临，他卖完西瓜后才回到山东老家。
山东省昌乐西瓜已有150多年的栽培历史，仅品种就有80多个。由于西瓜种植面积增加，昌乐瓜农开始感到土地的紧张，于是开始到海南岛和其他国家种西瓜。现在昌乐县每年约有50名瓜农在海外租地种植西瓜，每个瓜农租种土地都在100亩以上，遍及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
田思涛说，刚到缅甸他就雇用了9个傣族翻译，还从当地找了约100个工人干活，“8小时工作，男工一天9块，女工一天7块，成本相对比较低，所以整体收入好。”
去年他净赚80多万，前年因为大丰收赚了200多万，“如果雨水和气温合适，今年肯定还会丰收！”田思涛已经成家多年，除了种瓜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正在读小学的女儿，“这里毕竟比较落后，所以媳妇只能陪着女儿在家里读书。”
大国的西瓜
田思涛介绍说，他在缅甸种植的无籽西瓜在当地属于高档水果。普通民众一般消费不起，多数都运回国内销售，“他们这里的香蕉和芒果非常便宜，是当地人最常吃的水果。”
“但当地人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来后带动了这里的消费，还会雇用他们的工人，解决了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田思涛说，以前在国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瓜农，但在缅甸曼德勒就是投资商。
每年每亩200元的土地租赁成本，加上人工费、材料费以及水电灌溉等费用，600亩土地年投入约130万，这在当地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看到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友好，因为会给他们带来大额消费。”田思涛说，民众普遍的欢迎情绪之外，当地政府和移民局也对中国投资商进行特别保护，要求他们在宾馆住宿，确保人身安全。如果下地也要申请保护，“缅甸的骗子其实也不少，但我们本着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原则，所以到现在还没出过什么问题。”
也许基于安全的原因，缅甸当局还要求他们尽量减少与当地人民的交往，“政府大概是考虑到当地穷人对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可能会造成威胁吧，”田思涛说在缅甸民众眼里，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拥有大量财富，对他们来讲正是一种赚钱的机会。
缅甸与国内物价相差无几，由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所以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艰苦。
“在这里特别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这里有我们的大国形象，也有我们不能富裕起来的人民。”田思涛说。
吴筱文：中国药包治百病
想要融入当地生活，除了平等真诚地对待当地人，更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习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林歆 | 上海报道
北京到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约13000公里的距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援建非洲的大军一直往返奔波于这条线上。
1999年，36岁的吴筱文开始参与中国首次援建安哥拉的住房项目。在接下来的近10年时间里，吴筱文行走于3个非洲国家，累计在非洲工作6年。
夜半惊魂
吴筱文现任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路桥公司的技术顾问。
在去非洲前的1998年，他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参与援建。1999至2000年他前往援建安哥拉、2002至2003年参与援建几内亚比绍。2010年5月，他又被路桥公司派往利比亚。
提起非洲经历，吴筱文首先提到的是惊险。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是在北大西洋岸的西非国家，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大片的咖啡树和芒果树是它留给吴筱文的第一印象。
住的时间久了，就会经常看见拳头一般粗、长近4米的蟒蛇四处游走。这个看上去祥和平静的小国，却让吴筱文他们经常遭遇惊险。
“有一次半夜11点，我们接到医疗队的电话，说大使馆工作人员偷偷打电话告诉他们，有歹徒潜入大使馆。”援建项目部随即报告给有关部门，特警很快就包围了大使馆。吴筱文和同事们也都来到大使馆不远处等着帮忙。
与此同时，使馆内歹徒拿着刀威胁使馆工作人员打开保险柜取走了里面不多的现金。
在歹徒将使馆内抢劫搜寻了一番之后，天已经亮了。他们押着使馆工作人员陆续撤离大使馆。所幸，不久特警就将歹徒击毙，解救了使馆工作人员。
在2000年援建安哥拉时也有险情。
安哥拉的这一住房项目是我国和安哥拉政府建交后的第一个援助项目，吴筱文担任设计院代表。“我们刚去不久，就爆发了安哥拉政府武装和反政府武装的内战。”没过多久大使馆经商处就派人把他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面对突发情况，他们能做的“最好准备”也只不过是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放好护照、现金、少许食物，以及两瓶水。
3个月后，政府武装取得完全胜利，吴筱文和中国同事们就在“战地”开始了援建工程。
还有天灾。吴筱文去利比亚苏卢格担任技术顾问时，正巧碰上了每年四五月都会“发作”的沙尘暴：平均两三天刮一次，每次持续2到3小时，能见度只有20到30米。严重时，对面也只能看见人影。“为了不耽误工期，工人们躲过沙尘暴最强的那几个小时，能见度稍微好一点，就继续工作。”吴筱文说。
包治百病
