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未来的十大遐想编辑本段回目录
建议“沙漠光谷计划”写入“十二五”规划
领衔人：黄鸣（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皇明太阳能董事长）
【案由】
如果地球陆地面积1/4的沙漠统统戴上太阳镜，富国和穷国还会不会在透风漏水的气候破船上，为谁多舀一瓢水吵上好几年？如果在中国西部广袤的沙漠戈壁上，划出几万平方公里集中建设太阳能并网发电站，还会不会出现多晶硅产能过剩，全国四百多个城市哄抢“低碳”名片的“发烧”情形？
听上去天方夜谭般的沙漠太阳能电站，法国人70年前就提出来了，美国加州的莫哈韦沙漠电站已运行超过20年。欧洲人更是大手笔，圈出撒哈拉沙漠千分之一的面积。
相比于那些更认真的消遣，比如让西部沙漠变成中国人的集体公墓和垃圾填埋场，利用不毛之地建设太阳能光谷不仅更靠谱，而且已经相当迫切。
【理据】
中国还没有任何一座功率超过10兆瓦的光伏电站，中国也还没有一座太阳能光热发电场。可是中国有多达13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及戈壁荒滩，这些荒蛮之地恰巧也是太阳能光、热资源的富集之地。如果沙漠太阳能电站按每年运行2800小时来计算，1.5%荒漠面积可以满足2020年全国的电力需求。
只有敢想，才能敢为，沙漠光谷的构想，一样需要勇气和谋略。所幸中国的光伏发电技术，已经开始起跑，中国的光伏发电的产量，已占了世界份额的40%，完全有可能支持中国的市场需求。
已经有征兆显示这有实践之可能。拥有优越太阳能和荒漠资源的甘肃敦煌，是我国首个招标建设大规模光伏电站的项目所在地，有望成为第一座中国“光谷”。国家能源局在启动继敦煌之后的新一轮光伏电价招标时，也特别提到电站要尽量选址在沙漠、荒漠等空闲土地类型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争当“太阳城”，除了技术和钱的问题，场地受限、太阳能的资源有限也是许多地方的心头之苦。而那些拥有大沙漠和大太阳的地方，反倒有了出卖荒凉的条件。
当然，这沙漠电站还能当子孙后代的“能源储备库”：既然沙漠铺上了太阳能板，地下的石油就无法大规模开挖，这算是强制性留给子孙的硬通货，即便有一天太阳能电站不幸废弃，地下的石油也够子孙过活，岂不一举两得。
【建议】
1、建议将“沙漠光谷计划”写入“十二五”规划，从国家层面确定其在新能源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2、鉴于沙漠太阳能电站投入巨大，非企业一力所能担当，建议政府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和政策补贴，关键是迅速出台上网电价补贴。
3、为了保证沙漠光谷中市场元素的多元发展，建议对国企、民企平等看待，一视同仁，避免出现传统能源领域的垄断之弊。
4、建议电力部门尽快做好电网接纳新能源电力的筹备工作，克服远距离输电难题。
附议人：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何政军 《亮剑》赵刚的扮演者，演员
提请颁布明星为绿色环保公益广告代言的强制性规范
领衔人：刘忻（甘肃省广电局原副局长）
【案由】
这边，中国关于“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应当如何承担责任”的提案已经在人大提案中屡次提出，但明星陷入虚假广告的丑闻如今仍然不绝于耳；另一边，好莱坞110位大牌明星在洛杉矶出席了“祝福海地”的慈善捐款，看着克鲁尼、吉布森、李奥纳多等人轻轻拿起电话，一夜的功夫就筹得5800万美元。明星与公益活动的良性互动在好莱坞达到了登峰造极。
明星的潜力可谓无限，怎么用，用对了，这事还得好好琢磨。
继广电总局联合有关部门叫停明星为医药代言广告之后，在期待广告法进一步完善的同时，不妨对明星的代言活动进行有益的引导，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出台强制性过渡措施，也并非不可。
【理据】
赈灾筹款，国内明星也算积极，当然，“捐款门”事件另说了。地震海啸不是常事，时下最需要明星参与的，莫过于为围绕“环保”、“绿色”的事业摇旗呐喊了。
