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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
文_本刊记者 赵 义
大约从2009年夏天开始，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这几个新鲜词汇开始在网络上蹿红。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二代话题正式进入最高民意机构的视野，代表和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着澄清社会舆论的质疑。主要来自网络的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公共话语。
在政策层面，各级党政系统也出台或者酝酿应对之道。比如党校对富二代的培训，提高用人制度的公信力，提高经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等等。而在社会层面，“快乐男声”中富二代和评委的交锋，六成女大学生愿意嫁富二代等等这样的新闻总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中国有句古话：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抢的哲学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因此，不奇怪的是，这些词汇每一个的兴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极端的社会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富二代的飙车，基层的官位世袭现象，大学生自杀事件等。
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有时候就演变成网络上的对骂战。
毋庸讳言，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曾记否，改革开放伊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读书改变命运”是国人的宗教式信条。每一次这个信条的动摇，都折射出社会大变动的冲击。而到了今天，“读书无用论”已经远远不足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和自身命运的焦虑。
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以及全国总工会公布的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续下降22年的数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总结而言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屁股决定腰包”，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抢行业就是抢上游产业，资源垄断性产业；抢身份就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
而正是在抢的过程中，各种潜规则和壁垒暗地丛生。我们不否认明规则依然存在，不断健全的公平竞争机制保证了仍然有一部分艰苦奋斗的底层人士占到了那个决定腰包的“屁股”。但这些资源都是稀缺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建设总是赶不上潜规则滋长的速度。这些“屁股”们也日益形成自己的买卖“价格”体系。
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起点公平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条件好一点，或者承受高房价，或者承受高昂的择校费)。等到要“还债”的时候，相关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寻租大战中去。
成功的总是少数，大多数的失败者在煎熬挣扎之余，也就不能不借助网络一抒胸臆。
共识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恐怕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
古今中外的国家发展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承平和繁荣已久，社会里面行业和集团之间的固化现象势必会出现。通过构筑壁垒，坐享其成，而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日益衰微。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最让人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二代现象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穷人的上升问题。虽然二代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已经很明显，但无论是富、官还是穷，如何安身立命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问。无论何人，上面还有一个掌握最强大塑造能力的国家权力。富二代和官二代，貌似荣耀，但价值观和伦理拷问，正如烈火一般，也在炙烤着他们。
比如富二代，接班并非仅是一个家族的事情，也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走出父辈所谓财富原罪的阴影？如何学习和认识中国式的政经关系的微妙哲学？而官二代，在政治伦理和制度建设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有崭新的形象出现，而不堕入中国历史上的衙内魔咒？什么时候，民众才不会普遍地只是从一个个腐败案件中“子女”、“身边人”等词汇中才看到他们的影子？
财富总归是要回报给社会，权力终究要被圈在为民服务的笼子里。无论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穷二代，财富、权力和知识本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相互连接的纽带。仇恨只能带来恶性循环，而形成能够共享的共识是无论何种出身的人们都要面临的问题。财富和权力只能带来外在的物质的差别，但心灵上的隔阂才是真正的悲剧。转型中国需要的不是权力和资本的欢宴，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尤其是在社会性报复和泄愤事件频发的今天，不能不让人担心，这些事件会刺激不同群体之间隔阂的加深。二代们应该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让历史不在更年轻一代人身上重演。面对改革造成的断裂和隔阂，要从二代们开始实现和解。而政府的目光也就不能仅仅是着眼于“政治上可靠”这样的宏大层次，在制度透明和公平竞争方面应付出更多努力。
如今，无论贫富，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但无论有多少政治机巧和智慧，无论有多少职场谋略，改革分化后代际之间能否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会断裂，这是社会成长的重要方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检测这个国家未来活力的试金石。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是“丛林的战争”。
“富二代”凭什么接力中国？
文_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上海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采购员要结婚，董铭可操心了，他不仅把自己那辆价值140多万的保时捷凯宴拿出来，还借了6辆名车，组成一支豪华的婚车队，为新郎做足了面子。这位年仅29岁的“少帅”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那个人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帮他，我们像男方一样，我们把场面搞好，员工多有面子啊。”
