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简介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1886-1964)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他离开了出生的匈牙利，成为英国公民。在其学术生涯中，曾先后在牛津大学的本宁顿学院和伦敦大学教书。著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大转型》和《达荷美和奴隶贸易》(与A．罗特施泰因合作)等作品。
迈克尔·波兰尼编辑本段回目录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1891年3月11日出生于多瑙河边的布达佩斯城。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犹太家庭——波兰尼的父亲是工程师兼小商人，母亲则为布达佩斯一家德文报纸撰写时装专栏。富足并且颇具文化氛围的家庭生活不仅使小波兰尼衣食无忧，而且很早就接受了广博的文化熏陶和教育，迅速成长为一个思想活跃的匈牙利青年。
19世纪末的奥匈帝国正处在自命为“老派人物中最后一个君主”的法兰西·约瑟夫皇帝统治之下，他对民主思想和国内各民族的独立愿望始终持着敌对的态度，这种政治土壤无疑在匈牙利热血青年中激发出强烈的独立梦想。早在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医之前，波兰尼便已涉足文学和政治活动，与其兄(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著有《大转变》一书)一起创建了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呼吁在奥匈帝国背景下坚持文化传统，建立独立的匈牙利国家。此时，波兰尼对政治与社会的热情和敏锐已初露端倪。
好景不长，老波兰尼的早亡使这个小康家庭的经济情况陷入危机，这可能也是促使波兰尼选择学医的决定性原因。年轻的波兰尼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13年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稍后，波兰尼开始从事热力学领域的研究，于1917年获得布达佩斯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尼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担任一名军医。坦白地说，波兰尼的整个军旅生涯乏善可陈，作为军医，他自己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曾长期住院治疗。不过，恰是在这段住院治疗期间，波兰尼继续写作化学领域的论文，为其战后成为物理化学家奠定了基础。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匈牙利的政治局势迫使波兰尼赴柏林发展。德国的环境和氛围似乎十分适合波兰尼，他在柏林威廉大帝学院化学纤维研究所从事了10年的物理化学研究，成果十分卓越，被誉为当时德国一流的物理化学家。在德国期间，波兰尼还成了家，对波兰尼来说，一切都相当如意，这无疑是作为著名科学家的波兰尼最为得意的好时光。就在这个时候，波兰尼的犹太血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转折，在法西斯德国大肆迫害犹太人的背景下，波兰尼不得不逃往英国，在曼彻斯特大学谋得一个物理化学教授的职位，继续从事他从前的工作。不过，这段难民经历对波兰尼思想的冲击和触动之深，立时就显现了出来。虽然在此后十余年里，波兰尼继续从事着他所钟爱的物理化学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但他显然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工作，他对社会、经济和哲学领域的志趣和激情越来越强烈，并逐步付诸实践。
卡尔·波兰尼－－诠释大转型年代编辑本段回目录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麦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是20世纪罕见的几对兄弟大师之一。弟弟麦克尔是科学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运用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对阿赞地人宗教的研究，在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做了一项比较分析，指出在二者的相似性中包含着一项重要差异，即原始思维的内在连贯性是以知识的自我封闭为前提的，而科学思维则恰好相反，其内在连贯性的存在前提，乃是知识不断推翻自身的开放性。哥哥卡尔则综合了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各种经济生活形态的研究，对经济史做了精到而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服役，后来在大学任教，也曾在维也纳一家财政新闻报社担任编辑。1934年迁居英国后，先后曾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任教，后前往美国，在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供职。帝国体制、纳粹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及市场，构成了卡尔社会思想的主要关注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开始构思一部具有思想穿透作用的作品。1944年，书稿以《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以下简称《大转型》）为名正式出版。
《大转型》是针对将西方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战争期间，盟国的喉舌将所有祸根归咎于“专制国家”和“军国主义”，流行于民间的理论更是局限于就祸端谈祸端。犹太人卡尔也是纳粹的受害者。然而，在理论思考中，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超然和冷峻气质。对于卡尔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19世纪西方文明的“百年和平”构成鲜明的反差。19世纪出现西方文明编年史中没有先例的现象，这就是1815年至1914年之间的“百年和平”。是什么因素造就了19世纪的“和平百年”？又是什么因素在20世纪一开始就摧毁了西方世界的和平？与卡尔同时代的理论家，大多从那些有损于“和平百年”之制度基础的种种潜在因素中去寻找答案。而卡尔则完全相反，他坚信“和平”与“战争”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在他看来，“百年和平”并不是因为19世纪不存在冲突的原因，而是因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出现了一种对和平的热切兴趣：贸易在这个世纪里史无前例地与和平连接在一起。
19世纪的西方文明奠基于四种制度之上：其一，确保破坏性战争免于发生的权力平衡体系；其二，象征着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值标准；其三，创造了空前财富的“自我调节市场”；其四，自由主义国家。这四种制度各有作用。但是，它们的源泉和母体是“自我调节市场”。正是“自我调节市场”生发了19世纪西方文明，其他的制度都属于这个创造的附属品（国际金值标准无非是让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手段，权力平衡体系无非是在国际金值标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自由主义国家无非是自我调节市场的造物）。
在人类经济史上，“自我调节市场”（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也即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创造。这种经济类型能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组织经济生活，而其他的经济形态则从未能够脱离社会对它的制约。在部落和早期文明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利益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最高追求。人们之间若说是有什么“交易”，那么，“交易”一般也是采取互惠（reciprocity）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这两种形式达成的。“互惠”的基本原则在于帮助保护生产和家庭生计，它的存在前提是具有高度对称性的社会组织，如氏族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二元组织”。“再分配制度”的典型是“朝贡贸易”，其原则是社会组织具有非对称的中心性（centricity），中心性使货物和服务的收取、储存与重新分配成为可能。这两种经济形态都已被人类学家所研究。在人类史上，还存在过第三种经济形态，即自给自足的“家庭所有制”（householding）。在古希腊，“家庭所有制”被称为是“oeconomia”，是“经济”（economy）一词的词源，这被亚历士多德想象成为金钱而生产相对立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