此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虽然未能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议，但至少，它起到了一个重要的积极的作用，那就是在全球唤起了更进一步的公民低碳意识的觉醒，中国也不例外。在政府和社会的双重作用下，未来5年，伴随中国绿色发展的转型，可以想见：一场前所未有的公众低碳启蒙运动步入高潮。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利用好明星的公众影响力，引导他们参与诸如绿色出行、生活节能、植树固碳等公益事业，在公众视野中树立环保形象的同时，也影响到公众。这可谓一举两得。
希望此次，广电局能够就演艺界明星代言绿色环保活动及产品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对明星每年代言绿色公益广告的内容、数量等予以规定，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激励明星们代言环保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当然，在许多明星投身公益事业的时候，也总会有不和谐的质疑声传来，“炒作”、“做秀”之说也层出不穷。针对明星投身公益环保事业，相关部门在强制性规定的同时，应做好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工作，给明星代言绿色公益广告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这总比代言些不靠谱的医药、食品等关乎民生安全的广告来得有意义得多。
【建议】
1、建议广电总局联合相关部门颁布规定：作为公众人物的演艺界明星必须每年代言一定数量的环保绿色公益广告，以履行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
2、仿照山东电视台“演艺界十大孝子”颁奖，对明星代言环保绿色公益广告设立荣誉奖项，对年度突出贡献明星予以奖励。
3、对于明星代言绿色公益广告之间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等相关费用，提请广告制作部门予以足额支付。
建议以公众“污染痛苦指数”，作为城市政绩考核“绿票”
领衔人：杨东平（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案由】
以“某某指数”的形式，来衡量某种综合性的现实状况，已成现代社会的常例。失业率、就业率、失学率、自杀率、离婚率、物价上涨率，这些都是作为决策参考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参数。
近年来，“幸福指数”这个词常被提及。与之相应，“民生痛苦指数”是国际通行的一个衡量民生质量的重要指标，计算方法是失业率与消费物价上涨率相 加。痛苦是一种综合的感受，有人讨论“税负痛苦指数”，有人提出“住房痛苦指数”，而“污染痛苦指数”，完全有理由成为其中的关键因子。
【理据】
污染痛苦指数高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在公共参与的基础上引入“污染痛苦指数”，并以此衡量各地行政行为的综合环境效益，有利于政府转变政绩观，尽快走出以GDP为中心的价值观，有效扭转增长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台湾，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每年委托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环保施政总体检民意调查”，在全岛居民的基础上抽样进行电话访谈，内容涉及常见的二十种环境问题，最后得出“环境痛苦指数”。
根据他们的统计，2000年台湾民众环境痛苦指数的提高，主要基于家庭排放污水、塑胶容器泛滥、水土流失、噪音污染、恶臭污染等因素，此外最令公众感到痛苦的因素还有：水源污染、车辆排放废气、流浪狗污染街头。
可以想见，假如你我端坐家中，有人电话上门，耐心相向，供你一吐街头恶臭之苦或者抒发终日灰霾之伤，这些信息，最终汇总成为评价地方官的依据，相信对疏解你我的不满心理，会大有裨益。
不难看出：这样的社会调查统计，能够为政府提供有效的环境信息和社会心理参照。
【建议】
1、参照全球其他地区的做法，每年一次，广泛建立公众污染痛苦指数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果经过公开公示，作为该市主官综合政绩评估的“绿票”之一，区域间可实行排名方式，以奖优惩劣。
2、让环境表现差的官员，任职污染痛苦指数最高的地方。该地被冠以“红牌”，作为指数较高的城市官员们的“调研”、“学习”营地，要求这些官员一年内在该地至少累计生活一个月时间，以增强切身体会，引以为戒。
