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利益集团》书稿连载1-3章编辑本段回目录
第一部分
利益集团的理论与历史
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各国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影响的历史及其治理也有很大差异。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从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三方面对利益集团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同时，我们将对美国和俄罗斯利益集团影响政治过程及其治理的历史进行回顾。
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第一、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利益集团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中是一支好的力量，还是一支坏的力量?什么情况下是一支好的力量？什么情况下是一支坏的力量？
第二，从集团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的总体来看，集团是提供了某种接近“公共利益”的总和，还是由于集团在政治进程中的行为而使公共利益受到忽视或损害?约束条件是什么？
第三，假定利益集团是一支坏的力量，并且损害公共利益，靠什么手段予以治理?
第一章 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
一．利益集团的政治学研究
在政治学领域，詹姆斯·麦迪逊被公认为是研究利益集团问题的“第一个重要的美国理论家”。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旨在抑制派别之争的联邦的规模和类型》中提到“派别”的概念：“部分公民，无论在整体中属于多数还是少数，在共同的欲望或利益的推动下联合行动，但却与其它公民的权利或这个社会的长远和整体利益背道而驰。”
麦迪逊所说的“派别”即利益集团。而且他认为，如果说存在一个所谓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利益集团作为局部利益是与公共利益相悖的，因而，利益集团的存在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社会中其他人的权利都是是有害的。
关于利益集团的害处，另一位政治学家西奥多•洛伊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批评：其一，它扰乱和破坏了人们对民主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期望，并表露出它基本上对民主的不尊重；其二，它使政府变得无能，不能计划；其三，它以关心管辖权限（由哪些采取行动的人做出决定）来代替关心正义（作“正当的事”），使政府道德败坏；其四，它用非正式的讨价还价来反对正式的程序，削弱了民主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
尽管利益集团的存在在本质上看是坏的，但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出现来自于经济人的本性，来自于部分人对共同利益的维护，所以，利益集团不可能自动消失，也不应该使用强制的方法加以消除。于是，麦迪逊提出了利益集团之间“遏制与平衡”的概念。他说，必须依靠一个利益集团的“野心”与另一些利益集团的“自私倾向”相互对立的办法来使“利益集团的祸害”受到遏制。为此，麦迪逊提出了三个主张：一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下的代表可用其开明观点和高尚情操克服其地区性偏见和不公正的图谋；二是增加派别即利益集团的数量，制衡并稀释强势派别的力量；三是联邦制，容纳更多的公民和疆域，导致强势党派联合的难度加大。麦迪逊最后得出结论：“联邦的规模和完善的结构是治理共和政府最易产生弊病的良方。”
在麦迪逊提出利益集团之间遏制与平衡概念的基础上，另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多元利益集团存在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是美国民主的一种固有的特征，不是坏事。在所举出的理由中有这样关键性的两条：
第一，美国绝大多数人口都参加有组织的集团。一份研究表明：大约有2/3的美国人至少属于一个集团。虽然个人并不直接参与决策，但他们可以参加到有组织的集团中去，并通过集团参与决策而显示出他们的影响
第二，公共决策可能不代表多数人的意愿，但它是各集团影响大体均衡的表现，近似于整个社会的意愿。
亚瑟·本特利是20世纪美国集团政治理论第一人，系统用集团概念解释美国政治。 他在1908年发表《政府过程》，认为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利益集团复杂的组合，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都是集团力量在发挥作用，政治过程是集团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部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均为集团作用于政府的中介，政府组织则是调整和协调各种利益的工具。政党为集团利益提供了一种选举工具，从而有利于集团利益的实现。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代表的功能，集团的政治影响取决于它代表某种利益的能力和性质。政府的作用是去了解集团所代表的人群和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着公众利益的实现。
戴维·杜鲁门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利益集团政治的最为著名的学者。他也认为，利益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利益集团是一种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和调整与其他集团间关系的工具。当人们的利益受到挑战时，“潜在的集团”也会组织起来。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推动了利益集团的形成，进而有利于稳定社会。与本特利不同的是，本特利是用集团去描绘政府，而杜鲁门则强调集团本身，强调集团的性质和集团组织的特征，提出集团组织的特征是它表现出来的在原则上和目标上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性。集团组织会自然地采取一种民主模式，以免内部发生分裂或使组织行为失去效力。反之，集团的凝聚力使冲突发生于集团间，通过冲突发生政治分裂与联盟，最终形成共同利益。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它与早期麦迪逊关于派别的理论观点相联系，与20世纪上半叶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该理论认为，多元社会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出现了新的区别于以往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从而使新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集团油然而生。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社会中，大量社会组织如种族集团、工会组织和教会组织等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为中介而形成。在现代社会中，集团具有重要作用。集团是个人和大范围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在多元主义社会中，领袖需要依赖人们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通过选举和集团参与来体现。当集团较为强大，能够使个人不受煽动蛊惑时，社会就能保持稳定。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们则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集团，认为集团的存在有利于政治制度，因为它能够在政府面前反映选民的意愿，使社会的许多利益通过组织的游说，通过集团和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和一致，最终使决策能够反映公众的利益。
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相对的，是精英主义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美国的古典的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社会化成为精英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组织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并成为一种价值体系。组织将这种价值传递给其成员，精英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美国的当代精英主义政治理论从政治议程的形成出发，认为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政治议程。此外，洛伊和斯查特斯奇内德等人还提出了多元精英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在美国，权力是分散的，但这种分散的权力并非被广泛分享。在美国，权力分散于许多不同的精英手中，每个精英趋于控制一个公共政策特别领域，构成多元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认为是精英在控制美国。从一个侧面表达的仍然是强势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控制的担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利益集团数量众多，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研究院外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学者们发现，集团而不是精英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政治过程中存在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表现在四个方面：（1）利益集团之间的制约。比如，糖的种植者主张进口限额，而可口可乐和糖果生产者却主张放宽进口政策。双方相互角逐，力量相互抵消。（2）政策问题的网状系统。如烟草政策问题，不仅涉及种植者、生产者，还涉及科学家、公共健康专家、律师、政治家、媒体人士等等。在这种涉及面极广的“问题网状系统”中没有哪个单独的精英能够左右此类政策的制定。（3）赞助人的作用。杰克•沃克在研究中注意到，许多集团都有赞助人，其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它常常通过组织会议、组织咨询机构的方式使一些组织得以成立，并通过拨款、补贴支持这些组织。其他赞助者还包括基金会、老的集团组织和富有者等。（4）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抵消、对抗精英的重要力量。如环境利益集团、非裔美国人利益集团、妇女集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等，都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行为者，有能力向精英挑战。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二．对利益集团的经济学研究
相对于政治学中对利益集团的研究，经济学研究利益集团问题相对较晚，但公共选择理论中对利益集团的形成条件以及对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分利联盟”或“压力集团”的研究，将政治学相关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居民户与厂商，而且假定条件是完全竞争，即居民户与厂商是原子式的，独立做出决策。上世纪三十年代，乔安·罗宾逊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研究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将勾结起来的厂商作为研究对象并建立相应模型，将厂商放在市场交易背景下进行研究。
六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兴起。代表人物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的探源》和《权力与繁荣》等专著中，系统分析利益集团形成及其内部运作。其突出贡献有两点。第一，利益集团存在须具备一定条件。在奥尔森之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是，如某些个人之间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均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会自然团结起来为其共同或集团利益而奋斗。奥尔森的独到之处，在于借助集体行动逻辑，证明上述论断的错误：由于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现象，对大家有好处的集体行动不会自然产生。其产生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其二，存在着某种迫使或诱使个人努力为集体行动做出贡献的激励机制，即所谓“选择性刺激”。人数少一方面意味着单人的影响力将会相对提高，另一方面还意味着由个人行动问集体行动过渡的成本大大降低。在很多人中间要形成统一意见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实施有效的监督远非轻而易举。至于选择性激励，则是说集团对个人的奖励与惩罚都有其针对性，即“论功行赏”及“杀鸡吓猴”，以期吸引或强迫个人为集体利益做贡献。奥尔森关于利益集团存在的条件说明，某种程度上说明，政治过程仍然受到由少数精英组成的强势集团的影响或控制，他们人数本对较少，而且拥有社会上别的群体所不能拥有的“选择性激励”资源与手段。而也正由于人数多，缺乏选择性刺激的资源与手段，我们很少看到由为数众多的低收入者组成的、为其共同利益奋斗的弱势群体利益集团。
奥尔森对利益集团政治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分利联盟”理论。奥尔森指出，存在着一种“特殊利益集团”，这种特殊利益集团可称之为“分利联盟”。而所谓分利联就是指在社会总利益中为本集团争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利益集团。这类分利联盟的建立，其前提必定是成功地运用“选择性刺激”和“人数控制”的方法克服了形成集体行动的两大障碍：人们普遍怀有的“搭便车心理”和“理性的无知”。分利联盟并不神秘而且俯拾皆是。政治的、部门或行业的、地区的以及“阶级”的群体，在一定条件下部可以组成分利联盟。奥尔森认为，“分利联盟”的存在将带来三大负面影响。其一是社会中的分利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原因在于：尽管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的提高逻辑上讲不失为增进利益集团成员之福利的途径，然而分利联盟更有效也更普遍的做法，还是尽量能为其成员获得社会生产总额中的更多份额。经济学家喜欢用分(或切)“蛋糕”的例子来比喻社会分配均或不均的事实，其含义是你多占的就是我损失的。然而在奥尔森看来，更恰当的比喻应该是：许多人一齐冲进瓷器商店争抢瓷器，结果，一部分人虽各争了—些，但还会同时打碎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二，分利联盟将使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由于社会上大部分特殊利益集团的目的都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必然导致社会对再分配问题的过多重视；而与此同时，一部分人的收益增加必然伴随另一部分人收益的减少，甚至减少的比增加的还多，因此人民之间就产生了怨恨。于是当特殊利益集团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分配问题格外突出时，政治上的分歧将愈演愈烈，进而引发政治选择的反复无常政局的多变和社会的失控。其三，分利联盟另外一个坏处是造成“制度僵化”。他们一旦从某种制度安排中得利，为了保守住他们的利益，就不愿意推动制度创新。它们拒绝对迅速变化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决策或行动迟缓，对凡是可能威胁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创新一慨排斥，并且为了特殊利益而不借牺牲全社会的利益。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制度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崛起，进一步将利益集团作为制度演进过程中研究的基本单元。诺斯，戴维斯等人在经济史研究中，专门研究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他们认为，制度演进的方向与一个社会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相关。从静态上看，制度演进的方向是由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而强势集团之所以能够决定制度演进的方向，主要是通过一定方式获取国家政权支持：或者通过赎买，或者通过强制。诺斯曾举例说，十六世纪初，在英国，当新生资产阶级与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发生矛盾时，前者用金钱赎买了封建特权，获得了英国王室的支持，使得资本家进行投资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资产阶级迅速崛起，英国也迅速走上了兴盛之路，才有了后来的“日不落帝国”。而同时期的西班牙，也出现了同样的矛盾，但政府却支持了代表封建利益的羊毛团（即羊毛出口商和专门养羊的地主组成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西班牙这样一个原来实力比英国强大得多的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更艰难，其地位逐渐被英国所取代。
诺斯等人研究利益集团在制度演进中的作用,与政治学研究利益集团比较,很大区别在于,政治学研究的利益集团是在制度均衡状态下的利益集团,政府的角色是在利益集团之间寻找平衡,尽管某一项决策也许有利于某一利益集团,但长期政府决策还是照顾到所有利益集团的。但诺斯将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对待时，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之间势力不平衡。因此有学者将诺斯等人所说的利益集团称为“压力集团”，压力集团本身是利益集团的一种，但只有强势利益集团有力量对政府形成压力，以各种手段获得政府的支持，最极端可迫使统治者下台，扶持自己利益代理人上台；因此，社会中的强势集团就是压力集团。压力集团的形成是社会利益集团失衡的结果。
可以说，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制度学派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研究，使人们对于利益集团的影响与作用有更深刻认识。
三．对利益集团的法学研究
法学界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成果相对于政治学与经济学来说较为薄弱。但其中有一些成果仍然对我们有所启示。
利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耶林（Jhering, Rudolf von ）非常强调法律的目的，他认为法律以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为目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保护自由，并构建了传统法律利益分配功能的基本结构。具体地说，由于利益具有驱动功能，它一方面驱动个人为了利益而活动，另一方面也驱动国家制定和实施法律以协调和保护利益。所有的法律没有不为社会上某种利益而生，离开利益，即不能有法的观念的存在。利益具有尺度的功能，它衡量人类活动的有效性，当然也衡量法律的正当性，只有为了协调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制定法律才是正当的法律。因此，“法律的真正缔造者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利益”。尽管耶林开创的利益法学理论并不包括集团利益在内，但为利益集团出于利益的目的而介入法律过程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在其所创立的社会学法学学说中，也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和任务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因此他在耶林学说的基础上，将利益重新划分为三大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益庞德的时代，恰逢美国经济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尽管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试图削弱大公司的垄断力量，促进市场竞争，但联邦最高法院却坚决抵制反托拉斯法的实施。在最高法院的翼护下，垄断急剧发展，迫使政府逐步介入市场，充当起协调社会各种利益的“工程师”。庞德是政府对包括经济在内的这个社会生活进行控制的支持者，因而其开创的法社会学派，把法律保障各种利益，特别是社会利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庞德的理论体系中也没有具体分析利益集团，但无疑表达了对组织起来的个人利益即利益集团侵蚀公共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的担心，因此，他才强调法律必须重点保障社会利益。