与历史上所有其他类型的经济形态一样，“自我调节市场”本来也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来维系的。然而，19世纪西方“自我调节市场”的确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不知出于何由，社会力量一旦干预到市场，便导致对工业的衰败，最终反过来对社会体系自身的完整性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卡尔指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根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工具的奇迹般的改进”，及其所带来的对人类稳定生活方式（habitation）的破坏。“自我调节市场”成为一个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统，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一个信条和乌托邦，它使人误以为：人通过“自我调节市场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然而，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市场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西方文明提供了动力，也导致诸多矛盾与压力的加剧，到20世纪终于摧毁了社会，使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发展到非以战争为结局不可的地步。这就意味着，吞噬着社会的“自我调节市场”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人间悲剧的根本原因。
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阅读一部旨在反省19世纪西方文明的“大转型”给20世纪埋下的战争祸端的著作，不免使人怀疑这中间包含的“怀旧心态”是否必要。然而，《大转型》给我的印象却真的很亲切。卡尔·波兰尼在诠释一个逝去的年代留给人类的教诲时，没有落入俗套，没有因此简单化地将“黄金时代”的失落归咎于阴谋家。为了解释导致和平向战争的演变，他具有反思性地考察了推动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因素，力求用一种令人乐观的过去揭示出其内在矛盾与限度。他那对“自我调节市场”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由此延伸出来“还市场于社会”的号召，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失去其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将市场分离于社会之外，似乎已再度成为人们认同的“经济自我拯救”的惟一手段。怎样防范因市场脱离社会而造成的矛盾与压力？怎样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维护作为人存在本质的社会性？怎样在维护社会性的过程中避免其中心性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对个人自由的影响？我以为，卡尔·波兰尼于60年前提出的问题，依旧值得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60年后的今天来探讨。
默会知识编辑本段回目录
默会知识理论代表人物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被誉为“朝圣三巨星”之一的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他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默会知识的概念时指出：“在一个人所知道的东西与它所表达的东西之间存在着隐含的未编码的信息”。信息也可以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种形式，前者是指“沉默的”、“不明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后者是指“明确的”“清楚的”“可以明确表示的信息”。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认为，默会知识不仅隐含在个人经验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世界观、价值体系等因素。
一般而言，默会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完善，更能创造价值，默会知识的挖掘和利用能力，将成为个人和组织成功的关键。
德鲁克（P·F·Durcker）、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等学者对默会知识的内涵和个体特点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默会知识源于经验和技能的。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指出，所知道的总比说出来的要多，一个人所知道的、所意识到的东西与它所表达的之间存在着隐含的未编码的知识，这种未编码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近处的，另一种是远处的。在波兰尼看来，默会知识是个人的、出于情景限定的、是很难正式表述和交流的，人类是通过主动整理和创造自身经验而获得知识的。能够用文字和数字来表述的知识仅仅是整个冰山的一角。默会知识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它难以捕捉和表达，出现了“知道的比表达的要多得多”等现象。
默会知识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默会知识的非格式化。默会知识以一种非格式化的、未编码的形式存在于人的脑海里或一定的组织形态中，尽管它客观存在，但由于其非结构化和表达、表现形式的模糊性使其难以系统化地为大家共享。它可以是个体对客观世界的心智感悟和判断，也可能是一种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它只能被演示、领悟和练习是获取这类资源惟一的方式①。
（2）默会知识的垄断性。由于知识主体是不会随意自动实现知识的共享，于是默会知识的垄断就凸现出来。拥有默会知识的人是不会主动传播知识的，特别是可以带来特别收益的默会知识。另外，默会知识主体之间没有超越组织命令以外的直接交流和接触，个体无法突破自己的工作岗位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的管理越严密，个体之间的默会知识共享就越困难。
（3）默会知识扩散困难。默会知识本是一种难以形式化和模仿的知识，由于它自身的不可编码、非结构性等特征，学习的难度就会很大。各个个体可视为知识的集合体，分别拥有一组特定形成历史和文化背景相关的知识簇，由于个体知识积累过程的差异性，导致其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的异质性和个性化，这样每个知识簇之间的跨越就存在很大的障碍。每个个体自身蕴涵着学习障碍：一是个体的吸收能力；二是个体对待组织的态度，如果个体对组织有消极的想法，就会影响内部知识的有效扩散②。
科学知识到底是什么——波兰尼“信念科学知识观”评析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 要：“个人性”、“意会性”和“信念性”三特征乃波兰尼“个人知识”及“意会认知”的三大支柱。其“信念科学知识观”即视信念为知识的根本，将科学知识乃至一切知识皆视为“信念”或“信念体系”的观点。部分科学史家和当代分析知识论学派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信念”在科学知识中确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认识论层次上，波兰尼说科学知识是一种“信念”是对的。但当他不加限定地越过认识论层次而进入本体论层次，并视信念为科学知识的根源和本质时却是错误的。对“信念科学知识观”，我们应加以分析批判，避免受其误导。
关键词：意会认知 科学知识 信念
科学知识到底是什么？这是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相关者数百年来激烈争论的问题，其观点百出，莫衷一是。与传统知识论不同，波兰尼首先把所有知识分为可明示性和非明示性两大部分，进而指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诸人文学科的所有人类知识都是“个人知识”，或者至少可以说都必须建基于“个人知识”之上。“个人知识”的典型特征为个人性、意会性和信念（寄托）性。此三特征乃“个人知识”或说“意会认知”的三大支柱。其中，个人性与普遍性是互为必要的条件，个人性通过对普遍性意向断言而体现其自身的存在，而普遍性则由于其被承认为认知者的信念（belief）并与个人“无关”而得以构成。正是个人性与普遍性在信念框架内的统一构成了所有人类的知识。对于波兰尼“ 个人知识”论中的个人性与意会性特征，人们已日益引起重视并加以运用。[1] 但对其信念性特征，或说对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即视信念为知识之根本，将科学知识乃至一切知识皆视为“信念”或“信念体系”的观点，学界还未引起足够注意。而对之进行分析批判，无疑有利于知识论的发展。本文的用意在于为此抛砖引玉。
一、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
一般认为，信念乃一种接受或同意某一主张的心理态度，是对还不能充分肯定的东西予以接受。信念中具有相信的成分，是建基于有限事实或说有限证据上的心理肯定。在证据不足或者说还不清楚所有背景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能够发现或者整体把握某一事物或知识，波兰尼认为是由于存在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支援线索在支持着我们的认识活动。因此，看似没有知识或经验背景的认知行为实际上是有背景的，这些背景或说支援线索或许就是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证据”。从其认为知识具有“个人性”和“意会性”上亦不难推论，知识中必然具有信念等因素，波兰尼还因此进一步认定：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的来源和本质是一种寄托，是一种信念或信念体系。
