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实现科技霸权吗？编辑本段回目录
原文：http://roomfordebate.blogs.nytimes.com/2010/01/18/will-china-achieve-science-supremacy/ 译者：Kevin.Ren
上海科技馆
据《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报道，中国正竭力吸引在海外工作的顶尖华人学者返回祖国。中国学者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现在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正如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称，中国技术学院和大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堪称世界之最。 那么，中国成为世界科技领袖的几率究竟有多大？创建一个可以让科学家茁壮成长的研究氛围究竟面临哪些障碍？《纽约时报》邀请了几位专家对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学术造假的土壤 
作者：曹聪
中国政府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提出，力争在2020年之前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但如果中国不努力根除科技领域的造假行为，这一宏伟梦想将严重受挫。
最近，《柳叶刀》（Lancet）和《自然》（Nature）这两家顶级学术期刊分别就中国井冈山大学大规模造假行为发表社论。该校教师提交给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涉嫌造假，被一次性撤销。
这起案例仅仅是中国学术欺诈行为的冰山一角。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回复调查的中国科学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知道涉及同事的造假行为。
中国愈演愈烈的学术造假行为可以归因于这样几个因素：科学家追逐晋升和物质奖励、学术界缺乏自主权，以及社会影响。
在中国，学术荣誉意味着丰厚的经济利益，有时还会带来政治机会。比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身份，往往是控制资源、获取相当于副省级待遇的踏脚石。既然体制如此看重更高级别的职称，那就难怪有些科学家甘冒东窗事发的风险，肆无忌惮地造假了。
号召在国际刊物，特别是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由汤森路透编撰）收录的学术期刊中发表论文的运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学术机构更加看重论文的数量，并以此为标准评估、提升和奖励科学家。当一位科学家难以实现某个职位所要求的论文数量时，他或她很可能会把研究成果划分成尽可能多的部分予以发表，甚或走“捷径”。
近几年，中国政府显著加大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在此背景下，科研机构对研究人员的期望值陡增。希望科学家拿出“看得见的”成果，以及在20年内斩获一次诺贝尔奖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愈演愈烈的造假行为。
负责揭露、调查和处罚不端行为的监管机构，仅仅存在于纸面上，这主要是由于科学界缺乏自主权所导致的。由于当事人和让科学家成为名人的政府官员的干预，揭露那些备受关注的科学家的造假行为，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此，那些被惩处的科学家很有可能只是小苍蝇而已，真正的大老虎往往毫发无损，这种局面会产生极其严重、影响深远的后果。
最后，中国的科学界不得不适应商业主义施加的强大影响以及腐败的官僚体系。因此，很难断定，究竟是腐败的社会导致科技领域出现了如此多欺诈行为，还是科技界的造假行为碰巧发生在了一个正在经历戏剧性变化的社会之中。
作者系纽约州立大学尼尔·D·莱文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的科技精英》（China’s Scientific Elite）、《人才与中国的技术优势》（China’s Emerging Technological Edge: Assessing the Role of High-End Talent）
数量会带来质量吗？
作者：约翰·高（John Kao）
中国在科技领域能否取得持续进步，取决于它把数量转化为质量的能力。
中国正在追寻一种我称之为“蛮力”的战略：创建许多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将相应地制造出大量新科学家和工程师。此处的基本假设似乎是，数量会带来质量；换句话说，当人才的“装机基础”达到一个临界值时，世界级的成就自然会水到渠成。
按照这种思维考虑，中国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当然是无可比拟的；站立在中国人钟形曲线高端的，是数不胜数的科技人才。于是乎，用蛮力构筑的数量优势似乎必将转化为“一流的质量”，科技突破和诺贝尔奖自然不在话下。
然而，为了获得质量，中国也必须掌握培育人才和支持创新文化等方面的技能。中国当前这种做法，即中央计划以及专利和出版物的配额制度，反映的是一种对工业经济的怀恋，而不是一种以创造性跨越和意外发现为特征的创新经济气质。另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否建立起一个把它日益增长的科技能力，与实现科学成就价值所必须的相关领域（比如企业家精神、设计和社会创新）结合在一起的全面创新体系。
同时，中国依然在构建它的人才引擎，就中国被视为一个创造财富、发现学术机会和研究资金的地方而言，更多人才将涌入中国。本土和外来人才在中国体制内的融合，是数量转化为质量的另一种方式。
作者系大规模创新研究所（Institute for Large Scale Innovation）创始人，一直为许多研发创新战略和能力的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曾担任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出版的著作有《堵塞》（Jamming）和《创新国家》（Innovation Nation）。
原文：http://roomfordebate.blogs.nytimes.com/2010/01/18/will-china-achieve-science-supremacy/ 译者：Kevin.Ren
中国留学生为什么返回祖国？
作者：维韦克·瓦德瓦（Vivek Wadhwa）