安哥拉内战后，难民很多，住在大片的难民营帐篷区里。联合国每月都会定期开车送物资：平均每人十几斤米，一到两斤食用油。
当地缺医少药，就有一些生病的难民来到中国援建工地找药。“我们自己带来的药也不多，但还是尽可能地帮助病重的人。”吴筱文说，可能是因为当地人很少吃药、抗药性低的缘故，药效很显著，“于是中国药在当地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吴筱文说，想要融入当地生活，除了平等真诚地对待当地人，更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习俗。
利比亚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不准喝酒、不准吃猪肉、不准放鞭炮、不准穿着暴露等。即使是天气很热时，也不能穿高于膝盖的裤子。
吴筱文回忆道，“中国人过年有放鞭炮的习俗，刚去那年，不知道当地禁止放鞭炮。鞭炮还没响完，却发现四周围了一大群当地人抗议示威。我们很快收起了鞭炮。”
援建生活有苦有甜。有时候他们也会以部门为单位，开车参观利比亚的罗马遗址。
当然也偶有不愉快的时候，“进出海关时就会发现，只要是中国人就会被挡下来，查这查那，目的之一是为了收取小费。小费还分等级：一般人多少都要给一点，干部要多给一点，领导更多。”吴筱文告诉本刊记者。
究其原因，是有中国人夹带象牙等违禁物品、并向海关人员行贿通关的事发生。时间长了，反而给对方留下了“中国人就是有钱人，而且从中国人身上容易得到钱”的认知。
“在非洲人心中，中国人形象的关键词就是有实力、富有、朋友。”吴筱文认为，“中国人的实力是让世界信服的，但要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
夏良根：国家纠纷不影响日本青年人的选择
“年轻人，到中国去求职，”在日本国内经济持续疲软的当下，日本主流媒体《读卖新闻》罕见地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这样的标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上海报道
中日政治关系一直像过山车般起起伏伏，然而这并不能阻断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民间交往。
在日本媒体工作的中国人夏良根说，隔壁邻居、同事甚至他的日本太太，都没有因此与他发生任何争执和讨论。
渐进的日本印象
夏良根已经在日本待了8年。2001年从复旦大学日语系毕业后，留学镀金成了他的第一梦想，“当时只想去日本拿个学位，多赚点钱，然后回国娶妻生子。”
8年过去了，他留在了那里，还娶了日本太太，在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地方买了3层楼的独栋别墅，“只要300万人民币，这在上海恐怕连100平米的公寓也买不到吧？”
初到日本的时候，夏良根甚至有些抗拒那里的生活。电视媒体上也经常会有一些攻击中国的右翼评论员，“让人很不舒服。”
渐渐他发现，中日之间政治上的寒冰和起伏，并不影响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感情。“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夏良根说，“我的一个邻居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有些日本人可能对中国有些偏见，请不要在意。”
即使是他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晰的父母，到日本后靠手势比画也交了不少日本朋友，“我妈比我们认识的人还多。”
随着中日交往的加深，一些诋毁中国的评论员也渐渐失去了市场，强调中国对日本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
在日本生活久了，日本人的许多习惯让他感触良多，“我老婆淘米放水、做菜时放调料，都要反复称量，非常精确。”
大多数初到日本的中国人都无法理解日本人近乎苛刻的环保理念，“垃圾分得非常细，甚至连牛奶盒都要洗干净剪开晒干再处理，”夏良根说，他最初还不愿意，想想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怎么来做这种琐碎的事？
回到国内看到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垃圾后，他才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向日本学习。
日本人的勤奋让他感慨，“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看到街上的人在喝茶打麻将，这样的休闲在日本人看来很不可思议，即便是请保姆或钟点工，在日本也很少。”
趋密的民间交往
日本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雇用中国员工。”夏良根说。他自己在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工作，这家媒体“以前从不招募中国员工”。
夏良根是第一批进入该媒体的中国人。“日本记者用日语为日本读者写的报道，在问题的认识、报道的角度等方面，不一定满足中国读者的要求。”河野彻说，让中国同事用中文为中国读者写报道更好，而那些有影响的报道，还会翻译成日文进行“返销”。
“我的工作就是向中国报道日本。”在夏良根看来，他自己就是一座桥梁，“最大的目的是让中国了解更加真实全面的日本，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与信任。”
在其他行业，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的外籍人员就业情况统计也显示，外籍劳动者中最多的来自中国，共24万多人，占日本全部外籍就业人员的44.3%。
去中国淘金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也开始到中国淘金。
“年轻人，到中国去求职，”在日本国内经济持续疲软的当下，日本主流媒体《读卖新闻》罕见地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这样的标题，这也是日本社会正在悄然兴起的趋势。