为了阐明科学知识的信念性特征及实质，波兰尼首先论述了科学的“前提”及其必要性等相关问题。他指出，“前提”是一个逻辑范畴，它指的是一个肯定，这个肯定在逻辑上先于另一个以其为前提的肯定。相应地，隐含于科学发现的某一成就中，或说对将要进行的某项科学研究有影响的一般见解和目的就是科学的前提，即使这些见解和目的可能与该项研究的最原初设想并不一致。实际上，人们总是按自己所期望的方式从事研究，而根据一定的程序方法取得成功又形成了自己的预期。科学研究离不开科学程序和规则，离不开科学信念和评价。在科学研究中，信念和评价是互相决定的，两者共同起着前提性的作用。波兰尼指出，从哥白尼及其反对者、开普勒及爱因斯坦、拉普拉斯及约翰·道尔顿，一直到李森科，“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无数科学家或自称为科学家的人们，都对事物的本质以及对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和目的持有某些所谓的‘科学’信念。这些信念和评价已向其追随者显示某种合理性且能激起人们探讨的兴趣。”[2] 他认为“科学的前提是在科学追求的实践中、在承认科学追求的结果为真实时意会地予以遵循的。”[3] 要理解这一点，就得知道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的把握必须依靠预设。然而，预设的实质至今尚未明了，以至于对预设所做出的任何解释都还难以令人信服。又由于这些预设具有不可明示性，因此无论科学是以正确的程序为基础，还是以对事物本质的坚实信念为基础，它甚至也都无法说成是基于可以言传的预设之上。他断言：“ 那些假定的科学预设是非常无效的，因为我们的科学信念的实际基础是一点也不能断言的。”个中原因是：当认知者接受某一套预设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解释框架时，就内居于该预设之中了，犹如其内居于自身躯壳之中一样。显然，认知者将预设毫无批判地接受下来的过程就是对后者认同并予以吸收的过程。“由于那些预设本身就是我们的终极框架，所以它们本质上是非言述性的。”[4]
如前所述，科学知识分为明示性和非明示性两种。在波兰尼看来，既然是科学知识，证据是需要并且也是存在的，可明示性科学知识的证据是可以说出来的，而不可明示者的证据则无法加以言说。人们到底何以确信及把握即使有证据也无法言说的知识？波兰尼的意见是依赖“信托”，他还进一步认为，科学乃至所有的知识，归根到底要靠“形而上学的追问”，要靠信念。他指出，在进行科学验证时，自然界的事物并未贴着“证据”的标签，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只是由于已为观察者所接受，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精密的科学，也概莫能外。当认知者将某一外在事物转变为自己肢体的延伸时就给该事物赋予了意义，在此过程中，信念也就被转换成了依赖于其整个人的更为能动的意向。正是预先存在于头脑中的种种信念，使人们的行动得以展开及维系。任何解释框架特别是诸精密科学的形式体系，以及教科书中众多的具体断言，其背后无不隐藏着种种预设。科学家的本领由规则支配，而规则仅可被应用于个人判断的框架之内。“正是由于对科学框架的吸收，科学家才使经验变得有意义。”[5] 而这种“赋义”是一种技能行为，它既包括科学家实施正确测量和观察的技能，又包括某些行家绝技。“赋义”的结果给相应的知识打上了科学家个人参与的烙印。科学的意义和说服力“来自我们对似乎暗示着其有效性的诸自然学科之整体的先行信念，而只有当我们变得饱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并学会应用其方法来解决新问题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这些假设并把它们当作我们所依赖的指导原则。”[6] 波兰尼指出，科学发现一直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伟人以自己坚定的信念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取得，我们的科学观就是这样成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接受自身已有的科学知识，无非是由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它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历史中，并由当下社会的专门机构培育着。科学并非通过接受某一公式而建立起来，它已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心灵生活的一部分。[7] 人们说话时隐含的情态、核实科学“证据”时的判断，都表达了其信念或寄托。当人们运用工具、记号或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时，情形无不如此。工具只有被人们相信能提供某种用途时才会被依赖，而这种依赖就是一种个人寄托，这一现象存在于一切智力行为之中。通过智力行为，人们将某些事物附带地整合于关注焦点之中，吸收并使之成为其自身的一种延伸，而每一次这样的行为又都是一种寄托。对任何事物的首次考察和肯定，都是一种寄托行为，其中都包含着信念。在此意义上，知识也就可以说是认知者“构造”的结果。波兰尼说：“那些相信科学的人，必得承认他们是将一种解释置于他们的证据之上，对这种解释，他们必须自行负责进行明确的测定。一旦把科学接受为一种整体，一旦同意科学的任何特定的陈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依赖他们自己的个人确信。”[8] 他进一步断言，信念是知识的唯一源泉，科学则是人们所寄托的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对其不能用与其自身无关的词语加以描述，“无论是用在不同体系内所看到的经验还是用没有包含任何经验的理由，都不可能对这一体系做出解释。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自由地接受它或抛弃它。”“正如我们的内驱力的追求隐含着某种假设，即存在着某些我们有理由想得到或恐惧的物体那样，一切激起和造成发现的热情也同样隐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这些热情宣布其价值的某种知识有存在的可能性。”[9] 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内含非言说性的信念要素，这也正是波兰尼称之为“个人知识”，并且是知识具有个人性和意会性观点得以成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证据。
总之，在波兰尼看来，人类理解实在的认知活动必须依赖词汇、语言、概念、形象和理解方式乃至整个文化等认知工具或说“透镜”才能进行。这种“ 透镜”是随着人的成长而形成并内化为人的一部分，以至于人们已感觉不到其存在，当人们将之用于认知时，其实是毫无批判地加以依赖。更何况，按照他的“个人知识”及“意会认知”理论，认知活动又是带有个人意愿和责任的行为，这就必然会带有个人的价值和信念，信念在科学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科学知识因此就是一种信念或说信念体系，这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二、对“信念科学知识观”的支持及发展
对科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至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正如美国科学史家戴维·林德伯格所指出，以下观点已在较大程度上得到认可：其一是将科学视为人类藉以获得对外界环境控制的行为模式。它视科学与技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即科学包含了技术。其二是认为科学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技术则是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此时，科学与技术被严格区分，又由于并非所有的理论都是科学，因而还须进一步提出科学的划分标准。通常的做法是依据理论的陈述形式来定义“科学”，它要求这种陈述是一般的、定律式的形式，最好以数学语言表达。例如，波义耳定律就表述为：若其余一切保持不变，气体的压力与其体积成反比。科学又可以从方法论视角加以定义，如此，科学就与具体的一套程序联系在一起，通常是为探明自然奥秘和证实或证伪某一有关自然特性理论的实验程序。此时，一个陈述如果而且只有以实验为依据，才是科学的。为了避免由此导致人们以主观意志如对科学的认识论态度，或某些教条来定义科学，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指出：“不能根据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相信什么来评判他是不是一个科学家，而要根据他如何和为什么相信。科学家的信念是尝试性的、非教条的，他们以证据为基础，而不以权威或直觉为基础。”[10] 这显然是将科学视为获取和评判知识的某种独特方法，它一方面指出了科学与信念之间存在着联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证据对于科学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科学”的拉丁文为“Scientia”，希腊文为“episteme”，在古代它指的是任何有着严格和确定性特征的信念体系，不管这些信念与自然是否相关。古代和中世纪对自然的研究活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其最明确的提法是“自然哲学”或“关于自然的哲学”。基于此，以古代科学史研究见长的戴维·林德伯格指出，科学史研究所需要的“科学”定义是宽泛且具包容性的，而不是狭窄而具排斥性的。我们所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定义就越宽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常以“自然哲学”来表示整个科学事业，也将“科学”等同于包含了技术的“自然哲学”。他认为，在大多情况下，科学是依据其陈述内容而非其方法论或认识论态度来定义的。这样，科学就是一套关于自然的信念，它大体上与现行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说相当。与此相关，“科学”和“科学的”这两个术语常常是指具有严格、精确或客观特性的过程或信念，而以此为标准，炼金术、占星术就都是非科学。无疑地，戴维·林德伯格的观点可视为对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的有力支持。
