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未来》丛书的作者集中了8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本段回目录
197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重新推出“汉译世界名著”系列，西方古典名著自始重见天日。至于现代西方思潮之介绍，则付之阙如，至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推出，局面方为之改观。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1988年共出版约70种。主事者多为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研究的人员，因而“科学方法”成为丛书高扬的旗帜，流风所被，以称引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伦）为时髦，至有“谈恋爱时如能扯几句三论，那事情基本上就成了”之说。此外，还有“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及《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未来学著作，都对当时的社会改革造成巨大的冲击。丛书的顾问中不乏当时的高层智囊，编委中还有现在担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
《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 李宝恒 译
走向未来丛书
顾问：包尊信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一谘 陈翰伯 钟沛璋 侯外庐 钱三强
主编：金观涛
副主编：陈越光 贾新民 唐若昕
编委：丁学良 王小强 王岐山 王军衔 王晓鲁 王焱 尹蓝天 乐秀成 朱嘉明 朱熹豪 刘东 刘青峰 刘溢 严家其 何维凌 张钢 阮芳赋 陈子伶 林和生 易小冶 秦晓鹰 夏小万 翁和曦 陶德荣 黄江南 黄鸣 萧功秦 梁晓燕 董秀玉 谢达骏 樊洪业 蔡大成 戴士和
80年代的书：走向未来丛书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编辑本段回目录
经济观察报：你原来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是什么机缘使得你的兴趣转移到了人文社会科学？
金观涛：机缘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青年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在自然科学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这正是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变动的大时代促使我开始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
经济观察报：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你有时间思考这些吗？
金观涛：1968年以后，北大的地下读书风气已经渐成风潮，但是在公开场合仍在搞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学习专业知识也被指责为不关心运动的“白专”。我却幸运地有一个相对好的读书和思考环境。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进了北大美术队。文革中，美术队的任务是画毛主席像和各种宣传画。画画使我们表面上在参加运动，而大部分空余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和思考。美术队的成员来自北大各个系，他们对朋友忠诚，对运动看得比较透，向往着思想自由。我在思想相对自由的美术队呆到1970年毕业前，这一阶段对我的思想变化极为重要。当时，我读完马恩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我很痛苦地开始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批判。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我断断续续把思考的结果写成哲学札记，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这份札记在美术队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以靳凡为笔名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的思考者的形象。
经济观察报：《公开的情书》1980年在《十月》上发表，影响非常大，这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中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
金观涛：其实《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青峰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后来转到中文系，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清镇中学当教员。她根据与我及其他朋友的通信创作整理成了小说。最早的手抄本是抄在红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上，所以被人称为“小红书”，以后又有油印稿在朋友间悄悄流传。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流行一个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是“失落的一代”，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公开的情书》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厂、农村的大学生们通过密切的通信保持着读书和思考，生动地展示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
经济观察报：当时条件下要保持这种近乎一天几封的通信实在不寻常。这种现象普遍吗？
金观涛：在大学生中相当普遍。1970年至1971年我常是一天收到几封厚厚的信，邮递员都很惊讶。当时，一个个圈子都是通过书信来交流思想，特别是对重要政治理论著作读后的人生启悟，它是“文革”后期青年地下读书圈子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在1967年许多公开的读书会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只是在很知己的朋友小圈子中，或座谈或通信。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塑料厂做工，青峰在贵州，我们的通信圈子有七八个朋友。1973年青峰调到郑州大学任教，我也调到郑州大学。1978年我和青峰调回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第二年，《公开的情书》刊登在杭州师范学院的民间油印刊物《我们》上，1980年1月在《十月》上公开发表。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公开的情书》提出了新时代应有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金观涛：《公开的情书》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呼声都非常尖锐。我认为，它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刚刚从一个人性、人情、特别是爱情都受到压抑的时代走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把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诚和对理想的追求等同起来。直到近几年，我们遇到不少当年读过此书、现在已是大学教师的人，谈起书中高度的理想主义热忱，仍令他们激动不已。但是，在小说公开发表时，我们的写作已经告别了文学，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超稳定结构”的提出
经济观察报：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
金观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在郑州大学期间，我和青峰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就是在那段时间构思的。我们预感到中国将迎来一个新时代，我们必须为其做思想准备。为了告别文学走向理论探索，我和青峰决定写一部作品来纪念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感情和思想的暴风骤雨，这就是《太阳岛的传说》。写作期间，正好处于1975年海城地震之后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因此作品中笼罩着的那种大地震即将来临的惶惶不安气氛，正是那时的写照。青峰和我选择了以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为背景，以一个地震预报站的三个人物写了一部长诗。写作时，我正好带学生去河南省安阳开门办学，我经常在夜阑人静之时，趁学生们都睡着，打着手电筒伏在地上写下从我心中流出来的诗句——我们睡的是地铺。而青峰则在离我300公里外的郑州家中创造情节和人物。几天后我将我写成的部分寄给她，由她把这一切综合起来。这部长诗虽然没有像《公开的情书》发表后引起那么巨大的轰动，但在我们自己看来，它更有意义，因为它记录了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巨大伤创和那个在我们心中如不死鸟般的理想。
我在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时，还发表过几篇科学论文。如1976年的《论量子力学的公理基础》就发表在《物理》杂志上。由于有科学论文发表，1977年冬我参加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大会。当时于光远要成立《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我被选中参与筹备该刊。我和青峰就这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做编辑。
经济观察报：《自然辩证法通讯》当时很活跃，在改革开改初期被誉为“中国四大天窗”之一。
金观涛：筹办这个杂志对我们是个好机会。刊物主编于光远是思想开放的前辈，他不管出刊的事，具体主管的是李宝恒，思想也很开放，对年轻人很信任。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搞所谓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将其变成一个科学启蒙的杂志。在杂志上最早介绍了计算机等现代科学前沿，很多文章倡导科学创造精神和思想自由，反对现代迷信。这种启蒙精神感召了不少青年人聚集在杂志周围。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很活跃，于光远创立了经济学“双周座谈会”，王小强、王小鲁在那里编辑了《未定稿》，林春和李银河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其中第一本叫《历史的沉思》。“历史的沉思”正是我们有关超稳定系统论文的标题。
经济观察报：你们的“超稳定系统说”最早是在哪里发表的？
金观涛：其实我们在1974年就已经有了初稿，有些朋友看过。1979年曾有朋友把论文刻成油印本，正是通过这一油印稿，我们和老包认识了。文章最早是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即将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但主编黎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将其发表出来。记得黎澍还找我和青峰到他家去谈话，他说世界上只有好文章给杂志撑台面，而不是反过来文章因发在一级刊物上有身价。1980年初，我们的长文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分两期发表了。去年年底我们去昆明座谈时，不少研究历史的朋友都提起他们记忆犹新的是《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这篇文章。文章刊出后的影响之大超出我们意料。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胡凡找到我们，要我们写成专著，这就是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写作该书约花了一年多时间，最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克服各种干扰，才于1984年出版。有人说这本书开启了中国的 “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热，特别是最早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历史和社会研究领域。