2010年8月底，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相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悄悄改变着日本人对中国的观感。
“相当多的日本人都非常看好中国的前景。”夏良根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各大公司纷纷裁员。今年7月，日本有359万日本人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的5.7%。
共同社的报道称，目前在上海长期居留的日本人约有5万，除了日本企业的驻外员工和家人之外，在日企当地录用框架内以及中国企业找到工作的日本人超过1万。
“甚至很多日本中介公司进驻到中国，帮日本人在当地求职。”夏良根说，他的不少日本朋友开始举家迁移到上海、北京等地。
蔡桂茹：重塑中国商品形象
其实无论是否有阳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需要互相照应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赵嘉麟 | 莫斯科报道
今年53岁的蔡桂茹到俄罗斯快14年了。
虽然早已告别机关“下海”经商，但莫斯科的华人还是习惯称她“蔡司”。在来俄罗斯之前，蔡桂茹曾是中国内贸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
2009年，在当地政府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华人华商大市场的事件中，蔡桂茹有了一个新身份：华人华商大市场问题临时协调小组组长。
重塑中国商品形象
1997年3月，蔡桂茹随内贸部代表团访俄。由于工作能力强，她后来被任命为开拓俄罗斯市场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俄罗斯中国友谊商城。
位于莫斯科繁华地段的这座百货商场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价值数千万美元，当时是中国在俄最大的投资项目。
但大环境并不太理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俄边贸井喷式增长后，由于“倒爷”们以次充好，中国货在俄罗斯几乎与“假冒伪劣”画上等号。而1998年的金融危机，也令俄罗斯市场一度萧条。
同时，国内的数次机构改革，如内贸部由部变局直至撤并、与部办企业脱钩等，让蔡桂茹失去了原本的“铁饭碗”，成为一名国企负责人，其头衔是中国欧洲商业开发投资管理中心主任。
一面要适应从官员到商人的角色转换，一面还要开拓全新的市场，蔡桂茹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偏偏受客观因素制约，中国友谊商城项目资金捉襟见肘。2000年2月22日，离缴税的期限只有一天，而账面上的钱所剩无几。
蔡桂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对《望东方周刊》说，那天她大哭了一场，“那是我最悲惨的时候。”
她微调了“让中国人来经营中国商品”的招商方案，把部分店面租赁给了俄罗斯明确不允许外国人经营的药店、眼镜店，靠收取租金和保证金渡过了难关。
蔡桂茹随后投资约100万美元做广告，还把大部分店面租赁给俄罗斯企业，让他们来经销中国商品，借此“重塑中国商品形象，扩大对外出口”。
在她的安排下，“海尔”、“格兰仕”等中国品牌纷纷进入莫斯科。他们还组织俄罗斯企业前往中国参加广交会。“一半的路费都是我们给出的，就是希望他们全面了解中国的商品。”
调研“灰色清关”
2006年4月起，蔡桂茹担任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她要考虑的不仅有自己企业的发展前景，还有广大在俄华商的利益。
蔡桂茹很早就开始关注中俄民间贸易秩序规范的问题。“为了了解‘灰色清关’，我跑了三次(俄罗斯)远东(地区)。”她告诉《望东方周刊》。
此外，蔡桂茹率先示范，于2008年筹建了中国商品贸易展览中心友谊海关监管库，从事正规清关。
但是，一些华商仍抱有侥幸心理：不注册公司、不办合法身份、不照章办理清关手续，忍受着露天市场拥挤、肮脏的环境，批发从国内运来的服装、鞋帽。
2009年6月29日，俄有关部门突然下令关闭莫斯科乃至俄罗斯华商最为集中的市场---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未给商户预留处理货物、清理摊位的时间，导致大批在俄华商遭受很大经济损失，同时使中国国内数千家关联出口企业受到影响。
在中国驻俄大使馆指导下，俄罗斯中国总商会7月6日牵头成立“华人华商大市场问题临时协调小组”，蔡桂茹任组长，成员包括在俄罗斯的中国各地方商会负责人。
“太累了，那一个月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吃饭和睡觉的时间被压缩到极限。当时没什么想法，就是希望赶快把货拉出来，减少华商损失。毕竟我是会长。”蔡桂茹对《望东方周刊》说。
经过交涉，俄方同意延长华商进入市场清理摊位和运出货物的时间，并答应及时到现场处理华商举报的违法行为，以及中方临时协调小组和俄方行动指挥部成员共同检查市场内的违法行为。
蔡桂茹作为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组织华商与俄罗斯海关、移民、司法等部门负责人座谈，增进了解、消弭成见；带领华商参观俄罗斯质检机构，了解俄方对进口产品的检测程序和要求；召开在俄华商研讨会，鼓励大家转变思路，告别“灰色清关”，从事正规经营。
蔡桂茹对《望东方周刊》说，她之所以给华商们“洗脑筋”，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建立起的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积蓄下来，保留下来”。
蔡桂茹的单位里，有不少年龄与她孩子相仿的同事。俄罗斯冬天缺阳光，人易患骨质疏松。于是，蔡桂茹专门从住地附近菜场买了大骨头，拿到单位给员工们熬汤，帮他们补钙。其实无论是否有阳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需要互相照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