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力最大县编辑本段回目录
小商品之乡义乌的权力有多大？浙江省的政府部门在给地级市发通知时，11个地级市的后面总是再加上一个县级市义乌的名字。数百项经济和社会行政审批的项目，已经下放或者委托给义乌，绝大多数已不需要再通过行政管辖他们的金华市。
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是，浙江从1953年开始就一直是财政省直管县。如今他们推行的，则是经济和社会职能方面的放权。而放权力度最大的正是义乌。义乌也被称为“中国权力最大县”。
县级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市、县之间的一些博弈。
义乌的一位公务员认为，浙江的扩权强县改革已经到了一个瓶颈。“该放的权都已经放了，以后怎么办？再改就涉及太多地方了。”
他跟记者探讨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行政省管县，到底是地级市降一级，还是县（市）升一级？
事实上，浙江在义乌试点上也颇为谨慎。
记者倪志刚 浙江义乌、杭州报道
“能放的权都已经放了，用一句俗话说就是，‘改革将进入深水区’。”7月12日，浙江义乌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幽默地说。
摆在他桌子上的一份文件可以看出义乌在浙江地位的特殊性：一份省政府下放给各地级市的文件中，11个地级市后面，再加了一个义乌市。
“这就是浙江的‘11+1’模式，省级计划中将义乌与地级市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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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大鞋子小”
关于义乌扩权的背景，记者在多个文本中发现这样的词语：“脚大鞋子小”，“馒头比蒸笼大”。
这是形容义乌的发展太快，而相应的管理体制已经束缚了义乌的发展。
据义乌市外侨办主任冯美兰介绍，义乌常驻外商就有一万多名，原来来华签证必须去金华市、杭州市办，来来往往很花费时间。
另一名曾经担任义乌工业开发区常务副主任的官员金开新介绍说，按照规划，作为县级市的义乌开发区的道路只能做到15米宽，而跟义乌对接的省级道路是50米宽。除此之外，用电指标、用地指标、信贷指标都无法跟上义乌的经济发展形势。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由于义乌国内、国外的客流量都非常大，因此一直想建个机场，但报告打上去，被一直压着不批，因为不符合县级市的规划。最后在一位省领导的干预下，义乌机场才被批建。义乌的国际展览中心也遭遇同样的麻烦。
中国的轻工小商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义乌销往国外的，比如海关，每年都有40万个集装箱出口，但却只有一个海关办事处。如果有了地级市这个权限，那么设立海关就比较顺利了。还有，进出口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等机构的设置都与义乌的经济发展不配套。
再比如金融，义乌去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了586.2亿元，但按照扩权前的金融制度，义乌不能设立银行分行。很多商业银行要先在金华设立金华支行才能踏进义乌金融界，这个“拦路虎”总让银行老总们对进驻义乌面有难色，而且这也不方便义乌企业的融资。
这样类似的麻烦，在经济发达的浙江随处可见。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使得浙江一些县或者镇的经济甚至远远超出一个市的经济总量。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浙江很早就启动了强县扩权的改革。
不过，与当下很多省市从财政支付转移省管县开始不同，在财政体制上，浙江自1953年以来就一直有省管县的传统，市级财政不与所辖县产生结算关系。这一财权处理的历史传统，为浙江推行包括财权、事权、人权在内的省管县改革奠定了基石。
从1992年至今，浙江省已经进行了五轮强县扩权改革。
扩权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减少管理层级，原来县报市再报省，改为县直接上报审批和管理；二是由省以交办的方式下放，直接由县审批和管理；三是市通过交办的方式将权限下放给县审批和管理。
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间，省、市向县下放了若干管理权限。仅2002年的一次，浙江就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20个县（市、区）。
2007年，浙江的县域经济GDP已占到浙江的70%，是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有专家评论说，这与浙江进行的下放权限的改革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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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只针对义乌的改革
2006年11月，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一次，义乌成为主角，因为这次扩权只针对义乌。
文件这么描述：“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义乌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义乌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在行政体制不改变由金华市领导的情况下，除了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外，义乌与地级市有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这些权限有多少？
这位官员说，浙江一个地级市大大小小的审批权力大约有1000多项，义乌拥有618项。
不仅如此，义乌在浙江省还获得了“11+1”的待遇：浙江省在11个地级市外，将义乌列为计划单列县，浙江一些重要经济计划指标的分配，如土地、金融指标等都是作为地级市的待遇单列。即便是浙江召开地级市的经济工作会议，身为县级市的义乌也要参加。
浙江省省直管县政策的主要参与者、省委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说，通过扩权，义乌已基本上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权限，现在义乌的书记和市长也是副厅级，属于省直管干部。
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施文臻认为：“扩权带来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审批环节的减少，办事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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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多项涉外权
7月中旬，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看到，大批来自中东、欧洲的商人在商贸城到处转悠。
“以前办签证要到杭州，现在在义乌就可以办了，方便多了。”一名会讲中文的中东商人告诉记者，他经常来义乌采购商品，因为经常要带不同的助手，经常要到杭州办理有关手续，很麻烦。现在在义乌就可以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等多项涉外权力。