当我于2005年加入杜克大学工程管理硕士项目时，几乎所有即将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都表示说，他们打算至少在美国呆上几年。大多数中国学生说他们希望在美国定居。
实际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来，获取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停留”在美国的比例一直徘徊在90%左右。
现在，当我与我的中国学生交谈时，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打算购买返回中国的单程机票。2008年10月，我在杜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对229位中国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只有10%的中国学生希望永久居留在美国。52%的中国留学生断定，最好的工作机会在中国，74%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前程什锦。
此外，歇斯底里的反移民情绪正在美国参议院蔓延（旨在限制外国人签证数量的新法案已经提交参议院讨论），再加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难怪中国留学生会踏上归途。目前还无法确切得知究竟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回国，但许多证据表明，数万留学生已经返回，更多人将在未来几年中返回中国。
在访问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实验室，跟当地的企业家见面时，你会发现，占据高层职务的都是归国人员。他们正在为中国带来关于西方市场的宝贵知识，以及创造创新技术的经验。他们正在告诉那些依然在美国的朋友国内的情况有多么美好。
在2008年3月份至9月份另一项针对637位归国人员的调查中，我们询问他们返回中国后的发展情况。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各自的专业上做得更好了。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比例从在美国时的9%，增长至归国之后的36%。77%的人非常看重与亲朋好友重逢的机会。
并非一切事情都称心如意：归国人员对环境污染、逆向文化冲击、子女接受的劣等教育等问题颇有怨词，政府机关的官僚作风和医疗服务质量也让他们非常失望。说到底，美国正在不知不觉地向中国提供数量巨大的对外援助。我们正在出口经济增长的引擎，帮助他们成为我们的长期竞争对手。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助理，杜克大学创业与研究商业化中心（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研究主管。
以干细胞研究为例谈中国科技发展
作者: 乔纳森·莫雷诺（Jonathan Moreno）
中国能否成功逆转人才外流（特别是干细胞研究这类前沿领域的人才），不仅仅取决于政府在人力资本（比如培养年轻的科学家），以及像实验室这样的物质资产方面的投资。尽管中国的中央集权式政府在上述方面有着无可否认的优势，但透明性，依然是高效率科学的氧气。
甚至在近期的谷歌风波发生之前，在访问北京一所大学时，我发现一些似乎没有敏感话题（比如美国的研究标准）的网站也无法进入。
中国面临的一个更大挑战是，它能否在竞争激烈、满腹疑虑的全球生命科学界中占得一个令人信赖的席位。中国在这一领域基础研究上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它在临床应用方面所做的努力。私营医疗机构在向绝望的病人提供可疑的干细胞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管。
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正在成为再生医学领域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小组最近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中国在2008年出版的干细胞科研论文数量是2000年的20倍。中国实验室已经至少研发了25种人类胚胎干细胞，甚至可能多达70种。
干细胞研究这个例子，是了解中国生物学发展的一扇窗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出版的生物医学论文数量现在居于世界第二位。美国领先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更专注于化工领域，但长期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奥巴马政府正致力于以公私合作的新方式进行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计划把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当前的2.68%提升至3%，而且正在制定一个复兴美国制造业的政策框架。
就眼前来说，美国应该依托它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优势，强调通过私人关系进行学术交流。签证制度最近的改善将起到推动作用。就我个人经历来看，新一代的中国科学家对知识产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美国应该向专利制度投资，以确保及时且正当的奖励。美国能否继续保持科技领袖的地位，或许部分取决于这些无形资产。
作者系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学、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高级研究员。
来自中国高层的力量
作者：肖刚
中国在实现成为世界创新领袖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既有希望，也面临挑战。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中国的优势，而实现这项目标的软肋在于地方政府。
中国政府拥有招募顶尖人才的决心、计划和资源。在全球经济正处于低迷期的时候，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名为“千人计划”的新举措，旨在招募数千名旅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这些学者可以拿到与海外薪水相当的报酬，以及一笔可观的研究经费（通常高于他们可能在海外获得的研发资金）。
中国有能力实现它的目标，因为一旦中国认定某些目标是其未来发展所必需的，它经常就实现了这些目标。对于被它视为不可或缺的新思想和新做法，中国政府往往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必要时，中国会有效地分配资源、实施行之有效的政策。
