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是如何诞生的？编辑本段回目录
(硅谷全景)
如果中关村是中国大陆的硅谷，新竹是台湾的硅谷，班加罗尔是印度的硅谷，筑波是日本的硅谷，德来斯顿或都柏林是欧洲的硅谷，硅谷仍然是世界的硅谷。
死后的新生
然而，一个新的生命却奇迹般地在他们的儿子离世一年后诞生。那是1885年3月。这个新生命就是斯坦福大学，全名叫做“小勒兰·斯坦福大学”。在这一年中，斯坦福夫妇前往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寻求如何在西部创办一个培养年轻人才摇篮的经验。
无论是斯坦福夫妇参与制定的学校使命，还是他们对生死离别的看法，都成为奠定斯坦福大学在不乏灾难和挫折的世界面前不断前进的根基。有这样的大学为孵化器，硅谷的精彩故事就不稀奇了。
[斯坦福大学校园中心的基督教堂（Stanford Memorial Church）。斯坦福夫人曾经说：“我整个的心在这所大学，而我的灵魂则在那座教堂。” （"While my whole heart is in the university, my soul is in that church"）]
硅谷历史源头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在那杏花盛开的地方
提到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你第一时间会联想到什么？阳光、海浪、沙滩，还是比基尼、滑板、开篷车？是老鹰乐队的Hotel California，还是NBA的洛杉矶湖人和金州勇士？是充满华工奋斗史和血泪史的旧金山，还是遍地明星和梦想的洛杉矶？确实，加州是一个喧嚣繁华又充满故事的地方。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拉开序幕。
假如我们把时光倒回上世纪40年代以前，从旧金山湾南端的帕洛阿托顺着地势往西南方向走，一直到圣何塞之间，我们会看到一块约50公里长，15公里宽，种满了杏李树的狭长地带。这块谷地背靠太平洋海岸山脉，面对旧金山湾，真正称得上是一块背山面海的风水宝地。宜人的气候加上黑色的沃土，使这里成为美国最适合耕种的冲积平原之一。
加州圣克拉拉谷俯览。上世纪70年代后，这里有了一个更为人熟悉的名字：硅谷
这块被当地居民称为“心灵快乐之谷”的地方在行政上属于圣克拉拉县的管辖范围，由帕洛阿托、森尼韦尔、山景市、洛斯阿尔托斯、圣何塞等小市镇以及大片大片的果园组成。从十八世纪就开始的淘金热和西进运动，似乎也像旧金山湾令人讨厌的冷湿气流一样，绕开了这片谷地。这里的居民们无视周遭地区的大开发热潮，依旧过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悠闲生活，仅有的工业也就是几家罐头厂和食品加工厂。在被称为“硅谷”之前，这片地广人稀的地区，叫做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是美国最有名的杏李出产地。
(001)
斯坦福大学，就掩映在这片杏花盛开的地方。
大学的创建人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曾在威斯康星州当过律师。28岁时，斯坦福开始在加利福尼亚经商，几年后便成为加州商界著名的“4巨头”之一。“4巨头”嗅得了美国铁路发展的商机，于1861年成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由斯坦福担任总经理。同年，斯坦福作为加州最早的共和党人之一，出任加州州长。此时的斯坦福，集金钱与权势于一身，成为权倾加州的红顶商人。
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建设太平洋铁路的法案，该法案规定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共同承建横贯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由奥哈马自东往西修建，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则由加州海岸自西往东修建，双方的铁路建设可以一直延伸到与另一方的线路相衔接为止。根据法案，两家公司所筑铁路的路权以及沿线部分地权悉归该铁路公司所有，这就意味着谁筑路的进度快，谁就能汲取更大的利益。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的西段工程一开始便要穿过海拔2100米的内华达山脉，施工条件极为艰苦。负责修筑铁路的爱尔兰人根本无法适应如此危险艰辛的工作，酗酒、斗殴、罢工事件持续不断，龟速的进度使得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身为公司老板斯坦福不得不开始大量聘用华工为他修筑铁路，尽管他在出任州长时曾许诺要将华工赶出加州，以保障白人的权益。
事后证明，正是这些飘洋过海的华工，以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聪明才智，创造了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在华工的努力下，西段铁路克服了重重险阻，一路往东高歌猛进，将东西段铁路的交汇点由最初估算的加州州界一路往东推进到尤他州的普洛蒙托莱。