这些权力并非浙江省所有，而是2006年浙江单独给义乌扩权后，外交部和公安部先后授予的权力。2008年，义乌共签发居留许可证和签证1.9万人次。直接带来的结果是：境外企业驻义乌办事处从2006年的不足600家猛增到2300多家。
扩权后义乌市设立了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外汇管理、股份制商业银行等相关分支机构，并赋予这些分支机构设区市或相当于设区市的职能。
2007年和2008年，义乌出口标箱分别增长30.5%、24%。
对于大多数县（市）来说，以上这些权力并不那么重要，也不那么容易获得。
而其实，更多的便利来自于普通群众和商人。
义乌人陈明林买了一台二手车，他在义乌行政办事大厅很快办好了过户手续。这项权力就是从金华市下放下来的。以前，他就得去金华跑一趟。
经过几轮放权，义乌已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公务员考试、汽车换牌、卫生系统考试、班车票价核定等，这些以前必须在金华市审批的权限，都已下放到义乌。
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材料说，单是机动车驾驶考试权限下放一项，就给义乌人每年节约2000余万元；下放的公务员考试、相关职称考试权限，两年就为义乌市1.5万多人省去舟车劳顿和相关费用至少150万元；公安交警下放的机动车变更登记这一管理事项，一年就可为群众节省500万元。
“其实是管理事项太多了，有很多管理权限完全是多余的。”义乌市政府一位公务员告诉记者，他看到近千项具体的管理事项时，吃惊地发现很多琐碎的事情都是需要去市里或者省里办理的：“比如汽车变更手续，在县里登记就完全可以了，没必要全部跑到市里去排队。”
对于企业而言，审批手续的繁杂是不可避免的痛苦。比如，一个地方企业若想申请出口经营权，需要跑遍工商、海关等多个部门，一般到拿到证得6个月之久。
相比当下其他地方繁杂的审批环节，义乌显然比其他地方更有竞争力。
上述那位官员介绍说，扩权主要是减少了管理层次，简化了审批程序，使群众办事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与扩权前相比，项目办理时间平均减少4-5个工作日。”
义乌市建设局法规科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义乌建设系统向上申报的项目，比如建筑企业资质的年检等，几乎全部不需要经过金华市建设局，而直接可以向省建设厅申报。
“以前要先送到市建设局，市建设局要等全市其他县、区的送齐了再向省里送，你想想多耽搁时间？”
据他介绍，义乌的工程量占到金华地区的一半，但是申报浙江省的“钱江杯”优质工程指标，以前必须先要获得市里的“双龙杯”才能再上报。“市里要平衡，也不可能给我们一半的指标啊。”而现在，省建设厅已直接放权，将指标直接落实到义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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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大县博弈
“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浙江的上榜县数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这或许是浙江18年来不断推进省直管县举措的硕果。
2009年7月9日，财政部一纸《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省管县财政改革将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的实施目标。包括湖南在内的大多数省份启动这一改革。
浙江无疑再次走在了前面。
2009年年初，浙江省开始了第五轮强县扩权改革。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年8月该省还配套出台了《浙江省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若干规定》，这是全国范围内首部关于“扩权强县”的省级政府规章。
这个规章规定，凡是法律、法规、规章明确以外的省和设区市的管理权限，除规划建设、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外，其他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原则上应当交由县（市）政府或其相关主管部门行使。
也就是说，义乌的经验已经开始在浙江全省推广。
不过，这次推广并没有把义乌所获得的权限全部放出去，也就是说浙江其他县并没有获得义乌试点时全部的权力。
沈建明认为，省管县的核心不是谁来管，不全部是权力转移，而是一个松绑的概念。他介绍说，浙江下放权限的同时，也在进行省级审批事项的削减。
浙江从1999年开始，省级审批权限从3200多项减少到600多项。“我们的改革就是调动积极性，多给县一些积极性、发展权，理论上它会发展得快一些。”
县级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市、县之间的一些博弈。
在义乌，很多政府工作人员都愿意谈扩权好，但不愿跟过去对比。“老是说来说去，你说市里会怎么想？现在毕竟还属于他们管啊。”一位公务员说。
在目前，省管县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浙江的财政体制的省管县模式，一种是海南的行政省管县模式。
海南由于面积小具有省直管县的天然优势，而面积大的省份则会面临很多麻烦。
而义乌的一位公务员认为，浙江的扩权强县改革已经到了一个瓶颈。“该放的权都已经放了，以后怎么办？再改就涉及太多地方了。”
他跟记者探讨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行政省管县，到底是地级市降一级，还是县（市）升一级？
不仅是级别问题，也有人担心，如果省直管县，每个县都有做大的冲动，会不会带来重复建设的问题？市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消失后，会不会变成更多的县与县之间的行政壁垒？
在一些专家看来，这些都只是技术问题，还不是深层次的障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是一个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没有“县域”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省直管县”对于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加快城市化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何显明认为：“在中国，县一级政权非常关键，县级政府的行政自主性是最强的，省直管县最能调动的就是县级政权的主动性。”
湖南省委党校经济部主任易可君认为，“市管县”体制下过多的行政层级造成管理效率低下。
在迟福林看来，不管是浙江模式，还是海南模式，都代表了一种方向，即从财政的省管县逐步过渡到行政的省管县。
强县扩权的义乌标本编辑本段回目录
强县扩权的推介
在义乌的“扩权”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强有力发展及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在这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切并不够，被称为经济“小巨人”的义乌不仅要取得与自己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无形之中还当了一回强县扩权的标杆。