董铭说要经营一家有人情味的企业，让“企业就像一个家”。
如果你觉得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错了。董铭还说：“领导者不能忘记一件事——他们的权威，是由追随者赋予的。”恩威并重，这是中国式管理的中心思想，无恩之威乃强权，董铭不喜欢。董铭从父亲手中接过浙江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掌门人之位一年多了，越来越忙，周末和节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松方式。接班了——这三个字对董铭来说，不，对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可是，不久前几番传出“富二代”在公路上狂飙名车伤人、生活穷奢极侈之类的负面新闻，使得“富二代”几乎与“纨绔子弟”划上等号。办公室设在上海的富二代组织“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刚表示，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负面称谓”，网上就迎来一片讨伐声，网友们不允许他们“换马甲”。社会对富二代的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
2007年，董铭给《第一财经日报》去了一封信，诉说“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大学毕业回来进入父亲的企业，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白头发多了……陈雪频编发了这封来信，之后100多家平媒转载，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著名电视栏目纷纷邀请董铭等“富二代”做节目，“富二代”群体粉墨登场。
那段时间，各种媒体像夺食的鹰嘴一样争相报道“富二代”，出于天然的批判性思维，记者们把挖掘“富二代”负面消息作为己任，给公众描述了一个“纨绔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们刚对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争论不休，仇富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安因素。这个靠着第一代企业家的财富而享有优厚物质生活的群体浮出水面，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心理：羡慕、妒忌、反感、厌恶……
这类社会心理并不利于导向一个良善社会。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巨大的贫富差距鸿沟。按照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经济学家们喜欢用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后于纳米比亚、伯利兹、乌克兰等国。输家太多，赢家太少——中国社会发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个群体崛起都会引来社会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体还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社会心理的危害性，当年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富二代论坛公然打出“新贵崛起”这样的主题。据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描述，当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资活动现场，他看到一些大学刚毕业或仍在读大学的富二代，拿着几千万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参与投资，一副副“富二爷”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为这群稚嫩的“富二代”担忧，设想成立组织把富二代群体中的上进分子凝聚起来，一方面帮助这群人成长，一方面引导他们回报社会。
时任《第一财经》编辑的陈雪频便是7名发起人之一，后来担任理事长的陈豪也是其中一位。陈豪善于交际，认识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关系也不错，他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地区的著名企业家。《解放日报》一位记者贡献了“接力中国”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名称。“接力”二字准确表达了富二代群体从第一代企业家接过家族企业之棒的意思；“中国”二字则承载了这一群体的抱负，他们要引领中国大陆经济继续向前迈进。
鉴于在中国大陆注册社团机构的复杂性，他们选择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并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下，然后成立“上海睿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日常运作平台，办公室设在上海苏州河畔一栋别致的小楼里。一年多来“接力中国”吸引了100多位成员，加入的不单是企业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轻创业家。“这两股力量将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未来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长陈豪说。他希望这个组织能走出像马云、郭广昌、柳传志、王石等这样的大企业家。
今年31岁的季伟特是“接力中国”监事会监事，他父亲是民营不锈钢管行业的龙头企业、上海上上不锈钢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接力中国”是“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把他们吸引过来，教育好”。有了“接力中国”，“父辈们放心多了”，他们甚至托关系介绍儿子加入这个组织。而加入“接力中国”，除了一次性8万元的会籍费，必须要有两名会员推荐，还需经过长达3~6个月严格审核。“接力中国”强调“上进性”。（南风窗）
“证明自己”的心理
之前的报道，季伟特被描写为一个可怜兮兮的富二代：在父亲底下，他“很压抑，透不过气来”，大小事务都要向父亲请示，如果自己哪一天胆敢反抗，结局也许会像王永庆的长子——被放逐在外。这种报道有挑拨父子关系之嫌，因此这次采访之前，他特别叮嘱记者不要写出他的真名。好在采访过程很愉快，他又同意“真人秀”了。
季伟特邀请记者参加了5月10日晚的一场活动，他的一位富二代朋友设宴为一位西藏活佛送行。活佛第二天就要回西藏，饭后大家到活佛设在酒店中的念经房叙别。活佛赠送佛画，信徒们双脚跪接，非常虔诚。季伟特虽然第一次与活佛相识，但他坐在活佛边上，不时和活佛交头接耳。季伟特离场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些信教的富二代对成功有一种神秘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买了设备，开了工厂，坐在办公室里，生意就来了，财富就来了，而别人却没这么幸运。他们对家族的富有，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神秘感，想从宗教中寻找答案。”
去年有一项对122位“富二代”的问卷调查，其中37%的人自称有宗教信仰，而有宗教信仰的党团员不在少数。调研报告指出，这一比例大大高于上海青年宗教信仰的总体比例，反映出“富二代”群体在生活经历、思想观念、价值模式等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个调查还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但在被问及“你的财富观是什么”的时候，有45%的受访者认为朋友是其最大的财富，另有28%的人认为精神财富是最大的财富，还有24%的人认为社会关系是最大的财富，只有3%的人认为金钱是最大的财富。