庞德以后的美国法理学界，进入到现实主义运动大潮之中，部分原因在于新兴的社会利益集团在立法、司法中的渗透与活动，使美国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在较长时期内出现持续分歧，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确定性。尽管这些讨论并不直接涉及利益集团的法律理论，但与此时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时代的大背景下，利益的构成和存在状态的转变密切相连。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与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集团成为整合分化后的社会主体的重要组织结构形式。因此，社会在分化的同时，社会的组织性和自治程度也随之增强，形成更多的利益形态；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不断扩张，为市场主体在利益上结盟并形成利益集团提供了条件。导致利益集团和集团利益产生的因素很多，如地域、行业、职业、身份、组织规模、行为的能力、性质和结果(外部性)等，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中，大量社会自治性的经济主体出现，利益集团开始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利益集团和集团利益已经普遍存在，集团利益成为重要的利益类型。相对个体利间的利益和社会利益，集团利益在主体、客体及内容、实现方式等方面都有新的特点。解决集团利益的制度在价值目标(均衡)、规则、作用对象、解决的问题、运行机制等制度要素上具有与传统法律制度不同的特殊性。
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法律通过个体性的权利义务配置，力图维持个体之间的利益以及个体与社会间的利益均衡的利益调整模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新发展。事实是，很多利益已不再单纯属于社会意义或个人意义的利益，而是以一种集团利益的状态存在。对于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而言，只有把传统“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元结构，转化为“个体利益、集团利益、社会利益”的三元结构才能有效解决法律精神、普通法的传统等哲学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
伴随着分化整合的政治社会背景，部门法理论从民法中分支出经济学法，改造了传统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定义得过于表象化的“契约”概念，提出“社会化契约”[1]的概念，即人们出于一定的目的会通过集体交换和再分配的程序组织起来。与建立在个别性契约基础上的民法不同，社会化契约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整体利益，它揭示了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不对称的问题，认为可度量的当事人权利义务与不可度量的权利无相互交织，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因此，建立在社会化契约基础上的经济法的诞生，有效解决了传统民法通过所谓“私法公法化”的改良调整社会利益分配的困境。
以上对利益集团的法学研究表明，法学已经意识到组织起来的个人即利益集团介入法律过程的可能性，这种介入可能会侵蚀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因而，法律必须在各种不同利益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尤其是防止对个人利益对社会利益的妨害。
第二章 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影响立法
及其治理：以美国为例
利益集团参加美国政治活动被认为有宪法根据：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民向政府请愿要求伸冤之权”。美国人有组织集团的国民特性，从幼年开始就被鼓励参与各种集团，从各类童子军到基督教青年会、美国的犹太人财团，最负盛名的莫过于一直不被美国精英承认但曾有多任美国总统参与其中的“骷髅会”。 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当中写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美国的集团无处不在，形态不一，可大可小，有牢固的有松散的，有长期的也有一达目标即告解散的。当这些集团以一个一致的理念或主张，为特定利益向社会及其他集团提出要求、企图影响议会立法和政府决策的组织时，集团就成了利益集团。然而滥用这些权利——集团毫无节制地施加影响的事例以及院外活动人员对当选的政治官员毫不隐讳的行贿——引起了对院外活动进行改革和制订法规的不断呼吁。
我们分阶段回顾美国利益集团影响立法及治理的历史。
一．19世纪美国利益集团的形成
虽然“院外活动人员”这个词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正式出现，到19世纪30年代在华盛顿作为贬义词，院外活动腐败贿赂引起巨大利害冲突。
利益集团要影响政策与立法，最根本的办法是用选票选出自己利益的代表人。但由于选举有较长的时间间隔，议员有其稳定性，不能应对不停变化的利益要求。所以利益集团的活动更多地发生在议会的走廊或接待处进行对议员进行游说，争取其支持，故有院外活动集团或走廊议员之称。最早，由于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居住于首都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所以说客就在在威拉德饭店的大厅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各种方式的游说，原意为大厅和走廊的Lobby 一词就含有了游说的意思。因游说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议会立法过程和结果，故又被称为议会两院之外的第三院。
最早，院外游说仅依靠原有的人际关系展开，特定的议员总是要动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但随着院外活动的频繁，专业的游说机构和游说人员在强大的需求下就诞生了，并且不断地发展长大。在游说的参与者中，游说机构不断地吸收离职的政府人员，因为他们有“一条通向华盛顿决策人物的直达渠道”, 熟知美政治和政府内情, 了解立法和决策的程序, 同政界和权力机构上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被称为“超级院外活动分子”。而丰厚的薪资也吸引了大批政府前高官投身其中。曾有美国学者调查游说人员构成，发现居然有一半是前政府官员和议员。这种说客和官员的双向流动在美国也被称为“旋转门”。例如卸任后的克林顿政府核心——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及国防部长科恩，不约而同地开起了公共咨询公司进行游说工作。同时，游说机构的雇主也在发生着变化，美国国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几乎所有的外国政府都在华盛顿有代言人，各国都不惜重金尝试影响美国政策 。以巴顿·博格斯公司为例，公司规模极小，但它的客户包括了沙特阿拉伯政府、科威特政府、巴基斯坦政府和墨西哥政府等，每年收入大概在1.6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遇到代理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游说这样经常会有的数目不详的巨额收入。考虑到更大群体的未注册说客，现有数据所显示的游说资金根本就是冰山一角。
丹尼尔·韦伯斯待在1833年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时，曾在参院讲坛上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批评过的尼古拉斯·比德尔银行作了有说服力的辩驳。但后来人们发现，此前，韦伯斯特写信给比德尔说：“如果愿意继续保持我和银行的长系，最好给我通常的律师费。”比德尔立即付结韦伯斯特一万美元；韦伯斯特因他在参议院中代表银行作出努力，最后总计得到三万二千美元。
19世纪50年代，一些税务法案在国会中被提出并产生激烈斗争。由于工业化继续进行，华盛顿院外活动和集团卷入大大增加。詹姆斯·布坎南在1852年给富兰克林·皮尔斯的信中说：“一帮承包商、投机家、证券经纪人和经常出入国会大厅的院外集团成员，用一切借口把手伸向国库，足以使他的国家的每一个朋友感到惊讶。这种发展情况必须加以制止。”这两位重要的政治家后来都成为总统。
随着集团卷入和院外活动，贿赂事件增加，规模扩大。一位历史学家曾描述：“在尚未对非法活动严加取缔的口子里，华盛顿到处是各种各样的赌场，它们的老板们和院外活动人员密切合作。一个众议员或参议员如果不幸而负债——他经常是会负债的——赌场的经理们就让这个议员做那些对他们有利的事。他们以进行揭露来威胁这个议员，或者要求偿付欠款，借以强迫这个不幸的立法人员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投票。”
一些大企业家在宾夕法尼亚街建立“行宫”，在国会会议期间的任何时候，华盛顿任何一个“头等”旅馆中，至少都有六名女院外活动人员进行活动，每个人拉拢十二名或十名不稳定的议员，色情手段比金钱可引诱更多的立法人员。
最有名的院外活动家被称为“院外活动大王”的萨姆·沃德，他的格言是“得到一个人的赞成票的办法是通过他的胃。”沃德代表他的许多主顾，包括印第安纳州银行家体·麦克库洛夫(后来任林肯的财政部长)，为国会议员举行豪华宴会。支克库洛夫每年付给沃德12000美元“附加宴会费”，以便讨好、劝说和引诱议员。沃德还与彩票的组织者乔·莫里西有联系，后者打算通过一项对彩票抽税的法案，图谋使那些不如他富有的对手停业。
在领土扩张年代中，铁路院外活动人员十分活跃和有效，一位才智超人的参议员J．S·莫里尔在一次国会会议结束时起立发言，要求人家注意，宾夕法尼亚铁路公问公司的总经理来到外面的会议休息室。他动议指定一个委员会拜访他，了解—一下在休会前他是否还有更多的立法要求。
利益集团的猖狂活动引起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者指责说，“华尔街拥有整个国家。政府已经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不再依赖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而是华尔街的政府，为华尔街服务。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奴隶，而垄断者则成为奴隶主。”应该由政府拥有铁路与金融性企业，要监督并控制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参议院直接选举的影响。迫于社会运动与舆论的压力，1850年国会决定对院外活动进行定期调查。19世纪后半叶有两次突出的调查：1875年联邦酒类税收的“威士忌酒集团”丑闻，围绕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铁路扩展问题的1872年美国动产信贷公司丑闻。众议院1876年通过决议，要求所有的院外活动人员向众议院的秘书进行登记。许多州的立法机构在1890年马萨诸塞州带动下，通过了院外活动集团登记法。
二．20世纪前半叶美国政府与利益集团的斗争
宽松的院外活动集团登记法并没有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20世纪初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指责税务方面院外活动集团设法通过大规模的基层院外活动，扼杀政府的税务法案。参议院对威尔逊的指责作出反应，于1913年对院外活动进行调查。发现大量支持威尔逊指责的证据：无数的金钱正用来供养这个院外活动集团，并造成反对税务中某些主要项目的舆论压力，为这项法案已花费50万美元。
特殊利益集团以院外活动干扰立法越来越侵害底层利益，19世纪中叶民粹主义运动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在参议院，修易·龙作为来自路易斯安娜的民主党中的民粹主义者，倡导穷人起来与富人斗争，谴责富有的统治阶级，这一阶级是由掌握大量资产的摩根、梅隆以及洛克菲勒所控制的。在1934年，龙制定了一项财富重新分配计划，对大的财团和公司征收资产调节税，重新分配货币收入，保证每户人家每年获得5000美元奖励和2500美元收入。龙建立了一个分享社会财富的基金，1935年吸收500万名会员。然而，在这个计划执行之前，龙就被暗杀了。
罗斯福新政挽救了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立法进程。罗斯福新政最主要的手段是“抑制精英与寡头主义。”通过干预银行业和工业，加强劳工联盟，并改善社会保障。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相对于民粹主义者激进的要求，罗斯福更为温和一些。然而杜邦、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罗斯福的自由游说者，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社会保障。许多经理憎恨罗斯福。他们认为他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把他的名字改为斯大林·Delano·罗斯福。在1935年，为阻止一项限制企业权力的法案通过，一些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国会发25万封信和电报，散布流言说罗斯福是疯子。1946年在二战后特有的氛围中，最后在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辩论或预先通知的情况下院外活动法案悄悄地而且迅速地获得了通过。该法令对于利益集团在战略上和财政上的活动没有作任何限制。相反，它把控制条款几乎全部建立在公开化的原则基础之上，要求所有为了向国会施加压力的目的而从个人或集团得到金钱报酬的人，向众议院秘书和参议院秘书进行登记。对院外活动人员，要求他们确定其雇主并申明他们的一般立法目标。这些“登记的院外活动人员”以及院外活动组织须按季度向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交报告，公布他们的院外活动费用，具体规定了对不法行为给与刑事处分。
三．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对利益集团的限制
1946年法令触犯了一些利益集团，1948年，全国制造商协会提出这项法律涉嫌违反宪法，1952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同意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意见裁定该项法令不符合宪法。八个月之后，最高法院根据技术细节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定，维持1946年法律不变。在1948年，联邦政府多次控告包括有美国储蓄和贷款同盟和北美谷物协会的院外活动家、前众议员罗杰·斯特劳在内的一些个人和组织违反了1946年的院外活动法令。但他们没有被判定有罪。更为重要的是1948年对几个农场院外活动人员提出的其他控诉，最后导致了1954年最高法院关于院外活动法律的关键性判决。
1954年最高法院关于美国对哈里斯起诉一案的判决，涉及到一个纽约的棉花经纪人罗伯特·M·哈里斯。他没有在国会登记据说付就给了各种人物款项(未向有关当局，即向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秘书报告)，为国会立法进行院外活动。下一级法院曾对这些起诉书和这项法律置之不理，认为1946年的院外活动法不符合宪法，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在这个下级法院看来，进行登记和提交报告的要求违反了宪法第一条修正策，某些处罚条款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向国会请愿的权利。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决定，以五对三票作出决定，确认1946年法令符合宪法。在这个过程中，最高法院大大缩小了该法令的重点和适用范围。最高法院的裁定本身挑起了一场批评的风暴；一些法律评论文章认为这项裁定增加了该法令固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最高法院认为，这项法令只包括那些为了影响立法而募集钱财的集团，用自己的钱进行院外活动的集团或个人则可免于登记。
第二，这项法令规定，由集团或其代表来决定用于院外活动的款项在其全部开支中占多大比例就要进行报告。这样，集团就可以自行决定包括或者略去用于“公共教育”或其他目的的大笔款项，使院外活动的财政情况公开的报告不可靠并且紊乱不堪。
第三，法院对这个法令为集团或个人募集或接受金钱的“主要目的”所下的定义作了狭隘的解释。法院认为，这项法律仅适用于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直接与国会议员接触来影响立法的一些集团或个人。这种解释不仅使若干大的组织(将近三十年来一直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能以它们除了直接进行院外活动外还有很多目的为理由而逃避登记，而且还使一些主要活动方式是鼓励对国会公开施加压力的、即进行基层院外活动的集团免于登记。
第四，这个法令对于与国会进行何种接触算是院外活动这一点是含糊不清的。这项法律特别免除了在国会委员会中作证，但对其他种类的接触，则听任不同的集团作出不同的解释。许多集团把与国会职员进行的接触排除在外，而其他集团则在提供情况或社交性质的接触与院外活动方面的接触之间规定了详细的界限。
第五，这个法令仅包括对国会进行的院外活动，不包括企图影响行政机构、制订规章的委员会或整个行政部门。
第六，这个法令没有指定或授权任何机构来调查或要求集团进行登记或提交报告，或强制集团遵守法令。司法部可以对违反这项法律的人起诉，但自从四十年代后期的最初几个案件之后，只是在向它提出控诉——而这是罕见的——时才采取行动。
1954年和1955年马萨诺塞州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倡议对这个法令进行修正。参议院在发生凯斯丑闻案件之后于1956年建立特别委员会，调查院外活动和竞选运动捐款的 贿行为。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任委员会主席，1957年提出新的院外活动集团登记法案，在第85届国会遭到否决。
1965年博比·贝克丑闻， 参议院高级助手被控告接受贿赂以影响参议员投票而坐牢。1967年参议院法案扩大了院外活动集团登记条件，提出严格而完整的院外活动公开准则，但在众议院被否决。几个州于1974－1975年在内外压力下通过院外活动法令。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对公开院外活动集团作了严格的规定。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职能的大规模扩张，华盛顿的院外游说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到80年代初，从事院外游说的人数从数千人迅速从1978年的1.5万人扩大到3.5万，目前平均一个议员身边竟有30个游说人员，辅助的工作人员更是不计其数。而游说的方式也从19世纪末个人的暗箱操作逐渐转变为各类打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学会、协会等等旗号的职业机构以各类名目进行的游说。而通讯手段的发展使游说者摆脱了其赖以得名的游说地点，电话、邮件、资料库等被广泛使用。游说手段也从最初的谈话和政治献金演化出宴请、旅行、娱乐等各种方式，几乎涉及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曾有美国报纸感叹华盛顿的高档餐厅简直就是为了游说而设。目前，游说产业号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第一产业”。世界排名前500的美国大公司悉数设立了自己在华盛顿的代表处。其中，与美国国防事业密切相关的军工企业，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在华盛顿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
国会支持公开院外活动立法，反映了公众对院外活动的不安，这种不安由于卡特总统和其他重要官员对“特殊利益”集团提出各种批评而加深，1975年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72%的美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即“国会仍然过分地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
水门事件丑闻之后1976年，“1976年院外活动集团公开法令”在参议院以82票对9票通过。该法令对1946年法令重大修改，将开支和活动公开，不制止院外活动本身。
控制院外活动的法律不限于院外活动法案。还包括了有关竞选资金的法律，对总统竞选公开提供资金。贯穿19世纪，公司都是从其财产中直接捐助给候选人。1907年特尔曼法案禁止银行和公司直接捐赠候选人，但公司有许多向竞选注入金钱的间接方法，包括给经理提供薪水津贴作为活动经费；贷款给候选人然后豁免债务；为政党小册子的广告付费；给竞选活动出借职员，提供飞机旅行租用汽车。个人捐助不受特尔曼法限制，富有的个人很多是公司经理, 可以合法地捐献数目不限的金钱。
国会在1971年通过联邦竞选活动法，要求完全公布竞选活动得到的捐助和开支。但1972年一个保险公司经理向尼克松竞选班子捐助了200万美元。为反击这一非法行为和用大额捐助款购买影响力，国会在1974年修改联邦竞选活动法，试图通过捐助限额条款，限制富有捐助人向联邦职位的候选人(总统、副总统、参议员利众议员)捐助。每次选举中，个人向每个候选人的捐助不越过1000美元，每年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助不超过5000美元，每年向全国政党委员会捐助不超过20000美元，每年各种捐助总和不超过25000美元。公司直接捐助不合法。国会也为总统候选人建立公共融资，成立联邦选举委员会。总统竞选受到美国财政部的有力支助，融资的形式是联邦收入税。在预选中，总统候选人可接受法律界限以内的、个人的、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和党派的捐助。这些捐助与财政部的达到法律最高界限的联金相配合。在一般大选中，接受公共捐助的总统候选人就不能再接受来自任何来源的其他捐助。
在美国与立法相配合，众多民间监督机构密切注视政府政党政客一举一动。如社会廉政中心和“司法观察”。为防止“收买总统”,长期监视总统候选人政治献金来源,向选民公开捐款情况。公民可随意查询政治捐款情况，为便于人民周知,这些监督团体就将资料分析向民众公开,并分析捐献大户在支持政纲方面得到了什么好处。1996年,“社会廉政中心”出版了一本名为《购买总统》的报告,警示民众:“大亨们”正在用钱收买美国总统。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院外活动都处于他们监督之下。
四．美国院外活动的发展
美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说客在长期的游说活动中为了达到说服议员和政府，规避法律管制可谓是绞尽脑汁，各种方法不胜枚举，归纳起来三个方面:
1． 事前投资型
事前投资主要是指并不是为了直接影响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是提高自身或者议员的影响政策的能力，建立人际关系网的投资。主要方式有：
（1） 信息类服务
充分掌握有关决策尽可能全面的材料, 用以准备游说或者作为支持议员在议会演讲辩论的理由和论据,这是院外游说活动的基础, 这项工作在全部游说过程中占相当多的时间。游说者常常设法参加大量的政府活动，如参加官员的私人会议、出席国会和政府的听证会同时大办各类研讨会，搞各种数据统计调查，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游说和议员、官员的辩论、演讲、竞选中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同时，游说机构还为议员、官员提供各色免费的信息服务，如起草文件，提供立法建议，提供投票中的各方信息，树立他们专业知识充足的形象，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这种服务。