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贯通，标志着美国大陆在经济上真正连成一片，这对于美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加州等美国西部地区的崛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欢呼声的背后，无数华工在高强度、高风险筑路工程中死去，“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绝非虚言。但更令人心寒的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华工们并未因为他们的贡献而得到些许的承认，反而等来的是1882年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身为国会参议员、加州最大政治势力代表的斯坦福，却没有为那些在旧金山、洛杉矶被肆意抢掠、毒打、谋杀的华人，为那些曾为他赚取了巨额财富的华工，说过一句公道的说话。
就在排华法案通过的二年后，斯坦福夫妇的独子，15岁的小利兰?斯坦福死于伤寒病。
斯坦福夫妇中年得子，小利兰是他们毕生的寄托。我们无法得知他们夫妇俩是否从失去爱子的悲痛中感悟到什么，就在小利兰去世后的第二年，斯坦福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善举，将其名下位于帕洛阿托（Palo Alto）的35平方公里的土地悉数捐出，加上20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创建了日后成为世界一流学术中心的小利兰?斯坦福大学。
（002）
百年斯坦福——由三流乡村大学到世界一流学府
相信斯坦福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一善举，使得他的名字，更多地是与斯坦福大学这所世界顶尖学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百年后人们谈论起他的时候，说得最多的，是他的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捐资助学，而不是靠压榨华工、垄断路权而积聚了巨额财富的这位铁路大亨、加州州长。斯坦福更不会想到，在他捐出的那片荒芜的土地上，不仅培育出无数杰出的斯坦福学子，更在大半个世纪后，成为硅谷这一世界科技创新基地的摇篮，其影响甚至远超太平洋铁路的贯通。
1891年10月1日，经过6年的筹办，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作为一所由实业家开办的新学校，斯坦福大学在当年有着不少让人瞩目的新做派：
首先，斯坦福大学不像当时的许多大学一样，依附于某一个宗教或政治团体，而是不分宗教种族，人人平等，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的学术风气，鼓励和保证学校师生能够自由无阻地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学校的校训是：“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这是一句德语，意思是“自由之风吹拂”。创校依始，尽管师资不足，学校还是设立了25个院系，使学生有充分的选择权，唯一要求必须通过的必修课是英语，其余课程，则由学生自己和他的导师自由发挥。
其次，大学从创办之初，就一直坚持“实用教育”的观念。教师和学生在不影响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提下，均可以直接参与创业活动。为鼓励创业，学校甚至允许学生中途休学，将来适当时候再回来继续学业。正如斯坦福在开学典礼上讲的：“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 正是斯坦福大学这种教育和实用紧密结合创新精神，催生出后来无数的创业故事以及硅谷神话。
此外，斯坦福大学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学校实行男女合校，男女生比例维持在3：1左右，不少女生更是主修理科，成为当时美国教育界的一道亮丽风景。肖克利的母亲，自称是“晶体管祖母”的阿May同学，就是斯坦福大学最早的一批女性理科毕业生，她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矿物测量师。此外，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宇航员和第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也都是斯坦福的毕业生。
斯坦福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但他没有像某个国家一样把教育当成产业来办。为鼓励更多学生入读，学校在创办初期一度降低招生门槛并且免除学费，这就使得许多贫困学生或是想读书却又够不着入学条件的学生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Hoover）就是得益于这一政策，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第一届学生。胡佛是一名孤儿，入学前一直在舅舅的公司打杂，从未上过高中的他，靠上夜校学习打字、数学和簿记，如果不是因为免除了学费，他根本就上不了大学。因此，最终得以在斯坦福取得地质学学士学位的胡佛一直对母校感恩有加，著名的斯坦福胡佛研究院就是他出资创办的。