季伟特的家安在上海顶级街区——新天地。晚上9点多，新天地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时，激扬的音乐从那些被翻修得时尚奢华的石库门巷弄里传出，延续着上海滩纸醉金迷的场景。季伟特熟门熟路，带记者快速穿越热闹，找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吃冰激凌。他为自己点了一个草莓冰激凌，添加葡萄干和核桃仁。
季伟特用父亲的信用和面子借了30万元创办了一家影视公司。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开端。他想独立创业来证明自己，但他所仰仗的依然是父亲的资源。他的影视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为一些公司拍企业对外宣传片，还没有进入真正影视片投资阶段。季伟特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答道：“过去是经济中国，将来要文化中国。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国家需要影视公司拍出一批好的影视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重建社会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大、很有前景的市场。”
本来，那30万元季伟特是向父亲借的，但老爷子不给。“接力中国”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次协会请季伟特父亲来开讲座，大家发现“季伟特父亲气场大，把季伟特整个儿压下去”，“我们都有点想为季伟特打抱不平了”。季伟特不想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要通过开辟一片新天地来证明自己。父亲的阴影是季伟特最大的哀愁，但父亲百折不挠的精神却是季伟特愿意传承的一笔财富。
与作为“实践家”的父辈相比，季伟特觉得富二代受教育好，文化、品牌懂得深一点，变成“理论家”，理论指导实践，富二代要靠文化、组织和团队的力量传承家业。他的信条是：“工作要快快乐乐，钱要赚得有意义。”
季伟特还谈“名门意识”：“国外家族哪怕很败落，他会留下一句话，比如‘永不妥协’，如果后代做不到，你就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因此，季伟特觉得他和父辈有义务为后代留下家训，让后代为之骄傲。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富二代，必须给第三代留下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其中有经理人、律师、会计师、分析师等等，可以提供很完善的决策方案，保证企业稳定运行，超越“富不过三代”的紧箍咒。季伟特做的是由富而贵以及百年企业的梦想。
陈雪频评价说：“季伟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太子初掌权的滋味
芳雨中(化名)，一位具有英国留学经历的80后富二代。初中时，他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直到大学商学院毕业。芳雨中比季伟特幸运，当他向父亲开口借款500万元人民币在伦敦创业的时候，虽然老爷子无法理解为何儿子问他要钱叫“借”，但还是支持他创业。“借”与“要”，一字之差，反映了两代人的观念差距。“我爸觉得他的钱都是我的，干嘛还用借，而我觉得，我自己挣的钱才是我的。”
那是2007年夏，芳雨中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国进入父亲企业工作，而是和一批朋友在伦敦开了一家时尚家具公司，目标客户是大学刚毕业的伦敦年轻人。芳雨中只赚利润最高的研发和销售两个环节，生产环节外包给东莞家具厂。“让中国工厂痛痛快快赚生产环节的钱，”芳雨中说，“我想做一名纯粹的商人。”
2009年底，芳雨中突然告诉记者，他从英国回来了，新办公室在上海。
“英国创业失败了吗？”见到芳雨中，记者迫不及待地问。事实上，小伙子创业起步非常顺利，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伦敦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吃紧，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令他们拿到不少大单。只是，他父亲在上海新办了一家乐器工厂，希望他回来当董事长历练，准备交接班。刚回国的芳雨中一副跃跃欲试、大干快上的样子，向记者讲述品牌化经营之路。论生产能力，他父亲的企业已居全球行业老三，但一直摆脱不了代工厂命运。
从代工到品牌化经营，这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芳雨中们的使命。
“我想在中国打造一个音乐嘉年华，类似大卖场，里面卖各种各样的乐器，人们在那里欣赏乐器，欣赏音乐，同时订购乐器，把卖乐器的场所变成一个快乐天堂。”芳雨中设想，除了销售自己品牌的乐器，他还代理其他品牌的乐器，塑造一种全新的销售终端。记者提醒芳雨中，中国人的音乐修养和购买力，还不足于支撑他实现梦想，如果他非要做开山鼻祖，不得不花精力做国民音乐启蒙，比如通过办论坛，办比赛等方式推广乐器。芳雨中说有意做一个音乐布道者。
2010年4月，记者去芳雨中的工厂参观。中午，他带记者和公司中层干部在饭堂里用工作简餐。餐桌上，干部们反映保安队队长心胸狭小，保安队关系紧张，建议换队长。棘手的是，这个队长是宁波总部派来的，平时就不怎么把分公司这些中层干部放在眼里，调动他更会惊动总部，这事得芳雨中亲自拍板才行。芳雨中回话也干脆：“是谁派他来的，就叫谁把他领走。”显然这样处理会得罪父亲的部下，关系微妙。芳雨中对记者说：“我发现自己就像‘当太子’，处理与父亲部下的关系很复杂很麻烦。”
回到办公室，芳雨中更向记者描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不久前，他将总经理等一干8名骨干降职，逼迫他们辞职走人。芳雨中回来当董事长之前，父亲就招聘了总经理，并由总经理组建管理团队。上班之初，他很闲，坐在办公室里也没人过来汇报工作，就是看看文件，签签字，大权旁落。总经理没把他这个毛头小伙放在心里，还藏有私心，偷偷拿公司设备出去卖。芳雨中于是在各个部门里安插亲信，收集证据，证据到手，立即向父亲报告，召开股东大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总经理及其团队一并降职。
“太子”初掌权，他要说了算，更要维护公司的利益。芳雨中的精明、果敢令公司上下刮目相看。他自己解释说：“总经理有问题，现在不处理，等到公司做大了，再处理震动更大。”但如此伤筋动骨也令芳雨中当初的美好愿景受阻，重新招兵买马之余，很多事情不得不亲力亲为，陷在琐碎的管理细节中。“当初的梦想只能放一放了。”芳雨中无奈地说，“经营一家工厂很难，也很累。”
其实，芳雨中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公益为什么做不起来
透过以上个案，记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富二代群体：他们也有与同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父辈有钱，他们有财富传承，他们大多奔向“企业家”的方向。“在大家眼里，好像我们只是一群只会花钱的‘富二代’，听到这种议论感觉很不爽，有点难受。其实，我们有比常人更大的压力和烦恼，以及责任。”董铭说。
中国大陆富二代有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算不上“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一代，他们出生时，正是父辈开始创业之时，吃过苦。其次，由于父辈没受到好教育，出于补偿心理，他们很多人高中前后就被送到国外留学，国际视野宽广。再且，他们父辈基本上靠制造业起家，如今他们想干点不一样的事业，让父亲给钱出来投资创业。
富有即责任。人们非常关心富二代的“公共属性”，即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心怀什么样的理想。“接力中国”这个富二代组织有三大目标，一是作为一个社团，让富二代在这里交流认识，让内部人交朋友，做生意。二是，作为一个学习平台，请专家、企业家等人开课开班，为富二代成长加油。三是做公益，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探索公平贸易、社区关怀等新型公益行动。
“遗憾的是，一年多来，公益这一块没有做起来，成为我心中之痛。”“接力中国”现任秘书长陈雪频告诉记者，其实也有不少机构找过来，都要“接力中国”出钱，但富二代现在大多还没掌握财政大权，这就使得“接力中国”在公益上使不出力，也还找不到创新点。富二代现在可以“出时间，出人力，出资源”，但就是很难直接出钱，如何回应社会期待，陈雪频很头疼。
