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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型社会结构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橄榄型社会结构
  【定义】
  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顾名思义如同橄榄——“两头小,中间大”的似球状体,它所表明的是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又被某些学者成为“纺锤型社会”,取其形似。
  【作用】
  从全球视域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日的发达和辉煌。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一个社会的理想类型是衣食有余、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我们必须默认人的禀赋能力差异和社会对效率的“选择性激励”,所以所谓人间的富穷都必然相对地存在,而正是人际效用比较所体现出的正常差异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这种“差异”并非无限度地拉大,也并非一定要制造出两个对立的阶级才会推动历史的进步,那种过分的贫富分化所造成的事实和教训在历史上已经不无领教。假如仍然处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状态之中,那么贫富分化所导致的阶级对立肯定会加剧“为富不仁”和“杀富济贫”并存促推式的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于国于民于生产力都极为不利,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愿意重蹈的覆辙。 “哑铃型”结构无疑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结构模式。 
目录

中国选择“橄榄型”社会结构编辑本段回目录

  十六大报告在许多方面均有历史性突破,“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一方针意义尤其重大。从近期来看,它有固本培元、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则有建设和完善与现代化相匹配的社会阶层结构,开万世之太平的经济取向。  

  喜马拉雅山上的中国富豪 
  目前,中国社会各群体间收入悬殊,已超出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1978年,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2?57倍,到2001年,差距接近3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坦承,农民收入中有40%是实物性收入,而不是货币性收入,真正能跟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个月也就150元左右,这里面还有20%要用于第二年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扩大再生产的开支。再考虑到城市居民的隐性福利,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达到6∶1。在城镇这一块,也是苦乐不均。占城市人口比例55%的中低收入和低档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不及农民。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农民还艰难。 
  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以及国际社会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响警报。这是因为繁荣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稳定,财富鸿沟却可以让整个社会断裂。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说得好:“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恰恰是在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社会结构极容易因失衡出现震荡。这点已被古今中外无数次历史事件证明。 
  显然,对于收入增幅的差距,如果缺乏有效对策,差距还将逐年扩大,中国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就将进一步累积。面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不容忽视。所以,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来,反而让榜上人惶惶不已,好比是在财富的喜马拉雅山上看到深渊而倒吸一口冷气。 
  因此,在部分人富裕起来后,收入差距不能再有恃无恐地扩大,是到了让更多人富裕起来的时候了。个中关键,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它事关中国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如果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话,那么,“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同样是迫切的政治任务。  
  我们需要“橄榄型”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长远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适宜的社会结构,因而堪称为“万世开太平”的清明举措。 
  当年李光耀任新加坡总理之初,深为国民缺乏国民意识苦恼,有一天,当他苦苦思索治国之方时,看见一个男人在拼命追赶一扇被台风刮跑的门板,李光耀当即想到,这个男人家的门板能被风刮走,显然是个穷人。一个穷人为一扇门板而拼命,假如他有更多家产,一定会为维护这个国家而拼命。他明白了他的使命就是要让每个新加坡人都积累起财富,都有一栋美好的房子。李光耀的治国诀窍,2000年前中国的孟子已经道出,“有恒产者有恒心”。 
  西哲的认识更加清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亚里士多德还发现,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关系。因为社会商业化发达,商业中产阶级在古希腊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也有称“菱形”的),也就是说,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开掘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因此,中国如果要修得现代化的正果,就要想办法让中产阶级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让他们代表未来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文明水平。   
  中产阶级=稳定+发展 
  在美国,人均年收入从3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的群体都囊括在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之中,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社会人口的90%,而且中产阶级不仅是收入概念,更成为文化概念,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强烈共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结构,所以美国即使遭遇石油危机、“9·11”事件乃至总统一时没有选出,社会运转仍一切如常。 
  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发展,中间阶层不断扩大(据民意测验,90%的日本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从而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及对国家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日本学者描绘日本中产阶层的政治思想倾向就是:他们是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不希望变革的保守心理,虽然对现状有些不满,但安于现状是主要生活倾向。 
  相比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发育缓慢,结果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现代化进程一朝夭折。“拉美模式”就是如此,巴西、阿根廷虽然人均GDP都达到过七八千美元,一个金融危机就倒退回了原点,并陷于长期衰退。伊朗也曾有过国王推动下的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现代化,到70年代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但因为社会结构落后,中产阶级阙如,结果被社会民众不满的洪水淹没。还有印度尼西亚,其中产阶级主要来自外来民族,难以融入社会并充当社会栋梁,导致了社会的断裂;菲律宾的中产阶级不但得不到很好发育,基本利益还不断遭到侵犯,被迫走上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实在令人惋惜。 
  萨缪尔逊在《经济学》第16版的中文版中专门为中国读者写有一句话:“如果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20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2%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现在我们知道,按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实际增长将大大超过萨缪尔逊的估计。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除非中国建立起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否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就是不可靠的。   