经济观察报：在这本书中你们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金观涛：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存在着两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 (封建专制特别顽固)，二是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动乱(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两个现象是分别加以研究的，没有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认为这两个现象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动乱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在其社会稳定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兴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政治极为腐败等现象，我们称这些现象是 “假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大动乱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大动乱有效地清除了腐败，使得社会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确立的只是和原来旧政治结构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会结构中去。这是因为建立新社会的各种进步积累都被大动乱破坏了。我们认为，正是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现代社会是在西方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一度比西方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
经济观察报：《兴盛与危机》出版后在社会流传很广，影响很深，因为你们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方法对人文科学的问题做量化分析，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理论模型，给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不过，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史学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曾有过两次大讨论，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初再次成为史学界的热点？
金观涛：因为“文革”期间封建主义的泛滥，所以“文革”刚刚结束，史学界就开始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事实上，人们对“文革”最惊心动魄的发现就是封建专制借革命之名还魂。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被叫得震天响，很多人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价值。但有多少人想到了，“革命”这个词在中文里古已有之，其意义恰恰是改朝换代！本来，五四以后的革命是建立在批判封建主义之上的，现在人们发现反传统本身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这就迫使人们去问为什么。海外学者似乎有一种定见，这就是把五四后的中国当代思想视为中国传统的断裂。但我们要问，既然封建主义已经被抛弃，为什么在“文革”中又会卷土重来？这说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历史进程，包括近现代史。因此“文革”后对封建主义的反思极为重要，它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前奏。与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个方面去寻究历史演变的终极原因相比，我们更注重从历史整体观上去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们更注重方法论？
金观涛：八十年代初期方法论开始盛行，甚至形成了“方法论热”。例如当时的“三论”的影响非常大，风靡一时，连文学研究也试图引入“三论”。今天有人将其归为“科学主义”，这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每一次启蒙运动都和对科学方法论的注重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成为评判道德和反传统的利器。但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的意义，远远超过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因为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在批判旧意识形态后会指向建构新意识形态。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却不是这样，它倡导深刻的反思意识，包括对科学技术自身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确实比以前深刻。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你要把系统论作为超稳定系统说的方法论基础？今天，你怎样评价你们在八十年代掀起的“三论”热呢？
金观涛：如果以西方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就是去探讨为什么现代社会最早出现在西方。西方学者早有答案，韦伯典范就是著名的例子。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对该问题的回答视为经济决定论，那么韦伯学说则属于广义的观念决定论。我之所以重视系统论，是因为不想陷于任何一种单因素决定论。在《兴盛与危机》写作和出版时，我们对韦伯学说尚不太了解，但已经意识到，不应该从一种决定论跳出来又陷入另一种决定论。到了九十年代，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接受了韦伯对西方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解释。2000年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对决定论的解构的潮流，更多人在宏大历史无意义的名义下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而我们认为，这种摇摆正是缺少正确方法论引起的。我们甚至认为，系统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因为系统论可以使我们跳出决定论局限、又不至于如后现代史学那样放弃对历史大问题的探索。事实上，我和青峰始终没有放弃三十多年前的观点和方法，不断在深入、细化相关的研究。
经济观察报：你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辩证理性的重建，今日又怎样看待该问题呢？
金观涛：辩证理性重建是我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提出的。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中，我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现代革命传统。近二十多年来，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非理性 (甚至是反理性的)的潮流正在中国和世界兴起，它引起了我内心的不安。需要说明的是，我从来不否认非理性主义哲学 (或反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当某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已陷入盲目的迷信时，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人类思想健康发展的一剂解毒药。甚至在任何一种理性的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有意识地让反理性主义作为补充，让它作为一种对我们已确定的哲学信念的怀疑，这对于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每当理性主义是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作为永不休止的怀疑精神的非理性主义必定是深刻的、富有魅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另一种人生真理。因为除此非理性主义不足以和强大的理性对抗和共存。但是，在一个理性已经沉沦，人们在一片精神废墟中无所适从的时代，非理性主义经常是肤浅的，假如把反理性主义当作人类的精神的主体更是可怕的。故在八十年代，我在进行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同时，进行当代哲学的思考，力图重建理性哲学的基础。这就有了我的三本哲学著作：1985年完成的《发展的哲学》、1986年的《整体的哲学》和1987年的《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上，其余两本则属于《走向未来》丛书。
《走向未来》丛书
经济观察报：《走向未来》丛书是什么时候开始运作的？
金观涛：我们经历了“文革”，知道“文革”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文革”结束时，大家都有这个意识，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都想做些切切实实的事。这不是几个人有这种想法，那是时代潮流。最早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找我们。此前它出版了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河主编，影响很大。他们找到我们，要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性和修养性的书。但这并非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对丛书的定位非常明确，这就是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按照中国的出版体制，青年读物是侧重知识和修养的，谁都可以搞这些，我们为什么再多搞出一套类似的东西呢？在接触的过程中，出版社也犹豫，因为我们的想法很难纳入青年读物系列，不知道如何纳入现实体制。正在这个时候，在张黎群引介下，四川人民出版社追来了，他们能接受这一思路，于是就决定在它那里出版。这是1982年的事。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叫 “走向未来”呢？
金观涛：当时湖南出了 《走向世界》丛书，它叫“走向世界”，我们就叫“走向未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分散在北京的不同单位，如何组成编委会，就要克服中国现行的出版体制的障碍。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
经济观察报：编委会的组成是怎样的？
金观涛：在组成编委会之前，北京这些人就常聚集在一起，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追求。一有机会，编委会就可以拉起来。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人。当时老包年龄最大，45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每次开会，我们都是集体讨论通过的。第一批书也是集体讨论，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1983年第一批书正在印刷时，正好赶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编委会和四川人民出版社都坚持下来。“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很短命。这样，第一批书一出来，就火了。各地争相抢购，一上市就卖光，不断再版。编委会是高度理想主义，内部不谈钱，不算经济账。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
经济观察报：那时中国兴起过“丛书热”，如华夏出版社的 “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等等，而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走向未来》丛书。
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丛书的封面很简朴，窄窄的小开本，黑白两色。我们请中央美院的年轻画家在封面上画画，封底和封面差不多，都是一些现代派的抽象画。封面上画现代画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首创。更重要的是，书的内容要求一定要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具体说，有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经济观察报：你们是不是在有意地效仿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百科全书？
金观涛：受些影响吧。我们追求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宗旨只有一个：有助于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是需要这个东西的，所以它才一下子影响那么大。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是这种启蒙的精神团结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思想界里的中青年精英。
金观涛：对，都是有启蒙理想的人。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进而成为学界名家。我们每年推出十几本，其中的许多作者或者翻译者都是今天的学界和社会精英。出书以后，出版社给我们一些活动经费，我们经常聚会，在我们中关村家里的聚会则更多了。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讨论选题，还有内部运行中的问题、协调等等。稿子都是大家共同讨论的。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团队里面，民主精神发挥得还是非常好的。
