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30年编辑本段回目录
CFP/图
生第二胎，能在多大范围内成为人们新的权利，还是未知数。
30年前，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后“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如今，计生政策实行已逾30年，中国也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人口政策的转折性时期是否已经来到？
学界已有诸多呼吁，甚至连“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田雪原也表态支持逐步放开二胎。而国家计生委仍然是最为明确的反对者。
在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
张茵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今年两会也有很多人提案计划生育，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我们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
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等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事实上，中国计生政策实行已逾三十年。
而在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这一公开信距今恰好30年，中国人口政策到底会不会有所变化？
中国已处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 （CFP/图）
在微妙的时间节点上
有关计生政策的调整言论上演了多次罗生门。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节点上，一切都变得微妙起来。
2010年1月19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 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此时计生“第一总指挥”对计生工作的“先期”发言，让许多人纷纷猜测，“计生政策 真要转向了？”
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
1月24日，有京城媒体报道称，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生二胎的条件有望放宽，此外北京市有望取消妇女生育两胎须间隔4年的规定。”
然而仅仅一天后的1月25日，彭彧华却向媒体澄清。“本市将稳定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松，该媒体报道严重失实。”
多方猜疑中，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于“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这一幕，让人联想起2008年两会。当年2月28日，路透社引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的话，称中国将渐进式地改变（独生子女）政策：“我无法回答 中国何时会做出决定，但这已经成为决策高层最重要的议题。而计生委计划进行认真而负责任的研究，但要避免突然的改变，以免引发生育高峰。”次日，香港《文 汇报》就此询问计生委，一名宣教司人士却极力否认。称此报道“不属实、不准确”，稍后将在官网上公布消息不属实的声明。
时隔两年，这番如罗生门般的争论又再次上演，社会对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此刻，知名民间学者易富贤却因这一蹊跷的现象，认为高层态度有微妙变化。
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2008年以前，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称，其发表的帖子 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奇”失踪。他写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也一度成为禁书，“当时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图书馆都不敢要”。
“转变发生在2008年中期。”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8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易富贤文章，虽然不是直接与中国人口政策相关，但至少说 明“易富贤”已不是敏感人物。随后，各级媒体如凤凰卫视、安徽卫视、《国际先驱导报》、《环球财经》等纷纷向易富贤约稿、采访，并公开发表。与此同时，北 大、清华、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都接受《大国空巢》并上架，华东师大人口所甚至将其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写书评。“人民网强国论坛版主甚至发短信问我为什么 最近没有去论坛，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易富贤说。另有一些民间学者，也逐渐登陆主流媒体。
在易富贤看来，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这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
更具有风向性的事件是，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由李克强副总理担任组长。以前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这次普查的组长却由常务副总理担任，可见中央对这次普查的高度重视。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查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口数，应该是为2010年（或者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的人口政策调整做准备，因为2010年虽 然要进行人口普查，但是生育率数据至少要等到2011年中期之后才能出来。”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二胎，权威学者从反对到赞成
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忽然抛出 “二胎方案”，而长期支持计生政策的国情专家胡鞍钢也呼吁起人口政策的重新调整。
要求人口政策调整的序幕一经拉开，便来势汹涌，更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蔓延。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保守的人口学者“转舵”，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更爆出一条消息：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 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三十年之期”似乎恰好解释了2008年 以来人口学界热闹的原因。
“我国的公共政策的时限一般不会超过10年，而唯一不变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它持续了30年。”胡鞍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于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 上的突然转变，他说：“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 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胡鞍钢最初赞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出中国人均资源紧缺，应当进行人口控制以防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但是现在他提出，“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
胡鞍钢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此外，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 也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 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对此，易富贤认为：“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他的理由是，“实际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
而民间学者何亚福更多的把视线集中在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上，其认为到了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2.28亿人。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
早在“十一五规划”时，人口学界也曾出现过此种“异动”：民间学者纷纷发言，建议调整人口政策。“抢十一五的时候，他们赢了，我们输了，现在是抢十二五的时候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口中的“他们”即是计生委。2004年“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启动战略人口发展研究，这项300余专家耗时两年完成的报告直接导致国家出台《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 摇，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
与保守派学者的转向不同。即使到三十年这一节点，计生委仍未有调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态。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计生委官员，对方亦婉拒了采访。
二胎政策，放还是不放
人口学者顾宝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而国务院参事马力认为，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
“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中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说，“我们已经为这个政策的放开努力了十年。”
“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说。现在中 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 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 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易 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富贤认为，日本就是被老龄人口拖垮经济的典型。“有人总说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贸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实这些是表象，本质上是因为日本在 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消费不足导致。”易富贤还认为，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 会出现。
而田雪原认为，过去的三十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 ”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 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而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 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 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所言，目前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计生元老”们引爆的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呼吁人口政策调整的浪潮面前，侯东民显得势单力薄。侯东民认为：“不同于外界猜测，其实现在人口学界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像最近，田雪原、蔡昉都出来说话了。”