  中产阶级的中国制造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预测,在20世纪末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100万。无论按什么样的收入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今天肯定早已远远高于奈斯比特的预测。但是,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仍然是很低的。 
  中国有多少人可以称得上是中等收入者?由于中产阶级标准不一(有社会学家认为年收入在1~5万美元),导致各方估计大相径庭。有人预测,中国正逐渐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估计人数达3?5亿人,这一估计可能太过乐观。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份公布的《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其中有48?5%的被调查户家庭财产在15万元~30万元之间。如果以后者为“中产阶级”收入标准的话,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大约超过2亿,占全社会人口的18%左右。如果今后20年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则2020年后约可达到38%——这是未来全面小康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远景。 
  这一远景的实现,关键是要保护私人产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公共教育。只有保护私人产权,才能防范权贵和权力资本侵吞百姓,穷人也有上升机会,私人资本和职业阶层才有成长空间。只有维护社会公正,才能保证财富的获得只有通过创造财富实现,而不是掠人自肥。只有发展公共教育,才能使人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在政策思路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打破户籍制度,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公共教育,尽快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发展民营经济,让民企与国企、外企平等竞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打破垄断,放开行业准入;大力发展各种中介组织,鼓励职业人员规范化发展。 
  谁将是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主力军?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六个新产生的社会阶层,除了私营企业主外都是中产阶级。笔者希望作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成为中国政治上的进步与健康力量、经济上的消费主体及建设主力以及社会的稳定器和前进力量。 

专家称中国未形成中产阶层 橄榄型社会还需30年编辑本段回目录

专家称中国未形成中产阶层橄榄型社会还需30年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访谈对象】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及《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先驱语录】

  ★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产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

  ★应向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补贴穷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劫富济贫”角色。

  ★社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还有执政者要具备真正改革的勇气和智慧。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嘉闻 发自北京

  【访谈动机】

  4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总理的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互联网上网友的评论如潮。改良社会结构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早有专家指出,贫富分化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显然,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如果继续让权力与资本藐视民生与民权,那么随之而来的只能是社会更大的断裂。

  如何抚平社会断裂的创伤?出路只能是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让大多数人过上小康且安稳的生活。但是,在社会学者于建嵘看来,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然形成了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型,要扭转这种局面,形成良性的橄榄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权力与资本“合力”塑造金字塔

  《国际先驱导报》:您所说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包括哪些阶层?

  于建嵘:三个阶层。第一层就是权力垄断和资本垄断的精英层。第二层就是中间层,包括一些小官僚,一些企业人士,他们的生活过得还可以。最底下一层,就是缺乏社会保障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民”了。

  Q:当前中国这种社会结构呈现了什么样的特征?

  A:其一,较高层级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社会分层本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处在金字塔较高层级的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

  其二,社会垂直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在我看来,由于较高阶层的封闭性逐渐增强且具有排斥性,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逐渐呈现出“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的单向性流动。也就是说,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中高层向下流动的却非常容易,尤其是处在中间的社会阶层,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底层。

  其三,社会阶层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处在金字塔顶层的是垄断权力和资本的权贵精英,他们通过权力和资本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使得中下层社会成员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权力和资本垄断阶层的附属物。

  Q:中国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A:其一,权力主导是形成这种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社会都是权力主导型的社会,掌握权力意味着掌握其他的社会资源。在古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现代,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结成同盟。权力与资本结合侵入社会资源后,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僵化。

  其二,儒家传统文化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纲常伦理,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传统文化强调士、农、工、商等社会阶层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低。

  社会结构下沉,人心不稳

  Q: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存在怎样的危险性?为什么要向“橄榄型”社会转型?