对比之下，成立稍早于“接力中国”的香港富家后代组织“百仁基金”，其做公益的理念和行动力要比“接力中国”领先一步。“百仁基金”号召会员“把公余的时间落手落脚去改善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以群体的名义来做慈善。施荣忻是“百仁基金”的一名活跃分子，他向记者介绍说，比起父辈，他们不那么忙，能拥有“公余时间”，因此就鼓励大家把公余时间拿出来，亲力亲为去做慈善，算是有机会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一群人对社会的“回献”。
“百仁基金”拥有众多“名人之子”，比如“亚洲股神”李兆基之子李家杰，霍英东之孙女霍思纬、孙子霍启刚，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之孙郑志刚，世茂地产主席许荣茂之子许世坛等等。参加“百仁基金”活动，施荣忻印象最深的是，到那些边缘社区、底层人家，“平时很少会去，还没进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就感觉这个环境就是比较差，而自己很幸福，感觉反差很大”。这些富家子弟要变成底层人的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得上的，要关心他们”。
“接力中国”已和“百仁基金”建立起合作关系，大陆富二代群体也准备向香港同胞看齐。季伟特告诉记者，如果他创办的公司盈利了，他会捐出部分钱来做基金，支持教育。换言之，当下捐不出钱来。董铭便直言，对于富二代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把企业搞好，“这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为了“把企业搞好”，董铭决定投入300万元建一栋综合楼，底下一层做新饭堂，楼上做宾馆式标间，提供给员工居住。“不断推高的房价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公，我们给工人涨的几百元月薪犹如杯水车薪。”这也算是董铭“办人情味企业”的新举动。
比起做公益，大陆富二代还有一项使命，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惯性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机制在中国一直运行，很多第一代企业家走不出这个阴影，有些甚至甘当“权贵资本家”，行走在灰色地带，令社会不安和厌恶。虽然富二代们有为自己证明的强烈动机，但大环境的阴影如此之大，他们面临挣扎和胶着。“接力中国”希望递给富二代们这样一种价值观：对自己对企业得有正气，不能向潜规则低头，法治民主的趋势是中国的根本趋势，必须展示出一身正气的精神面貌来。同时要有大视野，大情怀，不能仅仅是一个生意人或商人，要做有抱负、有目标的企业家。
这样，他们“接力”，社会才安心。
“穷二代”的胶囊联盟
文_特约记者 黎光寿 发自北京
“胶囊公寓”撕开了北京房价飞涨背景下的繁荣面纱，让人看到了大都市背后庞大密集“蚁族”的生活。随着改革进入第二个30年，中国人的穷富分野也进入了第二代。他们依托前辈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轨迹继续前行，但在追逐梦想的首都北京，有的人获得的可能是整个世界，有的人获得的可能只是一枚“胶囊”。
“穷二代”这个名词概括了那些弱势又充满希望努力拼搏的人群，“胶囊公寓”则成为他们希望改变地位前的缩影。无论言辞多好，这种仅能容纳一张床的2平方米小屋，与超过半数的房屋空置相比，无疑是财富被攫取后留给“穷二代”最形象的礼物。
黄氏胶囊有8间
“觉得那不是给人住的，我来北京，宁可住多人间的学生公寓，也不愿意住那样的屋子。没有窗户，让人窒息。那么小的地方，进屋直接脱鞋上床……长期住，对身心都不好。”沈阳姑娘庄宁说，“本来北漂一族对生活的心态就很重要，一直住那种地方，心里肯定憋屈死了。”
“胶囊公寓”位于北京海淀区六郎庄五间楼47号居民楼上，是78岁老人黄日新的发明。
首个与黄日新老人签订租房协议的山西姑娘张琪在见到记者的时候特别疲惫。“住在这里几天，我发现自己变得焦虑、狂躁和疲惫，中午到国贸办事，坐10号线到这里，感觉特别漫长。”她搬进“胶囊公寓”后，最大的愿望是能睡一个好觉，但就是睡不着。“我的身体根本没法接受，我感到特别孤独，今天特别想找人讲话。”
六郎庄在北京海淀区城乡结合部，和中关村的距离是1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一名居住在六郎庄的青年告诉记者：“我们这栋楼里，有许多在中关村卖电脑的。”
在中关村做软件工程师的谢常财的房间大约有1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500元。“我觉得挺有新意，对刚毕业处于过渡期的大学生，有一定的价值，能起到缓和作用，毕竟对于在城市里每月挣2000至3000元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拿出八九百元在城区租一个房子，显得难以承受。”他已经不是刚毕业大学生，但为了节约钱住在六郎庄。
2010年4月，记者多次来到这里，并在“胶囊公寓”体验了一晚。324房间内的“胶囊公寓”有两间，其规格为120厘米宽，220厘米长，200厘米高；328房间和332房间内的“胶囊公寓”分别有3个，宽度缩小为90厘米，长度和高度不变。房间内摆放的胶囊公寓，就像在一个方盒子里整齐摆放的火柴盒。
“胶囊公寓”很小，小到只能容纳一张床。不过，床头上还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方有一个明亮的大节能灯，灯下有4个插座和一个网线插孔，符合新生代的生活习惯。其月租金为小胶囊250元，大胶囊350元。“我的‘胶囊公寓’墙壁是用钢板和混凝土做的，具有防火、防盗和防热功能，还申请了国家专利。”黄日新老人说。
“我主要希望为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或者是在街上流浪的弱势群体建造一个安身之所。”黄日新介绍，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日本的胶囊旅馆，但日本胶囊旅馆太豪华，造价太贵，每间达到1万元人民币，每月租金也高达640美元，“我的‘胶囊公寓’研制期间的造价为一个2500元，规模化生产成本大约在1500元，月租金200元到250元，属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可承受的范围”。
北京处处是胶囊
黄日新是一个热能装置动力工程师，在其78岁的生涯中，最为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设计了北京东郊全国最大的北京华能热电站热能动力装置，二是年轻时代帮助翻译了前苏联奥运冠军的《论跑》并在中国出版，第三件事是他在1956年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的800米比赛第三名。2009年下半年以来，老人进入通过发明解决中国困境的激情中。
“小说家的作用是把问题提出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但作为科学家，就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明，为社会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政府解决目前突出的问题。”黄日新告诉记者，“在我的‘胶囊公寓’诞生前，北京已经处处都是‘胶囊公寓’，在天通苑，在唐家岭和小月河，只要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聚居的地方，就有胶囊公寓，不过他们是用木板隔成的，10平方米的房间放上3张高低铺，住上6个人”。
唐家岭的名气，是在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的调查报告《蚁族》出版后迅速形成的。唐家岭位于北京海淀区城铁十三号线上地站到西二旗站的西边，是北京的城郊结合部，原住民仅有5000人，却居住了5万外来人口，绝大部分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从这里出去的电影演员王宝强，是房客们心里的传说。