事实上，实现这项宏伟目标的障碍非常多。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在跟建立在资历和关系网络之上的学术界既有等级体系打交道时，很可能会经受文化冲击。在内部和地区性的评估程序、资源分配以及拨款申请中，主观因素往往胜过客观标准。
地方政府和所在大学，或许不能按时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以及事先许诺的资金额度。当疲于应付无数日常挑战的地方官员安排优先事务时，中央政府制定的目标并不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接二连三的挫败感可能让归国人员打消进行长远考虑的打算。
发展一种有助于创新和发现的研究氛围，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研究设施和经费。学者必须得独立思考，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组建协作网络，能够自由地散播和获取信息。对学者来说，互联网是最富生产力的工具之一。尽管政府无意阻止运用网络进行科研工作，但全面互联网服务的欠缺，势必将限制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越来越需要邀请国外科学家对学者的研究工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需要向科学家提供更有效率的本土服务，而且要为畅通无阻地利用互联网创造条件。对抗趋势：中国吸引科学家回国编辑本段回目录
原文：《纽约时报》 | Fighting Trend, China Is Luring Scientists Home
作者：SHARON LaFRANIERE
译者：J
施一公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职位，成为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图片来源：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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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当著名的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授予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施一公1000万美元研究资助时，美国科学家并没有感到太惊讶。
施博士的细胞研究工作已为癌症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线。在普林斯顿大学，他的实验室占据了整整一层楼，而且每年还有一笔2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几个月后，令他们吃惊（确切地说是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入了美国国籍并在该国生活了18年的施博士，宣布他将永远离开这个国家，到中国从事科学研究。他谢绝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提供的资助，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职位，回到北京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近日，他对一大群把他在清华大学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的访客说：“直到今天，许多人仍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回中国。尤其是我处于这么个地位，放弃了自己的一切。”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罗伯特·H·奥斯汀（Robert H. Austin）在电话中说：“他曾是我们的一位明星，我觉得他这么做真是疯了。”
中国领导人可不这么想。在过去30年间，对外开放始终伴随着高级人才的流失，决心扭转这一局面的中国领导人运用目前手头上充裕的财政资源和一股浓浓的民族自豪感，吸引科学家和学者回国。
对于许多学习和做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是更具吸引力的地方。但施博士和其他一些知名度很高的科学家的回流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在缩小与技术先进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上，比许多专家的预期更快地取得成功。
近10年来，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稳步增加，目前金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美国把国内生产总值的2.7%用于研究与开发，但中国的投入远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中国科学家在与外国同行竞争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每年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翻了两番。2007年，他们的发表量排行第二，仅次于美国。根据两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丹尼斯·弗雷德·西蒙（Denis Fred Simon）和曹聪最近发表的新书——《中国科技崛起的优势: 评价高端人才的作用》（China's Emerging Technological Edge: Assessing the Role of High-End Talent），约有5000名中国科学家正专注于新兴纳米技术的研究。
2008年，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断定，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中国把研发成果转化为销往全球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将会超越美国。
“中国在连接迅速发展的研发工作和商业企业的创新过程上越来越熟练，要小心了，”该研究报告总结道。
数量不代表质量，而且尽管中国投入巨大，但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领域中仍存在着种种挣扎。没有华裔科学家因在中国大陆进行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虽然有几位因为他们在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了奖项。尽管中国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权数量正在攀升，但在2008年的统计中，中国仅排第10位。