（2） 经济资助
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是利益集团对政府是假影响的重要方式，关系到游说的成败，因此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将这一项作为其模型的主要变量。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美国选举的经费不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而是要候选人自己筹款。为了防止腐败和富人操纵选举，美国对个人、公司、协会、工会单独对个人的捐款有严格限制。但是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在受限之列。
政治委员会是利益集团的捐赠的主要途径，，它将获得的捐款统一用于支持某一思想主张或者特定的派别和候选人，对于捐款的个人或利益集团具有不同程度上的独立性，在上世纪下半期逐渐由非法变为合法。虽然对政治委员会的捐款法律也有限制，但是政治委员会对候选人的捐款数额是不受法律限制的，这样政治委员会就成了候选人资金来源的主要方面。
那么政治委员会是不是仅仅是利益集团对政治家投资的工具呢？答案是否定的。应为美国的利益集团遵循“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利益集团往往对支持各方的政治委员会都有捐献，而且政治委员会也不区分对其捐款的来源。所以，议员首先选择要讨好的还是选民，政治委员会的捐款与议员的投票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由此可得，利益集团对政治委员会的捐款并不是以议员的投票为最直接的目的的。研究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专家拉里·萨巴托指出，政治捐款与其说是为了“买投票”，不如说是为了“买门路”。政治捐款给利益集团提供了与国会议员接触并展开游说的敲门砖。“大量的金钱流入政治角逐场所时，大量的义务也就承担了下来。”[2]用捐款支持选举，以此购买未来的政治回报预期，是美国选举政治的一大特色。
（3） 社交性接触
这一项主要包括邀请政治家进行高档消费，免费旅行，或是在各类社交场合与其接触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除捐款外的最大的“人情”投资，虽然这一项实际投入的资金较其他项目是九牛一毛，但是由于很容易被联系上或者滋生腐败，公众关注度非常高，今年来游说集团在处理起这一类事物时也是异常低调谨慎。
2．直接游说型
直接游说是最为传统和古老的政治游说手段，时至今日仍是最为常用的游说战略。公民、利益集团代表本人或委托专业游说人员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与决策者发生接触，传递信息、表达观点、施加影响的。同其他形式的游说活动相比，它具有简单、保密、廉价等优点。更为关键的是，这种面对面的沟通可以防止信息在传递过程发生扭曲和误读，保证了游说的质量。在直接游说的方式有登门拜访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在政策听政会上发言、向决策部门递送材料等等。当然，人都是不能随叫随到的，更何况是政治家，成功的游说必须要有正确的时间、地点和特定的游说者。因此，直接游说是以微妙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有时人际关系就是一切，这也就是上文中写到的“旋转门”现象的原因。
3．间接游说型
迂回政治战略，通过广告、宣传、公众舆论、利用选民游说、群众示威等手段向决策者发送信息。间接游说中各种信息是完全公开的，信息不仅针对决策者，而且也面向公众，而且吸引群众的注意来能制造舆论压力，从而强化对决策者的影响。但也是因为公开性，间接游说首先来说需要较大的宣传成本，其次这种游说很容易招致对方利益集团的同等反击。间接游说可以和腐败、内部交易划清界限，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当改变政策需要的资源非常多，单个利益集团无法承受；或者考虑到营造更大声势，防止重复游说等因素，一些立场接近的的利益集团往往选择联合游说。
各种游说方式都有滋生腐败和导致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危险，美国以法律加以限制：
（1）《联邦院外活动法》1946年制定，详细规定各类院外活动事项。该法律有相当漏洞，于1948年，1952年两次被提起违宪之诉，不得不进行宪法审查。
（2）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调整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法律关系的法律，目的是“监视纳粹德国和苏联等国的颠覆活动”，1966年美国通过修正案将重点变为“辨明在美国寻求特殊影响的活动来自国外何方”，秉承包容各种利益集团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美国对国外利益集团的规制和国内大同小异。
（3）1998年院外活动多样化，原有法律不能覆盖信息时代新情况，美国出台《院外活动公开技术法案》。
最早，院外游说仅依靠原有的人际关系展开，特定的议员总是要动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但随着院外活动的频繁，专业的游说机构和游说人员在强大的需求下就诞生了，并且不断地发展长大。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职能的大规模扩张，华盛顿的院外游说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到80年代初，从事院外游说的人数从数千人迅速从1978年的1.5万人扩大到3.5万，目前平均一个议员身边竟有30个游说人员，辅助的工作人员不计其数。游说方式从19世纪末个人暗箱操作转变为各类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学会、协会的职业机构。游说手段也从谈话和政治献金演化出宴请、旅行、娱乐等各种方式，涉及生活各领域。有报纸感叹华盛顿高档餐厅就是为游说而设。
游说产业号称美国首都华盛顿“第一产业”。世界排名前500的美国大公司悉数设立代表处。与美国国防事业密切相关的军工企业，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的工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
游说机构不断吸收离职的政府人员，他们有“通向华盛顿决策人物的直达渠道”,熟知美政治和政府内情,了解立法和决策的程序,同政界和权力机构上层有千丝万缕关系，被称为“超级院外活动分子”。丰厚薪资吸引大批政府前高官投身其中。
美国学者调查游说人员构成，发现有一半是前政府官员和议员。说客和官员的双向流动在美国被称为“旋转门”。例如卸任后的克林顿政府核心——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及国防部长科恩，开了公共咨询公司进行游说。
游说机构的雇主也发生着变化，所有外国政府都在华盛顿有代言人，不惜重金尝试影响美国政策 。以巴顿·博格斯公司为例，公司规模极小，客户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基斯坦和墨西哥政府等，每年收入1.6亿美元。遇到代理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还有临时巨额收入。考虑到更大群体的未注册说客，现有数据显示的游说资金根本就是冰山一角。
案例 美国烟草业利益集团
香烟是世界上征税最重的消费品，美国政府可以从烟草业中征收巨额税款。政府领导人不仅不愿意放弃这项税收，而且也不愿意放弃吸烟者及其既得利益者的选票。面对日益强烈的烟草危害健康的指责，美国的烟草公司毫不犹豫地从口袋中掏出大笔金钱，通过金钱操纵政治，试图阻止社会潮流。由于烟草业利益集团具有如此强大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美国政坛上很少出现真正的烟草管制者，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反对吸烟的总统仅仅出现在14年前——1993年当选的总统比尔·克林顿。
一．烟草利益集团对立法产生的影响
烟草业对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一再证实了这个论断。
19世纪末，大多数州都通过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烟的法律，卷烟业的巨头们努力阻止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各州以及卷烟消费量很大的南部各州通过类似的法律，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为了促使正在下滑的卷烟销售利润能有所回升，烟草行业的代理人们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该委员会的3名成员都有烟草股票，不难推测这个重要委员会的政治取向。会议的结果是取消了战时对卷烟的高税率。借此烟草巨头们的资产总额又增加了2％—3％。
20世纪里，烟草制品的添加料及加工等问题，一直游离于美国政府的严控范围之外。例如，烟草却出人意料地不被包括在《食品与药品法》的管辖之内，人们认为，豁免主要源自经济和政治的势力。
1965年，一个非常有利于烟草业的标签法案由美国众议院商业委员会通过了。该委员会的33名成员中有11人来自南部，4个来自边境州。据称，该法案可谓一箭双雕，它通过在烟盒上加贴警告标签让公众知道吸烟可能有害健康及可能带来的危险，但又不准在广告中附加警告说明。这种做法不太可能损害香烟的销售，倒可能帮助制造商摆脱损害赔偿的要求。国民经济将不会被纷繁各异、互相冲突的有关吸烟与健康的种种标签、广告条例所影响。为了确保后一个目标，该法案永远禁止联邦或各州的有关部门(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该领域行使权力，从而把最软弱无力的警告标签作为全国范围内惟一准许的模式。但是，烟草界如果过早地做出让步则是愚蠢的。因此，烟草界的代言人们还是继续抱怨说，诋毁自己生产的产品有失公平，加贴标签是不必要的。他们把表面上的决不妥协作为谈判的筹码以换取其他形式的法律保护。于是1965年通过的标签法被广泛认为完全是为了保护私人企业免受政府的管制。伊丽莎白·迪露在1965年9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称该项法律是“香烟院外活动者静悄悄的胜利”。联邦贸易委员会最活跃的委员菲利普·埃尔曼说，新法律是“立法史上最肮脏的交易”。犹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富兰克·摩斯说：“为了在烟盒一边印上几个无关痛痒的警告性字样，国会就把烟草业排除到政府正常的管制程序之外。”麦克尔·伯特楚克称：“这是一个可笑而充满讽刺意味的议案。”
1969年标签法法案更是给烟草业利益集团提供了保护伞，该法案的5部分(b)作了如下规定：“对于该项法律条款所涉及的香烟的有文广告及促销活动，均不得在健康和吸烟问题上运用州法律做出任何规定或禁令。”也就是说，如果依州法律提出产品责任诉讼是规避国会指示的(即不得依照州法律提出任何其他的规定和禁令)，那么在联邦警告标签法生效后，致病的烟民提出的损害赔偿按新法案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20世纪60----70年代，大量有关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案都不包括香烟。联邦危险品法案执行当局由于担心同烟草业发生冲突而得罪捏着它钱袋的那些政治势力，因而多次坚持说危险物品法案并不针对烟草业。1963年的《清洁空气法》责令对空气中的污染物实施联邦一级的监督，但只限于户外，而香烟烟雾在户外很容易散开。虽然后来联邦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24小时暴露于空气污染物的工作场所及香烟烟雾实行限制，其中包括一氧化碳及丙烯醛，但是该管理局却拒绝对使用香烟实行管理，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被动吸烟对健康有害。未经解释，烟制品便从《公平标签法及包装法》、《消费品安全法》及《有毒物品法》中删除了。
1984年标签法法案中列入了关于烟草公司递交香烟添加剂清单的规定。最后的执行情况证明，迫使烟草业向联邦政府的规定屈服经历了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整整10年，添加剂清单被锁在吸烟与健康办公室的保险箱里。这期间国会仅制订了一项实质性的控制吸烟措施，即分两步在所有的国内航班上禁止吸烟。吸烟与健康办公室这个小小的机构严重缺乏资金，几乎不能完成卫生局长报告和最小规模的反对吸烟教育计划，它从来就没能得到足够资金雇用优秀的科学家对这些添加剂进行研究。终于，1994年，在克林顿的支持下，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官员声明，香烟制造商在添加剂的帮助下篡改了香烟中尼古丁的标准以使吸烟者继续依赖它。
烟草业如何做到操纵立法机构的呢？事实上，烟草业的权力和影响与他们的金钱相始终。烟草业通过院外游说对立法者施加政治影响，这仅是一种最广为人知的策略。其实还有其他途径影响决策者，其中包括宴请、咨询费、演讲酬金和慈善捐款。在烟草业付出的大量金钱中也许最少的花费是捐赠的选举资金；其目的是确保院外活动者的游说对象在国会投赞成票或者听取意见。据报道，政治行动委员会在1991—1992年的选举期间捐献了250万美元给国会议员。同一时期，菲利普·莫瑞斯集团（美国大烟草公司）单独向在华府活动的院外活动者捐赠了大约125万美元，烟草协会总部的75名工作人员和另外125名有联系的各州院外人士，每年花费大约500万—1000万美元。在加利福尼亚1989—1990年的州议会选举期间，烟草公司据称向那些在萨克拉门托州议会大楼里活动的24名院外人士提供了400万美元的竞选礼物和经费。巨大的活动资金也被用于应付所面临的紧急挑战。比如，1994年为避免在密执安州将烟草税增加两倍花费了330万美元。
由于提供了可供利用的资源，烟草业的院外活动者可以奢侈享受历时约3—4天、耗资近3000—5000美元的免费度假，例如每年在加利福尼亚棕榈泉的豪华高尔夫球场的“立法会议”，其中只有1—2小时用于研究政治问题。众议院政策委员会1993年收到烟草业的15．5万美元；拉美政策委员会和参议院雇用儿童看护中心收到大量礼物。烟草界也把目标对准政府等地方立法部门的朋友和敌人，并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奖赏和惩罚。随如，他们为加利福尼亚议会议长和烟草盟友威廉·布朗支付飞机和汽车旅行的费用。同时，他们发动了一场罢免一位阿尔布开克市议员的运动，因为这位议员在新墨西哥最大城市发起通过了一项限制吸烟的法律。
在争取公职人员支持的同时，烟草界竭力拉拢自己在政治、文化和思想界的盟友，这些盟友包括反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工会、堕胎权利的倡导者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称，尽管该组织在1987—1992年间接受了烟草公司50万美元的捐款，但它没有受到烟草公司的影响。不过，这个被认为最讲原则的组织曾派代表去国会委员会游说，旨在反对一项拟议中的关于禁止香烟广告的法案。他们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广告会鼓励吸烟，而禁止广告就会减少吸烟。
让我们来看一个烟草业院外活动扼杀联邦有关香烟立法的具体例证之一。1974年犹他州参议员弗兰克·摩斯是参议院有关消费者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试图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来要求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禁止销售每支产生21毫克以上焦油的香烟，这种属于危险品的香烟总量占市场的20％。
摩斯声称，联邦危险品管理局不能有效地对烟草业实施控制，但未能阻止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以32票对2票否决这一指控要求。摩斯又找了一位友好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奥利弗·加斯奇。加斯奇在1975年4月认为，消费品委员会有权对烟草进行管理，烟草业马不停蹄地要消除这种威胁。烟草集团并没有冒着全盘失败的危险对加斯奇的裁决提出上诉，而是到国会山去求助于他们的最新盟友——肯塔基州的民主党新参议员温戴尔·福特，福特是一个烟草州的州长。一到华盛顿，他便要求在有权势的参议院商业委员会拥有职位，而由于该委员会有较大权力，本该由15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已经超员2名。还未完全退休的烟草业院外活动家厄尔·克莱蒙特找到商业委员会主席伯特楚克，说福特任州长时便竭力保护消费者利益，并要求给福特在商业委员会安排一个职位。伯特楚克回答说，他确信这位肯塔基州新参议员是一位正直的人，但实在没有办法让他再挤进委员会来。
然而，当参议院人员组成时，福特却被分派到了已经严重膨胀了的商业委员会，这是烟草业在国会大厅里力量的证明。委员会所负责的问题有：对消费品安全法进行修订，把枪支、弹药及杀虫剂排除出该委员会的权限之外。直到加斯奇法官的裁决下达之前，在该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涉及摩斯上诉时所发现的法律漏洞。然而，在几个星期内，由于福特的作用，这个漏洞被堵住了。1975年7月，以76票对8票，参议院同意对1960年的危险品法令作出修正，将烟制品排除出该法案之外，因此也最终决定了烟制品不再受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辖。
在这10年行将结束时，烟草业在华盛顿拥有的势力得到于进一步的体现。当约翰·班采夫领导的顽强的信息交流中心向联邦危险品管理局又一次请求将烟草列为药品进行管理时，管理局固执地认为，除非烟草公司声明它的产品有利健康，才应将它列为药品，而烟草业则故意避免作出这样明确的表示。当1979年国会复会时，摩斯参议员离开了，接替他担任消费者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职务，行使对烟草制品监督的是温特尔·福特。
二．烟草公司与烟草种植者
烟草公司所表现出的全国性的政治能量，很大一部分源于烟草种植者的实力。虽然美国国会435个选区中，种植烟草的仅有12％，但是在其中6个州的24个选区中，烟草业却占据首位。在北卡罗莱纳，47％的农产品现金收入来自烟草，在肯塔基，相应的数字是40％，南卡罗莱纳是25％，弗吉尼亚是19％。这些数字足以引起该州的国会议员们的重视。在美国最高立法部门中，众议院常设委员会主席中的1／3、参议院委员会主席中的1／4都来自这6个主要的烟草州，这进一步增强了烟草业的实力。在这些州，除新政时期外，保守的民主党人控制州政治机器达一个多世纪。烟草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还与关心自身地区利益的南方议员及倾向企业、反对政府干预的国会共和党人联合起来，只有在为保护(实为资助)共和党占支配地位的中西部农场主时例外。北部州那些赞成政府采取措施减轻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易于同烟草州的议员们在投票时相互支持。烟草州本来一般是反对北部自由主义者支持的议案的，如城市改建计划，但烟草州议员此时给以支持以换取政府官员不干预烟草州的事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大多数情况下未曾得到农技方面指导的烟农，已经落到快要以劳动力偿债的地步。由于烟价被压低，手中缺少现钱，他们被迫预付一年的利息来取得贷款，虽然他们只需要半年甚至不到半年的借款。结果是高得要命的利率，买化肥的贷款利率达37％，其他生产用品的贷款利率是27％。而且烟农一直处在无穷的困境中，弄不清到底该种多少以及种什么等级的烟——例如，是多施肥从而高产低质呢?还是少施肥以达到低产高质呢?当然，如果能从生产商那里获得一些其生产需求大概情况的线索，那可就帮了农民们的大忙了。然而公司虽然掌握着巨大的集中购买力，却并不想放弃自己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这样，种烟人就长期地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市场状态的控制下，不知道他们的收成在拍卖市场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卷烟工业变幻莫测的需求无情地折磨着农民们。真实情况是，生产商们维持着二至三年的存货，从而使自己不会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使农民们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到1933年初，这种强硬政策已经把农民们逼到了绝境。在作为烟草主产区的北卡罗莱纳，25％的家庭都在吃救济；信用机构捉襟见肘，面临崩溃的危机，农民们向当地政府和州政府要求救济，并威胁说，如果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统一行动，拒售烟叶。
罗斯福新内阁很有同情心，而大公司也不情愿地意识到，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的价格策略，使他们的公众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生气勃勃的新任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扬言，如果制造商们不对农民们的困窘状况予以重视，他就将把卷烟的价格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清查公司的账目以抵制牟取暴利的行为。大公司们选举格雷·威廉姆斯为他们的代言人，并做了他们能够从容负担的事——同意在即将来临的拍卖季节，以每磅不低于17美分的价格收购烟叶，而头一年的价格是10美分。由这一制约开始，形成了《农业补偿法》管辖下的联邦烟草价格支持体制，该项目的实质在于，种植者同意按配额限制种植面积(后来限制重量)——违令者如果将超过限额的烟叶输入市场，就要受到33％的惩罚税——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同意将农民们在拍卖会上卖不掉的烟叶，以他们在20年代做生意时占主导的平均成本价格买下。至于那些制造商们，除了表示愿意支付较为公平的价格以外，还同意在种植季节开始之前，向农业部提供他们对烟叶的需求的大概情况，从而使政府的管理者能够更好地确定保障扶持水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烟草种植者们面临了同样的困境，烟草业内部造成巨大的裂痕。香烟制造商利益及烟草种植业者的代理人们，于1985年在国会共同推进达成一项政治交易，阻止在该行业的巨头们同意永久性地将香烟的联邦消费税提高一倍——其实，按国会的意见，本来要将税率提得更高——制造商们同时做出让步，答应通过分担种植业者的损失来减轻他们的困境。他们还同意在未来的五年内以新烟叶10％，陈旧烟叶高达90％的折扣买下种植业合作社内部的库存烟叶以帮助政府摆脱困境。这样就使制造商们获得了过量的价格较便宜的烟叶从而减少了他们对新上市烟叶的需求。为了不再进一步对种植业者造成损害，制造商们同意向农业部忠实地汇报第二年他们的需求量，这样可以相应地调查种植业者的总体生产定额。烟草公司保证说，他们会买下宣称所需的烟叶的90％。时任菲利普·莫瑞斯美国公司总裁的弗兰克·罗斯尼克回忆说：“我们发现自己的政治基础正在动摇，所以就做出了一个耗费大量金钱的决定。”但是相对而言，烟草公司的让步是为了表示其善意和争取政治生存的不算过分的投资，只占其香烟生产与销售总值的8％。
三．烟草集团的利益代表——烟草协会