廉思调查后认为，“蚁族”是一群来自西部农村或者县城的高智商群体，其中来自农村和县城的比例分别达54.7%和20.7%，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渴望融入大城市，但没有“富二代”或“权二代”的家庭背景，只能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群居”不合法，但在北京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存在着群居的事实。在中国农科院东边的天马公寓就是聚居点之一，山西大学在北京实习的学生高源和崔鹏今年7月将毕业。他们开始住的是8人间，后来住到20人间，房租都是每月290元。“同一个宿舍的人根本就不认识，谁今天来了明天走了根本就不知道，最难受的是根本没法睡觉，贵重的东西也不敢放在身上。”他们找到黄日新，听到“胶囊公寓”已经住满人的消息后，脸上很失望。
“看了《蚁族》之后，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这些孩子都读了大学，可政府却不能为他们解决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让他们成了蚁族。他们高智、弱势、群居，很坚强，作为过来人，有必要帮助他们。”黄日新对记者说，从2009年起，他就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最开始叫“蚁族公寓”，后来听从别人建议改叫“胶囊公寓”，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黄日新说：“胶囊公寓的定位是‘流动人口的临时居留所’，本来设计的思想就是既让你住得舒服，也让你住得不舒服，住得舒服的意思是比唐家岭的上下铺和在街头流浪要舒服，开支也不高，但如果找到了工作，工资收入有改善了，住房需求提高了，就会觉得住得不舒服，自然就要搬走了。”
胶囊虽小也是家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下半年以来，北京房价以火箭般的速度上涨，在2010年3月份，北京三环内的房屋普遍进入3万元时代，而房价上涨最疯狂的通州，期房价格从每平米5000多元一直升上2万多元。房价飞速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于炒房。
买不起房逐渐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逃离北上广”正在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则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还有9.8%的人认为在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性价比”太低。
中经联盟秘书长陈云峰表示，胶囊公寓是在中国房地产价格奔5万之后产生的时代产物，“是对现在房地产政策及高房价非常绝妙的讽刺。年轻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要在这么一个连翻身都要扶墙的‘胶囊’公寓当中生活”。
黄日新介绍，他的“胶囊公寓”经过《北京青年报》报道后，被新浪乐居版的编辑发现，“胶囊公寓”才被人们广泛知道，并制作成一个模型放到新浪的展台上，成为2010年北京春季房地产交易会的焦点。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和部分国外的媒体都派出记者守候在胶囊公寓，等待着有可能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新浪网更是在胶囊公寓摆放在六郎庄3个月后，利用其巨大的网络平台，组织网友体验试住，随后产生了几位愿意最先吃螃蟹的人。
山西姑娘张琪是最早从试住状态转为租住的人，她毕业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曾经获得首届中国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山西赛区的第一名，从网上看到胶囊公寓的报道以后，就来到胶囊公寓试住，后来决定租下来。“胶囊公寓是一种概念，实际的意义在于引导社会可以这样做，但它的效果还有待检验，我觉得它的巨大作用在于挑战人类居住的生存极限，我在这里住过之后，下一步可以考虑看是否可以在大衣柜里居住了。”
租客孟小来来自甘肃，他的网名叫“黑骆驼”，最大的爱好是写诗，他自称是几家公司的顾问，长于策划。孟小来说：“当我从网上看到黄老做的胶囊公寓以后，我必须去支持他，而支持他的最好的方式是去租住他的房子。”他2010年4月10日来到六郎庄，直接就和黄日新签订了租住协议，他居住的是一个宽120厘米的胶囊。
孟小来告诉记者，他在西安原本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过去经常来北京出差。“在北京我住过朋友家，也住过浴室，也住过高档的宾馆，但始终没有家的感觉。”他说，本次到北京来也属于无奈之举，因为已经跟妻子协议离婚、净身出户了，“现在我在胶囊公寓，胶囊虽小，但我终于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来自天津的温娇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她毕业于天津一所大学的环境管理专业，今年23岁，是个自由职业者，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北京打拼，两年来一共挣到5000元，她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母亲资助。
她的梦想是唱歌，还出过一个专辑《单边爱》，发行量是2000张，“主题歌是我自己写的”。她告诉记者，她曾经去找过一些歌厅、咖啡馆做歌手，“但人家都嫌我没有经验，我很受打击”，“现在我仍然希望找到一个能唱歌的工作”。
“我以前是和朋友合租房子，一个月要花500元，太高了。我看到胶囊公寓的报道，就找过来了。”温娇说，“那天我打电话，黄老说还有一个女孩在等着租房子，让我3点半来。”“我担心最后一间房子被租出去了，所以就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这里，等了一个小时，终于租到了。”
记者看到，温娇居住的胶囊公寓属于小型的公寓，宽度大约为90厘米，床头桌上放着温娇的笔记本电脑。“平时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出去转转，买一点吃的东西回来。”她告诉记者，她每天的生活开支是25元，早上吃灌饼，中午和晚上吃盖饭。
在4月22日记者采访温娇时，“胶囊公寓”里还是充满了怪味，与两周前首次采访闻到的气味不相上下。“我平时都把门开着，让刺鼻的气味散出去，要不晚上睡觉的时候很难受。”
居住者的联盟
2010年4月22日下午4点半左右，78岁的黄日新老人在一份《关于组建“胶囊公寓联盟”的头号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由胶囊公寓的设计者、租客、网友和媒体共同组建的“中国胶囊公寓文化及产业联盟”宣告成立。
这是胶囊公寓联盟的成立仪式，没有漂亮的礼仪小姐，没有官员剪彩，也没有教授捧场。不过，现场媒体有十家左右，其中不乏美国路透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黄日新老人签字后，没有发表任何宣言，也没有谁报以热烈掌声，只有黄老不停地对媒体记者说：“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让我实现北京500万流动人口都能有个栖身之所的梦想。”
胶囊公寓联盟的发起人有黄日新，孟小来、温娇、周玉静等住客，“是中国第一个由设计者、租客和社会人士共同成立的居住联盟”。黄日新老人被推举为“胶囊公寓联盟”主席，孟小来任秘书长。在黄日新签字后，孟小来对黄日新说，“我们就是有组织的人了”，说罢，两人哈哈一乐。
“胶囊公寓现在还有很多不足，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有文化，不能仅仅只解决住的问题。”据称，该“联盟”先期将募集20万元的资金，设计新一代胶囊公寓，对胶囊公寓的不足进行改进，“现在我们计划再做50套”，孟小来说，黄日新已经付出了4万元的成本，自己也将投入1000元。“本联盟以推动并改善中国城市弱势群体的住宿条件及生存状况为宗旨。”