经济快速发展与现行的县级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的矛盾是义乌扩权的根本原因，而强大的民营经济则是扩权的原动力
◎文／本刊记者 彭水明 柯浪
2007年4月3日晚，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共义乌市委召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就在不久前，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下文明确了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的具体权限。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就是为了通报和学习这份文件的精神。
“这意味着义乌市的扩权改革试点工作由此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浙江省委党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对《法人》说。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的这份文件精神，此次扩权改革试点，浙江省政府共扩大义乌市四百七十二项与省级部门相关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金华市以延伸机构、委托、交办等形式，将一百三十一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市；省级部门制定和下达的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计划和指标，凡是安排到设区市的，扩大安排到义乌市。
据《法人》了解，为顺利实施这次扩权改革试点，义乌市将成立由中共义乌市委、义乌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组织机构，建立相应的工作班子，统筹、指导、协调全市的改革试点工作，还计划在近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动员部署，稳步推进扩权改革试点。
四度扩权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位于金衢盆地东部，东邻东阳，南界永康、武义，西连金华、兰溪，北接诸暨、浦江。早在秦嬴政25年(公元前222年)就已设县。
当然，悠久的历史并不是义乌为世人所瞩目的原因，这个总面积只有1105平方公里的县级市是一个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城市。义乌市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数在中国百强县市中排名第十二位，综合竞争力居浙江各县市首位。2006年，义乌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2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30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4488亿元。
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已远非一般的县可以望其项背，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发展与现行的县级管理体制的矛盾却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2006年11月，在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的试点工作中，义乌成为惟一的试点。
这次扩权的主要内容是：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实际上，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曾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三次出台政策，开展扩大经济强县财政、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三步改革。在2002年的扩权改革中，浙江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
正是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使浙江经济强县(市)的发展增添了动力，激发了活力，增强了实力，推动了浙江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15年来，浙江省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25%，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位，城镇居民收入连续三年全国省区排名第一。县域经济GDP已经占到浙江省的70%，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
“但是义乌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三次扩权带来的政策优势很快就被消化了，很多新的问题开始出现。”上述浙江省委党校教授说。
义乌人口68万，外来人口达到100万，已经是规模很大的大城市构架，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财贸处处长方元龙用“就像大人还穿着小孩子的衣服”来形容义乌的现状。除了公检法力量不够外，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不能在县级地区设立分行，海关、检验检疫局、外汇管理局，县一级也都没有。与此同时，义乌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金华，如果不给它更多的权限，将对发展势头强劲的义乌带来很大的束缚和障碍。
于是，2006年初，在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章猛进直接负责下，组织了由多个省直部门参加的课题组，对义乌等经济强县(市)三轮扩权改革以来取得的成效，并分析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体制矛盾和机制障碍进行调研。
经过深入调研发现，过去几轮的扩权已不适应经济强县(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县市一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普遍出现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经济强县(市)社会管理权限和力量明显不足，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发展所需的市场监管服务机构缺乏、编制受限，制约了强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强县扩权政策的执行与现行体制和法律法规不相适应，许多权力难以真正下放。这些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升的体制瓶颈。
根据调研结果，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在义乌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
金融先行