中国学生继续成群结队地出国。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能力支付留学学费，2008年有近18万名学生离开了中国，几乎比2007年上升了25%。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过去10年间，每4名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只有1人回国。那些获得美国大学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人属于最不可能回来的群体。
不过，中国最近已经开始施加影响力，拉拢流失的人才。在过去的3年里，施博士等著名的科学家已开始慢慢地回流中国。而且他们带着一个使命回国：撼动中国任人唯亲和庸才当道的科学文化，这种文化常常被视为该国在摘取科学成果的路上最大的障碍。
他们选择回国，是受到了自己的爱国情怀、渴望成为变革的催化剂和中国政府会支持他们的信念的吸引。
在清华学生的眼中，42岁的施博士乐于助人和有着强烈的驱动力。他说：“我觉得自己欠中国些东西。在美国，所有的事情或多或少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在这里，无论我做什么，影响可能是在美国的十倍甚至百倍。”
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离开美国的人所带着的遗憾比某些美国人想象中的要少。虽然一众美国顶尖大学向他招手，且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职称迅速攀升，但施博士认为许多亚洲人在美国会遭遇到无形的障碍。
47岁的生物学家饶毅在2007年离开了美国西北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他拿中国的“自省”与美国的自满做对比。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问他为什么要放弃美国国籍时，他在回信中表示，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失去了其道德领袖的地位。但“美国人仍然陶醉于其国家与自身的伟大感之中，”他在信稿中写道。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00" caption="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施一公拒绝了著名机构提供的1000万美元研究资助，毅然重返中国。（图片来源：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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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科学家也没有完全被民主的优点所折服。
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施博士曾参加8平方运动。在美国，身为民主党党员的他曾积极参加选举。“多党民主制非常适合美国，但是认为多党民主制适合美国并不意味着它也适合中国，”他说。
然而，重返中国政治化的科学界也是充满挑战的。一些履历不够硬的科学家对海归避之不及。上月，中国最高科技顾问机构中国科学院在其两年一度的院士选举中，竟忽略了施一公和饶毅两位博士。该机构也没有承认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知名研究员王晓东博士，王博士最近离开了位于达拉斯的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来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这种紧张气氛已蔓延到中国的博客圈，在那里施博士受到了攻击，被指缺乏诚意和不可信赖。2008年，华南理工大学的刘仲武教授发贴说，应该把施博士排除在任何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科研项目之外。“记住，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写道。
施博士称这些批评让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过去的一年半对我来说就像是10年，我很高兴我还站在这里，”他说。
不过，海归们也有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包括他们所在大学的校长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官员。施博士和饶博士协助起草了党中央聘请一流的海外科学家、企业家以及其他专家的新方案，这是中国政府吸引自己的学者回流的最新体现。
2008年5月，施博士被邀请到位于北京的领导层办公地中南海，给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官讲述中国科学技术的未来。
饶博士说，中国政府慷慨资助科学事业（也许过于慷慨了）。他指出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资金都能用到实处，而不是简单地交到那些在官僚特权机构上班的人手上。
五年前，身为美国西北大学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的饶毅，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同样的论点。饶博士写道，在中国，科研资金的发放往往是看人际关系更甚于看项目本身的价值。他建议解散科学技术部，然后把这个部门的经费重新分配给一个“更有信誉”的机构。
他的评论在中国被禁。但在去年10月，中国国营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把这番话总结在饶博士的个人简介中，并配以标题——一个肩负使命的人。
这本关于中国的书的作者曹先生说：“这将是一场硬仗。他们都是优秀的科学家，但是他们必须组成一个人数足够的群体才能改革这一体制。如果他们不改革这个体制，他们会离去。”
在清华大学的施博士说他充满了信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吸收了18位博士后研究员，他们大多来自美国。每个人都设了一个独立的实验室。他说，清华的生命科学院将在十年内扩大4倍。
施博士不会假装认为清华大学现在的科学水平能和普林斯顿大学相提并论。相反，他把清华大学比作一所受人尊敬的美国州立大学。
不过他说：“几年之内，我们会迎头赶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