若把波兰尼归于后现代科学观阵营，阵营中的如下科学哲学家的相关观点值得注意。库恩认为，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范式。按其观点，范式包含某一研究传统及其历史范例，以及隐含在传统基本概念中的形而上学假设，三者中都有着极强的信念色彩。范式与信念相随相依，前者的形成、扩展、延续乃至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可以说就是后者的形成、扩展、延续乃至转变的过程。费耶阿本德强调科学应该是包括外行人在内的社会公众“举手”表决的结果，它与巫术、迷信等一样，都是文化传统的一种，所以应该与这些传统平权。不仅如此，更由于科学“不存在方法”，也就不具备所谓的正确性和客观真理性，因而也不必奢谈什么“证据”。利奥塔认为，所谓科学或说科学知识只是一种叙事，直言之，它乃科学家所编造的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最终要加以“证明”。罗蒂则认为科学其实是科学家的“德性”，是他们之间互相“亲和”、互相包容和协商的结果，这大抵上可称为一种“主体间性的科学观”。容易看出，费耶阿本德和利奥塔的观点并没有形成对波兰尼科学知识观的支持，也就谈不上对其加以发展。库恩涉及到了信念作为科学知识要素的问题，但他对此未予以足够深刻的论述。就视“科学”为一种主体间性的知识而言，除了罗蒂以外，持有这一观点的流派也不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SSK。所谓“主体间性”即科学共同体甚至是社会共同体所共有的性质、体验或信念。在SSK看来，由于知识本身具有密切的协作与互动的性质，作为知识的信念的确证需要满足不仅包括传统知识论所要求的条件，而且包括社会关系、利益、作用与制度等社会条件对知识的概念与规范条件的影响。SSK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派，其中“温和”型的SSK持“柔性”的相对主义态度，他们视“科学”为主体间性知识，并不主张消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虽然其所谓的客观性不同于实证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对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可以说，SSK的这一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尼。但是，强纲领SSK实质上叛逆了波兰尼而没有对其予以支持。[11] 对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加以继承发展者中，比较突出的大致可以认为是下述的当代分析知识论学派。
一般认为，20世纪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逻辑经验论的基础主义阶段，二是反逻辑经验论基础主义的阶段，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当代分析知识论的阶段。[12] 按照传统的“知识”定义，构成知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一个命题首先必须是真的，其次认识者必须相信这一命题，再者是认识者这一信念必须得到确证。如果一个信念是真的并且得到确证，则它就构成了知识。简言之，知识即是确证的真信念。据此，知识必须是真的，信念则是知识的必要条件，构成了知识的第二要素。在当代西方知识论中，对信念作为知识的一个要素为持正统观点的哲学家所赞同，在其看来，除非相信某一事情，否则就不可能对其加以认识。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信念比知识更为根本，知识只不过是信念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有关真命题的信念。只要具备“真(true)”、“信念（belief）”两个条件，再加上“确证（justification）”就成为知识。
罗素认可知识是一种信念的观点，同时又认为：“我们有时给‘知识’下的定义是“真的信念”，但是这个定义过于宽泛。”[13] 至于一个信念除了其正确性之外，还必须具备什么性质才可以算是知识？他指出：“平常人会说必须要有可靠的证据作为信念的根据。作为常识而论，这在大多数发生疑问的场合下是对的，但是如果拿它当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完备的说法就很不够。‘证据’一方面包含一些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包含一些在根据事实进行推理时所要凭借的原理。”[14] 他举例说，假如某一人去看其自认为还走着而事实上已经停了下来的一座钟，并且碰巧看到其时刻正和钟面上的时间—样。那么，此人将得到关于时间的—个真的信念，但却不能正确地说得到了知识。他认为“由于两种原因，知识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第一，因为除了在逻辑或纯粹数学的范围内，一个词的意义多少总有些模糊不清；第二，因为我们所认为的全部知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不确定的，而且我们无法判断不确定性达到什么程度一个信念就不配叫作“知识’，正像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脱落了多少头发才算秃一样。”[13] 在他看来，既然所谓确定的知识是难以获得的，故而倒不如以不确定作为是否“知识”的尺度更为妥当。基于给“知识”定义的困难性，他认为，人们曾从三个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法。“第一种也是最早的一种方法是强调“不证自明”这个概念的重要性。第二种方法是打破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区别，认为知识就是由信念组成的整体的一致性。第三种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方法是完全抛弃“知识”这个概念，而用“导致成功的信念”来代替它——这里‘成功”一词也许可以按照生物学的意义来解释。”[14] 他还进一步指出，笛卡尔、黑格尔和杜威可视为这三种观点的代言人。无论如何，罗素已将知识与信念挂钩，问题只是在于何种信念可以称为知识。
对“知识即是确证的真信念”的传统观点提出更有力挑战者是当代分析知识论，其重要标志是葛梯尔《确证的真信念是否为知识》一文的发表。其结果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并使知识论所关注的主题转向了知识的条件与确证方面。葛梯尔指出，即使满足“真、确证和相信（信念）”三个条件，确证的真信念也未必是知识。从此，知识与信念的联系更为紧密，解决信念何以成为知识便成了当代知识论的主流和核心问题。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知识论盛极一时，其研究重点先是知识的结构和确证问题，目前则加强对信念及其确证问题的研究。由于对信念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知识论的核心和热点问题，而且视知识与信念相一致甚至将二者等而视之是其普遍观点，以致人们将知识论指称为“信念学”。
总的说来，当代分析知识论学派对波兰尼的科学知识观予以了有力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在它们那里，科学也许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证据”支持的知识，它是否知识并为人们所信赖，关键不在于传统意义上的“证据”而在于“证词 ”（Testimony）。需要“证词”的部分，大多得靠“信仰”、“权威”，甚至是靠“演讲”和“宣传”。这样，科学知识也就不再具有硬生生的“客观性 ”了。在此，我们确实看到了波兰尼的影子，看到了“信念”与“Testimony” 的相通（之处）。
三、“信念”在科学知识中的必要和必然性
科学中的信念通常可分为“常识”、“科学见识”、和“世界观”三个层次，它们在科学中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无论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休谟经验主义怀疑论，还是新老实证主义，都无法排除信念的这种作用。如把科学研究过程大致分为观察有意义的事实、根据事实提出假说和以观察或者实验检验假说三个阶段，则在任何一个阶段中信念都是必须的。第一阶段要靠科学家的直觉，而直觉的正确与否在观察前是无从证明的，因而需要信念；第二阶段，科学史证明从事实到假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直觉、想象或者概念是否正确也无法证明。这就更需科学家的直觉、想象和创造力，更需要信念；在第三阶段，有限的观察或者实验往往难以证实或者证伪一个假说。人们之所以在即使存在反例的情况下仍能接受某一假说或者理论，显然是信念在起作用的结果。[15]