（003）
斯坦福大学的地标：胡佛塔。以斯坦福的毕业生，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的名字命名。
斯坦福大学别树一帜的办学宗旨开一时风气之先，不过在创校初期，日子却非常地不好过。由于地处偏僻加上没有名气，学校一开始就得面对设施不足、师资不足及生源不足等问题，当时的报纸是这样形容斯坦福大学处境：“教授们将在大理石教室，面对空板凳讲课。”
雪上加霜的是，学校开办不到两年，斯坦福去世了，遗产也被冻结，大学面临随时断炊的危险。关键时刻，斯坦福夫人担负起主持学校财政的重任，一度靠丈夫的寿险年金和典当首饰来维持着学校的正常运转，一直坚持到资产最终被最高法院解冻。斯坦福夫人立即将这笔解冻后的资产悉数卖掉，把所得的1100万美元转交给校董会，总算帮助学校渡过的危机。正如当时的校长乔丹所说的：“在最困难的时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以她的爱心维系着斯坦福的命运。”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好不容易喘口气的斯坦福大学正待大展拳脚，却又遇上了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这是美国大陆上世纪最严重的地震。这次地震虽未造成师生的伤亡，但许多刚刚才建起来的楼房、设施，包括图书馆、体育馆，以及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物斯坦福纪念教堂等等，都被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整个学校到处颓垣败瓦、一片狼藉。
被地震毁坏的斯坦福图书馆
所幸的是，斯坦福的领导和师生们并未被这重重厄困所打趴，反而越挫越勇。到了1910年，学校创立的第二十个年头，斯坦福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1500人，在兼并了库柏医学院后，专业亦得以进一步扩充，斯坦福大学开始在美国西部崭露头角。
也就在这一年，对大学的未来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弗雷德?特曼(Frederick Terman)随父亲来到了斯坦福。
（004）
弗雷德?特曼(Frederick Terman)，1900-1982
特曼来到斯坦福时刚满10岁，由于父亲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被聘为大学教育心理系的副教授，于是举家迁到斯坦福大学安顿下来。老特曼是一名心理学家，长期跟踪研究青少年的智力发展，是研究人类智商和天才儿童方面的权威。191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斯坦福-比内”智力量表，在这份量表中首次采用比率智商(ratio IQ)的概念，以IQ作为比较人的智力水平的相对指标，这在心理测验史上是第一次。此后，老特曼还先后担任过斯坦福心理学系主任以及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主席。
身为一名心理学家和青少年教育专家，老特曼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成材，但他并没有强迫小特曼去传承自己的衣钵或努力把小特曼调教成奥特曼，而是任由儿子自由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幸福的小特曼不用像现在中国的许多小孩子那样，不管是否喜欢，都被父母逼着去学钢琴、学画画，学英语、学舞蹈。他与旧金山湾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疯狂地迷上了无线电，整天就在房子里捣鼓他的坛坛罐罐。
二十世纪初，旧金山湾地区拥有一大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掀起这股无线电热潮的，是斯坦福的毕业生西里尔.艾尔维尔（Cyril Elwell）和查尔斯.哈罗德（Charles Herrold）。
1909年，也就是特曼来到斯坦福的前一年，艾尔维尔在斯坦福校长及一些教授的资助下，在帕洛阿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帕尔森无线电话电报公司，两年后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无线电报公司之一，并随之更名为“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由于业务发展太快，联邦电报公司从斯坦福招收了大批的毕业生，而圣克拉拉地区的青少年们，包括小特曼同学，也得以借着打暑期工的机会，接触到“新奇有趣”的无线电和电子技术。联邦电报公司成为当地不少孩子们心目中的技术殿堂。