2006年12月28日，浙商银行义乌分行正式开门营业，作为我国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县级市设立的第一家分行，该分行的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总行授权的代理买卖外汇等业务。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的成立标志着义乌市的金融体制扩权首先突破行政级别限制。” 义乌市政府新闻办主任虞伟义表示，此次扩权之后，更多的商业银行将可能进入义乌市设置分行，届时，企业大额度贷款可以直接由义乌分行审批。
此举一出，更多的商业银行将可能进入义乌市设置分行，今后义乌中小企业超过200万元的贷款，以及更大额度的贷款就可以直接由这些商业银行的义乌分行去审批。
兴业银行是最早出现在义乌街头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义乌支行行长斯国庆想起以前有很多话要说，“总行在1999年的时候就看好义乌这个城市了，但有相关规定指明：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得在县级市设立独立的分支机构，致使我们进入义乌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虽说后来通过‘并购义乌商城城市信用社’的方式终于在义乌驻扎下来，也取得相当不错的业绩，可是如果早几年进来，一定能更早地参与到义乌的市场发展大潮中，在义乌市场经济中占领更为重要的位置。”斯国庆有些惋惜。
兴业银行义乌支行早期数据显示，2004年比年初本外币各项存款增长38%，各项贷款增长180.5%，全年实现利润5600万元，同比2003年增长120.4%。斯国庆认为，虽然涨幅惊人，但早些年进入义乌会取得更好的业绩。
据报道，目前境外企业经过登记批准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代表处)有615家，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外商常驻义乌，义乌市海关每年出口量约40万集装箱，平均每天有1000个集装箱出口。如此频繁的贸易活动却因为金融地域级别的限制而受到影响。比如，目前县级金融机构可以审批发放的贷款额度是200万元，贷款额度超过200万元，必须向上级市申请报告，而且再次申请贷款之前必须清还前次贷款。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在很多方面不能直接为企业服务，必须先向金华市申请，经过层层申请审批才能够把事情办成。
同时，金融权限的扩大，对资金需求旺盛的义乌中小企业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福音。
义乌的支柱是小商品经济，而中小企业因其数量庞大成为义乌市场的主导力量，也是义乌市场发展的绝对核心。
“对中小企业而言，要扩大发展规模，获得大额银行贷款非常迫切，但是目前要进行大额贷款比较困难。”义乌一位金融业人士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让这些企业很难快速发展。
以前义乌金融机构可以审批发放的贷款限额为200万元，如果超过限额将要向金华市申请，而申请报告的上下传递往往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不少商业机会就是在这样的“传递”中丧失的。于是，众多中小企业不得不转向所谓的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高利率、高风险的特征，无形中加大了这些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难度。
在本次“金融扩权”中随着浙商银行、兴业银行这样以中小企业为经营重点的银行成立，贷款难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银监会金华分局驻义乌办事处的叶长森表示，随着“金融扩权”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商业银行将可能在义乌市设置分行，届时，企业大额度贷款可以直接由义乌分行审批。
扩权的市场本质
“义乌扩权后，很多手续都不用跑到金华，在义乌就能办理，中间少了很多关卡。”浙江浪莎集团总裁翁荣弟对《法人》说。浪莎集团成立于1990年代初期，切身经历了义乌的历次扩权。“每次扩权，都给我们企业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翁深有体会地说。
浙江省饰品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庆文认为，“假如在义乌设立的是正式海关而不是办事处，商人的办事效率起码提高30%，因为程序上时间在缩短。”在他看来，如果义乌海关能够拥有金华市海关的行政审批权，义乌的城市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其作为浙中城市群经济龙头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外贸氛围也将随之加强。
在义乌，民营企业数量极为庞大，他们也成了义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2006年，义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58亿元，约有80%左右来自民间资本。最近，义乌着重打造的国际商贸城——福田市场，一期投资7亿元，2/3是来自民间资本。义乌市自来水二厂、义金公路、杭金公路义乌段、市中心医院、中小学校……大批社会基础设施项目中，民间资本挑起了大梁，政府压力明显减轻。
“民间资本的强大，让他们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浙江华统集团一位姓刘的副总裁对《法人》说。以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出任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政府要职为代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纷纷进入了当地的政协、人大以及工商业联合会等政府机构，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县级政府的政协与人大中，民营企业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其影响可想而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时，民营企业发挥了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力，致使政府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保持可持续快速发展打通通道。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通过自己在人大、政协、工商业联合会担任职务的企业家代表，向政府提出改善经营环境与政府服务的要求，这样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因此成为扩权的最初和最根本的推动力。
“自主、公平、效率，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强县扩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适应了这一要求，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方式更加贴近于市场主体的行为过程，因此，在实践中取得某种积极效应是自然的。”有关专家认为。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24/02362074655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