烟草协会是烟草界维护自己利益的急先锋，是各烟草公司联合阵线的中心，是监视美国反吸烟思想及其立法活动的情报站。
协会主席考身边有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律师、说客、评论家和科学顾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将不利于香烟的科学证据一概淡化处理，极尽贬低之能事。他们还想让公众相信，著名的权威人士正对吸烟的危害展开争论，好像双方都有理。烟草协会解释说，他们并不是为了劝大家吸烟，而是公平的要求公众也听一听烟草业一方对健康问题的说法：“我们正在促进自由的市场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某一产品。”
1978年，烟草协会人员增至70人，扩大了一倍，又在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马萨诸塞和新泽西州设立了地面卫星收发站。雇用了4名全职的演说员周游全国各地，对一切可以进入的商业协会、同业会和市民组织发表演讲。他们还制作了许多反驳性的出版物。这些攻击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两月一期的《烟草观察家》杂志。它把那些反对吸烟的人形容为“一群令人难以容忍的禁止主义者组成了一个毫无快乐的团体，企图控制别人的生活，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生活。”新闻快讯栏目则充斥着辩护，像1980年2月发表的由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一个退休教授起草的文章，题为“妇女和癌症”。这个教授说妇女中肺癌发生率的上升是由于工业污染物质和暴露于有害环境的职业造成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工作。协会1979年出版的名为“谈谈香烟”的小册子把一氧化碳说成是一种普通的气体，吸烟向空气中排放的一氧化碳量“据报告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竟然将一氧化碳对吸入香烟者的血液可能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说成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1979年评价烟草协会说：“他们靠大把大把的票子成了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说客。”奈德的副手，健康研究小组的悉尼·沃尔夫说：“他们已经使华盛顿彻底丧失了对烟草实施管制的能力。”
四．烟草利益集团活动的重要工具——广告
广告一直是烟草集团进行宣传的重要工具，这其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的是电视广告。196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注意到，拥有电视机的美国家庭每年会看到大约800个烟草广告，遂大胆要求完全禁止在广播媒体中播出烟草广告。1969年2月，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在其7名委员中，有6名均赞成取消烟草电视广告。除非国会干预此事，则这项措施将在4个月后联邦标签法到期时实施。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项禁令的法律层面的压力来自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保护了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因此该委员会力图最大限度地缓解该压力。他们说：“香烟、酒电视广告与公众利益相抵触，它提倡一种对健康极其危险的产品，……它带来死亡与伤残等不幸。”在这种大趋势之下，烟草界做出了让步，他们承诺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议员提出全面禁止香烟广告的法案，为了防止其被通过，烟草利益集团在1986年发起了一场保护宪法第一修正案，反对任何侵犯它的行动的征文比赛。奖金总额定在8万美元，其中全国的获胜者奖励15000美元。为了扩大知名度，每个州的获胜者奖励1000美元。在烟草业的各种活动之下，该法案没有被国会通过。
随着烟草的电视广告被禁，烟草公司采取其他各种措施进行宣传。 最能说明烟草工业毫不妥协政策的，是由烟草协会发行的反驳每一份卫生局长报告的小册子（该报告往往介绍了研究吸烟对健康的损害的最新成果）。比如说，在烟草协会反驳1982年卫生局长报告的小册子中，重弹30年来的老调说，也许并不存在肺癌发病率上升的情况，既使有，其数字也是过于夸大了。在针对1983年报告的小册子中，他们认为“吸烟可能会导致心脏病的过程尚不为人所知”，……在针对1984年报告的小册子中提出导致慢性阻碍性肺病的原因“很复杂，人类对此所知甚少”，然而事实是导致这两种疾病的原因和过程都比过去清楚多了。
另外，1990年菲利普·莫瑞斯烟草公司还打着赞助人权法案二百周年纪念的旗帜继续为香烟做广告。在这项活动中该公司耗资3000万—5000万美元的，同时有400万仍写有菲利普·莫瑞斯公司函头的信件连同人权法案的副本一起发送出去。
五．烟草业利益集团对行政机构的影响
烟草业对白宫的影响非同小可，例如，1982年3月，时任健康与卫生部部长助理的爱德华·勃兰特博士出席众议院的一个分委员会，考虑支持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的扩大对吸烟的警告范围，在会议上他证实里根政府对该项措施给予高度的重视。次日，烟草行业游说议员者就开始指责白宫，提醒说他们已得到总统的许诺去放手干。6天后，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议论相同的反吸烟法案时，勃兰特从他原本就模糊不清的赞同立场上后退了。白宫对此项新的警告标志法案没有表示正式的态度，这一搁置就是好几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好几位洁身自好的、坚决反对吸烟的政府官员在与烟草集团的斗争中败下阵来，遭受了被免职和被迫辞职的命运。
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的卫生局长斯坦费尔德是一位烟草的坚决反对者。他对烟草业络绎不绝的来访者避而不见。他说，我不愿见到烟草协会的游说家们。虽然他们急于请他喝酒、吃饭，让他看他们带来的材料。然而他总在尼克松政府的集会及斯坦费尔德的上司——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艾略特·理查森的办公室里碰见烟草界的这些代表。每逢这种场合，烟草界的人便会给斯坦费尔德颜色看。实际上是说，看，我们不需要害怕你这个卫生局长，我们能经常面见部长等高官。斯坦费尔德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蹊跷。果然，在1971-1972年的预算中连吸烟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反对吸烟的政府组织）都没有提到，斯坦费尔德找到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之后才加上。然而，这位卫生局长并没有减轻他对烟草业的攻击，他在1972年的报告中说：“我们一致认为：吸烟是致命的。”
斯坦费尔德的这种直言不讳的强硬态度招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在尼克松的第二个任期，他没有重新得到任命。这个行动得到了烟草公司的赞同，其中至少有一家公司还提请白宫注意它在此次行动中的；“功劳”’并敦促立即赶走这位卫生局长。斯坦费尔德被调离政府机构。直到4年之后，白宫才重新任命卫生局长。
卡特总统任上的卫生局长克利夫南也是一位反对吸烟的斗争者，他是率先将吸烟问题公之于众的联邦政府官员，他写信给全国最大的500家公司的总经理，呼吁他们对吸烟问题采取措施，可得到的回应却只是在一些公司的咖啡间里设立了独立的无烟区。在没有总统和正式的预算拨款支持下，一个内阁官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是无可奈何的，终究他所要对付的是一个庞大的工业，能花费超过他数百倍的时间和金钱来说服公众不要放弃这个可爱的社会习惯的强大的利益集团。
1979年4月，克利夫南的朋友、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告诉他必须在1980年大选前从内阁中辞职，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卡特就无法赢得北卡罗莱纳州（美国最大的烟草种植州）或许还有其他许多南部州的支持。克利夫南虽然没能使在吸烟的公共政策上相互争论的任何一方满意，但他为卡特赢得了持中间立场的无数群众。而这位不知感恩的总统却在反吸烟运动发起几个月之后迫使克利夫南辞职，只说了些赞扬他工作充满热情的话。烟草界为此欢呼雀跃。而卡特总统在北卡罗莱纳州拉选票的时候，保证将继续补贴联邦政府对该行业的价格支持计划和使吸烟更加安全的政府研究项目，而且他还对该州的烟草质量赞不绝口。
六．烟草业利益集团与反烟组织的博弈
1978年，加州的环保组织发起了全民投票的做法，试图通过反烟法规《清洁室内空气法案》的第5号提案。烟草业的六大公司中的5家一起筹集了“战争经费”，每个公司的出资数目与其其市场份额相一致。在最好的律师、评论家和政治咨询家的帮助下，烟草业意识到，尽管吸烟对环境的危害性在科学上仍无法清楚证明，但是在健康问题上他们还是不能获胜。于是香烟制造业者们转而讥讽清洁空气的倡议者是一群侵犯公众个人自由的鼓噪者。同时，他们借口反吸烟限制将允许在个人办公室吸烟而禁止在秘书、办事员和其他社会下层所处的公共工作场合吸烟，而把它形容成为“精英们”设计的法律，从而获得工人、少数民族和女权主义者的支持。烟草业还求助于共和党的反政府情绪，声称《清洁空气法案》的付诸实行和监督管理将会花大笔的钱，他们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开了价码：第一年私人企业为了按规定建立无烟区就要花费2．5亿美元，外加4300万美元的政府开支，法律的执行还要再花超过半数的钱。这一说法赢得了共和党人的支持。烟草业还得到了圣地亚哥市的警察总监的支持，因为烟草公司鼓动说新法律将会分散一部分需要用来与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危险做斗争的警力。
在这场斗争结束的时候。烟草工业已注入了大量的广告费用。他们花费了600万美元击败了第5提案。这个数目比反对烟污染组织领导的联合运动的花费多20多倍，超出了两位州长候选人的竞选费用。最后，这一反吸烟提案以54％的公民反对，46％的赞成而未获通过。
七．烟草利益集团在诉讼中的行为
这里的诉讼是指烟民因吸烟导致健康受损，因此起诉烟草公司。辩护律师注意到对公司不利的一项裁决可能导致大规模诉讼案的发生，葬送烟草这一行业，就像石棉公司所遭受的情况一样，所以准备竭尽全力以免失败。他们的策略是早在案件送达陪审团之前，设法把原告吓跑或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并恐吓原告他们有一大批随时上阵的科学和医学专家和研究人员，不惜使用残酷的攻击手段来揭露原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习惯到婚姻幸福程度。原告的宣誓证词可能令人烦恼，但辩护律师已经适应了堆积如山的法律障碍——无穷无尽的程序动议和反对意见，从而使原告律师不胜负荷、耐心殆尽，并使原告家庭无心继续这场战斗，在心灵和财富受到双重打击后撤诉。
八．美国烟草利益集团与中国
在美国国内反烟运动高涨的时候，烟草利益集团把眼光放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恶劣的是，这种做法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老布什任上的副总统丹·奎尔向北卡罗莱纳州一群听众说，“烟草出口应获得积极的拓展，因为美国人吸烟越来越少……我们不会从公共卫生官员们和一些研究报告所公布的立场上后退。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因为这种政策而拒绝某个国家从我们国家进口某种商品。”实际上，菲利普·莫瑞斯国际公司年利润率已经达到10％，远远超过美国市场所受损失。2000年之前，菲利普·莫瑞斯国际公司的净利润已超过国内卷烟利润。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美国烟草利益集团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行径。
起初，台湾的香烟市场对外国香烟很封闭，外国香烟占台湾香烟贸易额不足1％，且以政府垄断性香烟3倍的价格出售。台湾市场被打开后，外国烟草公司瞄准的目标是台湾青少年。外国香烟的商标标签、标记和广告牌被张贴在许多商店的前脸和小商亭上，在台北市最大的高中学校附近的墙壁上可以数出17份香烟招贴广告，在电子游艺厅、迪斯科夜总会和时装表演会等场合向青少年提供试销品的做法风靡一时。在台湾开放国内市场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其国内称作“长寿牌”的主要香烟从占国内市场分额的90％降至72％。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高中学校学生的吸烟率增长了50％。
日益觉醒的台湾卫生官员强制性地处罚美国香烟出口商在台湾的促销经营，要求其终止推行试销品，禁止在杂志上刊登目标瞄准年轻读者的广告，更大的警告标签应印在烟盒的正面而不是两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贸易代表坚持认为这样的建议是为了限制外国竞争者进入台湾市场，是对美国官员摘引的贸易条约所做的不能令人接受的修改。美国贸易代表尤特的继任者卡拉·希尔斯给台北当局写了一封信，告诫说，“在台湾积极地寻求对其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支持的时候”，他们应明智地终止其限制美国烟草业的促销活动；他还指出，他们还应当清醒地意识到，“香烟出口已为缩减美国全球贸易赤字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种依稀可见的含沙射影的威胁背后，是来自美国烟草公司的连续不断的压力。例如，菲利普·莫瑞斯烟草公司国际贸易关系部主任唐纳德·纳尔逊就指出，台湾人反对美国促销“不是因为他们产品低劣而是因为我们在制造隐患。这绝不是事实。”
西方烟草公司对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充满了希望。正如国际烟争中的老战士，菲利普·莫瑞斯公司的杰弗里·柏伯满怀信心的指出，“名牌产品在中国已家喻户晓，而且无论在哪儿，人们追求高档的品味。”正如《烟草的命运》一书指出，通往世界上最大卷烟市场的大门正在打开，剩下的路程只需以毫米计算。
第二章 美国贸易保护集团与中美贸易摩擦
一．美国关于贸易保护利益集团的理论
《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是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20世纪90年代8篇论文的合集。前3篇主要讲述了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所使用的工具，后5篇则是这些工具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运用，提出了“保护代售模型”，他们二人的理论被当作内生贸易政策理论的代表。
他们假定政治家知道其政策会影响其连任并争取连任，将政治家的政策选择的目标定位在政治支持最大化，而政治支持的最大化不但是选民的支持，这一部分靠政治家增加社会总福利实现；也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即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同时他们将政府对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水平的权数内生化，得出了一个复杂的政治家目标函数。另一方面，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提供政治捐献，捐献影响政治家的未来选举和连任，这样捐献就得出一个政策组合，在这个政策组合中，利益集团把贸易政策和其捐献联系起来。由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和关联，所以众多利益集团的捐献就是异常利益集团的博弈，参与博弈的利益集团根据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做出自己的最优捐献水平决定，但这里他们二人是假设利益集团的捐献是不考虑捐献与选举结果的关系的，利益集团只参考政策影响和预期参与捐献博弈。这样就得出一个复杂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利益集团间政策需要和预期的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博弈，得出一组捐献组合，而政治家以社会福利和总捐献的加权和最大化为目标得出一组政策组合。保护代售模型可以看作一个复杂的生产消费模型，其中政治家是生产厂商，利益集团是消费者，贸易政策就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利益集团和政治家都按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最根本的原则。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模型是最主要的内生贸易政策模型，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国内贸易政策与政治捐献的函数关系，同时他们也试图把该模型扩展到国际层次，他们认识到国际贸易政策不仅仅是各国国内利益集团分别游说的结果，还要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大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是各个贸易大国之间博弈的结果。所以他们不仅考虑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考虑了当国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看待时国家间的关系。
由贸易理论对利益集团的推导。确切的说不是针对利益集团的理论，是经济学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可能性，李嘉图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论证即强国与绝对弱国之间也能发生贸易。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理论（即H—O定理）指出各国应出口有资源优势的产品。各种理论都指出互补的两国间应当有顺畅的贸易关系。中美之间有极强的互补性，却一直摩擦不断，其中有利益集团影响。
1941年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诸如贸易或对贸易进行干预所引致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化，对要素收益有强烈的不对称影响。如果没有联合生产，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无疑会提高一些要素的实际收益，而降低另一些要素的实际收益。如果所用要素的种类数目在没有任何直接补贴时，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会提高任何特定生产要素的实际收益。某种要素越是专业化，或越是集中于出口生产，它便越能够从贸易中获益。相反，某种要素越是集中于可进口商品的生产，它便越容易因贸易而受损。这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是生产要素在国际不能自由流动，但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于是利益集团的划分就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
生产要素有时在国内也不一定能自由流动，又有李嘉图—--维纳贸易模型指出，要素收益与行业密切相关。自由贸易使出口行业的特定要素的实际收益上升，进口竞争行业特定要素的实际收益下降，。利益集团的划分不再是谁持有什么要素，而是谁从事什么性质行业。
综合上述两种理论，利益集团活跃主要与要素流动有关，当要素流动顺畅，行业间存在平均利润，行业之间矛盾就小，这时主要活跃的利益集团就是各个阶级如劳工集团、工会、农业组织、商会等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各类行会如医疗集团、石油集团逐渐露头。“集体行动”理论提到集团越小越牢固，行会比阶级划分的利益集团更加有活动热情，与院外活动紧密结合。结论是：当生产要素流动不畅时，院外的游说活动（以行业利益集团为主的）会比平时更加频繁。
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能证明以上理论，美国国内生产要素的流动自由程度呈下降趋势，政党集团内部间关于关税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各行业却加强了自身团结，游说集团对决策施加压力。随着大萧条的到来和恶化，民主党和共和党越来越不团结，不断有以行业划分标志的小团体发生与所在党派意见不一，投对手的票，比如自路易斯安那州以及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党员转而支持共和党的保护主义策略，共和党在中西部和东部金融业、出口行业的党员则脱离本党阵营，发出反对呼声。最后共和党不得不模糊贸易保护主义，民主党也选择在保护和自由主义间折中。
以上的两个理论基本解释了，为什么中美之间的贸易虽然有很强的互补性，但美国国内有相当强大的势力阻挠中美贸易关系。在中美贸易顺畅的时候，美国的劳工、工会、农业组织以及商会院外活动频繁，当中美贸易不断加深发展，美国各个行业的游说集团会在院外游说中扮演或推进或阻挠的角色。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与中美关系
美国国会中遏制中国的势力非常强大，体现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20世纪50年代有所谓“麦卡锡主义”，以后以“考克斯报告”等多种形式打击和限制中国。
1994年，美国国会两院以几乎全票批准李登辉访美，震动全中国。老奸巨滑的李登辉通过对美国国会议员的全面渗透与游说，他们的说客经多年努力，成为许多美国议员的对华事务助理，
在我们不知情下一举成功，打破了两岸谈判进程，使“一个中国两种表述”等艰苦谈判获得的成果付诸东流，从此把国民党引向分裂，把台湾推倒独立边缘，窃取了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一直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台独势力才被遏制。这是台湾院外政治活动集团的最大一次成功。
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集团常年的话题。美国国会利益集团是保护主义的大本营。从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到反对中国加入WTO，活动非常猖獗。在中美的纺织品贸易纠纷中，美国的纺织行业组织，虽然人数不多，但体现极大的活动能量。他们或向美国贸易执行委员会申请对中国多类纺织品设限；或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游说及对美国政府主要贸易官员施压；或直接到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会，损害中国纺织业利益。