黄老告诉记者，现在的胶囊公寓地处城乡结合部，“我的梦想是让我的胶囊公寓从乡下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外来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本来是政府应当解决的问题，但现在政府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我这个胶囊公寓是一个公益事业，我想告诉政府，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不过，在近日北京市法制办公布的《关于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的决定(草案)》中，北京市最低租房面积不得小于10平方米，“胶囊公寓”可能成为非法建筑。黄日新老人表示：“政府规定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也好，7平方米也好，还是更小的房屋也好，不能光是出一个规定就完了，总得有个可执行的办法。”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北京市有关领导对“蚁族”聚居唐家岭产生看法，正在着手改造唐家岭，但怎样解决这些刚毕业的低收入大学生的居住问题，并没有说法。这可能将导致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只能选择更远的地方居住。而六郎庄也属于北京市2010年规划要在3年内拆迁的村庄，其村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上级要求今年就要全部拆完。” (责编/刘阳)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文_ 王大鹏
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镇长事件之后，“官二代现象”开始引起广泛关注。今年年初，一则网络传闻得到官方承认：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监察局几年前联合发文招录公务员，红头文件的名字很坦率——《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官二代”的出现已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更是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就造成往往只有当地权贵子弟才能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
“官二代”的本质
在关于“官二代”的说法中，网络上几乎是骂声一片。平心而论，官二代原本只是一个中性现象。任何行业皆有二代三代，所谓世家之谓。美国也有父子先后当总统的，比如老布什与小布什，在同一个时代当总统。但没人认为小布什当总统是靠老布什的人脉关系与政治基础当上的。
人们可能有一个误解， 28岁当上副厅级干部，23岁当上地级市的副局长，年龄显得很扎眼。邓小平23岁就是中央秘书长，25岁举行百色起义。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20多岁就在中央做大官，啥也不懂，但是干得也很好啊。就“官二代”而言，年龄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而是任命干部的方式与程序出了问题，提拔官员的方式方法出了问题。
虽然干部选拔是在公开公正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所谓的公开选拔在一些地方却成了一些人任人唯亲的遮羞布。诚然，没有人否认官二代做官不是公开选拔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实质上却又是对公开选拔程序是否公平公正的最大质疑。值得注意的是，每次类似的事情发生之后，地方政府都三缄其口，跟舆论玩起“躲猫猫”，反而使公众的兴趣更加高涨。
“官二代”的出现，并不是说官员的后代就是“官二代”。“官二代”是作为一个特定时代里特定的问题出现的，这里的关键是“官”字，如果官成了二代的前提甚至成了充要条件，使得这种正常的现象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就等于把公权变成了私人的东西而世袭，就触及了社会制度中最基本的底线。
这是因为，我国官场或公务领域的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现象相当严重，从国家一级的大机关、各政府部门，到高校、企事业单位，父子、夫妻、连襟等亲属分居上下级或同级领导岗位的现象比比皆是。现在近亲繁殖又蔓延到国家公务员的录用上，其弊端正在一一显现。如此，“官二代”这一现象可谓是近年来权力腐败现象的派生品。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官二代”产生的原因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家天下和官本位的国度，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所谓以吏为师，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对部分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利用自己手中特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并充分利用“隐性”的特权和潜规则，以多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子女发展。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安排中，由于《公务员法》的实施时间较短，配套的公务员权力限制和激励保障的法规还没有建立或不够成熟，现行的与公务员权利保障相关的制度运行相对独立与封闭，使我国公务员目前享受的福利和保障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保障”。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普遍享受的情形下，“国家保障”的稳定性虽然也有利于吸引人才，但也由此强化了人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公务员流动困难。特别是在公务员退出的外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有效疏导官员“独木桥”的拥挤现象。
另外，我国公务员的分配仍处于孤立于市场分配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因而公务员收入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实现均衡。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机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自认为工资水平偏低的官员，追求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导致部门权力寻租和部分公务员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严重违反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则，激起了民怨和社会的仇官心理。
在公务员独立分享职业稳定的“红利”时，也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公务员队伍需要稳定，公务员个体也需要获得职业发展的空间，但不能以阻断公众平等拥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践踏社会公平为代价。
消除“官二代”的途径
虽然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科举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制度创新之一，它打破门阀制度，从平民阶层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所用，是小农经济时代凝聚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得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