金观涛：刚开始不叫民主，叫共同的理想主义吧。气氛非常好，我们已经把老权威排除了。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做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
经济观察报：就是义工？还有这样的人？
金观涛：当时有，现在不一定有了。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如陈越光、梁晓燕、黄鸣、王军衔、蔡慕雷等。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
经济观察报：他们怎么就跑到你们的周围来了？
金观涛：就是觉得做这件事有意义。八十年代的气氛很热烈、很蓬勃。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大家都讲现实利益了。当时我们每个常务编委每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和工作人员补助20块钱。
经济观察报：在出版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干扰？
金观涛：干扰多的不得了，一会儿找挂靠单位麻烦，一会儿说丛书有问题。今天看，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很多体制障碍，没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来。例如，我们经历了多次挂靠危机。挂靠危机的出现，是由于有人质疑丛书的方向或内容，怕出现政治责任而要求解除挂靠。丛书编委会是个很活跃的圈子，大家很齐心。幸运的是，每一次都能渡过危机。丛书中有的书都卖到一百多万册，五四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才发行一万多册。《走向未来》丛书编译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物理学之道》，著作《富饶的贫穷》、《在历史表象背后》、《让科学光芒照亮自己》等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经济观察报：今天这种情景很难出现了，只有易中天、于丹这样的明星才可能。《走向未来》丛书无疑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计划出一百种，后来只出版74种。它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这套丛书可以说在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经济观察报：如今，国内几百家出版社，一年出二十多万种图书。但是正如一家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所说，现在的出版物值得图书馆收藏的比例太低了。
金观涛：出版环境不同了，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八五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这三大文化“圈子”在八十年代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经济观察报：二十年后再回望八十年代，你肯定有许多感慨。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们应该格外珍惜它。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如何评价八十年代？
金观涛：我对八十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第一次启蒙运动没有完成呢？
金观涛：表面上看，五四树立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但那纯粹是陈独秀个人的提法。陈独秀穷其一生，最潦倒的时候都坚持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他是很有远见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只确立了一面旗帜，这就是科学。我和青峰做过专门研究，例如分析当时报刊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发现两者并不对称。科学从来都是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科学的价值是五四以后没人敢怀疑的。而民主就不同，民主不仅没有科学普及，很多人对它是否定或怀疑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五四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因为它只确立了一种现代价值，这就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和民主。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说，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中国民主的进程才步履维艰呢？
金观涛：可以这样讲，所以才有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是对“文革”的否定，是对五四以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包括对整个五四以后建立的所有思想体系进行反省。
经济观察报：第二次启蒙的旗帜是什么？
金观涛：当时并没有明确讲旗帜是什么。我认为，当时主要是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五四是反传统，八十年代并不是简单地反传统。因为传统在表面上已被五四反掉了，你还反什么啊？跟五四不一样，八十年代是反思传统。反思是站在比批判更高的层面，你可以同情传统，亦可以同情反传统，但都需要将其纳入更高的思想层面。只有这样，对传统的热爱、尊重是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对反传统亦是如此)。中国人能用批判的眼光来表达对国家、对文化和这块土地的热爱，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思想解放和自由的表现。没有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做不到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不少人批评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而空”，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宏大的思想运动，持续时间不到十年。你说短短几年之内能有多少学术建树？批评它“大而空”的人，是没有看到启蒙精神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没有注意它被中断的事实。正因为思想启蒙被中断，人们才会在九十年代末忧虑学术成为没有思想的学术、今日中国面临丧失批判精神和道德的危机。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继承八十年启蒙精神，中国学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金观涛：泛泛讲别人应该做什么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自己做什么。近二十年来，我和青峰一直顺着八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一步步往前走。1993年我们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香港出版，力图重新勾勒中国近现代发展线索；2000年我们又完成《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是检视二十世纪席卷中国的革命乌托邦和中国大传统的内在联系。接着我们转入用数据库进行观念史探索，今年即将出版的《观念史研究》，则力图搞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对西方现代思想重构，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并想在史学方法论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专业性极强，但都是指向八十年代启蒙时期我们尚未想清楚的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以后，尤其到近些年，思想界的分化非常大。
金观涛：今天的思想界分歧的确非常大，光靠利益是没法整合的，光靠分思想的派系也没法整合。如果要找到一个整合点，恰恰应该是八十年代的启蒙精神。因此，认真地描述和研究八十年代，说不定可以为以后中国的共识找到出路。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丰富、见解各异的时代，大家都在为中国找出路，目标都是推进中国的开放、现代化。现在一些“左派”说，八十年代找到的出路就是呼唤经济自由主义、全盘资本主义，如果八十年代真是这样的，压根儿就不会有启蒙。“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多问题要寻求解决方案，恐怕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去，把八十年代的思想遗产挖出来。当然，那时也许我们已经老了，那是年轻一代人的工作了。想一想，《走向未来》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和老包都先后去世了，每一次都令我们不胜悲伤和感慨。
经济观察报：现在许多人没有方向感。
金观涛：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丧失方向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的问题。为了寻找今后的方向，我们不仅要恢复思想的力量，更应该在这物质泛滥的时代提倡精神。我想指出的是，反思精神和以往对精神的注重不同，反思的意思是在提倡任何一种价值时都让怀疑和批判意识与其共存。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大家呼唤现代化，提倡经济的超增长，但同时是对经济超增长保持警惕的。《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书出版的时候，就收了《增长极限》，该书讲的正是发展带来的环境、资源等大问题，主张零增长。当时这本书表面上与整个要求中国经济起飞的大潮流不合，但却极具远见，预见了今天的问题。事实上，只有深刻的反思和求真精神并存，才能做到多元思想的共存，并在此之上明确未来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中国已经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了，走回头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金观涛：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怀念以前，甚至怀念“文革”？因为历史是可以被遗忘的，社会矛盾激烈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丧失历史记忆和反思精神，人们就很容易满足那些提供片面而最简单答案的思想，这时就可能重犯历史错误。今天人类社会有这样的繁荣，其前提正是记住了过去的教训，要是有一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忘掉了，这个世界会老这么下去吗？中国社会走到今天，确实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最早是研究中国历史朝代循环的，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很可怕，不可小视。超稳定系统的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应该牢牢记取的。
“走向未来”，一群理想者的启蒙之旅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刚刚告别充满沉闷、压抑和惨烈的时代，似乎突然进入到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世界”。而倡导科学理性的这70本书，成为了新启蒙的先锋。
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韩雨亭
1985年9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天气已略有寒意，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萧功秦从上海来到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小房间，为他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撰写后记，这本书即将在“走向未来”系列丛书中出版，那晚，是他全稿修改的最后一夜。
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设在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身处于王朝贵族留下的叠石假山、曲廊亭榭、池塘花木之中。他用一种历史学家理性而又诗意的笔调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窗外不到三十公尺的地方，那座黑影幢幢的大殿，据说就是恭亲王和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北京条约》的地方，一种把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与眼前的实址联系在一起的深沉的，史诗般的历史感，浸透了我的全身。我们固然没有诞生于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有幸避免了连续好几代人的屈辱和痛苦，但另一方面，在这月光如水，风清露冷的秋夜，古藤所发出的沙沙声，仿佛要求我们去承担一种历史责任。那无疑是一种使古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这段文字充满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复杂心情，几乎可以作为那一代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状态，那是一种在经历十年浩劫后的忧伤、压抑以及激情的宣泄。”萧功秦说。