而同样在1909年，斯坦福的另一位毕业生哈罗德在圣克拉拉的圣何塞市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家商业无线广播电台——“FN电台”，哈罗德任台长兼技术员，他的妻子则担任播音员。与当时一些带有试验性质的电台广播不同，“FN”有固定的播出时间表，节目内容既有新闻播报、也有音乐和歌曲，甚至还有广告。虽然每天播出的时间不长、节目也说不上精彩，但这在“通讯基本靠吼、娱乐基本没有”的年代，“FN”的开播还是在旧金山湾地区的青少年当中引起了不少的轰动，并一下子催生出许许多多的业余无线电台和业余无线电兴趣小组。
（005）
小特曼也成为当中的一名狂热份子，他与两位邻居的小孩建立了一个业余无线电台，这两个小孩一个是斯坦福一位化学教授的儿子，另一个就是斯坦福第一届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的儿子。那时候的他仨只要发现谁家的房子树起了天线，就会毫不客气地去敲人的家门，要与人家交朋友，切磋技艺。
由于无线电和电子技术才刚刚兴起，相关的知识还很匮乏，像小特曼这样的业余爱好者们只能边交流边摸索。因此在那段时期，发烧友们出没的地方，经常伴随着爆炸、火灾、触电的等事故的发生，这甚至一度成为旧金山湾地区不少家长最为头痛的“社会问题”。小特曼自然也惹过不少麻烦，但父亲并未对他加以指责，而是鼓励他继续朝自己的兴趣发展。
1917年，特曼高中毕业，顺理成章地入读斯坦福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是斯坦福大学早期最为响当当的三大专业，其中机械工程系更是斯坦福大学创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强的专业，被视为修读电气工程的基础学科。然而读到第二年，在毫无征兆之下，特曼突然向学校提交了转系申请，报告简明而坚决：
“我，特曼，希望转到化学系学习。理由：我想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
正如前面所说的，斯坦福大学在专业选择上给予了学生们极大的自主选择权，特曼的申请很快被批准了，他正式转到化学系。
一个对无线电和机械工程有着强烈兴趣的年轻人，为什么突然想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关于特曼这一莫明其妙的举动，坊间流传着许多传说。有热心群众向木王尤报料，说特曼是因为成绩特别优秀，经常被同学们围观，重负之下被迫转系。而在饭堂旁边摊煎饼的八婶则一口咬定，特曼是因为看上了化学系的一名女生才毅然玩起了穿越。对种种猜测，特曼一概不予置评，他默默开始了新了学习。1920年，特曼顺利毕业，取得了化学学士学位，并成为Phi Beta Kappa中的一员。Phi Beta Kappa是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1776年，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能成为当中其会员。
专业成绩优异的特曼，并没有继续在化学这条路上走下去，他一个华丽的转身，又转到了电气工程系，并在二年后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此后，特曼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电气工程。在麻省理工，特曼得遇贵人，他的博士导师，正是有着“美国信息技术先驱”之称的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教授。
（006）
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信息时代的教父。
不要以为博士生导师就一定是老头子，其实布什只比特曼大了十岁，也就才30出头。年纪轻轻就能当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才华自然非同一般。想当年，26岁的布什只花了一年时间，就获得了麻省理工与哈佛大学联合授予的博士学位。1919年一战结束后，布什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4年后即提升为电子工程系的教授。教书期间，布什还与大学时的一位室友共同成立了 “美国器械公司”，生产一种叫“氦整流管”的东东，两人从中收获甚丰。1925年，这家公司改名为“雷神（Raytheon）”。没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军火商“雷神公司”。关于布什的牛人牛事远不止这些，我们暂时先按下不表。
在这样一位天才老师的指导下，特曼的理论水平可谓突飞猛进，然而从布什身上学到的，更多的还在于课本外的知识。布什对于电子技术必将改变世界的信念，以及“大学不仅仅是纯搞学术的象牙塔，而应该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中心”的思想与实践，就在那时候在特曼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30年后在终于斯坦福开花结果。
1924年，在麻省理工取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深受布什教授赏识的特曼获聘留校担任助教。如无意外，特曼也许从此就在波士顿扎下了根，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出色的教授，或许多年以后，还会和康普顿一道，成为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工业园区的拓荒者，而不是后来的“硅谷之父”了。