近年来他们的活动扩大到反对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联想向美国国会出售电脑未果，这两个案例被炒作得妇孺皆知。中国长期受制于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致使中国近年来在美并购、贸易等方面屡屡受挫，而美国却在中国市场畅行无阻。
1．美国知识产权利益集团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就没有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过和平，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因为只是产权的摩擦几近贸易战的边缘。在这些摩擦背后的利益集团自然是美国以版权为生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电视电影、印象、出版物等等，而代表这些产业集团游说的是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以下简称联盟）。联盟成立于1984年，以“在世界各地建立一个有关版权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它不仅能够威慑盗版行为，而且还能促进这些国家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鼓励当地的投资和就业。”[3]为其目标，实际上采取各种行动保护美国与版权相关产业利益才是其宗旨。
美国知识产权产业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贡献占私人产业经济拉动效果的40%，占私营企业对GDP贡献的20%，占可出口产品与服务增长的60%。联盟称2005年中国85%印象制品及95%电影为盗版，导致美国相关行业损失25---35亿美元，批评中国制度不完善、助长知识产权侵权、执法效果差。联盟参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知识产权的审议，每年发表报告，向美国政府提出意见。由于联盟的成功运作，多项保护美国海外知识产权的条款写入了法律。
2．纺织品贸易中的两派利益集团
1994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纺织品及服装出口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的纺织业来说，有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和美国互补，但出现大摩擦。这是经济结构性的利益摩擦，并不因为总体存在比较利益就可以“互补”的，这就是利益集团活动的不合理性。
美国纺织业利益集团游说力量主要是纺织组织全国委员会（NCTO）、全国纺织协会（NTA）、全国棉花协会（NCC）、全国缝纫产品工业协会（SEAMS）、制造业工业协会（AMTAC）以及一家叫“团结起来”的劳工组织联盟。
他们组织“国会纺织议员团”，提出相关法案。议员人数众多，把选票、支持率和对纺织业的保护挂钩，大选前的政府往往屈从于压力。纺织品联盟通过“交换”，以在其他问题上的支持换取其他集团议员的支持。制造舆论称中国“不公平竞争”导致美国失业。还阻挠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还联合土耳其、墨西哥组成跨国利益集团，阻挠WTO相关协定实施。
美国内纺织产业受到保护就会损害消费者、进口商以及纺织业中的跨国公司的利益，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组成自由化联盟。有美国纺织品及服装进口商协会（USA—ITA）、美国服装及鞋履协会（AAFA）、全国零售业联合会（NRF）以及零售业领袖协会。发达国家之间也有支持自由化的国际联盟，主要是零售商、进口商和消费者协会。
由于有制衡力量，美国政府才能在与中国的谈判中妥协，美国纺织品进口商、零售商游说集团在维护了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中国纺织品厂商的利益。纺织品行业是反映中美两国在贸易关系中利益交叉但又时有冲突的典型代表。
3．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
最惠国待遇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国会每年一次审查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岛屿，从政治到经济，包括人权、民主、西藏、台湾，劳改产品，环境，贸易顺差等，一系列问题上要指责中国，等于每年进行一次大批判，迫使中国扩大对美国商品采购。加入了WTO，中美之间就建立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当时情况对该法案通过很不利：恰逢美国大选，两党都怕在该问题上投赞成票会失去选民，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民众新闻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反对的民众有56%，支持的仅为28%。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7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要进入美国市场必须遵守美国提出的人权和劳工标准。
反对派利益集团也可能主导舆论。在政治过程中，反对一件事情容易，推进一件事情困难，也就是说否决性的权力大于建设性的权力。正是由于这种‘否决性权力’及反对利益集团的存在，才使得中美关系在美国国内始终面临复杂环境，中国利益和中美关系又往往成为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克林顿政府牵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全面游说。
白宫成立专门的机构——“中国作战中心”统一协调游说活动。游说对象是国会参众两院，参议员100人，任期六年。众议院有400多位议员，任期两年，受选民的影响巨大，容易从短期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众议院是游说重点。最首要的是争取两党的领袖议员和重量级人物，造成两党均支持该法案的氛围。政府游说集团还争取到多位前总统和42位州长的表态支持，连当时可能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小布什也争取到了。
在信息类的游说上下功夫，克林顿政府组织了百余名知名经济学家包括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署公开信支持中国“入世”。另邀请重要的反对派议员访华，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政府积极支持“莱文提案”相当关键，它通过给中国获得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设置一些条件，为一些转变立场的议员提供台阶，争取了一大批反对派议员。
为早日进军中国市场，美工商界热情比政府还高，投入巨资发起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说活动。美中贸易商界联盟促使克林顿放弃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商界联盟出资1200万美元组织游说，其中150万用于广告，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在广告上投资1000万美元。相比之下，反对派劳工组织只投入200万美元。商界联盟精心组织的材料宣传中国改革成果，指出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的法治和中国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驳斥了反对派提出的中国劳工待遇问题，避免工商界给民众留下不要道德的印象。商界联盟认真研究反对派的中国入世对美国国内产业的冲击问题，给出了克服方案。
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不到2%。但农业利益集团在美国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属于特殊利益集团。农业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因为农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议院每州2个名额，美国农业州不少，农业在参议院的议员代表有相当比重。1991年老布什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努力眼看要失败，农业州议员出面干预，才得以转危为安。
中国入世对美国农业是个契机，亚洲主要经济强国日本和韩国都奉行严格的农业保护主义，农业壁垒异常坚固。中国为了入世，在农产品关税什么降低关税，大大低于日韩。中美贸易协议中关于农业的规定对美国十分有利，使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看到进入东亚市场的机会。农业利益集团为赞成通过法案一方，拉来大量“产粮区”议员投票，保证了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纽约州这三个美国公认大票仓的支持。但小型家庭农场主集团因担心中国农产品的竞争，用人权议题支持保护主义。
反对方利益集团有如下组织：
（1） 美国的工会组织：是反对给与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
系地位的核心，劳联-产联（AFL-CIO）是工会的核心。他们主要的担心美国公司对华投资会减少美国国内的就业岗位。
美国劳工组织游说的主要论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人权。劳工组织指责中国的工会没有作用，是“血汗工厂”，大量使用童工。美国公司一旦进入中国市场，是否还能继续遵守其在美国的行为准则很成问题，严重影响工人集体谈判权利。劳工组织提出要迫使中国在宗教自由、言论、集会自由等方面做出让步。
第二个是说中国加入WTO会扩大美国贸易赤字，导致产业转移，加速美国工作岗位的流失到中国。自由贸易虽然有利于高技术工人工资的增长，廉价劳动力竞争会抢走低技能工人的工作，降低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劳工组织以北美贸易协定造成美国大量高工资的岗位转移到墨西哥、美国边境、食品安全性下降的事实，类推中国也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2） 公共利益集团
在反对者的阵营中有一批意识形态挂帅的集团，人权组织、家庭农场主、环保组织，宗教组织，退伍军人组织，他们宣称从环保、人权等公共利益出发反对该法案，指责美国工商界伙同白宫无视民意，强行通过法案，指责美国工商界用巨资通过法案是用金钱腐蚀了民主。有研究认为他们只是借助反对运动，提高自身的知名度。
赞成方的论据是美国切身利益，反对方主要论据是人权、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议题。正如“集体行动理论”，出于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往往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本进行游说，而意识形态集团，虽然能达到广泛组织各类集团的目的，但往往缺乏行动力。从两派投入的人力物力比较可看出，赞成派从政客到专家到巨额资金，能动员的基本都动员了，相比之下反对集团的投入则少得可怜。再比较各自主张实施的收益，赞成方期待的是巨大的中美贸易和广阔的中国市场，而反对方具体利益只有一旦法案通过可能面临的岗位流失，这与前者收益完全不能比拟。
5．人民币汇率问题
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大幅贬值，出口迅速攀升，中国挺住了1997年金融危机对人民币的贬值压力。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美国日本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操纵汇率，要求人民币升值。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美国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
（1） 中国货币联盟
目标是“寻求立即消除中国货币定价过低问题，人民币低估幅度为40%或更多。”希望人民币升值能减少美国进口，劳工组织则希望中小企业增加就业。
货币联盟采用互联网，把各地中小企业以工会联合在一起，广邀经济学家，宣称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利益。
国会议员组成中国货币行动联盟，对政府施压，寻求立法。在2004年的大选年，为了选票，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对华强硬的政策要求人民币升值，都是货币联盟游说的结果。
（2） 全国制造商协会
美国最大的工业贸易协会，他们反对以汇率为借口妖魔化中国，针对流行观点进行反驳。他们认为美国储蓄率低才是逆差的原因；中国产品只是替代了他国产品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不构成冲击；出口产品大多数是美国企业海外投资又返销的。协会用数据影响了很多议员和民众。
（3） 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
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集团在人民币币值保持低水平时是受益者。人民币低估支持了美元强势，使跨国公司和金融业能轻松地在华投资，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使他们规避了风险，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为这些利益集团融资带来便利。
也有依靠人民币升值获益的跨国公司，如奢侈品、汽车行业，或大部分销售在中国的企业。
金融集团在2000年以后利用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大量热钱进入中国投机，影响中国政策，操纵股市。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圆继续贬值已成定局，因此美国政府将继续压迫人民币升值。
运用院外游说活动推动美国经贸政策朝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世界上已经开始出现G2的说法。但是中美贸易仍然摩擦不断，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公司试图进军美国市场，却接连受挫。中海油、联想的挫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议员的阻挠早成的，虽然中方有雇佣知名的院外活动公司参与其中，但是如上文所述，院外活动的潜规则主要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而人际关系不是靠临时抱佛脚式的雇佣能建立的。中国极有必要研究、加大对院外活动的投入，减少中美贸易间的阻力。
首先，要认识到美国院外活动的重要性，组织人力研究美国的院外活动，提出应对的策略。
其次，要加强我国的外交机构的建设，集中、协调、组织专门的人员从事院外游说。加强对美国议员，特别是重点议员的研究和联络，培养议员中的对华友好态度。
第三，在我国国内也要加强各种经贸研究的对外宣传，推动学术外交。美国议员和政府对华敌视的人里很多是因为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制度、政策和经济发展现状的了解不足，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对清朝的认识，而另一部分却大力鼓吹“黄祸”和“中国威胁论”，很多歧视、敌视中国的政策、立法就是这么来的。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台湾等地区都将组织邀请美国政治任务访问的政策长期化了，培养了一大批对其友好的议员和官员，中国在这方面尚有欠缺。其次，中国要积极对外公布经济数据，为中国在国际的宣传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改变现在国外习惯以自己推测数据评论中国的现状。还可以在美积极举办研讨和讲座，鼓励在华美国企业回美国现身说法宣扬中国的优点，还可以利用中国的采购和招商活动在美进行广泛宣传推销中国，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点要不得。
第四，从中美贸易关系中的各个利益集团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使得美国的利益集团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并不一致，与中国利益一致的时候利益集团就对中国友好为中国说话，不一致就在院外活动中反对中国。这就提醒中国在美国处理利益集团关系、进行院外活动时，注意联合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利益集团，用美国的利益集团来制约美国的利益集团，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最后，还要联络美国的华人华侨积极宣传，鼓励华裔参政议政，作为选民与美国的议员和政府联络，从而在具体问题上向其施压。同时，美国的媒体也是一大资源，要合理利用起来，让对中国的宣传深入到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
最新的发展是跨国利益集团的出现。国家之间的利益集团共同利益足够大，就可超越国家边界，形成跨国利益集团政治。这种跨国利益集团政治没有一定是好是坏的判定，两国形成的跨国利益集团会推进两国的合作从而增加两国福利，也有可能这个跨国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损害其他各方。在我国“入世”期间，美国企业无疑想打开中国市场，中国民营企业也想借WTO的规则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规范化，两方是形成了跨国利益，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入世”——美国行政部门联合跨国公司由克林顿牵头对国会和国内各个组织团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说。
中美目前的情况讲中美之间不存在一个稳定的、长期化的跨国利益集团。“入世”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联合产生的特殊现象，较之欧盟内部的各种联合体，跨国利益集团对于中美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美国将中国定性为“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特别是世界经济危机后“G2”概念的提出，更说明中美关系的紧密联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力量不断相互渗透，渗透的结果就是利益交叉。行业的共同利益正促使中美企业与他们的同一生产销售链条的厂商站到一起，可以看到，在中美两国都发生了国内企业对政府施压反对两国贸易战，美国商会长期反对美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制裁。
第三章 转型国家利益集团院外影响
及其治理：以俄罗斯为例
一． 俄罗斯寡头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各种利益集团浮出水面，并逐渐发挥其在俄罗斯社会经济政治中的影响作用。以“休克疗法”为特征的前苏联政治与经济改革导致的共产党下台和国家联盟解体，经济下降50%，俄罗斯下降为世界二流国家。
处于改革中间的中国精英认为，以此换来了“民主化与市场化”也是值得的，这是改革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是，俄罗斯真正地进入“市场与民主化”社会了吗？他们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民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 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寡头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经济与民主”
的模式，引起长期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垄断，将影响俄罗斯的长远发展。
由前苏联官僚集团主导的“大爆炸”模式，首先摧毁了宪法秩序，对官员完全失去约束；但转型仍由失去约束的官僚阶层主导，他们得以“国有制”代表者的身份，肆无忌惮地瓜分国有资产，很快掌握国家工业与金融命脉，并利用私有化使其合法化；又以国家解体为契机，完成了向资本家与企业家阶层的角色的转换。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权力夺取金钱搞市场化，又以金钱收买政治搞民主化”的利益集团操纵改革，篡夺改革成果的过程。
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一批40来岁的人，比普京还要年轻的一批大亨是怎么出现的？他们全部都是俄罗斯私有化的直接受益者。这个权力私有化的进程，现在回过头去看已经十来年，看的很清楚了，用俄罗斯人自己的评价，原俄罗斯总理普利马可夫说：俄罗斯现在的资本主义是野蛮的资本主义，这是一句经典名言。还有盖达尔，他是休克疗法的设计者，也是全力鼓动私有化进程的，他说，俄罗斯的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是官员手中掌握的共有财产的合法化，是权力变资本的赤裸裸过程。
俄罗斯的私有化在世界经济史少见，十几万家国有企业，以平均一家1300美元卖掉，至少有15-20% 资产被大资产阶级集团掠取，约2000亿美元。据国家杜马听证会资料，私有化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其中经济损失5500万亿卢布，社会损失4000万亿卢布)，相当于俄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二战损失的2.5倍。
叶利钦时代新的宪法秩序未及时建立，政治腐败、动荡，法律法规形同废纸一张，新崛起的权贵资本集团大行其道。重要的权贵资本集团有石油工业家联盟、军工企业联盟、工业家企业家联盟、商人圆桌会议、俄工商协会、交易所协会、广告代理商协会、银行协会、银行家俱乐部、农业联盟、农民与农场主协会等。前四者是传统产业部门的主导性组织，以大型的企业和专业市场为基础，实力雄厚;后几者多代表新兴的产业部门利益，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例如，从前科学与工业联盟脱胎而来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1992年起通过吸收合作生产者联盟、租赁者联盟、合资企业协会等团体，影响迅速扩大。该联盟不仅邀请到叶利钦总统亲自参加其第一次代表大会，还与工商协会一道，在I999年主持“俄经济政策国际研讨会”。此种利益集团由于经济专业化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力量的分化组合，采取非体制化的活动方式，几个大利益集团临时磋商，采取共同行动。