3、环境表现佳，就该到更佳之处去再鼓一把劲。对污染痛苦指数良性变化趋势明显的城市官员和市民代表，每年轮流到该指数最低的城市去交流、体验、取经。
4、在此基础上建立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对于污染痛苦指数呈现恶性趋势的城市，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恶化。
提议在青藏高原建设“21世纪气候变暖应急自救站”
领衔人：李栓科（《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
【案由】
全球一百多位首脑聚集在哥本哈根，最终没能协商出一个应对气候变暖的全球方案。有人叹息，哥本哈根之后，气候谈判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早就说过：当气候变化问题与日益严重的能源稀缺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本应该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减排，有可能蜕变成一场相互角力的资源争斗。斐济、马尔代夫，这些太平洋上的小岛相继被宣判了死刑，下一个是谁？
进入2010年以来，全球就经历了“北严寒、南暴雨”的极端气候变化：从西欧至美国，人们经历了创纪录的酷寒天气；而在赤道以南，却暴雨连绵，洪水和泥石流频发。春节前后，在中国，一轮全国范围的破纪录的暴雪寒潮也是此起彼伏。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繁，在未来只会日渐加剧，并且近在咫尺。而显然，当气候变化的致命威胁真正来临时，人人自危，不是人人都能上得了《2012》里的那艘“诺亚方舟”。
下个世纪，我们的“诺亚方舟”在哪里？这个问题，更是只能靠自己！
【理据】
科学家证明由于格陵兰岛和南极西部地区的冰盖在缓慢地融化，基本上位于北纬23°26'22"以北，与南纬23°26'22"以南的地区，都将形成极端气候，基本可以排除在未来人类宜居区的选择之外。
富裕国家正在由政府主导大力投资于气候变化的防御系统。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正在被忽视和边缘化。因此，由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的生态挑战将主要不是 集中在曼哈顿和伦敦，而是集中在洪水频发的孟加拉国和干旱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东非高原太危险不能去；防御系统强大的富裕国家也基本将我们挡在了美国 西部高原的门外；玻利维亚高原估计到时候也已经挤满了南美的富人。我们去哪呢？
还好，在全球中纬度和低纬度地区的著名高原中搜罗了一圈，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中国占了仨。
不过仔细看来：从地理和气候条件上来说，青藏高原可说是不二的选择：青藏高原的横断山脉，西起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东连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及其支 流雅砻江和大渡河的中上游，已被全球公认为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并且受到东南季风和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此处雨水充沛。再者说，即使海水淹没过来，人们还可 以向青藏高原西北部更高的海拔逃难呀！
在未来这场因气候变化而引发的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涉及近2亿人口的迁移活动中，青藏高原，尤其是其东南部的横断山脉恐怕是我们国人惟一的选择。
【建议】
1、拨款建立专项气候灾难应急基金，专项用于青藏高原自救站选址、筹备及可行性研究工作。
2、以水电开发为名，为气候应急自救站的建设做好基建工作。
3、制定准入标准：裸入（不带任何外在财物和工业产品），只带头脑、知识和劳力。
关于提请中国消协发布绿色消费警示名单的建议
领衔人：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创建者和负责人）
【案由】