信念与认知有着内在的联系，没有信念就没有认知活动，作为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认知活动，科学概莫能外。早在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在论述现代科学的起源时曾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末，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16] 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观念上的准备。具体来说，我们在着手研究任何事物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先在的信念，如相信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有恒常的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的，有了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假设），科研活动才有可能。他把这种信念追溯到古希腊悲剧中关于命运的看法，到了中世纪，这种信念又和上帝的全知、全在、支配一切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他断言：“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他还指出，在科学研究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这种本能信念活生生地存在于推动进行各种研究的想象力之中，它说:有一个秘密存在，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17] 与波兰尼相一致，怀特海也认为，对自然秩序的信念不仅使得科学发生和发展，而且“这种信念不能用归纳的概括加以证明，它是我们对自身的现存直接经验中所显示的事物本质作直接观察时产生出来的。这种信念和我们是血肉相连的。”[18] “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对于休谟所提出的驳斥也完全置之不理。”[19]
事物之间的联系有规律且这种规律可为人所认识，对这一信念普朗克也深信不疑。他在《科学自传》中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思维规律和我们从外部世界获得印象过程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人们就有可能通过纯思维去洞悉那些规律性。在这个事实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外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而去寻找那些适合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是科学生涯中最美好的使命。爱因斯坦也明确指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20] 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的信念”，“我不能设想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21] 这里所谓的“宗教的信念”和“深挚的信仰”是一种“宇宙宗教感情”，即一种对宇宙的执著信念:“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22] “相信我们这一世界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所感受到的。”[23] 由于他深受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关于世界的秩序性、统一性、简单性和理性的影响，故而始终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抱着坚定的信念，并坚定不移地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相较之下，玻尔更崇尚互补思想。这样，发生旷日持久的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爱因斯坦--玻尔之争”就不足为奇了。可见，怀特海、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都认定了信念在科学中的基础性作用。
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所取得的成果表明，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渗透范式，而范式又渗透文化和价值，科学既具有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一面，又具有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一面，而后者就包含着信念。科学中的信念通过与科学理论和事实，通过与科学理论的评价过程，与科学经验和逻辑相结合而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至于从社会对科学影响上看，信念对科学及其发展的影响亦非常广泛和深远，各种信念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科学共同体，从而对之造成影响，甚至人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利益、社会历史观等相关观念也会渗透到科学过程之中。怀特海在肯定信念在科学中基础性作用时又指出：“但科学并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它还需要对生活中的简单事物本身具有积极的兴趣。”而且强调说“‘为事物本身’这一点很重要。”[17] 从此可见怀特海也注意到了信念含义的广泛性，而到了SSK的科学知识论就更进了一步。
《苏联哲学百科全书》（1964年版）指出，科学作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它需要实践检验和证据的支持。科学的产生、发展依靠科学理性，而后者的基本内容有三：一是自然可理解性的信念。这就是怀特海、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等科学家所具有的信念。它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科学理性的灵魂，它指导并促成了科学的真正发生。二是相关的自然模型或者自然观。它是对世界自然界的总体看法，虽然其自身并非科学的理论，但却影响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研究的路线和方式。如古希腊原子论和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形式主义，其中都有抽象、臆想的观念，但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指明了总体方向和基本机制。最后是科学理性方法。它不仅是一些科研规则，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气质。按照默顿的观点，后者是有情感色彩的一套约束并内化为科学家自觉遵循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其实也就是一种信念。比如爱因斯坦认定，对真的追求将达到善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一种预定的和谐和内心宁静。其所谓“宇宙宗教感情”既是一种感情，又是一种信念。科学理性乃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特定的理性形式，是人类理性发展出来的有效地认识世界的信念和原则。这些信念和原则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信奉，并规范和指导科学家的认识活动，以使活动富有成效。科学理性是蕴含在科学家的科学实践过程中，它既表现为这一过程的方法又表现在成果之中。换言之，科学必须依靠信念的支持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总之，“信念”在科学知识中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传统客观主义知识观，存在着贬斥信仰、传统、权威，推崇批判、怀疑的倾向，认为知识必须经受经验检验，如果前者超越经验或与经验相冲突，最终就会被抛弃。这种知识论不仅难以接受知识的个人性，而且要尽力剔除知识中的个人成分，以达到理想的、与个人无关的、绝对客观的知识。简言之，传统客观主义知识观认为真正的知识必定是“客观的”，它具有普遍性，可以明示并与个人无关。比如，罗素虽然认为知识可以分为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两类，但仅就科学知识而言，他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24] 人们若要使科学知识达到最大限度的成功就必须牺牲掉个人的因素。波兰尼充分肯定了传统知识论的意义和作用，但他认为其一味强调批判、怀疑，对于信念、传统、权威因素，只见其消极面，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因素在科学研究乃至一般认识中的积极作用，这就难免失之偏颇。事实上，客观主义的知识论，导致了只强调“科学”和“客观”而忽视了人的唯科学主义，导致了现实世界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灾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波兰尼认定首先要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知识论，以便彻底纠正其偏失。他指出正是“信念”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科学在没有足够证据时依靠信念来支持，即使有了确实的证据，追问到底仍然需要信念的支持。从此看来，波兰尼的科学知识观自有其可取之处。由于主张科学知识是一种“信念”，因而其科学知识观既可归于认定由“信念、真和确证”三个要素组成的传统知识论，又可视为当代知识论的先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科学知识能否彻底归结为信念