最引人瞩目的是“七人金融工业集团”。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美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六大金融集团(指七人集团中除了卢卡伊尔集团)控制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七人集团有影响公共政策的巨大政治潜力。1996年为叶利钦提供300万美元经费，组织以丘拜斯为首的10人竞选班子，大选后叶利钦任命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为俄罗斯安全会议副秘书和政府副总理。
对国有财产的全面私有化演化为公开掠夺，连当年被俄罗斯请来当私有化改革的设计师、美国萨克斯教授在事后说：“我过去对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捷克、1993年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私有化将30%的俄罗斯人变成生活最低保障线下的赤贫，男子人均预期寿命降到50岁以下。俄罗斯人的幸福感在当今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但有世界上最大富豪，一半以上财富控制在7个经济寡头及其家族手上，与国家利益产生严重矛盾和冲突, 对政府统治能力和合法性构成严峻挑战。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并不是由于缺乏经验导致的失误,而是因为改革的主导权落到了利益集团手里,所有改革措施,都是为处心积虑地维护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进行的。”许多普通俄罗斯人在谈到私有化以及在私有化浪潮中青云直上的富裕阶层时，往往用“仇恨”来形容他们的心情。俄罗斯的新富阶层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间的。整饬利益集团,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俄罗斯复兴和发展当务之急。
俄经济转轨以来，在经济生活中出现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相互渗透、不断融合的金融集团。1996年俄总统大选后，金融工业集团不仅越来越多地控制了俄罗斯的经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右俄政局的重要力量。寡头左右俄罗斯政治进程的具体表现是：首先，金融集团头面人物直接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如“俄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后台切尔诺梅尔金长期任政府总理，“俄国际集团公司”总裁波塔宁曾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别列佐夫斯基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等要职。其次，资助政治势力以左右政局。1996年总统大选中，金融工业集团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有倾向性的支持，对叶利钦再次当选起了关键作用。1998年3月至1999年5月三次政府更迭都与金融寡头幕后操纵有关。不久前，别列佐夫斯基还自豪地对外宣称，自己“在宣布普京为叶利钦接班人和总理人选等问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寡头经济带有十足的暴敛性质，典型的犯罪痕迹。俄罗斯寡头政治最主要问题是，他们的巨额财产不是合法赚取的，不是依靠劳动和能力获取的，敛财过程是迅速的，几乎不存从小生意人到大资本家的过程，实际上是大规模侵吞国家资产的过程。这就使他们的敛财经历带有十分鲜明的资本积累的“原罪”色彩。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叶夫根尼·亚辛说，俄罗斯的真正问题是“寡头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拥有政治和财政大权的金融寡头以牺牲社会利益发展自己，不仅不公正，而且阻碍国家发展，国家资源不是根据市场，而是根据金融寡头势力进行分配。另一位经济学家利沃夫认为，俄罗斯“今天变成金融寡头和犯罪集团私有财产的不是别的，正是从国家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获得的租金。这种租金不是通过劳动获得的，它应当属于大家。它成了一小撮人的财产，90％的人无法得到这些社会财富。应当使这些钱回流，从金融寡头那里流入生产部门，用于提高工资，发展医疗卫生和其它社会事业，这是新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俄罗斯就有前途。如果不能，我们将会越来越穷。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解决国家自然资源的所有制问题。这是我们这代人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为了按照这个原则办事，必须坚决地实现从目前破坏性的和犯罪的私有化向国家财产制度过渡。”
“寡头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确立的时间是1996年年初，12位俄罗斯大寡头联合起来支持叶利钦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1997年是俄罗斯寡头政治繁荣时期，寡头之间发生激烈斗争。1998年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寡头势力，但大的金融工业集团得以存活下来。1999年年底形成50家最大商业集团，控制60---80％的经济潜力。1998年别列佐夫斯基表示他的帝国控制俄罗斯近一半经济部门。1998年13家最大金融工业集团占国民生产总值22％，银行存款额超过2080亿美元。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对俄罗斯的垄断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损害了国家利益、中小企业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打破寡头垄断，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就不可能进行实质性的调整；俄罗斯国家就会不断地受到来自寡头势力的压力甚至讹诈，不可能有所作为。打破寡头垄断是关系俄罗斯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大问题。
苏联解体后，各种政治精英对俄罗斯现实制度做出各种判定，例如，“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等等。多数人认为是“寡头资本主义”。切尔尼科夫和切尔尼科娃的合著《谁主宰俄罗斯?——寡头们的群体肖像》一书反映了这种意见。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当局所选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推进俄罗斯生产力发展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求，更多的是为了寡头利益和富人利益。进一步说，叶利钦、盖达尔和丘拜斯等人实行“休克疗法”，就是为了阻断所谓“共产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造成俄罗斯迅速出现资本主义的既成事实。丘拜斯曾经说过，要“以突击的速度建设正常的资本主义”。叶利钦时期所形成的“寡头资本主义”及其体制严重阻碍俄罗斯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对俄罗斯体制做一些比较大的调整。
在俄罗斯现实的条件下，新总统普京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终结了叶利钦的“寡头资本主义”，这是普京与叶利钦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最大不同。在国家资本主义形态中，国家调控仍占主导地位，支持民族资本家。当然，普京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所造成的恶果，中国大多数精英们开始不愿意承认，因为他们也是改革的收益者，害怕俄罗斯的真相传入中国，影响中国的改革道路。人民大学
宋晓路多年高血压，高压常年在170以上，她一直坚持工作，这次在我家突发脑溢血，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我们几人包括韩德强，王小东，杨斌等，连夜把她的发言回忆出来，送到内参和网上发表了。
宋晓路的父亲是老红军，前吉林省委书记，她和我说过他的父母年近九十仍旧健康，被称为“龙虎命”。我上大学时是26岁，班里超过30岁的有 10个人，宋晓路已有33岁，是公社党委书记，她对大家非常关心，对我尤其支持，还借钱给我，大家都称她为宋大姐。大概是她的出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我们的内参终于受到了上边的表扬。我们的内参，和学术界良心的呼吁，在当时提醒了决策层，防止中国出现类似情况。社会舆论随之一变，主流媒体很少报导俄罗斯的负面情况。宋大姐的真实经历，她的光荣的一生，无疑在各个层面都是有说服力的。这是宋大姐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历史不会忘记她。正是许多她这样的人，以自己的勤奋实践甚至血肉，坚持真理，揭露真相，避免了中国落入俄罗斯式的陷阱。
《环球时报》曾报道，俄罗斯寡头新贵的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遭到通辑的俄寡头古辛斯基，他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古辛斯基出门必有保镖跟随。他周末打网球时，在网球场巡逻的武装警卫多达15人。古辛斯基公开声称，他雇用的保安人员达几千人之多。
另一方面，俄罗斯近两成居民处于赤贫状态。在俄大城市的地下通道里，总能见到骨瘦如柴的老妪，伸着颤抖的手，眼泪汪汪地向行人乞讨。每当傍晚，街头就会出现一些老妪，手中举着几条干鱼、几根香肠或几包油炸马铃薯片，她们从不叫卖，只是默默地呆立着，眼巴巴地望着过往行人，静候问津者。更凄惨的景象是有的老年寡妇，手中居然举着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或是卫国战争中牺牲亡夫的衣服，期待着能换回点食品。这种鲜明的对照，令有良心的人都感到痛心疾首，连一贯反对斯大林的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大多数都改变了立场，反对寡头统治，走上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道路。
二．普京：“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
2000年3月，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他决心吸取前任教训，扫清在施政道路上的绊脚石, 针对寡头势力的猖獗明确表示,虽然他不打算重新分配国有财产,也不打算让金融工业利益集团消失,但他要求他们“只赚钱,别夺权”。普京打击豪强、限制资本，有深刻的历史依据和政治逻辑。他表示经济与政治是规则不同的两个领域，一旦经济精英，尤其是掌握巨大财富的经济寡头进入政治领域、掌握政治权力，就会对社会经济、政治秩序造成深刻危害，甚至会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球员不能当裁判，社会领域也是一样。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掌握了政治权力，就意味着赢家通吃，市场经济秩序及其竞争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无法接受的。普京认为要防止具有巨大实力的经济精英进入政治领域，直接掌握政治权力，这是涉及俄罗斯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的根本性问题。
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看，其治国方略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他主张大力加强俄罗斯国体和联邦基础，坚决主张在国内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其次是拒绝大规模重新审视私有化结果，以避免国内政治和经济出现混乱。三是政企分开，政权和金融寡头保持距离。四是主张法律至上，实行“法律专政”。普京多次强调，俄社会不存在专制的危险，俄将沿着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发展。
普京执掌俄罗斯总统权杖后，立即开始重新审视叶利钦时代的政策。考虑到俄罗斯的特殊性，普京客观辩证地对待这一敏感问题。一方面，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今天，重要的不是回忆过去，而是向前看。”另一方面，普京在解释俄罗斯国家对待曾经为非作歹的金融寡头时，用了众所周知的“浑水摸鱼”这一谚语。他说，“如果那些在浑水中捞了很多鱼的人至今仍想长期捞下去，我想，俄罗斯人民和我们的外国合作伙伴是不会满意的。如果没有稳定的和有效运转的司法和执法系统的话，高效的国家就根本谈不上。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金融寡头也不能例外”。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一旦国家放松对经济控制，侵吞国家资产和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就会迅速蔓延。
普京决心打击寡头，“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的宣言是导致他和寡头历史性较量的最直接原因。据说普京2000年上台后曾和寡头们达成一个不成文协定，亿万富翁们可以保留他们在叶利钦时代获得的一切，但此后不能再干涉政治并且必须合法纳税。普京要求既得利益者今后要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统治。他指出，有人趁着水浑，摸到了不少鱼，但是他们不能希望水一直这样浑下去，不能拒绝自己把水净化的行动。他警告说，某些商界人士试图攫取国家职能和利用同当局的“特殊”关系谋求特权是不能容许的，应放弃这种想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资本和财产的数量与权力的大小不能成正比。
寡头不可能放弃政治图谋。他们非常清楚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最好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参政和干政，在政治上构筑安全网。因此普京遇到的最大政治难题在于：普京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与寡头利益产生激烈冲突。从根本意义上说寡头的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不符，普京若从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角度去制定现政权的治国战略，就必然与寡头发生政治上的冲突，相互妥协与合作的利益契合点不多，回旋余地不大。政治是寡头获取巨大财富的直接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方式来争取政权的支持，是每一个寡头首要考虑的问题。既然政治资源如此重要，寡头不可能不加强自己对政权的影响。
叶利钦与寡头的关系是被控制的关系，即寡头控制政权与政权被寡头控制。在第一任期寡头与普京的关系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寡头力图控制普京而普京反对寡头控制。在第二任期，普京与寡头将呈现出统一和归并，即普京运用各种措施和手段，将寡头集团归并到政权掌控之下。寡头将臣属于政权。财阀与政权的结合是俄罗斯制度的主要板块之一。“这种制度的顶端是总统权力的个人化坚石。在结合的情况下，财阀总是企图将政权攫为己有，而政权则竭力去领导财阀。应当指出，按照俄罗斯的传统，政权和官僚始终居高临下地控制着财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斌评论（2001年）：寡头的失算是历史必然，就算普京原来曾经忠于过叶利钦，看到改革失败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他也未必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继续推行叶利钦已经失败的政策。据报道，最近叶利钦曾向报刊发表评论，公开为金融寡头进行辩护，指责普京打击惩治他们的行动，但是，据一项社会舆论调查，大多数民众认为叶利钦过大于功， 被评为“最差的、最黑心的”领导人之一。普京显然不愿意继续追随叶利钦，为了维护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重蹈其身败名裂的覆辙。普京采取打击金融寡头的行动，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支持率上升到70%。西方媒体哀叹道，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拥护，仿佛就像对前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只不过这一次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民众饱偿了改革失败的苦果，才会如此拥护敢于打击金融寡头，努力纠正私有化灾难的新领导人。
寡头是伴随着俄罗斯的独立以及其经济的转轨而出现的历史产物。如果寡头们只是埋头经济，不干预政治，也许普京还会与他们相安无事。但随着这些寡头试图攫取国家职能，普京打出一记记重拳，将那些寡头们一个个击倒。
普京采取打击寡头的政策，实际上是叶利钦时代这一斗争的继续，普京的位置要比叶利钦有利得多。叶利钦及其同盟者的主要目标是防止苏联体制复辟。对普京来说，叶利钦问题已不存在，他面对的是“两种资本主义”的问题：建立在法治和确保法律执行的强大的国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还是建立在权贵、官僚和犯罪基础上的资本主义？
普京选择了前者。就任总统后第一年即2000年俄罗斯内务部查处涉及私有化腐败掠夺案件高达35.2万件。普京向俄罗斯的新贵发出警告一系列警告：
----“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
2000年8月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普京对金融寡头做了强烈抨击，指责他们凭着在叶利钦掌权时期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掠夺国家财富造成了经济和军队衰败。普京会见潜艇罹难者家属时，将潜艇失事和无法有效挽救潜艇人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团糟的改革计划。他说：“谈到海军拯救设备，它已经垮掉了，它已一无所有。国家已一无所有。”普京称金融寡头是导致俄罗斯经济和军事衰微的罪犯。他们大肆盗取财富，收购媒体，操纵舆论对这起惨祸“撒谎”，以便向政府勒索。
紧接着发生了莫斯科电视塔大火灾，这是一周内连续发生的三宗重大灾难事件。普京说，“新的紧急形势显示，我们最重要设施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何等危急的状况。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他还强调说，再也不能隐瞒国家已举步维艰的实情，俄罗斯必须重振经济才能避免这类灾难发生。俄罗斯推行私有化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僚和经理勾结掠夺资产，结果投资急剧降低甚至低于折旧，造成各行业设备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是导致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普京总统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所有经营主体应该一律平等”，同寡头的关系应“像同小面包房房主和修鞋店店主一样”，“诚实的工作应该比偷窃得到更大的收益”。普京还坚定地表示，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今后再也不会回头！”
普京通过法律手段向“七巨头”发动“逼债行动”，削弱其在俄政治经济生活中翻云覆雨的能量。普京对媒体表示：“这些人90年代变革之后从国家解体中得到了好处。他们通过操纵国家机构积累了资金，并希望维持现状。”普京十分清楚：这“七大寡头”之所以能影响俄罗斯的经济，操纵舆论，左右议会和总统选举，究其实质，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手中拥有巨大的财力资源。总统反寡行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挤压寡头集团的势力范围，逼他们让出聚敛的财富，把财源抓到政府手中。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局付诸行动，奉命清查俄罗斯新贵近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所涉国家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奉劝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聪明，俄国家资产委员会将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俄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小寡头们已乱了阵脚。
普京首先拿七寡头之一的金融-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开刀，控告他侵吞和诈骗国家财产，古辛斯基流亡海外。3年下来7寡头中已有3人亡命天涯。
通过几年的规范整顿与斗争,普京赢得了控制局面的主导权,有效遏制了寡头政治、经济的畸形现象。在此背景下,以生产活动为核心,以振兴俄罗斯经济为己任的民族资本正迅速崛起壮大，逐步淡化其官僚性投机性色彩,注重生产性投资经营。新崛起的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如莫斯科银行)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这类金融工业集团与旧金融工业集团的主要区别在于:遵守市场的规则,主要依赖生产性的投资和有效的生产经营积累财富,属于民族资本;经济行为目标是在增进社会效率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随着内部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金融工业利益集团逐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普京还着力于加强国家的权力,恢复强化政治秩序,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集团关系，通过行政改革瓦解地方封建割据，重建中央权威, 实现地方利益集团的规范化制度化。有学者认为，普京执政是俄罗斯利益集团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利益集团发生了根本转变,由“掠夺之手”转变为对国家的“扶持之手”,成为推动俄罗斯复兴的重要力量。