在现代商品体系的链条中，消费者在终端市场上看到的产品，经过一系列制造、加工、包装程序，其中可能隐藏大量危害环境、有违社会责任的环节或因素。除了行政监管，消费者的选择是促进企业绿色行为的强大力量。
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用脚投票，来惩罚那些危害环境的生产商，但我们需要更透明的信息和更多的制度配合。我们相信，消费者选择的力量，如果被充分调动起来，会大大超出行政处罚的作用和力度。一次违规，环保局罚款数万、数十万，也抵不上市场门可罗雀的杀伤力更大。
现代企业强大的广告攻势，很容易成为在消费者面前粉饰绿色的“障眼法”，是为“漂绿”现象。为了加强识别、避免“漂绿”行为的社会欺骗，更有必要促 进生产供应链条的环境信息公开，让全社会协助环保部门，共同监督企业环境行为。中国消协作为中国消费者的代言人，在呼吁消费者绿色消费选择上，理当勇挑重 任。
【理据】
西方社会的消费者选择运动，已经成为敦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保障劳工人权、确保环境友好的重要社会力量。上世纪90年代壳牌石油公司，也因为准备将 报废石油平台沉入深海，而遭到德国、荷兰和北欧许多消费者的抵制，当时壳牌公司在德国的销售下降了20%。其它知名品牌，像是雀巢、星巴克、GAP、耐 吉、麦当劳等，都曾因为不同理由遭到消费者抵制或仍被抵制中。
在中国，2007年以来，数十家环境NGO，已经在逐渐编制并扩充着一个环境违规企业的数据库，并于2010年初向公众发布了品牌消费警示名单。三 年间，超过200家企业前来沟通和说明，促进了公众对其环境表现的认知。但是，其中也不乏在几个小时间就拿着当地部门开具的守法证明。NGO组织一己之 力，推动消费警示，确也是势单力孤，影响有限。
【建议】
1、为消费者代言为天职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定期公布环境违规的厂家或企业，联合专业数据库，发布绿色消费警示名单，并呼吁消费者做出理性的绿色消费选择。
2、中国消协出面，吁请发改委、工信部和环保部等相关部门，强制性要求规模企业义务定期向社会公布自己的环境记录、环保部门的监测文件及监测数据。环保部门根据违规行为的危害程度，发布对环境最不友好的企业及厂商名录。
3、中国消协呼吁通过立法，建立中国的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还可商请工商总局将环境记录纳入对企业的工商资质认定中。严重或长期危害环境者，吊销营业执照，禁入市场。
关于将足球彩票变更成环保彩票的建议
领衔人：李承鹏（著名足球记者）
【案由】
2010年初，又有新闻报道说，湖北省争取发行“环保彩票”，以解决长期以来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国真是环境污染愈恶劣，环保投入愈不足，环保彩票呼声愈高涨。
环保是基本国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全国上下的赌彩热情(甚至是狂热)，有什么理由不引向长江、黄河、淮河、松花江以及五湖四海?
早在1999年，上海市环保局就曾提出发行环保彩票的设想，为此还曾专门成立了调研组，并一度就发行模式和民政部门达成了共识：收益的 30%专项用于上海环保综合整治。
看起来，发行环保彩票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不仅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筹集社会资金，更能通过这一形式极大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然而，这么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一直未成行，据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彩票发行部门并不希望环保彩票作为一个单独种类发行，以分割市场份额。
那好，依照中国人最擅长的内部挖潜的做法，不妨建议将既有的足球彩票变更为环保彩票。
【理据】
首先，足彩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最近频频被揭开的足球黑幕表明，当年足球彩票设立的愿景之一——促进中国足球健康发展，看起来真是个不可实现的愿 景，倒验证了足彩当年刚启动时一家体育报纸的预言——足彩救不了中国足球。现在的球迷们伤透了心，估计买足彩支持足球事业的积极性也大打折扣，足彩的市场 前所未有地堪忧。
其次，现在的中国足球哪里是缺钱，是钱太多，钱坏事了，看看足球反腐、反赌，黑金盛行，贿赂遍地。