事实上，这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情感基础，要不然它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中了那么多学者，创造了那么疯狂的阅读盛宴。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家里都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从1984年至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了约70种书。它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倡导科学理性，成为了新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锋。当时，中国刚刚告别充满了沉闷、压抑和惨烈的十年“文革”，似乎突然进入到了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世界”。那种感觉有点像文艺复兴初期，社会有一种启蒙需求，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和困境？我们如何选择新的方向？又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个时代……总之，改革当时已成中国社会的共识，大家都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萧功秦说：“改革开放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希望，大家迫切地要清理历史，面向未来，历史潮流和个人愿望重合了起来”。
编辑部的故事
“走向未来丛书”发起者是金观涛，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访问研究。
最开始，湖南人民出版社找到金观涛，希望他能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和修养的书。不过，双方在丛书的定位上产生了分歧，金观涛更喜欢启蒙和思想性丛书。这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张黎群把他们介绍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双方一拍即合。之所以给这套系列丛书取名为“走向未来”，灵感来自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系列丛书，那是钟叔河主编的一套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丛书。
其实，金观涛很早就已显示出了对当时流行的教条和保守的理论体系的不屑。1981年初，他就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认、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在组建编委会前，他常与很多北京的年轻学者一起吃饭聊天，他们都有共同思想背景和人生追求，立场和价值观也都差不多。在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以此排除老权威。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改革意识和表达欲的知识群体。
“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老人压制新人的情况，青年学者在出版社出书的几率很小。他们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老学者资历深厚，但实际上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都很陈旧的。” 原《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王焱说，他当时是丛书编委之一。
如果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编委会制度，首先要突破中国出版体制。他们跟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一个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同时又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作为编委会挂靠单位，扮演负政治责任的管理机构角色，为编委会获得合法地位。
编委会很快组成，那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阵容庞大的学者群体，当时的年轻人如今大多都已是各个学科或行业的精英。
“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王焱常去参加会议，记忆中去得最多的就是在北京西四的一个胡同。因为家在上海，萧功秦没有参加过任何编务会议，编委身份只是一个挂名。
跟体制内出版社的编委会不一样，“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相对民主，每本书稿，都是通过开会集体讨论通过的。每一批书都是如此，即便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
每次出书后，出版社都会给编委会一部分活动经费，大家就拿着这笔钱四处聚会，最多的是在金观涛位于中关村的家里。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讨论选题，以及内部运行中的问题。
第一批丛书出版面市后受到空前欢迎，各地争相抢购，只能不停再版。为什么这么畅销呢？这其实跟“走向未来丛书”的改革创新有极大关系。它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小开本，封面简朴，黑白两色，请的是中央美院年轻画家戴士和画的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现代派抽象画。而书本身的内容则要求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总的来说有几个硬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结合中国改革实际。
理想主义的激情
这套丛书打开了中国少年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开始从蒙昧的少年，变成了能用自己的观点、方法思考问题并寻找答案的年轻人。这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渴望，又恰恰为80年代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色彩延伸到了丛书编委会内部。在编委会，大家基本不谈钱，也不算经济账，社会改革充满了期待和热情。这个富有朝气的群体，差不多都三十多岁左右，有的甚至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和热情，如陈越光、梁晓燕、黄鸣、王军衔、蔡慕雷等。有的甚至放弃了已有工作，来为丛书编委做事，主要是帮助整理稿件、做记录、组织活动等，开始丛书上还没他们的名字，后来才慢慢成了骨干。当时，每个常务编委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和工作人员补助20块钱。
因为在《读书》杂志工作的关系，王焱认识了很多年轻作者。有些作者写了不错的文稿，却根本找不到出版社，见到这种情况，王焱一般就会引荐给“走向未来”编委会。《人的现代化》就是南开大学研究生殷陆君编译的一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写的。没想到，殷陆君只完成了草稿就留学美国，王焱花了很大功夫才编辑完成。
站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角度，“走向未来”编委会制度算是新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雏形。如金观涛与妻子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都创造了市场奇迹，印数不到三个月就跃至二十几万。不过，尽管出版了这么多的畅销书，但编委会却没直接分享经济效益。金观涛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
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理想主义。萧功秦之所以写出《儒家文化的困境》，就是因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顽疾。他原本研究元代历史的，后来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兴趣。经过研究历史材料，他发觉中国专制主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压抑和封闭，是中国社会在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能力的根本原因，包括官绅阶层，对西方认识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萧功秦在他的书的序言中似乎故意引用了洋枪队长戈登给母亲信中的这句话，来激发读者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其实，对于刚从文化大革命阴影走出来中国而言，这种反省实在很必要。他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梳理了中国近代化失败的文化原因。这本书被认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摆脱了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从文化视角而反思中国近代化悲剧性失败的学术作品。
这本书获得的反响超过了作者的想象，印刷竟也达到了十万册。《儒家文化的困境》出版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各地高校都邀请萧功秦做学术演讲。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原本只能容纳300人的演讲厅，结果却达到了500多人。那时，凡是在海报上印有“走向未来”丛书撰稿人，就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可能就是因“走向未来”丛书太有影响力的缘故，所以在出版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干扰。“今天看，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很多体制障碍，没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来。”金观涛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转型与分野
“走向未来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成为了学界和社会精英。
但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开始多元化，各种思想和丛书都涌现了出来。如华夏出版社的 “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
在这些丛书系列中，影响最大的有两套丛书，一个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另外一套影响较大则是李盛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这种分流多少影响了“走向未来”的前景，年轻学者也已能很轻松获得出版机会，到了1980年代末期，丛书早已处于停顿状态。萧功秦认为这样的结局说明丛书：“作为启蒙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989年5月，王焱还参加了的编委会议，因为，大家又准备出一本《走向未来》的杂志，但这本杂志只出版了几期。在他看来，中国读者眼界已经打开，编译性书稿难以满足要求。进入90年代，思想启蒙嘎然而止。中国开始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变成了务实的经济社会。90年代后期，思想界又重新分化，公平、自由、秩序；新左派、自由派，新保守主义……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成员，也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命运不同，有人走向政坛，有人投身商界，还有坚守学术高堂。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等先后去世了。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离开大陆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前不久被台湾政治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唐若昕仕途则略显曲折，曾担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委副主任等政府要职，后又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但今年因涉及一桩合同诈骗案被免职。丁学良还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他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小鲁担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强是香港中信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王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尹蓝天当过“中农信”副总裁，但后因中农信涉案，他被判了十六年徒刑……