  A: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带来的最大危险,就是社会不稳定。众所周知,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间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他们是沟通精英和底层的桥梁和纽带,中产阶层庞大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合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很激烈。

  相比较而言,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比如当前流行的“仇富”、“仇官”等社会不满和怨恨情绪就是明证,这也是诱发社会泄愤等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助燃剂”。

  更具危险地是,中国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底层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在动态下沉,造成人心不稳。这里的下沉,并不是表示绝对贫困人口增加。而是指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但是底层的人数是在不断增加的。这一点有些社会学家不承认。但你不能认为有电视看,有手机用,就比几百年前的皇帝过得还牛?底层增加的判断标准不是说他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电视看了,而是他缺乏了原来作为中产阶层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性的东西。

  Q:追问一句,“橄榄型”社会中间层往往有一个成熟而庞大的“中产阶层”,如果按照您的分析,中国的“中产阶层”并未像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已然形成?

  A:什么是中产阶层?拥有两套房子就是中产阶层吗?白领就是中产阶层吗?不是。中产阶层起码要不为基本生活所累。但现实情况呢?比如现在的大学生,原来他毕业后起码能进所谓的体制内单位,但是现在大量的大学生一毕业就直接进入社会底层。白领今天看起来似乎很风光,但明天一失业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形成中产阶层。

  有个律师跟我抱怨说,他在北京都当了5年律师了,但自己的户口就是进不来。我说,这很正常,不要认为一个律师就可以超越民众了。白领为何跟民工列为一起了呢?这里不是指他们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有差异,客观说,白领比民工赚钱的能力强一点,但是从社会处境来说,或者说从政治地位上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

  从宪法中寻找改革的动力

  Q:当前中国如何才能扭转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并走向“橄榄型”社会?

  A: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通过社会政治改革,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当前,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排斥性体制,已经且日益固化、僵化,很多底层民众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低收入者被“锁定”在底层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被“锁定”状态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问题,就是底层被“锁定”的现实例证。

  其二,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补贴穷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劫富济贫”角色。

  其三,通过公民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良好的公民社会是抵制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重要力量。因此,要想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需要充分发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水平。

  Q:有人提出培养体制外的改革力量来推动,您认为可行吗?

  A:不可行,也做不到。培养体制外的对抗力量,可能会撕裂社会。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逐渐放开社会。如果上层政治改不了,那么改县一级如何?比如推行县人大代表职业化。只要能撬动这一点,自然而然会让很多人感到有前途。

  要成功实现这场改革,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高举宪法,从宪法中寻找改革的动力和合法性。这种改革最平稳,最保险,也最具合法性。

  Q:中国要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您觉得还需要多长时间?

  A:中国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社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作为前提条件:其一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其二是执政者要具备真正改革的勇气和智慧。

  只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改革,只要执政者认识到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危害,并真正下决心改良这种社会结构。我想,再经过约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能够实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

孙立平演讲报道:走向橄榄型社会结构编辑本段回目录

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孙立平教授在演讲中不是简单地划分为改革前、改革后,而是发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财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上的分化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他认为,要让社会结构走向良性演化的橄榄型形态,需要建立包括道德秩序和信用结构在内的社会基础秩序。 

台上

需求制约经济增长

上世纪80年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资金,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的模式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需求开始替代资本,成为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制约因素,贫富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上世纪80年代已经不同,突出表现在需求的形成上。占少数的富裕人群有相对充沛的购买力,需求却处于饱和状态:房子有了,汽车有了,高档电器有了……需要的主要是对它们更新换代。对于房子、汽车、高档电器……其他人群也想拥有,但缺钱。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从何而来?

我国的“十一五”规划,包括今年的“两会”,都强调拉动内需,问题是如何拉动?

在经济发展方面,世界平均城乡差距是1.51,韩国甚至基本达到11。据国家统计机构的有关数据表明,中国城乡差距为3.221。二者收入差距相差较大,却要面对同一个市场、同一个价格,比如说我们的医疗市场只有一个,医疗价格只有一个。教育也是如此。城乡差距制约了内需增长。 

财富结构影响经济发展

我们可以用几个图形来说明穷人和富人结构的分布。第一个图形是一个大长方形上面有一个小三角,上面的小三角代指富人,只是极少数。大长方形则代指绝大多数是穷人,而且穷得差不多。这是传统社会的财富结构;第二个图形,三角形或者金字塔形的结构,这是工业化初期的图形,它的含义是富人比原来增加了,但仍然是少数,穷人比原来减少了,但仍然是多数;第三个图形是橄榄形,则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图形,它的含义是说富人和穷人都是少数,大部分人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层。