历史没有如果。就在特曼准备呆在麻省理工教书育人之际，远在加州的父母思念儿子，再三喊他回家吃饭。离家多年，也是时候回家看看了。但谁都没有想到，特曼这次回家省亲，竟染上了肺结核病。肺结核在当年曾被称为“白色瘟疫”，中国则称之为“痨病”，在二十世纪中期特效药“链霉素”的问世之前，是死亡率相当高的疾病。
特曼的病情相当严重，一位医生甚至建议放弃治疗，该吃的赶紧吃，该玩的赶紧玩。几近绝望的老特曼夫妇决定采用另一位医生建议的偏方——卧床静养，日夜在胸口上压着沉沉的沙袋，以保持呼吸时胸部不动。这一躺居然足足躺了九个月，福大命大的特曼总算捡回了一条小命。
此时，麻省理工学院还为特曼保留着教职，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回去任教。但由于波士顿潮湿的气候不适宜养病，医生和父母都反对特曼回麻省理工，加上斯坦福电气工程系主任哈里斯.瑞恩（Harris Ryan）教授的极力挽留，特曼最终决定留下来，开始了他在斯坦福漫长而又荣耀的职业生涯。
（007）
特曼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无线电专家之一，但他最大的荣耀及成就，却并非得益于他在学术上有什么突出的建树，而是来自于他那非一般的教学能力、领导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尤其是他在推动大学与实业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
1925年，25岁的特曼是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的一名年轻讲师。他为人谦逊，话语不多，一成不变的过时衣服使他看起来特显老土。然而当他站一踏上讲台，霎那间就会变身成一个光芒四射的布道者，讲起课来那叫一个妙语连珠，娓娓动听。再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理论到了他嘴里，都能一一被他化繁为简、举要删芜，尤如庖丁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就连其他专业的学生，也都慕名前来旁听他的课。
在教学之余，特曼还撰写了《无线电工程》一书，作为学生们的教材。此书最后一共出了4版，影响深远，当年美国学习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鲜有未拜读过此部经典教科书的。因此特曼虽然性格内向、为人低调，但在当时众多的学子们心目中，却有着近乎宗教领袖一般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1937年，特曼当上电气工程系的系主任。在他的辛勤耕耘下，斯坦福大学在电气、通讯等方面渐渐成为美国西部电子技术研究的一面旗帜。而特曼本人，也因为其对电子电气工程教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于1941年被选为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主席，成为美国西岸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在合并改名后，就是现在的专出标准,牛B哄哄的IEEE啦。
二战期间，美国的许多专家、教授纷纷弃笔从戎，而特曼也收老师布什的邀请，去哈佛大学的无线电实验室，从事反雷达侦测工作。
此时的布什已不是当年的明星教授了。1930年，卡尔?康普顿开始出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康普顿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他弟弟阿瑟?康普顿因为发现了“康普顿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十分欣赏布什，1932年他将布什晋升为副校长，同时鼓励布什走出课堂和实验室，在更阔的社会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才华。从此，布什开始以一个杰出学者的身份，走上从政之路。
1939年起，布什先后担任了卡内基研究院的院长和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主席。1940年，布什说服罗斯福总统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推动军事科技的研究。布什担任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委员包括了老上司康普顿、哈佛校长康南特、贝尔实验室主朱伊特等专家学者。当时虽然二战已经爆发，但美国仍在隔岸观火，国防研究委员会未受到足够重视，经费亦极其有限，布什实际可做的事并不多。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41年年中，随着欧洲战事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谁都知道战争已无法避免。在布什的一再争取和游说之下，国会终于批准将国防研究委员会改组为科技研究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OSRD），全力开展军备技术研究和开发。OSRD直接向总统负责，其经费纳入战争预算，且不设上限。布什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舞台，实现他“寓军于民、合同参与，动用一切智力资源，以高科技手段赢得战争”的理念。