从这个角度看，丛书的编委们就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他们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而他们本人也从一个小小编辑部出发，走出了各自的人生和命运。
走向未来的人
所谓开放，并不仅仅是国门边境之开，更在于心态的开放，眼量的开放，思维的开放，风气的开放。中国不乏开放的时代，汉唐盛世，宋元海航，都是开的先例。但自150年前，中国五口通商，则是被迫之开，这种强迫而来的开放，从抵制到顺从，再到抵制，中间夹杂着百年来民族主义和制度格局的起起落落，而1978年之开，则是这个国家，又一次选择了主动之开，由此带来了中国制度之变，衣冠之变，面貌之变，精神之变。
但在国家的主动选择的前前后后，从上层到下层，从学界到民间，从官员的求变革，到学界的求路径，直至小人物的求生存求自由，一群群的人上下呼应、承前启后，一次次推动了国门和头脑一点点打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先于改革，改革推动了开放，而门窗一旦打开，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再也挡不住了。
80年代中国最前沿的思考：《走向未来丛书》编辑本段回目录
凤凰卫视2012年12月10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有强烈的启蒙需求，人民在思考，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产生了什么困境，我们如何选择新的方向。在这种情势下“文化热”应运而生，在当年中国出现了三大民间文化机构，成为引领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思想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就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发起者是金观涛，他如今在内地已不为人所熟知，但是在八十年代，金观涛这个名字，可以说在文化思想界赫赫有名，甚至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进入了普通大众的视野。金观涛原来是中科院的研究员，早已对国内的教条和饱受理论体系感到不屑，后来他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拍即合，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金观涛组建的编委会汇集了一批年轻学者，差不多当时都是三十多岁左右，有的甚至是大学刚刚毕业，他们充满理想和热情，有着强烈的改革意识和表达欲。时至今日编委会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各个学科或者行业的精英。
1984年第一批丛书面市，这批丛书不但受到各地争相地抢购，而且不断地再版重印。短短五年间，丛书刊出了大约70种，这些书都是薄薄的能放进口袋的读物。在选题上，编委强调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结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强调科学主义，贴近现实和面向大众的普及。
这套丛书中理论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而丛书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的未来主义著作，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过在当时一些学者对于“走向未来”这套丛书的路数还是有微词的。
这些学者认为“走向未来”的编委会与当时的官方改革派关系很近，他们想影响政策，老是在和官方辩论，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而且由于便重现实功用和普及性，丛书后来逐渐出现了粗制滥造的现象，也影响了它的影响力，但是无可否认是“走向未来”曾经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也许是一种宿命，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金观涛夫妇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从事学术交流，留居香港。
风靡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也于同年解散了。
鲁毅：思想的闪电——记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编辑本段回目录
金观涛教授，2008年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研究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受邀到台湾政治大学任讲座教授，并移居台北。现在和他的夫人，也是长期的合作者刘青峰一起从事大历史写作，以及数位人文研究。
20多年前，这两位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震撼了学术界，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文化反思。这两位学者堪称中文学术界的“传奇夫妻”。金观涛和刘青峰从科学走向人文，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把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用到文化研究上，他们希望给中国提供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他们在1980年发表了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出版了专著《兴盛与危机》。超稳定结构假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王朝更替，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体的两面。中国文化是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套意识形态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所以中国汉代独尊儒学，到了清代康有为变法还是尊儒。儒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对中国大一统提供了一个蓝图，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静态延续的，一直改朝换代，可是因为道德意识形态是一个模板，当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它又可以修复。所以，封建皇朝更替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束缚在原有轨道上，这与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这个论述提出时，给“文革”后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引起许多学术上的争议。经过这些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加强了古代史研究，把古代和近现代放在一起，越发觉得这个“超稳定系统”理论很有说服力。
金观涛教授近期在国内出版了《系统的哲学》、《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等书，并且在中国美术学院担任南山讲座教授，为博士生教授“中国思想史”的课程，至今已是6个学年。201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观念史研究》，这本书力图搞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对西方现代思想重构，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并想在史学方法论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专业性极强，但都是指向80年代启蒙时期尚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980年代，金观涛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主编，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学、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化几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后来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先声。丛书从1983年开始，至1989年，每年一批，先后共出版了84种，它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学者。这套丛书极大地影响了成长于1980年代的青年人，由于其向世界向未来的开阔视野与关于思想开放的开创探寻，丛书的意义值得重温。
早年经历以及思想准备
金观涛的父亲是杭州大学化学系教授，也许是受了他的影响，在中学时期，金观涛的整个兴趣都在自然科学上，把追求科学真理作为自己人生目标。1966年，“文革”开始时，金观涛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越来越左的气氛在他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也因为此，他被作为白专典型受到同班同学批判，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当时，北大已经出现了一股地下读书风气。金认为其原因是对“文革”的困惑，要质疑“文革”，其前提是恢复对思想的信心，这并不那么容易。当时根本找不到出路。也没有任何老师可以请教和询问。老师辈在“文革”中的软弱，给金观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开始，他曾重读《资本论》，并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思唯物史观。读完马恩全集后，在黑格尔哲学中差不多停留了近一年时间，被黑格尔哲学的深刻和宏大所迷住。在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他全部哲学信念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金观涛发现黑格尔辨证法的自我矛盾，建立在自我矛盾之上的哲学思考什么结论都可以推出来。这次危机使他重新回到科学中寻找哲学的基础，最后，金观涛找到了《控制论》。一次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谈到《控制论》中反馈原理远比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实践－理论－实践”深入，他的朋友希望他高度重视这一看法。于是金开始用系统论来建构哲学基础。
对金观涛说来，系统论重要的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门具体学科有关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他把它看做使哲学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武器并开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批判。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金断断续续把思考的结果写成哲学札记，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
与刘青峰的认识带有某种传奇性。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但大学的时候互相并不认识。1970年金被分到杭州当工人，刘分到贵州的一个县城中学做老师。之前金观涛写的关于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笔记在朋友们之间传开，后来传到刘青峰手上，他们便由此开始通信。一天一封厚厚的信，谈的都是人生经验和思想追求，这些书信后来成为刘青峰《公开的情书》的主要材料。
二人于1971年年底结婚。1973年刘被调到河南郑州大学，1974年金也从杭州调到那里。婚后不久，他们开始为启蒙做思想准备，写了《兴盛与危机》一书的研究提纲。二人共同研究、共同讨论，至今出书仍是如此。
“文革”后期，夫妇二人就经常和朋友交流，意识到中国将发生伟大的变革，也在思考他们自身如何投入到这场变革中。作为学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改变人们的思想。1978年金观涛和刘青峰调到中国科学院，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当编辑。这个刊物的主编是于光远，实际主持的主编是李宝恒，从上海调来。几个人在一开始就决定不搞所谓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将其变成一个科学启蒙的杂志。
早在1974年，“超稳定系统说”就已经有了初稿。 1980年初，二人的长篇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分两期发表了。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胡凡找到他们并请求写成专著，就是后来的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该书出版过程十分曲折，最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克服各种干扰，才于1984年出版。有人说这本书开启了中国的“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热，特别是最早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历史和社会研究领域。