如上所述，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但是，科学知识能否彻底归结为信念？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波兰尼观点中存在的缺陷。
事实上，按照目前众所公认的观点，科学乃依靠证据支持的知识体系。“证据”对于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信念在科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因此将科学完全、彻底地归结为信念。
作为权威机构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在其《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论述科学的性质时，便旗帜鲜明地表明“科学需要证据”，“科学的本质是通过观察验证。”等观点。[25] 它指出科学家通过观察现象和搜集样本来探索这个世界，并认为科学主张的正确性迟早要通过对现象的观察来判定。因而，科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搜集准确的数据上。由于科学的证据只有通过观察和测绘才能获得，故而书中还论述了观察的选择以及获取证据的具体方法和途径。进一步地，书中还指出，任何研究人员或研究小组的发现都必须接受其他人的检查。科学是逻辑和想象的融合。科学家常对某些取得证据的价值持有不同意见或对假设的恰当与否表示疑问，进而不同意判定的结论。但是，他们同意把证据和假设同结论连接起来的逻辑推论原则。“事实上，形成假设和验证假设的过程是科学的核心活动之一。假设的用途在于能按时人们哪些证据能证实它，哪些证据将否定它。从原则上讲，一个不能用证据验证的假设可能很有趣，但是在科学上却不一定是有用的。”[26] “科学不仰仗权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没有一个科学家有权决定其他科学家是否正确，不论他多么著名，多么声望显赫。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代表绝对真理。而且，世间不存在未经科学家亲自调查而得出的现成结论。”[27] 当科学家面对一个声称正确的事物时，他就会反问：“如何证实？”由于对数据的解释不同，记录或报告方式不同，以及选取什么样的数据，科学验证可能会被歪曲。科学家的国籍、性别、民族、年龄、政治信仰等等都可能影响他们偏向寻求或强调这种或那种数据或解释。科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社会价值和社会观点。当公共利益以及他们个人的利益、合作伙伴的利益、本单位的利益和本社区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也会同别人一样产生偏见。对难于察觉的偏见，其防范和补救办法是让众多不同领域的人从事一项工作。科学作为一项事业，具有个人、社会和团体三个层面。科学工作涉及许多个体去从事许多不同的工作，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在世界各国范围内进行。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男人和女人都参与科学研究和应用。尽管完全避免偏见的主观愿望不可能完全达到，但是，“科学家要努力鉴别，避免偏见。”[25] 如是而观之，科学就要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在此所要重复与检验的是科学的结论是否与客观自然界相一致。科学，按照“标准”观点，便是对自然界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具有客观真理性。所以，人们必须“小心求证”并“拿出证据”，尔后才可获得确认。直言之，科学必须经受严格的检验，其最终依靠证据而非信念的支持。
总之，科学知识的本质是经过实验检验的、对于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现象的原因的正确反映。科学知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可检验性、系统性和主体际性。可检验性要求科学知识是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它的内容与客观存在的过程或现象相联系，它的具体命题在可控条件下可以重复接受实验的检验，具有可检验性。在科学知识中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主体际性要求科学知识必须具有客观其理性，它的基本概念反映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基本定律反映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能被不同认识主体所重复所理解，能接受不同认识主体用实验进行检验，并在他们之间进行讨论、交流。这就是主体际性。它是科学发现获得社会承认的基本条件。[28]
认识自然界的事物及其运动发展规律，诚然需要有一个预先的图式，图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念。从此意义上也就是在认识论层次上，波兰尼说知识是一种“信念”或“信念体系”，是一种“寄托”是对的，正如波普尔在主张“知识进化论”时说“观察渗透理论”一样。但是，当波兰尼将信念在科学知识中的重要性强调到决定性的作用，将信念视为知识的根本时却是错误的了，正如波普尔在本体论意义上强调“理论先于观察”一样。从能动认识论上说来，认识来自于实践并由实践所决定，人的认识无非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按照这样的认识路线，客观事物在前，而认知者的感觉、思想观念在后。信念只不过是认识结果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归根到底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所以从根本上说，科学要靠实践、要靠物质性的证据作为支持，而不是靠信念的支持。由于信念的背后还有物质性的根源，我们不能仅仅追究到“信念”就止步。波兰尼将科学知识乃至于一切知识视为信念，将信念视为知识的惟一根源，这就有了“先验论”的意味和色彩，其“信念科学知识观”因此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的最大偏失正在于不加限定地越过认识论层面而进入本体论层面，以至于把信念视为科学知识乃至于所有知识的根本。这样就极易导致科学知识观中的信仰主义，从而使之从反对纯粹客观主义一端走到非理性、主观主义一端，这显然也就违背了他的本意而达不到目的。除此之外，这样还有可能给人们造成种种误导，致使人们认为科学知识并非客观知识，而是仅凭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制造”或“建构”出来的体系。波兰尼所有这些不足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应加以相应的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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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编辑本段回目录
张一兵
《科学、信仰与社会》 [英]迈克尔·波兰尼著王靖华译 定价：17元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译介，开始得已经算迟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曾经萌发专题引介和研究波兰尼思想的想法，波氏富有人性的科学观和意会（tacit）认知理论在当代国际学术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但在国内学界却一直是一个冷僻的生角。
《科学、信仰与社会》是根据波兰尼在英国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发表的路德演讲而整理成书的，此系列演讲发表的时期，恰是波兰尼整个哲学思想逐渐成形的关键阶段，因此该书也可以算是波兰尼第一部系统的科学哲学著作，甚至可谓为其哲学生涯的开端。
这本书译者曾经这样评介：“《科学、信仰与社会》在世人面前揭示了一场客观主义将给科学界甚或整个人类文明带来的浩劫，他吹响了革新认识论的号角：除非掀起一场认识论的改革，对知识的基本问题进行根本性的重释，否则那个高尚的自由社会的目标将永远无法企及，他说他期待在自己掀起的这场论争中能突现一个新的现代自由理论，然而在我看来，波兰尼是有些过于谦虚了，在他所掀起的这场革命中突现的远远不止一个自由理论。”而我以为，在这本书里，至少有几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我对自己所持有的科学信念进行辩护的依据归根到底还是我自己，在许多问题上，我只能回答：‘因为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该书中，甚至在迈克尔·波兰尼的整个哲学体系中，上述思想新趋向是一以贯之的，相当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即一种把人性与科学重新结合起来的科学人本主义。在与哈耶克和波普尔同被誉为自由主义“朝圣山三巨星”的波兰尼看来，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或者说是这二者带来的“个人”在科学里的彻底隐退和迷失，正是“招致20世纪惨祸”的罪魁。