打击寡头的政策在俄罗斯引起激烈争论。焦点是，要不要重新调整私有化的结果，要不要来一次革命？对于叶利钦时代积累起来的大资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于普京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普京打击寡头的举动引起政治上的批评。亚夫林斯基指责普京是在同时实现“保存犯罪寡头体制”和“建立警察国家”。莫斯科《新消息报》总编科诺欣表示：“我们曾经是寡头政治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引入警察资本主义。”普京要真正制服寡头尚须时日，寡头是否与政府合作，普京能否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取决于多种因素。为了与寡头进行斗争，普京主要靠强力部门和“圣彼得堡帮”。普京政权的经济支柱，一个是军工，另一个是能源。不过普京对强力部门也保持警惕，不太可能将从寡头那里夺回来的经济利益重新分配给他们，不太可能驱逐“寡头资本主义”，引进“警察资本主义”。
寡头们不会善罢甘休，任凭当局的“迫害”，他们会像古氏首次遭拘捕时一样，团结起来，动用其所控制的媒体攻击当局，指责普京搞专制，企图建立警察国家，限制新闻自由，在经济上给当局出难题。普京一旦处理不好与寡头的关系，很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政局的稳定也将受到影响，这将是俄当局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掌控着俄经济命脉的寡头们“宣战”4年之后，他们当中一些人如尤科斯前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身陷囹圄，然而更多人仍在俄罗斯偏远地区，掌握巨大权力，拥有相当大的能量。他们将自己涉足政坛的目标转向俄罗斯的地方政府，维护自身利益设法参政。
据俄罗斯智库“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索尔盖·马尔科夫称：“这些俄罗斯巨富们都比以前处事更为谨慎，但他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不得不想方设法参与到一些政治决策的过程当中来。他们的‘钱途’与‘前途’都与俄罗斯政府的决策息息相关。”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称，俄国内目前仍然有23个巨富或者他们的金融机构掌握着俄罗斯经济的主要部门。莫斯科卡内基研究中心的一名分析师马莎·利浦曼表示：“我们无法再看到那些俄罗斯巨富们的张扬行为以及他们的公开影响力，然而他们在以另外一种更为默默无闻的方式继续掌握着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对各方产生着巨大影响力。”据马莎·利浦曼称，这些俄罗斯巨富们正在不断地转变目标，寻求在俄地方政府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争取到减免税务、投资资格以及其他一些补贴。世界银行将俄巨富的这种新做法称之为“捕获地方”，俄地方政府机构无形中被商业利益左右，俄经济的7个主要地区，包括自然资源丰富的远东中西伯利亚地区的普列摩尔斯基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内，已被全国性商业机构所“捕获”。
被俄罗斯媒体称之为“寡头市长”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市长亚历山大·克罗波宁掌控着这城市经济命脉。在北极地区楚科奇市，同样身为亿万富翁的市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则在其经营的石油公司的纳税问题上大做文章，游说政府屡屡成功。
在俄罗斯联邦层面上，寡头也不愿就此销声匿迹，米哈伊尔·弗里德曼的金融工业集团阿尔法集团获得俄政府发包的谢列梅洁奥空港的建设工程。拥有俄国内主要汽车制造工厂的奥列格·德里帕斯卡游说成功，使俄政府暂时搁置了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的计划。
据长期研究俄罗斯寡头的专家亚历山大·奥赞称，活动策略有改变。俄著名商人卡哈·本杜基兹于最近宣布辞去自己所在的俄罗斯机器制造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职务，在老家的地方政府任官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要做些好事！”
颇具讽刺意味的一点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及其尤科斯公司案件曝光后，在促进俄罗斯法人规范经营及更富透明性方面起到鞭策作用。霍多尔科夫斯基面临10年牢狱之灾，尤科斯公司被迫破产。亚历山大·奥赞表示：“尤科斯的案件已经为其他金融寡头敲响了警钟，他们以前心目当中的典范已经被打倒，他们也将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而感到担忧。”
霍多尔科夫斯基、阿布拉莫维奇等寡头接连被俄检察机关和内务部调查，已使寡头们人心惶惶。俄罗斯高层已掌握了一份涉嫌经济犯罪的企业和银行黑名单，名单上的所有金融寡头都将根据其对现政权的表现好坏而决定其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被执法机关调查的对象。《消息报》文章引用一些金融专家的话称，俄高层黑名单中主要是那些涉嫌非法交易的银行机构，他们被怀疑从事“洗钱”和利用其他非法手段转移资金，帮助企业制造虚假的金融和财务报表等。黑名单可能是俄高层授意，由俄中央银行或内务部编制的。俄罗斯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席普什米在接受“莫斯科回声”电台的直播采访称，“这样一份名单应该是存在的。众所周知，俄罗斯现在的这些银行没有几家是规规矩矩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事的。有些银行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企业偷税和缓缴税款。这样的名单的存在，表明中央正在关注这个领域发生的各种违法行为并正在收集相关信息”。普什米还表示，这份黑名单的存在不会在银行业引起任何危机，“就算是关闭了200家银行，也不过减少10%”。
俄罗斯内务部和财政部人士否决了存在黑名单。内务部副部长拉哈尔斯基呼吁银行家们和公众不要把内务部最近对“萨德生意人银行”和“信托投资银行”的调查和所谓的黑名单联系起来，内务部只是严格依法行事。“萨德生意人银行”和“信托投资银行”的所有者是俄罗斯另一位金融寡头阿列克桑德尔·斯列萨列夫，身家40亿美元，在福布斯富豪榜名列第11位。俄内务部人士透露，他们涉嫌数额巨大的洗钱活动，金额10亿美元。
三．案例：俄罗斯寡头的失败
（一）媒体大亨古辛斯基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古辛斯基于
1986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古辛斯基34岁，社会动荡带来无限商机，古辛斯基办私人公司承包建筑装修工程，搞金融法律咨询和政治分析。1989年他成立“桥”合资企业，与美国“阿尔诺德—波尔特尔”公司各控投50%。一年后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全部股份。1989年成立股份商业银行“桥”银行，自任董事长。1992年成立桥集团控股公司，下辖42家企业。古辛斯基在生意场上得心应手，同时参与政治生活，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古的银行成为俄政府指定银行，负责代理销售财政部“金”债券。古氏与利用俄私有化政策以低价收购国有资产，一夜暴富，许多人财产超过10亿美元。古氏被排入俄最具实力的七大财阀之列。在美国、西班牙、以色列购置大量不动产。
1989年，俄罗斯银行开始商业化，古辛斯基个人财富达4亿美元。每年他都有一部分时间住在西班牙和伦敦。据说，古辛斯基周末打网球，在网球场巡逻的武装警卫多达15人。
随着古辛斯基这类暴发户的出现，俄罗斯的常用词词典里便增加了“金融寡头”词条。1993年古辛斯基抢先打响媒体收购战。他先是出资在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开辟新频道，后买进独立电视台77％的股份，他宣称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是他的奋斗目标。1994年1月控制有影响的“莫斯科回声”电台51%的股份。除了从事银行和房地产业外，媒体帝国是他商业中的另一支柱。他是“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董事长，除了控制着上述电视台、广播电台和《今日报》外，他手下还掌管着TNT地方电视网、《七日报》、《总结》周刊、《商队》杂志等多家媒体。以高额报酬吸引人才，聚集了一大批高素质贤士，政治嗅觉极其敏锐，针对当局的报道常常引起轰动，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古氏还兼任许多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1996年1月，古出资成立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犹太人代表大会，并任会议主席。
他与别列佐夫斯基一起资助叶利钦竞选连任总统，进入了俄罗斯政权的核心层。金融资本变成政治资本，他希望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一个典型事件就是1997年下半年到1998年初围绕购买通讯公司股份的传媒大战。在那场斗争中，古辛斯基企图借助西方投资建立一个实力强大的现代化通信和电视公司。他拒绝政府方面的一切调停，和其他寡头展开不择手段的竞争。叶利钦后来总结说，正是那次寡头间“没有规则”的残酷斗争，导致了两次最严重的政府危机和一次金融危机，不仅使俄罗斯经济衰败，甚至破坏了整个制度的稳定性。
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的第一任期即将结束，国内竞选斗争日趋激烈。古辛斯基等寡头非常担心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获胜。同年3月，以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为首的企业巨头达成谅解，并成立了知名企业家小组，出资全力支持叶利钦再次参加总统大选。叶获胜连任后，不断向支持自己的金融财团予以回报，桥银行也不例外地时常得到上层权力机关的恩惠。古辛斯基在政治上名声鹊起，被视为俄主要的政治家。在今年6月14日《独立报》公布的俄百名政治家排行榜上名列第11位，位居当局许多官员、重要政治家之前。
古辛斯基自认为帮助普京问鼎总统宝座有功，不理会普京的警告。他掌控的独立电视台《总结》节目的主持人基谢廖夫大声批评“普京原来不是叶利钦的接班人”，其电台的编辑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古辛斯基在几个月前就已收到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威胁，因为“独立电视台在车臣战争的报道中独树一帜，报道了许多血淋淋的事实”，还说他们一个叫《玩偶》的政治讽刺节目曾承受来自总统办公厅的压力。
古辛斯基等金融巨头遭到新政权指控，有政治原因。普京总统要惩治寡头，拿古氏开刀，杀一儆百，警告那些与当局唱对台戏的寡头自重，遵守法律，否则将自食其果。当局也想借此摆脱寡头对俄政局的影响，改变叶利钦执政以来寡头参与政治、左右国家政治进程的不正常现象。
1999年初，俄罗斯新一届总统大选竞争拉开帷幕，政治家们厉兵秣马，准备新一轮总统选举。此次古辛斯基把宝押在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运动身上，明里暗里与执政当局对抗，引起普京不满。古氏对这次选举结果判断有误，普京在大选的第一轮就轻松取胜。选举后，与普京针锋相对的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很快改变斗争策略，不断与普京改善关系。只有古辛斯基顽固不化地继续与克里姆林宫唱反调。1999年在莫斯科等地发生数起恐怖爆炸案件，有传闻说俄特工部门参与了爆炸事件，古媒体对此进行大肆宣染，使这种说法被西方利用以攻击俄当局，使俄在车臣问题上陷入被动局面，普京对此极为恼火，于
古被拘留引起轩然大波。其后3天大部分的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热炒此事。普京出访西班牙和德国，车臣炸弹和地雷爆炸，西伯利亚森林大火和莫斯科的买凶杀人都没人关注，而古辛斯基如何度过了自己在布蒂尔卡监狱的第一个夜晚和第一个白天的新闻充斥媒体，篇累牍地报道古辛斯基三餐吃什么，同一个囚室中的人是谁，等等。很快就有人从监狱外给古辛斯基送来了电视机、冰箱、换洗的内衣裤、餐巾纸。富有传奇色彩的隔离侦讯室的拘留者中很少有人能得到监狱当局如此关照，为防止意外，狱方在古辛斯基的狱室旁边安排有军官昼夜执岗。每一个狱室拳头最硬的能做老大，古辛斯基来了以后规矩就改了，狱友们把古辛斯基推举为老大。6月16日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向古辛斯基宣读指控：非法侵吞价值1000万美元的第11电视频道的国有财产。这天夜间，当几十位蹲在布蒂尔卡监狱大门和过道的记者和电视摄影师们都散去之后，古辛斯基在签署了不离境保证书后被释放。
普京警钟震慑了寡头，知道好日子不多。早在1999年春天，总统办公厅曾向古辛斯基施压，迫其移居国外，但古辛斯基未予理睬。总统大选期间，俄上层又向“大桥”集团施压，要求其偿还4600万美元的贷款。5月11日俄执法部门搜查“大桥”集团办公室。
在古辛斯基被捕的同时，其他“寡头”也受到了普京的打击。6月20日，莫斯科市检察院上诉仲裁法庭，要求重新审核俄国际集团公司1997年收购诺里尔斯克镍公司38%股份的合法性。 俄国际集团公司总裁波塔宁(七巨头之一)于1997年出资17亿美元收购了诺里尔斯克镍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二大产镍企业。据估计，该公司实际价值应为31亿美元，收购价格差额竟高达14亿美元。波塔宁因1996年斥巨资支持叶利钦竞选总统有功，作为回报，波塔宁被叶氏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有人揭发说，波塔宁当时利用手中权力，达成了这笔交易。俄总检察院要求波塔宁退还其侵吞的14亿美元。据报道，由于受诉讼影响，该公司上市股票急剧下跌，仅此一项，公司就损失15亿美元。
8月12日，“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入海底，俄罗斯举国关注。寡头们感到报复普京的机会来了。他们控制的电视台和报纸成了遇险官兵保护神，把这个意外事故责任往普京身上推：为什么普京在事发后的第四天才出来讲话？为什么普京不终止自己的休假返回莫斯科或亲临现场？为什么不及时向外国求援？在外国主动提出援助后还不积极回应？
普京说，站在最前面声称保护遇难者利益的人群里，就有那些在这几年间搞乱我们的社会、破坏我们军队的人。当别列佐夫斯基跳出来要为遇难者的家属捐钱的时候(事后证明，他没有捐)，普京说：“对这种慈善行为我们赞成，最好卖掉地中海岸边的别墅。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是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的？”这是普京面对寡头挑战的第一次回击。
10月26日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和法国媒体记者采访时，披露了对寡头的策略：“国家手里握着一根橡皮警棍。这根棍只能使用一次，但一下就会击中脑袋。我们只是牢牢地把它抓在手里，让人们不可小看它。等我们真被惹恼的那一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决不允许要挟国家!”
11月13日，俄联邦总检察院正式指控古辛斯基非法获取3亿美元和50亿卢布贷款。古辛斯基未出庭，俄总检察院于次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他。
另一方面俄有关部门开始清算古辛斯基的“大桥”媒介控股集团公司的国内外财产，准备彻底搞垮这一专门与政府唱反调的独立媒体。一家地方税务所已经要求法院对“大桥”媒体集团属下的几个主要分支机构进行资产清算，宣布这些机构资不抵债，包括俄罗斯惟一全国性独立电视媒体NTV电视台。追回古辛斯基海外资产，包括在西班牙南部一幢豪华别墅，他就是在那里被逮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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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工业大亨别列佐夫斯基
“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别列佐夫斯基
、列佐夫斯基，秃顶，浓黑眉毛，眼神阴沉，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克勒布尼尔科夫称他为“克里姆林宫教父”。
20世纪90年代初，“下海经商”成为俄罗斯各阶层人士的时髦选择，他的数学家职业过去从来没能让他摆脱清贫，现在终于让他在倒卖汽车的买卖上如虎添翼，很快赚到第一桶金，迅速建立商业帝国，先后控制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公共电视台和以销售汽车的洛戈瓦兹公司。1997年在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排名中个人资产列第97位。
别列佐夫斯基作为叶利钦“家族政治局”的重要成员，既是保叶的功臣，多次参与重大政府人事变动，又是普京总统仕途上的“伯乐”。1996年总统选举前夕，13名财阀在别列佐夫斯基撮合下，联名支持叶利钦，为他凑足3.5亿美元竞选经费，很快成为叶利钦身旁举足轻重人物。有一段时期，俄政府内阁部长的升降去留，高层的重大人事变动，都可以感觉到别氏那只“无形的手”，他成为俄政坛上翻云覆雨、炙手可热的人物。
斯基曾夸口说：“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 别氏还曾嘲笑那些主张结束寡头政治的人，他认为：“普京之所以说要摆脱寡头，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对选民说……但要摆脱寡头是不可能的。”的确，前俄总理普里马科夫也曾努力打击金融寡头，结果却被叶利钦和寡头搞下了台。普京曾被认为是“忠于叶利钦的人”，金融寡头还大撒金钱支持他竞选。俄罗斯舆论曾认为，普京的优势在于他是未知数，很少发表言论阐明自己的立场，遇到社会各方面阻力较少。现在看来，俄金融寡头的赌注还是押错了，难怪他们惊呼“原来普京不是叶利钦的接班人”。
别列佐夫斯基为普京竞选总统提供过大力支持，原以为普京也会像叶利钦一样对他心存感激，与他保持特殊关系。没想到普京上任后却是完全另一种态度。
追究寡头，显示自己作为独立政治家的形象(他通过把前苏联国歌定为俄罗斯国歌的举动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团结大多数政治精英和人民，巩固自己的地位；警示那些曾助选有功、希冀求得回报的地方诸侯不要有非分之想，要规规矩矩遵从中央的权威，以便进一步推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改革，实现“富民强国”之梦。他打击别列佐夫斯基的决心不动摇，因为别列佐夫斯基太猖狂，向总统要求更多的商业和政治回报；无视国家利益，利用与车臣分裂主义头目的特殊关系与政府讨价还价，打乱总统遏制分离主义、维护联邦完整的计划。
由于别列佐夫斯基的特殊身份，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逐出国外，造成强大震慑力，使其不敢再跑回来兴风作浪。联邦司法部门查封了别列佐夫斯基的国家别墅和挂着政府牌子的汽车，使他成为“在莫斯科无家可归的人”(别列佐夫斯基原话)。普京已就此事征得了叶利钦的同意。叶利钦明确表态：“别列佐夫斯基现在弊大于利。他不是在帮忙，而是在捣乱。普京目前对别列佐夫斯基和其他寡头采取强硬立场是正确的，我支持他。”
别氏深感自己“受到了伤害”，用传媒工具猛烈抨击普京，在车臣、联邦政府体制、经济发展等问题上做文章。在公开场合对普京百般讥讽，让他难堪。特别是在车臣问题上，别氏与政府持完全不同的立场，甚至还向车臣反政府武装暗中提供经济支持。
这种做法激怒了普京，他开始清查别列佐夫斯基在暴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2000年7月12日，俄税务警察局对“伏尔加汽车公司”逃税案进行了调查。该公司去年年产“拉达”轿车65万辆。税方指控该公司虚报年产量20万辆，从而大量逃税。该公司负责人卡丹尼科夫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申辩自己清白无辜。伏尔加汽车公司的后台就是别列佐夫斯基。他拒绝传讯出走国外，委托律师发布声明，称俄司法机关对他的调查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在“政治犯”和“政治难民”两者之间，他只能选择后者。
俄罗斯总检察院并没有对别氏发出全球通缉令，给别列佐夫斯基定的罪名是控制在瑞士注册的公司内外勾结，把俄罗斯航空公司在境外几亿美金票款清洗并据为己有，俄罗斯航空公司的总裁是叶利钦的女婿奥古廖夫。如果此案深挖到底的话，必然牵扯到叶家人。普京总统不会不知道，当年普里马科夫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翻了船。
别列佐夫斯基声称，由于他对普京进行过过激批评，俄罗斯政府向他施加压力，他被迫卖掉了公共电视台、电视六台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中的重要股份，他扬言如果普京在总统大选中失败，他将重建传媒帝国。
（三）石油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及其“悔过书”
1999年以后有一系列寡头被政府整饬。
据英国《金融时报》等海外媒体报道，包括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内的曾经被普京“教训”过的俄罗斯三大经济寡头准备将普京政府告上法庭。三大经济寡头中的另外两名分别是，流亡英国的俄罗斯联合银行前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和在以色列逍遥的传媒寡头古辛斯基。他们向普京政府索赔数十亿美元，理由是强占了他们在传媒、采矿和石油工业等领域的巨额财产。
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一个石油寡头，他控制了俄罗斯相当一部分的石油资源。石油在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俄罗斯石油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标志着国家领导人与私营大亨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人认为这是普京在年底杜马大选之前和总统大选前对反对派发动的攻势。
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掷下自己一生最大的赌注———挑战普京政权。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这是一场前苏联官僚权贵阶层同转轨时期崛起的新资本家的斗争。”
随着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这些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寡头盟友们先后遭打击并被迫流亡国外，作为俄罗斯首富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越来越为自己感到不安，他做出了一个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知难而上，反过来挑战普京政权。