从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上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如美国联邦法律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它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印度等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方面，在公务员的报考上，这些国家也没有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或网开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则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回避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政府内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近亲繁殖、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
抚平社会的裂痕，一定要改变产生“官二代”的土壤和条件，在当前，消除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就是要割断公权力与市场的交易，还社会和市场一片朗朗的晴空。
小时候看印度老电影《流浪者》，里面有一句印象深刻的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相信中国的社会不会笃信官员的儿子永远是官员，平民的儿子永远是平民。温总理在北京大学与莘莘学子座谈时再一次强调“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作为公权力执掌者的公务员的选拔则应该成为最耀眼的光芒！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危险
文_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为什么穷二代富二代的分化日益严重，为什么官二代能比穷二代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为什么国家富裕了生活变好了社会矛盾却激化了？社会板结化了吗，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是否还存在，二代们真的面临一个断裂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根源造就了二代现象？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有深入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本刊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阶层流动的新通道
《南风窗》：前些年，有两篇文章曾一度风靡网络，比较早的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道出阶层差距，因为出身不同，虽是大学同学，但家庭较穷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比较适合60后70初的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命运，18年之后，他们的后代终于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我用了18年，还不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深得80后认同，因为出身的阶层不同，大学毕业后大家的生活分化越来越严重。二代的分化真的如此严重吗？近年来，很多声音批判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社会阶层严重板结化，原有的通过上大学和当兵这两个渠道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出身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难以改变，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被堵死了吗？
陆学艺：其实中国社会真正流动就是改革开放这30余年，流动通道没有被堵死，只是改变了。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目前看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十大社会阶层组成，相比以前的“两阶级一阶层”，很明显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由简单化到多元化，所以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也在改变，不是像原来上大学和当兵然后分配那么简单。
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其实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比较明显的是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3万个体工商户，1995年～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万个私企业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这也为中产阶层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产阶层。根据我们课题组测算，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每年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这都是阶层流动。穷二代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应该有很多。
《南风窗》：从统计数字上看，中产阶层确实在壮大，但中国往往存在统计数字和百姓感觉相悖的现象，目前一个普遍感觉是，中产阶层在分化，大量的中产阶层在往下掉。
陆学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目前来看，这两种趋势在一起，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南风窗》：您刚才提到中国中产阶层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23%，和我们常说的现代橄榄型社会相比，这个比例应该还很小。
陆学艺：确实，中国目前中产阶层占的比重还远远不够。任何社会，如果在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和断裂，缺乏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存在，就可能是不稳定的，容易发生混乱和冲突。就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状来说，社会政策调控的取向重点应围绕养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调控阶层利益展开。这样，阶层间的流动通道会很通畅。现在富二代、穷二代等二代的形成，说明整个社会还在分化，但只要大的方针不变，现在就只是阶段性问题，比如农民工的问题早晚会解决，农民工子女肯定不会固化为穷二代。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
《南风窗》：二代现象是现在人们讨论的一个很热的话题，出身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代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二代现象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明显的二代现象，是不是社会断裂、阶层板结造成的？
陆学艺：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社会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和社会现象，要从长周期和一个国家大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转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激烈的社会矛盾是正常的。