在所有著作中，波氏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呐喊：科学，从来就是由具有充分人性的个人知识构成的，科学研究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而不是物的外部静止投射。科学，是优美甚至是妙不可言的！科学，本身就应该是充满人性的温暖的东西！“凡是致知，都是个人参与——透过内敛而参与（participation through indwelling）。”知识中，个人的参与无处不在，一切科学的命题和断言，都蕴含着个人坚定的信仰、“热情的品行”以及主观的判断。波兰尼并且由此提出了一种人本主义的个人科学认知论框架，从中引伸出一个人学的科学本体论和一个大写“个人知识”的概念来。
然而，正如波兰尼满怀激情和不满地抨击的那样，当代科学泯灭人性的超然理想不由分说地在科学的一切环节上击溃了作为科学主体的人本身，使科学自始至终沦为一个毫无激情的非主体性的物的机械信息处理过程，“我们对真理的信念至此而沦为没有理论基础”，譬如那种极端的“反权威主义和怀疑论”，甚至“极端到免除人对真理与正义的义务，将理性贬谪成对理性本身的讽刺”。
反观今日的现实，我们不难察觉，波兰尼所指斥的这种泯灭人性的科学理想和科学观，在今天的中国正方兴未艾，因此，波兰尼之思中涌动的科学与人性整合的理性冲动，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一点，在《科学、信仰与社会》中阐述得淋漓尽致，也应该是此时译介波兰尼著作的第一个现实意义。
第二个必须提到的是波兰尼著名的意会认知论，正是凭借这个理论，波兰尼被誉为“当代认识论中的哥白尼”。他将全部人类知识分为言传（explict）知识与意会知识两个部分，前者是那些通常被叫做知识的“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一类的东西，后者则是一种存在于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无法用言语表达，但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某种主体的功能性隐性意知系统。
“我们总是意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言传知识是正确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切讯息的沟通都得依靠唤醒我们无法明言的知识，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关于心理过程的知识——比如关于感觉或者有意识的知性活动的知识——也是以某种我们无法明言的知识为基础的”。
在波兰尼眼中，这种似乎一体化于我们自己个体的行为、缺少言传知识之公共性和客观性的意会知识，正“是一切知识的主要源泉”。由意会理论的提出而发端，波兰尼进而创立了一个形式完美、逻辑严密的意会认知理论系统，这个华美的框架，在《科学、信仰与社会》已能初见端倪，其中的论述，也可以说是波氏在《个人知识》里完整阐述意会系统的基础性工作。
第三个值得提及的方面也是我多年来始终在考虑的问题，波兰尼的东西虽然艰深，我们中国人读起却可能有似曾相识的亲切，譬如《科学、信仰与社会》一书，便处处能捕捉到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与中国传统效用人伦理性和体知文化的贴近。经由波兰尼的视境，我们仿佛能找到一种基于实证理性的新的人学高点，以之反观古老东方文化的情境，不过这不是复归，而是新的理性重构。我曾经说过：“最重要的是，波兰尼用科学把不可言喻的东西说出来了。对中国人的文化新建构来说，他启示了一条极有希望的路。”
最近几十年以来，波兰尼的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包括日本和台湾学术界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是时候来系统地解读一下这个人物了。在《科学、信仰与社会》的附录里，还选入了几篇重要的文献，包括著名的《科学共和国及其政治和经济理论》《人之研究》《身体与精神》以及《意识的结构》，再加上200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波兰尼最重要的代表作《个人知识》和2002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的逻辑》，已经算是为我们研究波兰尼提供了基础的文本支持。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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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认识波兰尼，是阅读他的书《科学、信仰和社会》。翻译者把他对认识论方面的贡献评价很高，说他是认识论中的佛洛伊德。他的观点非常的人性化，主张科学是充满人性的温暖的东西，与科学机械观对立，亦即科学艺术化。还有“意会整合”的观点，认为正确的科学观点形成的过程是潜意识逐渐明晰，显露的过程。他积极反对苏联和英国开展的“规划科学”的运动，主张真正的科学是自由的探索，无法预测，是对真理、正义热爱和追求的过程，也就不能规划。猛烈的批评了苏联的科技政策（只重视应用科学，不重视基础科学，不给与科学研究以充分的自由等，行政规划等），其后开始在书店开始关注这个科学哲学作家，购买了他写的《社会、经济和哲学》。
波兰尼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拿了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德国从事10年的物理化学研究。是德国一流的科学家。看到了法西斯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身为一名犹太人，开始对人文社会开始强烈的关注。逐渐地由一名科学家转为了哲学家。
他认为科学最大的危机来自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还原主义把现象的复杂结构都简化为可以实证的构件，失去了整体机制，根本上歪曲了科学研究本身的事实。人也在这种机械化的过程中被简化为了一台没有知觉，没有性情的冷冰的机器，或者更冷酷一点说：人已经沦为了一堆支离破碎的欲望和仇恨。属于人的个人情感被拒绝在科研过程之外。客观主义是伪科学的第二块基石。客观主义把可证实经验事实性作为科学的标准，科学成了感性试验的记录。事实的普适性成了科学标准，从根本上排除了科学中人的价值和评价性认知的可能。造成了科学与价值，知识与人的分裂，最终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
那么科学过程中个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应该是什么样呢？波兰尼为我们描述为：
（1）有一种预知，它以合理的概率引导我们的猜想，指挥我们成功选题，滤出那些有望解决问题的灵感。我可以这样描述这个过程：一项潜在的发现吸引着有望发现它的心灵，它点燃科学家心中的创造欲望，给他们以暗示，指引科学家从一个线索走向另一个线索，从一个猜想走向另一个猜想。操作实验的手，疲劳的双眼和紧张思考的大脑都在某种普遍谜咒下操劳，正是这种谜咒引领我们寻找实在。
（2）任何孤立的试验探寻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直觉和观察的互相刺激。并且这种刺激的形式变化多端。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某种痴迷的支持下坚持徒劳的努力，这种痴迷往往是屡受打击却经月不息，甚至不断迸发出新的希望。而且，无论何时这些希望都如数星期前或者数月前被痛苦的粉碎掉的希望一样鲜活。突然被模糊猜中的真理似乎呈现了真理确定性轮廓，可是正待我们三思或开展进一步的试验观察时，轮廓消失了。不过关于真理的确定视野一次次呈现，在更深层的反省和不断增加的证据中， 真理之见更加有力。此时，这些真理之见或许就被观察者接受作为最终的观点并公开发表，传播。他们以此形式承担对真理的公共责任。
（3）科学发现并非出现在精神劳作的顶峰，而往往出现在一段休息之后或者心神烦乱之后的灵感乍现。……可见，从根本上说，走向发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类有意识努力却无法掌控的自动自发精神重组的过程。
（4）某些证据在科学家身上不断激起直觉性的冲动，而这冲动又与证据的另一部分相抵触。科学家一般思想不停的提出新主张，另一半则不停的反对他们。两部分都是盲目的，任哪一部分自行其是都会将科学家引向无限的歧途。不加约束的直觉性思考将导致放纵的任性结果；但是对批判性规则的严格履行又会使发现系统彻底瘫痪。
（5）推动他们脉搏跳动的是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和他们由于发现古代诗人所歌颂的事物的原因而感到的欢乐
与科学还原主义相对立，波兰尼把科学认为是与人密切关联的富于“人味”的东西。判断一个观点认识是否科学的根本原则不是“客观主义”强调的实验验证，因为实验观察的结果及其解释也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事实验的科学家本“人”。那么科学系统何以甄别真伪优劣，吐故纳新，累积其“真”，继往开来？
波兰尼给的答案是科学家的“良心”和科学界的公断体系。
知性权威与科学公断体系
重要的文化领域通常以整体形象出场，向大众寻求支持。而大众也相应的将“科学公断”或“宗教教义”当作一个整体来决定是扬还是弃，他们不会对不同科学家或者不同教派的观点细加区分。科学得以存在，或者说得以持续存在，只因其前提能够被体现在某种普遍取信于整个社会的传统之中。科学存在的历程是创造革新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始终向人们暗示：科学所求助的传统（权威）是“应有”的传统（权威），而非“现有”的传统（权威）。“那是一个体现在传统之中而又超越传统之上的精神实在”。这种权威与其他领域的权威有截然不同的特质，其他领域的权威把对传统规则的解释权交给权威首脑，而科学把这个权力交给其团体内的每个成员。这种知性权威是由所有团体成员献出的评价交融而成的，科学公断体系只是科学团体成员有组织的表达方式而已。这种形式下革新会在团体的各个分散点上萌生。无论何种目的，一个大一统的权威的树立都将会摧毁科学。唯有每个独立科学家皆被信任为有能力陈述自己的观点，被信任为具备对传统（权威）的解释和革新的能力，科学公断才能坚实落在具备生命力的科学家“人”身上，个体科学家的良心上。科学才能维系其生命力。