但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 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 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 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 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应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 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关于计生委在人口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侯东民认为，计生委只是一个国家执行机关，像这样的政府部门其本身是不可能表态，只能坚持和稳定现有的政策。计 生委的“专家委员会”有建议权，但是这涉及到政策，“政策稳定非常重要，怕下面搞乱了，所以不会公开讨论人口政策，所以我们只能从学术上探讨。”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侯东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的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探索二胎
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自从讨论人口政策之日，民间学者便与计生委针尖对麦芒。体制内外的两种声音很少取得过一致。从十一五规划闹到十二五规划，两者之间的纷纷扰扰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全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统一口径“一胎化”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却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并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1980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伴随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大众对于“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 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 ”“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 ”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去年开始，广东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调。原来规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众”，必须有4年的间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间隔期，即此类群体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二胎的时间。
而上海市尝试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人口政策的微调。
“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新生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
尽管上海市人口与发展计划委员会一再强调“坚持一胎化基本国策不变”，但近年来的上海具体措施却在“无声”地、渐进式地放开二胎，“只做不说”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的行为方式。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好，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现在形成了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而调查显示，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员，生二胎的意愿最高。
而这些矛盾，更待学界和社会去解决。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人口政策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人口专家认为,如果2020年前日中国基本实现城乡统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前，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人口政策，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更严格的一胎政策？
就在中国1980年正式启动的计划生育政策－－按照当时中央的计划－－本该明年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政策纷争再起。只不过这次，挑战者是捍卫者。
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在上个月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出议案，建议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通过降低中国人口的总数（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2，远低于更替水平2.1），以使中国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一位网友支持者说得更白，“如果我们国家只有3亿人口，相信很多事情和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计划生育必须要坚持到底，坚持到让中国人感觉到地广人稀为止。”
但反对者众。一家门户网站就此进行网络投票，13万余名参与者中，67.5％的人表示反对。
而在学界，对此更是呛声一片。在一些学者看来，程的观点并无新意。这种观点纯粹视人口为一种负担，进而将减少数量作为唯一或者最主要的目标，而对现在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结构问题视而不见。这些结构问题包括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迅速老龄化，严重的性别比失调，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面临从过剩到“短缺”的逆转等。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不过从1984年起，因遭遇大反弹而逐渐放松。目前，只许生一个孩子的，占总人口的35.9％，头胎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的占51％，允许生两个孩子的占9.6％。整体而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理解为“一胎半政策”。
2000年人口普查之后，由于有了新的人口数据的支持，人口学界达成高度共识，即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低生育率而非人口数量，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难题的根源。当时，我国已经在连续8年的时间里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
从那以后，一批国内最优秀的人口学家，开始了唤醒官方正视已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的行动，并试图通过扎实的调研推动政策的调整。
此时重提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被视对“放松政策”的一种高强度负向反应。
时间表已定
当1980年中国启动 “计划生育”这项公权力强力干预私权利的政策时，中央明确指出该政策针对的是“一代人”，持续的时间是“30年”。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发表的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的说明。
如今，距公开信的发表，已经过去了29年。
公开信提到，“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
如今，近30年过去，这些曾经被认为“因为误解”或者“可以解决”的担心，正一一成为现实，而且日渐严重。
中国的人口政策，这个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不过，战鼓已经敲响。十七届三中全会宣布，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城乡统筹。中国人口问题专家王丰教授说，这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前，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人口政策，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这意味着，在人口政策上，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亨利·温特学者、亚洲问题专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曾受邀参与首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在那次论坛上，艾伯斯塔德将人口问题看作全球风险的最终问题。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艾伯斯塔德视“人口减少一半，人们两倍富有”的观念为“一种非常糟糕的自甘堕落——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似乎中国人是封闭围栏中的动物，对周围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除了咀嚼，别无办法。”
事实上，人类可以创造财富以提高生活水平：整个20世纪，全球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三倍，而人均收入则增加了四倍。而过去200年间的经验表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正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在现代社会，国家的财富不在于矿山、森林或自然资源的沉淀。现代国家真正的财富在于其国民。”艾伯斯塔德说。
艾伯斯塔德提醒中国注意新加坡的先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亦曾大力提倡节制生育，虽然迅速在意识到这将导致低生育率后调整了政策，却为时已晚。十余年来，虽出台“婴儿花红计划”鼓励生育，新加坡依然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和世界上所有低生育率国家一样，新加坡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成功。我们为什么就相信，中国在她需要提高生育率的时候，会比新加坡、日本、韩国所有的国家都更成功？”
“不要等到将来，我们又要在人口问题上说‘悔之晚矣’。”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亦不无忧虑。在过去的两年，纪宝成以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的研究为基础，曾连续提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二胎的建议。
“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一年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 《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
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两会，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连续两年呼吁调整生育政策，从标题的变化，我们似乎得以一窥这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忧虑。与他人不同，纪宝成尚有经济学家，前商业部、国内 贸易部、教育部官员，副部级高校管理者多重身份，同时亦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这些背景，或使纪宝成的思考更兼具理想与现实。
4月3日，纪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
南方周末：从两次建议标题的变化来看，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和你对此的担忧。
纪宝成：我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因时而异、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工作方向。
应当肯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
但是到了今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三十年。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已经长达17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具体指什么？
纪宝成：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建议中提到，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
纪宝成：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infzm.com/content/42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