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在世界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曾有过。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当时的“进步运动”而被称为“进步时代”。1900年，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增加。但同时，美国社会当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政治腐败猖獗、市场秩序混乱、劳资冲突激烈、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沦丧等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显化。日本从1955年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同样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被认为是“生产为第一流，国民所得与消费为第二流，住宅等生活环境则属第三流”。拉美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后，也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南风窗》：那是不是说中国近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分化很严重是必然的？
陆学艺：社会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矛盾日益尖锐和严重的社会分化是不正常的。中国社会之所以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结构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中国在很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导向下，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与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一些适合当时发展的政策并没有随着形势发展而及时进行调整，严重侵蚀了一些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目前中国亟需推动社会改革。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
《南风窗》：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距有多大？
陆学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我们课题组经过测算得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
《南风窗》：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结构如此滞后？
陆学艺：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中国除了和其它现代国家经历过的一样，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相互作用，使转变过程中困难重重，社会矛盾多发。而且把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转型过程浓缩到了几十年中。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但社会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都还没有破题。城乡体制、地区体制、户口制度等等很多社会体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直没有变，已经完全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
《南风窗》：如果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会有什么后果？
陆学艺：美国成功的经验，日本“成功的代价”和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是很好的教材。美国及时加强了对社会领域的建设，提倡社会公正，成功地将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种种怨气、焦虑、愤怒和不安全感，转化为改革的动力。日本虽然也意识到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落实到位，日本虽然最终成为经济大国，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比如住宅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拉美国家则因为对社会建设认识不够，社会体制改革力度不足，经济起飞之后即陷入了持续衰退，社会动荡，最终成为“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包括二代问题的出现，正是社会建设没有跟上造成的。
《南风窗》：如果不及时推动社会改革，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拉美陷阱”？
陆学艺：有这个可能。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主要受两种力量驱动，一是来自市场的力量，二是来自国家的力量。根据经济发展和目前政策选择的不同，未来中国社会存在四种不同的可能。1、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政策体制调整及时，社会改革启动，那就会形成理想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经济会继续保持高增长，社会稳定。现在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二代现象也会随之消失。2、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但政策体制调整不及时，会造成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分化，出现“工”字形社会阶层结构。一旦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经济也难以保持高增长，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放大，社会必然不稳定，有极大的断裂风险。3、如果经济发展放缓，但政策体制得到调整，也会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发展，现在的社会问题也会消失。4、如果经济发展受阻，政策体制调整又没有及时跟进，社会阶层会严重分化成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两大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严重冲突，整个社会阶层存在严重的风险，现在的问题会继续激化和放大，二代现象最终会无法解决。
《南风窗》：也就是说，不管以后中国经济能否维持高增长，只要政策体制调整到位，中国社会都会稳定发展。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陆学艺：是这样的，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阶层过小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有学者指出，社会结构正在定型化，社会有“断裂”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
《南风窗》：社会体制改革启动的关键是什么？
陆学艺：中央政府的决心。改革开放到现在，一些大的决策都是中央强力推进的。社会矛盾重重，阶层板结，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等等的根源在体制，体制有问题，靠个人突破是解决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