再次，尽管中国足球被一再证明是不成功的，但是中国足彩多年的运转倒相对来说是稳定有序的，操作模式成熟，渠道通畅。从“足球彩票”到“环保彩票”，其实只需要名字的“变更”，既没有所谓市场份额的分割，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立即操作起来，符合环保投入时不我待的迫切。
最后，考虑到中国足球脏、乱、浑的现状一再伤害国民的感情，中国足球倘若高风亮节激流勇退，退出彩票市场，助力中国的环境事业，倒也是这么多年来难得的功德一件。
【建议】
1、将足彩的整个发行模式、渠道和架构，原封不动转换为环保公益彩票，既保证了足彩队伍的稳定，又避免了新开彩票所面临的资源浪费以及分割市场的弊病。
2、吸取足彩之教训，定期对转换后的环保公益彩票对环保事业的助力效果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布，以确保钱能真正用在刀刃上。
3、借此契机，树立彩票体系的优胜劣汰机制，假使多年后，中国天蓝水净后，足球又待雄起，何妨再起而换之。
关于新建垃圾处理厂选址与政府为邻的建议
领衔人：赵章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案由】
2009年，“垃圾焚烧”风波不止。政府部门及许多专家相信，垃圾焚烧技术过关，二恶英污染可控，呼吁市民无须过虑。但是，这遭到选址周边众多业主的反对，他们上街散步、戴口罩、贴汽车抗议告示，一是质疑立项过程缺乏透明，二是认为难以杜绝二恶英污染。
政府官员、人大代表、专家轮番上阵说服，无济于事，双方意见对峙。技术性问题演变成为政府诚信危机，许多地方的垃圾焚烧厂项目由此搁置。
大家都很受伤，没有赢家。政府作为城市领导者，“垃圾围城”已是燃眉之急。本想快刀斩乱麻，却一再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被迫停止建厂。专家们被推上 火山口，在聚光灯下轮番曝光，已分不清哪是学术之见，哪是代言利益集团了。企业很焦虑，到嘴的肥肉硬生生被迫放回原位。市民也不是赢家，垃圾不断增加，家 园已不堪重负。
目前，国内已建有约50座垃圾焚烧厂，北京等地也在积极筹备之中。抛开争论，“垃圾围城”亟待破题是不争事实，也是漩涡中所有人的共识。越来越多的 垃圾堆积在市郊填埋场，数年之后，我国许多大城市将面临无地可埋的窘境，寻找可替代的技术解决这一难题，已摆上城市发展的日程表。
【理据】
政府与市民难以达成共识，究其原因，这与政府部门在公众心目中的诚信度有关，与社会利益集团跟普通民众的心理沟壑有关，也与监管普遍缺位有关。那么，能否对原有计划做技术性调整，仍然建垃圾焚烧厂，只不过重新选址，建在政府办公大楼附近呢？
据报道，日本一些垃圾处理厂正是利用了政府附近用地修建，在选址过程中，政府引导市民参与，配备专家团，消除了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意见隔阂，顺利达成 一致。因此，此种选址并无技术性难点，已有国际先例，可充分借鉴，引为己用。这也符合不少管理者和专家们所介绍的“发达国家都是把焚烧炉建在大都市中心” 经验。
这可以从根本上消弭公众对政府诚信的质疑，是“相信党相信政府”这一承诺的有力保障手段。由政府作出表率，公告天下，垃圾焚烧技术真的过关，二恶英真的可控。如此一来，彰显了政府的魄力和决策力，将垃圾处理问题办成真正的“民心工程”。
将垃圾焚烧厂建在政府身边，无形中也给予企业震慑力。同时，政府部门能快速进入工厂执法，提高日常监督力度。另外，我国政府大楼一般建在市区，这样也能降低垃圾运送成本，是政府为企业减负的一大办法。
【建议】
1、选址必须符合安全防护距离标准，确保政府大楼环境无虞。可充分利用空旷地，如日本一些县城便是选择在政府附近的排球场，目前国内许多新建政府大楼门前都有大广场，应可妥善利用。
2、目前许多城市在建设新区，搬迁政府大楼，可把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提前列入相关规划。
3、加大宣传力度，强调政府以身作则的勇气，取信于民。
附议人：
毛达 环境史博士在读，“垃圾之歌”博主
姚姨、阿加西广州番禺居民代表、网友
倡议全国“两会”打造低碳“两会”实行碳补偿机制
领衔人：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案由】
“两会”是每年春天的大事。“大”的不仅是重要性，更是规模。
数以万计的代表委员从全国各地赶来——其中不少是乘坐飞机，即便按照经济舱测算，1000公里飞行历程就意味着91.21kg二氧化碳的排放；
到了北京，入住酒店，一般来说，级别不低——包括一些在京的代表委员，也就近住在酒店，这完全可以理解，方便议事嘛；