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处于第一图形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普通民众对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的需求猛增,家家结婚要三大件,导致三大件供不应求。这是消费需求从上面第一个图形中的小三角扩展到大长方形的典型例子。接着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地争相上项目,到90年代初就快速饱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过破产、兼并,才消灭了这部分过剩生产能力。

我们搞产业,往往不是冷就是热。比如在20032004年的时候,请一个经济学家跟你讲宏观经济形势,他肯定会告诉你现在需要刺激经济增长。再过七八个月你请他来,他会告诉你,现在是经济过热。仅仅几个月,就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目前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尤其是财富结构才能形成稳定的产业增长模式。 

教育将成促进社会流动的核心因素

10年来,贫和富越来越落实到人头,而且容易辨认。上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结构也不稳定。我记得经常有一种情况,你知道他太太姓张,你几个月没打电话,再往家里打电话,女同志接的,你都不敢问:“你是小张吗?”现在,社会开始定型,贫富差距开始转化为一种社会结构。

阶层之间开始出现边界。最明显的边界就是居住的边界,在一些大城市,房价就足以把人们区别开。

阶层之间的流动也开始减少。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但是和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比,社会流动明显减少。过去几十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由体制变革造成的,当社会相对稳定下来之后,教育将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核心因素。教育能否促进社会流动、能否造成阶层的再生产,就要看教育的具体情形了。对北京几所高校的调查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生源占33%,到90年代末降到17.7%,情况不容乐观。 

创造社会基础秩序很重要

我们过去说一种东西隐秘,是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现在是“天不知、地不知、你知、我知”,这样的状态就是一种不可治理的状态,拿它没办法。但是没办法怎么才能有办法呢?我认为应建立社会的基础秩序,包括道德秩序和信用结构。

举个公款吃喝的例子。开始时规定只能四菜一汤,就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到汤里面,四菜都可以不要。然后消费额限制,超过300交消费税,那1500开成5张不就是300吗?就有人说能不能用控制官员体重的方式来控制公款吃喝?还是解决不了。但是你看看,别人解决这个问题多么简单。荷兰的一个部长拿公款请别人吃,最后把部长给请丢了。他请人吃饭,发布到网上去,其中有一个菜很贵,而且可点可不点。市民就问,你为什么点了?这个例子说明,一些看起来简单的制度能够有效运作,是因为在它们背后有支撑它们的一系列东西,我称为社会的基础秩序。

所以我认为,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完善一些制度本身,另一方面我们要创造社会基础秩序,其中我们能够马上着手的就是个人信用管理。 

台下

社会应通过制度来降低创新门槛

听众:您说社会结构走向固化,社会秩序的力量太强大,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更难改变?如何改变?

孙立平:首先,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社会流动,或者说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最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第二,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社会也面临一种责任。本届晶报名人演讲周的一个主题叫创造,创造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让他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从社会角度来说,就是社会如何让人的创造或创新成为可能。社会应通过制度的安排来使社会中的人创新、创造活动的门槛降低。

听众:劳务工的子女教育一直是一个难题,原因在于教育财政由地方负担,能否改为统一由中央负担?

孙立平:可以说应该如此,但问题是我说的应该没有任何意义。其实,无论是哪级来承担都可以,但问题是要使我们的税制能够搭配。我觉得关键是要使得税收和对义务教育的责任承担能够一致起来。

听众:您怎么看大学扩招?

孙立平:我当初写了一篇文章,说大学扩招肯定造成大学生失业,但有两条:第一,大学生失业会把他高中该失的业推迟了4年。第二,失业对一个高中生或者一个大学生来说,找工作的机会和心态是不一样的。但学费越来越贵,上学花费越来越高,学校越来越成为一个投资型的企业。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本来家庭是作为投资来供他上大学的,但读了几年大学后,如果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演讲语录

橄榄型社会结构,尤其是财富结构才能形成稳定的产业增长模式。

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完善一些制度本身,另一方面我们要创造社会基础秩序。 

花絮

“低调”出于慎重

有媒体同行说孙立平教授过于低调,常常婉拒媒体采访。据教授解释,其实这是因为他比较慎重。

   昨天教授演讲时,很多听众听得十分投入,最后有很多人围着他要求签名,他尽量一一满足,因为考虑到不能耽误他的返京行程,保安人员才挡住一些“粉丝”。记者注意到,有读者问教授的手机号,他也写了出来,这说明他是一个绝不排斥交流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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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4-19/0934201041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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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橄榄型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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