科学良心，自由与奉献
每当科学家们听从自己的良心和个人信仰得出某个究竟结论，他就在他熟悉的小的领域内当了一回科学王国的首脑，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科学主旨和科学活动秩序的塑形。但是这个过程也会与科学同行相互冲突，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信任科学公断体系作出的裁决。正是因为人人在追求科学理性，依从自己的科学良心而谨慎行事，科学家们才会承认由个体结论合成的科学公断的正确性。相反，假如他们惯于把多数同事看成江湖骗子，那么科学家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和借鉴将无从谈起，争论与批评也毫无价值。科学公断的公信力也就灰飞烟灭了。
科学良心这个词语在波兰尼的书里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从各个章节中可以看出，是一种综合了科学家个人的情感（对科学理想的热爱），道德（对科学的忠诚，奉献），认知（对科学真谛的认识）的东西。
波兰尼描述了一个年轻科学家成长的过程，就是他的科学良心的生长过程。过程如下：（1）在真正理解科学真谛之前，年轻的心灵初次接近科学，一股对科学的热爱、对科学之重大意义的信仰激励着这颗心。有了对知性权威的初步服从，他才会刻苦汲取科学知识。（2）这个渴望成为科学家的年轻人得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一些健在的和去世的科学家---树为自己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寻求获得自己未来科学生涯的灵感。（3）他将投身于追求发现的活跃行动里，深深沉迷于解决某个问题，这时他得竭尽全力追求对实在的真实感觉，以避免自欺，为此，他或许要痛苦地拒绝成就感-----由某种不怎么可信的东西带来的成就感-----的诱惑。在宣布自己终于完成了某个发现之前，他须聆听发自自身科学良心的声音。 （4）岁月流逝，他的科学良心也日益成长，担负许多不同的功能； 他的科学良心诠释他的科学理想，而他则在科学理想的指引下作出判断------发表论文、批判同行的论文，向学生演讲，选择一些职位的候选人等等，以诸如此类数以百计的不同方式作出判断。（5）最后他成为科学管理系统的一分子，将自己的爱和关怀扩及每个原创性的努力，以此培养科学的自然成长。
当科学家满怀对科学的责任感而工作时，这种责任感将使他们拥有一种洞察力，那是项最为珍贵的高尚惠赐，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依此洞察力而行事。从本质上说，科学家们的决定原本就是崇高无上的，并不存在任何足以推翻其个人判断的权威。
在科学共同体中，人们将自己当作礼物奉献给一个特定的理想，终身为其工作。对科学的热爱、创新之冲动和献身科学标准之愿望，这三项是科学新人将自己寄托给科学的前提。
唯有生活在一个奉献着的社会里，人们才能够连续的维持知性探索的过程；只有生活在一个奉献着的社会里，人们才能经营一种合意的知性而道德的生活，这足以说明，社会的总体目标在于许可成员们寻求自己的超验义务，尤其是对真理、正义和仁爱所承担的超验义务。
波兰尼有他的坚实的理由支持他的关于科学人本主义的观点，他强调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知识-- 那理由就是他的认知哲学。
波兰尼的认知哲学不是简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也不是肤浅的唯心主义（更倾向于唯心主义，但是属于比较严密的那类）。他强调了个人在认知过程中的主动参与。在知识论上，他把知识分为两类，言传的知识和意会的知识。言传的知识是那些能够被社会文化的符号系统记录和传播的知识，意会的知识是那种个人知识中不可言传的经验和一切关于心理过程的知识，比如感觉或者有意识的知性活动。它是我们言传性知识的基础，也是一切知识的主要源泉。抛弃了它，就等于抛弃了一切知识。在人类的认知结构中，意会知识是逻辑在先的。
意会的过程具体说来，又是通过“支援性意识”实现的。当我们意欲理解（或者关注）某个细节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会从当时还未被摄悟的特定细节转移到细部之间的连接点的理解上来。从整体上首先把握细部。这种意识活动叫做对细部的支援性意识。对于细部的认识相对应的称为焦点意识。也就是说，对于某件事物的认识依赖于我们对其与外界关系的整体性把握。，意会认识始终是一种依存于主体个人当下操持的隐性功能。以往，意会认知被人们归为无意识或者下意识，其实，意会认知恰恰是主体意识到的。但这是一种整体的心领神会，而不是故意和特意的目标性关注。
波兰尼是个关注时政的科学家. 他一直在关注苏联社会主义对待科学的态度. 1935年他与苏联理论家布哈林有过关于为发现真理为目的的纯科学和以实际应用为目的的应用科学方面的谈话. 这种区分在苏联理论界是模糊的. 在泛政治化和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下, 认为科学也是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 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苏联科学家可以自由的遵从自己的兴趣,不过,由于苏联社会内在的和谐,科学家的兴趣"必然的"地被引导到有益于当前五年计划的研究路线上。
布哈林在说谎，苏联社会主义没有给科学界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研究环境。理论机器对研究基础理论的科学家进行无情奚落以迫使其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绝对权威。1935年苏联著名生物学家瓦维诺夫被实验室解职并被捕入狱，格式塔心理学实验在苏联被宣判为伪科学。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否认思想内在的创造力。认为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们对自主权的任何要求都是无理取闹；对科学探索的献身无论迈向何方，都是对那个负责公共福利的权利的背叛。科学家唯一合法出路是和权利合作，服务于社会经济。苏联社会主义权力不承认任何高于它的真理、公平和道德的存在。它自诩为历史运数的化身。它鼓励了暴力
匈牙利作家尼古拉.吉姆斯深刻的写到：“……党的真理和政治利益是同义词，它甚至比客观真理更重要。这是种糟糕的思想---- 如果说真理的标准就是政治利益，那么连一个生命也可能是真理，一场编造出来的政治审判也可能是真理。我们由此发展出一种视野，既影响了想出伪造审判主意的人，也影响了这场审判的牺牲者。这视野甚至毒害了整个公共生活，它能穿透我们思想里面最遥远的角落，模糊我们的实现，瓦解我们的分析能力。最后，它将使我们中的一些人完全失去感觉能力和摄悟真理的能力。……”。 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该作者被处死于布达佩斯。
道德倒置的思想结构
波兰尼把苏联马克思学说描述为道德倒置。它否认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否认这些道德基准，认为这是虚伪的。马克思认为物质基础决定了意识存在。它鼓励了暴力革命，改变社会存在，释放社会生产力。人类进步的理想转化为了暴力学说，历史现实中的道德还原为了经济必然性，道德不可靠，只有经济是可靠的。理想由乌托邦变为了科学。马克思以科学的名义摧毁了人的道德概念，证明了人的理想是权利和利益的衍生物。苏联的代表们忙于道德表白，表现出令人难以忍受的伪善。他们否认大众的住房需要，集中财力建筑少量的华丽的摩天大楼；使数不清的财富偏离了消费者的需求，目的只是为了在月球上插上苏联旗帜，由此来树立苏联社会主义的至尊形象。大众热情被宣传机构引导到社会进步和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上去。这些表现为苏联长期的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
自由主义的科学研究
波兰尼认为科学首先有效概念的有机体，每个单一部分都为整体一致性所证实。科学是由自主的分支组成（物理，化学，生物），由他们的几个观念体系控制着，每个体系都不断的生产着新的适合于科学证明的小前提，而且通过这个证明，他们被稳定地增强和修正，以便越来越接近真理。新的发现即使是有效的，也不一定会引起科学的注意，除非它们涉及到支配着科学各个分支的一些基本观念，并且能证实在某种程度上确证、扩展或限制这些指导原则。
对于自由主义来说，科学在社会中的这个位置是自由原则的重要例子。作为慷慨给与所有人的科学，当被慷慨地允许追求它自己的精神目标而不是消沉于单调地服务于社会需要的沉闷和麻木中，就会强有力的支持自由。一个可以迅速扩展成其他观念体系并且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主题，构成了协调一致的观念体系，这个主题的成长可能只符合它自己的基本原则----真理、正义、仁爱、美及其在法律、政治、道德传统、艺术、宗教的构造。由于世俗权威的强迫引起科学瘫痪，同样理由也使这个领域的所有财富在被迫服从国家需要的时候化为齑粉。
另一方面，思想领域有其自己的生命如果得到了承认，那么自由不仅仅是可能的，它的制度还将成为一种社会的必然。因为它意味着：真理、正义、仁爱将位于社会之上，而却培育了这些理想的制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社会必须培育思想而不是控制它－－－－因为担心社会陷入总是停滞的传统的沼泽中。而且也说明，社会为了完成这个精神职能，必须同意它的成员献身于思想领域，并且必须保证它的公民有权不服从自己的命令而诉诸这个领域更高的裁决。
今天，许多思想家不相信真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认为不顾政治后果去说出真理是正确的，思想家因此丧失了以真理的名义去制约政府的权利。除非我们重建人们不顾社会利益而追求真理的权利，除非我们再次献身于这种追求的责任，那种反常就不可能被消除。