1980年代初期“三论”的影响非常大，连文学研究也试图引入“三论”。今天有人将其归为“科学主义”，这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每一次启蒙运动都高举科学旗帜，重新审视一切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成为评判道德和反传统的利器。但80年代的“三论热”的意义，远远超过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在批判旧意识形态后会指向建构新意识形态。80年代的“三论热”却不是这样，它倡导深刻的反思意识，包括对科学技术自身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启蒙运动比以前深刻。
此外，系统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系统论使人们跳出决定论和常识理性的局限。而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常识理性之上的，在80年代启蒙运动中，金观涛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现代革命传统，而继承系统论的遗产有助于做到这一点。他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称之为辩证理性重建。80年代，在进行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研究的同时，金观涛还进行哲学的思考。1985年完成的《发展的哲学》、1986年的《整体的哲学》和1987年的《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上，其余两本则属于《走向未来》丛书。
“走向未来丛书”
金观涛夫妇开始编辑出版“走向未来丛书”之前，当时整个民族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同时代人纷纷估计中国的政局即将大动荡，有人还认为会发生战争。金观涛也感到时代正在召唤着他的儿女，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即将出现，中华民族即将开始在她近代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时代。果然，1976年后，这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文革”结束后，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年轻人更是兴奋莫名。金观涛常出席各种讨论会，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很活跃，于光远创立了经济学“双周座谈会”， 主要是讨论中国改革问题，王小强、王小鲁在那里编辑了《未定稿》，林春和李银河搞了一个“青年文稿”， 这种启蒙精神以及各式各样的学术活动感召了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追求的青年学者。会上可以遇到经济学及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这些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在会中结识会下深谈。《自然辩证法通讯》也是个活跃的刊物，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通过这些会议和刊物，有共同理想的年轻学人组织到一块，为后来创办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集结了队伍。当时他们还定了一个原则，编委年龄以包遵信为界，他当年是45岁，比金观涛大10岁，以包的年龄为上限，基本都是年轻人，有科学院的贾新民、樊洪业，社科院的唐若昕，农研室的王岐山，中国妇女杂志的陈越光等。
丛书名称的敲定则是因为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该套丛书所收的是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亲往西方进行接触和交流的记录。这些记录是中国人第一次睁眼考察现代文明，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开始。最早，因出版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的《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希望由他们编丛书，和“走向世界”相对应，取名为“走向未来”。 后来湖南人民出版社不敢出，才转到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时出版控制得很严，没有通过出版社的三审，任何书都不可能出版。因为丛书的编委会是体制外的，没有终审权，那么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呢？编丛书需要两个前提，一是青年学者为启蒙事业聚集起来，二是寻找挂靠单位。当时，他们建立了社外编委会，并通过挂靠某个行政单位获得终审权。整个1980年代的丛书热都基于社外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合作。这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发明，后被各种丛书采用。
第一个挂靠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少年研究所。当时，唐若昕在这个所工作，他介绍并安排“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成员们与青少年所的副所长钟沛璋面谈。钟沛璋是老干部，他单刀直入地问这些年轻人要干什么？金说，他们要像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样，办丛书实现启蒙，钟沛璋一听眼睛就亮了。青少所另一位领导人叫张黎群，他曾在四川工作过，后来这套书在四川出版，与他很有关系。有了钟沛璋和张黎群的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得以挂靠青少所，有了一个负政治责任的管理机构，就可以与出版社谈判了。谈判时，编委会要求有组稿权和终审权，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意了。这一决定相当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出版体制不允许社外编委会决定出书，更不能异地编书出书。当然如果没有青少所作为挂靠单位，他们也不敢同意。
丛书的出版过程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当时碰到了各种压力、干扰。除了被冠上“自由化”名头外，主要是来自于体制内的压力，即不让编委会挂靠。这次挂靠解决以后，整套丛书依然在不断的挂靠危机中度过的。当钟沛璋、张黎群一离开青少所，青少年所就开始害怕，解除社外编委的挂靠。这时，编委会不得不寻找新的挂靠单位。这相当不容易，因为大多数单位都不愿负此责任。这件事也让金观涛他们认识到：推动思想解放浪潮，必须作出制度创新。而当时能够突破困难，成功出版丛书，当然也不是光靠学者努力，更多的是社会的支持。事实上，1980年代启蒙运动的展开，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各种苦难和乌托邦幻灭后的一次大反思，这种历史性的反思绝不是仅仅靠知识分子和学者就能促成的。金观涛等人在办走向未来丛书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并把这种感受写在丛书的总序言里。他们想到了培根所说的伟大复兴，并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未被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中国需要新思想，需要用启蒙运动来改造社会。直到今天金观涛仍然认为中国启蒙运动尚未完成，否则只有经济的发展，不会有政治改革跟人文价值的重建。
编委会一边忙于解决挂靠和出版社问题，一边开始运作。他们编委会的体制健全，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还有会计。他们制作工作简报，有严格的组稿、审稿制度。丛书审稿、编书过程，跟体制内出版社完全不一样。“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相当民主，每本书稿，都是通过开会集体讨论通过的，即便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而且，不断地有新的优秀的年轻人介绍进来。整个编委会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这也是整个80年代的气氛。在编委会，大家基本不谈钱，也不算经济账。这是个富有朝气的群体，差不多都三十多岁左右，有的甚至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甚至放弃了已有工作，满腔热忱地为丛书做事。开始丛书上还没他们的名字，后来慢慢成了骨干，当了编委，如王军衔、梁晓燕都是例子。
丛书出版后受到空前欢迎，各地争相抢购。当时书在四川一推出，把书店的柜台都给挤翻了。走向未来丛书封面简朴，采用黑白两色现代画，小开本，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这都成为了吸引青年人的地方。第一批书包括了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像背后》，是《兴盛与危机》的简写本。有刘青峰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这是探讨中国科技落后原因的。还有《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等书，其印数不到三个月就跃至二十几万。有的书甚至卖到一百多万册。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从这套“走向未来丛书”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内地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甚至各种边缘学科。实际上，这是因为编委会想给读者提供一个基于最新科学成果之上的哲学思考，以及多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有新思想，提供的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总的来说，丛书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既翻译西方的著作，也有中国学者原创的著作。有的还结合中国改革实际。这套丛书追求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旨在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
反思与寄望
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望，所有为 “走向未来丛书”奉献力量的人都很珍惜那段日子，为在青年时代有幸参与中国这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而自傲。
启蒙运动作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必经之途，存在着两个目标，一是引进现代普世价值，作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二是在重新审视一切价值的前提下，反思传统，处理好传统终极关怀和普世价值的关系。西方的启蒙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苏格兰启蒙，另一种是启蒙与反传统共存的法国式启蒙。就如何完成上述双重目标，这两种启蒙运动的方式和进程是不同的，法国式启蒙运动对传统的处理不如苏格兰启蒙运动。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启蒙，第一次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引进现代普世价值，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就是80年代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第一次启蒙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法国式的。其之所以没有完成，必须从它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其实，早在五四之前，中国在西方冲击下接受现代普世价值的过程已经开始。就在清廷实施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后这十五年间，因实行把中国的儒家伦理跟理性分开的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儒家伦理退到家族内部。这时，传统道德被认为是私德，在公共领域，必须引进现代普世价值，如人权和公德，其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建立现代社会，普世价值仅仅停留在家族以外的公共领域是不够的，这时个人自主性亦是不完整的。即使如此，对现代普世价值的学习仍产生了巨大的进步。如中国当时学习西方宪政，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经历了第一次现代化的高潮。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如社会中层上移，社会整合解体。社会整合危机使得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被否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背景。