每天早晚，往返会场，专车接送，合情合理——代表委员中不乏年事已高、公务缠身的老者，最大限度地方便他们参会，也是会议主办方的分内之事，但一次 会议，跑个几百公里不在话下，每公升汽油意味着超过2.25kg的二氧化碳排放，柴油则超过2.7kg，这还没有讲北京交通拥堵带来的额外消耗量计算在 内；
另外，人民大会堂温暖如春，人们行走其中，几可免穿棉毛秋裤，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空调系统的运行，仅按照燃煤供暖来测算，1000平方米面积就意味着47648.11kg的二氧化碳排放；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情况，近年来逐渐为人们所闻——比如有些代表委员在动身赴京前，先让司机把车开到北京，下了飞机坐上自己的座驾，方便在京活动，如此车随人走，不算司机同志一路食宿，往返也少说上千公里历程，碳排放可以掰着指头算出个大概。
在哥本哈根刚刚不欢而散的春天，在这样一个倡导低碳的春天，连杭州西溪旅游都开辟了新路线，大巴换船，减碳一半，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参政议政机构的两会本身及其代表委员，如果亲身实践碳补偿，将对全国人民起到难以估量的表率作用。
【理据】
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市近百家企事业单位的81670人注册参与了绿色出行活动，共减排二氧化碳8895吨，这批碳指标同时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挂 牌。一年以后，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7万余元买下了奥运期间“绿色出行碳路行动”中所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2004-2008 年天平车险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由此成就了国内首例自愿碳减排交易。
由此可见，举国关注的大型活动，和公务人员的率先垂范，对提升企业和公众的低碳意识、通过碳交易市场带动全民低碳运动，有着巨大的现实作用。
·【建议】
1、建议在京郊建立专门的“两会减碳林”，代表委员在离京前亲手栽下树木，对会议期间的个人平均碳排放做出实际补偿，并对沙漠化对北京的侵袭做出实际贡献。如实在公务繁忙或体力不支，可考虑以现金方式替代。
2、更加鼓励两会代表委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减少专车出行、减少酒店及一次性用品消费，如此一来，或可延伸出一个新的两会“碳经济”。
3、请专业人士对“两会碳价”给出独立评估，专“碳”专价，相信企业会踊跃购买。
关于积极推动转基因大米试吃即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的建议
领衔人：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案由】
2009年11月27日，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国家。但是，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低调”发放后，普通消费者延续经年的担心仍未消除：是否能放心吃？
对于新生事物，我国一直有先试先行的优良传统，比如抗艾滋病药的临床试验，比如SARS疫苗的试用，所以，面对转基因大米的多方争议，大可借鉴这一经验。
【理据】
有转基因水稻研发者称，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吃掉120吨转基因稻米也不会发生中毒、过敏、体重异常、脏器病变。如果按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 个人活上120岁，也才仅仅吃掉20吨稻米。最近这些研发者又调查了食品、饮用水等相关国家标准，发现对人体无毒的Bt蛋白在转基因大米中的含量，比国家 标准规定的食品中的亚硝酸盐含量还低。由此他们断定，转基因大米比达标的饮用水还安全，是真正无毒无害的。
尽管，这样的保证并不能消除人们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疑虑。以前，三聚氰胺也是作为重大科技成果推广的，对其安全性的介绍也是可以放心应用的，“三鹿牌”奶粉还是国家免检产品。遗憾的是，所有信誓旦旦的保证并没有阻止三聚氰胺对儿童生命的大规模伤害。