1993年政府贪污丑闻，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媒体上挑起了他和普京的第一次公开斗争。同年，政府开征的新燃料税为这位俄罗斯石油大亨组织的反普京运动加上了经济砝码。霍多尔科夫斯基也不再隐瞒他对反对党的支持。他公开宣称，“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我更接近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势力联盟，我会继续为它们提供资金。”
9月，霍多尔科夫斯基获得了出版知名的《莫斯科新闻时报》的权利，重用许多原来为古辛斯基媒体帝国工作的著名记者和反普京人士。莫斯科传言，寡头们在商议一个改变俄罗斯政治体系的秘密计划，霍多尔科夫斯基则要和普京争夺下一届总统的位子。
普遍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抱负成为惹怒克里姆林宫的直接原因。俄罗斯以研究精英人物闻名的社会学家克雷斯诺夫斯卡娅指出，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普京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代表了包括克格勃在内的前苏联官僚权贵阶层同转轨时期崛起的新资本家和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斗争。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尤科斯几百亿的资产早就成为克里姆林宫内部一些利益集团眼红的对象。俄罗斯天然气（“俄气”）公司的一位高层人士曾私下向《生意人报》透露，普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囊括天然气和石油产业的国营能源生产公司，以抗衡那些国际能源巨头。去年9月，普京公开表示支持“俄气”以70亿美元购入罗斯石油的计划，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克里姆林宫内部另一集团的坚决反对，从而重创普京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因而改变主意，决定收购尤科斯，建立石油行业新龙头。这一说法在后来尤科斯的核心资产“尤甘斯科”被拍卖后获得了证实。拍卖结束后不久，罗斯石油公司就以全部股份收购了拍卖中的胜利者“贝加尔财团”，而罗斯石油公司的新任董事会主席正是普京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谢钦。
霍氏在商业活动上表现出了过高的积极性。霍氏计划修建一条通往中国的私营输油管道，从而打破政府在能源运输领域的垄断地位。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更加担心的是，尤科斯已开始和美国能源巨头商谈合资事宜，尽管外国资本的入股比例还不能确定，但克里姆林宫已经感到了国家在能源领域的控制权日渐衰微。莫斯科终于下手了，对尤科斯的整肃在2003年底有条不紊地展开。尤科斯被勒令缴纳数额巨大的税款，银行开始延缓甚至冻结对尤科斯的贷款，税务机构和法庭向尤科斯发出新的交税和罚款通知，该年度整个石油生产领域的税款也达到史无前例的280亿美元。
2003年，尤科斯石油公司受到司法调查，同年10月，俄罗斯总检察院向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提起刑事诉讼并将其逮捕。俄总检察院指控其犯有巨额诈骗、逃税、伪造公文、利用欺骗手段给他人财产造成损失、侵吞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等罪行。
“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显然不仅仅是经济犯罪问题，当局选择2003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前逮捕霍氏有明显的政治动机。霍氏利用私有化过程中积累的财富积极涉足政治，同时资助俄共、右翼联盟和“亚博卢”集团等反对派政党，试图赚取政治资本，组织“影子内阁”,争夺总理职位；控制舆论工具批评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公开批评政府对伊拉克战争的政策，鼓吹俄罗斯应与美国站在一起；甚至公开表示在2008年弃商从政，觊觎总统宝座。此外，霍氏还就石油管线问题与政府争论不休。霍氏的所作所为已超越普京和寡头达成的不得干政的“君子协定”，形成一种金钱对权力、财阀对官员的挑战。
霍氏被捕后曾寄希望得到俄罗斯国内和西方国家舆论的支持，虽然一些西方国家政界、商界和媒体对俄罗斯政府施加了压力，但未能动摇俄政府决心。霍氏“挟洋自重”策略在“普京时代”已经失效。在俄罗斯国内，2003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普京的政治力量大获全胜，反对派包括霍氏资助的几个党派均遭败绩，打击寡头使普京支持率升高。2004年3月，普京以较高得票率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标志着俄罗斯的政治混乱时期已过，进入稳步发展新时期。
霍氏通过对抗获释的希望破灭，不得不低头认罪。2004年3月29日发表《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危机》文章，对他以及其他寡头和自由派政治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错误表示悔过。“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的出现以及围绕霍氏“政治悔过书”的争论，再次证实俄罗斯政治领域发生新变化。普京的社会支持率达到极高程度，作为“强势总统”其权势已近顶峰，围绕着普京形成了相对团结一致的权力体系。自此，俄罗斯进入了以建立“可控的民主”为特点的新时期。这种“可控的民主”需要一个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这个控制者是普京。
霍文和对霍文基本观点的评论直接涉及对叶利钦时期“改革”政策和发展道路的评价问题，因而成为争论的焦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普京就任总统以来各项政策措施的验证。社会各界对俄罗斯曲折的转轨道路反思，形成某种共识。
----各界、各派尽管批评的角度不同，程度不同地否定叶利钦道路，赞成消除错误政策的后果。
-----随着自由派“改革”的失败，“俄罗斯式”的自
由主义声名狼藉，多数人不赞成对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激进”改革，转而拥护稳妥渐进改革。在俄罗斯政府和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关于研究、借鉴中国改革经验的议论。
----多数评论家承认普京执政以来国家发生积极变化。广大民众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持否定态度，支持普京和政府的现行政策，尤其是拥护打击寡头的行动。
“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显示了普京和政府与寡头经济斗争的决心，预示着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展开利益重新分配的新一轮改革。对于普京来说，俄罗斯无论如何都需要摆脱经济发展受制于财阀的状况，如果无所作为，在经济政治上都意味着坐以待毙。
在“政治悔过书”中，霍氏在为金融寡头和自己辩护时，认为寡头是掌权人，像他那样的有钱人不过是强权官僚的附庸，充当了叶利钦的工具，被当作替罪羊。这正是叶利钦时期国家政权与金融寡头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是还应该加上一点：寡头财阀依附政权巧取豪夺，利用财富影响国家决策。叶利钦时期当权者依仗金融寡头的支持和资助维持对权力，寡头则仰仗国家政权攫取更多的财富，并干预政治进程。
普京执政以来，国家政权与金融寡头之间的这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金融寡头要看当权者的脸色行事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是“杀一儆百”。寡头绝大多数都存在经济问题，他们发家史本身就是供当局随时查阅的犯罪记录，因此，他们会更谨慎地对待国家政权。这为普京大力推进涉及财团利益的改革措施铺平了道路。
普京是坚持非国有化方针的。在他看来威胁俄罗斯发展的是对自然资源的私人垄断，而不是私有制本身。打击寡头既有助于建立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又是保持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正在加油的私人飞机内被全副武装的特工逮捕。在经历长时间的羁押后，霍氏于今年2月14日开始就欺诈和逃税等罪名正式接受审判，
传奇大亨的风雨人生
他的童年梦想是成为苏联工厂的一名普通经理，但毕业后经受的第一次打击挫败了这个理想主义者。然而，他还是借着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私有化契机一步步向上爬去。在权力和财富的顶端，等待他的是灾难。
霍多尔科夫斯基1963年出生，是俄罗斯确山俱乐部七大寡头中最年轻的一个。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童年梦想是成为一名苏联工厂的经理。在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毕业之前，他一直都努力使自己适应现存社会的游戏规则，以便有朝一日成为苏联技术官僚模式下的精英，但刚刚毕业，现实就给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他满以为凭借自己在学校的优良成绩可以进入期望已久的重点军工企业，但他的第一份工作申请就被拒绝了。他后来认为，遭到拒绝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犹太人血统。现实的无情打击让这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下决心走另一条道路，留在学院任共青团副书记。
1988毕业后第二年，他设法让当时任莫斯科第一副市长的卢日科夫批准了自己创办私营银行的申请，注册了一家名为“梅纳捷普”的民办银行。1990年，戈尔巴乔夫邀请俄罗斯的各界名流到克里姆林宫参加改革研讨会，霍氏已成为其中一员。他以自己的方式走进了这个社会的上流圈子。
1991年，霍氏成为叶利钦首任总理西拉耶夫的顾问。1992年又被任命为新的盖达尔内阁的燃料能源部部长助理，主管能源部的“投资基金”。这项职位为他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使其可了解石油工业的内幕并结交该领域的实权人物。他将十多家经济实体股份从平民手中购入，迅速壮大了自己的财政联合体的规模和经济实力。
真正使霍多尔科夫斯基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转折点是他在1995年12月进军石油领域。1991年叶利钦大规模推行国企私有化。第一阶段称之为“凭证私有化”，发放可出售、转让的私有化证券；第二阶段则称之为“货币私有化”，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法人购股、基金持股和产权重组等等。一个重要计划是拍卖和贷款置换股份计划。在“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的设计中，拍卖计划是为了给企业带来私有化凭证所不能给企业带来的注入资金，具体途径就是要求每个投标者在付给政府现金的同时，还要承诺未来对企业的投资额度。为一个未来的承诺而转让资产，给精明的商人们创造了发财机会。
霍多尔科夫斯基把目光盯上了石油领域新成立的三家联合控股公司中的一家----尤科斯石油生产协会。该协会占有西伯利亚石油产量的15%，并拥有最大的未开发油田鄂毕油田。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尤科斯的办法非常简单，通过尤科斯总裁穆拉夫连科帮助接到拍卖标底，通过财政部获得了此次拍卖的贷款和保证金——后者是霍氏的梅纳捷普银行的最大客户，此次拍卖正是由梅纳捷普银行主持。
尤科斯拍卖价的低廉当时就引起人们的争议——尤科斯被估值7亿美元，不到两年后，尤科斯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70亿美元。此次拍卖的失败者，阿尔法集团的老板弗里德曼称，“梅纳捷普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种投资拍卖，提出很高投资承诺，然后以梅纳捷普银行的担保来支撑这种承诺，而在实际投资时这些担保消失。他们有一套完整的体系，…这是在我国瓜分的形式。”之后，霍氏又以同样方式收购东西伯利亚石油公司54%股份，在他35周岁时拥有了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储备和十多万产业工人。
踌躇满志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开始对华盛顿的商人们夸口，他要在本世纪内跻身于世界前十大石油公司之列。1998年宣布与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新公司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纵向联合石油公司，拥有全球22%石油产品和世界最大石油储备，全球第四大私营石油生产商，尤科斯将拥有合并后新公司60%股份。它在国内惟一的对手，俄罗斯石油业最后一个未被私有化的石油生产企业——罗斯石油公司的产值还不到尤科斯的1/5。
为了获得资金支持，霍氏同意将自己的梅纳捷普银行与另两位寡头古辛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和斯莫棱斯基的商业银行合并，建立全国最大私营银行，后者也全力支持霍氏规划中的石油帝国。1998年的金融风暴使霍氏的扩张计划受挫，包括古辛斯基在内的许多金融寡头破产。拥有石油资源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
霍多尔科夫斯基淡出其他行业专心经营石油公司。在接手尤科斯后的几个月里，霍氏首先开除了数千名酗酒的工人，并仿照西方管理制度建立了一个更加有效的石油生产体系；其次，改善了对投资者的态度。霍氏按照年报为股东分红，对在梅纳捷普银行破产过程中受到损失的储户予以补偿。在霍氏被捕的前5天，尤科斯发布的第二季度利润依然达到了9.55亿美元。霍氏还想方设法为尤科斯募集到17亿美元的资金，使尤科斯石油公司上市后市值升到200亿美元。
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拥有尤科斯公司36%的股份，持有梅纳捷普银行60%的股份。据《福布斯》杂志统计，从1997年到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个人财富由24亿美元激增至83亿美元，相当于爱尔兰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富豪榜上的排名跃居第26，为俄罗斯首富。
2005年5月31日，传奇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处9年监禁。杜马议长格雷兹洛夫在内的现政权官员们公开表示，这是那些违背国家法律、偷税漏税的资本投机者应得的惩罚。西方媒体则一致讨伐，称这一判决是世纪丑闻。
生意合作伙伴、现任梅纳捷普银行集团总裁涅夫兹林在以色列称，“这一判决是克里姆林宫早就准备好的，是为了给那些敢在政治上挑战普京的人一个教训。”作为对判决的抗议，美国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兰托斯议员声称，他将再度提交要求将俄罗斯逐出八国集团的议案。美国总统布什
对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未来，乐观派认为，通过尤科斯的拍卖和对霍氏案的最后判决，普京对寡头们“杀鸡吓猴”的效果已经达到。他在未来几年内将对其他的寡头们开恩，只要霍多尔科夫斯基愿意彻底放弃政治野心，将其提前大赦出狱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普京在年初就召见税务警察出身的政府总理弗拉德科夫，要求税务部门停止他们对商人们“恐怖主义式的行为”，在会见俄罗斯寡头代表时宣布，将私有化的诉讼期限从10年缩短到3年。
《福布斯》杂志开出长串名单，认为这些人在俄罗斯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如能源、钢铁、冶金、化工行业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普京加强对这些支柱性产业的国家控制的政策下，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普京下一个“杀戮”的对象，从而重蹈霍氏命运。这些人当中，有的早早就在国外安排好了退路，国内的资金和产业已悉数转移到境外；有的则想尽一切办法和克里姆林宫的人搭上关系，在自己的利益和克宫的优先考虑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霍多尔科夫斯基已表示将对法庭的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尤科斯的前行政副总裁弗里兰接受采访时称，霍氏曾经对他说过：“我还年轻，并且富有，总有一天他们必须释放我，然后我就可以继续战斗。”英国《金融时报》也将这场审判看做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最终赢得了对寡头战役的标志性胜利，权力在和金钱的较量中占了上风。不管谁是胜利者，寡头也好，政治家也罢，他们现在仍旧面临着如何尽快提高俄罗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问题。
反对普京的人则提出尤科斯案五大后果：
1 动摇外国投资者的信心。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新生资本力量的代表人物，他是第一个宣布要把自己的尤科斯办成世界水准的能源巨头的金融寡头，也是第一个正式公布个人股份和合伙人股份的寡头。在公司治理方面，尤科斯在2000年6月就开始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公布财务报表，并且聘请麦肯锡作为公司顾问。在2003年，尤科斯高管中的外籍人员超过了50人，包括从美国石油公司挖过来的CFO米萨·摩尔。因此，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刑将使许多以尤科斯为发展榜样的本地企业畏缩不前，俄罗斯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也将受到影响。2004年，许多外国公司就由于对俄罗斯税务制度的生疏而望而却步。
2 尤科斯公司的动荡
3 俄罗斯资本大量外逃
据俄罗斯央行的统计，2004年俄罗斯资本外逃规模比2003年增长了四倍，达到94亿美元。
4 俄司法体系和国家形象受到损害。
俄罗斯普通人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也增加到一个高点，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调查，70%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认为，国家政权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35.8%的人更认为，行政官员们这样做早已是家常便饭。在“社会轴心”的一项调查中，47%的人认为，现政权是害怕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野心而把他送入监狱的，这样可以使他错过至少两次总统大选———2008年和2012年。53%的人认为，在尤科斯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受到了现政权的压力。41%的人更认为，俄罗斯政府有能力像搞垮尤科斯一样，搞垮任何一家不听从莫斯科号令的俄罗斯企业。
5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
。《纽约时报》认为，尤科斯案件的过程和最终判决结果都表明，普京要么还未从自己以前的克格勃角色中转换出来，要么就是被那些官僚主义和强力集团们所操纵而无法显现自己的行政权威。不管哪一种，对普京本人的威望都是很大的损害。相反，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宣判后的民众支持率反而上升。在那些关注尤科斯案的人当中，有1/4的人表示，如果霍氏能够出狱，他们将无条件支持他竞选总统
尤科斯案时间表
尤科斯的主要股东列别捷夫被控于1994年私有化时期盗窃国营财产，并遭到逮捕。
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诺瓦斯别克机场被捕，被指控在1994年收购“阿帕季特”磷灰石公司时犯有“商业诈骗、偷漏税款等罪行。
莫斯科法院裁定延长对霍氏的拘押时间。
霍氏律师团就拘押提请上诉，但检察官认为，霍氏一旦获释可能会逃往国外或向证人施压。下令继续关押。
尤科斯的核心资产“尤甘斯科石油公司”被低价拍卖抵缴税款。
霍氏开始就欺诈和逃税等罪名正式接受审判。
尤科斯案正式宣判，霍氏被判处9年监禁，除去他已经被羁押的583天，他还将在监狱里呆上7年半。
结 论
通过理论综述与历史回顾，现在我们可以对报告本部分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回答，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一般意义上看，利益集团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过程中是一支负面力量。只有当不同利益集团发育成熟并且形成相互平衡的关系时，利益集团才不会有害于全社会福利，反而可能是代议制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单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往往与全社会利益是相悖的。但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群归属于不同利益集团，且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具备讨价还价的条件时，政府决策有可能能平衡并反映全社会的利益。
第三，如果社会中不同利益阶层发育不平衡，强势集团主导政治，庞大的弱势群体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以及无法采取选择性激励而组成不了实际的“利益集团”时，如果强势利益集团利用其强势地位利益追求在分配中的强势时，强势集团就可称之为特殊利益集团或“分利联盟”。而这种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经济、政治与社会过程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第四，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对立法及政治过程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但却是可以控制的。控制的方法总括起来就是麦迪逊所说的“遏制与平衡”。即一是靠政府的遏制。二是靠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当然其具体内容与手段则十分复杂。
第五，转型国家由于原有政治与法律秩序的缺失下官员主导转型过程，最容易产生权贵资本利益集团，且这种利益集团又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力量而单方面影响社会经济政治过程，对此，必须引起转型国家执政者的高度警惕，同时在必要时必须毫不犹豫予以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