OSRD在二战期间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雷达技术的应用研究。布什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各设立了一个秘密研究雷达技术的实验室，麻省的实验室对外称为“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主要负责雷达侦测技术的研究。而哈佛的实验室则被称为“无线电研究实验室（Radio Research Laboratory)”，主要负责电子干扰和反雷达侦测技术的研究。刚当选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主席的特曼被老师指名担任哈佛实验室的主任。
（008）
左起：劳伦斯（1939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阿瑟.康普顿（1927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布什、康纳德（哈佛校长）、KT.康普顿（麻省理工校长）、卢米斯（银行家）
感谢老同行的支持，握手！
从1942年初到1945年，特曼在实验室带领一个800人的小组日夜奋战，共研发出来150多项无线电反制技术，在战争期间挽救了无数轰炸机师的性命。在军队工作的这几年里，特曼以其亲身经历，更深切地体会科学技术不应该深锁在象牙塔里，只有走出校园，与社会应用更紧密地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战争结束后，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学，并当上了斯坦福工学院的院长。长于“斯”、学于“斯”、成名于“斯”，特曼对斯坦福大学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希望斯坦福可以成为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然而他清楚，目前的斯坦福，在不少人眼中还只是一乡村大学，不要说与东部那众多的一流学府相比，就算在他的邻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面前，都直不起腰来。
特曼深知，要改变现状，把斯坦福做大做强，要必须吸引最顶尖的专家学者到斯坦福来。然而，此时的斯坦福大学一无名气二无金钱，你总不能指望人家都上你这儿扶贫吧。如果是在同时期的中国，还能号召一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人家这时的米国正处于事业上升期，人人都渴望发财致富。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于是乎，特曼教授像当今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一样，打起了土地的主意。
斯坦福大学拥有3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全美面积第二大的大学，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土地一直在闲置中。庆幸的是，当年利兰?斯坦福只是禁止将学校用地出售，但并无禁止出租。特曼与校长华莱士?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一合计，决定利用学校的土地建立工业园区，通过土地出租，一方面可以赚点经费聘请一些名流学者到斯坦福来，而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学校的技术与工业企业的结合，使斯坦福地区成为特曼心目中的“技术专家社区”以及“高科技工业园区”，一个由学术界和工业界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以技术为导向的公司支持及资助斯坦福大学在高端领域的研究活动，而斯坦福则为企业输出前沿技术及高素质人才，从而实现双赢。
幅员辽阔的斯坦福校园，占地35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但遗嘱中规定土地不能卖，但却没列明不能租。
这类依托于大学的工业园区，如今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在上个世纪中期，这可算得上是一大创举。1982年，在“工业社会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上，特曼提到：
“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是从拉丁文来的。在拉丁文里，University同时也是企业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和工业界是紧密合作的，只是到了后来，校园才渐渐和工业界拉开了距离。不少一流的大学，如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在近几个世纪里，就固执地只关心学术研究，而轻视工业界。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愚昧时期之后，这两个领域又开始接近，并最终重新融合在一起了。学术与工业，大学与企业有共同的目的。严格来说，斯坦福工业园区，并不是一次创举，我们只是在推动一次新的复兴而已。”