迄今为止，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奥地利、瑞典、比利时、芬兰、德国等国科学家，都说转基因食品具有多种不利影响，大概只有中 国的部分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物无害。人毕竟不是实验动物，那些对实验动物有影响的不一定对人体有直接的影响；同样道理，对于实验动物不产生影响的，也不能 说明对人体就没有影响。
对于这样的争议，试吃制度可以明辨是非。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接受转基因作物采访就提到了这个想法：“现在还不能肯定人吃了以后会不会出问题，但总要有人去试，又不能强迫别人来吃这个大米，所以目前就采取自愿试吃的办法。”他并表示如有这样的实验，将第一个报名试吃。
【建议】
1、召集志愿者，进行转基因大米自愿试吃实验，周期最少不能够少于10年。
2、试吃转基因大米的，不应当是袁隆平，而应当是那些声称转基因大米无害的科学家，还有其积极的拥护者。即使如此，为了防止健康风险，建议国家从转基因重大专项中增加一部分资金，再募集一部分资金，用于大力奖励那些自愿试吃转基因大米的“先驱者”。
3、当然，为了确保实验的严谨性，必须有独立的第三方对实验进展进行跟踪，确保一日三餐中所有涉及的大米及其制品必须是转基因的，为了丰富口味，那些西红柿、茄子、辣椒、鱼、肉什么的，最好也都是转基因的，再用转基因大豆油来烹制。
4、试吃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全程公开，一旦有了阶段性结论，昭告天下。
关于促进民生，施行城市盛会收益全民分享机制的建议
领衔人：十年砍柴（知名评论人）
【案由】
今年又是盛会年，上海召开世博会，广州迎来亚运会。明年还是盛会年，深圳迎来大运会，西安则是园博会。
盛会越是临近，市民越是纠结。用一篇网评的话就是：“××会，要说爱你不容易”。中国特色下，几乎每一场盛会都会演变成一次城市更新运动，除了新修场馆之外，城市基建集中上马，投入巨资，规模浩大。
依理说，盛会提升城市、国家形象，市民与有荣焉。再者，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也能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不过，市区总是俨然大工地，尘土飞扬，道路围蔽，挖坑打洞难消停。扰民，总会成为盛会筹备的一大关键词，频频见诸媒体。1月底，广州街头就曾活跃一位神秘男子，戴着帽子、墨镜、口罩，背着宣传板，抗议道路的花基、路沿石统一换成花岗岩。“口罩男”一时风靡，市民纠结心态可见一斑。
政府也很纠结。某盛会主办城市市长还曾为此出面道歉：“市政府以及我本人深感内疚，诚心诚意向市民群众深表歉意。”口头道歉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以实际行动表达，不妨将盛会最终经济收益，与市民分享，真正让利于民？
城市是全民的城市，世博会、亚运会等盛会是全民的盛会，它的成功有赖于全民的参与，它的筹办资金也赖于纳税人的贡献，有时还不免还要市民做些牺牲，回报理应反馈于社会。
【理据】
给市民发红包，已经不是新鲜事。2008年澳门特区为应对通胀，拨款逾20亿元向永久居民发放“红利”，与民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区甚至广东的东莞也均有类似“还富于民”之举。
历届城市盛会看起来也不缺真金白银的收益。截至2009年3月15日，北京奥组委计算的奥运会（含残奥会）直接收支节余超过10亿元，其他的间接收益估计也不少。而据媒体乐观估计，上海世博会收益也有10亿元。而广州亚运会，目前赞助领域的收入已远超历届规模，为多哈亚运会的4.5倍。此外，一旦确立全民分享机制后，市民必将以饱满的热情关注城市盛会的经济账，每一份公共投入都将接受阳光下的监督，不仅避免了赔钱赚吆喝的后果，也符合中央一再强调的节俭办会的号召，甚至还能有效降低腐败滋生的可能。
【建议】
1、建立盛会收益全民分享机制。分享形式建议以派发红包为主，可兼顾派发盛会门票，注入公益基金等多种形式。具体形式可实行全民讨论，征集意见，一并实现盛会主人翁意识的培养。
2、在审计部门介入之外，组建市民顾问团，吸纳民意，全程参与盛会筹办的经费预算和实施过程。
3、借分享机制，盛会收益可酌情倾斜社会弱势群体，真正体现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