正因为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普世的现代价值才能进入到家族内部，中国出现全盘反传统主义和思想大解放，科学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从此，个人从家长制和传统有机体中解放出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但是，从思维模式上讲，中西二分二元论实现了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其结构是现代的。否定二元论结果是回到传统的一元论，中国在全面学习普世价值同时发生传统思维模式对普世价值的重构，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价值，并用它们建立了新道德意识形态。五四后是新道德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故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而19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是力图实现第一次启蒙未竟的事业，对道德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并把人从道德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仍然没有解决现代普世价值和中国式现代观念及终极关怀关系问题。
金观涛和刘青峰持续至今的研究工作可说是80年代启蒙精神的承继。在“文革”中，夫妇二人就把反思中国社会和文化作为毕生的事业，也是他们学术探讨中永恒的问题。80年代他们把学术思考跟启蒙结合。启蒙中断了以后，思考并没有中断，他们仍继续有关超稳定系统的研究。三十多年来，他们已写了有关超稳定系统的三部著作，但这个思想探索过程对他们来说还远远没有完成。近二十年来，二人其实是顺着80年代提出的问题一步步往前走。1993年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香港出版，力图重新勾勒中国近现代发展线索；2000年又完成《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接着转入用数据库进行观念史探索，201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这本书力图搞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对西方现代思想重构，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并想在史学方法论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专业性极强，但都是指向80年代启蒙时期尚未厘清的大问题。
中国这个伟大的民族，它的现代化和转型一定需要思想的巨变，需要对传统的再思考，需要有责任感的人来一起探索，中国应该经历跟西方一样的转型，并产生伟大的思想。正如金观涛所说：“我总觉得，回忆过去还是等更老一点时候再做吧，我们这一代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回答。”金观涛相信未竟的事业会最终兴起完成，并一直在努力，但同时他也对更多后来者们充满寄望：启蒙运动需要一代新人，需要充沛的精力，已不应当老一代人来推动了。
张黎群与《走向未来》编辑本段回目录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和读书人，大都忘不了获得新知开眼界的《走向未来》丛书，但是不一定都知道张黎群。
张黎群是《中国青年报》初创时期的社长兼总编辑。1957年反右潮起，悬剑眼看着就要在他的头上落下，而了解并信任他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力挽狂澜，执意“刀下留人”。网开一面之后，张黎群被下放到陕北，任米脂县县委副书记。不久又回到家乡四川，在李井泉主政的中共西南局任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调他出川协助科学家钱三强主持浙江大学校务，任校党委第二书记。时间不长，奉胡耀邦和胡乔木之命，他再度进京，担任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平生熟悉与热爱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资历深广而且思维敏锐，爱惜人才又和科学界、理论界、教育界人脉亲近，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张黎群晚年出山自然有其优势并肩负重要使命。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余波未平，上世纪7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重新推出“汉译世界名著”系列，西方古典学术名著冠冕堂皇地在中华大地重见天日；中外文学名著也洛阳纸贵。但原本空白的关于西方现代思潮与学术的系统引进，则由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的面世开了新河。“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时间，这两套丛书成为国内知识界和青年启蒙的思想双翼。
《走向未来》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出版物尚属面目呆板单调的当时，32开异性本的开本十分新颖抢眼，黑白对比的封面设计，以及内文又多配了冲击力很强的抽象插图和硬笔速写，甫一出炉便风行天下，5年间共出书70余种，几乎每一种都再版重印。书的作者大多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史研究的专家或新锐。“科学方法”是丛书标榜与高扬的旗帜。诸如《人的发现》、《人的现代化》、《看不见的手》、《儒家文化的困境》、《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等等，生动又及时地迎合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尊重知识的时代主题。流风所被，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以称引“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为新潮和时尚。丛书还渐次介绍了《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未来学、社会学著作，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变革。
作于1983年6月的“编者献辞”这么说———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编委有董秀玉、王歧山、唐若昕等人；顾问有科学家钱三强、严济慈，学者和出版家侯外庐、陈翰伯，还有张黎群、杜润生、钟沛璋。圈内人都知道张黎群是这套丛书的“始作佣者”。钟沛璋是张黎群开初主政《中国青年报》的大将，反右落难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又一度担任过青少年研究所的副所长。而丛书的副主编唐若昕是文学家唐弢的儿子，这时又是青少年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这就不难看出《走向未来》丛书与青少年研究所的关系。而丛书的创意与策划，得到了高层的支持；选择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当然也与张黎群有关。
张黎群创办青少年研究所，在擘画和运筹《走向未来》丛书的同时，还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并出任会长。他在抗战初期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到延安去，先在陕北公学学习，随后又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青委工作，“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济南解放后他任团市委书记。上述简历，使他一生具有浓厚的团组织和青运史情结。这时，他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原社长、也是他从事青委工作的老战友朱语今一道，还担纲编写《中国青年运动史》。为此，青少年研究所专门成立了青运史研究室。我是1982年原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的毕业生，当时和同学徐海法合作写了《中国学生运动史话》一书。收到我的信，恰巧在武汉调研的张黎群所长又听了武汉市长黎智（闻一多的侄子，老资格的青年运动工作者）对我们的介绍，回到北京后，张黎群便通过青运史研究室主任罗征敬来信约我去参编《中国青年运动史》。
1982年底我到京之后，很快就见到了风度翩翩而南人北相的张黎群所长。得力于时任河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于友先老师的推荐，《中国学生运动史话》被该社理论编辑室纳入出版计划。编辑部主任郭兆麟到北京组稿时，特地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张黎群的故事。我在整理有关专题资料的同时，张黎群还直接布置我写过一篇叙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文章。这期间，我经历了他和唐若昕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诸人聚谈的场景。
但是，一生坎坷的张黎群这时的工作和事业也不顺遂，《中国青年运动史》并没有按计划编出，青少年研究所也分拆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他则被调到中央纪委教育室任主任。中纪委教育室又挂党风党纪研究所的牌子。这么一来，原本拟出百种的《走向未来》丛书，到1986年前后共出版了70余种而告终。中国知识界认识并引进西方现代思想与学术著作的工作转入新阶段。张黎群晚年仍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包括青少年犯罪研究在内的等关心下一代的事业，并集中精力领衔写作《胡耀邦传》，但已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1998年，我作为省直机关扶贫工作队驻豫南新县的牵头人，和中央纪委的邱陇等人同在县委工作，偶尔问到张黎群，大家的记忆已很淡了。张黎群是2003年春天“非典”中去世的，隔了一个年头，我才从钱江发表的怀念文字里得知。
张黎群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生前在上海出过回忆录《一本未写完的书》。《胡耀邦传》上卷的出版他未及看到。而我手头还存了一册他和朱语今、何启君三人合写的《红岩生活漫忆》，是歌颂周恩来并记述他们自己的青年时代的小故事。薄而轻盈却很斯文的一卷书，重庆出版社出版。后来我不搞党史了，读到范用的小书《我爱穆源》，我的读后感是———干文化和搞革命都有真人和真感情，但古今一律，大雅终难容于流俗。（题签：吴瑾）
◎何频，学者，现居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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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丛书热”编辑本段回目录
梁：中国上世纪80年代，兴起过一次“文化丛书热”，至今在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诸如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等等，不一而足。而推出最早、品种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最近，几位朋友都和我谈起这套书。胡发云说，“想起80年代中后期，我去北京，朋友一见面就向我推荐这一套书，于是到几家书店搜寻，得到的第一本我至今还记得——《增长的极限》，其后又陆续找到一些，《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富饶的贫困》、《画布上的创造》等等……小小的，窄窄的，黑白两色的封面。它的简朴，恰恰透出了一种自信和大气。可以说，这是当时启蒙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套书。这套书的一部分，至今在我的书柜中，与现今那些阔大华丽的印刷物相比，它依然熠熠生辉！”赵诚说，“80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启蒙一代人的文化丛书，她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这套丛书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毕：我当年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热心读者。从1984年开始，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前后买过几十本。不论是《激动人心的年代》、《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等中国学者的创作，还是《看不见的手》、《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译著，读后都有茅塞顿开之感。借用电视流行的说法，那是思想的盛宴，那是学术的殿堂。回过头看，我不能不惊叹编委会百科全书式的气魄。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宗旨只有一个：有助于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当今中年以上学业有成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读过其中的几种。
梁：这些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编委会主导。他们先策划组织一批书稿，然后与出版社联系出书。有的丛书，出版社人员参加了编委会，有的仅仅作为责任编辑。像这样由知识界人士以自由结合的方式组成编委会，启动了新文化的建设。这些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进而成为学界名家。