（009）
位于斯坦福大学南部，用于建立工业园区的土地。
1951年，被特曼称为“秘密武器”的斯坦福工业园开始筹建。
首个进驻的是瓦里安(Varian）公司。瓦里安公司与斯坦福有着非一般的密切关系，公司的创办人瓦里安兄弟都在帕洛瓦托出生并长大，哥哥拉塞尔还是斯坦福的毕业生。而另一位创办人威廉?汉森是斯坦福的教授。他们三人是速调管的发明人，斯坦福大学曾拨出100美元的研究经费来支持他们的研究。速调管是用来产生微波的一种高频放大器，后来成为现代医用直线加速器主要部件。
1948年公司成立后，特曼还担任了该公司的董事。有了这层层关系加上是第一个签约的公司，因此瓦里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在园区租下了1万6千平方米的土地，并且在99年的租约期内不涨价！想想现在硅谷的地价，光这一点就赚翻了。瓦里安目前已成长为一家全球性的生化分析仪器的生产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设有办事处。作为花絮，这里转载瓦里安公司在2008年的一篇声明：
瓦里安有关三聚氰胺检测产品不涨价声明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是我们生活的希望。三聚氰胺事件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本着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广大人民的“忠心、爱心、责任心”，瓦里安郑重承诺，在此期间有关三聚氰胺检测的相关耗材决不涨价。
美国工厂已经积极筹备，保障充足货源供应，提供最优质的产品给广大用户。瓦里安人愿携手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尽快走出三聚氰胺事件的阴霾。
并且我们会提供更加完善的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瓦里安的技术工作者蓄势待发，准备好各种奶制品检测方法提供给各大奶制品生产厂家。希望在我们的协助下，各大奶制品生产厂家能尽快走出困境。为重新树立健康、良好的中国奶制品形象添砖加瓦。振兴中国民族产业，再创辉煌！
美国瓦里安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看到这则声明，被深深打动了的木王尤曾动情地鼓励到：“瓦里安同志，你好好干吧，在全民都是化学家的中国，你必将大有作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把狼给惹来了，上面这篇声明发表后仅过了一年，正欲摩拳擦掌大有作为的瓦里安就被安捷伦（Agilent）公司以15亿美元现金给收购了。
安捷伦是何许人也？1999年从惠普分拆出来的一家仪器生产商是也。而惠普，正好就是瓦里安的邻居，当年最早迁入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公司之一。
（010）
首家进驻斯坦福工业园区的企业——瓦里安公司
惠普之所以成为第一批入园的公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惠普的创始人的戴维?帕卡德（Dave Packard）和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正是特曼的得意门生。
帕卡德出生于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镇的一个律师家庭，打小生活富裕、衣食无忧。那时的普韦布洛山高皇帝远，白天是牛仔和土匪的天下，晚上是妓女和酒吧的世界，但小帕卡德却没有因此沾染上一丁点二世祖的习气。相反，他为人谦逊、谨慎，却又不失幽默感。帕卡德最大的兴趣就是无线电和体育，念高中时他是校无线电俱乐部的头儿，同时也是校篮球队、橄榄球队和田径队的主力队员，创造过全州田径赛中一人独得跳远、跳高、铁饼、高低栏冠军的纪录。
考入斯坦福后，身高1米95，金发碧眼高鼻梁，天生一付运动明星相的帕卡德马上成为橄榄球队的中坚。需知道，橄榄球可是斯坦福最引以为豪的传统强项，不经过严格的选拨，可是连做后备的资格都没有的。日后帕卡德谈起他在橄榄球队的表现时，依然津津乐道。对他而言，能入选斯坦福橄榄球队，甚至比后来当上国防部副部长更值得骄傲。
帕卡德四肢发达，头脑却不简单，打小就成绩优异的他一直是老师宠儿。特曼也留意了这个学生许久了，据帕卡德后来回忆说：自己虽然没上过特曼的课，但特曼居然知道自己选修的课程，每门功课的成绩，甚至还包括在橄榄球场上的表现。终于，在帕卡德还在念大三的时候，特曼在办公室约见了他，建议他选修自己的研究生课程。帕卡德对特曼教授倾慕已久，因此尽管本科的课程已排得很满，他还是非常开心的接受了特曼的建议，正式成为特曼的弟子。