毕：当然，也有人批评这套丛书里有一部分选题做得不够规范。对外国思想家的著作，有的是编译，有的是缩写，把大部头原著压缩成了小册子。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现在如果采取同样的做法，可能就行不通了。虽然当时参与此书的一些青年学者在学术上还不成熟，但他们的热情确实影响了很多人。
梁：尽管有缺点，但主流还是辉煌的，而且很难复制。如今，国内几百家出版社，一年出二十多万种图书。其中真正具有原创性，能够给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新鲜思想的书籍，恐怕还赶不上这一套丛书。前几天有一家大学图书馆的朋友还感慨，现在的出版物，值得图书馆收藏的比例太低了。
毕：出版环境不同了。现在，同样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也不可能让“走向未来丛书”再世。那是一个气氛宽松的特殊年代。
梁：阅读的环境也不同了。当年，这些丛书主要是个人购买，大学生、研究生是主要的读者群。我们当年上学，节衣缩食也要买书。现在的大学生，教科书以外的书读得很少，买得更少，下饭馆舍得花钱，买书舍不得花钱。究其原因，一来是校园流行实用主义，缺少追求真理的气氛；二来课程太多，缺少自主阅读时间。中国的大学，课堂授课越来越多。政治课是刚性的，外语课是刚性的，专业课也是刚性的，都不能不修。不但上午、下午排了课，连晚上也要去听课，拿学分。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校长的偏好，居然把高等数学也列为必修课，不及格不发文凭。理工科学生修高等数学是必要的，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专业的学生修高等数学也是应当的，但中文、历史、外语、艺术等专业的学生，应当有不修高等数学的自由。有一些学生，就是因为理科薄弱，才选择的文史专业。硬让他们学高等数学，没有兴趣，真是苦不堪言。教师建议将高等数学改成选修课，校长都不答应。一所大学能开多少门选修课，和这个大学的学术水平成正比。选修课越多的大学，学术气氛越浓。依赖必修课强制学生接受灌输，哪里还谈得上学术自由。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走向未来丛书”再世，在大学师生里也找不到几个知音了。
1984年出版： ********************************************************************* |
“走向世界丛书”书目 |
“走向世界丛书”是8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套湘版书，先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出版，主编者均为钟叔河先生。湖南人民出版社原计划出版60种，实际出版了27种共20册，出版年限为1980年~1983年；岳麓书社出版了38种共10册，其中7种未列入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分别是斌椿《诗草》、林汝耀《苏格兰游学指南》、张斯东《使东诗录》、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及梁启超《汗漫录》、《梁卓如先生澳洲游记》，出版年限为1985年~1986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册，书目如下： 1980年，3册： 欧洲十一国游记 康有为著 156页 9千册 欧游杂录 徐建寅著 137页 7.9千册 环游地球新录 李圭著 162页 7.1千册 1981年，12册： 航海述奇 张德彝著 151页 7.8千册 欧美环游记 (再述奇) 张德彝著 241页 21.3千册 英轺私记 刘锡鸿著 211页 20.3千册 日本杂事诗广注 黄遵宪著 242页 15千册 西洋杂志 黎庶昌著 244页 18.3千册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钱单士厘著 242页 10千册 新大陆游记（一） 梁启超著 180页 10千册 乘槎笔记/海录 斌椿/谢清高著 128页 10千册 出使四国日记 薛福成著 287页 7.7千册 使西日记/使德日记曾纪泽/李凤苞著 63+？页 7.8千册 初使泰西记 志刚著 147页 8.1千册 西学东渐记 容闳著 146页 7.9千册 1982年，4册： 漫游随录/扶桑游记 王韬著 315页 19.8千册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蔡尔康著 260页 19.8千册 出使九国日记 戴鸿慈著 272页 19.5千册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张德彝著 305页 18.8千册 1983年，1册： 早期日本游记五种 罗森等著 276页 12.2千册 岳麓书社出版的10册，书目如下： 1985年，8册： 西海纪游草/乘槎笔记。诗/初使泰西记/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 813页 10千册 西学东渐记/游美洲日记/随使法国记/苏格兰游学指南 712页 10千册 日本日记/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扶桑游记/日本杂事诗广注 813页 10千册 伦敦与巴黎日记 郭嵩焘著 1022页？千册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曾纪泽著 1080页 9.7千册 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 813页 10千册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薛福成著 1000页 10千册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932页 9.9千册 1986年，2册： 英轺私记/随使英俄记 891页？千册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出使九国日记/考察政治日记 704页 1千册 以上书目参考了《湘版书目1951~1990》、钟书河先生《从东方到西方》及自己藏的湖南人民及岳麓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但因资料所限，疏漏肯定不少，尤其是《伦敦与巴黎日记》及《英轺私记/随使英俄记》的印数还没查到，希望大家补充指正。 |
金观涛夫妇用控制论、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大胆的推想。“超级稳定结构”这一推论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推论所运用的方法却让我大开眼界。原来还可以这样！！！之后，紧接着又读了《现代物理与东方神秘主义》、《GEB--一条永恒的金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统思想》、《定量社会学》等，先后有十多本，有些已经记不起书名了。这些书，在我面前推开了一扇窗，把我的视野带到了一个闻所未闻、五彩缤纷的思想世界，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是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和科学理性，也给了我进一步探索这个奇异世界的巨大好奇心。
走向未来丛书存目编辑本段回目录
《走向未来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金观涛，顾问有包遵信、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一咨、陈翰伯、钟沛璋、侯外庐、钱三强。这套书从84年开始出，一直出到88年。89年后就没了。
甘阳在和查建英对话时，谈到了他对《走向未来丛书》的看法：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因为当时他们老是在和官方辩论，他要辩论就得使用官方能够接受的一套东西，所以，当时说老实话，我们是很看不起的，就是那一套东西很不理论。
有很多人认为《走向未来丛书》89年后没能继续，和那年的“政治”有关。甘阳认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给所有这些民间团体都画上了一个光荣的句号，其实本来都已经搞不下去的了。《走向未来》的编委会也完了。”
有点意思。嘿嘿呵呵。
我在网上找到了当年《走向未来丛书》的全部书目，有些地方写错了，我作了一些修改。这套书当时的发行量非常大，读者无数，很多人就是读着这套书开始学会思考的。但是，现在看来，这套书也就那点历史价值了。丛书中的大部分，就如甘阳所说，只是为了辩论，为了让别人接受，针对性太强了。而且，很多书的作者自己也是半懂不懂。也没办法，时代的局限性总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每个人似乎都很急，不像现在，谁急谁傻B。
1984年出版：
《人的发现》 李平晔 著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李宝恒译
《激动人心的年代》 李醒民 著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道.霍夫斯塔特 著 乐秀成 编译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根据F.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编译灌耕编译
《现实与选择》 朱嘉明 吕政 著
《经济控制论》 何维凌 邓英淘 编著
《探险与世界》 于有彬 编著
《看不见的手》 杨君昌 编著
《语言学与现代科学》 陈明远 编著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金观涛 著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刘青峰 著
1985年出版：
《人的现代化》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 等 著 殷陆君 编译
《大变化时代的建设者》 汪家溶 编著
《没有极限的增长》 朱利安.林肯.西蒙 原著 黄江南 朱嘉明 编译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金观涛 唐若昕 著
《在国际舞台上》 陈汉文 编著
《昨天 今天 明天》 邓正来 编著
《摇篮与墓地》 陈越光 陈小雅 著
《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 著
《第三次数学危机》 胡作立 著
《凯恩斯革命》 杨君昌 编著
《艺术魅力的探询》 林兴宅 编著
《西方文官系统》 杨百揆 陈子明 陈兆刚 李盛平 缪晓非 著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变化》 邓英淘 何维凌 编著
《新的综合》 [美]爱德华.奥尔本.威尔逊 著 李昆峰 编译
1986年出版：
《富饶的贫困》 王小强 白南风 著
《定量社会学》 郭治安 姜璐 沈小峰 编著
《儒家文化的困境》 萧功秦 著
《系统思想》 [美] 小拉尔夫.弗.迈尔斯 主编 杨志信 葛明浩译
《日本为什么成功》 [日]森岛通夫 著 胡国成 译
《悲壮的衰落》 金观涛 王军衔 著
《弗洛伊德著作选》 约翰.克里曼 编 贺明明 译
《西方的丑学》 刘东 著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美]R.K.默顿著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
《画布上的创造》 戴士和 著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 著刘伟刘丽姜铁军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 著黄晓京彭强译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宋德生 著
《增长、短缺与效率》 [匈]亚诺什.科内尔 著 崔之元 钱铭今译
1987年出版：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钱乘旦 陈意新 著
《竞争中的合作》 陈汉文 编著
《计量历史学》 [苏]科瓦尔琴科 主编 闻一 肖吟 译
《哲学的还原》 麦克斯韦.约翰.查尔斯沃斯 著 田晓春 译
《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 林一知 著
《人的创世纪》 张猛 顾昕 张继宗 编著
《社会研究方法》 [美]艾尔.巴比 著 李银河 译
《发展社会学》 胡格韦尔特 著 白桦 丁一凡 编译
《上帝怎样掷骰子》 陈克艰 著
《空寂的神殿》 谢选骏 著
《震撼心灵的古旋律》 郑凡 著
《以权利制约权利》 朱光磊 著
《整体的哲学》 金观涛 著
《人体文化》 谢长 葛岩 著
《人心中的历史》 刘 昶 著
《探询新的模式》 罗首初 万解秋 著
《发展的主题》 周其仁 杜鹰 邱继成 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美]K.J.阿罗 著 陈志武 崔之元 译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英] 查.帕.斯诺 著 陈恒六 刘岳 译
《马克斯.韦伯》 [英]弗兰克.帕金 著 刘东 谢维和 译
1988年出版
《波兰危机》 王逸舟 著
《人的哲学》 金观涛 著
《四朝政治风云》 怀效锋 著
《现代化的动力》 [美]C.E.布莱克 著 段小光 译
《信念的活史：文身世界》 徐一青 张鹤仙 著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社会角色》 约瑟夫.本-戴维 著 赵佳苓 译
《平等与效率》 [美]阿瑟.奥肯 著 王忠民 黄清 译
《伦理思想的突破》 韦政通 著
《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轮》 [荷]C.A.范坡伊森 著
《人口，中国的悬剑》 何清涟 著
《理性主义》 陈宣良 著
《卖桔者言》 张五常 著
《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钱乘旦 著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 叶舒宪 著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9a07501009ds3.html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7-11/14/content_1954341.htm
http://news.qq.com/a/20081225/002576_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