与文武双全、集万千宠爱与一身的帕德卡相比，上天对休利特可就有点不公平了。与特曼一样，休利特是斯坦福子弟，父亲阿尔比恩?休利特是斯坦福医学院的院长，更是一位闻名全美的医学专家，不过却在休利特12岁时因脑瘤而英年早逝，这给休利特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加上患有严重的阅读障碍，休利特从小成绩就很糟糕，虽然理工科成绩还算可以，但文科就总是不及格。如果不是因为看在他已故父亲的份上，他根本就进不了斯坦福。成绩不行你要是长得帅也罢了，偏偏休利特天生一张大脸，身材短小壮实，脾气暴躁又狂妄自大，还喜欢在课堂上搞恶作剧，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刺头。
休利特虽然问题一大堆，但却是一位另类的数理天才，他可以心算贝塞尔函数，并以此为乐。当了老板之后，每次拿到财务报表，休利特都会习惯性地高速心算一遍，比计算器还快。不知道大家看过《宿醉》（The Hangover）没有？里面那个矮矮胖胖、行为古怪，看似低能，却凭心算牌点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大胜一场的男猪角之一Alan，竟让我第一时间联系到休利特。
特曼的父亲是研究天才的专家，不知道是不是长期受熏陶，特曼从这个桀骜不驯、成绩烂差的学生背后，看到的一个是头脑灵活、创意十足、满怀信心、斗志昂扬的可造之材。特曼因材施教，给休利特开起了小灶，还建议他毕业后留校多读一年。在特曼的悉心调教之下，休利特终于脱胎换骨，不仅顺利毕业拿到学位，还考上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电子工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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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时的休利特，个子矮小，一付桀骜不驯的模样。
大学时橄榄球场上的帕卡德，十足的运动明星相。
帕卡德与休利特虽然是同学，又同是无线电爱好者，但由于背景和性格都大不相同，很难想像两人会成为亲密朋友和生意伙伴。单看外表，帕卡德高大英俊、休利特五大三粗，这一高一矮、一肥一瘦，搭档说相声还不错。事实上，两人在大学期间的交集并不多，真正建立起两人深厚友谊的，是1934年他们刚刚结业时，结伴去科罗拉多州圣胡安山脉的一次露营。在这两周的时间里，他们朝夕相对，一块儿爬山、骑马、钓鱼，当然也深入探讨了毕业后的去向，以及关于将共同创业的一些设想。
杰克与恩尼斯在断背山上一起放羊，成了一辈子的恋人, 帕卡德与休利特在圣胡安山一起驴行，成了一辈子的合作伙伴。60年后，帕卡德追忆到：“毫无疑问，正是那次露营增进了我们的友谊，让我们学会互理解和彼此尊重，这也正是我们可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功合作的关键所在。”
友谊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那次露营之后，两人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帕卡德去了通用电气公司，而休利特在特曼的指导下复读了一年后，去了麻省理工读研究生。
两人虽然都离开了斯坦福，但特曼教授一直惦记这两名爱徒。所以当休利特一毕业，他就分别致信给两人，邀请他们回斯坦福，到他领导下的电子通讯实验室工作。休利特和帕卡德一直感激特曼的知遇之恩，听到老师的召唤之后，先后回到了斯坦福。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在特曼教授的鼓励下，两位热血青年拿着仅有的538美元启动资金，这当中还包括帕卡德从通用带回来的一台二手钻床，决定开创自己的事业。公司的办公地点就选在他们租住的房子旁的小车库，两人通过抛硬币的方式，确定公司的名称就叫做休利特-帕卡德公司（Hewlett-Packard Company，以下统称HP或惠普公司）。70年后，这家从车库里走出来的小公司，成为了一家年营业额超过1千亿美元，拥有员工30万人的巨型跨国企业。
2000年，惠普决定斥资170万美元买下这幢位于帕洛阿托市艾迪逊大街367号的房子，并耗时5年对其进行修缮，以恢复帕卡德与休利特创业时的原貌。2007年，惠普车库被确定为美国的历史古迹，它不仅被视为惠普公司的诞生地，更被视作硅谷的发源地。每年有超过4万人前来参观、膜拜。在游人的眼中，这幢掩映在繁花绿树中的小楼房，处处透露着一份清幽，几许安逸，好浪漫、好小资的感觉。但退回到1938年，帕卡德和休利特绝对感觉不到这种调调。
房子是休利特选的，当时这已经是一幢超过30年楼龄的老房子了。不过这儿离斯坦福大学很近，另外租金也便宜，月租只要45美元。房东老太太住二楼，未立业但已成家的帕卡德与妻子住在一楼，休利特自己则窝居在屋后的小仓库。剩下的车库，自然就是公司总部了。
创业初期，公司通过特曼教授的关系，揽到了一些杂活，包括天文望远镜同步马达、口琴调音器、保龄球球道信号指示器，甚至还有冲水马桶控制器等等。这些活只够公司勉强维持，根本谈不上发展壮大。公司的自主产品，由休利特设计音频发生器，至今还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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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时的HP车库。
2000年后修葺一新的HP车库，被视作硅谷的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